唐文粹卷四十二

译有人说，周公是成王、康王的叔父，比起伊尹来关系亲近，所以尊崇他而给他特殊礼遇。太伯是太王的长子，曾三次把天下让给王季；王季得到王位，因而把国运传给文王、武王，所以孔子说：“太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仅此而已。等到武王战胜纣王，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却没有追尊太伯，难道是武王忘了太伯的德行、不亲近他吗？这是因为等级威仪的礼制、名分的区别，要成为万代的准则，而不是为某一个人徇私。人的感情没有恒常，礼制才是恒常；如果让礼制随从感情，行动起来就会违背原则。譬如王者的祖庙，是因为有功而称祖、因为有德而称宗，祖宗的庙世代不毁。一般继承王位的君主都想让自己的父亲成为祖或宗，但如果功德还没有显著，就不敢妄自增加庙号，这并不是感情上不想，而是受到礼制限制罢了。所以礼制实行于宗庙之中，父子也不能遂行私情，何况成王、康王，难道能够把天地所公用的礼器大典单独偏私给周公吗？周公对周朝有大功，可以增加他的土地和附庸，可以；赐给他秬鬯和圭瓉，也可以。至于天子礼乐，那是成王、康王凭借来显示尊贵的东西，怎么可以借给别人？成王、康王即使想尊崇周公和伯禽，难道忍心接受这种礼乐，让他们对外僭越自己的君主、对内陷害自己的父亲吗？” 如果周公亲自制定了礼乐，坟土还没有干，子孙却不能承担，反而扰乱王者的法度，那么孔子说周公的德业衰落了，不也是应该的吗？《汉高祖伪游云梦议》　高防 有人说：汉高帝假装巡游云梦来擒获韩信，果然如此，他的智慧值得称道。我认为汉高祖没有考虑宏大长远的谋略，只顾一时的计策，因此失去了治理国家、施行刑法的原则。圣人重视正道而不重视侥幸，赞同合乎法度而不赞同奸邪。过去贤明的君王五年巡狩一次，召集诸侯，使他们分别到四方岳山朝见，严格明辨黜免和升迁，所以无德者削减封地，有功者提升等级。汉朝君临万国，却向人们示范苟且欺诈，假借巡游之名，不足以作为教训。况且当时韩信还没有叛逆的罪行，一旦拘捕韩信，便使诸侯产生疑惧；天下人都疑惧，所得利益就少，而失去的东西就多。过去崇伯鲧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共工表面上安静恭顺、实际上屡屡违命，帝尧凭借知人善任的明智，尚且没有立即罢黜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行为虚伪、表面恭敬，而且还有四岳的推荐。假如尧厌恶四凶的行为，拒绝四岳的推荐，不等试用便加以诛杀和流放，天下人一定会认为他杀戮无辜。惩罚一个人，要使天下人知道他的罪过，天下才会服从；赏赐一个人，要使天下人知道他的贤能，天下才会受到劝勉。如果赏赐却不能使人受到劝勉，刑罚却不能使人服从，那是尧也不会做的事。汉高祖不能斟酌古代典制，最终采用陈平的计策，把韩信拘捕后押回京师。一两年之间，韩王信在马邑反叛，赵相贯高在柏人谋反，陈豨在代地反叛，彭越、黥布、卢绾等人全都相继叛乱，难道不是刑罚失去了使人服从、赏赐失去了使人受到劝勉的结果吗？”},{

译《传》说：“作为君主，应当守信；作为臣子，应当尽忠。” 古代的盟主尚且以袭击、侵伐之事为耻，何况拥有天下的君主呢？唉！悠悠千年，欺诈变乱逐渐滋生，使天子不再谈论巡狩，诸侯不敢议论朝觐；势力大的诸侯自己担心过于强盛，势力小的诸侯又害怕被拘捕。因此，君王的恩信不能流布于下，臣民的忠孝也不能上达于君王，王者的恩泽逐渐衰微，就是从云梦之事开始的。《猫鼠议》　　　　　　　　　　崔祐甫 现据本月某日，中使某人传达诏令，拿装在笼子里的猫和老鼠给百官看。臣听说，上天生育万物，使它们各有刚柔不同的本性；圣人顺应这些本性，垂示规范，制定法则。《礼记·郊特牲》篇说：“迎接猫，是因为它能吃田鼠。”既然如此，猫吃老鼠的事记载在礼经中，是因为它能够除害利人，即使事情微小也必须记录。如今这只猫面对老鼠却不吃，固然可以说是仁慈，但恐怕是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吧？老鼠这种动物，白天潜伏，夜间活动，《诗经》描写它说：“看看老鼠还有形体，人却没有礼。”又说：“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吃我的黍。”《诗序》说：“贪婪而又怕人，就像大老鼠一样。”臣回头观察这件事，虽然同属动物，却不同于麋鹿、麏兔；那些动物都要按时捕杀，以供国家使用。如今这只老鼠既然有害，又有什么值得爱惜而要曲意保全它的呢？猫接受人的饲养，既然没有尽到职责，这和执法官吏不勤于纠察邪恶、边疆官吏不勤于抵御敌人，又有什么不同？臣又查考《礼部式》，其中详细列举了三种祥瑞，并没有“猫不吃老鼠”这一项，竟以此称庆，臣实在不能理解。臣以为，国家教化融洽、政治清平，上天的符瑞接连降临，纷纷而来，史书从未停止记载。如今这件猫鼠之事，不可滥列其中。若按照刘向《五行传》的说法来讨论，恐怕应当命令主管刑法的官署察访贪官，告诫各边地长官不要疏忽巡逻，使猫能够建立功劳，老鼠不再为害。《酷吏传议》　　　　　　　　　权德舆 《诗经》赞美仲山甫说：“刚强时也不吐露，柔顺时也不吞咽，所以刚健与柔顺兼备，这叫作德行完备。”否则，性情只是偏于刚直，能够执守一端，事情虽然办成了，也都只是合乎某一方面的道理。得到柔顺之道的人，是循吏；失去刚正之理的人，是酷吏。司马氏编修《史记》，开始分别写《循吏传》和《酷吏传》，只是为了告诫世人。后来却把郅都列为《酷吏传》的第一人，我对此很疑惑。郅都任中郎将时，皇帝想搏杀野猪、使贾姬活命，他从容进言，援引宗庙和太后的重大关系。他任济南太守时，诛杀豪强狡猾的首恶，使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的东西。他任中尉时，宗室贵臣都收敛行迹，不敢妄动。他任雁门太守时，匈奴不敢接近边境，甚至制作他的偶像来祭祀，骑马射箭也没有人能够射中。他的勇敢和气节根源于公正廉洁，不写私信，不接受请托馈赠；具备这些方面，正是汉朝的名臣。他入朝担任受命任用的卿，出任统辖各郡的长官，坚强刚正、忠诚纯粹，始终如一。他因临江王一案受到牵连，面对太后的震怒，死在汉廷，首足分离，由此可以看出汉朝纲纪败坏、王者恩泽松弛断绝。史官本应阐发并说明这些事情，用来表彰侍奉君主的人，勉励任职的臣子，使百代之后的人有所惩戒和劝勉。司马迁既然把他列在《酷吏传》之首，班固又因袭这样做，那么褒善贬恶的道理在这里就缺失了。至于那些埋尸灭命、舞弄文法、巧言诋毁的人，却把他们和郅都视为同类，混杂排列在同一篇传记中。到了传末的论赞，虽然说要辨明是非、争论大体，又有什么补益呢？唉！《洪范》的深沉潜藏，《大易》的刚直方正，都是臣子的道义。郅都虽然没有完全践行这些道义，却已经接近它们了。他不隐瞒忠言来逃避死亡，不歪曲道义来求得官位；任职所到之处，必定因称职而闻名。他大概就是古代那种刚强却不暴虐、愤怒却合乎节度的人吧？刚强容易被看作酷暴，柔弱容易被看作仁慈，关键只在于辨别时不受迷惑。天下似是而非的事情很多，因而失误也很多，难道只有这一件吗？打开书卷时，我恍然有所感触；况且司马氏、班氏都是优秀史家，尚且不能辨明，所以写成这篇文章。《世祖封不义侯议》先师说：“只有器物和名号，不能假借给别人。”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又说：“只有法则才能安定国家。”唉！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东汉世祖初年，天命再次汇聚，正应当在这时端正各种法度，整饬君臣父子的三纲，编修德教，来确实回应上天的意旨。当时彭宠凭借过去在南阳所受的恩遇，位列上将，曾有举兵渔阳的功劳，也有馈送粮饷给邯郸的忠诚，最终却因谗言诽谤获罪，心怀疑惧怨望，于是攻打驻在蓟的朱浮，自称燕王。当时战争非常激烈，百姓极其困苦，君主应当把使人民休息、解除灾难作为心愿；首先应当记取他的功劳，洗清他的污点；其次应当施展威严和恩惠，改变他的错误想法；实在不得已，才应凭借大顺之道讨伐他，出兵征讨他。明确君主、君臣、臣子的义理，这三方面都没有能够运用，或者虽运用了却没有做到彻底。后来苍头子密怀有叛逆之心，运用阴险残忍的手段，伺机等候皇帝寝卧，终于使君主的性命落入奴仆之手，仓促之间被杀死。子密到宫阙请罪时，却被封为不义侯。我认为，伯通背叛君命，子密杀害君主，同样归于乱臣之列，罪行不能相互遮蔽，应当分别依法惩处，彰明王法。如今反而把他们列入五等爵位，又以“不义”为名；既然举其行为为不义，就不可以封侯。如果这样的人也可以封侯，汉朝的爵位就不足以劝善了。《春秋》记载“齐豹为盗”，又说“三次叛乱的人要书写其名”，这难道不是与此事不同吗？再如栾布为彭越哭泣、孔车为主父偃下葬，如果放在东汉来议定罪责，他们的罪孰重孰轻？何况四方刚刚平定，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却不考察古代训诫，只凭喜怒决定刑罚和赏赐，使天下的陪台、厮养等卑贱之人都希望利用君主的混乱而求取侯印，授予诸侯以危险疑惧的势力，鼓动臣下叛乱离散的根源，抛弃名位器物而扰乱常道，又把法律诏令当作儿戏。当时的风气浩荡放纵，再也没有恢复正常，使桓帝、灵帝无道，山阳王受到胁迫、被夺权位；追溯其根源，怎么知道不是封不义侯造成的后果呢？”},{ 《后汉贼臣董卓庙议》　　　　高适

译从前汉朝国运衰微，汉桓帝、汉灵帝抛弃德政，宦官掌握政权，国家局势艰难，宗庙社稷处于危如缀旒的境地，宰相也没有弥补君王过失的才能。董卓所处之地兼有地势险要的优势，手中掌握兵权；国家倾覆时他不扶助，灾祸发生时他却首先倡导。他发动晋阳的军队，君主身边的奸臣还没有除去；进入洛阳宫殿，臣子的节操便一扫而空。后来竟挖掘帝王陵寝，逼辱妃嫔。太后去世，难道能说是天命吗？废黜弘农王，谁能说是人心所愿？他竟敢以讥讽朝廷来抬高自己的尊贵，大肆抢掠俘虏，以满足无休止的搜刮；焚烧城邑，纵马横行，肆意暴虐。士大夫衣冠之族受冻挨饿，只能倚靠在将死的墙壁之间；百姓困苦穷困，只能在荒草丛中苟且求生。于是天地愤怒，鬼神号哭，崤山以东的义军纷纷挽袖起兵，连接各州、跨越各郡，都以诛杀董卓为名。因此，他在孙坚手下兵败，在袁绍面前气势被夺。他僭越仿制天子的车舆服饰，结党助长奸邪，驱赶逼迫关东百姓，胁迫皇帝向西巡幸。滥施酷刑以逞威风，残酷得如同把人投入汤镬。总之，他把人捆缚、腐烂、剖割、剔骨，使心怀异志的人竟以为汉家的鼎运可以转移。郿坞正当兴盛时，他却完全不知道灾祸已经满盈、罪恶已经成熟，最终没有不灭亡的。于是神灵赞助忠诚之人，上天借助布置杀伐之手，使他的母亲、妻子都被屠戮，整个家族没有留下一个人；他的首级被悬挂，肚脐被点燃，遗臭万年。亲属骨肉化为灰烬，这难道不是大快人心吗？如今狄道一带的人，不以董卓的不臣行为为羞耻，反而致力于把他当作鬼神来祭祀。如果这样的鬼魂也值得尊崇，那么汉代的王莽可以被奉为神明，晋代的王敦可以建庙祭祀，桓玄父子可以在江乡享受祭祀，尔朱氏兄弟也可以在北方祭祀。唉！仁人贤士的魂魄，寂寞地埋在丘陵之间；义士烈士的英魂，沉埋在黄泉土壤之中。怎么能把馨香的祭祀用于暴虐悖逆的鬼魂呢？我私下承蒙您的奖掖，得以在军幕中受到庇护；每次承接您的高论，都充分了解您公正忠诚的言语，对您的教诲不敢疏远，完全懂得仁义的根本。昨天有幸参加盛会，恭敬地接受了您的教诲；现在把贼臣董卓的事迹全部整理成条目上报。谨按《尚书》说：“王者按等级祭祀天地的神祇，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乱臣不在祭祀之列，过度的淫祀没有可取之处。”那么，董卓的庙按义理应当焚毁。《定服制议》　　　　魏征、令狐德棻共同议定 臣听说，礼是用来裁决疑惑、确定犹豫、区别同异、辨明是非的。礼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产生的，只不过是依据人情制定罢了。亲族有九等丧服，亲属关系有六等，随着恩情而有厚薄，按照人情来制定礼制。然而舅舅和姨母虽然同属母亲的兄弟姐妹，按照人情、衡量义理，他们的亲疏先后实际上很不相同。为什么呢？舅舅是母亲的本族，姨母却嫁出而成为别族；从母亲的宗族来看，姨母已经不在其中。考察经文，舅舅确实地位较重，所以周王思念齐国时，常常称作舅甥之国；秦伯怀念晋国，实际正切合《渭阳》诗所表达的情意。如今给舅舅只服丧一时，却为姨母服丧五月，这是追逐名分而丧失实情，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大概古人的感情有些还没有充分表达出来，需要增减调整的地方，确实就在这里吧？《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这是把他引近；嫂嫂和叔叔之间不服丧，这是把他们推远。礼制规定，继父与自己同居，就为他服朞丧；从未同居，就不服丧。为姨母的丈夫、舅舅的妻子，两位妇人彼此服丧，有人说同灶共食者服缌麻。那么，继父这类人本来都不是骨肉亲属，丧服之所以较重，是由于共同生活；恩情之所以较轻，是由于分居。因此可知，丧服制度虽然根据名分承继，也要依据恩情的厚薄来制定。有的嫂嫂年长许多，遇到年幼的叔叔，辛勤劳苦地抚养他，感情如同亲生母子；共同分担饥饿寒冷，牵手一起到老。这种关系，比起与他人同灶共食，更像与自己同居的继父。其中情义的深浅，哪里能够相提并论呢？他们活着时，爱护对方如同骨肉；到了死后，却说要把关系推远。追溯其根本，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如果说推远是对的，那么活着时就不应共同居住；如果活着时共同居住是对的，那么死后就不应把彼此视同陌路。重视生前而轻视死后，厚待开始而薄待终结，按照人情制定礼文，这其中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况且，侍奉嫂嫂而受到称赞的事，典籍中不止一例。郑仲虞对嫂嫂恩情深厚、礼数周到，颜弘都端庄严肃而使嫂嫂感动，马援每次见到嫂嫂必定戴好帽子，孔伋还为嫂嫂设位哭悼。这些人都亲自践行教化和义理，仁爱深厚而且孝友。考察他们所遵行的礼法，难道不是早有先见之明的人吗？只可惜当时上面没有圣明的君王，礼制也不是臣下能够议论的，于是深厚的感情郁积了千年，至高的道理隐藏了万古。这样的情况由来已久，难道不可惜吗？如今正逢圣明之君当政，圣人有所作为，五礼详细完备，没有遗漏任何一项。仍然长久思考慎终之礼，凝神深思，认为尊卑次序虽然已经灿然完备，丧服制度却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合乎情理。于是命令祎宗重新详细考察订正。臣等奉行圣明的法度，触类旁通地广泛寻求依据，采集群经，讨论传记，改变过去的浅薄风俗，为将来树立深厚的道义。这确实是六经所不能超越、历代君王中唯独能够做到的事情。各位儒者所遵守的制度，彼此有不同之处。臣等详细寻求其中的适当原则，申明圣上的法度。谨按旧制：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请求增加为齐衰五月；嫡子之妻旧服大功，请求增加为周年；众子之妻旧服小功，现在请求与兄弟之妻一样服大功九月；嫂嫂与叔叔旧时无服，现在请求服小功五月；为弟弟的妻子以及丈夫的兄长服丧，也服小功五月；舅舅服缌麻，请求与姨母同服小功。谨此议定。《驳行三年之服议》　　　　　　张柬之 三年之丧，是二十五月期满、不可更改的典制。谨按《春秋》记载：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日，僖公去世；文公二年冬天，公子遂到齐国去纳币。《左传》说：“这是合于礼的。”杜元凯注说：“僖公的丧期到此结束，这一年十一月举行纳币，记载在十二月。士人的婚礼有纳采、纳征，都要用黑色和浅红色的束帛；诸侯则称为纳币。大概公子遂是太子，已经举行过婚礼，所以《左传》称为合礼。”《公羊传》说：“纳币这件事通常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是讥讽在三年丧期内娶妻。为什么讥讽？因为三年之内不应谋划婚姻。”何休注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个冬天还没有满二十五月，纳采、问名、纳吉都发生在三年之内，所以记载下来。”何休认为，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一年冬天的十二月才满二十四个月；因此还没有满三年就谋划婚姻。按经文记载，十二月乙巳日僖公去世，杜预根据长历推算，乙巳日是十一月十二日，不是十二月。经文写十二月，是经文的错误。文公元年四月安葬我们的君主僖公，《左传》说：“这是迟缓。”诸侯死后五个月安葬；如果僖公是在十二月去世，那么正好是五月，就不能说是迟缓。

译由此可知僖公确实是在十一月去世，所以杜预注说：“僖公的丧期结束，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便满二十五月。”因此左丘明在《左传》中说：“这是合于礼的。”根据这个推算，杜预的考订，哪里是《公羊传》所能比得上的？何况左丘明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过经义呢？况且《左传》和《公羊传》以及杜预所争论的，只争一个月，并不争一年。二十五月除去丧服，自古以来没有别的说法，这正是《春秋》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的明确证据。《尚书·伊训》说：“成汤去世以后，太甲元年，正月祭祀的第十二月，伊尹在先王庙中举行祭祀，奉嗣王前往拜见他的祖先。”孔安国注说：“成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照此推算，二年十一月举行小祥，三年十一月举行大祥。所以《太甲》篇中说：‘三祀十二月初一日，伊尹穿着礼服，奉嗣王回到亳。’这是十一月大祥结束后，十二月初一给君王加上冕服，改穿吉服，返回亳地。这是孔安国所说成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的明确证据。《顾命》说：‘四月初生月魄，王不怡悦。’这是四月十六日。第二天乙丑日，王去世，是十七日。丁卯日命令制作▯度，是十九日。过了七天，到癸酉日，柏相命令士人准备木材，这是四月二十五日。由此可见，成王去世到康王戴麻冕、穿黼裳，中间经过了十个月；康王这才开始到宗庙，因此可知成汤是在十一月去世，停留到入殓完毕，才到了十二月初去拜见祖先。《顾命》记载了到宗庙的事。诸侯走出宗庙门后等候，《伊训》所说的“拜见他的祖先”时，侯、甸以及各国诸侯都在场；这说明从去世到到宗庙，殷、周的礼制相同，也可以看出周礼承袭殷礼而有所损益。不能说元年以前另有一年；这正是《尚书》所证明的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礼记·三年问》说：“三年之丧，到二十五月才结束；悲哀痛苦还没有完全消尽，思念爱慕也没有忘却，然而仍以丧服加以限制，难道不是因为送死应当有终止，重新生活应当有节制吗？”《义丧服四制》说：“随着变化而采取适宜的做法，所以大祥时弹奏素琴，把丧期结束告知众人。”《间传》又说：“满一年举行小祥，吃蔬菜和果实；又满一年举行大祥，有醋和酱；隔一个月举行禫祭，吃酒肉。”《丧服小记》又说：“两周年的丧服，是三年之丧；九个月、七个月的丧服，是三个季节；五月的丧服，是两个季节；三月的丧服，是一个季节。” 这些都是《礼记》所证明的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的明确证据。《仪礼·士虞礼》说：“满一年举行大祥，隔一个月举行禫祭，这个月举行吉祭。”这一礼制是周公制定的，因此《仪礼》也是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的明确证据。这四项证据都是礼经的正文，有的是周公制定的，有的是孔子记述的；您难道能因为《礼记》是戴圣编修的，就轻率地排斥毁弃它吗？汉初高堂生传授礼学，尚未完备；汉宣帝时，传授礼学的人少有后仓，后来又根据淹中孔氏墙壁中得到的五十六篇，撰成《曲台记》传授弟子。戴德、戴圣、庆普三人把正经和孙卿所述合在一起，彼此相互符合，于是列入学官，流传年代已经很久。如今无缘无故构造异说，既没有依据，实在令人叹息。关于二十五月，先儒考订时，只有郑康成解释《仪礼》“隔一个月举行禫祭”一句，认为“中月”是隔月计算，从死亡到禫祭共二十七个月；又解释“禫”说：“禫，是安然平和的意思。”如今都认为二十七个月以后才恢复常态，这是遵从郑康成的意见。过一个月进入禫祭，禫祭以后恢复常态，那么二十五月就是解除丧服。二十五月和二十七月，所讨论的根本道理相同。我私下认为，子女对于父母的丧事，终身都会有悲痛；创伤越大，恢复所需的时间越长；悲痛越深，平复得越迟，难道只是由年月来决定的吗？所以到了练祭时神情慨然，是因为悲痛思慕的心情还没有完全结束，而捶胸顿足的哀痛举动已经停止；到了祥祭时神情开朗，是因为哀伤的痛苦已经消除，而孤单渺小的感念又重新产生。这些都是感情自然流露，哪里是外在的装饰呢？所以《礼记》说：“三年之丧，从道义上说不过如同白驹过隙；先王制定适中的制度，用来成就礼文和条理。”因此，举行祥祭时用白色的带子和白色的冠缘，举行禫祭时便没有什么不可以佩戴的了。如今您要顺从个人感情而抛弃礼制，实在是乖僻。脱去缞麻丧服，换上锦绣衣服，连行路的人都不忍心看；只是为了节制感情。由于礼制不可改变，所以子路不能超过礼制，为姐姐服丧也不能超过一年；他哭母亲时，难道心里没有思念和畏惧吗？只是名教逼迫他不得不这样。至于孔子、郑玄、何休、杜预这些人，都是承继时代而杰出诞生的伟人，为后世树立规范；他们的学问高深如宫墙高达数仞，不容易窥见其中。但只要不断钻研仰慕，就一定能逐渐进入高妙境界。哪里用得着终年勤苦钻研，却徒然放纵浮薄的言论呢？对于摘取先儒的瑕疵，希望您姑且随着时日冷静省察。《服母齐衰三年议》　　　　　　田再思 乾尊而坤卑，天为一、地为二，阴阳的位置由此分定，夫妇之道也相互配合。至于死亡丧事的威仪以及丧服等级的递减，礼经所规定的五服制度中，齐衰与斩衰各有不同。父母去世服丧三年，无论贵贱都没有区别，这是为了报答免除怀抱哺育之劳的慈爱，酬答无穷无尽的恩德。考察上古，丧期还没有固定的数目；到了中古，才有以年计算的丧期。《礼记》说：“五帝处于不同的时代，不相沿用同样的音乐；三王处于不同的朝代，不相袭用同样的礼制。”《白虎通》说：“质朴与文饰反复变化两次，历法正朔循环更替三次。”自周公制定礼制、孔父删定经书以来，便分别制定厌降的礼仪，以表明丧服等级；丧服的轻重顺应习俗，斟酌取舍随着时代变化。因此可知，礼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产生的，而是随着人事的增减损益制定，用来适合时代的中道罢了。春秋时期各国中，鲁国最懂礼，因为它是周公的后代之国，也是孔子的故乡。晋国韩起出使鲁国时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齐国仲孙来结盟时说，鲁国还在乘行周礼。子张问道：“高宗居谅阴，三年不说话、不听政。”他的儿子服丧出行，母亲子游服同母异父兄弟之丧，服大功。子夏认为应当合并采用齐衰的制度。这些人都是孔门四科中的人物和十哲之列，阔步于孔门之中，亲自接受圣人的教诲；等到遇到丧事，仍然对此产生疑问，这就足以说明自古以来礼制的升降变化并不一致。

译关于服丧三年的制度，各家说法纷纷不同。郑玄认为是二十七个月，王肃认为是二十五个月。又说改葬时的丧服，郑玄说服缌麻三个月，王肃说葬礼结束便除服。又说继母改嫁，郑玄说都应服丧，王肃说只有她曾亲自抚养继子，继子才为她服丧。对于无服之殇，郑玄说孩子出生一个月便夭折，哭一天；王肃说应以哭一天来替代服丧一个月。郑玄、王肃各自袒露经书，依据宗法传注，彼此都有不同。荀挚采集古礼，探求遗文，互相增删取舍，这才知道距离圣人时代渐远，残缺的地方越来越多。所以说：‘汇集研究礼制的人，只是聚集起来争论罢了，哪里会有确定的说法呢？’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这种做法已经实行了四十多年，出自高宗大帝在位时期，并不是遵从则天皇后的朝廷。大帝临朝之时，中宗献上奏书之日，过去所作的议论将要施行，编入法令，服丧制度也已经实行很久了。前代君王认为正确的，疏列为法律；后代君王认为正确的，著录为法令。何必违背先帝的制度，阻碍人子的感情，损害仁孝之心，背弃道德义理的根本呢？这对常伦有什么妨害，却要把服丧年限改为一年，使它同伯叔母相等、同姊妹相同呢？三年之丧，犹如白驹飞过缝隙般短暂；君子丧失父母，终身都有忧伤，何况只服满两个周年呢？礼，是人的身分规范，也是人的实践履行，要通过外在的行迹来显示；孝，是内心的蓄养和奉养，要凭借内心来实行。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害怕不义，规定服丧制度，是为了使愚人有所仰望和遵循。等到给他们穿上丧服，使他们看见丧服便感到摧心伤痛；这样防范人，人中仍有早晨死去、晚上便忘记的；这样约束人，人中仍有脱下丧服、改穿吉服的。如今正渐渐返回古朴之风，应当敦厚孝义，抑制贤能而引导愚昧；如果按照这种道理，却让人吃稻米、穿锦绣，这是我所不忍听闻的。假如各种政务和朝廷礼仪都完全依照《周礼》，那么古代朝见君主时，公卿大夫要拿羔羊、大雁、珪璧作为贽礼，如今为什么不依照呢？周代使用刑罚，有墨刑、劓刑、宫刑，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诸侯按侯、甸、男、卫等等级定期朝聘，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不到五十岁不做官，七十岁不入朝，如今为什么不依照呢？周代按照井田、城邑和兵役田制来建立赋税，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分封土地为五等，父死子继，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戴冠冕、穿衣裘、乘车作战，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周代由三老五更在辟雍、序中养老，如今为什么不实行呢？像这样的例子，无法全部列举。为什么偏偏在孝亲之事上，却吝惜给母亲服一年丧呢？这实在令人痛心，令人放声痛哭。《诗经》说：‘可悲啊父母，生我养我多么辛劳。’《礼记》说：‘父亲疼爱子女，亲近贤能而轻视不能干的；母亲疼爱子女，贤能的便亲近他，无能的便怜悯他。’阮嗣宗是晋代的英才、超脱世俗的高士，却认为母亲比父亲更尊重。按照齐衰和斩衰等丧服升降、粗细的差等，怎么忍心把服丧制度减到只服一年呢？难道后代反而对枯骨般的先人完全感到惭愧吗？遵循古礼未必一定正确，依从今日也未必一定错误。又如同灶共食者服缌麻，《礼经》的意义十分明确；嫂嫂和小叔关系疏远，把他们视同路人。若由此推引扩展，同类推求，那么侄子都穿粗麻丧服，叔父却不服缌麻；推远亲情的做法有余，和睦亲族的义理却不足。又如母亲的兄弟，感情亲切，有渭阳之情；翟辅论说舅父的冤屈，氐氏住宅甥的恩德；舅舅对于我的外出，情义也很深厚。却不承认从母的尊亲地位，反而降为小功丧服，依照某些古礼，却违背了世俗人情。如今贬低舅舅而尊崇姨母，这是鄙薄今制而荣耀古制；这些也都是太宗的制度，已经实行一百年了，却轻率地要刊削恢复，实在令人怀疑。《改葬服议》　韩愈 经书说，改葬时服缌麻。《春秋谷梁传》也说，改葬的礼制服缌麻，是举其下服而推及远亲。这些话都指儿子对父母而言；其他亲属都不服丧。怎么知道必然如此呢？经书列举五等丧服，列到小功以下，随后才记载改葬的制度，再没有轻重不同的区别。由此可知，只记最亲的人，其他人既然没有丧服，所以不记载。假如主人曾服斩衰，其他亲属各服其服，那么经书也应当说明，不应只说服缌麻。传文所说‘举下缅’，缅就是远的意思，是丧服中最轻的一等。因为关系疏远，所以服丧轻。江熙说：天子、诸侯改换丧服后才下葬，是因为与神明交接，不可以全用凶服，何况关系疏远的亲属呢？因此改葬的礼制，丧服只取轻服；这样说来，意思也就清楚了。卫国司徒文子改葬叔父，向子思询问丧服。子思说：礼制规定，父母改葬服缌麻，葬毕便除去；是不忍心不穿丧服送别至亲。不是父母则不服丧；没有丧服，便穿吊服而加麻带，这又是明文规定。文子又问：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下葬，那么应当穿什么服？子思说：三年之丧尚未下葬，丧服不能改变，既然如此，哪里谈得上除服呢？这样看来，改葬和尚未下葬的情况是不同的。古代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月下葬，士过一个月下葬；没有特殊原因，从未有超过规定时间还不下葬的。超过规定时间还不下葬，叫作不能下葬，《春秋》对此加以讥刺。若有原因而未能下葬，即使超过三年，儿子的丧服也不改变；这正是孝子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先王一定要按时下葬的道理。虽然经文有这种说法，却没有明确记载具体人物，因此可知这种情形极少。改葬，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坟墓，或者下葬时礼仪不完备；例如周文王为王季下葬，因水冲毁了墓地；鲁隐公为惠公下葬，因为宋国军队来犯；太子少葬礼有缺失之类，都属于这种情况。丧礼只能逐步减轻，不能倒退；可以改换为轻服，不能增加为重服。停柩在堂称为殡，埋葬于野称为葬。近代以来，情况和古代不同：有的人游历，有的人做官，远在千里之外；有的儿子年幼、妻子弱小，不能自行返乡；更严重的还受阴阳禁忌拘束，于是葬在客居之地。等到返葬时，远的有时相隔几十年，近的也超过三年；他们穿吉服参与事务，已经很久了。怎么能取用尚未下葬便不改变丧服的旧例，反过来给他们加重丧服呢？正在服丧、应当下葬时尚且应改穿轻服，何况已经相隔很久，反而穿全套凶服下葬吗？如果果真穿重服，那就是所谓尚未到除服时却先除服，不应当加重却反而加重了。有人说：丧礼与其改变，不如悲戚；即使穿重服，不也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改变服制与保持悲戚相比，改变固然不如悲戚；然而仍不如合乎礼制美善。节俭与奢侈相比，节俭固然胜过奢侈；然而仍不如合乎礼制美善。过分和不足，恐怕说的就是这一类吧？有人说：经书只说改葬服缌麻，没有说明服几个月，那么应当服三个月后除去。可是子思回答文子时却说，葬毕便除服。如今应当怎样？回答说：从启殡到下葬，如果满三个月，便在下葬时除服；如果尚未满三个月，就服到满三个月。又问：妻子为丈夫改葬服什么？回答说：和儿子一样，不穿吊服而加麻带，怎么样？回答说：如今的吊服，仍然就是古代的吊服。《广丧朋友议》　崔祐甫

译殿中侍御史安定人皇甫政，字公理，是已故尚书左丞的儿子，文才品行都很出众，没有辱没前代的声望；气度高雅，心意精诚，这样的人大概很少。他日从前曾任左丞的使者副手，而公理又是我的族外甥，所以关系亲近。大历七年，我寄居滁州，公理寄居楚地，恰好有人来通信，把他所撰《丧朋友议》给我看。我赞赏他重视礼义，具有古人的遗风；仰望他的德门，认为其法度踪迹没有衰替，也为受恩者感到欣慰庆幸。公理又对我说：‘我自从跟随文舅氏做事以来，您从未用一句话教诲过我，难道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吗？为什么不把如今这篇议论的利弊告诉我呢？’啊！公理年纪还不到四十，位次已在赤墀之列，头插笔、手持简，是君王近臣；不久前又辅佐出使问候，主管淮海地区，声名已经成就，权势也很厚重，本来应当从容缓步、放眼远视，只把华车美服、做贵人达官看作荣耀罢了。可是他竟不嫌弃我见识浅陋，不轻视我衰老困顿，想到如同被咬伤肌肤般的悲痛，收纳我这个旧日门吏，周遍地向我咨询，以老师的礼节待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赞美你求取进益而不知疲倦；即使增加一勺，也可以渐渐浸润天地；即使增加一拳，也可以镇守四方。何况你所积累的已经广阔深厚，所达到的已经高峻突出，再加以扩充、拓展，对于成就声名，难道还会有疑问吗？这当然是必然的！皇甫氏真是有这样的好儿子啊！因阅读这篇议论，我忽然想起永泰年间，在穆鄂州宁会客的宴席上，曾同已故湖南观察使韦大夫之晋一同宴饮。恰好有传送远方书信的人到来，得知郑郴州炅、庞歙州濬，有的因病去世，有的遭盗贼杀害。韦氏流泪不止，说：‘这两位刺史都是之晋的朋友。’于是放下匙箸，离开席位，回到所住处哭了三天。有人来吊唁，韦氏便尽情哀哭，长声号泣，并不只是做出悲戚的面容而已。又过了一年多，我辅佐江南西道节度使魏尚书。当时幕府中有副使得到加官，大家聚集饮酒作乐、享用食物，择定日期设宴。宴会前行人来到，得知团练副使、考功郎中邢宇在荆南去世。邢宇与魏公乡里相近，而且邢郎中是魏氏从尚书一支分出的内外兄弟，恰好又奉朝廷诏命担任尚书的副职。我想到杜蒉劝谏平公的故事，准备入府向主人进言，请求停止宴会；如果不能，就请求撤去音乐。事情结束后，同僚中厌恶我的人，嘲笑鄙薄的话充满耳朵，说这是樵夫农叟的见识。喜欢我的人频频忧虑，劝诫我说：‘千万不要拿方榫去安在圆孔里，自取罪责。’ 他们反复诚恳地劝说，仿佛我做不到似的；我是个懦弱的人，因此为这件事后悔。等到宴会举行时，大厨房备办酒食，把郑卫歌女列在宾客席位末端，把俳优侏儒安排在公堂下面，白天如此。白天不够，又接着点燃蜡烛；厨夫忽然来斟酒说：‘这样纵情饮酒，必定要看见人被车载着拖走不知多少，还怎么能把话说完呢？’假使我当时不说话，正合适。如今追想韦湖南，仍可作为孔门的训诫；其他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因此放胆说出来，用来答复公理，说明他的议论是正确的。又有什么可再规劝的呢？文章写成后，有客人对我说：‘韦湖南、魏江西两位观察使，我多少都了解他们的性情。魏公正直简约而诚信，韦之晋则装饰感情、勉强表现仁厚。如今你的议论，莫非是贬低魏而依附韦吗？而且你是魏公的上级副使，议论又不隐讳，恐怕不符合《春秋》亲近鲁国、偏袒宋国的义理吧，何不辩解一下？’我回答说：‘唉，宁可用别的事情来规劝我这篇议论吧。我反复考虑它已经很久了。韦湖南之晋装饰感情、强作仁厚，确实如你所说。礼书不是说过吗？先王制定礼制，贤者俯身来适应它，不肖者则努力仰望而达到它。子张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不做到极致。’ 韦氏悼念朋友，即使不是发自内心，也已经合乎这两层道理了。我即使想不赞同，又怎么做得到呢？至于故府主人魏尚书魏公，正直、简约、诚信，清白自守，敬慎任职，下则郡人拥戴，上则朝廷听闻，声名极为盛大，哪里是仓促之间能够全部说尽的呢？只是对于邢副使的丧事，如果忍住悲痛去参加宴会，就可以说是悲哀和欢乐失去了节制。于是《左氏传》中乐祁告诉别人说：‘君主和叔孙，恐怕都要死了吧？’以及子招使乐忧的事情，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感情不深，却率意设宴，那么礼经所说的直率感情、任意行动，就是戎狄的道路。我即使想不议论，也做不到。况且我所议论的，是因皇甫公理所著《丧朋友议》而发，所以才放言涉及此事，并不是敢于判定两位观察使的褒贬。我只是取法湖南观察使的节操罢了。来信又因为我曾任魏公的使者副手，认为我如今写的议论不同于《春秋》亲鲁而偏宋之义；这又是只看表面亲疏而没有把握其中的道理。我才学虽不丰厚，却是中台掌管繁剧事务的曹郎，又兼任柱下史，已经有了著定之名。奉命担任尚书的副使，承担弥补、调和、润色的职务，怎么能因为尊敬旧日君主的祭祀而责怪我呢？唉！晋悼公是魏绛的君主，魏绛却杀了悼公的弟弟韩厥；韩厥是赵宣子的属下。韩厥又是赵宣子的属下，到了事情结束时，悼公向魏绛道歉说：‘不要加重我的过错。’赵宣子说：‘你可以祝贺我了。’魏绛和韩厥都没有罪，难道处理事情时不应当慎重吗？在公平的时代，议论与刑罚都应当适当，难道二者有什么不同吗？你为什么把过错看得这样严重呢？唉！天下有最公正的事，也有最恰当的处理。知道贤能的人便举荐任用他，这是最公正；面对事情而公平处理，这是最恰当。各自守住自己的分际，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自从汉代徐孺子在原先举荐他的人的丧事上，徒步走了一千里前去祭奠一次，厚重固然厚重，却不适合把这种做法传给后世。历代却没有人认为他错。近来张荆州张九龄又刻石称美此事。于是后来那些因受举荐而担任幕府副职的人，报恩的分寸往往超过适当限度：有的扰乱王法，放过亲戚的罪过；有的背负举荐自己的责任，抬举不肖子孙来窃取名位；有的背弃公义，至死结党。这些做法或许就接近徐孺子的行为了。时论随声附和，通达之人又不加以挽救，于是一路走下去而不能回头。徐生，徐生，这难道不是失去中正、如履霜而将至坚冰的征兆吗？我常常积蓄愤懑，因此把这些写下来。《唐文粹》卷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四十三 宋姚铉编 古文甲【总共十五篇】《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鬼》《原人》【以上都是韩愈的作品】《三原》《原化》【皮日休】《原亲》《原仁》【牛僧孺】《五规》《出规》《处规》《戏规》《心规》《时规》【以上都是元结的作品】《二恶》《恶圆》《恶曲》【都是元结的作品】《原道》　韩愈 广泛地爱人叫作仁，把这种爱实行得合宜叫作义，沿着仁义的道路前进叫作道，自身完备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空泛的名位。因此，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德有凶德，也有吉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毁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狭小。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很小，并不是天小，而是因为他把小恩小惠当作仁，把琐屑自守当作义，所以把仁义看小了。他所说的道，是把自己所走的路称为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自己所具有的东西称为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我所说的道德，都是把仁和义合起来说，是天下共同承认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仁义来说，是个人私下的说法。周道衰微，孔子去世，秦代焚书，汉代崇尚黄老，晋、魏、梁、隋之间崇奉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附杨朱便归附墨翟，不归附老子便归附佛教。归入这一家，必然排斥另一家；归入的一家奉为主，排斥的一家视为奴；归入的一家附会它，排斥的一家便污蔑它。唉！后世的人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跟谁去听呢？信奉老子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信奉佛教的人也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自称奉行孔子的人，习惯听闻这些说法，喜欢其中荒诞的地方而自以为浅陋，也说：‘我的老师也曾经师从孔子，不过如此罢了。’他们不只在口头上这样说，还把它写进自己的书中。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寻求呢？人喜欢怪异，实在太过分了！不探求事物的根源，不追问末节，只想听闻怪异的事情。古代从事各种行业的百姓有四类，现在有六类。古代负责教化的人占其中一类，现在负责教化的人占其中三类。农民一家生产粮食，却有六家靠粮食生活；工匠一家制作器物，却有六家使用器物；商人一家经营货物，却有六家依靠他们供给。这样下去，百姓怎么会不贫困并且成为盗贼呢？古代的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然后教给人彼此生存、相互养活的道理；为他们设立君主，做他们的老师；驱逐虫蛇禽兽，让人居住在中原。土地寒冷了，便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了，便为他们准备食物；住在树上容易跌落，住在地上容易生病，于是为他们建造宫室；设置工匠来供给器物；设置商人来流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治夭折；设置葬埋祭祀来增长恩爱；制定礼制来排列尊卑先后；制定音乐来宣泄郁结；制定政令来率领懈怠之人；制定刑罚来铲除强横、顽梗和相互欺凌；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来使人彼此信任、避免争夺；修筑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他们；祸害到来便准备防备，忧患发生便设置预防措施。如今他们却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剖开斗，折断秤，人们就不会争夺。’唉！这也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人没有羽毛、鳞甲、甲壳来抵御寒热，又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因此，君主就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就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就是出产粟米、丝麻，制作器皿，流通财货，用这些来侍奉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依据；臣子不能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百姓不出产粟米、丝麻，不制作器皿，不流通财货来侍奉上级，就要受到诛罚。如今他们的教法却说：‘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除去你们的父子关系，禁止彼此生存、相互养育的道路，以求达到他们所谓的清净寂灭。’唉！他们幸好出生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斥退；他们又不幸没有出生在三代以前，不能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纠正。帝与王，称号虽然不同，但成为圣人的途径是相同的。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裘；口渴时饮水，饥饿时吃饭，事情虽不同，但其中所体现的智慧是相同的。如今他们又说：‘为什么不实行太古时代那种无为无事的做法呢？’ 这就像责问冬天穿皮裘的人说：‘为什么不采用葛布那样容易的办法呢？’责问饥饿时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采用饮水那样容易的办法呢？’《传》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齐家庭的人，先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正心诚意，是要有所作为的。如今却只想治理自己的内心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消灭人的自然常性：做儿子的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做臣子的却不把自己的君主当作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去从事自己应做的事情。孔子作《春秋》时，诸侯采用夷狄礼制，就把他看作夷狄；夷狄进入中原而采用中原礼制，就把他看作中原人。经书说：‘夷狄如果有君主，还不如诸夏没有君主。’《诗经》说：‘抵御戎狄，惩治荆、舒。’如今竟把夷狄的教法置于先王的教化之上，离彼此都变成夷狄还能有多远呢？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广泛地爱人叫作仁，把这种爱实行得合宜叫作义，沿着它前进叫作道，自身完备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制度是礼、乐、刑、政；它的人民有士、农、工、贾；它所规定的关系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的服饰用丝和麻，居住在宫室，食用粟米、蔬菜、果实、鱼肉；它的道理容易明白，教化也容易实行。因此，把它用来要求自己，就会顺利而吉祥；把它用来对待别人，就会仁爱而公正；把它用来端正内心，就会和谐而平正；把它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无论处置什么都不会不恰当。所以，活着时能实现人的真情，死后也能尽到应有的常道。在郊外祭祀，天神便降临享祭；在宗庙祭祀，人鬼便来享用。有人问：‘这就是道，是什么道呢？’回答：‘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先前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种传承就断绝了。荀子和扬子选择取舍不够精审，论说也不够详尽。从周公以前，上面是君主，所以这种道理能够实行；从周公以后，下面成为臣子，所以这种学说能够流传。既然如此，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不堵塞就不会有水流，不停止就不会有行动。使百姓仍然做人，把他们的书烧掉，使他们的居所成为庐舍，用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得到供养。这样大概就差不多可以实现了。’ 《原性》

译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情，是接触外物后产生的东西。人的性分为三等，而构成性的因素有五种；情分为三等，而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问：为什么这样说？回答：性的品级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性，只是纯善；中等的性，可以引导它向上，也可以使它向下；下等的性，只是纯恶。构成性的五种因素是：仁、礼、信、义、智。上等人的性对于这五种，以其中一种为主，而在其他四种上实行。中等人的性对于这五种，其中一种稍有不足，便会稍微反转；对于其他四种，则混杂不纯。下等人的性对于这五种，违背其中一种而悖逆其他四种。性对于情，要看性本身的品级。情的品级也有上、中、下三等。构成情的七种因素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人的情对于这七种，虽有发动，却能处在适中状态；中等人的情对于这七种，有的过分，有的不足，但仍然寻求合乎中道；下等人的情对于这七种，既无所节制又容易过度，只是任凭感情直接行动。情对于性，也要看情本身的品级。孟子论性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论性说：‘人的本性是恶的。’ 扬子论性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有人起初善而后来趋于恶，有人起初恶而后来趋于善，有人起初善恶混杂而如今善恶分明，还有人把中等的情形全都列举出来，却遗漏了上等和下等；这些说法都是只得到其中一点而失去另外两点。叔鱼出生时，他的母亲看见他，便知道他一定会因贿赂而死。杨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到他的哭声，便知道杨氏一定会灭族。越椒出生时，子文认为这是大祸，知道若敖氏的鬼魂将来没有人祭祀。人的本性果真是善的吗？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灾祸；他刚开始爬行时，就显得聪明高明、稳重卓异。文王在母亲腹中时，母亲并不忧虑；出生以后，傅姆教养他不劳苦；入学以后，老师教导他也不烦难。人的本性果真是恶的吗？尧的儿子朱，舜的儿子均，文王的儿子管、蔡，所受的教习并非不善，但最后都成为奸人；瞽叟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所受的教习并非不恶，但最后都成为圣人。人人的本性果真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这三家的性说，都是列举中等情形而遗漏上等、下等，是得到其中一点而遗漏另外两点。又问：那么，性情的上等和下等最终都不能改变吗？回答：上等的性通过学习会更加明白，下等的性畏惧威势便会少犯罪。因此，上等的人可以教化，下等的人可以控制。至于人的品级，孔子说是不能改变的。问：如今论性的人和这种说法不同，为什么？回答：如今论性的人，把佛教、老子的说法混杂进来；既然混杂佛老来论说，还有什么话会不不同呢？《原毁》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全，要求别人宽松而简约。对自己严格周全，所以不会懈怠；对别人宽松简约，所以别人乐于行善。听说古代有个叫舜的人，他是仁义之人。探求他所以成为舜的原因，便责备自己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趋近于像舜的地方。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探求他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便责备自己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趋近于像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无人能够赶上；周公也是大圣人，后世无人能够赶上。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过错。’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周全吗？他对待别人则说：‘那个人能有这一点，就足以成为好人了；能把这一点做好，就足以成为有才能的人了。’只取他的一项长处，不责备他其余方面；只看他现在的表现，不追究他的过去。小心惶恐，只怕那个人不能得到行善的好处。一件善行容易修养，一种技艺容易掌握。他对待别人，便说：‘能够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能够把这一点做好，也就足够了。’这不就是对别人要求宽松而简约吗？如今的君子，要求别人详细苛刻，对自己却宽纵简略。要求别人详细苛刻，所以别人难以行善；对自己宽纵简略，所以自己的所得很少。自己还没有善行，便说：‘我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就足够了。’自己还没有才能，便说：‘我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就足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心，稍有一点收获便停止了。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过分宽松吗？他对别人说：‘那个人即使能做到这一点，他的人品也不值得称道；那个人即使擅长这一点，他的实际作用也不值得称道。’只举出他的一项过失，不计较他其余十项长处；追究他的旧过失，不考虑他如今的新表现。小心惶恐，只怕那个人有声誉。这不就是对别人要求过分苛细吗？这叫不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我没有见过这算尊重自己的。可是，这种做法是有根源的，说的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经多次试验过。常常在众人面前说：‘某人是贤良之士，某人是贤良之士。’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同那个人关系疏远、不能分享利益的人。再不然，就是害怕他。强硬而不如那个人的人，一定会因听到这话而发怒；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表现出愤怒。又常常在众人面前说：‘某人不是贤良之士，某人不是贤良之士。’不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同那个人关系疏远、不能分享利益的人；再不然，就是害怕他。强硬而不如那个人的人，一定会因听到这话而高兴；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表现出高兴。因此，事业有成，诽谤便兴起；德行高尚，毁谤便到来。唉！士人处在世上，却希望声誉光耀、道德流行，实在困难。如果将来在上位的人能够得到我的说法并保存它，那么他的国家大概就接近治理好了。《原鬼》

译有东西在屋梁上发出长啸，我跟随声音拿着蜡烛去照，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是鬼吗？回答：不是。鬼没有声音。又有东西站在堂上，我跟随过去看，也什么都没有看见。这是鬼吗？回答：不是。鬼没有形体。又有东西碰到我的身体，我跟随它去抓，却什么也没有抓到。这是鬼吗？回答：不是。鬼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形体，怎么会有气呢？回答：鬼没有声音，没有形体，也没有气。问：果真没有鬼吗？回答：有形体而没有声音的东西，是存在的，土石就是这样；有声音而没有形体的东西，也是存在的，风和雷霆就是这样；有声音又有形体的东西，也是存在的，人和兽就是这样；没有声音也没有形体的东西，也是存在的，鬼神就是这样。问：那么，有怪异之物与百姓和万物相接触，是怎么回事？回答：有两种说法。寂然无形无声，是鬼的常态。百姓有违逆上天的地方，有违背民情的地方，有损害万物的地方，违背伦常而感应于气，于是鬼便寄托于形体、凭借声音来回应，降下灾祸；这些全都是百姓自己造成的。事情结束后，它又恢复原来的常态。问：什么叫作物？回答：形成形体和声音的，土石、风雷、人兽都是物；恢复到没有声音和形体的，鬼神就是这样；不能有形有声，也不能无形无声的，物怪就是这样。所以，鬼怪出现并与百姓接触，没有固定的规律。因此，有时它感动百姓而带来福，有时感动百姓而带来祸，有时感动百姓却既不带来福也不带来祸，只是恰好遇上百姓处在这样的时势罢了。这就是《原鬼》。《原人》在上面形成形体的，叫作天；在下面形成形体的，叫作地；在天地之间受命而生的，叫作人。在上面形成形体的，日月星辰都是天；在下面形成形体的，草木山川都是地；在天地之间受命而生的，夷狄、禽兽都是人。有人问：‘那么，我把禽兽也称作人，可以吗？’回答：‘不可以。’指着山问：‘这是山吗？’回答：‘是山，可以这样说。’山上有草木禽兽，这个名称已经把它们全都包括在内了。若指着山上的一棵草问：‘这是山吗？’回答：‘说是山，就不可以。’所以，天道混乱，日月星辰便不能按正常轨道运行；地道混乱，草木山川便不能保持平正；人道混乱，夷狄禽兽便不能保持它们的本性。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草木山川的主宰；人，是夷狄禽兽的主宰。作为主宰却暴虐对待它们，就不能尽到主宰的职责。因此圣人一视同仁，对亲近者厚待，同时举荐远方的人。《原化》　皮日休 有人说：圣人的教化，起源于三皇，完成于五帝，至周公、孔子而确定。它的实质是道德仁义，它的文饰是《诗》《书》礼乐。这是万代君王都不能改变、改变了便不能治理天下的东西。到了东汉，西域的教法开始流传到中国。百姓全族产生敬意，倾尽财产布施救济；儿子离开父亲，丈夫抛下妻子，愚昧无知的人仰慕它的风俗、踏入它的门径，像百川奔流荡漾而不可阻止，为什么呢？所谓圣人的教化，不就是说要教化百姓吗？如今百姓知道的教化，只有西域教法罢了。有人谈圣人的教化，便家家户户把他当作笑柄。难道圣人的教化不如西域教法吗？为什么这样乖戾呢？我说：上天尚未厌弃世间的混乱，所以没有世世代代降生圣人。圣人的道理存在于言语中，教化存在于文章中。违背他的言语、背逆他的教化，就是乖戾。古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辞退并排斥它们，道路便空旷开通。因此，有周公、孔子，就必然有杨朱、墨翟，关键只在于有没有孟子。如今西域教法根基高耸，源流深广，比杨朱、墨翟造成的混乱严重得多。像这样做士人，谁能成为孟子呢？千年之后，只有一位昌黎先生韩愈，袒露手臂，瞪眼直视，在成百上千的人中间斥骂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他的言论虽然流行，他的道却不能取胜。假如穿着车盖和官服的士人世世代代都有昌黎先生这样的，那么我就把他们看作孟子。譬如天下百姓全都是桀那样的百姓，假如有一个尧那样的百姓处在其中，一个尧民的善行，难道能够改变天下桀民的恶行吗？只要内心存有向道之心，就成了尧民。唉！如今的士人，大多率领邪说来驾驭众人，掌握混乱来治理天下；连贤能的人尚且如此，至于不肖的人反过来受到这种教化，难道不是困难吗？难道不是困难吗？《原亲》能够继承父母的事业，不叫作儿子吗？我看如今世上的人，教训自己的儿子，必定用木杖打击肌肤、竹杖伤及骨头，伤害亲爱之情、毁坏人的本性，把这当作教育。唉！孟子所说的‘古代交换儿子来教育’，确实是有道理的吧？不能教育自己的儿子，就是毁掉自己的身分；不能得到亲族的拥护，就是舍弃自己的宗族。古代的奸臣，爱别人胜过爱自己的亲族，必定舍弃亲族去侍奉别人，公子开方就是这样；爱别人的权势胜过爱自己的儿子，必定杀子而为别人殉死，易牙就是这样。从此以后，那些强横的臣子，想要夺取别人的宗族地位，必定先杀死自己的儿子，王莽杀子宇就是这样。唉！教育尚且不可以这样，何况杀人呢？有人问：‘既然都是亲属，都是祸害，那么周公诛杀管、蔡，石碏杀死石厚，叔向杀戮叔鱼，汉文帝流放淮南王，难道可以吗？’回答：‘虽同为亲属，却有贤与凶之分；贤者能够继承并光大亲族，凶者则能覆灭宗族。虽同为祸害，周公不诛杀管、蔡，别人也会诛杀他们；石碏不杀石厚，别人也会杀他；叔向不杀叔鱼，别人也会杀他；汉文帝不流放淮南王，别人也会流放他。自己施刑，只牵连一个人；别人施刑，就会牵连整个宗族。这就是圣贤爱惜宗族的原因。刑罚这种东西，其中也包含仁爱。’ 《原仁》　牛僧孺 拯救天下的人都说这是仁，取得天下的人都说这是利，这可以吗？回答：不可以！不得已而拥有天下，就叫作仁；本来有条件取得而取得天下，就叫作利。善于警惕自己的利欲、善于裁断而实行仁道的人，都是圣人，商汤、周文王就是这样。探究其中的意思：圣人把百姓看作天下之民，孩子被困在火中水里，没有不去提携救助的。那么，是把救出来的孩子交还给他们的家人吗？还是干脆把他们救出来并据为己有呢？那一家无人可归而由自己拥有，是不得已而实行仁；那一家有人可归而自己仍然拥有，就是有意取得而实行利。夏朝已经没有可以继承的人【指没有微子】，汤才得以用仁道取代殷；殷朝尚有人存在，文王便警惕取得天下的利欲。前代贤人阐明商汤的用意，所以没有伯夷；后代圣人阐明文王的用意，所以说：‘周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德了。’ 《出规》　元结

译元子有个门人叫叔将，出游三年，回来后，元子问他：“你离开我这么久，有什么不同了吗？”叔将说：“我起初从山中来到长安，看见权贵的盛况，心中愤懑而深深后悔。近几年住在空山穷谷中，和老师一起甘受饥寒，只喜爱山水草木罢了。没过几个月，从王公大人、卿相近臣的门第，没有一个地方我没去过。到了一年多时，我曾参加他们的宴饮，后来经过他们的门第，看见有的人为开端而哀悼，有的人为受封拜官而庆贺，不久又听说他们被诛杀了。难道不是刚刚封疆赐土还没有捂热吗？难道不是印绶还揣在怀中没有暖热吗？那些门客中得到俸禄官位的，随着主人一起死去；得到金玉财货的，都成了奴仆；参与游乐、侍从防卫的人，有的受刑，有的获免。我叔将这个人，像狗一样逃窜过五六次，像老鼠一样藏匿过八九次。在那种时候，我环顾天地，简直像被放在杯斗之中。”元子听后叹息道：“叔将，你究竟想做什么呢？你如果想做社稷之臣，那么不是正直的人就不进用，不是忠诚正直的话就不说；即使手脚被斧钺砍断，嘴还能发声，也仍要把忠言说尽，直到与气息一同断绝。你如果想做求取俸禄官位的臣子，也应当避开显赫权势的道路，隐藏在显赫机会之外，就像马在马厩中低头吃粟、仅仅长着牙齿一样。你忽然仰望权势而前往，自己把身体置于刑罚祸患的道路，能够保全筋骨、带着血肉回来，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你们这些人要把叔将作为戒鉴吗？” 处规 州舒吾问元子：“我听说了很多关于您的事情，您最终打算做什么呢？”元子回答：“云山幸好不要求我做什么，林泉又不责怪我不对。这样安然自得，能够保全自己，顺应时势而老去，也就可以了，还要做什么呢？”舒吾说：“元子大概错了吧？这实在太过矫饰了。我厌恶世人用修饰过的言辞来假托大道，隐藏才智来保全质朴，退隐自身来显扬名行，设置机巧来树立名声。您却这样做，叫我还相信谁呢？”元子低头向他道歉。滕许大夫与元子交好，听见这番话却没有回应。舒吾于是说：“唉！元子难道是不善于辞说吗？为什么不说：‘假使我能得到一个容身之处，只要像山林一样，不受人评论是非，我就会欢喜地前往。’既然您是要修饰言辞、隐藏才智、退身自处、设置机巧，为什么不这样说呢？这难道不比那些盗窃权力、窃取官位、玷污万物，使富贵刚刚到手，刑祸便接踵而来的人高明得多吗？”元子来不及回答。季川问道：“兟【兟，兄长的别称，义见《尔雅》】最终不再作第二种辩论，是兟有什么用意吗？”唉！季川，我只要一开口，就自以为是；话传达出去，就把别人看成不对。我怎么能使自己正确，却让别人不正确呢？至于那些听来听去的议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戏规 元子友站在云丘山顶，戏弄一个牧童说：“你是放牧牲畜的孩子，我不会责怪你粗暴。”牧童唱着歌离开了，于是去糟蹋别人的田地。田主鞭打他，他哭着喊冤。元子友哭个不停，召来牧童的父亲才使他停止。元子友真卿听说这件事，写信把过错告诉元子说：“唉！次山，您如果只是戏弄小孩，却使他遭受鞭打，反而替他鸣冤。那个牧童仰望次山，就像仆役面对主人，根本不敢冒犯自己的田主；等到您随意戏弄他，他竟可能把次山当作仇敌。这难道是慎重修德吗？我听说君子不随便戏弄人。您这样无端迷惑一个孩子，使他不知道怎样防止过错。这并不是普通戏弄近似过错的那种小过错，而是邪恶得不能再超过它了。”元子答复真卿说：“唉！我独自站在空山之上，戏弄、唱歌给牧童听，所得的过错几乎无法避免。那些生活在世上的人，有爱憎相互忌恨，是非彼此相反，名利互相争夺，祸福相互跟随，至于有人因此遭受杀戮和耻辱，哪里能不因为随意戏弄、使世间孩子受到类似的迷惑而受到牵连呢？”真卿说：“我应当把这件事作为戏规。” 心规 元子生病，游历世间回来，寄居在商余之间，纵情饮酒。有一次醉中歌唱，夫公听见了，因仰慕元子的酒兴，请他唱给自己听。元子唱道：“元子快乐啊！”让应和的人说：“快乐在哪里？快乐在哪里？”我说：“我的云，我的山，我的树林，我的泉水。”我又唱道：“元子快乐啊！”让应和的人说：“为什么这样快乐？为什么这样快乐？”我说：“我的鼻子，我的眼睛，我的嘴巴，我的耳朵。”歌唱完了。夫公说：“以山林为乐可以，以自己的耳目为乐又有什么呢？谁没有这些东西？”元子举杯，对夫公说：“请您喝下这杯酒，慢慢饮，我来告诉您。您行走于世间，眼睛不能随着别人所看而看，耳朵不能随着别人所听而听，嘴巴不能随着别人所说而说，鼻子不能随着别人所闻而闻。严重时，就必须封住、包住、堵住这些器官，否则便会有丧身亡家的祸患，受伤、玷污、毁坏、受辱的灾难也会发生。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能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口、鼻、耳、目。”夫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道理想得周全呢？时规 乾元己亥年，漫叟在长安任待诏时，中行公在中书省掌管诏令。中书省有醇酒，我们常常能够喝醉。漫叟醉中放言说：“希望把天下的鸟兽虫鱼都搜罗来，满足那些想杀戮者的心愿；希望把天下的醇厚美酒和美色都搜罗来，满足那些贪欲者的心愿。”中行公听见后，叹息说：“您为什么想得还不彻底呢？为什么不说：‘希望得到九州土地的亿万分之一，把那些封国中互相争夺君位、臣位、父位、子位、兄位、弟位的人全都封禁，使人民免受贼害、虐待和残酷的祸患呢？’为什么不说：‘希望布帛、钱财、珍宝等物充满君王的府库，塞满将相权势之家的仓库，使人民免受饥寒劳苦呢？’”漫叟听了中行公的话，退下后把它记写下来，交给求学的人，作为当时的规诫。厌恶圆滑 元子家里有乳母，做了一个可以转动的圆形器具来逗婴儿开心，婴儿很喜欢。乳母便让人制作这种器具，召集儿童来帮助婴儿取乐。友人公植听说有逗孩子开心的器具，请求来看。等他看见后，立即走过去把它烧掉，并责备元子说：“我听说古代厌恶圆滑的人唱道：‘宁可方正地做皂隶，也不圆滑地做卿；宁可方正地受污辱，也不圆滑地享显荣。’最激烈的人，终身不抬头仰望，说：‘我厌恶天是圆的。’有人把天广大无穷、人不能看见远处的尽头，所以四边下垂便称作圆来开导他，他回答说：‘天即使本来不圆，只要人们把它说成圆，我也厌恶它。’次山，您为什么任由人制作这种圆转器具，放纵它去取悦、媚惑婴儿？孩子小时候喜欢它，长大了一定会喜欢圆滑。教孩子学圆滑，既是使他陷入不义；自己亲自玩弄圆滑，又失去方正。唉！次山，进门时喜爱婴儿玩圆滑，出门后就会喜爱小人趋附圆滑。我怎么知道次山将来不会一辈子说圆滑的话、做圆滑的事、举止圆滑、静处也圆滑呢？我难道还是次山的朋友吗！”元子召来季川，对他说：“我只让婴儿玩圆形器具，公植就这样羞辱我。真是言语断绝、突然遭难啊！我和你要用圆滑来应付事物，用圆滑来顺应时势；不是圆滑的事不参与，不是圆滑的事不做。公植难道要拿矛来防备、惩罚我吗？” 厌恶曲从

译元子有时同邻里委曲周全，以成全当时的欢乐，顺从长辈的心意，回到泉水边。叔盈问他：“刚才您委曲自己来成全大家的欢乐，这样做是合于道理的，还是只不过如此呢？”元子说：“叔盈，如果您看见我曲折内心去追逐财利，曲折行为去希求名位，那才应该责怪我。我只是在邻里之间姑且保全一次欢乐，并没有什么可厌恶的。”东邑有个坚持道义的人，听到元子答复叔盈的话，惊惧地说：“我听说元次山曾约束他的门人说：‘不要厌恶我小小的曲从。’这真是昏昧鄙陋的坏话。我们这些人保持正直三十年，从来不曾委曲气节来改变声音，不曾委曲言辞来表达意思，不曾委曲脚步来便利行走，不曾委曲目光来转动眼睛，尚且还担心达不到古人的境界。古代有厌恶曲从的人，不弯曲手臂去取东西，不弯曲膝盖来方便坐下；看见天下有人向君主曲从、向百姓曲从、向鬼神曲从，就前去劫取并杀死他们。如今元次山竟然随便曲折言语和容貌，强行成全一次欢乐，还认为不会损害自己的正直，实在糊涂啊！如果可以姑且向邻里曲从，强行成全一次欢乐，难道就不能向乡县曲从，以保全自己的言语行为吗？能够向乡县曲从，难道就不能向邦国曲从，以彰显自己的名誉吗？能够向邦国曲从，难道就不能向天下曲从，以弘扬德义吗？如果言行、名誉、德义一起显扬，钟鼎礼器难道不会进入家门，权位难道不会归于自己吗？” 唉！曲从做小了，就是做大的开端；既然曲从可以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奸邪凶恶，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元子听到后，作颂说：“我只是用容貌委曲自己来成全一次欢乐，竟使那些自以为正直的君子这样厌恶我。若由此再发展出超过这件事的过错，我凭什么能够自我解脱呢？” 《唐文粹》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四十四上 宋姚铉编 古文乙【共四篇】《复性书》三篇【李翱】《平赋书》一篇 《复性书》上篇　　　　　　　　　李翱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是因为有本性；人之所以迷惑自己的本性，是因为有情感。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都是情感所产生的。情感一旦昏乱，本性就隐藏起来了。这不是本性的过错。七种情感循环往复、交替而来，所以本性不能充分显现。水混浊了，它的流动就不清澈；火有了烟，它的光就不明亮。这不是水火本身清澈明亮的过错。沙土不使水混浊，水流就清澈；烟气不郁积，火光就明亮；情感不起作用，本性就能充分显现。本性，是上天赋予人的禀命。圣人得到这种本性而不被它迷惑。难道圣人没有情感吗？圣人寂静而不妄动，不出发却能到达，不开口却能神妙感通，不炫耀却能发光，制定礼法合于天地，变化运行合于阴阳。虽然有情感，却从未被情感所牵累。既然如此，百姓难道没有本性吗？百姓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并没有差别。可是，情感所造成的昏乱彼此攻伐，从来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即使终身也不能亲自看见自己的本性。火潜藏在山石林木之中，并不是没有火性；江、河、淮、济的水尚未流出、只是泉源在山中，也不是没有水性。石头不经敲击，木头不经摩擦，就不能烧遍山林、使万物干燥；泉源不疏通，就不能形成江、河、济、淮，向东汇入巨大的深谷，浩浩荡荡，成为不可测量的深水。情感的发动和止息如果不能停止，就不能恢复本性，使它照耀天地，成为无穷尽的光明。因此，诚，是圣人的本性。寂静而不妄动，广大而清明，照耀天地；一经感应，就能通达天下的事理；行动、止息、语言，没有一样不处在极致之中。能够恢复本性的人，贤人依循它；不断努力的人，也会因为不停息而回到本源。圣人知道人的本性都喜欢可以依循的事物，若使这种追求不停息，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制定礼来节制它，制作乐来调和它，使人安于仁和乐的根本。行动而符合礼，是礼乐的根本。因此坐车时听到和鸾的声音，行走时听到佩玉的声响；没有特殊原因不废弃琴瑟；视、听、言、行都依循礼法而行动

译，用这些来教人忘却嗜欲、归向本性天命的道路。道，就是极其真诚而不停止。极其真诚而不停息，就能虚静；虚静而不停息，就能明彻；明彻而不停息，就能照耀天地而无所遗漏。这并没有别的意义，就是穷尽本性和天命的道路。可悲啊！人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却没有什么阻止他们这样做，而他们竟不去做，这不是迷惑吗？从前圣人把这种道传给颜子，颜子牢牢记住而不失去，不久便恢复了本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孔子说：“颜回大概差不多了吧，常常处于空虚之境。” 颜回之所以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只差一点罢了。不是力量做不到，而是因为寿命短而死去了。其余能够登堂的人，大概都只是得到了传授。一股元气所带来的春意，一场雨所带来的滋润，得到它们的人各有深浅，不一定相同。子路死时，石乞、盂黡用戈攻击他，刺断了他的冠缨。子路说：“君子死时，帽子不能掉。”于是系好冠缨而死。子路并不是喜欢勇武而无所畏惧，而是因为他的心寂静不动。曾子临死时说：“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我能够正当地死去，这就够了。”这正是关于本性和天命的言论。子思是仲尼的孙子，得到了祖父的道，撰述《中庸》四十七篇，把它传给孟轲。孟轲说：“我四十岁时不再动摇内心。”孟轲门下通达的人，公孙丑、万章这些人，大概都得到了传授。秦朝焚烧书籍，《中庸》没有被烧掉的只有一篇保存下来。从此，这种道废缺了，教授它的人只以分析篇章句读、讲授威仪和击剑的技术互相传授；至于性命的本源，我就无法传授了。道发展到剥落的极点，必然会复兴。我难道正处在它复兴的时代吗？我从六岁起读书，只学习词句；立志于道已经四年了。把这些话告诉别人，却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向南观看涛江，进入越地，在吴郡遇到陆防存。我同他谈论这些道理，陆防说：“您的话正合乎尼父的心意。东方有圣人，所说的也不超出这个道理；南方有圣人，所说的也不超出这个道理。只是希望您不停地实行它罢了。”唉！关于本性和天命的书虽然存在，求学的人却不能明白，所以都归入庄、列、老、释的学说。不明白的人说孔门弟子不足以穷尽性命之道，相信这种说法的人都是如此。有人向我询问，我便把自己所知道的传授给他。于是写在书中，用来开启真诚光明的本源，疏通那种断绝、废弃而不能发扬的道理，或许可以流传于当世。书名叫《复性书》，用来治理内心，也用来传给别人。唉！如果夫子复生，也不会废弃我的这些话。《复性书》中篇 有人问：“人的本性昏暗已经很久了，要恢复本性，一定有渐进的过程。请问应当用什么方法？”回答：“不思虑、不思考，情感就不会产生。情感既然不产生，才是正确的思考。所谓正确的思考，就是没有思虑、没有思考。《易》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考、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又说：‘防止邪恶，保存真诚。’《诗》说：‘思念不要有邪念。’又问：‘这样就完了吗？’回答：‘还没有。’这只是斋戒内心，仍然没有离开静止的状态。有静必然有动，有动必然有静，动静不停息，这就是情感。《易》说：‘吉、凶、悔、吝都是从行动中产生的。’这样怎么能够恢复本性呢？”又问：“那该怎么办？”回答：“正当心处于静止时，知道心中没有思虑，这叫斋戒。知道本来就没有思虑，动静全都离开，寂然不动，这就是真诚的极致。《中庸》说：‘真诚就能明白。’《易》说：‘天下的运动，以守正归于一为根本。’”问：“在不思虑、不思考时，外物来到，情感在内心响应，怎样才能使它停止？用情感来停止情感，可以吗？”回答：“情感，是本性的邪曲。知道它是邪曲，本来没有这样的心，保持寂然不止息，邪念自然停止。”

译只有本性光明照耀，邪念从哪里产生呢？如果用情感来停止情感，那就是最大的情感。情感相互停止，难道会有终止的时候吗？”《易》说：“颜氏的儿子，大概差不多了吧？有不善的地方，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没有再实行的。”《易》说：“不走远就返回，没有大的悔恨，大吉。”问：“本来没有思虑，动静都离开了，那么声音到来时，难道听不见吗？外物有形状，难道看不见吗？”回答：“看不见、听不见，就不是人了。能够清楚地看、清楚地听，却不因所见所闻而妄动，这就可以了。没有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不去做的事。心寂然不动，光明照耀天地，这就是真诚的明彻。《大学》说：‘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易》说：‘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然不动，一有感应便能通达天下的事理。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存在，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又问：“请问‘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是什么意思？”回答：“物，就是万物；格，就是来到。外物来到时，内心明明白白地辨别它，却不向外物发生应和，这就是获得知识，也就是知识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所以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所以心正；心正，所以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整齐；家庭整齐了，国家就治理；国家治理了，天下就太平。这就是能够与天地相配的原因。《易》说：‘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天地；智慧周遍万物，道能够救济天下，所以没有过失；广泛施行而不流于偏失，乐于顺应天道、知道天命，所以没有忧虑；安于所处的土地，敦厚地实行仁，所以能够爱人；包容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度，使万物各自充分成长而不遗漏，通晓昼夜运行的道理而有智慧。因此，神妙没有固定的方所，变化没有固定的形体。一阴一阳的运行，就是道，说的就是这个。’”有人说：“请先生为我说明。”《中庸》说：“道不超出眼前。”又说：“我还没有明白，请问什么叫天命？”回答：“天命就是本性。”又说：“人生下来处于寂静状态，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本性，就是上天赋予的命。顺从本性就叫作道。”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率，就是遵循。遵循本源而返回本性，就是道。道，就是至诚。至诚，是上天的道。诚，就是安定、不动。”又问：“遵循道就叫作教，这是什么意思？”回答：“教，就是人的道；选择善并且牢固地坚持它。遵循这条道路而回到本源，就是明。这样的教，才可以用来教化天下。” 颜子就是这样的人。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解释者说：这是因为人的内心片刻也不能妄动。心一动就远离了道，就不是道了。万物变化没有固定的方式，却从来没有离开不妄动的根本。因此君子在没有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听见的地方恐惧。没有什么比隐微之处更容易显现，也没有什么比细微之处更容易彰显，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独处。解释者说：不看见之中的“看见”，是最大的看见；不听见之中的“听见”，是最深的听见。心不妄动，就是不看见之中的看见、不听见之中的听见。这样离恢复本性已经不远了，所以要慎重对待独处。慎独，就是守住内心的中正。有人问：“过去注解《中庸》的人，和先生所说都不同，为什么？”回答：“他们从事物上解释，我从内心去贯通。”又问：“他们也能从内心贯通吗？”回答：“我不知道。”又问：“照先生所说，修养一天，就能够达到圣人境界吗？”回答：“十年扰乱内心，只有一天停止扰乱，却想在这一天达到圣人境界，就像孟子所说的用一杯水去扑灭一车柴薪的火。差得太远了。停止而不继续，必然不会真诚；真诚而不继续，必然不会明彻。如果明彻和真诚终年不违背，就能够终身坚持。仓促时一定这样，困顿颠沛时也一定这样，才可以希望达到圣人境界。” 所以《中庸》说：至诚是没有止息的。不止息就能长久，长久就能显现，显现就能悠远，悠远就能广大厚重，广大厚重就能崇高光明。广大厚重可以承载万物，崇高光明可以覆盖万物，悠远长久可以成就万物。广大厚重与大地相配，崇高光明与上天相配，悠远长久没有疆界。达到这种境界，不显露而自然彰明，不活动而自然变化，不施为而自然成就。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问：“普通人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相同吗？”回答：“桀、纣的本性，也和尧、舜的本性相同。他们之所以看不见自己的本性，是被嗜欲、喜好和厌恶所昏乱，并不是本性的罪过。”问：“做不善之事，不是本性造成的吗？”回答：“不是，是情感造成的。情感有善有不善，本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本性，水没有不向下流的本性。水受到冲击而飞溅，可以使它越过额头；激流而行，可以使它冲上山去。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引导它、改变它的力量造成的。人的本性都善，他们后来变得不善，也同样是这个道理。”问：“尧、舜难道没有情感吗？”回答：“圣人只是极其真诚罢了。尧、舜任用十六位贤臣，并不是因为喜欢；流放四凶，也不是因为厌恶，只是都合乎节度而已。他们之所以每件事都合乎节度，是因为向天下设置了教化。” 《易》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妙的作用了吧？”《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作中；发作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道路。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易》说：“只有深邃，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只有见微知著，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只有神妙，所以不用急迫却能迅速，不必行走却能到达，说的就是圣人。”问：“人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相同，那么嗜欲、爱憎之心是因为什么产生的？”回答：“情感是虚妄，是邪曲。”问：“既然邪曲和虚妄，就没有产生的原因了。虚妄的情感消灭止息，本性清明，周遍流行于六虚，所以称为能够恢复本性。”《易》说：“乾道发生变化，各自端正其本性和天命。”古语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因为能够端正自己的本性和天命。”问：“情感所造成的昏乱既然使本性仿佛消失了，为什么还说它和圣人的本性相同？”回答：“水的本性是清澈的，使它激荡而混浊的是泥沙。水正混浊时，清澈的本性难道就彻底不存在了吗？长久不动，泥沙自然沉淀，清明的本性便如同镜子一般照见天地；它并不是从外面重新获得的。”

译所以水混浊时，本性本来没有丧失；等到它恢复清澈时，本性也不是重新产生的。人的本性，也和水一样。问：“人的本性本来都是善的，却被邪曲的情感昏乱，请问圣人的情感难道也会再次被嗜欲混浊吗？”回答：“不会再混浊了。情感本来就是邪曲、虚妄；邪曲和虚妄没有真实根由，普通人不能自行恢复本性。圣人既然已经恢复本性，知道情感是邪曲，邪曲既然已经被光明觉察，觉察之后就没有邪曲了，邪曲又从哪里产生呢？”伊尹说：“上天的道，是让先知者觉悟后知者，让先觉者觉悟后觉者。我是上天百姓中的先觉者，我将用这条道使百姓觉悟；如果不是我去觉悟他们，又有谁呢？如果圣人还会再次被嗜欲混浊，那就是连自己尚且没有觉悟，何况能够觉悟后人呢？”又问：“请问人死后归向哪里？”回答：“圣人没有阐明、只是写在书册上的内容。《易》说：‘推究开始而返回终点，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形成万物，游魂造成变化，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这些道理就全都包括在内了。’孔子说：‘还不知道生，哪里能知道死？’既然如此，推究生命的起始，返回生命的终结，就可以穷尽生的道路。生的道路既然穷尽，关于死的道理即使不专门学习，也会自然通晓。” 这不是当前急需谈论的事。您只要不停地修养它，自然会自己明白；我不必再明明白白地反复说明并写下来。《复性书》下篇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是普通人的生活。劳作时并不是我在劳作，而是和万物一同劳作；休息时并不是我在休息，而是和万物一同休息。我却不同于普通人，白天没有什么可劳作的，晚上没有什么可休息的。劳作并不是我的劳作，劳作自有外物；休息并不是我的休息，休息也有外物。是劳作吗？是休息吗？这两者分离而不存在，我所存留的东西终究不会消亡，而且已经离开了它们。人不能努力求道，是因为昏暗而不思考。天地之间，万物由此产生。人和万物一样，也是一物。人之所以不同于鸟兽虫鱼，难道不是因为完整地具有人道德的本性吗？接受一元之气而形成形体，有的成为物，有的成为人。得到人的形体非常困难。生在世上，寿命又不是深长无尽的。用并不长久的生命，凭借极难得到的人身，却不专心于大道，任意放纵内心去做事，那么人与禽兽虫鱼相区别的地方就没有多少了。昏暗而不思考，这种昏暗终究不会明白。我已经二十九岁了，思考前十九年，时间就像朝阳初升那样短；思考后九年，时间也像朝阳初升那样短。人所承受的天命，寿命长的不过七十、八十岁，活到九十、一百岁的就很少。到了百岁时回看九十岁，和我今天回想从前相比，远近难道会有很大差别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百年〕 那又能比朝阳初升的时刻长远多少呢？既然如此，人的一生即使享有百年，也不过像雷电相互激发的一瞬，像风吹来旋转而过一样，可以想见了。何况千百个人中也没有一个能活到百岁呢？所以我终身立志于道德，还害怕不能达到。那些任意放纵内心去做事的人，究竟算是什么人呢？” 《平赋书》一篇【附序】孔子说：“治理千乘之国，要恭敬地办理政事并取得信任，节约财用而爱护人民，按照农时役使百姓。”孟子说：“想使赋税比尧、舜的法度更轻，是大貉、小貉；想使赋税比尧、舜的法度更重，是大桀、小桀。”因此，什一之法使公家和私人都富足；人民富足之后，才可以施行教化，恢复淳朴。古代的圣贤，没有不善于治理政事、管理人民而能光耀后代的。所以善于治理国家，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管理人民；管理人民，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使他们富足以后再教化他们。人的常情，没有不希望富足而厌恶贫穷的。四种民业中，最苦的莫过于农民。麦、粟、布、帛，都是农民生产的。年成大丰收时，农民尚且不能保证衣食充足；如果遭遇水灾、旱灾，农民更是首先受害。有若说：“百姓不富足，君主和谁一起富足呢？”如果这样，百姓看待长官上司就像看待仇敌，安定时既不能享受利益，危急时又怎么肯竭尽力量呢？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危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人人都知道加重赋税可以得到财物，却不知道减轻赋税得到的财物反而更多。为什么呢？赋税重，人民就贫穷；人民贫穷，流亡者不回来，天下的人也不来。于是土地虽然广大，却有荒地无人耕种；即使耕种了，地力也有所遗弃。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财物一天比一天匮乏，这就叫作错过上天的时令，放弃土地的利益，耗尽人民的财力。这样做，即使想做社稷之臣，建立不朽的功业，诛杀暴虐叛逆、威服四方，也只是有这样的心愿，哪里能够实现呢？所以减轻赋税，人民就乐于生活；人民乐于生活，定居的人就不流亡，流亡的人也会每天前来。定居者不流亡，流亡者不断前来，土地就没有荒废，桑树柘树日益繁盛，竭尽力量耕种，土地的产出没有剩余，人民日益富足，军队日益强盛。四邻的人民归附，如同归附父母；即使想驱赶他们离开，难道做得到吗？因此，给他们安定的生活，他们就会富足并且可以教化；和他们共同面对危难、守卫国家，人民就都会自己巩固根本。孟轲所说的“率领自己的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唉！仁义的道理明明白白，就像大路一样，人人没有不知道的，然而都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它的认识还不完全，又有嗜欲来损害它；自己承担得太多，信任别人得太少，所以拥有土地的人历代都没有不如此的。虽然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实行它，使功业惠及后代，原因就在这里。秦朝毁灭古代的法制，废弃井田制，于是夏、殷、周的道路废绝了；相传沿袭日久，不能立即恢复。因此我取当时可以实行的办法，写成《平赋书》，而保留什一之法，希望或许有人能够实行它罢了。”

译凡是治理天下的人，把千里之地看作千里之都，把百里之地看作百里之州，都要从一亩田开始。五尺叫作一步【古代六尺为一步；古代的尺较小，按当时的尺计算，古尺四尺八寸，所以方一寸相当于古代方一步；余数为三百步六寸二分五厘】。一百四十步叫作一亩【古代一步和百亩的算法与现在不同；依从当时的数目便于实行，一亩相当于古代田地三亩】。三百六十步叫作一里【古代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井田有九夫三屋，方三百步为一里。方一里的田有九夫，称顷只是另一名称】。方一里的田有五百四十亩【一百亩为一顷，即五顷四十亩；古代的里虽小，亩也更小，所以古代方一里为田九顷，现在方一里为田五顷四十亩，相当于古代田十六顷二十亩】。十里的田有五万四千亩【五百四十顷，相当于古代田一千六百二十顷】。百里之州有五十四亿亩【五万四千顷，相当于古代田十六万二十顷】。千里之都有五千四百亿亩【五百四十万顷，相当于古代田一千六百二十万顷】。方圆一里之内，要用一些土地建造房屋、道路，供牛猪休息，种植葱、韭、菜、蔬，使一里之内的人家得到供给【古代方一里为一井，为田九百亩；农夫八家各受田百亩，公田八十亩，八家共同耕种公田，公事完毕后才料理私田。《诗》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余下二十亩用来建闾门、井、房屋。如今一里的范围扩大，一亩田相当于古代三亩田，因此十亩田相当于古代三十亩田，比较面积也大致相等】。一州以百亩为单位计算，有十里见方的一百块地方；州县城郭、贯通河流的大道、丘墓乡井聚集之地，以及田间水沟、道路、沟渠所占之地，约计不超过三十六个十里，共有田地十九亿四万四千亩【一万九千四百四十顷】。这样百里之内的百姓可以得到供给，千里之内也一样；高山大川就包围在其中。把长的地段连接起来，把短的地段加以重叠；一亩田即使强者兼并弱者，水旱灾害又不能按时发生，不能完全发挥地力，每年所得粟也不会少于一石，官府取其中十分之一。百里之州共有五十四亿亩田，其中十九亿四万四千亩用作州县城郭、贯通河流的大道、田间水沟、道路、沟渠、丘墓乡井、房屋道路、牛猪休息之所和葱韭菜蔬种植之地，剩下三十四亿五万六千亩【三万四千五百六十顷】。每十亩产粟一石，共得粟三十四万五千六百石，用来进贡天子，供给州县一切办事人员的俸禄，供养宾客，输送四方，抵御水旱灾害，这些都足够了。田间还要种桑。凡种桑百人沐浴所需的桑叶，称为一功桑。桑太少，布帛就不足；桑太多，又会侵占田地。因此十亩田种桑五功；一功桑所养的蚕，取其不宜按年计算的产量，即使不能完全发挥桑树的功效，所得也不少于一匹帛。官府取其中十分之一。百里之州共有五十四亿亩田，其中十九亿四万四千亩用作州县城郭、贯通河流的大道、田间水沟、道路、沟渠、丘墓乡井、房屋道路、牛猪休息之所和葱韭菜蔬种植之地，剩下三十四亿五万六千亩。种麦的田，大约占三分之一；因为那里的土质低湿，不能种桑，剩下二十三亿四千亩田。总计种桑一百一十五万二千功，每十功取一匹帛，共得帛十一万五千二百匹，用来进贡天子，供给州县一切办事人员的俸禄，供养宾客，输送四方，抵御水旱灾害，这些都足够了。鳏、寡、孤、独以及有残疾的人，官府供给他们粟帛；能够自给的，不征收赋税。种桑的田，每十里乡设置一个公仓。乡中交给官府的收入，每年拿出十分之一存入公仓，十年可得粟三千四百五十六石。十里乡人口多的，不足一千六百户；各家乡户共同保护公仓，使它不被偷盗。遇到饥荒年，粮食不足，就按照各家人口多少从仓中发放粮食给他们，并鼓励他们养蚕，等待麦子收成。到了大丰收时，乡正告知乡人，把公仓发给他们的粮食归还；归还时必须精洁，不要带水湿，收入公仓。贫困者不能归还的，就免除征收。这样，即使年成大饥荒，百姓也不会因粮食困苦，不会饿死在沟壑之中，也不会流亡到别的地方。人民富足而生活快乐，就会把犯法看得严重，把行善看得容易；教导他们侍奉父母，使父母慈爱；教导子弟，使他们孝顺；教导乡党，使他们恭敬谦让。衰弱年老的人能够得到安居，幼小羸弱的人能够得到抚养，鳏寡孤独以及有残疾的人，都能乐于居住在自己的地方；房屋相邻，炊烟相接。百里之内的地方都相互连接。和他们共同居住，他们就快乐而有礼；和他们共同守卫，他们就都能守住自己的产业，即使强暴的军队也不敢欺凌他们。从百里之内推广开来，施行到千里；从千里扩展出去，遍及四海，谁能抵挡它呢？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使百姓各自保全产业并亲近君主；即使君主自己想使国家危亡，也不可能做到。《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紧剥取桑根皮，把门窗缝隙缠缚好。如今你们这些下民，谁还敢欺侮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唐文粹》卷四十四上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四十四下 宋姚铉编 古文丙【共六十七篇】《鹿门隐书》六十篇【皮日休】《古渔父》四篇【刘蜕】《时议》三篇【元结】《鹿门隐书》六十篇【附序】皮日休 醉士隐居在鹿门山，不醉时就出游，不出游时就休息。在道上休息，思考自己还没有达到的地方；在文章上休息，为自己还没有周全之处感到惭愧。因此又起草《隐书》。唉！古代的圣王能够表彰山夫谷民的善行，心意大概就在这里吗？有人说：“仲尼修订《春秋》，记载灾异，近于怪异；谈论虎贲之士的勇力，近于崇尚力量；写衰败国家的政事，近于宣扬混乱；确立祭祀神灵的礼制，近于神秘。圣人的道难道分歧太多、难以贯通吗？为什么有不说的意义呢？”回答：“山鸣鬼哭、天裂地崩，是非常怪异的事。圣人称一位君主的暴行会造成灾害、延及天地，所以避讳不明说。但后世的君主仍有人穷凶极恶以招来灾祸，极尽暴虐以求制造奇异。夏桀、商纣这样的君主，能够握住弯钩、伸直铁器，抚按房梁而移动柱子，徒手搏击熊罴，奔跑追上虎兕，力量非常大。圣人隐而不言，是害怕后世崇尚力量、虐待万物，贪图勇力而丧失生命。但后世的君主仍有人喜好角抵而忘记政事，接受能拔树、能拒敌的勇士，却错过贤能之人。寒浞窃取后羿的妻室，子顽与自己的母亲私通，混乱到了极点。圣人隐而不言，是害怕后世的君主变成蛇豕般淫乱，百姓变成淫蜮般的祸害。但后世的君主仍有人更换内室以扰乱国家，与宫室中的人私通以扰乱邦国。夏启蓄养乘龙，周穆王游览瑶池，神异到了极点。” 圣人有意隐而不说，是担心后世的君主用幻术变化来求取事物，用邪门旁道来成就享乐。后世的君主还有滥行封禅以求长生、放纵祭祀以祈求欲望的人。唉！圣人说一句话，便足以成为当世的老师；做一件事，便足以成为后世的准则，难道是可以轻易传下的吗？在仲尼的时代，假如只说怪异、勇力、悖乱和鬼神之事，我恐怕后世君主所谓的“怪”，不在妖异祥瑞，而在政治教化；所谓的“力”，不在角力格斗，而在侵凌欺压；所谓的“乱”，不在闺房之事，而在天下大乱；所谓的“神”，不在机巧鬼怪，而在宗庙祭祀。果真如此，那么圣人的道，难道还会有许多歧途吗？百姓的本性多半暴烈，圣人用仁来引导他们；百姓的本性多半悖逆，圣人用义来引导他们；百姓的本性多半放纵，圣人用礼来引导他们；百姓的本性多半愚昧，圣人用智来引导他们；百姓的本性多半虚妄，圣人用信来引导他们。这样看来，圣人把天下引向正道，贤人把国家引向正道，众人把家庭引向正道。后世的人却把引导反过来变成攫取，把攫取反过来变成掠夺。所以，用仁取得天下，取得天下后却不仁；用义取得国家，取得国家后却不义；用礼取得名位，取得名位后却不守礼；用智取得权势，取得权势后却没有智慧；用信取得朋友，取得朋友后却不守信。尧舜是通过引导而得到天下，并不是攫取；他们凭仁取得天下，殷周虽以攫取取得天下，取得之后也实行仁。我认为，自巨君、孟德以后，凡是实行仁义礼智信的人，都是通过夺取而得到的。可悲啊！文学对于人，譬如药物：善于服用就会有益，不善于服用，药物反而会造成伤害。有人说：“圣人见到一件善事，必定急切地仰慕它。”丹朱、商均虽然说不上贤肖，难道就比豺狼虎豹还毒害人吗？为什么他们继承帝位却那么遥远呢？况且，善只能用来保全自身，却不足以保全天下。唉！丹朱、商均假如不是尧舜的儿子，连自身都不能保全，更何况天下呢？诋毁别人的人，实际上是在诋毁自己；称誉别人的人，实际上是在称誉自己。诋毁别人，别人也会诋毁他，这难道不叫自我诋毁吗？称誉别人，别人也会称誉他，这难道不叫自我称誉吗？有人说：“神农长着牛头，蜚仲长着鸟身，是真的吗？”回答说：“这不是说形体，而是取其象征。至于枭、羊、防、貐，尚且还与人相似，何况圣贤呢！” 有人说：“夏禹变成黄熊，是真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是感应之事。简狄吞下鸟卵而生契，姜嫄踩着巨人的足迹而生稷，就是这种情况。只是禹的母亲梦见熊，因而生下禹罢了；不然的话，禹难道真的是熊吗？我认为，把圣人说成熊，是在欺罔世人。” 有人说：“孟子说：‘我是什么人？舜是什么人？’难道圣人都是可以通过修养达到的吗？”回答说：“圣人就是天性，不是靠修养达到的。先懂得道，然后才能修养；能够修养，然后才能成为圣人。况且，尧做唐侯，二十岁时就已经德行盛大；舜是鳏居的百姓，二十岁时就以孝闻名。这哪里在于修养呢？后稷游戏时，必定以种植技艺为乐；仲尼游戏时，必定以陈列俎豆为乐。这在于修养吗？大概靠修养而达到圣境的，是颜子、孟轲。至于圣人，是天赋的资质，不是靠修养达到的。” 穷山之中人人都要行走，大江之上人人都要涉渡。然而不幸的是，有人遭遇虎、兕的凶暴，有人遭受蛟龙的祸患。难道因此就停止前进吗？道路上有人遭遇这种祸患而死，后面接踵而来的人却唯恐自己走得不够快。如今的士人为了名声和权势，假如遭受刑罚祸患而被流放逃窜到这种地方，掌管刀锯刑罚的，一定是有名望的人；主持流放事务的，一定是有权势的人。后面接踵而来的人，却唯恐自己的官位来得不够快。唉！名声和权势就是这样。我所忧虑的，是内在的祸患，难道是虎兕、蛟龙吗？这是上天没有给人以幸运，并不是人的过错。有人披林追逐虎兕，入水触犯蛟龙而遭受祸患，这就是人没有得到上天的幸运，并不是上天的过错。若是这样，一旦遭遇祸患，终身所做的事便会成为心中的交易。君子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小人却偏偏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可以威慑却不施威，可以杀戮却不杀戮，这是很难做到的。考察廉洁的人，不看他处于困穷时的表现，而看他富贵时的表现；考察谨慎的人，不看他处于危难时的表现，而看他拥有权势时的表现。假如人在困穷时仍能廉洁，在危难时仍能谨慎，这只是戒惧之心，并不是真正的品德。古代做官的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负担，所以自己为天下忧虑；如今做官的人，把自己当作天下的负担，所以百姓替他们忧虑。如今道路上有个婴儿，将要被牛马踩踏，见到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会忧惧不安，都想驱赶牛马来救活他。至于国家有软弱的君主、家中有美貌的妻子，那些想要谋取他的国家、想要夺取他的家庭的人，却只恨那君主和丈夫没有遭受婴儿被踩踏的灾祸。唉！这究竟又是什么心肠呢？

译孟子说：“伯夷过于拘谨，柳下惠不知防止。伊尹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皮子从伯夷那里取其廉，又把这种廉用于天下，就不算狭隘了；从柳下惠那里取其和，又把这种和用于天下，就不算不恭敬了；从伊尹那里取其志，又把这种志用于天下，就不算志向过大了。天有造化，圣人用教化来辅助它；天有生育，圣人用养育来辅助它；四时有信用，圣人用诚信来辅助它；日月有光明，圣人用文明来辅助它。唉！辅助天地的，为什么只有圣人？即使禽兽、昆虫、云气和万物，也不能自行顺应天地的变化。麒麟凤凰辅助祥瑞，蛟龙辅助润泽，昆虫辅助地气，云气万物辅助天候，何况圣人呢？何况鬼神呢？所以，若缠绕着大君赐予的组绶，享用百姓的膏血，假如没有仁德却占据禄位，这尚且是不配享受俸禄，何况还能辅助天地吗？我这才知道，这些禽兽、昆虫、云气和万物，并没有窃取天地覆盖养育的功劳。” 船有仡，就如同人有道。仡使船不安定；船航行时，没有仡就不能前进，这是以不安为安。人的行动，也如同船有仡；没有道就不能前进，这是似乎不行而终于能行。秦失去了仡于项羽，项羽又把仡遗失给汉；这说明圣人的道不把安定之处当作安定，小人的道却把不安定之处当作安定。伊尹的道，是一丝一毫也不拿来给别人，一丝一毫也不从别人那里取。我若得志，也不这样做；只要给人以道、从道中取，天下都可以这样做，何况一丝一毫呢？伊尹之道近于执着，我舍弃这种执着而取其廉洁。伯夷不事奉，不是因为君主就不治理，不是因为百姓就不治理；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退隐。我若得志，也不会这样做。不出仕，若不是为了君主，还有谁来推行他的道？不治理，若不是为了百姓，还有谁急于拯救天下？难道是因为君主不值得事奉吗？汤不应当事奉桀，文王不应当事奉纣；难道是因为百姓不值得治理吗？桀的百姓不会投奔殷，纣的臣民也不会归附周。所以伯夷之道，过于高峻。我舍弃这种高峻而取其守节。柳下惠，哪一个君主不能事奉？哪一类百姓不能役使？同恶人说话，即使他袒露身体、赤身裸体地站在我身旁，哪里能污辱我呢？我若得志，也不会这样做。蚍蜉难道是超过人的动物，却还懂得礼吗？处在百姓下层的人，也不过如此罢了。柳下惠之道，过于混杂，我舍弃这种混杂而取其明辨。唉！在书卷之中，圣贤都在那里。仰慕他们却赶不上，爱慕他们却不能亲近，必定郁郁不乐地自我磨砺吗？到了这种地步，是在劳苦心志，还是在劳苦身体？劳苦心志，内心就疲惫；劳苦身体，身体就困倦。唉！道果真不在于自己施展吗？古代的奢侈，我不奢侈；古代的俭朴，我也不俭朴。合乎管仲、晏婴之间的中道，或许就可以了。唉！古代的奢侈是僭越，今天的奢侈是泛滥；古代的俭朴出于本性，今天的俭朴只是为了名声。学习之后却荒废的人，不如不学习而荒废的人。学习之后荒废的人，依仗自己学过东西而骄傲，骄傲必然受辱；不学习而荒废的人，对自己感到惭愧而自我卑下，卑下反而能保全自己。勇力超过别人，叫作暴；才智超过德行，叫作妖。小的善行会扰乱德行，微小的才智会损耗大道。因为有善行却不求进步，因为有才智却不加修养，这是孔门弟子的耻辱。古代的隐居，是把功名忘在其中；今天的隐居，却把爵位藏在其中。官吏没有约定要作奸欺罔，奸欺之事却自行到来；商人小贩没有约定要不仁，不仁之事却自行到来。唉！官吏若不是受到重刑，就不知道奸欺会使自己丧失；商人小贩若不是遭遇大祸，就不知道不仁会伤害自身。容易教化而变善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官吏和商人小贩，难以教化啊！人任意放纵自己的志向，将怎样面对日后的祸患呢？

译圣人能够把道交给别人，却不能把自己的志向交给别人。唉！才华和声望在当时显露的人，危险啊！一个君子爱护他，百个小人嫉妒他；一个人的爱护本来就胜不过一百人的嫉妒，所以他要得到进用很难。不以尧舜的心作为君主之心的，是徒具君主名位的君主；不以周公、伊尹的心作为臣子之心的，是徒具臣子名位的臣子。造父善于驾车，却不能驾驭劣马；公输善于做木工，却不能用朽散的木材制作器物。我知道那些不受教化的百姓，哪里是容易驾驭、容易教化的呢？阳货是仲尼的劣马，互乡人是仲尼的散木。有人说：“您的道超过千人，您的相貌却实在不足以胜过众人，唉，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伊尹、皋陶也是人，孔子、颜子也是人。” 不经过思考就立言，不了解对方就结交，我对此实在有所畏惧。知道道却不实行，知道贤人却不举荐，这比穿墙打洞偷盗还严重啊！盗贼不能偷尽一室的财物；不实行道，足以使自身丧命；不举荐贤人，足以使国家灭亡。金、贝、珍珠、美玉，并不是能够说话而有利于万物的东西。至于拥有国家的人，把它们看得比贤人还宝贵，爱惜得超过圣人。假如失去正道而造成国家混乱，尚且会把国家输给别人，何况金贝珠玑呢？圣人实行道而守护法，贤人实行法而守护道，普通人轻视道而把法当作货物。古代审理案件，查得百姓实情就悲哀；今天审理案件，查得百姓实情却高兴。悲哀的人，是悲哀教化没有实行；高兴的人，是高兴赏罚必定到来。周公做天子时，能够降低身份礼敬住在简陋屋舍中的士人。如今即使是最低级的一命之士，若能接见住在简陋屋舍中的人，这种礼节就已经亡失了。可悲啊！迎合君主的急切而被惩罚，把纠正自己的仇怨说成正直；借自身不喜欢某人而标榜廉洁，借别人不乐意某事而自称正义。大人不这样做。圣人的道如同平坦大道，诸子的道却只是偏斜小路。平坦大道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偏斜小路也没有到不了的地方。然而走平坦大道，有渡口桥梁可凭借；走偏斜小路，却要苦于荆棘。三王的时代，百姓只知道谋求生存，却不知道教化；五帝的时代，百姓知道教化，却不知道德行。诋毁别人的人，失去了正直；称誉别人的人，失去了真实。这不是近似乡原那样的人吗？害怕权势而同人交往，权势衰弱，交友之道也就停止；希求利益而同人交朋友，利益减少，友道也就衰退。明智的君主善于保全臣子，所以不与臣子过分亲狎；明智的士人善于保全朋友，所以不与朋友过分亲昵。有人说：“我善于治理苑囿，我善于饲养禽兽，我善于用兵，我善于聚敛赋税。”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今天却被当作臣子。虸蚄能够危害庄稼，却不能危害人；奸邪之人善于危害人，而危害庄稼的虫子有时还会遇到丰收，所以算不上真正的祸害。即使有祝鮀那样的巧言、宋朝那样的美貌，他们危害人的事又哪里说得尽呢？有人问君子的道怎样才能长久实行。回答说：去掉四种蒙蔽，采用四种端正，就可以长久实行。又问：为什么这样说？见到贤人却不能亲近，听到义理却不能折服，遇到动乱却不能匡正，面对利益却不能节制，这叫四蔽。不合乎正道就不说，不合乎礼就不实行，不合乎文理就不修治，人品不正就不接见，这叫四正。鹓鸾不常见，君子却仰慕它们；鸎鸠常见，小人却捕捉它们。唉！君子的出仕与退处，也不过像鹓鸾罢了。不居官位却受人尊重的，叫作道；不以货财为富却富有的，叫作文。唉！我将说这是得逢时势吗？受到尊重却骄傲的人，我不认为他是这样。我将说这是失逢时势吗？富有而安适的人，我却认为他是这样。有人说：“身处世间，怎样才能避免诽谤？”回答说：“去掉六种邪行，采用四种自尊，就可以了。”又问：“为什么？”回答说：“进谏还不深切就诽谤君主，交往还不深厚就责备朋友，居处还未安定就归罪国家，自己不俭朴却责怪岁时和世道，道德不高却凌辱贵人，志向未定却羡慕富贵，这叫六邪。以自己的道为尊，尧舜也不能使它卑下；以自己的亲人为尊，天下也不能使他屈服；以自己的品格为尊，孩童也不能戏弄他；以自己的志向为尊，刀锯刑罚也不能威胁他。这叫四尊。” 爱心即使极其深厚，也不□仇敌；自身已经危险，也不去救济；权势正盛时就知道满足；利益正在眼前时就能自我觉察。这难道是小人做得到的吗？因俭朴而获罪，仍比奢侈相去甚远；因退让而遭诽谤，仍胜过贸然进取。制造弓和簸箕的人家，生了儿子却舍弃弓和簸箕；烧陶制瓦的人家，生了儿子却舍弃陶器和瓦器。唉！我的道，难道也像弓箕之家、陶旊之家一样吗？从汉代直到现在，使百姓的财产有一半进入国库的，难道只有桑弘羊、孔仅吗？难道只有卫青、霍去病吗？假如他们遇到圣明的天子，我就知道结果了：桑弘羊、孔仅不过是商贩，卫青、霍去病不过是普通士卒。古代杀人时会发怒，今天杀人时却在发笑。古代任用贤人，是为了国家；今天任用贤人，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古代酗酒，是为了酒；今天酗醟，是为了人。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驱逐盗贼；今天设置官吏，却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盗贼。有人说：“杨朱、墨子的学说有道吗？”回答说：“下棋、用钱、格斗、博弈，都各有它们的道。何止杨朱、墨子呢？我知道如今那些嗜好杨朱、墨子之道的人，不过是一个人的家族罢了。” 《古渔父》四篇【有后序】　刘蜕 老翁在山中行走追逐禽兽，遇到了虞人。虞人反而用网捕猎老翁，老翁以侍奉鬼神为借口欺骗虞人而逃脱。后来，老翁的儿子长大了，包围山林，要为猎杀我父亲的人报仇，说：“今天凡是在山泽中遇到的，一律杀无赦。”虞人逃到大泽中。虞人的父亲教他捕鱼，因为捕鱼的利益厚于用网捕猎，他晚年便富有于泽边。后来听说老翁要在帝尧身边杀死自己的儿子，帝尧教他以治理天下为业，因为治理天下的利益厚于陶作和耕稼，他晚年便富有于九州。捕鱼的人常因此自我嘲笑，这事传到了士师那里。士师依法逮捕了他。捕鱼人回答说：“起初我学习捕鱼，并没有学习嘲笑天下，而是天下的事进入了我的嘲笑之中。”舜听到后也说：“起初我学习侍奉老翁，并没有学习接受天下的禅让，而是天下禅让给了我。”海冥之后，捕鱼人哭着奔向帝辛，说：“起初风吹水面，鱼聚集到我的船边，我垂下十钩。鱼正看着我的钩子，还没有来得及吞食，雷声就惊动了我的船。雷并没有发作却震动了，这难道不该归罪于燮理政事的人吗？”帝辛回答说：“你没有捕到鱼，市场上却不缺鱼，这也不过是殷人捕到了鱼罢了。捕鱼的人多，却垂下十钩，鱼一定会争夺，同时又害怕后面的鱼饵；然而它们仍然一起看着你的钩子，难道不是因为君王你的鱼饵太少吗？” 有什么可杀的呢？”微子从旁听到这话，也说：“殷人的鱼饵太少了。我若不接受杀戮，殷民就会惊惧，于是抱着祭祀的礼器进入周地。”

译傍晚，有两条船返回，在河流中央争夺一条船。空船上的人仗恃船中没有货物，不会伤害船只，于是猛烈争斗，撞击两船，果然和对方一起翻覆。第二天，他们到君王那里争讼。君王认为双方罪责相等，判两个渔夫平分责任。后来，空船上的人回去告诉儿子：“我胜了。”那条翻覆的船上载鱼的人回去，也告诉邻居：“我胜了。”邻居笑着说：“罪责相等，而你却单独翻了船；所载的鱼，谁能说你胜了呢？” 有人把鱼放在芦苇之间，抬头看见鸣叫的鸢鸟聚集在上面，就在器物旁竖起一根木头来吓走它们。第二天，泽西的渔人便在泽边刻了一块木头。前一天放鱼的人看见它，便注视着离开，三年都不敢捕鱼。他的妻子笑着说：“起初只是用欺骗来骗一器鱼，如今学会了欺骗，竟想盗取一泽的利益。” 篇后序 防昌甲子年，我在西塞岩下看见洗出来的石版，得到《渔父书》七篇。其中还保留很多古文，但有三篇极其怪诞浅近，类似词赋，如今全都舍弃了。其余四篇，我特意为它们笺释、校正文字。不过，前两篇文章格调高雅，后两篇则借寓言寄托，内容鄙俗狎近，但颇有讽刺感发之处，所以我也保存下来。只是不了解它们的年代，因此称作《古渔父》。《时议》三篇【附表】　元结 臣元结言：臣自认为昏昧平庸、没有什么才干，放浪于江海之间。陛下忽然下达公诏，远道征召愚臣。陛下难道不是因为凶恶叛逆尚未平定、盗贼屡屡兴起、百姓劳苦、财力军力不足，想要把社稷大计同天下人共同谋划吗？臣是荒野中的卑贱之人，刚刚见到宫门台阶，又受到种种拘束和忌讳，不能把全部下情上达，那么陛下何必劳烦车驾，招来礼敬贤能奇异之士呢？臣实在不能承受君子的羞责、遭受小人的侮辱，因此编写舆夫皂隶的议论成三篇，命名为《时议》，冒昧上呈陛下。触犯天威，谨伏地等待治罪。臣元结顿首谨上。《时议》上篇 当时议论时局的人有的互相问道：“往年逃散叛乱的军队，向东穷尽江海，向南抵达淮水、汉水，向西抵达秦地边塞，向北直至幽都。如今赵、卫的疆域全都被盗贼占有。凶悍勇猛、攻打四方的军队，有一百多万；屯守三京、跟随卫氏魁首将帅的人，更无法计算。当时的军队，可以说强大了；当时的人心，却已经不稳固了。天子只带着几名骑兵，勉强到达灵武，召集残余弱兵，抗击强大的敌寇。军队驻扎在岐阳，军势抵达渭水以西，不到一个时辰，竟然能够摧毁强敌锐气，收复两京，逃走和投降的叛逆之徒，全部收复河南的州县。如今河北、陇地的险要之处，奸逆仍然残存；如今山谷、江湖间，逃亡的亡命之徒渐多；如今各地的盗贼，屡次侵犯州县；今天下百姓，有的辗转迁徙、流离逃亡；如今临敌的将士，多半喜欢奔逃离散；如今贤士君子，不愿求取任用。当年天子在灵武直到凤翔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兵力却能战胜敌人，没有今天这样的禁令却没有亡命之徒，没有今天这样的威令却使盗贼不起，没有今天这样的财用却使百姓不逃亡，没有今天这样的封赏却使将士不离散，没有今天这样的朝廷却使人思求任用。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天子能够以弱制强，却不能以强制弱吗？难道天子能够在危难中求得安定，却忍心因为尚未安定而忘记危难吗？” 当时议论时局的人有的相互回答说：“这并不是难以说明的事，实在很容易说明。前些年，天子因陵墓宗庙被凶恶叛逆之徒污辱而悲痛怨恨，怨愤上皇，忽然南幸巴蜀；又因宗室亲戚多被诛害而哀伤，圣体惊惶，行动休息都不得安宁，所以勤劳而不推辞，亲自抚慰士卒，授予人们权位，信任他们而不疑惑，渴望听到忠直之言，有过错就善于改正。这就是所谓以弱制强、以危求安。如今住在重重城郭、深深宫殿之中，安闲私居；清晨戴着冕旒，佩着缨饰玉佩上朝；太官备办美味，按时享用；太常整治音乐，听取和谐的声音；国家机务，参详后进呈；百姓的疾苦，却有时听不到。马厩里有良马，宫中有美女，车舆服饰和礼物日日齐备；吉祥的征兆和美好的瑞应接连出现；朝廷歌颂盛德大业；四方进贡的赋税，尤其是奇异物品；公族姻戚欢喜庆贺皇帝；谐臣戏官使天颜愉悦。而文武大臣，直到公卿和众官，全都有权位爵赏，名位和实际所得之外，似乎已经超过期望。这就是不能以强扶助弱、反而忍心因尚未安定而忘记危难的原因。假如天子能够把今天的安定看得像灵武时的危难一样，无论事情大小，都像在灵武时那样办理，盗贼的强弱还有什么可说的？天下就可以说无事了。” 《时议》中篇 当时议论时局的人说：“有人相互谈论说：‘我听到道路上的人这样那样议论。’游说之士共同谋划说：‘从前我们奉侍天子、抵御凶逆，战胜敌人则国家和家族都能保存，战败则国家和家族都将灭亡。因此我们以生死决战，极力据理进谏。如今我们的名位已经很重，财货已经充足，爵赏已经丰厚，辛劳已经到了极点。天下如果安定，我们何苦再劳心？天下如果不安，我们在外没有仇敌来伤害，在内没有贫贱来逼迫，何苦还要面对刀锋而接近死亡？何苦还要违逆君主而接近祸患？’又听说：‘唉！我们州里有忠义的人、仁信的人、方正刚直的人。如今有的父亲生病、母亲年老，有的成为孤儿寡妇；即使自己能够活下来，也都要服劳役、乞讨，仍然缺衣少食，何况已经死去的人呢？父母妻子，有谁怜悯他们？’又听说：‘如今天下残破，百姓危急，承受赋税徭役的多是衰弱贫穷之人，只有逃亡者在生死之间独自悲伤忧愁，道路上的议论大概也已经到了极点。天下如果安定，我们这些人难道还能安处田亩吗？天下如果不安，我们就不再以忠义、仁信、方直之道赴死了。即使有盗贼来夺取我们的东西，天下安定时我们也会跟随他。人尚且如此，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当时议论时局的人相互回答说：‘如今国家并不是希望事情变成这样，大概是因为过于明察、过于信任而导致的。”},{ 如果过分明察，就会看见其中的内情；想要把内情隐藏起来，就会产生蒙蔽和迷惑。蒙蔽上级、迷惑下属，能够使人必然相信，这种相信就可以成为必然，所以才会过分相信。在过分信任之中，极其奸邪的大恶之人却卓然存在。这样一来，朝廷终于失去了公正正直，天下终于失去了忠诚守信，百姓的冤屈怨恨也更加深重。公正正直既然亡失，忠诚守信既然丧失，冤屈怨恨既然产生，难道是天子和大臣所喜欢的吗？如果想要治理它，难道能没有根由吗？我们这些人在野外议论，又能来得及做什么呢？当时的议论，下篇。当时议论时，有人互相问道：“今天的天子希望安定，百姓希望得到救济，奸邪叛逆之人也希望实现太平，正在竭力谋求，并不是不勤劳。如今已经四年了，可是议论的人却对此提出异议，这是为什么呢？”当时议论的人，有的相互回答说：“天子所想的，以及议论者所提出异议的事情，天子和大臣并不是不知道。凡是发布诏令，常常都提到这些事情；话虽然说得殷切，事情却全都不实行。前前后后说了再三，很像是在戏弄人。如今有时发布体恤百姓的命令，颁下忧劳勤政的诏书，人人都聚集起来，结党谈论，指点着议论它们，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说了却不实行的缘故。”天子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以为话即使不实行，也足以用来阻止坏事、劝勉善行。唉！阻止和劝勉的办法，在于明察、审慎、公平、适当，并且一定实行。既然一定不实行，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自太古以来，要达到治理天下、兴盛教化，从来没有只说而不实行却能够成功的。假如天子能够追究实行已经说过的命令，一定实行将来的法令，并且免除天下无缘无故的杂徭，除去天下随时更改的弊法，去掉天下拘束禁忌的烦琐命令，一定任用天下贤能卓异的君子，斥退天下平庸邪恶的小人，然后推行仁德，树立信用，施行威令，对这些事情不再迷惑。这就是帝王的常道，为什么还做不到呢？

译《唐文粹》卷四十四下。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四十五。宋代姚铉编。古文丁。言语对答十八篇。《拜禹言》〔李翱〕。《拜岳言》〔陈黯〕。《冶家子言》〔陆龟蒙〕。《齐处士言》〔袁皓〕。《英雄之言》〔罗隐〕。《言医》〔李华〕。《齐诛阿大夫语》〔牛僧孺〕。《设毛延寿自解语》〔程晏〕。《对禹问》〔韩愈〕。《济为渎问》〔李甘〕。《寒泉子对秦惠王》〔陆龟蒙〕。《齐司防对》〔程晏〕。《真龙对》〔盛均〕。《愚溪对》〔柳宗元〕。《纪梁公对》〔杨防〕。《答问谏者》〔陈黯〕。经防五。《文道元龟》〔尚衡〕。《禹诰》〔陈黯〕。《逸书》〔白居易〕。《疑经》〔司空图〕。《正尸祭》〔皮日休〕。《拜禹言》　　　　　　　　　　李翱。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恭敬地两次拜伏在禹的祠堂下，从宾阶登上去，面向北站立，不敢叹息，也不敢祈求；退下台阶后，再次恭敬地拜了两拜，哭着回去，并且歌唱道：“只有天地是无穷无尽的，可悲的是人生长久劳苦；过去的事情我来不及赶上，未来的事情我也听闻不到。算了吧，算了吧。” 《拜岳言》　　　　　　　　　　陈黯。我陈黯从关东随同计吏来到京城，经过华岳祠时，有巫人引导我去祈祷拜谒。于是我撤去车盖，整理衣服，焚香、炉香，斟酒，低头拜伏着上前，默默地退了出来。巫人说：“客人这次出行，是为了求取名声吗？是为了求取官职吗？为什么举行了祈祷的礼仪，却没有祈祷的话语？神灵的感应和应答既然如此灵验，何不舒展你的诚意呢？”我说：“我来这里拜谒，是因为华岳在群山之中最为尊长，就像人有圣贤、草木有松兰、百川有河海、鳞类和羽类有虬龙与鸾鸟一样。它高峻雄伟，直冲云霄、支撑天空，载入国家的祀典，应当是人们共同尊奉的对象。我通过拜谒，想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敬意；若说出祷词，我反而害怕神灵听得太清楚。况且神灵如果看得果真高远、听得果真深细，就一定会给善人降福，给淫邪者降祸。我的行为若合于神意，神灵一定会照临我；如果我欺骗神灵，那么祈祷又怀着什么心思呢？”巫人说：“我的话没有虚妄，是给说妄言者的箴言。” 《冶家子言》　　　　　　　　　陆龟蒙。周武王讨伐殷朝以后，悬挂了纣王的首级。有一个人在白旗下面哭泣，主管官吏责问他。他说：“我是冶炼铸造人家的孩子，几十年间已经多次改变我的熔炉和铸范了，如今又将要改变它，不知道我的行业将会怎样，所以哭泣。”我的祖父开始铸造农具，每到春季农事开始时，制成的农具一定大为畅销。殷朝的赋税沉重，拿着耒耜耕作的人，即使得到一小块土地，也不敢起身离开。我的父亲把行业改成制造工器，宫室台榭接连兴建，工器的销路增加了一倍；百姓凋敝，力量耗尽，土木工程也中途停止。我又把行业改成制造兵器，用来防备诸侯讨伐殷朝；军队交战、摆开阵势时，兵器的销路又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如今周朝使用大斧斩杀独夫，天下将要奉行文治，我的行业一定会毁坏，我的死亡也不远了。”武王听到后感到害怕，于是收藏起干戈，劝导农业生产，使冶家子恢复祖父旧日的行业。《齐处士言》　　　　　　　　　袁皓。齐国的祖先接受宋国的禅让，大宴卿士，回头对丞相说：“我没有才能，幸而拥有天下，这不是各位百官辅佐我这个小子、共同拯救宋人于溺水之中吗？然而我不敢改变时势、轻视器物，使治理超过十年，终于使黄金和泥土同样贵重。”朝臣纷纷称贺，朝廷内外喧闹欢欣，喜悦之声每天传遍各处。天下齐封父听说后庆贺道：“宋人得救了。”于是告诉乡里的处士。处士听后哭泣说：“离开老虎却遇上了狼，改变时势而灭亡。我作为宋人，幸而还没有死，果然要在齐国遭受涂炭了。新君主的话，难道合乎圣人的道理吗？君王知道黄金比泥土贵重，却不知道百姓把泥土看得比黄金贵重。我听说古代封土地给人，是因为百姓富足而国家殷盛。土地上有林木，百姓可以按时采伐；土地上有盐卤，百姓可以按时煮取；土地上有禾黍，百姓可以按时收获，粮仓充盈。金玉在山中，桑麻在原野，圣人不加禁止，不据为私有，也不由官府专有。死者有土地安葬，生者有田地耕种，圣人为此欢喜，百姓也共同欢喜；百姓忧愁，圣人也因此忧愁。秦朝承受了扰乱国家的祸患，百姓的痛苦没有谁能医治。汉朝的疆土扩大以后，百姓富足了。土地的利益，百姓却没有机会窥见。金玉藏在山中，盐卤埋在田地里；拿取一块土也会触犯禁令而死，活着没有土地却可以耕种，死了没有土地甚至不能安葬到黄泉之下。” 活着就被赋税侵害，郡中像蚕一样侵吞；县邑被官吏克扣，官吏像虫一样啃噬。我看宋人的困顿已经很久了，还没有见过守土之人拥有一寸土地。君王如果确实想使百姓到达能够生存的境地，不如减轻百姓的赋税，把土地的利益留给百姓。知道百姓把土地看得比黄金贵重，那么齐国的百姓就会从中得到福祉。”封父恭敬地道谢说：“我想听听您对执政者的看法，可以吗？”处士说：“不行，这是想要赶快把我牵引到灾祸中去。只愿封父不要实行这些话，我将要装作疯子了。” 《英雄之言》　　　　　　　　　　罗隐。万物之所以要隐藏，是为了防备盗贼。因此人也是这样。盗贼也是人，戴着帽子、穿着鞋，穿着衣服。他们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退让之心、廉洁之节操不能始终保持。看见玉帛就夺取的人，会说自己是被寒冷和饥饿所逼；看见国家就夺取的人，会说自己是为了救百姓脱离涂炭。被寒冷和饥饿所逼的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说是为了救百姓脱离涂炭的人，就应当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可是西边的刘邦却说：“居处应当像这样。”楚霸王项籍则说：“可以夺取而代替它。”唉！他们一定没有退让之心和廉洁之节操，大概是看见天下已经奢靡骄纵、尊大无比，于是才产生了夺取的谋划。作为英雄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因此，高大的宫室和安逸的游乐，很少有不被人窥伺的。《言医》　　　　　　　　　　　李华。晋侯正谋划攻打秦国，不久便患了病。秦伯派医和来诊视他。医和将要离开时，晋侯告诫他说：“邻国彼此有病，大夫为什么还要出行呢？”医和回答说：“臣不使用药物和砭石，请允许我用言语来治愈您。”晋侯认为秦国对自己没有加害，秦伯很高兴，便按照卿的礼节送医和离去。医和到了晋国，晋君在铜鞮宫的帷帐中，倚靠着肥壮的身体和柔媚的容貌；更换衣服、身上披戴珠玉的侍从有一百多人。膳夫在庭中排列鼎，然后才请客人入内。医和辞谢说：“我起初接受我国君主的命令，以解除您的疾病为职责；如今大国反而拿美色和饮食来招待我，医治您的病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中军师回答说：“这是我国君主礼待先生的礼节，没想到竟被认为过分恭敬，请您任意选择。”医和说：“我驾车奔驰千里，身体十分疲劳，气力也不足，所希望的不过是一大杯酒、一器水果，再用腒肉和干鱼佐饭罢了；其余的东西不敢烦劳大国。”他拜谢接受赏赐后，诊视晋侯说：“您的声音流利，阳气浑浊而浮动，脸色冷峻而容貌强健，和楚王相似；既可以医治，也不可以医治。”晋侯说：“楚王怎么样，竟能和寡人相比？”医和说：“臣曾经出使楚国，楚国疆域广大而富足，山川林薮繁盛，越过淮水直到南海，晋国和齐国、秦国都比不上它。”

译晋侯说：“寡人从未到过楚国，先不谈楚王，希望听听您对楚国的说法。”医和说：“您不要这样想，臣也没有详细考察楚国疆域的事情，只是说明我所见到的楚国罢了。离楚国近郊到郢都还有三百里，驾车登上山冈，平视各座宫殿，只见红色和白色的光彩照耀天空；抬头看不见像水面漂浮般的空旷天空，半边天空仿佛都被景物占据；苍青色的水波摇动起伏，随着风忽低忽高。南方尽头的山岭上，松林连绵不绝，忽俯忽仰，参差不齐，高低错落；流云有厚有薄，时隐时现。道路绵延不尽，盘绕着山岭，环绕着河流；车盖仿佛高大的屋檐，渐渐觉得正在登上高原，红色云霄压到头顶，举手便可摩天；先前以为高耸的山峰，这时竟在车下。阴暗的山谷幽深昏冥，投下石头也听不见声音。形容乳苑之内，只见连山暗黑地挡在门前，山势幽深高峻，仿佛坚硬的刀刃与缓慢的道路张开将要裂开，随后又重新合拢；露出封闭缝隙中空洞的部分，声音小小地传去，却以巨大的回声传回。高耸的山崖被阳光穿透，倾倒伏卧的山岭被云气笼罩。江边的平地广阔延展，百里之间常有芳草；白沙被阳光照耀，明亮洁白；绿色的原野草木连绵，奔走之处一片苍翠相连。箘簵、楩、梓等树木，以及橘柚树林，茂密地孕育着天地元气；寒暑仿佛没有差别，林荫浓密而风不能流通，幽暗处连阳光也无法透入。猿猴飞奔跳跃，经过和停息时呈现各种姿态；它们啾啾互相呼叫，从清晨直到昏暗。飘落的花朵纷纷映入眼中，像雪一样；道路被遮蔽，四下望去不见人影，脚一移动就没过鞋子。黄鸟不时鸣叫，白鹇飞过；来到险要处俯视江水，江水弯曲成为深潭，水面缓缓流动而不动荡。常有神怪出没，龟鱼在水中游动，露出鳞片和甲壳；纤细的水草随着风摇动，水波便兴起，崩裂的巨浪迸出泡沫，势头无法停止。” 精神惊恐，魂魄害怕，汗毛和骨头都悚然发冷。攀着树木闭上眼睛，仍然害怕跌入深泉、山麓崩塌。山谷幽深繁多，水源汇聚，支流潺潺，合流注入，浩浩荡荡，昼夜都有声响。即使在盛暑时节也清凉，穿过山崖冲击急流，跃起后又向前流去，刚才还疑心可以追到，忽然又仿佛没有尽头。水流回旋，水势翻转，水木交错，水泊开阔；水流冲击滚动着石头，相互摩擦，水上仿佛迸发火花；水面刚刚平缓又再次低落，沙土倾斜，浪涛堆积，白色水烟遮蔽苍天；通畅的江面满眼都是，水波淡荡而闪耀。过了很久，水边渐渐形成，细雨淅淅飞洒，昏暗中云气冉冉升起。沅水、湘水在春天上涨，苍梧山的天色渐晚；声音随着听觉达到尽头，景色随着视线延伸到远方。浮萍、荇菜和荷叶如同彩锦绣缎铺满一川；惊叹于水鸟种类繁多，纷纷在水面聚散；有的随流漂下，有时又逆着水浪返回。喧闹声像雷鸣一样令人惊骇，水沉下又涌起，云翻腾不定，双方却互不伤害。容貌安适，身体闲暇，沿着江岸层层观看；江面映照成霞，碧水泛起涟漪，水的深浅都能看见沙石。旁边经过宫门，水流漫入栏槛；上面有嫔妃们绵延不断的歌声传入云中，声音侵入幽深空旷之处将要断绝，却又随着下沉的风再次传来。齐、宋、郑、卫的音乐在宫中奏响，撞击金属，敲击石磬，草木仿佛也争相生长。坚固的城墙像雉堞一样崩裂，高大的山峰仿佛坠落，鸟兽惊慌狂奔，淮水和湖泊全都沸腾起来。首饰一戴就是价值千金，每餐饭耗费足以供养千家；那些以不能相及为耻的人，甚至按一粒粮食来计算。仓库和俸禄中的人，数量是平民的一半；饲养马匹的费用，却是租税收入的两倍。其余奇丽的财富、奢侈的供养，大都与此相当。楚王极其骄奢，而楚国百姓却十分困苦。申叔请求告老，不再参与政事，话还没有说完，晋侯舒了一口气，伸直身子说：“刚才先生所说，也可以用来治理吗？为什么？”客人说：“这还不足以使楚国疲困，所以说可以治理。若楚国扩张而没有满足，那就无法治理了。”晋侯脸色振作，精神振奋，斥退侍从，撤去膳食和美味，请求说：“先生请最终说明我的忧患，幸而现在有空闲了。”客人乘机触动他说：“楚国派令尹、司马在北疆治理军队，以逼近▯邑。▯邑的大夫中，年轻的请求打开关门作战；年老的却说：‘君主一心想让百姓休息，楚国倚仗富强，因奢侈而产生欲望，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我国君主于是打开府库，准备赈济；四境之内，寡君也以四时所需为由提出请求。寡君说：‘这些财物出于百姓，也应归还百姓；没有百姓，就没有这些财物，我为什么要吝惜呢？’又命令上大夫向百姓散发财物，并向他们道歉说：‘我没有德行，使你们的父兄子弟不能在楚军面前自保，所以把财物全部拿出来慰劳你们。’ 秦国人感念君主，人人都哭泣，妇女和未婚女子也请求拿起武器报效。楚国朝廷早晨听到消息，晚上便收兵；楚国君臣震惊屈服，接受秦国授予的职事。这就是先王不战而胜的策略。”晋侯恍然大悟，从楚国的事情照见晋国，于是停止了谋划。秦国因此同大国修好，小国前来朝见，戎狄也都归附。客人果然用言辞治好了晋侯的忧患，所以称作“言毉”。齐威王诛杀阿大夫的议论——牛僧孺 齐威王对阿大夫说：“你认为谁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阿大夫说：“是接近您的人。”齐王说：“我把治理阿地百姓的责任交给你；这本来是替我分担忧患的人，你却把在宫中供我使唤的人说成亲近。宫中的近臣，不过是替我折断肢体罢了。我的身体有尊贵的部分，也有卑贱的部分，难道能因为它反而比心更尊贵吗？所以，任职于宫中的不是亲近，进入我内心的人才是亲近。顺着君王的顾盼，奔走指引，出入没有定处，这是技艺达到极致；把印信授予宫外之人，不必让他在宫中，这是信任达到极致。你在我这里是我所依赖的人，与你在我心中的地位相比，难道不配戴冕旒、穿礼服吗？如今我却要杀你，使卿大夫知道远近亲疏的正确标准。”于是群臣欢喜庆贺，国家大为治理。君子说：“正室之中光明最盛，没有比正午更盛的了，因为左右的阴影无法到达。像齐威王这样，怎么会有不明察的地方呢？” 假设毛延寿自我辩解——程晏 皇帝见王嫱美丽，召来毛延寿责问道：“你欺骗我太过分了！”毛延寿说：“臣认为，宫中美丽的女子可以扰乱别人的国家，臣想把宫中美丽的人迁到胡人的宫廷，是臣使能扰乱国家的东西不能在汉朝得逞，而转移到胡地去。从前闳夭把美女献给纣王，使西伯得以免祸；齐国把女乐送给鲁国，孔子便离开；秦国把女乐送给戎地，使由余与秦国之间产生了嫌隙。这难道是说要挑选丑的送出去、美的留下吗？陛下认为美丽的女子，能够扰乱陛下的德行，臣想除掉她们，使汉朝安定而让别人混乱。陛下认为不美的女子，不能扰乱我们的德行，又怎么能拿去扰乱别人呢？臣听说，最高明的是使天下没有混乱，其次是消除混乱，再其次是把混乱迁移出去。如今国家不能没有混乱，陛下又不能消除混乱，臣只是替陛下把混乱迁走罢了，怎么可以把丑说成美呢？这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皇帝不能理解。君子说：“他真是高明的画工，谁能诬陷他收取货财呢？” 回答关于禹的问难——韩愈

译有人问：“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却把天下传给儿子，是真的吗？”答：“是。”那就是说，禹的贤能不如尧、舜吗？答：“不是。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适当的治理；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担忧后世因争夺天下而发生祸乱。尧、舜有利于百姓，是着眼于大处；禹为百姓考虑，是思虑得深。”问：“既然如此，尧、舜为什么不担忧后世呢？”答：“舜像尧一样贤能，尧就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一样贤能，舜就把天下传给他。得到合适的人便传位，这是尧、舜；没有合适的人，考虑到祸患而不传，这是禹。”如果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就是尧不懂得识人；如果禹不能把天下传给儿子，就是舜不懂得识人。尧把天下传给舜，是为了忧虑后世；禹把天下传给儿子，也是为了考虑后世。把天下传给儿子，而儿子恰好不贤良，那该怎么办？” 答：“时代越往后越难治理，把天下传给外人就会发生争夺；结果没有预先确定。把天下传给儿子就不会争夺，结果预先确定。预先确定，即使不是贤人，尚且可以守住法度；没有预先确定，又没有遇到贤人，就会争夺并且混乱。上天降生大圣人，并不常有；降生大恶人，也同样不常有。把天下传给外人，如果遇到大圣人，后来的人就没有谁敢争夺；把天下传给儿子，如果遇到大恶人，后来的人就要承受他的祸乱。禹的后代过了四百年，才出现桀；又过了四百年，才出现汤和伊尹。汤和伊尹是不可能预先等待着再传位给他们的。与其传给一个未必得到圣人、反而会引起争夺和混乱的人，哪里比得上传给儿子呢？即使得不到贤人，尚且还可以守住法度。”问：“孟子所说‘上天把天下给贤人就传贤人，把天下给儿子就传儿子’，是什么意思？”答：“孟子的本心，是认为圣人不会只顾私爱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但他寻求这件事的解释而得不到，于是替它编造了这样的说辞。” 济水作为渎水的问答——李甘 北方诸侯前来朝见，经过温地，温地县令在温地为他送行。诸侯指着水询问水名，县令说：“这是济水。”诸侯说：“难道是作为渎水的济水吗？”县令回答：“是。”诸侯说：“黄河，是我所仰望的河流。它横贯千里，水势浑浊凶猛，像涨水一样；即使没有风，也有时会毁船杀人。它汇集清淇、洹、漳等水，水势不因此更深，也不另行分成九河，水势不因此更窄。这才是它成为渎水的原因。如今济水用尽全部力量，所能承载的不过几石重的小船，宽度不能横渡，深度不能浮舟，却说它和黄河神灵相同、祭祀等级相等，我不能理解先王安排祭祀的用意。”县令说：“济水向南离此数十里，经过黄河。它虽然细小孤单，却在狂暴浑浊的水中奔流，从未被波涛改变。它的水势压倒别的河流，并且暗中积聚泥沙，连结成块，延续千里；不被压制，也不被遮蔽，反而使水流更加强盛。它率领汶水向东，最终能够冲开山岭、流入大海。这就是它成为渎水的原因。如今黄河仗恃强大，从积石山开始便不加约束地奔向大海，往来于戎狄之间，又挟带泾、渭、沣、漆、汾、洛、伊、沁诸水来助长暴涨决口，使中原百姓忧愁；祸患的趋势曲折多阻，最后才归入大海。这些全都是济水所感到羞耻的。您难道只把大看作贤吗？”诸侯默然。寒泉子回答秦惠王——陆龟蒙 寒泉子是秦国的处士，他拜见秦惠王，说：“有一位从赵国来、用合纵连横之事游说大王的客人，他是谁？”惠王说：“是东周人苏秦。”寒泉子说：“他十次上书，大王都不听，有这回事吗？”惠王说：“是。”寒泉子说：“他的策略是使大王成为王，还是成为霸主？”惠王说：“是要抛弃霸业来成就王业吗？”寒泉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屡次上书，而您采用他的策略却这样疏远呢？”惠王说：“蚂蚁不能搅乱雷霆，婴儿不能抵抗乌获，是因为声势和力量相差太远。苏秦确实善于辞辩，怎么能凭三寸之舌谋划山东诸侯，使他们面向西方朝拜秦国呢？我并非不知道不损失一领军衣、不折断一支箭的好处，只是这仍然像捕风一样。诸侯不能统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齐桓公、晋文

译公称霸时，起初好像胶黏在一起，最终却像冰块一样分裂，难道只是连在一起的鸡不能一同飞上栖木那么简单吗？我宁愿塞住耳朵，不听这种空谈。”寒泉子说：“不是这样。齐国、楚国和三晋的百姓长期苦于战争。方城所产的金属，十九分用来制造兵器，只有一分制造农具；董泽的蒲草，十九分用来编盾牌，只有一分用来编簸箕和草席。父子兄弟的鲜血，前后溅洒在野草上。齐人的魂魄成了燕地的烟气，赵人的尸骨化作魏地的尘土，凄惨悲痛的声音传入钟磬，传出弦琴和笙箫。听到这些的人无不忧伤酸楚，哭泣得不能自已。若有一天有人说：‘早晨与秦国实行连横，晚上就能安安稳稳地睡觉。’秦国也厌倦战争，虽然张口鼓动、夸耀声势，还不能吞并诸侯。秦国休养而强盛，我们也会勇敢奋发。即使有能言善辩的人，又怎么能够反复改变这种局势呢？”大王如果不采用这个策略，秦国只要命令一名武士，用尺长的铁器斩断他的脖子，不让车轮把他的尸体碾在关下的土地上，使东方诸侯听到他的言论，合纵就会瓦解，连横就会消散，东方诸侯转向而背对秦国。大王出门就会丧失气势，入朝就会满怀羞惭。等到大势危急时，只得割让土地来奉献给仇敌，难道唯独不思念秦仲创建事业的艰难吗？春秋祭祀时，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庙？秦惠王最终没有采用。寒泉子便在偏远的赵地耕作。不久秦国封苏季子为武安君，六国果然奉行他的主张。秦国闭关十五年。齐国司寇的答辩——程晏 齐国境内盗寇很多，司寇却不加治理。景公召见司寇，责备他；司寇反而争辩。景公说：“请你治理君主朝廷中的盗贼吧。”司寇说：“您废弃我的职分，反过来责备我，是想扰乱我所负责的事务吗？”司寇说：“不是。您没有听说鼷鼠的牙齿吗？它吃人和各种动物，即使咬尽了也不觉得疼，世俗称它为‘甘口盗’。鲁国有牛，我就借牛来讽谏您。牛躺着咀嚼时，有蛟蚋骚扰它的皮毛，它一定知道，并用抖耳摇尾来驱赶。等到鼷鼠咬它，它反而不知道疼。鼷鼠的一颗牙，难道不比蛟蚋叮咬厉害得多吗？只是因为它咬起来不痛，即使穿过心脏、透入骨头也不知道，何况只是咬它的角呢？您如果确实任命臣为司寇，就请让我先治理朝廷中的盗贼，然后再治理边境的盗贼。朝廷中的盗贼，难道不是鼷鼠吗？它们已经在啃食君主的角，将来还要穿透骨头和心脏。这是祸患很大而君主却不知道。边境的盗寇，难道只是蚊蚋吗？不过骚扰君主的皮毛罢了，君主将会抖耳摇尾把它们赶走。这是祸患很小却不知道大的缘故。臣之所以急于治理大的祸患而不急于治理小的祸患，就是希望您能够知道其中的轻重。”景公不明白，最终仍因司寇不办事而定罪于他。晏子说：“司寇死了，田氏就要成为齐国的鼷鼠了。” 真龙答问——盛均 有位客人提出时贤对待自己的礼节，在座席间借叶公喜爱龙的意思说：“叶公喜欢假的龙，却害怕真正的龙，是这样吗？”盛均说：“从画中飞出来的龙，当然不是真龙；飞到庭院屋宇中的，就更是假龙了。为什么呢？灵异之物能给万物以帮助，却不向万物求取什么，也不向人求取什么，这才是真龙的同类。如今听说叶公把龙鳞画成龙的形状，龙便仿照形态而来，这不过是想增加豢养蚯蚓、蛇、鱼一类的东西罢了，哪里是真龙呢？”客人说：“那么，扰乱夏朝、在郑国争斗的龙，不是真的吗？”盛均说：“那是妖异怪物，所以使幽王丧身，子产不以礼相待；总之都是假物。至于真正的龙，道术能够神妙变化，流类有许多分支：有的盘踞天空，有的栖息田野，有的辅翼于人，有的化为马，有的化为剑，凡是与此相类的地方，没有不居处的。它在天上，掌握阴阳的枢纽，不错失应有的时令；它在田野，滋养疆土，使万物繁茂；它在人身上，使明珠润泽心灵，开辟智慧之门；它化为马，周身柔润油滑，遍行并尊崇九州；它化为剑，使鬼神流泪，威势可达江中万寻之深。至于它挟带云气，便能使十日之雨按时滋润；它口衔光明，便能使日、月、星三光舒展。这些龙绵延贯穿古今而不衰竭，永无倦怠地滋润生民。

译圣贤居于上位，必将使万物获利；天下无道，必将在当时受到上天的责罚。难道真龙只是昂然站在栏杆边，在叶公面前显露威势，夸耀爪和嘴吗？这叫作妖怪般的假物。”客人皱眉低头，不敢再说话。愚溪答问——柳宗元 柳子给这条溪水命名为“愚溪”，住了五天。溪神夜里托梦说：“您为什么辱没我，使我成为愚昧的呢？有实际情况的事物，名称本来就应当随实际情况而定；如今我果真如此吗？我听说闽地有水，生长毒雾和厉气，人一接触就会发热、困顿、呕吐、腹泻；水中暗藏石块，冲击急流，连船只都会撞碎解体。水中还有鱼，剑一般的牙齿、锋利的尾巴，发出野兽般的叫声；它吃人时一定先把人咬断再使其跳跃，然后仰头吞食，所以名叫‘恶溪’。西海有水，涣散无力，不能承载一片草叶，投入东西便使它软弱下沉，直到水底才停止，所以名叫‘弱水’。秦地有水，泥泞曲折，沙石混浊；看它只有一寸之内，凝视时仿佛斜看墙壁，水的深浅和道路的险易都昏暗难见；它于是汇合清澈的渭水来显露自己的污秽，所以名叫‘浊泾’。雍地以西有水，幽深险恶如黑漆，不知源头在哪里，所以名叫‘黑水’。恶、弱是六种极端之名，浊、黑是卑贱之名。它们得到这些名称而不推辞，经历万世也不改变，是因为确有这样的实际。如今我十分清澈美好，为您所喜爱；又有功用，可以灌溉田园，力量可以承载方舟，早晚都有人靠我渡水。您幸而选择并以我为主，却用一个没有实际根据的名称来侮辱我，把我称为愚溪，最终既看不见我的功德，又任意诬蔑我，难道终究不能改变这个名称吗？” 柳子回答说：“你确实没有愚昧的实际，但由于我这个愚人偏偏喜爱你，你怎么能逃避这个名称呢？况且你没有看见贪泉吗？有个向南方去的人饮了泉水，看见交趾珍宝很多，光彩充满眼睛，便想用双手从左右抓取，藏到怀里；这难道是泉水本身的实际吗？路过它的人产生贪欲，仍然把它叫作贪泉。如今只有我这个愚人居住在你这里，长久停留而不离去，即使你想改变名称，也不可能了。明君在位时，聪明的人被任用，愚昧的人被隐藏；被任用的人适宜接近君主，被隐藏的人适宜远离君主。如今你所处的地方距离王都三千多里，偏僻迂回而隐蔽，和蒸郁的瘴气、螺蛳蚌类一同居处；只有触犯刑法、遭受贬斥侮辱、愚陋而被斥退隐藏的人，天天迅速地来游历你处，纷纷扰扰地守在你这里。你想成为聪明的地方吗？为什么不叫当今聪明明察、严厉精干、掌握天子有关官署权力、能够生养天下的人，让他们经过你这里，而只让我独自居住呢？你既不能得到那些人，却被我这个人所获得，这就是你的实际情况。你明明处在愚昧之中，却还认为这是诬蔑，难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溪神说：“这话确实如此。敢问您的愚昧怎样才能达到我这样的程度？”柳子说：“你想穷尽地听我说明愚昧吗？即使把你所流经的地方走遍，也不足以展开我的言辞；即使使你的流水干涸，也不足以润湿我的笔。” 姑且把大概告诉你：我茫然无知，冰雪交加时，众人穿皮裘，我却穿葛衣；湿热酷暑灼烤时，众人都顺着风，我却偏要迎着火。我放纵奔走，不知道太行山不同于九条大道，会毁坏我的车；我任意漂流游荡，也不知道吕梁不同于平缓水流，会淹没我的船。我用脚踩进坑井，头撞上木石，冲入荆棘丛中，僵卧在虺蛇蜥蜴之间，却不知道惊惧戒备。我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前进时不因有所获得而自满，退后时不因受挫而抑郁；荒凉、昏暗、沉默，最终不知道什么是成功。这就是我的大概情形。愿意用这些话使你感到惭愧，可以吗？”于是溪神深思叹息说：“唉，已经超过我的愚昧了，足以赶上我！”便低头羞惭，抬头叹息，眼泪鼻涕交流，举手告辞。一会儿天黑，一会儿天明，柳子醒来，却不知道溪神去了哪里。于是写下了这篇答问。

译纪念梁公的答问——杨防 天后幽禁中宗以后，怀有不局限于宫闱、改变天下的志向。因此徐敬业、唐之奇等人在扬州起兵，希望复兴唐室。然而他们都很快退败，天后于是任用酷吏，打开罗织罪名的门路，以此震慑内外。有一天，狄梁公独自回答天后。天后说：“自从我任用来俊臣、周兴、丘神勣等人以来，朝廷大臣知道害怕了吗？”梁公说：“朝廷中的小人不明白天命，或许会有不同意见。然而陛下，树上有一只蛀虫，难道要砍掉整棵树并抛弃它吗？锦缎上有一点污渍，难道要烧掉整匹锦缎吗？养鹰的人究竟是希望它只对乌鸦、老鹰凶猛，还是也对鸾凤凶猛？如果凶猛而不加区别，还不如不凶猛。”天后默然。回答劝谏者的问难——陈黯 有人问：“古代士人能够直言劝谏那些不合君道的君主，谁最为突出？”答：“有一位劝谏者，是齐国人茅焦。”问：“夏代没有关龙逢吗？殷代没有比干吗？”答：“不是没有，只是功劳和德行相差很远。劝谏的人，不只是言语忠诚，还要希望他的气势雄健；不只是名声显著，还要希望他的事业能够建立。这四点都能具备，是很难的。从前嬴政吞并群雄取得天下，强横暴虐、奢侈无度，自古以来没有比他更甚的，所以事情即使未必必须做，也一定要劝谏，他却一定拒绝。他要把太后迁往雍地，并发下‘有罪同至黄泉’的誓言，前后杀死劝谏者二十七人。天下忠诚赤心的士人，没有不压抑气势、闭口不言的。在这个时候，茅焦却独自奋勇果敢，不顾秦王的威势，把虎狼看作肉食，把鼎镬看作冰水，直言进朝，指出秦王的四项过失，使这个暴君悔过改非、趋向善道并听从他的劝说。由此，骨肉之间的关系中断后重新接续，君臣之间的道义舍弃后重新建立，进谏争辩的道路闭塞后重新开启，这些全是茅焦的功劳。唉，忘掉自身、为忠诚而死，也是劝谏者的职责。然而在二十七人死后才去死，他内心难道不艰难吗？在二十七人死后才进谏，他的言辞难道不艰难吗？这才可以说是言语忠诚、气势雄健、名声显著、事业建立都具备了。哪里像关龙逢劝谏夏桀、比干劝谏商纣，只是自己用柔和的声音、委婉的言辞劝说，最终自身不能免死，事业也没有建立；他们哪里足以成为茅先生的同类呢？” 提问的人高兴地退下了。《文道元龟》并序——尚衡 天宝初年，我恰好到了平阳。平阳太守稷山公则，是我的从考舅，平素喜爱古道，崇尚文辞之士。当时文人相互往来很多，他曾感叹说：“选取士人的方法，才华和品行兼备大概很难吧？有的人文章精美而品行浅薄，有的人品行敦厚而文章浅陋，这就是取士之道竟然偏失到这种地步。”他回头对我说：“我曾经告诉过你，你是懂得言辞的人，把你的见解说出来。”我家世代凭文章进身，第五代已被人鄙视，虽然没有继承下来，却有幸借助余下的福泽，谨慎写下《元龟》来叙述这件事。《元龟》说：“文道兴起，大概始于中古吗？还是本来没有明确的开端呢？天道以五行区别经纬，地道以五色区别方位，人道以五常区别德性。《易》说：‘观察天上的文象来考察时令变化，观察人间的文教来教化成就天下。’没有五行经纬，凭什么认识上天？没有五方，凭什么辨别大地？没有五常，凭什么教化人类？文作为一种道，实在由来已久。天与人的交会，难道可以在这里得到说明吗？卦从三画开始，文章的范围，大体不超出三个等级，这就是随着人的情况而形成的。工巧与不工巧，各自区分而形成。君子的文章是上等，因为他的德行完整；志士的文章是中等，因为他的义理完整；词士的文章是下等，因为他的思虑完整。思虑可以记载事物，义理可以感动众人，德行可以作为教化的常道。能够教化人的作品，大概只有君子的文章吧？君子的创作，先在于行为，行为是内容根本；后在于言辞，言辞是文章形式。行为不超出言辞，言辞不超出行为，内容和形式各半，这才是教化成就天下的道路。志士的创作，坚定地树立诚信，激愤地有所陈述，言辞一定有所讽谏，志向一定有所趋向；言辞少而意旨恳切，气势高昂而声调苦涩，这就是感发激励的道路。词士的创作，学习古人来抒发感情，缀辑辞藻来描写事物；描写事物胜过抒情，辞藻就华丽；抒情清逸，气势就高昂。气势高的追求清雅，辞藻丽的追求婉转；以质朴为可耻，以清丽为可贵，却忘记了自己的志向，这就是颓靡的道路。古人重视有文才的人，是要用文章修饰行为、表彰德行，显现感情、彰明事情，在天地人之间织理条理，通达性命的本源，使君臣的名分归于正位，使幽深的鬼神受到昭示和感动。假如失去这种道理，便无从施行了。君子文章写成，事业也随之显著；志士文章写成，德行也随之显明。然而当今时代，大概多是词士吧？一个时代只崇尚文辞，却想凭这种文章规范事物、示范众人、安定国家、安排政务，要达到教化成就天下，实在很难。” 可悲啊！我谨慎写下《元龟》，希望人们观察文章的道路，得到其中的关键，明白悔恨和过失由何而来。禹诰——陈黯 禹很贤能，益把天下授给益，考察百姓歌谣所归向的人，最终却把天下让给启。因此启并不是由父亲授位，而典籍中也没有相应的典训。陈黯追述其开端，写成《禹诰》。唉！作为君主的地位，作为百姓父亲的责任，禅让授予没有亲疏限制，只亲近有那种德行的人。德行相似，即使是仇敌，也可以说明其不合；亲近宠爱的人，不可苟且偏私。从前尧、舜把天下传给外人，如今我把天下传给家人，谁不知道其中有私情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天意和人意如此。你要牢记。陶器，是泥土制成的器物。交给合适的人掌持，就完整；交给不合适的人，就会毁坏。君位，是国家的器物。交给合适的人掌持，国家就治理；交给不合适的人，就会混乱。我得到这个位置十分艰难，你继承它，不要忘记其中的艰难。假如你的后代不够贤能，应当重新遵循尧、舜的道路，把天下归给有德之人，不要因为这是我传给你的，就把它当作世代私有之物。唉！不贤的人毁坏国家的器物，使后世承受私心造成的祸害，那就是归罪于我。你要牢记。逸失的《书》——白居易

译商汤征讨诸侯，葛伯却不举行祭祀。商汤开始征讨葛伯，作《汤征》。葛伯荒怠而败坏礼法，废弃祭祀。商汤专门征讨诸侯，首先前去征伐他。汤这样说：“来，你们三公等人，以及众多百姓，敞开你们的心，端正你们的仪容，明白地听我说。唉，你们所先前面对的先王有常训说：‘禄位并非永远由人承受，只有仁德者才能承受；福禄并非永远由人享用，只有敬慎而施惠者才能享用。你们若依此道，就能保全国家；若背弃德行，就会断绝世代。’只有葛伯违背、颠倒天道，怠慢并抛弃国家的根本，虐待百姓，轻慢神灵。社稷和宗庙都不能受到尊奉；连山川鬼神，也没有洁净的祭祀。他发布告示说：‘没有牲畜可以供奉俎上的祭品，我就轻视那些牛羊，最终让盗贼把它们吃掉；没有黍稷可以供奉祭品，我就损害那些庄稼，最终使仇敌得到粮食。’如今你们众人说：‘葛伯的罪过，难道就是这样对待我吗？’我听说：‘治理国家的人恭敬奉事明神，抚慰安定众民；这两件事都能做到，才可以保全自己的家国。’唉！废弃祭祀，神灵震怒；肆意施虐，百姓离心。从契到现在，直到百代以来，凡是神怒民叛而不覆亡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小子履以浅薄的德行，恭敬承受上天的威严，开始征讨葛国。唉，你们众人如果能够完成这项功业；其中有整顿军队、戒备车辆、恭敬执行我的命令的人，必有明确的奖赏；其中有不尽职、不尽力、不敬奉命令的人，必有固定的刑罚。明确的奖赏不会虚置，固定的刑罚也不会赦免。唉！我告诫你们众位君子，要以此为鉴，恭敬啊，努力啊！刑罚一旦降临到自身，就不能后悔。” 怀疑经文——司空图 《经》中说：“天王派使者来求取金。”又说：“求取车。”难道天王的使者私自向鲁国有所求取吗？不是这样的话，就是传闻造成的错误。若是诸侯的使者来求取金，说“求取”还可以；如果是奉天子的命令向诸侯征取，难道可以说成“求取”吗？况且天下土地上的人和他们所经营的财货，都是一个人的所有物。父亲的财产由儿子守护，儿子使用它无不恭敬听命，难道还可以说成“求取”吗？《春秋》的大义，是尊崇君主、抑制臣下，难道圣人只为鲁国而不为周王室着想吗？《尚书》说“天王驻守在河阳”，尚且还替晋侯避讳。召来天子，难道不能替周王室讳饰过失吗？即使天王节制费用失当，从诸侯那里取用过多，想要留下警戒，也只须写在周王室史书中即可。如果写在诸侯的史书里，就是吝惜自己的财物而侮辱王命，连王室祭祀也无法供给了。这一定不是圣人的文章。假如确实是王室使者责备诸侯迟延王命，为什么不写作“天王派某人责令进贡金”？如果认为“取金”一词不文雅，为什么不写作“天王派某人来征取贡金”？讥刺之意也已经包含其中了。由此我愚昧地怀疑，仲尼写“天王使来求金”【此处句读断开】，究竟是说使者私自求取而加以惩罚吗？不然，‘求’和‘责’的字形或文辞可能相近，是传写造成的错误。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子夏一派的人不能提出一句话来说明呢？舍弃这个关键而去讥刺，都是些小问题罢了。宗庙祭祀应当设置尸主 圣人知道活人足以完成活人的事务，却知道死人不能满足活人的思念，所以在活人中设置与死者相像的礼制，以满足这种思念。尸主象征死者生前的形貌，是把敬意推到极点。礼制，足以守成的，就不应增益；增益就会产生弊病。足以增益的，就不应削减；削减就会产生怠慢。足以削减的，也不应废弃；废弃就会造成混乱。因此古代礼制中，举行享祭时在宗庙设置尸主；天子亲自迎接，有拜礼和酌酒礼，尸主接受祭酒并回敬，以此表现对生者般的敬意。如今看唐代礼制，皇帝请神降临而行拜礼，类似于安置尸主；从神那里接受福佑，类似于尸主回敬。唉！唐朝拥有天下，教化流行三百年，礼典如此显著，足以比拟汉、魏，难道还不能守住周公、孔子的礼制吗？所以说，不应增益的却增益，就会产生弊病；礼书本来没有匜盥之文，汉、魏以来却增添了它，正是如此。足以增益却不应削减，是说《周官》中的射人，祭祀时要赞助射杀牲畜，天子亲自射牲；汉、魏以来，却只用牲畜的毛血作为祭品，正是削减。足以削减却不应废弃，是说古代屈到喜爱菱角，屈建便在祭祀时进献菱角；这并不合礼，梁氏祭祀使用蔬食，也是废弃礼制的例子。唉！读汉、魏以及梁代的史书，各代都没有这样的人，难道忍心让祭礼的遮蔽、怠慢、废弃、缺失连续到这种地步吗？难道这是上天故意留下来，让我唐代的人补足那些散失的礼典吗？因此，宗庙祭祀不应废除尸主，已经很清楚了。《唐文粹》卷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四十六 宋代姚铉编 古文戊【共二十四篇】读文四篇 《读荀》【韩愈】《读墨子》《读鬼谷子》【来鹄】《读司马法》【皮日休】辩九篇 《讳辩》【韩愈】《辩文》【独孤郁】《辩谋》【陈黯】《辩害》【罗隐】《时辩》【沈颜】《三子言性辩》【杜牧】《象耕鸟耘辩》【陆龟蒙】《太毕仙掌辩》【王涯】《庐江四辩》【卢潘】解十一篇 《进学解》【韩愈】《仲尼不历聘解》【盛均】《文之章解》【韦筹】《获麟解》【韩愈】《国之兴亡解》【李华】《象刑解》【沈颜】《工器解》【程晏】《人旱解》【盛均】《归解书彭阳公碑阴》【朱阅】《命解》【李翱】《叛解》【李甘】《读荀》——韩愈 起初我读《孟子》，这才知道孔子的道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实行王道容易成为王，实行霸道容易成为霸主。我以为孔子的门徒去世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子。后来得到扬雄的书，更加尊重信任孟子；由于扬雄的书，孟子的地位更加尊贵，那么扬雄也是圣人的门徒吗？圣人的道没有流传于世，周朝衰微时，好事之人各自用自己的学说求取当时君主的信任，纷纷杂乱，六经与百家学说错杂在一起。然而老师和大儒仍然存在；秦代有焚书之祸，汉代崇尚黄老之术，能够保存而纯正的，只有孟轲，只有扬雄罢了。等到得到荀氏的书，于是又知道还有荀氏这样的人。考察他的言辞，有时似乎不够纯粹，但考察他的归宿，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很少。或许仍然处在孟轲、扬雄之间吧？孔子删定《诗》《书》，修订《春秋》，符合道的就记载，不符合道的就删去，所以《诗》《书》《春秋》没有瑕疵。我想删去荀氏不合道的地方，把其合于道的附在圣人典籍之后，这也是孔子的志愿吗？孟子是纯粹中的纯粹，荀子和扬雄则是大体纯粹而有小的瑕疵。《读墨子》儒家讥讽墨家崇尚“尚同”“兼爱”“上贤”“明鬼”，可是孔子敬畏大人，居住在一个国家时，不非议其中贤能的大夫。《春秋》讥刺专权的臣子，难道不是崇尚上下一致吗？孔子广泛爱人而亲近仁者，把广施恩惠、救济众人视为圣德，难道不是兼爱吗？孔子尊重贤能的人，以四科来提拔、褒扬弟子；又以死后名声不能显著为忧，难道不是崇尚贤能吗？孔子祭祀时好像神灵就在面前，讥刺那种祭祀如同没有祭祀的人，说“我祭祀就能得到福佑”，难道不是明白鬼神吗？儒家和墨家都尊崇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修养身心来治理天下国家，为什么却不能这样相互喜欢呢？我认为，争论产生于末流学者，他们各自只求推销本派老师的学说，并不是两位老师的道本来如此。孔子一定会采用墨子的主张，墨子也一定会采用孔子的主张；彼此不采用，就不足以成为孔子和墨子。” 《读鬼谷子》——来鹄 圣人耗尽精神和力量来推行大道，创制礼仪，铺陈音乐，把这些告诉世人，是希望天下不要忘记温和、善良、忠诚、诚实、恭敬、谦让之心。后世的明君，又增加设置学校、建立庙祀，按时修整笾豆礼器，屡次制定衣冠礼服；天下的书籍，则书匣整齐、卷轴华美，这可以说是教化之道完备了。即使如此，仍有人不遵从劝导、不由正道行事，所以圣人为人的衰败懒惰而忧虑，便说：“三年不实行礼，礼一定败坏；三年不实行乐，乐一定崩溃。”教训、示范人的方法为什么这样周详，而教训、示范人的事情又为什么这样困难呢？《鬼谷子》，是鬼谷先生的著作。它写于六国时期，教人从容态、动作、面色、条理、气势、心意之间运用诡诈欺骗、激怒攻击、轻薄固执、呼喊离合、揣测反复、奸邪圆滑等权术，篇章中全都具备。我读它，知道六国时代，得到并运用这套术数的只有张仪、苏秦罢了；它也是窃取俸禄、进入国家机密的秘传经典。然而自六经以下，直到风俗渐渐浇薄以后，其中仍有几篇，便是如今那些粉面小儿、乳臭小子的文章，也可以和张仪、苏秦相提并论了。至于《捭阖》《飞箝》【“捭阖”“飞箝”都是篇名】，正是当时社会的常态；由此可知，在风俗渐薄以后，不读《鬼谷子》的人，做事也都自然地与它暗相符合。唉！圣人的道，设置了如此多的礼、乐、诗、书，学校和庙祀如此兴盛，又这样勤勉不懈，那么为什么礼乐反而容易败坏、崩溃，进入人的内心却这样困难呢？《鬼谷子》只有三卷，世代并非家家都有，那么为什么它的内容反而能自然地符合现实、神妙地契合人心呢？假使天下都采用圣人的道，学习温和、善良、恭敬、诚实、敬慎、谦让之心，能够像自然符合《鬼谷子》一样，那么我就看见圣人没有遗憾了。或者我闭上眼睛放任自己，陶然进入上古的风气，这是不可能得到的。过去仓颉创造文字，鬼都为之哭泣；不知道鬼谷子写成这部书，鬼又为什么要哭呢？我如今不觉毛发竖起、胆战心惊，是怀疑当今又有人得到并珍藏鬼谷子的新书，只是我不知道它的内容是否已经完备。《读司马法》——皮日休 古代取得天下，依靠民心；如今取得天下，却依靠百姓的性命。唐尧、虞舜崇尚仁德，天下百姓因此跟随他们、拥戴他们为帝王，难道不叫作依靠民心取得天下吗？汉、魏崇尚权术，把百姓驱赶到刀刃之下，在百战之中争夺一寸土地；由士人成为诸侯，由诸侯成为天子。没有军队就不能显示威势，没有战争就不能使人服从，难道不叫作依靠百姓性命取得天下吗？于是编纂了这部书，称作兵法【指太公《六韬》】，兵法越精密，杀人就越多；法术越工巧，残害万物就越严重。唉，这也太不仁了！那些愚昧的百姓之所以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是因为上者使他们畏惧刑罚，其次又用赏赐诱惑他们。百姓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这和父亲想杀死儿子，先用威势欺骗他，随后又用利益诱惑他，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假使后世的士人有这种主张，即使没有得到土地，我也认为他仍然得到了土地。” 《讳辩》——韩愈

译我韩愈给进士李贺写信，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时，有人与他争名，便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劝他参加考试的人是错误的。”听到的人没有考察真相，便应和倡导，众口一词。皇甫湜说：“如果不把这件事说明白，你和李贺将要获罪。”我说：“是这样。律令说：‘两字的名字不必避讳其中一个字。’解释的人说：‘比如称说“徴”而不说“在”，称说“在”而不说“徴”，就是这种情况。’律令又说：‘不避讳音同或音近的名字。’解释的人说：‘比如禹和雨、丘和蓲【蓲与丘同音，蓲是草名】这一类。’如今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触犯了两字名的避讳律令吗？还是触犯了同音字的避讳律令吗？父亲名叫晋，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那么如果父亲名叫仁，儿子难道就不能做人了吗？避讳究竟始于什么时候？制定法制来教导天下的人，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并不避讳【周公诗说“日克昌厥后”，又说“日骏发尔斯”】；孔子也不避讳两字名中的一个字【孔子说“宋不足徴也”，又说“某在斯”】。《春秋》也不讥刺不避讳同音字【卫桓公名为防】。康王名钊，他的孙子却实为昭王；曾参的父亲名晳，曾子不避讳“昔”字【曾子说“昔者吾友”，又说“裼裘而吊”】。周代有骐期，汉代有杜度，那么这些人的儿子应当怎样避讳呢？” 难道因为要避讳它可能引起的嫌疑，竟连姓也要避讳吗？还是不避讳这种嫌疑呢？汉代避汉武帝名“彻”，改称“通”，却没听说又把车辙的“辙”改成别的字。避吕后名“雉”，改称“野鸡”，却没听说又把治理天下的“治”改成别的字。如今上奏章和下诏书，并不避讳“浒”“势”“秉”“饥”等字，只有宦官和宫妾才不敢说“谕”和“机”，以为这样会触犯禁忌【“谕”是近代宗庙的讳名，“机”是近玄宗庙的讳名】。士大夫立言行事，应当以什么为法则、守则呢？现在考察经书，以法律为依据，以国家典章为准绳，韩愈举进士这件事究竟可行还是不可行？凡是侍奉父母，能够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不受讥议了；做人能够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如今世上的士人不致力于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专门避讳父母的名字，反而想在这方面超过曾参、周公、孔子，可见他们实在迷惑。周公、孔子、曾参终究不可能被超过；如果周公、孔子、曾参反而要和宦官、宫妾相比，那岂不是说宦官、宫妾孝敬父母，胜过周公、孔子、曾参了吗？《辩文》　　　　　　　　　独孤郁 有人说：文章是用来指明、陈述是非的，篇幅多才可贵。关键在于把字句修饰得华美，并且慎重选择文章的体裁。又有人说：文章只是一种技艺罢了。这些说法都不懂高层次的文章，也不懂文章产生的根由。天的文理处在上面，地的文理处在下面，人的文理处在中间；那不能任意增减的，才是自然之文。所以伏羲创作八卦，用来象征天地，穷尽始终，万物变化都没有差错。因此《易》可以与天地相准，这是圣人文章的最高境界。只要与天地之德相合，天地人三才的道理便都尽在其中。后世圣人有所创作，也不能把它改成五画、七画或九画，更不能任意增添曲折；这正是文章达到极致的地方。文字产生以后，治乱的情形也显现出来，仲尼作《春秋》，用它来规范万世，褒贬只寄托在一个字上，这难道不也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吗？那么，《易》卦中的一画、《春秋》中的一字，难道是所谓崇尚修饰、追求篇幅繁多之道吗？文章，是考察、记录言语的工具；如果还可以任意改动，就不足以穷尽天地之理。所以圣人应当使后世无法再增删它；果真能够包容、概括其中的意义，即使只有一画、一个字，也就足够了。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却说一定要靠华丽的辞藻、丰富的引证才是作文的秘诀，这种急切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末流之说呢？天难道是有意追求文采吗？可是日月星辰的运行却不可逾越。地难道是有意追求文采吗？可是山川丘陵的形势却不可随意改变。《八卦》《春秋》难道是有意追求文采吗？可是它们的道理却能穷极天地。它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自然之理而不可超越呢？所谓自然，就是不得不如此的意思。既然是不得不如此，又何必谨慎选择体裁呢？天地、八卦、《春秋》，都只是止于这种境界。我若能确定自己所说的话，使它达到这个境界，那么达不到这个境界，只是因为我学习得不够；我怎么能拥有天下人的心呢？因此，内心卓然超出世俗的人，他的文章不刻意追求也自然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即使没有老师教导，假如在圣人通达之道的门径中无所进入，那么即使在华丽辞藻上劳苦憔悴，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藏在心中叫作志，发之于口叫作言，留在书本上叫作文，其实是同一回事。至于圣人贤人，他们的书面文章全都是教化天下的至理名言。世上只是有许多纤巧柔靡而没有根本的文章，却欺骗世人说那就是文章和技艺。唉！《辩谋》　　　　　　　　　陈黯 天地之间，凡是胸中有心思的人，都有自己的谋划；然而这种谋划一定是为了自己，很少是为了别人。因此，有些人孜孜汲汲，竭力谋求私利，得到便使自身安逸、家庭富足，得不到便嫉恨时运、怨恨命运。唉！这才是真正浇薄风气和浅薄习俗所造成的心态，难道是古代圣贤的心态吗？古代圣贤并不是没有谋划，只是不求谋划给自己带来利益；不求自身得利，利益反而自然会归于自身。凭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尧、舜拥有天下这个大宝贵的君位，却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别人，这是替天下谋划，寻得贤明的君主。大禹疏通、开凿泛滥的洪水，经过自家门口也不进去，连婴儿啼哭也顾不上，这是替天下百姓谋划，使他们脱离淹溺。后稷勤劳耕种，播殖各种谷物，这是替天下百姓谋划，使他们有粮食可吃。他们的谋划究竟怎样呢？古今谈论帝王，必定首先说到尧、舜；评论功德，没有超过禹、稷的。他们的声誉流传亿万年而不会磨灭，对自身又有什么利益呢？近世人的谋划却不是这样，小的不过谋求衣食，大的不过谋求俸禄和官位。至于谋求使天下获利的，有时根本看不到。唉！怀着这样的心，却希望自己的道德能与古人相当，就好像想越过山海却舍弃梯子和船只，根本无从前进。即使如今圣人在上，贤人在位，他们的谋划也没有不是这样，只怕普通百姓天天这样做，却自己并不知道。所以我借文章来辨析这件事，并且希望贤者和不肖者都能使自己的心公正无私。假如贤者和不肖者都能使自己的心公正无私，那么三代以前的古风就可以一天天恢复了。《辩害》　　　　　　　　　罗隐

译虎豹造成危害，就算焚烧山林，也不顾惜野人的豆粟；蛟龙、蜃造成危害，就算截断水流，也不顾惜渔人的钩网。因为所保全的利益大，所舍弃的东西小。顺从大道而行，是为了拯救天下；完全依照规矩前进，是为了保全礼义。只要用权宜之计来拯救天下，君臣关系才能建立，上下秩序才能端正，然后礼义才能存在。如果力量不能用来拯救天下，而君臣上下关系又不端正，即使抱着空洞的器具，又能施展、设置什么呢？因此，辅佐盟津之战的军队，就是焚烧山林、截断水流的行为；扣住周王的马匹进谏，就是顾惜豆粟和钩网的行为。唉！《辩时》　　　　　　　　　沈颜 评论者认为五帝不如三皇，是时势变化；三代不如五帝，是时势变化；五霸不如三代，也是时势变化。那么，所谓时势究竟在哪里？在君主吗？在臣下吗？在百姓吗？沈先生说：在君主时，不在臣下；在臣下时，不在百姓；在百姓时，不在君主。像伏羲、轩辕、陶唐、虞舜这样的臣民，时势在君主；像殷武丁、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人，时势在臣下；像夏桀、殷纣、周赧王、秦二世这样的人，时势在百姓。因此，时势在君主，就成为皇、成为帝；时势在臣下，就成为王、成为霸；时势在百姓，就会沦为禽兽、俘虏，甚至招致祸患。君主的德行每天都勤勉，时势就在君主；君主的德行不能施展，时势就在百姓。所以我愚昧地说：在君主，不在臣下；在臣下，不在百姓；在百姓，不在君主。唉！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知道时势究竟在哪里吗？《三子言性辩》　　　　　　杜牧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扬子说人性有善有恶、善恶混杂。所谓喜、哀、惧、恶、欲、爱、怒，这七种是人的情感，而情感产生于人的本性。七种情感中，爱和恶两种天生就会，是人性的根本，也是恶的开端。婴儿看见乳汁，必定伸手抓取，求不到就哭泣；这说明爱、怒和婴儿一起出生。至于另外五种情感，婴儿哪里会懂得呢？长大以后，另外五种情感才随之产生，有的出现，有的消失，有的由浓厚变为淡薄。至于爱和怒，却从来不需要防范，它们与婴儿相伴，一直发展到成人。君子的本性中，爱和怒很淡，不会超出正道；中等资质、可以上下变化的人，有爱时会受到礼的约束，有怒时会畏惧法律。社会有礼法，越过礼法的人便不敢任意放纵情感；社会没有礼法，情感也会随之炽烈起来。至于小人，即使有礼法也不能约束他；有爱而求取不得便发怒，发怒就会作乱。所以说，爱和恶是人性的根本，是恶的开端，与婴儿一同产生，一直伴随到成年。凡是说人性善的，多引舜、禹为例；说人性不善的，多引丹朱、商均为例。舜、禹这两位君子，自有人类以来，像他们这样的君子总共也没有几个，不能拿他们作为一般人的譬喻。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出生在尧、舜的时代，受到他们的教化，都成为善人；何况他们还出生在尧、舜的家中，亲自作为父子相处，却像蒸气不能使物滋润、烈火不能使物发热一样，这说明他们的恶与尧、舜的善同样突出。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谈论光明的人，难道可以拿它们作为一般事物的譬喻吗？人的品类中，可以上下变化的人很多；能够上下变化的本性，以爱和怒居多。爱和怒是恶的开端。荀子说人性本恶，拿他与丹朱、商均相比，荀子的说法较为充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象耕鸟耘辩》　　　　　陆龟蒙 世人说舜在平民时期曾在历山耕田，大象替他耕地，鸟替他除草，这是圣德感召所致。我说：这是一种奇异的法术，哪里谈得上圣德呢？孔子叙述《尚书》中的舜时说，他深沉睿智而文明，圣德到这里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说什么感召呢？但是“象耕鸟耘”的说法，我是从农家听来的，请允许我试加辨析。我看耕田的人，走路端正而缓慢，翻土要深；兽类中形体高大的没有超过大象的，大象行走一定端正，脚踩一定深，所以仿效其端正和深厚，便叫作“象耕”。除草的人除去杂草，举手务求迅速而怕迟晚；鸟啄食时也务求迅速而怕被抢夺，所以仿效其迅速和戒惧，便叫作“鸟耘”。试看大禹的功业大成之后，才把他荐举给上天；他的行为端正而深厚，难道不是取法于象耕吗？除去四凶，是怕他们危害政事；他的行动迅速而戒惧，难道不是取法于鸟耘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舜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制陶，都没有感召之事，为什么呢？难道圣德有时会不成其为德吗？孟子说，尧、舜和普通人是相同的，只是好事者把这些事夸张起来以迎合怪异之说，并不是圣人的本意。我痛惜书中这些异端说法，所以驱除它们，使之合于正道，不知世人是否会听从我？即使不听从，我也不能改变自己的说法。《太华仙掌辩》　　　　　王涯 西岳太华山，华山的首峰有五处山崖排列在山谷两旁，破岩而出。它们从山下远望，偶然像手掌。旧日地方志记载，流传的人都说：“从前黄河自积石山流出向西，越过龙门以后，便停止向南奔流了千余里，水波转向左边旋转，将要流入东海。连绵的山岭堵塞了它，水流被壅塞而不能前进。这里有个巨灵神，用力把山劈开，中间脚印向北的一边成为首阳山，向南断开的一边成为太华山。黄河从这里泄出，浩浩荡荡向下奔流，所以它的手掌印迹还留存着，是巨灵神的遗迹。”我听后觉得疑惑，于是前往观看，说：“这说法荒诞啊！所谓神，不是人。他行动没有声音，行走没有踪迹；似乎有形却没有形象，似乎是气却没有颜色。拔山劈泽而看不见它怎样做，鼓动风、奔流水而看不见它的力量。眼睛不能察见，名称也无法完全指称，所以推究而称为神。假如有声音可以听见，有形体可以看见，不是神所做的，那么都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哪里有神施展力量却留下人的踪迹呢？况且高天厚地、山峰耸立、河流奔涌，才是神所造成的。所谓开山导河，也应当是神的作为。神之所以称为神，就在于有所作为却没有悖乱，一旦形成便不可改变。哪里会有起初堵塞后来又通达、起初相连后来又断绝的事？如果始终不能确定结果，那就不是神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译况且这个巨灵神的活动，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天地开辟之初吗？还是在陶唐氏时代洪水淹没山陵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在天地开辟之初，就应当在混沌胚胎形成以前；天地尚未定位，禹的治水图象也还茫然无定，怎么会只是堵塞一条河流呢？难道一位神灵恰好借着这条水道做成了这件事，自己创作并留下记载，而悠久年代已经湮没，究竟是谁传下来的呢？如果说是在陶唐氏时代洪水泛滥之际，那么大禹平定百川，应当记载在《禹贡》中；但《禹贡》却说：“疏导黄河，起自积石山，至于龙门，向南到达华阴，向东到达底柱，都是禹的功绩所造成的，使水流通达大海。”天地间难道发生过这样重大的奇异事件，典籍反而不把它写进文章吗？上天设置四条大渎，本来应当有办法使它们通畅，不应当先堵塞水流、阻滞和气，等到水势紊乱以后才治理。况且山谷形成这种形状，又有什么奇怪？不就是高低相逼、深浅相敌，于是有尖锐突出的像虎牙，偶然背向的像熊耳，尖角耸立的像牛首，像帽子而陡峭的像鸡头吗？如果一定要以形状比附形状，并且一定要附会出一套说法，那么鸡、牛、熊、虎的形象，难道也都有神灵制造吗？我曾经读张衡的《西京赋》，读到“巨灵高举手掌、遗迹还在”的话，认为它见闻广博、精深通达；但我常常因此困惑：如果不谈怪异和神灵的宗旨，那么这究竟是依据什么来说明的呢？等到亲眼看见它的形状并加以考察，果然荒诞悠远而没有根据。难道是想借神灵之事来装饰文辞吗？还是思考时有所遗漏呢？因此我辨明其中的缘由，把它写下来，告知山下的人。《庐江四辩》　　　　　卢璠 凡是做事一定要以古人为法；给地方命名，一定要考求它的古名。地方名称若不合古制，就失掉了这个地方的本来意义。秦统一天下，把各国拆分为郡，给地方命名只求取于《禹贡》和《山海经》。所以秦始皇二十六年，把扬州的土地划为九江鄣郡、会稽、九江等郡；会稽的名称见于《禹贡》，鄣的名称见于《山海经》。考察《海内南经》说：三天子鄣山在闽地以西；注说：在歙县以东，浙江从这里发源。《海内东经》说：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流入长江，在彭泽以西；注说：就是彭蠡湖，现在彭泽县以西的地方。《经》又说：三天子都又名天子鄣，江南的鄣因此得名。庐江在彭蠡西岸，所以因庐江而命名。项羽封英布为九江王，拥有整个扬州地区。汉高祖把九江改为淮南，仍封英布为淮南王。汉高祖十一年，英布被诛杀，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孝文帝八年，刘长死，改封刘长的长子刘安为淮南王，赐刘勃为庐江王，刘赐为衡山王。应劭说：庐江原来是庐子国。我考察查寻各种典籍，古代没有“庐国”这个名称，这是应劭把卢江误认为卢戎之地了。按《左氏传》，卢戎也称庐，在宣城以西的山中。应劭误把中庐的“庐”当成庐江的“庐”，后人因此迷惑而没有察觉。按《汉书·诸侯王年表》，淮南国北界临近淮水，约略包括庐山、衡山；颜师古注说：庐、衡是两座山的名称，衡山就是今天的霍山。按《东汉地理志》，建武十年，撤销六安国，把它的县划归庐江郡；庐江郡辖十四城，有舒、浔阳、襄安。郡南有九江，向东汇合成为大江，大江以南与彭泽相接。既然有浔阳，浔阳又有庐山，庐山因江而得名，这个名称古已有之。庐江的辖地包括江南江北。周景式《庐山记》说：匡俗在周威王时出生而有神异，居住在山上，世人称他为庐君；这说明匡俗是因山得号，并不是因匡俗而把山命名为庐。西域的僧人说：“惠远作《庐山记》，不知道名称的起源，于是说匡俗出生在殷周之际，在庐山上结庐居住，因此把山命名为庐。”这说法太荒谬了。按《豫章旧志》，匡俗的父亲曾和鄱阳令吴芮辅佐汉朝平定天下，后来去世；汉朝把匡俗封在浔阳，汉武帝南巡时又封匡俗为明公。由此可见，这座山不是因匡俗而得名，事情更加清楚了。所以我说：做事一定要以古人为法，给地方命名一定要从古代寻找依据。庐江就是《山海经》所说的发源于三天子都的那条水。如今三天子都的山在彭蠡湖上，却找不到所谓庐江，是因为时代变迁、事情久远，名称和地方都改变了。又按《山海经》说：浙江发源于三天子都，在它的东面。《地理志》说：浙江发源于黟县南面，沿率山向东流入海；率山就是歙县，今天的浙江就是这条水。如今率山在歙州南面，建延山以西称为浙岭，浙水确实发源于它的北面，又向西流入彭泽，全部有三百里；从三阳发源的各条水，都向西流汇入彭蠡。庐江难道会离这里很远吗？这必定是同一条水。又考察如今的浔阳在江州大江南岸，古代浔阳却在大江北岸；给地方命名为国，难道要受江南江北的限制吗？只要从古代考求名称罢了。庐江这个国名，认为它源自《山海经》，才是正确的。以上是辨析庐江。“同食馆”这个名称不知道始于何时，人们都说是因为从庐地往前，发放粮仓的粮食，官民同食，所以用它来命名。按《左氏》襄公十三年传，楚国的屈瑕攻打罗国，罗国和庐戎两军驻扎在杜地；注说：卢也写作卢、庐，庐戎是南方蛮族。《左氏》文公十六年经文说，楚人、秦人、巴人灭亡庸国；注说：庸就是今天的上庸【今天房州的上庸就是这个地方】。传文说：鲁国出兵，从庐地往前，发放粮仓的粮食，官民同食；注说：庐就是今天襄阳的中庐县；“振”是打开粮仓，“同食”是上下官民吃同样的饭食。军队驻扎在勾澨，勾澨是楚国西部边境；又派庐地大夫戢梨侵犯庸国。又按《汉书·地理志》，当阳县的中庐在襄阳县南面，如今仍有次庐村；颜师古注说：隋朝避讳“忠”字，所以改称“次”。又考察楚庄王时都城在郢，就是今天的江陵；从郢出兵攻打西北方很近的庸国，怎么会从东北方数千里之外发放粮食，让上下官民同食呢？这显然不是庐江的“庐”。唉！命名的人不详细考察国家和地方的来龙去脉，使后世因名称而产生疑惑。我现在认为，庐江所管辖的地方原来是六国的故地；六国与蓼国都被楚国灭亡，灭亡之后，臧孙辰感叹说：“皋陶、庭坚的后代竟然突然没有祭祀了，德行不能建立，百姓没有依靠，可悲啊！” 这足以作为后代的鉴戒，于是我把这个馆改名为“建德”。以上是改定“同食馆”名称。

译《汉书·淮南王传》说：“杀死开章，葬在肥陵。肥陵在肥水之上，在寿春。应劭说：夏水从父城东南流出，到这里与肥水汇合，所以叫合肥。”现在考察，肥水发源于鸡鸣山，向北流二十里左右，分成两条：一条向东南流，经合肥县南面，又向东南流入巢湖；另一条向西北流二百里，在寿春以西流出，注入淮水。两条水都叫肥水。我考察《尔雅》说：“水流从不同地方汇入同一处，叫作归；从同一处发源而流向不同地方，叫作异。”肥水是说它们发源处相同而归宿不同。这座山高不过百寻，发源的只有一条水，只是后来分流罢了。它们的源头相同，而流向确实不同，所以都叫肥水。如今两州的地图和地方志都没有夏水与父城，怎么能看见所谓夏水与肥水汇合的说法呢？两水同出一个源头，分流后都称肥水；“合”也有同源之意，所以叫合肥。至于说夏水与肥水相合，也是应劭的错误。以上是辨析合肥。按地图和地方志，如今的冶父山在庐江东北面，就是《左氏》所谓“莫敖在荒谷上吊死，众将帅被囚禁在冶父”的地方。我考察杜预注、《地理志》和《荆州记》，都说冶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的小城，也就是冶父城；“莫敖在荒谷上吊死，众将帅被囚禁在冶父”说的就是这里。庐地不是庐戎的地方，也不是发放粮食、官民同食的地方，怎么会又有冶父呢？显然是后人妄自附会上去的。何况说的是囚禁在城中，难道会是囚禁在山上吗？我考察如今的冶父山确实有铁冶，于是写告示，称县名为冶山，这没有疑问。以上是辨析冶父山。《进学解》　　　　　　　　　韩愈 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召集学生们站在馆舍下面，教导他们说：“学业由于勤奋而精通，由于嬉游而荒废；品行由于思考而形成，由于随意而毁坏。如今正是圣君贤臣相逢的时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全都建立起来了，铲除奸凶邪恶，提拔尊崇才俊善良的人。即使只占有一点小小长处的人，也大都能被登记选用；有一技之长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考察、选拔、剔除瑕疵，磨砺光彩。大概总有幸运而被选上的人，谁能说人才多了反而得不到显扬呢？”学生们应当忧虑自己的学业不能精通，不必忧虑有关官署不明察；应当忧虑自己的品行不能成就，不必忧虑有关官署不公正。话还没有说完，队列中有人笑着说：“先生是在欺骗我们吗？”我们这些弟子侍奉先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先生口中不停地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书籍。记载事实的，一定提取其中的要旨；编纂言论的，一定探究其中的奥妙。贪求广博，务必有所收获，无论细小还是重大都不舍弃。点燃灯油来接续白昼，勤勉劳苦地直到终年。先生对于学业，可以说是勤奋了。排斥异端，抵御、斥责佛教和老子学说，弥补其中的缺漏，阐明幽深渺远的道理，寻找失落已久的线索，独自从旁广泛搜求并远远继承，使百川归向东方，使已经倒下的狂澜回转。先生对于儒道，可以说是有功劳了。沉浸在醇厚浓郁的典籍中，吸取精华，咀嚼英华，写成文章，著作堆满家中。” “向上可以比拟姚、舜的典籍，内容浑厚无边；周公的诰辞、殷高宗的《盘庚》，文辞艰涩曲折。 《春秋》谨严，在三代诸史中最为浮夸；《易》奇妙而有法则，《诗》正大而华美。下至《庄子》《离骚》，以及太史公所记录的文章，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虽然风格不同却同样精工。先生对于文章，可以说是内涵宏大而外在铺陈了。年轻时就开始懂得学习，勇于实行和敢于作为；长大后通晓各种道理，无论处于什么位置都能适应。先生对于做人，可以说已经成就了。然而在公事上不被人信任，在私交上又得不到朋友帮助，进退两难，动不动就获罪。暂时担任御史，便被贬斥到南方夷地。做了三年博士，官职闲冗，不能得到治理国家的任命，也不能参与谋划，结果在失去时机时遭到失败。冬天温暖，孩子却哭喊寒冷；年成丰收，妻子却哭着说饥饿。头发脱落，牙齿稀疏，直到死去又有什么益处？不去考虑这些，反而教导别人怎样做先生。”这时先生说：“唉，你到前面来。大木做栋梁，小木做椽子，欂栌、侏儒，以及椳、闑、扂、楔等构件，各自得到适当的使用，才能建成房屋，这是木匠的功劳。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破鼓皮，全都收集并储藏起来，等待使用而没有遗漏，这是良医的本领。选拔贤明、公正的人，使各种人才一同进用；使曲折有余的成为美好，使卓异特出的成为杰出；比较长处、衡量短处，只求各人适合其器用，这是宰相的方法。” “从前孟轲喜好辩论，使孔子的道理得以彰明；他周游天下，最终老死在奔走途中。荀卿坚守正道，使宏大的学说兴盛；他逃避谗害到了楚国，最后废弃不用，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开口说话便成为经典，抬脚行走便成为法则，超出常类，远离众人，足以进入圣人的境域。他们受到世人的待遇怎么样呢？如今先生学习虽然勤奋，却没有遵循儒学的正统；言论虽然很多，却不能把握其中的要旨；文章虽然奇特，却不能用于实际；品行虽然修养，却不能显扬于众人。还每月耗费俸钱，每年浪费官仓粮食。你不会耕田，妻子不会织布，骑着马、带着随从，安坐而吃饭。沿着寻常道路辛苦奔波，窥看陈旧篇章来偷取辞句。然而圣明的君主没有加罪，宰相也没有斥退，这难道不是你的幸运吗？一行动就招来诽谤，名声也随之受损；被投闲置散，正是命分所宜。至于计算财物俸禄的有无，计较官阶资历的高低，忘记自己的才量是否相称，专门指责前人的瑕疵，这就如同责问木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做栋梁，讥笑医师为什么不用昌阳来延长寿命，却想推进自己的猪苓一样。” 《仲尼不历聘解》　　　　　盛均 学者多说仲尼周游列国求聘却没有遇合，我认为仲尼是为了观礼、推行圣道，并不是周游求聘而不得遇合；我认为他是为了观礼。两国交好称为聘，以臣下身份出使君主，也称为聘；男子向女子输送财礼，国家用车马帛币聘士，也都称为聘。所以没有财礼或没有君主，国家的命令只有一个方向，就不能称为聘。到了周德衰微、周道衰落之时，七国大概是仲尼忧伤礼乐不能兴起，因此到齐国学习《韶》，到周国求教，想要铸造义理来作为国家的镜鉴，张扬仁德来规范风俗，使光明的学问成为宗庙的根本。况且他离开鲁国前往卫国，大概辞意已经在于求仕了。从宋国到郑国，大概已经不再是臣下了；在陈国、蔡国之间断粮，也已经没有财礼了。他的官职做到司寇，果然不是士人受聘，怎么能说是受聘呢？我听说孔子观察夏代的制度就到杞国，观察殷代的制度就到宋国；照此推论，即使是其他国家也可以明白，怎么能说他历聘诸国呢？” 《文之章解》　　　　　　　韦筹

译太阳垂照、日月运行，这就是天所以成为天的原因。光明盛大而使万物在地上显现，具备礼乐，这就是人成为人的原因。言语形成之后，把训诫著录在简册上。不是这种意义而发光的，烛龙、火炬也会发光；不是这种意义而说话的，狂童、邪僻之人也会说话。所以确定地说：天的文理叫天文，人的文理叫人文。从文理推及地面、推及简册，才叫章。然而，文理在帝王那里体现为法则，简册在史官那里得以彰明。因此，尧的文德和思虑在典籍中显著，舜的文明也在典籍中显著。文王的本性，是尧、舜的文德；文德在西伯身上得到治理，在《诗》《易》中得到彰明。仲尼的本性，是尧、舜、文王的文德，但他不称帝、不称霸；他的盛大文德彰显于礼乐经传。颜回的本性，是仲尼的文德；文德未能充分彰显，颜回、子夏学习仲尼的文德，并把它推及世人。所以《乐》在武城彰明，是因为百姓；经书在魏国彰明，是因为子贡。子思的本性，是子贡的祖先一类的人；曾参【“参”读作士南切】因学习而在《中庸》中彰明。孟轲的本性，是子思一类的人；他勤勉于道，在七篇文章中彰明。从子贡、颜回到孟轲，难道没有礼乐吗？这全都是由人的文德而彰明的。我没有见过不经过这个过程就能彰明的人。人们在地上看影子，抬头只能看见火把，却看不见日月，必定会说那不是天文的彰明；人们在简册上观察辞章，久久只能看见狂妄泛滥的言辞，却看不见礼乐，却不说那不是人文的彰明。渐渐地，甚至有不具备文理却自行显露文采的【诸国卿大夫以下的人】。《易》说：“观察人文，便可以教化天下。”假如彰明不是出自人文，那么天下又有谁来观察、谁来受到教化呢？《获麟解》　　　　　　　　　韩愈 麒麟作为祥灵，显而易见。它被《诗》歌咏，被写进《春秋》，又杂见于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即使妇女和小孩，也都知道它是祥瑞。然而麒麟这种动物，不在家中蓄养，也没有在天下广泛出现。它的形状特殊，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如果有一只麒麟，人们反而不能知道它是麒麟。长角的，我知道它是牛；有鬣毛的，我知道它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们分别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无法辨认。既然无法辨认，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就合乎情理。即便如此，麒麟出现，一定是因为有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能认出麒麟，那么麒麟果然就不是不祥。又有人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是由于它的德性而不是形状。假如麒麟出现时不等待圣人，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同样合乎情理。《国之兴亡解》　　　　　　李华 治理国家，就像调理身体。身体不和，就要用药石治疗，用针灸医治；如果扶着疾病却不攻击病根，那么扶持它的人最终也会成为尸体。齐、隋灭亡，是因为把始终坚持贞正当成迂惑，把苟且无耻当成明达，把怠慢职守当成高尚。贤者看见合乎义的事却不去做，反而给长者以可乘之隙；违背法则、依附强者而使弱者溃败。议论得失时，只在少数不同意见上争辩，却与多数人苟同。崇尚学习、仰慕古人，被说成荒诞；追求便利、迎合时势，被说成能干。观察事情的燥湿而衡量轻重，等待成败来决定褒贬。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人，只顾用美味填饱嘴巴，忍受危亡而侥幸求取俸禄和利益。再往下的人便说：“上司尚且如此”，我对于国家还有什么关系呢？假如能够奋发起来，就会预先防备祸患，行动时打开束缚门户；气势沮丧、意志衰退，也会跟着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贪恋生存的人，声势炽盛而四处勾结；为正道而死的人，求助却没有后继。麒麟悲鸣，凤凰垂翼；鸱鸟鼓动恶翼，恶狗张口露出毒牙。这样一来，像蛇、鸩、虎、狼一样的恶徒，难道还能抵挡吗？唉！心腹和四肢，本来是一个整体；成为病患的，却有成千上万。即使有扁鹊、缓和这样的名医而不去请，扁鹊、缓和看见了也不救治。唉！齐、隋不灭亡，可能吗？反过来按正道治理国家，王道就容易实行了。” 《象刑解》　　　　　　　　　沈颜 虞舜、夏禹的时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百姓却不敢犯法。所谓象刑，就是用赭色、墨色染在犯人的衣冠上，使服色不同，共分为三等。到了秦朝，法律苛刻暴虐，才使用肉刑，锯、凿、鞭打、扑击，各种痛苦刑罚都施加上去，但犯法的人反而更多，社会风俗更加无法治理。这是什么缘故呢？不只是因为上古时代淳朴，人容易受到教化，也因为圣人的智慧深远，深刻懂得其中的道理。法律过于严峻，犯法的人就多；犯法的人多，受刑的人就多；受刑的人多，百姓就没有羞耻心；百姓没有羞耻心，即使说要割鼻、断脚、鞭打、扑击，他们也不感到畏惧。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九个人戴帽子，一个人披发；那么披发的人会羡慕戴帽子的人，而戴帽子的人占优势。九个人披发，一个人戴帽子；那么戴帽子的人会羡慕披发的人，而披发的人占优势。百姓不知道戴帽子、披头发哪一种更好，只看见人数多的便羡慕。如今免刑的人多、受刑的人少，人们还会羡慕人数多的一方；等到受刑的人多、免刑的人少，难道还会以人数少的一方为胜吗？所以说：法律过于严峻，犯法的人就多；犯法的人多，受刑的人就多；受刑的人多，百姓就没有羞耻心；百姓没有羞耻心，即使说要割鼻、断脚、鞭打、扑击，他们也不感到畏惧。百姓的心态，知道放纵自己所做的事，却不知道戒惧自己所犯的过错；如今只是羞辱并鞭打他们，不足以作为刑罚。为什么呢？大概鞭打停止，罪过就被认为结束；疼痛停止，羞耻就消失；羞耻消失，就又做错事，所以不足以作为刑罚。虞舜把罪人的衣冠染成不同颜色，使他们服色异于常人；这样罪名终身不能解除，羞耻一生不能消灭，哪里只是罪犯自己以此为耻呢？看见他的人也都以此为耻，都把它作为戒惧。我所以说：不只是因为上古淳朴、百姓容易教化，也是因为圣人的智慧深远，深刻懂得其中的道理。《人旱解》　　　　　　　　　盛均 涒滩年间，越地广大地区大旱，塞诸阳迁移市场也不下雨；祈祷山川和众神，仍然不下雨；向土龙敬酒，让巫觋起舞，反而更加不下雨。有人说，国内有个术士，能够捕捉并驱逐龙，还能对龙大声叫骂。从前曾有一年这样做过，农田便得到雨泽。等到召术士到来，旱情仍旧如故，太守大怒，立即命人捉拿他，术士逃走了。他遗留下的袋子里有一幅书，题目叫《人旱》。旱有三种：天旱、国旱、人旱。什么叫天旱？阳气失常而肆虐，土地上的人谨慎守职，即使六七年不雨，百姓也不会饥饿。什么叫国旱？君道炽盛而造成灾祸，德行枯竭、仁心干涸，贪婪之风和暴虐之气蒸腾，便形成时代的疫病。什么叫人旱？国家毁坏了政事，官吏败坏了行为，千里之内人心焦躁，不能产生阴凉。天旱就应当从仁德上求治，仁德普及，时令便丰顺；国旱就应当从德行上求治，德行滋润，恩泽便流布；人旱就应当从政事上求治，政事清明，风俗便富足。如今货物在上层流通，刑罚在下层滥用，百姓焦虑忧愁，积聚成怨恨和暑热，这就是所谓人旱。地方长官不能清理自己的政事，却去捉龙求雨，这就好像乘车到海边去，又像豢养羊而指望它生翅膀，怎么可能有希望呢？太守得到这封书，更加愤怒。这一年从正月一直到五月没有下雨，第二年饿死的人有数千，而太守也因钱财之祸受到牵连。《工器解》　　　　　　　　　程晏

译制造刀的人不一定亲自用刀切割，制造弓的人不一定亲自用弓射箭，只是善于制造器具罢了。善于切割的人不一定善于制造刀，善于射箭的人不一定善于制造弓，只是善于使用别人制造的器具罢了。庖丁难道要亲自锻造刀以后才拿来使用吗？养由基难道要亲自砍削弓以后才用它射箭吗？既然如此，制造刀的人不嫉妒庖丁解牛，制造弓的人不嫉妒养由基射中目标。自己已经把器具制造好，只担心刀刃不锋利、弓弦不强劲。我的器具既锋利又强劲，能够称合那个人的使用；这样器具找到了适当的位置，我又为什么要嫉妒呢？萧何、张良是汉朝的器具，既锋利又强劲，并不嫉妒汉高祖善于用他们这把刀斩杀项羽、用他们这张弓射中项羽。天下的贤才都是这样，已经成为制造好的器具。与此相反的，便是所谓自己制造了刀，却不希望别人善于切割；自己制造了弓，却不希望别人善于射箭。这样器具究竟该归向哪里呢？范增是项羽的器具，既锋利又强劲，但鸿门宴上的谋言没有被采用。项羽不是善于射箭、善于切割的人，终究不能使用他的器具。难道是器具嫉妒别人吗？是痛惜器具失去了适当的位置。这种话，不值得对真正的儒者说，是用来警戒那些贪图私利、嫉恨贤能上司的臣子的。《归解——书彭阳公碑阴》　朱阅 古人把死亡看作归去。那么，难道死去的人都能得到归宿吗？所以有凶恶放纵之徒，被压死、淹死；贪婪暴虐之辈，因刑戮而死亡，这叫作不得其死。不得其死，就是没有得到应归的地方。父母使子女保全身体而生，子女保全身体而归，不使自身受损，不使父母蒙辱，这才是得到适当归宿。归宿也有几种不同情形：有跛脚而归的，有困顿穷苦而归的，有忧愁恐惧而归的，有安闲愉快而归的，有荣耀显达而归的，有欣喜快乐而归的。生前谄媚而死得其死的人，是跛脚而归；生前愚昧鄙陋而死得其死的人，是困穷而归；生前强暴而死得其死的人，是忧愁恐惧而归。这三种人都使归途荒芜。生前正直而死得其死的人，是安闲而归；生前敏捷通达而死得其死的人，是荣耀显达而归；生前仁慈惠爱而死得其死的人，是欣喜快乐而归。这三种人都使归途平坦。唉！公在世时早已有遗留下来的德行，如今归去，难道会有跛脚、困穷、忧愁恐惧的苦楚，而没有安闲、荣耀、欣喜的逸乐吗？公归去的道路光明。我感念公的知遇之恩，独自前来吊唁，写下《归解》。有人说：“您不认识彭阳公，却说知道他，难道不是欺骗吗？”我说：“彭阳公任洛阳尹时，陈商任郓州刺史；他推荐蔡京任职于京城，征召李商隐。我只是偶然没有认识公罢了。公对我的知遇，就像春天的积水奔入山谷，夏天的云得到龙而兴起，秋天弓弦发箭，冬天炉中纳火，气势难道会落后于那三个人吗？”这样看来，公也是了解我的，何必一定要相识以后才算了解，才称为知遇呢？只不过是彼此在道义上相通罢了。从前殷汤和周公并不相识，孔子和周公并不相识，孟轲和孔子并不相识，扬雄和孟轲并不相识，韩愈和扬雄也不相识。难道他们果真彼此不了解吗？伊尹和夏桀相识，比干和殷纣相识，难道果真彼此了解吗？如今天下大国的诸侯、小国的伯爵，我常常都认识他们；彼此眼睛相见，言语也相交，难道就能说他们了解我吗？我在碑下读《归解》而感叹，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命解》　李翱 有人说：“尊贵和富裕都在于自己。用求取的方式去求，就能得到；不去求，就得不到。还谈什么命呢？”有人说：“不是这样。求取却得不到，不求取反而得到，这都叫命。人的作为又有什么用呢？”两个人走了。有人问：“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回答说：“它们都是防止人走向错误的说法。凭借智巧去求取的人，就像偷种别人田地的人；把一切都归于命运的人，就像不耕种却盼望收获的人。我两者都不取。只要遵循正当的方向，依照正当的道路，即使俸禄达到千乘之富，把我举置在卿大夫之上，我接受它也不会推辞。这不是贪婪，因为为自己谋取的少，而有利于天下的多，所以不推辞。哪里有什么命呢？如果取得它却不遵循正道，即使只是一顿饭那么微小，也不应该接受，何况是巨大的富贵呢？这不是廉洁，因为对人有利的少，而损害道义的多，所以不去做。哪里有什么智巧呢？这样看来，君子的处世原则也就可以知道了。” 《叛解》　李甘 有人问：“申▯有什么仇怨，为什么要反叛？”回答说：“盗贼会仇恨富豪吗？不过是贪图他们的财产而强行索取，难道像是替主人申冤吗？申习是盗，▯习是贼，难道有区别吗？”回答说：“损害财物叫盗，以盗行径伤害人叫贼。天下有士大夫家中有粮食，天下有宰相家中有子弟。申慿占据叶县，难道不是盗吗？▯惊扰宰相，难道不是贼吗？”有人问：“有盗贼偷了一金，花费十金才可以捕获，要这样做吗？有贼人一个，杀死十个人才可以处以磔刑，要实行吗？”如今用兵三年，还没有花费十金就捕获他们，这样的费用又怎么算？死了万人，还没有杀死十人而处磔刑，那么这些性命又怎么算？回答说：“如果认为十金太多而不去捕盗，那么穷人家家都会图谋盗窃，富人家家都会遭遇盗窃；如果认为一个人太少而不处磔刑，那么强壮的人人人都会成为贼，懦弱的人人人都会被贼侵害。因此，要消灭天下的盗贼，三年还算太早；要战胜天下的贼人，万人还算太少。”有人问：“我听说人少的家庭会严密关闭门户，为什么不把门闩好呢？”回答说：“天降雨而墙垣毁坏，盗贼乘机而入，难道只是因为门关闭了吗？”又问：“依靠他们平日练习反叛的本领，把他们赎出并任用为官，怎么样？”回答说：“盗贼想要施展巧诈，官吏却不愿扰乱民众。” “如果赎出娼妓把她纳为妻子，那么她做娼妓时还允许淫乱，做了妻子就禁止吗？”《唐文粹》卷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 《唐文粹》卷四十七 宋·姚铉编 古文类【共二十六篇】说二十四篇【附订一篇】《天说》【柳宗元】《朝日说》《防说》《师说》【韩愈】《俭不至说》【来鹄】《水乐说》【元结】《订司乐氏》【附元结】《捕蛇说》【柳宗元】《猫虎说》【来鹄】《说鹘》【柳宗元】《说天鸡》【罗隐】《田说》【罗衮】《窜利说》【李甘】《原晋乱说》【杨防】《吴相客说》【袁皓】《杂说五首》【陆龟蒙】《杂说四首》【韩愈】评论二篇 《祀黄熊评》【程晏】《汉史赞桑弘羊评》【张彧】《天说》韩愈对柳宗元说：“你知道关于天的说法吗？我来给你讲讲关于天的说法。现在人有疾病疼痛、困顿屈辱、饥饿寒冷，严重时就仰头呼喊上天说：‘残害百姓的人昌盛，护佑百姓的人遭殃。’又仰头呼喊上天说：‘为什么要使我陷入这种极端困苦的境地？’像这样的人，全都不能认识天。果实瓜蔬和饮食腐坏以后，虫子便在其中滋生；人的血气败坏逆乱，郁积于体内而成为痈疡、疣赘、瘘疮、痔疮，也是虫子滋生。树木腐朽而蝎子藏在其中，草木腐败而萤火虫飞出，难道不都是因为先腐坏然后才出现的吗？万物腐坏，虫子因此产生；元气阴阳败坏，人因此产生。虫子产生后，万物更加腐坏，虫子啃食、钻穴其中，对万物造成的祸害就更加严重。能够除去虫子的人，对万物有功；使虫子繁殖滋长的人，是万物的仇敌。人对元气阴阳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开垦原野，砍伐山林，凿泉打井取水饮用，挖墓安葬死者；又挖穴作为厕所，筑墙垣、城郭、台榭和游观之所；修堤坝使河流、沟渠、陂池分流；钻木取火焚烧，熔炼皮革和金属，烧陶、琢磨，使天地万物疲敝不堪，失去本性，纷纷扰扰地遭受攻击、残害、破坏和扰乱，从来没有停止过。人对元气阴阳造成的祸害，难道不比虫子所做的更加严重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能够使这些人受到损害，使他们的寿命日渐减少、年年削弱，从而使危害元气阴阳的行为逐渐减少，这就是对天地有功；使他们繁衍增多的人，就是天地的仇敌。如今人们全都不能认识天，所以才这样呼喊并怨恨。我认为上天听到他们的呼喊和怨恨以后，有功的人所受的奖赏一定很大，造成祸害的人所受的惩罚也一定很重。你认为我的话怎么样？”柳宗元说：“您确实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的吗？那么您的论辩确实有文采而且优美。我可以把这个道理说到底。上面玄黑的，世人称为天；下面黄色的，世人称为地；混沌地处于天地之间的，世人称为元气；寒冷与炎热，世人称为阴阳。这些东西虽然广大，却和瓜果、痈疮、痔疮、草木没有不同。假如有东西能够除去钻穴侵害它们的东西，这些东西能报答它吗？使它们繁殖增多，它们能发怒吗？天地是巨大的瓜果，元气是巨大的痈疮，阴阳是巨大的草木。它们哪里能够奖赏功劳、惩罚祸害呢？有功的人自己成就功劳，造成祸害的人自己承受祸害，想望它们施行赏罚，是大错特错。呼喊并怨恨，想望它们怜悯而仁慈，是更大的错误。您如果相信自己的仁义，把它存于内心而处世，也不过生而后死罢了，怎么能把生死、得失寄托在瓜果、痈疮、痔疮、草木上呢？” 《朝日说》柳宗元任御史，主管祭祀事务。将要举行朝日礼时，他的同僚问道：“古代的名称只叫‘朝日’，如今却说‘祀朝日’，为什么呢？”我说：“古代的解释，是早晨拜见太阳的意思；如今加上‘祀’字，就成了祭祀早晨的意思。现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问的人说：“把夕和朝相对而言，或许现在的说法是对的吧？”我说：“夕这个名称，正是和朝拜相对应的。古代早晨进见叫朝，傍晚进见叫夕。所以《诗经》说：‘诸侯国君没有谁肯早晚来朝见。’《左传》说：‘百官奉行职事，早晨来而不在晚上来。’《礼记》说：‘太阳落山就是夕’，又说：‘早晨不能废止朝礼，晚上不能废止夕礼。’晋侯将要杀竖襄，叔向在晚上进见；楚子留在干溪，右尹子革在晚上进见；齐国发生动乱，子我在晚上进见；赵文子砍削椽木，张老在晚上进见；智襄子建造房屋，美士茁在晚上进见；这些都是傍晚进见。汉代礼仪中所谓夕，两位郎官面向宫门拜见，称为夕郎，也出于这个名称。所以说：‘大夫在早晨祭日，诸侯在晚上祭月’，又说：‘春天早晨祭日，秋天晚上祭月。’像这些说法就足够了。又加上‘祀’字，大概是没有学问的人所作。”同僚说：“希望您把这个说法写下来，我将它施行于世，可以吗？” 我听从了他。《防说》柳宗元任御史，主管祭祀事务，将要举行防礼，有关官员拿防礼的意义来询问。我说：在南郊会合百神，作为一年报答神灵的祭祀。举行祭祀前，先向户部核实。户部的文辞说：某地干旱，某地发水，某地有虫蝗，某地有瘟疫，于是罢免这些地方的神，不让它们享受祭祀。我曾经学习礼制，思考后得到的理解是：使年成顺利的地方，防礼才可通行。这是古代的制度。继而我叹息说：神的形貌吗？我无法看见。祭祀时神是否享用祭品吗？我无法知道。这些事情广大恍惚、幽暗冥冥，无法执取。圣人的用心，一定只是有道理罢了，并不在于神，而是在于人。它们既然广大恍惚、幽暗冥冥，无法执取，尚且要受到这样的诛责和削减，何况那些形貌、言语、动作都具体可见的事物呢？这是把戒惧设于神灵那边，实际警戒人这边，防礼的意义是很大的。有人说：按照您的说法，旱灾、水灾、虫蝗、瘟疫，既然没有罢免官吏，却罢免神灵，还说是针对人，为什么呢？我说：像您所说，旱灾、水灾、虫蝗、瘟疫，难道是人为的吗？所以罢免的是神。至于暴虐、残酷、反复、贪婪、疲弱，并不是神造成的，所以惩罚在人。” “如今关于治理人的道理，我就不再说了。不明白这个道理而保存古代的仪式，虽然名称还在，但教化的实质已经隐没；我认为这不是圣人的本意，所以感叹而这样说。有人问：‘那么使雨来、使风回转，使蝗虫不成灾，使老虎背着幼虎奔跑，这些既然不是人所做的，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说：您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吗？所谓偶然，确实如此。如果一定是人为的，那么十年中九年发水、八年中七年干旱，又是谁造成的呢？要罢免它们，如果真正明白教化的道理，即使废除古代的仪式也可以。反过来，荒诞迷离的说法胜过了教化，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也败坏了，难道不可悲吗？” 《师说》　韩愈

译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却不跟随老师学习，那些疑惑最终也不能解决。出生在我以前的人，他听闻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跟随他并拜他为师；出生在我以后的人，如果他听闻道理也早于我，我也跟随他并拜他为师。我所学习的是道理，难道要考虑他的年龄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吗？因此，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让人没有疑惑就很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还跟随老师请教；如今的一般人，才智远远不及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爱护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却以从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童子的老师，只是教他们书本、学习句读，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得句读，有了疑惑却不能解决，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反而丢弃了，我看不出这种做法有什么明智。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之类的话，就聚在一起讥笑他们。问他们原因，就说：“那个人和这个人，年龄相仿，道术相近；职位低了就感到可耻，官位高了又近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不屑与他们同列；如今他们的见识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奇怪啊！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苌弘曾向师襄学习，老聃、郯子一类人也曾是孔子的老师，他们的才德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门研究，不过如此罢了。李氏的儿子李蟠，十七岁，喜爱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不受时俗拘束，向我请求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人从师的道理，写作《师说》来赠送给他。《俭不至说》　来鹄 剪碎破旧的丝帛拿去烧，人们听见了，一定相互惊问：“是哪一家在烧衣服呢？”把吃剩的食物丢在地上，人们看见了，也一定相互惊骇：“是哪一家在丢弃食物呢？”烧衣服容易使人惊讶，丢弃食物容易使人惊骇，是因为衣服可以贵重，食物可以丰厚，不忍心烧掉、丢掉。然而他们不知道，家中有无用的人，马厩里有无力的马。无用的人穿着衣服，和烧掉它有什么不同？无力的马吃着粮食，和丢掉它有什么区别？因此烧掉它、丢掉它，却从来没有稍微惊骇过。公孙弘做汉朝宰相时，盖着布被，这是连家中烧衣服都要惊讶；可是他却不能使汉武帝对国家崇尚奢侈服饰感到惊讶。晏子做齐国宰相时，猪腿小得不能遮住豆器，这是连家中丢弃食物都要惊骇；可是他却不能使齐景公拥有千辆马车的马厩感到惊骇。” 《水乐说》　元结 我在山中尤其喜爱的是水，喜欢水的声音。我喜欢南磳悬挂而下的水，淙淙的水声听起来很久也不厌，因此更不必到南磳去。于是就在庭院前悬挂流水，取来有倾斜、弯曲、孔洞和缺口的石头，按高低承接流水，水声稍微相似，听起来也很方便。《订司乐氏》有人把元子的《水乐说》告诉了乐官。乐官听后对元子说：“如果能调和、分辨五音，使音韵与水声和谐，就可以把它传来，请让我观摩学习。”元子推辞了，让门人指给他看南磳的水和庭院前悬挂的水。乐官羞辱、厌恶并慢骂道：“音韵昏聩的东西太多了，哪里有听见这种声音还说是音乐的呢！”这话被元子听见，元子道歉说：“次山我病后昏聩固陋，只是随意住在空山穷谷中，偶然有悬水冲击石头，声音清冷，听着耳朵舒服。醉得厉害时，偶尔和酒友戏言，称它为水乐；没想到妨碍了君子，竟使您误听而来，实在玷污了君子的车马仆从。”乐官离去。李川问：“刚才先生向乐官道歉，不也太过分了吗？”元子说：“是的，我替你分析一下。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主管乐事的官员，而且已经老了？八音用来教化他的心，五声用来传入他的耳朵；没有听到过不同的声音，他就认为那是错乱纷杂、极其不可听。何况悬水冲击石头，宫商不能相合，律吕不能控制，变化无从会合，声音也没有规律可循。这是完整自然的声音。司乐氏不是通达一切的人，怎么能不向他郑重道歉呢？”唉！司乐氏想用钟磬金石的和谐、丝竹的流丽美妙，以及宫商角羽丰富地交替产生，来改变通达之士的耳朵；可是悬水冲击石头，激起浅流，注入深处，清澈回旋，也不能改变司乐氏的心。” 唉！天下谁是通达之士，能够喜爱这种完整自然的声音呢？《捕蛇说》　柳宗元 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底子上有白色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咬到人，没有什么可以抵御它。但是捕捉到它，晒干制成药饵，可以治愈大风、挛踠、瘘疠，去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三种虫。起初，太医奉皇帝的命令收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条，招募能够捕蛇的人，用捕蛇抵充他的租税收入。永州的人都争着奔走去捕蛇。有个蒋氏，专门享有这种好处已经三代了。我问他：“我祖父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我父亲也死在捕蛇这件事上，如今我继承这个差事已经十二年，几乎死掉的次数也有好几次了。”他说话时，脸色好像非常忧伤。我怜悯他，并说：“你怨恨这个差事吗？我将把你的情况告诉主管官吏，替换你的差役，恢复你的赋税，那怎么样？”蒋氏大为忧伤，眼泪汪汪地说：“您是要可怜我，让我活下去吗？那么我这个差事的不幸，还比不上恢复我的赋税那样不幸啊。从前我如果不做这个差事，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家三代居住在这个乡里，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可是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耗尽他们土地上的出产，用尽他们家中的收入，哭喊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地不起，遭受风雨，冒犯寒暑，呼吸着有毒的瘴气，常常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从前和我祖父一起居住的人，如今十家中剩不下一家；和我父亲一起居住的人，如今十家中剩不下两三家；和我一起居住了十二年的人，如今十家中剩不下四五家。这并不只是因为死亡而迁徙，而是我靠捕蛇才独自活了下来。凶暴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在东西各处叫嚣，在南北各处横冲直撞，喧闹得令人惊恐，即使鸡狗也不得安宁。我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我的瓦罐，发现蛇还在，就放心地躺下。到了谨慎喂养蛇并献上的时候，退回来便安心享用土地上的出产，来度过我的一生。大概一年中冒死亡危险只有两次，其余时间则安乐自在。哪里像我的乡邻那样每天都有这种危险呢？如今即使我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比起乡邻的死，也已经算晚了。人怎么敢害怕这差役呢？”我听了更加悲伤。孔子说：“苛酷的统治比老虎还凶猛。”我过去常常怀疑这句话，如今从蒋氏的遭遇看，还是相信了。唉！谁知道赋税征敛的毒害竟比这种蛇还厉害呢？所以写下这篇说，以等待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猫虎说》　来鹄

译农民将要在田野里做事，他们中的老人说：“遵循旧有的做法来保全秋收，大概可以有所希望。”于是准备好所爱吃的东西作为祭祀兽牲，祝祷并迎请说：“鼠啊，愿你是猫吗？猪啊，愿你是虎吗？”他的年轻儿子忧愁地说：“迎猫可以，迎虎可以吗？猪从田里偷食，驱赶它就走了；老虎来了，却没有猪，饿了将怎么办？又听说：‘不能把完整的东西给老虎，恐怕它撕裂东西而发怒；不能把活物给老虎，恐怕它杀死活物而发怒。’如果得到一头又活着又完整的猪，它的怒气会更加厉害；即使射它、捕捉它，还害怕它再来，何况还要迎接它呢？唉！我们死亡的日子不远了！”有人到乡里的先生那里请他裁决。先生听后欣然大笑说：“为了老鼠而迎猫，为了猪而迎虎，都是害怕食物被吃掉。然而贪婪的官吏把食物夺走了，你们又要迎接什么东西呢？”由此知道自己终究不能免除祸害，于是撤去所爱吃的东西，不再谈论猫和虎。《说鹘》　柳宗元 有一种猛禽叫鹘，在长安荐福寺的佛塔上筑巢，已经很多年了。住在佛塔下面的人，观察它非常熟悉，便对我说：“冬天傍晚，这只鹘一定会捕取一只双爪能抓满的鸟，完整地带回来，用来暖热自己的爪掌。它把鸟在左右爪之间交换，随后叼着它飞上佛塔的高处，放开鸟，伸长脖子望去，直到看清它所飞往的方向，必定背过身去，不再追赶。如果鸟向东飞去，那么当天它就不向东追逐；鸟向南北飞去，也是如此。”唉！谁说只有爪、嘴、羽毛、翅膀的动物不能成为仁义的器具呢？所以它没有追求名号、地位、爵禄的欲望，也没有乡里、亲戚、朋友之爱；它从雏鸟时就只知道攫取食物、撕裂食物的事情罢了，并没有其他原因。凡是以食物为生的动物，饥饿在早晨最严重；如今它忍住饥饿而放开猎物，是为了将来得到回报，这不是卓然有立吗？运用自己的力量，却怜惜猎物的性命，忘却自己的饥饿；又远远地避开猎物，这难道不是仁义之道吗？它的道理专一，志向不欺骗自己的内心，这本来就是世间难得的。我又痛恨当今的说法：“把温顺沉默、徐缓低头的称为善类；把高举突兀、显耀明白的称为暴类。”现在猫头鹰白天昏暗无神、夜晚精神，躲避不进入寝庙，沿着墙壁奔走，这不是很接近所谓温顺沉默吗？” “现在看鹘，它站立时挺拔峻然，行动时迅疾有声，目光明亮锐利，鸣叫声刚劲有力，这不是很接近所谓高举突兀吗？由此观察它的行为，那么当今的说法就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道理。谁能像鹘一样呢？我愿意跟随它！是羽毛吗？是翅膀吗？为什么不施加到我身上呢？在寂静空旷的太空中飞翔，以快乐忘却饥饿。” 《说天鸡》　罗隐 狙氏的儿子没有得到父亲的技术，却掌握了鸡的本性。他饲养的鸡，鸡冠和距都不高举，毛羽也不鲜明，呆呆的好像没有饮食的意思；一旦遇到敌人，却是群鸡中最勇猛的雄鸡；到了报晓时，又是群鸡中最早鸣叫的。因此称它为天鸡。狙氏死后，把这套技术传给儿子；儿子却反而改变了先人的做法。不是毛羽色彩斑斓、嘴和距尖利的鸡，就不采用。它们栖息时不再有过去那种报晓的同伴，遇到敌人时也没有过去那种勇气，只是高举鸡冠、大步行走、饮食罢了。唉！道术败坏了，竟会这样吗？” 《田说》　罗衮 有一个人耕种田地，甲氏、乙氏把田地分开来耕作。乙氏给田施肥，田地获得了好收成。甲氏认为这是没有善于守护天地的调和、风雨的洁净，所以才没有好收成。唉！造化的功效，难道还比不上粪土吗？《窜利说》　李甘 我是在逃避什么吗？逃避什么？我逃避的是利。利益所趋向的地方，正是我所要逃避的地方。我将要做那些利益驱使人做的事吗？我难道会做别人所做的事吗？如今这些冥顽的人，未尝没有不忍之心，却常常唯独有忍心，这是由于被利益损害了。假如说蝼蛄、蚯蚓比麋鹿大，能同意吗？嘴上不会同意。然而人回头遇到蝼蛄、蚯蚓，就会绕开脚步让它活着；经过时伤到蝼蛄、蚯蚓，就会失声为它疼痛；回头看见麋鹿，就拿弓追赶；侥幸射中麋鹿，就失声欢喜。对大的反而忍心，对小的反而不忍，为什么呢？麋鹿对口腹有利，蝼蛄、蚯蚓没有利。所以处在利益之中，即使是麋鹿也能忍心杀害；不处在利益之中，即使是蝼蛄、蚯蚓也不忍伤害。这样看来，被利益束缚而忍心杀麋鹿的，难道只有小人吗？地位高的人有时更严重。地位高的人果真忍心对待人，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呢？从前有将领率领军队去诛讨反叛的▯蔡，打了十多仗便能杀死万人，军队就高兴；不能杀死万人，军队就感到羞耻。这难道只是忍心吗？还有因奢侈富有而被劫杀的，因怨恨旷居而通奸致死的，因饥寒而死在道路上的，以及被加兵杀死的人数。如今这些地位高的人，本来确实有不忍之心，但有时唯独产生忍心，也同样是因为受利益损害。” “所以，利益越广博，忍心做坏事的情况就越多。我正要同他们争夺利益，难道会处在不忍的位置上吗？所以说：我是在逃避什么吗？逃避什么？我逃避的是利。像这样俯身读书、倚身吟咏，孜孜不倦地应付策试的人，难道不是在逃避吗？然而我所逃避的是内心的利欲，不是身体。过去赵狐正使晋国首先结盟，五次会合诸侯，《左传》说：‘活着时来不及享受利益。’他难道是在逃避我的身体吗？” 《原晋乱说》　杨防 晋室南迁，制度刚开始建立；承接永嘉之后，浮躁的风气还没有消除，朝廷大臣中仍有人把谢鲲的轻佻、王澄的旷达荒诞竞相奉为祖法，认为这是高尚。卞壶在朝廷严厉地说：“帝位流离迁徙，社稷倾覆动荡，正是因为这些浮华虚伪导致了这样的败坏，却还想推崇仰慕虚诞，玷污败坏时俗。”他上奏请求审问这些人，以端正颓败的风俗。王导、庾亮压制了这件事，使它停止。唉！西晋的乱亡，是百代以来令人悲痛的事；迁都江左，正是防止祸乱、端正根本的时日。可是仍然助长虚浮、尊崇矫伪，推崇轻薄，踏着过去失败的足迹，重复覆亡的车辙；凭此来创立朝廷纲纪、建立王业，和登上胶船漂浮在大水中、拿朽绳驾驭奔跑的马匹有什么不同呢？假如实行卞壶的奏议，排斥屏弃浮华虚伪，提拔任用淳厚诚实的人，遵循大法，维持纲纪，那么晋朝的国运也未可限量。后来王敦发动叛乱，苏峻接着作乱，我认为晋朝的乱，不是从王敦、苏峻开始，而是在王导、庾亮那里酝酿成熟的。” 《吴相客说》　袁皓 孙氏政权到了末期将要败坏，几位宰相互相说：“不出一月一日，我们大概就要成为晋朝的臣子了吧？”有位门客上前说：“宰相难道没有听说过事物变化的道理吗？蛇变成龙，龙的后代见到蛇便嘲笑它，说：‘我们祖先的时代，哪有蛇，只有龙！’却不知道大泽岸边还残留着蟒蛇的腥气。家族变成国家，国家的后代见到家族一定会嘲笑它，说：‘我们祖先的时代，已经是国家了！’却不知道耕种用具还没有腐朽在历山之下。这都是因为只知道龙而不知道蛇，只知道国家而不知道家族。唉！尧、舜是圣人，丹朱、商均尚且不能继承他们，何况吴国是靠干戈取得的呢？”宰相听明白后流下了眼泪。《杂说五首》　陆龟蒙

译先儒说：“瞽叟憎恨舜，让他修补粮仓、疏浚井，并在酒中下毒，想趁机杀死他。舜向两位妻子谋划，两位妻子教他变作鸟工、龙工，用药水沐浴，装作猪而后得以逃脱。权势沉重，即使壮士也不能不畏惧；地位尊贵，即使圣人也不能不恭敬。何况舜是天子的女婿，顽固、昏愚、傲慢、暴戾的瞽叟，难道独独不怕他，反而还要杀他吗？而且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让九个儿子率领她们去观察舜的德行，舜却要接受女子的教导，他所用的办法又如此怪异。这不是教人孝顺，而是教人用权术逃避祸害。原来尧让他勉励舜，并不是观察德行；既然如此，又怎么值得把天下交给他呢？” 邰侯姜女所生的儿子，刚出生时就被丢弃，给他取名叫弃。宋国芮司徒所生的女儿，刚出生时也被丢弃，也给她取名叫弃。邰弃后来做了稷官，使众民依赖他而生活。宋弃生得美丽，长大后辅佐宋国，几乎使宋国迁移；名字相同，有什么伤害呢？舜有重瞳，项羽也有重瞳，只是形貌相似，有什么妨碍呢？只在于选择的道路如何罢了。季札用音乐推知吉凶，赵孟用诗推知吉凶，襄仲、归父用言语推知吉凶，子游、子夏用威仪推知吉凶，沈尹戍用政事推知吉凶，孔成子用礼推知吉凶。他们得到的应验像回声一样，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精诚罢了。不精诚的人不能自己为自己占卜，何况为别人推断吉凶呢？” 传记说：“周武王退朝后袜带断了，回头看左右没有可以让他系袜带的人，卫国的褚师呼声便来替他系袜，然后登上席位。汉代廷尉为王生系袜，袜子有带子，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今偏偏没有了，唉！古代的制度十之八九都已经亡失，哪里值得只谈袜带呢？” 柳下季的妻子为丈夫作诔文，门人不能删改一个字；吕不韦编作《春秋》，秦国人不敢删损一个字。德行和刑罚，究竟哪一个更有力量呢？《杂说四首》　韩愈 龙吐出气便形成云，云本来没有龙那么神灵；然而龙乘着这股气，浩渺地驰骋于高远的天空，迫近日月，遮蔽光明，感应雷电，显现神奇变化，使水降落大地，冲刷山陵沟谷。云也真是神奇灵异啊！这是云使龙能够显现神灵；至于龙的神灵，却不是云所能使它神灵的。然而龙没有云，就无法显示它的神灵。失去所凭借的东西，确实不能不受到影响啊！它所凭借的东西，正是由它自己造成的。《易经》说：“云从龙。”既然说是龙，云就跟随着它了。” 善于治病的医生，不看人的肥瘦，只观察他的脉象是否有病罢了。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看天下表面的安定或危险，只观察它的纲纪是治理还是混乱罢了。天下就像人，安危就像肥瘦，纲纪就像脉象。脉象没有病，即使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脉象有病，即使身体肥胖也会死亡。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大概就知道治理天下的方法了吧？夏、殷、周衰落时，诸侯兴起，战争天天发生。传了几十代君王而天下没有倾覆，是因为纲纪还存在。秦统一天下时，不再把权势分给诸侯，聚集兵器并把它们焚毁；只传了二世天下便倾覆，是因为纲纪已经灭亡。所以四肢即使没有故障，也不足以依赖；关键只在脉象。四海即使没有事变，也不足以自夸；关键只在纲纪。忧虑那可以依赖的，戒惧那可以自夸的，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可以称为上天扶助的人。和《易经》所说的‘观察脚步，考察吉祥’相同，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正是这样做的。” 谈生说：《崔山君传》中记载鹤说话，难道不奇怪吗？然而我观察人类，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而不类似于禽兽异类的，实在很少。大概是那些愤慨世道、嫉恨邪恶、长久离去而不回来的人所做的吧？古代的圣人，有的头长得像牛，有的形体像蛇，有的嘴像鸟，有的容貌像防风氏、倛氏；他们都只是外貌相似而内心不同，难道能说他们不是人吗？也有胸腹平坦、肌肤修长、面色像涂了红色、外表美丽而内心像狼的人，外貌是人，内心却是禽兽，怎么能把他称为人呢？因此，观察外貌是否相似，不如考察他的内心和行为是否正确，这样才不会失误。关于怪异神灵的事情，孔子的门徒不谈；我将特别取其愤慨世道、嫉恨邪恶的意义而写它，所以题作这个名称罢了。”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常有，伯乐却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马，也只是在奴仆手中受辱，和普通马一同死在马槽之间，不能以日行千里而著称。日行千里的马，吃一顿有时能吃尽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却按照普通马的食量喂养它。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但吃不饱，力气不足，优良的才华不能显露出来，想和普通马相等尚且不可得，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用错误的方法鞭打它，不能按它的才能充分喂养它，听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对它说：‘天下没有良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真的不知道千里马吧？” 《祀黄熊评》　程晏 传记说：子产出使晋国，晋侯生病，梦见黄熊，以为是厉鬼作祟。子产说：鲧的神魂化为黄熊，鲧是夏朝的郊祀对象，三代都祭祀他。晋国是诸侯盟主，难道没有祭祀他吗？于是便派人祭祀。杜预又注说：这是说周朝衰微时，晋国作为盟主，可以辅佐天子祭祀群神。我说：这和我的说法不同。如果鲧是夏朝的郊祀对象，三代都祭祀他，那么掌管周礼的制度还存在。晋国作为盟主，难道天子的祭祀典制可以由诸侯祭祀而僭越吗？这是不能祭祀他的第一个理由。羽山又不是晋国所望祀的山，这是第二个理由。鲧如果是天下的厉鬼，就有天子的太厉主管祭祀，这是第三个理由。如果只是一个国家的厉鬼，就有封于东海的诸侯来主管本国厉鬼的祭祀，这是第四个理由。何况祭祀的是作为夏后之臣的鲧，有归属他的祭祀，又并不是厉鬼，这是第五个不能祭祀的理由。子产所说的厉鬼作祟之事有两项，我只取其中一项。他所说实沈、台骀作祟，我接受；黄熊作厉鬼，我不敢听信。晋侯当时正患病，或许只是神志昏乱吧？内心偶然产生梦中的形象，把它叫作黄熊，怎么可以拘泥于此，把鲧当作厉鬼而举行荒谬越礼的祭祀呢？” 《汉史赞桑弘羊评》　张彧

译班固说桑弘羊从商人奴仆中被擢拔出来，正如傅说从版筑者中、太公从饭牛者中被发现，并且认为汉朝在这里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又把他和董仲舒、石建、汲黯等二十多人并列评论。恐怕并不是这样。做君主的致力于得到贤才，所以不隔绝卑贱之人，却也只是担心贤者处于卑贱地位，并不是说卑贱者一定贤能。古人竟然想把伊尹背鼎的事同厨师相比，把太公坐在水边钓鱼的事长期归于渔夫，这不是相差很远吗？而且君上的欲望，必然有人替他实现，所以曹伯喜欢打猎，公孙疆就出现；陈侯贪恋女色，仪行父就来到；殷纣淫乱酗酒，恶来革就进用了；周厉王贪婪暴虐，荣夷公就兴起；汉武帝残害剥削四海，桑弘羊早已沿着这种趋势被擢用了。《尚书》说：‘使你的志向退让，必然会求助于不正之道。’大概就是说这种情况。季孙实行田赋，孔子把它记载下来并认为是过错，因为它超过了周公的制度。何况那些挽袖击掌、竭力替天下聚敛财富的人呢？义，是君子宁死也要守护的东西，小人达不到；利，是小人奔赴践踏也要追逐的东西，君子不忍去做。汉武帝如果一定要实行先王之道、遵守高祖的法令，那么哪里用得着桑弘羊？如果想夺取万民的利益，堵塞百姓生活的资源，那么天下掌管市籍的小人都能做到，又何必只用桑弘羊呢？” 善于做盗贼的人，技艺越精巧，罪过越重；盗取的利益越多，主人受到的损害越大。桑弘羊善于心算谋划，掌管盐铁等事务，连秋毫般细小的利益也不放过，使官吏坐在那里经商，完全不顾君王应有的体统。府库充盈了，而君王的恩泽枯竭；一个人得利了，而四海百姓因桑弘羊的谋划陷于困穷，这就算成功了吗？汉朝又有什么对不起桑弘羊的呢？卜式清白自守，不参与时政，知道桑弘羊的罪过，想把他烹煮来求雨。孟坚亲自修撰国史，想把法则传给后代，怎么能把桑弘羊这种只知锥刀小利的人，列入所谓得到人才的论述中呢？一句话说得不明智，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吗？” 《唐文粹》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唐文粹》卷四十八 宋·姚铉编 古文类【共十五篇】符命一篇 《贞符》【柳宗元】

译论兵二篇 《罪言》【杜牧】《原十六卫》《折微》十二篇 《帝王所尚问》【李翱】《汉武山呼》【罗隐】《子高之让》《防叟遗意》《诘凤》【陈黯】《登华防》【沈颜】《穷达志》【程晏】《禹书上》【刘蜕】《禹书下》《断非圣人事》【李商隐】《让非贤人事》《知道》【房千里】《贞符》　柳宗元 获罪被贬的臣子宗元惶恐地说：臣被贬州的流人吴武陵对臣说：“董仲舒回答‘三代受命之符’的说法，确实不对吗？”臣说：“不对。哪里只是董仲舒呢？从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到班彪的儿子班固，都纷纷因袭那些可笑的说法，推举古代的祥瑞之物来配合受命于天。他们的言论类似于荒诞的巫师、盲人史官，欺骗扰乱后代，不能认识圣人建立天下准则的根本，彰显至高的德行、宣扬最大的功业，实在大大失去了本意。臣任尚书郎时，曾经写作《贞符》，说唐王朝以正德承受天命，正是出于民众的意愿，德泽长期积累深厚，应当享有无穷寿命的道理；文章的本末和规模都很宏大。后来恰逢被贬逐，文章中途停止，未能详尽完成。吴武陵于是叩头请求臣说：‘这件大事不应该因为您受辱而停止，所以请不要让它残缺，使圣王的典范无法建立，也没有办法抑制诡异之说、防卫正道、彰明考核万代。’臣不胜奋发激动，立即详细写成此书。想到它最终湮没在蛮夷之地，不能被当时的人听闻，难道就独自不写了吗？如果能够阐明大道，施行于人世，我死也没有遗憾。因此我下定决心。”臣宗元叩首拜手，把这些话上奏说：谁说上古最初质朴的时代空疏混沌而没有争斗呢？这种状态流变而至于讹乱越轨，于是人们奋力击斗，怒气震动，专门肆意施行淫威。有人说：“这是因为不了解道理。”人类起初纷纷出生，密集成群。霜雪、风雨、雷雹等从外侵袭，于是才知道架巢穴居，牵取草木，剥取皮革；饥渴和男女欲望从内驱迫，于是才知道吞食禽兽，咀嚼果实谷物。人们结伴居住，交往便争执，接触便斗殴。力气大的搏击，牙齿锋利的啮咬，爪子坚硬的抓裂，人多势众的碾压，武器精良的杀人。纷纷扰扰，草野上血流成涂。此后强大有力的人出来治理，往往在险阻之地结为团体。号令兴起，君臣以及什伍的制度建立起来。德行相承的人继位，道德怠惰的人被夺去权位。于是出现了一位圣人，名叫黄帝，制造兵车，使各类人交相联结而统一，整齐制度，制定标准，但大公之道仍未能建立。于是又出现一位圣人，名叫尧，设置州牧和四岳，执掌纲领。任用有德、有功、有才、有能的人，彼此参佐而维系天下。就像运臂、率指，屈伸把握一样，没有不受统率的。尧年老后，推举圣人禅让给他，大公之道才得以建立。由此看来，上古初始没有不是极其混乱的，后来才逐渐可以治理成为社会。因为不是有德之人就不能树立，所以仲尼叙述古书时，谈到尧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谈到舜说“深明而文明”，谈到禹说“文德之命，敬谨承受”，谈到帝尧、帝汤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使万民彰明地信服”，谈到武王说“有道的曾孙，考察衡量典章誓命；坚定啊，只有这种德行，实在是受天命的符瑞，用以安定永久的祭祀”。后世那些妖妄、淫乱、愚昧、昏聩而喜好怪异的人，才开始陈说大电、大虹、玄鸟、巨人脚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等，作为受命的符瑞。这些全都诡谲荒诞，实在可耻，却没有人知道符瑞的根本在于那种贞正的德行。汉代施行宽大的政策，能够爱护百姓，任用有才能、能办事的贤人，洗除创伤，温暖寒苦，使他们痊愈而兴盛；这才是它的符瑞。然而那些妄臣却向下搜取虺蛇，向上牵引天光，推演类似之物，称为祥瑞，用来向无知百姓夸耀欺骗，又增加驺虞、神鼎等事，威胁驱迫纵容防范，使东方的泰山、石闾发出盛大声号，称为封禅。这些全是《尚书》中没有的。王莽叙述并仿效这些事，最终奋然骄横而叛逆。后来有贤明的皇帝，名叫光武，能够安定天下，恢复旧有制度，却还崇信赤伏图，因而玷污了他的德行。魏、晋以后，纷乱交错，分裂割裂，所谓符瑞不贞正，国家因此不得安宁，也都不能长久。对于这种荒谬之说，实在无从置评。大的混乱积累到隋氏，四海环绕成鼎，九州横跨成为炉，以毒火慢慢烧灼，用暴虐的火焰煽动。百姓沸腾灼烂，号哭跳跃，没有人能够救止。于是大圣人兴起，大降甘霖，深深洗涤浇灌，把蒸气化为清气，把水流化为冷风。人们于是清凉安适。彼此相望而求生，彼此扶持而成事，彼此补益而获得安宁。防备斩杀、屠戮剖割，膏血流尽、肢节离散的灾祸不再发生，于是人们能够保全身体。安平舒畅，保全自己的肌肤而走上平坦道路。焚烧、破裂、抵拒、牵制以及奔走迁徙的祸害不再兴起，于是人们能够聚合同类、集合族众，歌舞欢乐，用以敬奉元德。人们徒步奋臂呼喊，犒劳迎接义军，欢声震动六合。至于麾下的大盗，凭险自据、抗拒命令、阻遏仁德威势的，都被消灭杀戮，坠失他们的事业，不再留下暴虐，百姓于是共同享受安乐美善。离开隋氏，终于归于唐，百姓徘徊歌唱，广大而和乐安宁。皇帝凭借威严使人敬畏，只让百姓产生恭敬，安定赋税，把财富积藏于民间，这叫作使国家富足。从前把乡里作为义仓，征收发放都谨慎整饬。即使年岁遭逢大灾，百姓仍有收成；刑罚从简，不残害人而能惩治罪行，这叫作严明威势。小的支属得到扶助，大的生育得到养育，和乐平易而恭敬，终于达到治理。凡是他们所希望的，不必请托就能得到；凡是他们所厌恶的，不必祈求便能止息。四方夷人全都稽首服从，不兴兵革，不耗尽财力，把这些美德大大传给后代，用来垂示帝王的法式。十位圣人共同完成这种治理，孝、仁、平、宽，都以祖先为法则。恩泽日久而更加深厚，仁德不断增加而更加崇高，人民拥戴唐朝，永远没有穷尽。因此，受天命不在于天，而在于人民；吉祥的符瑞不在于祥兆，而在于仁德。只有人民的仁德，不是天降的祥瑞；不是天降的祥瑞，这才是贞正的符瑞啊！从来没有背弃仁德而能长久的，也没有依仗祥瑞而能长寿的。商朝的君王凭桑谷而昌盛，凭野鸡鸣叫；大宋的君主凭法星而长寿，郑国凭龙而衰败，鲁国凭麒麟而衰弱，白雉使汉朝灭亡，黄犀使王莽死亡；如果这样，符瑞究竟有什么用呢？唐德的时代不可胜数，光明显著而深远，广大宏厚，使人民得到保障而没有强暴，应该把这些德行荐告于郊庙。用《雅》诗来恭敬地告祭德行的美善。皇帝说：“确实如此！”于是罢黜进献祥瑞的奏章，探究贞正符瑞的奥义，思考德行尚未弘大的地方，寻求仁爱尚未完备的地方，以达到治理国家，敬慎处理人事。于是作诗说：

译多么盛美啊，敬慎的德行，百姓和君王都把它视为珍贵。只有贞正的德行才是符瑞，浩浩荡荡地奉行它。仁爱蕴藏在人们肌肤刀刃之间，不能把恩泽全部施尽；热气在锅中沸腾，烈火用来涤荡消灭凶德。于是驱逐并平灭它们，美好的风俗多么盛美；温暖它，吹拂它，父子和乐融融，彼此安宁而嬉戏。赋税征收有度而储藏起来，使我们的粮食充足；刑罚减轻而清明，使我们不受伤害。把安乐留给我们的子孙，使百代都康宁。十位圣人相继治理，仁德之后的子孙，子孙思念孝敬父辈，先替自己消除祸患；恭敬地拥戴您，神灵一定会保佑您。把这些歌咏载入《雅》，承受上天的福祉。上天诚实而神圣，应当鉴察仁德；神灵依凭什么？应当归依仁德。北方的濮防、南方的祝栗，东西四方，都恭敬地专一心志，祝愿唐朝的纪运，承受后天而不坠落；祝愿皇帝长寿，与大地同样长久。怎样才能顺从神灵的心意？只有诚笃的神灵，与人民同一道路。把这些告知神灵，使亿万年不受震动、不遭危殆，使我朝延续，永远辅佐它。仁德不断增加而崇高，怎么能不思念您？向上天发出号令，众人都说：“啊！请听，我们敬告皇帝的神灵，不要废弃这符瑞。” 《罪言》 杜牧 国家的大事，本来不该由我说，实在是说出来便有罪，所以用这个题目。百姓常常被战争所困，战争起源于山东，蔓延到天下；不能取得山东，战争就不能停止。山东这块地方，禹划分九州时属于冀州；舜认为它分得太大，于是分成幽州和并州。衡量它的水土，和河南相等，常常重要十分之一二，所以当地人深沉剽悍，多有才力，重诺守信而能吃苦。自魏、晋以下，流行浮华奢侈，工艺机巧纤杂，心意姿态百般变化，风俗更加卑下衰败，人也更加脆弱。只有山东厚重地保留五种本领，使用兵器弓矢，其他地方不能动摇它而自如应对。这里又出产健马，差的每天也能奔驰二百里，所以兵力常常足以抗衡天下。冀州因为依仗强力而不遵循道理，人们希望它必定被攻破；即使弱小时已经被攻破，也希望它重新强大。并州的力量足以兼并吞没他国。幽州地处幽暗阴冷，惨酷好杀，所以圣人根据它的风俗为它命名。黄帝时，蚩尤在阪泉成为用兵的先导【阪泉今为嬀川县】；此后历代帝王多居住在那里，难道是崇尚这种风俗而在那里建都吗？从周朝衰弱到齐桓公称霸，不过不到一世；晋国强大，长期役使诸侯。到了秦朝，聚集精锐攻取三晋，经过六代才得到韩国，于是折断天下的脊梁；又得到赵国，乘势拾取其他诸国。秦末韩信联合齐国占有它，所以蒯通知道汉、楚力量的轻重取决于韩信。光武帝起于上谷，成事于鄗。魏武帝在官渡起兵，分裂天下而占有其中的三分之二。晋朝动乱，胡人作乱；到了宋武帝，号称英雄，取得蜀地和关中，完全得到河南之地，占天下十分之八，却不能使一个人渡过黄河去窥伺胡人。到了高齐荒乱，宇文氏取得其地，隋文帝又借此灭掉陈朝。五百年之间，天下才重新归于一家。隋文帝并不是宋武帝的对手，而是宋朝没有得到山东，隋朝得到山东，所以隋朝成为王者，宋朝只能成为霸者。由此说来，王者不能不得山东，霸者不能不得山东；狡猾的贼人得到它，便会使天下不得安宁。国家在天宝末年，燕地盗贼徐徐兴起，出入成皋、函谷关之间，仿佛进入无人之地。郭子仪、李光弼一类的人常常率五十万军队也不能越过邺城。从此一百多座城池，天下力量耗尽，却不能取得一寸土地。人们看待他们，像看待回鹘、吐蕃一样，按道义说没有谁敢窥伺他们。国家因此沿着黄河修筑障塞，戍守堵塞通往齐、鲁、梁、蔡的道路；这些地方受到叛乱风气的影响，也因而成为寇乱之地。以内地开拓外地，以外地支撑内地，混乱旋转，颠倒横斜，未曾有过五年不交战的时候。百姓日益困顿死亡，四夷日益昌盛炽烈。天子因此巡幸陕州、巡幸汉中，焦虑不安，已经七十多年了。唉！天运遇到孝武帝时，他穿洗过的衣服，日食一肉，不游猎，不娱乐，从卑微冗杂的职位中选取将相，整整十三年才完全取得河南。南山以西的土地被洗削、更改、革新，没有不顺从适宜的；唯独山东不服，也曾两次攻打它，都不利而返回。难道是上天使百姓还没有达到安定吗？难道是人的谋略还没有达到吗？为什么这样艰难！为什么这样艰难！今天的天子圣明，超过古代，立志治理天下。如果想使所有百姓都没有忧患，关键在于先除去战争。不能取得山东，战争就不能停止，军队杀人也就没有止境。现在的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为什么呢？贞元年间，山东有燕、赵、魏叛乱，河南有齐、蔡叛乱，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里邓、安黄、寿春，都驻有重兵。这十多个地方，才足以自我防守治理，使我们不能抽出一个人去承担其他使命，于是使自己的力量瓦解，形势松弛。眼看那些不守法的人，却无可奈何。由于这个缘故，蜀地也叛乱，吴地也叛乱，其他尚未叛乱的地方，也都随时上下变化，不能保证信任。从元和初年至今二十九年间，取得蜀、吴、蔡、齐，共收复郡县二百多座。尚未取得的，只有山东一百座城罢了。土地、户口、财物、铠甲兵器，同往年相比，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也足以自认为能够治理了。法令制度、品级格式、条文规章，果真能够自行治理吗？贤能和奸恶之人，搜求选拔、安置舍弃，果真能够自行调和吗？边障戍守、干戈车马，果真能够自行治理吗？井邑阡陌、仓廪赋税，果真能够自行治理吗？如果不能真正自治，就是帮助敌虏作恶。四周土地三千里，根基建立七十年，又有天下暗中帮助它，怎么可以取得呢？所以说，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中策没有比取得魏地更好的。魏在山东对河南最为重要，在山东本身也最重要。为什么呢？魏在山东，因为它能够遮蔽赵国。既然不能越过魏取得赵，就更不能越过赵取得燕，所以燕、赵的安危常常取决于魏。魏常常掌握着燕、赵的命运，所以魏在山东最重要。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阳、新乡都属卫州】，城垒彼此相望，早晨驾车出发，傍晚便可交战；这两处津渡只要有一处被敌军冲破，敌军就能驰入成皋，不出数日便可如此。所以魏对于河南一带也最重要。今天愿意用近来的事情说明。元和年间调集天下军队，诛灭蔡州、齐州叛乱，停驻五年而没有山东的忧患，是因为能够取得魏地【田弘正来降】。前日诛灭沧州，停驻三年而没有山东忧患，也因为能够取得魏地【史宪诚来降】。长庆初年诛灭赵国，一天之内五路诸侯军队四散溃败，是因为失去了魏地【田布死】。前日诛灭赵国，一天之内就像长庆时一样罢散，也是因为失去了魏地【李听败】。因此，河南、山东的轻重，

译总是悬系在魏地，明白可知。并不是魏地强大到能造成这种局面，而是地形使然。所以说，取得魏地是中策；最下策是轻率交战，不考虑地势，不审察攻守，这就是所谓浪战。兵多粮多，驱赶人们使其作战，适合防守；兵少粮少，不驱赶而各自作战，适合进攻。所以我方常常失于作战，敌虏常常困于防守。山东人叛乱，已经有三五代了。如今后生所见所闻、所说所做，没有一样不是叛乱；他们认为事情和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这种思想沉酣入骨髓，没有人认为不对，甚至指示顺从的方向，诋毁侵害同族。俗话说：“叛乱离开首领，首领便兴起。”到了被围困危急、粮食吃尽，甚至吃尸体来作战，把这当成风俗，怎么能同他们决一胜负呢？十多年来，我们总共三次收复赵地：粮食吃尽，且攻下尧山而失败【郗尚书】，赵军又振作；攻下博地而失败【杜良】，赵军又振作；在馆陶失败【李听】，赵军又振作。所以说，不考虑地势，不审察攻守而交战，叫作浪战，是最下策。《原十六卫》国家开始沿用隋朝制度，设置十六卫将军，共三十人；属官共一百二十八人，设置守卫，分掌职务，夹峙宫禁省署。这个制度起初直到今天，从未废止削弱。然而从今天看来，设置这些官职却说不出意义的，大概就是十六卫吧？追溯其本原和事迹，实际上关系到天下的重大命运。事情开始于贞观年间：武事完成后转而重文，在朝廷内部用十六卫蓄养武臣【襃公、鄂公一类人，都任诸卫将军】，在外部设置折冲府、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所，用来储备军伍。倘若有不幸，方圆二三千里成为寇乱之地，土地上数十万、上百万人变成寇兵，蛮夷戎狄践踏四方。这时武将应当带兵驻守外地；至于天下统一、暴乱消除，单车载一纸符令，奉使命四处奔走，没有不信服顺从的。这时武将应当带兵驻守内地。他们居于内地时，官职是将军，绶带有朱有紫，仪章有金有银，率领成百上千骑兵奔赴朝谒，排列观看车马，享受歌儿舞女，念及功劳赏赐，而出于皇帝的特别恩赐；所属军队分散安置于各府。上等府不超过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共有四十万人】；三时耕种，穿着蓑衣，使用农具；一时操练武艺、骑马、剑术、弓箭和护卫，以此考察父兄。彼此告诫不得另入其他户籍，收纳在将府的队伍中；军队分散到田野，力量因此解除，形势因此瓦解，人人各自爱护自己，即使蚩尤做统帅，也不能使他们作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人、千百骑〕 等到他们应当驻守外地时，各部军队接到檄令才来，接受朝廷命令，见不到妻子儿女；斧钺在前，爵禄赏赐在后，以首级争首级，以力量搏力量，猛烈冲突，哪里还有空暇采取别的谋略？即使蚩尤做统帅，也没有办法使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末年，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和军队从未发动叛逆篡夺；这是圣人能够掌握统摄轻重、控制边障内外的圣明谋算和神妙办法。到了开元末年，愚昧的儒臣上奏说：“天下文治已经太盛，请罢除府兵。”诏令说：“可以。”武夫上奏说：“天下武力已经强盛，请进攻四夷。”诏令说：“可以。”于是府兵在内被铲除，边兵在外兴起，武将和军队像急流一样奔走、像飞箭一样出发，内部一个士兵也没有了。军队从辽地起兵，逃奔蜀地，绵延万里，侍奉五个强寇【奚、契丹、吐蕃、云南、大石国】；十多年间死亡百万人，形成尾大中干、偏重失衡的局面，而天下炽热骚动，根部萌发、余烬复燃，七位圣主废寝忘食地想除掉它，却尚且不能做到。由此看来，武将和军队哪里可以有一天脱离钳制和约束而放出呢？然而治理国家不能没有他们：驻外就会叛乱【韩、燕七国，近来的安禄山、仆固怀恩就是这样】，居内就会篡夺【卓、莽、曹、马以下的人就是这样】。使他们在外不叛乱，在内不篡夺，兵卒不离开队伍，就没有自焚的忧患，将领可以保全颈项，也没有“兔死狗烹”的议论。古今以来，没有比设置府兵、建立十六卫更好的法术了。近代以来，对于将领的任用，弊病又更加严重。人们喧嚷说：“朝廷诏令已经任命将领了，名字公布出来一看，原来都是市井小儿一类的人。”大概他们只会大量贿赂金玉，依仗幽暗势力，折券交货，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事。他们完全不懂父兄礼义的教诲，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气节。一百座城池、千里土地，一朝之间就得到。那些强横、刚愎而残暴的人，便扰乱削弱法制，不让人防备自己；杀戮忠良，不许人违抗自己。力量集中，形势便利，没有不成为寇乱的。他们那些暗中钻营、奸巧狡猾的人，也能计算家产、搜刮人口，把一切寄托在邪僻的宠幸上。由卿位买到公位，离开郡守而取得都城的职位，反复升迁；所治理的地方被当作别馆。有时一个人不幸长寿，就会割剥百姓，祸害几乎遍及天下。因此天下常常兵乱泛滥，齐地百姓困乏枯竭，乡党风俗淫邪衰薄，教化恩泽被堵塞压抑而不能下达，招致灾祸灭亡，连牛马也受到波及。唉！从愚昧到有知的人，难道全都知道这些吗？况且武人负责诛杀，正如天时有秋；文人负责治理，正如天时有春。上天不能颠倒春秋，豪杰不能把文武职任合为一体。难道这些人是受斧钺而诛除暴乱的吗？有人说：“难道这就在某人的施教之中吗？” 回答说：“正是在这里。”想要祸害蛀虫不再产生，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恭敬地想，文皇帝设置十六卫的防范，谁还能重新追究它的实际意义呢？这关系到天下的重大命运。所以作《原十六卫》。《帝王所崇尚的，应该询问什么》 李翱 夏朝崇尚忠，殷朝崇尚敬，周朝崇尚文，为什么呢？帝王之道，并不是专门崇尚忠，也不是专门崇尚敬和文，只是顺应时势的变化，承接并补救当时的弊病罢了。挽救粗野没有比敬更好的，挽救鬼怪迷信没有比文更好的，挽救浮薄没有比忠更好的。循环往复，彼此交替补救，就像火势蔓延燃烧一样。人们知道水能胜火，却不知道能够胜过水的才是上策。水一旦溃决，堵塞它的流向，就一定要大规模筑堤防。因此夏朝的政教崇尚忠，商汤的政教崇尚敬，周武王的政教崇尚文，各自都适合当时的需要。如果武王处在禹的时代，就会崇尚忠；商汤处在武王的时代，就会崇尚文。禹和商汤交换所处的时代，那么夏朝就会先崇尚敬，殷朝就会崇尚忠。因此，顺应时势的需要，补救当时的不足，这就是三王。假使黄帝、尧、舜处在三王所处的天下，也一定会做禹、汤、武王所做的事。由此看来，五帝和夏、商、周，原则是一致的。假如挽救殷朝的鬼怪迷信，不用文治，而说“我一定要用夏朝的忠来改变它”，这就像向南走却把车辕朝北，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孔子是圣人中最伟大的。如果孔子称王治理天下，承继周朝，他要补救周朝文治的弊病，也一定会崇尚夏道。因此，文、忠、敬都不是帝王固定崇尚的东西，而是帝王顺应变化、权宜施行的手段。顺应时势的变化，承接并补救它的弊病；不是可以停下来而任意创设的。《汉武帝山呼》 罗隐

译人的本性，没有一生下来就奢侈放纵的。如果偏离正道，人可以毁坏他，事情可以毁坏他，外物也可以毁坏他。虽然后来身份贵贱不同，到了被毁坏的时候却是一样的。前后左右谄媚奸佞的人，是被人毁坏；穷尽游览、极力观赏，是被事情毁坏；因感触而觉悟，却又被外物毁坏。这三者中只要有一样发生在身上，就会成为国家的大蛀虫。孝武帝承接富足繁庶的时代，听信左右之人的言说，沉溺于游观的奢靡，于是到东方封禅。大概只是为了祈求自身，而不是为年岁祈福。由此，万岁之声从感触惊悟中发出，后来便越过辽地、渡过大海，劳顿军队，困弊民俗，以至百姓贫困。这就是东山万岁之声造成的。只是一座山的呼声尚且如此，何况千张口、万条舌头呢？因此，东方封禅时的呼喊，不能认为是祥瑞，而应看作英明君主的不幸。《伯成子高的谦让》有人把自己的广大举起，把自己的高位交给别人，而那人却说：“太狭小了啊！”那个提携并举起它的人说：“以我所得到的广大，竟然还不如那个人的心胸，又怎么可以把它施加给他呢？”于是退下来而惊悸战栗，不敢把所得看作拥有。伯成子高向禹谦让，并不是因为轻视黄屋之尊。处在九州之大、亿万人民之上，心愿得遂，行动都合于自己，很少有人不会因此荒怠放纵。子高想使禹的心胸收敛，并谨慎对待他的取得，所以向他谦让。后来便有了简朴宫室、菲薄饮食的政令。《防叟遗意》上帝剖开混沌氏以后，把他的肢体关节化为山岳，把他的肠胃化为江河。有一天担心他突然兴起，那么天下就没有活着的生物了。于是便让铜铁孕藏在山泽之中，把鱼盐的渣滓沉积在江河里，使后人去开采取用，同时将以此苦害混沌的魂灵，使他必定不能再兴起。唉！混沌氏虽然不能再兴起，但人力也因此耗尽了。《诘问凤凰》 陈黯 我曾读到扬雄说：“君子处在太平时就像凤凰，处在乱世也像凤凰，这是说它隐现都合宜。我将要伸张这种说法，把它作为鉴戒。”等到读到他的《剧秦美新》，却发现和这话不同【此处断句】。扬雄在汉朝做官，遇到新室之乱，既不能离开它，又害怕祸患波及自己，于是写了这篇文章来献媚取容。唉！凤凰本来就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凤凰遇到缯帛和弓弩的罗网，难道还会在其中徘徊吗？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道；道不能实行，就可以彰明自己的气节。王莽不守臣道时，扬雄当时身在官列，应该以君臣之义、兴亡之理来匡正挽救，以实行自己的道。假如害怕他的威势、爱惜自己的性命，那么也可以高悬冠簪辞官，以彰明自己的气节。哪里有苟且求禄、贪生怕死、顺从错误而粉饰欺诈，广泛列举秦朝的罪过来比喻并掩饰恶德的道理呢？这难道不是助长他的篡逆吗？古代那些坚守危难、以死成全名节的人，正与此背道而驰。这样看来，先前所写的凤凰之说，岂不是反而诬蔑凤凰了吗？鸡只是普通禽鸟，早晨和黄昏都不会错失时令；凤凰是灵鸟，难道反而不知治乱的时机吗？唉！说话不加思考，竟会有这样的事吗？有人说：“古人面对危难而随机应变，也是权宜之道。扬雄知道王莽不可匡正，所以故意说出那种话，姑且只求脱祸，这也是权宜，为什么要深责他呢？” 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权宜，是圣人也有的，用来不失去自己的道；却没有见过舍弃自己的道而追随权宜的。过去仲尼在鲁国做官，因为季桓子沉溺于荒淫和齐国的音乐，知道不能匡正他，便离开了鲁国，从未听说他故意编造言辞来求得鲁君的任用。即使仲尼的德行如日月一般，而人的才德不能与他相比，扬雄既然也仰慕仲尼的教化，以著书立说为事业，难道可以自行改变吗？建立言论的人，难道不希望别人遵从自己的教诲吗？况且自己都不能使别人信服，怎么还求别人相信自己呢？古语说：‘君子先说出言论，然后自己实行。’难道这话可以欺骗吗？” 《登华山》 沈颜 我曾读李肇《国史补》，书中说韩文公登上华岳山顶，回头看见险峻至极，恐惧战栗，估量无法下山，于是发狂痛哭，想把遗书系下去作为诀别，并且讥刺喜好奇险的过错。像这样，沈子说：“唉！这是不了解文公的用意吗？仲尼为麒麟悲伤，悲伤并不在麒麟本身；墨翟因染丝而哭泣，哭泣并不在丝本身。况且阮籍驾车任意奔驰在道路上，路走到尽头便痛哭，难道他起初没有考虑到道路会走尽吗？大概都是借事讽刺时世，把心意寄托在这里罢了。前贤和后贤，道理难道相距很远吗？文公愤恨那些追逐荣华、贪恋官位的人，就像登上悬崖险境，不能停止，直到使自身面临危险、跌倒颠仆，然后才感叹不知道在何处停车，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可悲啊！文公讽谏时世的微意，难道沈子几乎把它遮蔽了吗？” 《穷达与志向》 程晏 君子宁可小有困厄而大有通达，小人宁可小有通达而大有困厄。小的，是人的役使；大的，是人的正道。孟子向诸侯谈论帝王之道，诸侯不采纳我的话，我就离去，难道不是小有困厄而大有通达吗？卫鞅向秦伯谈论帝王之道，秦伯在这方面有所醒悟，卫鞅便把它改换成称霸强国的办法，以求苟且被容纳，难道不是小有通达而大有困厄吗？君子不担忧没有才能，而担忧不知道穷达的道理。孟子是大通达的人，因为他远离盗贼的小路而遵循正路；卫鞅是大困厄的人，因为他舍弃正路而奔向盗贼的小路。秦国不知道道路而来问卫鞅，卫鞅指给它看，它便奔向盗路而强盛起来。我知道盗路却反而认为它正确，哪里比得上遵循正路而远离盗路呢？”},{ 《禹书》上　刘蜕 如果因为治水的功业没有完成而被诛杀，那么可以说他是为百姓辛劳而死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那么，夏代举行郊祭时，为什么不追寻他的先人，反而让鲧配享呢？回答说：功业没有完成，可以说是为百姓辛劳而死；至于诛杀他本人，则可以说是为了使他的家族勤勉。不怨恨君主诛杀自己，反而追求父亲未竟的功业，鲧理当被诛杀。传中说：不能因家事而推辞王事。禹既使自己的家族勤勉，又为天下效力，所以夏代郊祭只报答他勤勉治家的功劳罢了。虽然诛杀了鲧，却没有废弃他的功业，因为禹是他的儿子。不能因为天下大事而选择舍弃他的功业，是因为禹替他侍奉鬼神。假如没有禹这个儿子，先人的罪过将会使后代不能享有祭祀。因此，禹的功业，是由于继承并勤勉完成父亲的事业。这样看来，夏代的郊祭是合宜的。于是君主诛罚鲧的懈怠，禹并不怨恨；他的家族祭祀鲧的勤劳，百姓和神灵也都不违背。大概禹认为，天下人不能亲自侍奉他的父亲，所以便在鬼神面前尽孝罢了。《禹书》下 治理天下的原野，从夏禹治水的功业中可以看见这一点，而在夏禹以前的功业中却从未见过，已经很久了。那八年之间，人口繁衍不是没有损耗，积蓄物资也不是没有消耗。帝王忧虑，百姓就忧愁；帝王快乐，百姓就欢喜。因此，禹以帝王忧乐的隐显来辅助他。帝王能够治理自己的内心，所以后来禹虽以自身率先承担天下的劳苦，却不是靠一己之身背负天下的土石，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治理世间的心术，役使百姓也就容易了。唉！如果一定要得到一个心志和顺的人才能治理，那么难道禹在羽山之下，能够忍心不把智慧献给自己的父亲吗？天下人看见亲自濡湿手脚的禹，就看不见在君主台阶之上以忧乐治理天下的人了。所以说：心志治理在人，功业治理在水。这难道可以只说是禹一人吗？《断非圣人事》　李商隐

译尧舍弃了自己的儿子，舜也舍弃了自己的儿子，周公舍弃了自己的弟弟。后世人把这看作有决断，实在完全不懂圣人的行事。所谓“断”，是先有所疑，之后才作出决定。圣人所做的事没有疑惑，又哪里用得着决断？圣人以道统摄天下，百姓却不能察知；圣人以仁义治理天下，百姓也不能察知。祸害若只除去自身，还不能算仁；祸害若只除去自己的家族，还不能算仁；祸害若只除去自己的国家，也还不能算仁；祸害若只除去自己的天下，也还不能算仁；只有祸害除及后世，才算仁。合宜而实行它，称作义。儿子不肖，就舍弃儿子；弟弟不顺，就舍弃弟弟；对于家、国、天下和后世，都是为了防止利害相反、祸害滋生。不舍弃就会反过来造成祸患，既然合宜，就应当这样做。尧、舜、周公从未疑惑，又哪里用得着决断？所以说：决断不是圣人的行事。《让》不是贤人的行事 世人认为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天下让给别人，是贤能之人；这实在完全不懂贤人的行事。能够让出自己的国家、天下，只不过是不肯苟且取有罢了。商汤当时并不是没有臣子，然而最终辅佐汤王，参与陞陑之役、鸣条之战的，究竟是谁呢？非伊尹不可。周武王当时也不是没有臣子，然而最终辅佐武王，参与牧野之誓、悬白旗之事的，究竟是谁呢？非太公望不可。假如伊尹把这些事情让给汝鸠、仲虺，太公望把这些事情让给太颠、闳夭，那么商、周的天命能够汇聚吗？所以，当夏朝覆亡、伊尹恢复商政之时，即使有一百个汝鸠、一百个仲虺，伊尹也不会相让；即使有一百个太颠、一百个闳夭，太公望也同样不会相让。所以说：谦让不是贤人的行事。《知道》　房千里 世人之所以认为一个人通达，不过是看重他的爵位、优厚的俸禄，认为威势和刑罚足以任意施用，珠玉财宝多得无法计数罢了。悦耳的声乐、满足口腹的美味、令人厌赏不尽的美色，这些就是所谓常人最大的欲望。世人之所以认为一个人困窘，是因为官秩不足以庇护自身，俸禄不足以满足日用，受人侮辱却不能以威势压制，遭受羞辱却不能以刑罚报复，声色不足以满足耳目，滋味也不合口舌；这些就是所谓常人最大的厌恶。然而圣人急切地追求禄位和仕进，难道不是为了这些吗？回答说：不是。圣人是为了他人，常人是为了自己。圣人凭借自己的才资，得到适当的地位，遇到合适的时代，并拥有相应的俸禄，然后凭借这些基础施行德泽，就像高处的水被决开而灌溉田地，浸润的范围必然广大。圣人所认为的荣耀，是引导人们归于仁义，然后使千千万万年的人都承载他的功业光辉，成就巍巍的德行功业，来普遍施及活着的人。常人一心为自己，所期望的是厚禄高位；凭借地位使自己尊贵，凭借俸禄使自己富足，越尊贵越骄傲，越富足越奢侈，以此放纵满足一时的欲望，只是在气息尚未断绝之间任意放肆罢了。圣人有合适的时代和地位，就施行自己的道并推广到众人；没有合适的时代和地位，就奉行自己的道来修饰自身。所以圣人仕进时不以此为荣耀，退处时也不以此为忧戚，始终都能守住自己的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常人若侥幸遇到合适的时代，就窃据其位，竭取他人的力量来满足自己；没有合适的时代，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就任凭愚昧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因此，常人仕进时把它当作自己的荣耀，退处时把它当作自己的耻辱，始终都失去了自己的道。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孔子感叹的是，自己所行的道足以招致这样的祥瑞，可是当时的君王不采用自己的道，使道无从施行；并不是感叹自己吃的食物没有方丈之多、穿的衣服没有文绣。常人所悲叹的不得志，大多只是说：“我的妻子不能穿罗衣，我的儿子不能吃肉罢了。”哪里曾稍微涉及外在事物以外的道理呢？圣人把德泽施于众人，即使获得九命、崇高的赏赐，也不认为丰厚，因为他所得的报偿，果然应当置身外而公之于天下，并不是自己的幸运。常人对他人没有丝毫补益，只要侥幸获得禄位，就安逸享乐以自我陶醉，把窃取偷得看作最大的聪明，把所得的一切当作自己的幸运。孔子、颜回都是圣贤，哪里曾听说他们因为砍树充饥、饮瓢中之水而以为羞辱？姬且也是圣人，哪里曾听说他因为受封、代理治理政事而以为幸运？由此可知，圣人的快乐，是内在的；常人的快乐，是外在的。内在充足，所以常常有余；外在追求，所以常常不足。有余便推让给别人，不足便向别人索取。有道德的人即使穿粗劣的皮衣、系简陋的带子，别人也不鄙视他，是取重他的内在，而不取重他的外表。豪强之民和侠士即使穿紫衣、佩金钩，别人也不因此尊重他们，是因为那只是外在的文饰。既然如此，富贵之人所具有的，也只是外在的文饰；他们之所以能够实行仁义，是因为内在的本质充实。西施不加华饰，嫫母穿着锦绣，也不能改变她们本来的美丑。后世君子处于不得志的时代，应当想到凭借自己的内在而自我砥砺，不要凭借外表向人谄媚；处于得志的时代，应当想到勉励自己的内在来修饰自身，不要凭借外表向人骄傲。如果能够这样，差不多就可以算是知道道了。《唐文粹》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四十九 宋代姚铉编 古文辛部【共十七篇】毁誉类五篇 《明分》【皇甫湜】《防国》【沈颜】《毁》【段成式】《讽诈》【王蔼】《内夷檄》【程晏】时事类四篇 《读开元杂报》【孙樵】《书襃城驿》《鞭贾》【柳宗元】《荆巫》【罗隐】变化类八篇 《象化》（牛僧孺） 《移雨神》（司空圗） 《风雨对》（罗隠） 《浪翁观化》（元结） 《时化》《世化》《蠧化》（陆▯防）

译《蟹志》《明分》（皇甫湜） 天下的是非，取决于人，而不悬系于表面事迹；归结于人的品分类别，而不取决于他所做的某一件事。谁说人本身有君子、小人的区别呢？谁说人的品分类别就是君子、小人的区别呢？那人如果确实是君子，那么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正确的；那人如果确实是小人，那么他一举一动都会陷入错误。因此，君子指出别人的过错，是因为憎恶邪恶；称举别人的善行，是因为以贤人为乐；称说自己的光明美德，把自己比作尧、禹，与天地并列，是发表正直有益的言论；顺应时势就是周公，改变时势就是伊尹。他的心志已经确定，最终归宿也只有一个；即使表现各不相同、变化百端，也都归于君子这一类罢了。正如所谓“左边的事，左边去做，君子便能胜任；右边的事，右边去做，君子都能承担”。小人却不是这样：他把别人的过错说成毁谤，把别人的赞誉说成结党营私；称说自己的光明美德，便成为自矜自夸；改变时势便成为作乱，顺应时势便成为虚伪。他的心志已经确定，最终归宿也只有一个；即使表现各不相同、变化百端，也都归于小人这一类罢了。正如所谓“天下的罪恶全都归到他身上”。所以我说：天下的是非，取决于人，而不悬系于表面事迹；归结于人的品分类别，而不取决于他所做的某一件事。横贯天地、截断古今，人所遵循的道路不过这两种罢了。《防国》（沈颜） 只知道奸佞会妨害忠臣，却不知道奸佞会妨害国家，所以君主对此并不在意。还说：“他如果确实是奸佞，我不过是宠信了一个臣子；他如果确实是忠臣，我不过是贬黜了一个臣子。我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难道还会缺少这样的人吗？为什么要违逆我的心意而不明白这一点呢？”宠信一个奸佞，百个奸佞就会进用；贬黜一个忠臣，百个忠臣就会退隐。何况忠臣少而奸佞多呢？因此，宰嚭排斥伍子胥，吴国便灭亡；赵高排斥李斯，秦朝便灭亡；费无极排斥伍奢，楚昭王便出奔；靳尚排斥屈原，楚怀王便被囚禁。我因此说：“只知道奸佞会妨害忠臣，却不知道奸佞会妨害国家，真可悲啊。” 《毁》（叚成式） 古代那些诋毁人的人，张口吐沫，向众人指指点点，别人就能够防备他们。如今那些诋毁人的人，却把自己所反对的事情公然表现出来，皱眉忧愁，使别人无法防备他们。难道这是雕刻机杼一类的事，其中还含有过分巧诈的技艺吗？难道其中没有诋毁人的言语吗？《讽诈》（王蔼） 礼法一刻也不能废弃，但有时也会因礼法而造成灾害；忠信一刻也不能废弃，但有时也会因忠信而招来祸患。礼法本不是使人受灾的根由，忠信本不是使人遭祸的根源。只是道理有时会产生危害，于是礼法、忠信便可能成为祸患的萌芽。狂妄无知是人们所厌恶的，仿效它还唯恐不像其本来面目；荒怠酗酒是人们所羞耻的，实行它还唯恐不能出于本性。狂妄无知确实可厌，荒怠酗酒确实可耻。但在危难中求得保全，狂妄无知和荒怠酗酒却成了藏身的草泽。礼法、忠信是正直，狂妄、荒酗是欺诈；用它们求得保全，正直的功效反而不如欺诈。唉！三皇以前没有可用它们的地方，五帝以后却没有不用它们的地方。给内夷的檄文　　　　　　　　　　程晏 四夷中的人，常常经过多次翻译来到这里，仰慕中原的仁义忠信；虽然身处异域，却能把心志寄托于华夏，我就不称他们为夷人。中原的百姓，常常抗拒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然生在华夏，心却反而逃向夷狄，我就不称他们为华人。心逃向夷狄，并不是国家逃向夷狄，而是自己的心逃向了邪恶。难道只看名义上是不是华人？称作华夷，难道只看名义上是不是夷人吗？名为华人而内心像夷人的，名为夷人而内心像华人的，都是有的。由此可知，在中国抛弃仁义忠信的人，就是中国的夷人。不必等到四夷来侵犯我国；有人违抗中国的命令，专横傲慢，不服王化，抛弃仁义忠信，便不能列于人伦之中，难道不是中国的夷人吗？四夷归向中国，乐于接受我们的仁义忠信，愿意列于人伦之中，难道不是四夷中的华人吗？记住我这些话的人，即使名义上是夷人，也还不算夷人；名义上是华人而内心如此的人，反而不如名义上的夷人。读《开元杂报》　　　　　　　　　孙樵 我先前在襄、汉之间得到几十幅书札，按日期逐条记事，不分首尾。大意说：某日皇帝亲自耕种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官在安福楼南举行大射礼；某日安北诸蕃君长请求扈从封禅；某日皇帝从东封回来，按等级赏赐；某日宰相和百官在宣政门廷争十刻，罢朝。像这样共有九十多、上百条。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书，只以为是朝廷最近所做的事情。有从长安来的人拿出这部书给他看，他说：“我住在长安，新天子继承国统，等到北方强虏自行溃败，才看见举行南郊礼，哪里会有籍田的事？何况九推并不是天子的礼制啊！”我曾进入太学，看见一堆砖石背负着工匠而起，像是在修建皇堂；走近查看，原来是射堂的旧址，可见大射礼已经废弃很久了。国家哪里还能举行大射礼？潼关以东，只要水灾不毁坏田地，旱灾就会损伤禾苗，百姓连经常性的赋税都交不够，以至于有人卖掉子女去给豪门服役。我曾背着行囊从华州走向洛阳，遇到从西部边地回来的千名士兵，县里只供给一顿饭，他们已经疲惫得支撑不住。国家哪里还能东封？随行官员和禁军靠什么供给？北方胡虏惊扰侵害边地百姓，形势不可控制，宰相飞驰出兵督战，尚且没有报功，何况西关又被西戎惊扰，哪里会有扈从之事？武皇帝时，因为御史私下议论宰相的事情，望岭南逃亡的有四个人；直到今天，卿士们还互相告诫，连舌头都不敢妄动，何况宰相能在仪仗前陈奏吗？哪里会有在朝廷上争论政事的事？话还没有说完，有个懂得这部书的人从外面来，说：“这些都是开元年间的政事，大概是当时逐条发布到外面的。”我后来得到《开元录》查验，条条都能相互印证。还以为前朝所做的事不应当全部沦为废典。等来到长安，天天见到逐条报告朝廷事务的文字，却只说“今日任命某人为某官，明日授予某官，今日临幸某人，明日到某处打猎”，实在不像那几十幅书。我遗憾自己没有生在太平时代做一个男子；等看见开元年间的事情，仿佛奋臂从其中站了出来，于是取来书帛，在末尾随意记下这些事。这次补正缺文十三处，订正错误文字十一处。这一年是大中五年。

译题写在褒城驿 褒城驿号称天下第一，等我得以亲眼看见，看看它的池沼，浅而混浊，长满茅草；看看它的船只，破败离散，船板已经胶合；庭院台阶十分荒芜，厅堂廊屋十分残破，哪里还看得见所谓的宏伟华丽呢？我向驿吏询问，他说：忠穆公曾经治理梁州，因为褒城控制着两个节度使的治所，龙节虎旗，飞驰的驿马和车辆来来往往，车轮相接、马蹄相擦，因此把这座驿站修得高大奢侈，以显示雄伟壮观。大概当时看起来比其他驿站壮丽，而且一年到达的宾客不下数百批；他们只要晚上得到遮蔽，饥饿时得到饱食，都是傍晚到达、早晨离去的人，哪里会有爱惜的心呢？至于划船，一定要折断船篙、撞破船舷、弄碎船头才肯停下；捕鱼垂钓，一定要把泉水弄干、泥土搅浑、鱼捕尽才肯停止；甚至有人在轩中喂马，在厅堂里宿鹰。凡是会污损房屋、糟蹋器物的事情，小官的下属虽然气势凶猛却可以制服，大官的下属更加暴横，难以禁止，因此房屋器物日益破碎毁坏，和从前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官署中八九个人，虽在供应饮食的空闲时间再三尽力修治，哪里能补救几十上百人的残暴破坏呢？”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个老百姓笑着说：“如今所有州县都成了驿站。我听说开元年间天下富足繁盛，号称太平，远行千里的人不用携带粮食，长大成人的子孙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今天下没有兵器战争的声响，可户口却日益凋敝；边境没有被侵夺削弱的忧患，可开垦的田地却日益减少，百姓日益困苦，财力日益枯竭，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替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不过刺史、县令而已；他们用耳目直接接触百姓，所以政令推行得快。如今朝廷任用官员，既然已经轻视刺史、县令的职责，又使他们频繁更换；而且刺史、县令任期远的三年也要更换两次。因此州县政务中，如果有对百姓不利的事情，可以自行设法革除，刺史却会说：‘我马上就要离任了，何必这样做？’只管在忧愁时喝浓酒，饥饿时吃美食，囊中的帛和金都空了，便笑着等任期结束。唉！州县难道真的成了驿站吗？何况在官员交接的空当，奸猾的吏员乘机肆意作奸欺骗，把州县当作可以出卖的东西呢？这样下去，却想希望百姓不困苦、财力不枯竭、户口不凋敝、田地不减少，太难了！我送走那位老人后，把他的话逐条写在褒城驿的屋壁上。鞭价　　　　　　　　　　　柳宗元 集市上有个卖鞭子的人，别人问价，他实际只值五十钱，却一定说要五万钱。还价五十，他便伏地笑话人；出价五百，他稍微发怒；出价五千，他大怒；一定要五万才肯成交。有个富家子弟到集市买鞭，拿出五万钱买来，带着它向我夸耀。我看它的鞭头，拳曲紧缩，不能伸直；看它的握柄，歪斜不正，不能挺立。鞭梢抽水时，来回摆动而不能相互承接；鞭节腐朽发黑，没有纹理，用手一掐，指甲陷进去而捏不住。把它勉强举起来，轻飘飘的，像是在挥动虚空。我说：“你为什么看中它而不爱惜五万钱呢？”他说：“我爱它的黄色和光泽，而且卖鞭的人就是这么说的。”我于是叫童仆烧开水洗它，鞭子很快干枯，变成苍白色。原先的黄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蜡涂的。富家子弟很不高兴，却还拿着它。三年以后，他在东郊与人争路，长乐坂下两匹马互相踢踏，他便用力抽鞭，鞭子折成五六段；马仍不停地踢，他从马上跌到地上受了伤。查看鞭子内部，空空荡荡，纹理像粪土一样，根本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如今那些把外表涂得像栀子色、把话说得像涂了蜡一样的人，在朝廷上谋求卖弄技巧；如果评价稍稍超过他们的实际水平，他们就高兴；一旦评价符合实际，他们反而发怒，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公卿？然而做到这一点的人也确实很多啊。’ 平时没有事情，即使用了三年也没有关系；等到发生事情，把它驱赶到出力效用的行列中，用来抵御外物，却凭借那空空的内部、粪土般的纹理，要求它取得猛烈抽击的效果，哪里会有不折断它的作用、使使用者跌倒受伤的呢？荆巫　　　　　　　　　　　罗隐 荆楚人沉溺于淫祀，已经很久了。有个巫师在乡里颇有名声。他最初替人祭祀时，筵席只是平常的规模，唱歌迎神、跳舞送神；为疾病祈祷的人康复，为年成祈祷的人获得丰收。后来他随意替人祭祀，羊猪都鲜美肥壮，清酒装满酒杯；为疾病祈祷的人反而得到死亡，为年成祈祷的人反而遭遇饥荒。乡里人很愤怒，却没有想出其中的原因。正好有个人说：“我过去到过他家，他家并没有什么大的负担，所以才替人祭祀。按理说，他内心一定已经竭尽诚意，福气也会从外部应验。他所得的祭肉一定会分散出去；后来他们家男女繁衍，衣食充足。”后来替人祭祀，实际上内心并没有竭尽诚意，神也不会在外部降福；所得祭肉还将进入他自己的家中。这个人并不是以前聪明、后来愚蠢，而是被私心牵累，顾不上别人罢了。一个巫师存心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和他不同的人呢？象化　　　　　　　　　　　牛僧孺 有人以象龙祈雨，三个月没有应验，巫师病倒，百姓受苦，王很忧愁。牛僧孺进言说：“大王不必忧愁，这是象龙的人错了。龙善于施云布雨，但是否下雨取决于天。天要下雨，龙才能施雨；天不让下雨，龙就不能施雨。圣人仿效龙来拯救百姓，仿效的是龙施化的作用。龙的本性是善，学习者所应效法的是人的内心，所以象征龙的本性，没有比象征内心更好的了。假使本性不是内心可以象征的，那么斑鸠的本性相同，木刻的斑鸠就足以象征这种相同性吗？獬豸的本性是触犯不正，装饰獬豸的冠帽就足以象征这种触犯吗？龙因本性善良而施化，至于以龙来象征教化人的圣王，身穿衮服时，他的象征也不在土木雕像上，这就很明白了。商汤因此以龙来比喻自己的聪明，使幽微深远的事情没有听不到的；以龙来比喻自己的明察，使高远的事情没有看不见的。他的话像云一样发出，万物仰望它便得到阴凉；他的智慧像跃出深渊，万物接触它便得到滋润。天不下雨，百姓就把大王看作雨水。即使七年炎热，也没有听说有谁来诉说，何况只是三个月呢！” 劝雨神　　　　　　　　　　司空图 夏天已经过半还不下雨，百姓前后奔走求雨。人们剖杀羊猪，跪地祈求，神总共三次才答应；百姓非常高兴，还准备报答祭祀。只有我认为这很迷惑。为什么呢？上天借助神来哺育各种禾苗谷物，必须等到时令适宜、年成丰收之后，百姓才应当一同以劳烦神为名义祭祀神灵。如今神一开始就吝惜降雨，使百姓忧愁疲惫，这是神怠慢上天的职责；一定要等百姓请求才答应，这是神玩弄上天的权力；答应之后又使百姓把怨恨归于上天，把恩惠归给自己，这是神窃取上天的恩德。把怨恨推给上天，怎么能算有义？贪图腥膻的祭品，怎么能算仁？怠慢天下的事务，怎么能算恭敬？轻蔑这几件事，怎么能算神？假如说这不是自己所能专断的，那么明知百姓的情况却不能及时向上请求，也不过是徒然占着神位罢了。这就是我感到悲哀的原因。唉！上天不可能永远被欺骗，百姓也不可能长久受愚弄，我私下替神感到危险。怎么办呢？论风雨　　　　　　　　　　罗隐

译风雨雪霜，是天地所掌握的权力；山川、草泽，是鬼神所潜伏的地方。所以风雨不合时令，年成就会发生饥荒；雪霜不合时令，人们就会生病。后来祈祷山川草泽来使它们降临，那么风雨雪霜果然属于鬼神所有，就很明显了。难道不是因为天太高，不能周遍地治理，所以把这种权力寄托给山川；地太厚，不能自行运转，所以凭借鬼神吗？如果祭祀不合时令，饥荒就发生；如果祈祷得不到回应，疾病就产生。这就是鬼神运用天地的权力，而风雨雪霜成为牛羊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此一来，还要什么岁时？还要什么百姓？因此大道不能从旁道流出，是怕鬼神借机玩弄它；大政不能向下询问，是怕鬼神从中偷窃它。还想说什么呢？浪翁观化【并序】　　　　　　　元结 浪翁住在山野，是一个放浪的老人。我听说元子也放浪地住在山谷中，病中能够记述水、石、草、木、虫、兽的变化，也来谈论通常所说的变化，一共谈了四种。有无相互转化 浪翁说：“阴阳之气变化为四时，四时的形态变化为万物；万物的形态全都是由无变化为有，万物的形态又全都是由有变化为无。这就是有无相互转化的说法。” 由有转化为无 浪翁说：“有人说，我站在东西方向，眺望万里，目光穷尽之处就看不见人了；我终身让两者都忘却，彼此相对，便没有这种有无相互转化的说法。” 由无转化为有 浪翁说：“有人说，我从南北方向来，行走万里，到处都没有无人之处；我终身在两方面寻求，彼此相对，便有这种无有相互转化的说法。” 变化相互转化 浪翁说：“我从无中观察变化，为什么没有不转化为有的？我从有中观察变化，为什么没有不转化为无的？有和无不断交替变化，每天都在相互转化。所谓变化，哪里有尽头？所谓变化，哪里有穷尽？” 时代的变化 元子听到浪翁说“变化变化没有穷尽”，于是议论开导他说：“老人家还不知道时代的变化，它比这些变化更多吧？”浪翁说：“时代变化，是什么变化？我没有记述过。”元子说：“唉！时代的变化，使道德变成嗜欲，使嗜欲变成险恶刻薄；使仁义变成贪婪暴虐，使贪暴变成凶恶混乱；使礼乐变成沉溺淫荡，使淫荡变成奢侈靡费；使政教变成烦琐急迫，使烦急变成苛刻残酷。老人家能记得这些吗？时代的变化，使夫妇被沉溺迷惑所改变，变成犬猪；使父子被昏乱欲望所改变，变成禽兽；使兄弟被猜疑嫉妒所改变，变成仇敌；使宗族亲戚被财利所改变，变成路人；使朋友被世俗利益所改变，变成市井小人。老人家能记得这些吗？时代的变化，使大臣放纵于威权，忠信变成奸谋；使一般官员被禁忌束缚，公正变成邪佞；使王族被猜疑限制，贤哲变成庸愚；使百姓被征税赋役损伤，州里变成祸患之所；使奸邪凶恶之人被恩宠逼迫，奴仆变成将相。老人家能记得这些吗？时代的变化，使山泽变成井田道路，有的说草木都被耗尽；使原野变成牢狱，有的说鸟兽都被捕尽；使江湖变成煮人的鼎镬，有的说鱼鳖都被暴取。使祠庙变成宫殿寝室，有的说祭祀太过频繁。老人家能记得这些吗？时代的变化，使人的情感本性被风俗改变，无不生出狡猾欺诈的心；使声音呼喊被风俗改变，无不说出谄媚、邪僻、淫荡的话；使面容神色被风俗改变，无不显出奸邪、忧惧、局促的样子。老人家能记得这些吗？” 世道的变化 浪翁听到元子讲时代的变化，叹息说：“我过去听说世道的变化可以谈论，又和这些不同。从前世道的变化，是把天地变成斧钺刑具，把日月变成豺狼虎豹，把山泽变成州县乡里，把草木变成宗族，把风雨变成房舍，把雪霜变成衣裘，把呻吟变成平常的声音，把粪污变成精美粮食，把一口气的时间变成千年，把乌鸦和狗变成君子。”元子感到迷惑。浪翁说：“你没听说过去世道的变化吗？四海之内，街巷交战、门户争斗，骨头被砍断，肉腐烂，万里之内相互借尸，天地难道不是斧钺吗？百姓在黑夜中盗窃兴起，白天为了食物出游，于是死伤相连，日月难道不是豺狼虎豹吗？百姓彼此把性命寄托在悬崖深谷的底部，只有这样才能发声呼吸，山泽难道不是州里吗？百姓奔走逃亡，若不是深林密草就不能藏身遮蔽，草木难道不是宗族吗？百姓离开乡国，进入山海之间，走千里只为喘息片刻，力尽后暂时休息，风雨难道不是房舍吗？百姓在死伤之中相互扶持，赤身露体地行走，霜雪难道不是衣裘吗？百姓劳苦不堪，彼此留下疮痍，相互怜悯；老弱孤独彼此受苦，死亡者无人救助，呻吟难道不是平常的声音吗？百姓大多饥饿于沟渠，病伤于道路，粪污难道不是粮食吗？百姓奔逃潜伏，戈矛彼此擦过，前面的人受伤，后面的人死亡；能够逃脱而活下来的人，一口气的时间难道不是千年吗？僵死的王、公卿枕藉在道路角落，鸟兽都嫌弃他们的骨肉，乌鸦和狗难道不是君子吗？” 虫蛀的变化　　　　　　　　　陆龟蒙 橘树上的蛀虫，有小指头那么大，头上长着突出的角，身体皱缩，像蝤蛴而呈青色。它遮在叶下仰头啃食，速度像饥饿的蚕一样，彼此不相上下。有人偶然碰到它，它就立刻举角发怒，神色桀骜。一天再看它，已经凝然不吃也不动了。第二天再去，已经蜕变成蝴蝶。它一开始行动拘谨，颈部还没有舒展；黑色和苍色相间，朱红和黄色相杂，腹部饱满而椭圆，细长的尾部像沉醉后刚醒，瘦弱的枝条也托不住它。又过一天再去，它依傍着微风露水，攀缘草木，翅膀高举在空中，轻轻一闪便飞走；有时藏在蕙草的缝隙中，有时停在竹林顶端，在高空翩翩旋转，飘扬摆动，纷纷拂动，十分可爱。不一会儿它触犯了螟蛾的网，被胶粘住；丝线环绕缠住，牢固得像戴上了枷锁。人即使非常怜惜它，也无法解开让它逃走。唉！它外表秀美，像是有文采；内心沉默，像是有德行；不结伴而游，像是洁净；没有贪嗜却能进食，像是廉洁。假使先前不知道它是橘树上的蛀虫，后来又没有看见它触犯螟蛾之网，人们会以为它是从钧天帝居而来的仙物，如今却又回到原处。天下就是巨大的橘树，名位就是巨大的羽化之地，封疆就是巨大的蕙竹丛。假如泯灭德行、忘却公义，崇尚外表清洁而傲慢自矜，只使外表荣耀而使内心枯竭，损害根本而堵塞源头，难道不会被巨大的螟蛾之网粘住吗？” 看到我的这篇《虫蛀的变化》，可以时时警惕。

译蟹志 蟹是水族中微小的一类，总体上属于虫类。它在《礼经》中有记载，在《国语》以及扬雄《太玄》、辞、《晋春秋》《勤学》等篇中也有记载。考察《易》的卦象，蟹属于介类；和龟、鳖一样外壳坚硬的，都属于干类。它大概就是周公所说的横行之物吧？参阅药书，它的食物能防止蔓延于小说中的疾病吗？它的智慧，却没有听说过。只有《左氏》记载它造成灾害，子云讥讽它性情躁急，认为它不过是像郭索一样跟在蚯蚓后面的东西罢了。蟹起初在低湿泥地打洞，中秋和冬季交替时，一定大量出洞。江东人说：“稻子成熟时，它们往往各自夹着一穗稻子去朝见它们的首领，然后跟随首领前往。”它们早晚沸腾般涌动，朝着江水奔去。渔人用竹篾编成的箫状器具承接水流，把它们拦住，说：“蟹截断了江水的道路罢了。”这以后，纷纷越过、逃脱而去的，大约有十分之六七。进入江中后，形体比原来大了许多。从江中又奔向海里，情形和在江中一样。渔人再次拦截搜捕它们，越过、逃脱而去的又更多了。进入海中后，形体更加巨大。海边人也给它们改了称呼。唉！拿稻穗去朝见首领，不是很接近义吗？离开低湿泥地，经过江海，由微小而努力显著，不是很接近智吗？如今的学者，开始只得到诸子百家的小说，却不知道孟轲、荀卿、扬雄的道；有的即使知道，又不急切地钻研圣人的言论，寻求大中之道的要旨，这是什么原因呢？百家小说，是低湿泥地；孟轲、荀卿、扬雄，是圣人之江沟；六经，是圣人之海。假如不能舍弃低湿泥地，寻求江沟而到达大海，那么这种人的智慧反而在水虫之下，能不令人悲哀吗！我因此记述这只蟹。《唐文粹》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五十 宋代姚铉撰 碑一 岳渎祠庙 后土神祠碑【玄宗御制，张说撰文】西岳太华山碑【玄宗御制，张说撰文】北岳恒山碑【张嘉贞】南海神庙碑【韩愈】黄陵庙碑 燕支山神宁齐公祠堂碑【杨炎】后土神祠碑铭【并序，玄宗御制】张说 古代的君王都接受天命，以礼乐来调节政权，以神祇为主宰。郊祀坛场的设置，虽然要确定其所在之处，但精灵所感通的地方，便能与变化相通。高明的工匠归于正道，而旁行之道不至于流失；只有创制者才能做到这一点，难道只在于守成遵文而已吗？这座后土祠，本是魏地鄈丘的旧址，也是汉家后土宫所在；汾水与黄河汇合，梁山正对山麓，地势高低相错，天然奇异，山势高耸而独立，忽然盘曲回旋，陡峭如斗。景象相传，仿佛精灵仍在。有些事物不能永远闭塞，有些典礼不能最终废弃，所以推究其理而加以施行。岁在癸亥，才开始在这里举行祭祀。从前后王巡行各地，察看四方，举行柴燎以告祭极幽之处；到了大舜，五年巡行一次；武帝则三年祭祀一次。如今时代大为变化，人神之间的礼仪繁多，朕就有所损益，按照法度折中办理。十二年举行两次巡行，也没有缺失。二十年冬，调集一万多骑兵，旌旗绵延千里，在上党举行校猎，直到太原。以赫赫威势震慑北方边疆，以丰沛恩义施及南方华夏，于是朝见诸侯，沿途礼仪大为完备。安抚众神，文告虽无，也都按等级列入祀典。在此之前，有关官员已预先安排，恭敬地办理祭祀。己未日，军队驻扎在斋宫；庚申日，亲自祭祀后土神。先圣在天，配享而为主神。什么礼仪没有举行，什么神灵没有遍祭？过去汉代祭祀后土，用牛作牲，五年一次，牲牛长到茧栗般大小，以此重视诚敬；祭祀时铺设采色席子，铺六层藁秸，却不能崇尚质朴。这样的做法与古代相反，义理在经书中也没有见过。朕因循其地，却不因循其仪式；取其正确之处，不取其错误之处。凡牲畜、币帛、法定器物，歌舞迎神一类的事情，都向方泽旧例咨询，不让仪式超过元鼎年间。这些都是公卿大夫、博学大儒献出见闻，匡正朕所不及，哪里是朕自己的功劳呢？况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