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卷三十下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一。宋代姚铉编。文甲【共十三首】。帝王。即位四篇。唐高宗神尧皇帝受禅告南郊文。唐玄宗明皇帝受禅告南郊文。唐册封玄宗明皇帝文【贾曾】。唐册封肃宗宣皇帝文【贾至】。封禅二篇。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禅文。唐玄宗明皇帝封禅文。祝寿一篇。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诞日献祝寿文【侯喜】。告谢一篇。唐德宗神武皇帝平定朱泚后告谢昊天上帝文【陆贽】。徽号二篇。唐武宗昭肃皇帝会昌二年上尊号玉册文【李德裕】。唐武宗昭肃皇帝会昌五年上尊号玉册文。大赦一篇。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陆贽】。戒励一篇。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励风俗德音文【元稹】。赦免死罪一篇。唐德宗神武皇帝赐李纳、田悦、王武俊铁券文【陆贽】。唐高祖神尧皇帝受禅告南郊文。维，隋义宁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谨敢明白告祭于昊天上帝。臣以为，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便设置主管百姓的官长；上天眷顾并授予的命运，称作大宝。若天命的历数不在其身，君位就会有人苟且偷安。因此舜、禹极其公正，以禅让兴起；虞、夏、商、周以及汤、武，兼用武力和仁德来平定天下。殷、周虽然途径不同，功业成就却是一致的。后世开创基业的人，全都以此为法。臣恭敬承受家族的福庆，世代承袭的禄位下及曰祖、曰考，积累功勋和德行，天子赐给封地参墟，建立唐国为诸侯。地位处在皇亲的范围内，门第号称公侯之家。宏大的世业和隆盛的根基，已经足以称荣了。但隋朝失德，正值大业年间，饥荒和战争接连发生，百姓全都怨恨叹息。天象显示灾异，上天明明鉴察，臣从卑微的听闻中完全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不忍说出。臣恭敬守卫晋阳，心中急切思念朝廷，头发沾水、双足涉水，拯救溺水者，救助遭火焚者。大举义兵，以此安定天下。征召边远地区披发的部族，安抚百姓离散的心。发誓捐弃身躯，拯救这些人的性命；指陈祸乱的根源，希望天下安定。功业可以世代相继，并不希求九五之位。只是自身和子孙都竭尽忠诚、用尽力量，率领先锋冲锋陷阵，发誓绝无二心。承蒙上天宏大的诱导，终于渡过艰难。像雷电一样扫荡、如风驱驰，廓清天子之都。传发檄文便平定岷山、峨眉一带，拱手之间便平定关中和陇右。西方戎族于是归顺有序，东方夷族也完全平定。不是启、不是赞，谁能够如此迅速？皇位本应由世代嫡长子承继，臣当时辅佐奉事隋室，竭尽力量辅助政务，没有亏失人臣的节操。恰逢帝王的国运将要变更，天禄将要转移，歌谣和诉讼纷纷来到唐王府。人民的拥戴和神明的祥瑞，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到臣身边；远近之人都归心，华夏和夷狄都请求臣接受天命。少帝知道时运已经离去，天命已有归属，于是退位禅让，如同隋朝建立之初一样。臣以谦让的德行不肯继承，群臣却逼迫请求。如今六宗缺少祭祀，七政尚未调和，罪责必有所归，恐怕会触怒上天。请趁吉日设置祭坛，举行告祭，敬畏上帝，惠及下民；谋划子孙后代，不敢违背德行。无论小事大事，都不迷惑、不违背，面对并承受宏大的福佑，臣内心深感惭愧恐惧。谨派太尉某，奉行荐告的礼仪，以瑞册、苍璧、香秬和明洁的黍稷，用禋祀礼祭告于光明伟大的上帝。上帝神明降临享用祭品，于是又把义宁二年改为武德元年，大赦天下。唐玄宗明皇帝受禅告南郊文。皇帝臣某谨敢用黑色公牛明白告祭于光明伟大的上帝。上皇厌倦处理万机，把心情凝聚于太古之道，放下这副重大负担，与大道优游。天地宇宙不可以没有君主，宗庙社稷不可以没有主人。恭敬地想到天命历数错误地落在我这个浅薄之人身上，害怕辱没帝位，坚决推辞也不能免除，于是接受大礼，驾驭天下百姓。谨慎选择吉日，举行告祭上帝的礼仪。希望神明施加福佑于四海，永远安定天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唐册封玄宗明皇帝文　　　　　贾曾。朕凭着浅陋昏昧的资质，蒙受宏大的福佑，本来远不及周王季那样贤明，却很早就通晓延州太子的节操。从前在圣历年间，已经让出皇太子的尊位；到了神龙年间，最终辞去太子的授任。这哪里只是衣冠之士亲眼所见，也足以使亿万百姓全都知道。近来国家局势尚未平定，时世艰难而君主忧劳，大业有如旒旗将坠的恐惧，帝位有深深坠地的忧患。群臣议论逼迫，于是我掌握政权、主持国事，一天比一天谨慎，直到今天；十二年的辛劳也已经达到极点，天下万国的风俗教化也渐渐推行。将要实现早年的愿望，脱下鞋子离开人世。过去尧把帝位禅让给舜，只因舜有才能；舜把帝位交给禹，也不是偏爱自己的亲属。国家重器，确实应当归于公正地传授。皇太子某对天地有大功，对社稷有安定倾危的功劳，温和文雅已经成熟，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提高；委托他监国抚政，已经多年，如今时政更加明达，各项功业都已次第有序。朕了解自己的儿子，大概不会辜负时运；天命历数既然在他身上，就应当登上帝位。可以命令他即皇帝位，由有关部门选择日期授予册命。朕将要追踪远古圣王，向往太皇的风范，与神明同游，与大道相合，清静无为、无所扰事，难道不是美事吗？王公百官，应当理解朕的心意。唐册封肃宗宣皇帝文　　　　　贾至。维：天宝十五载，岁次丙申，月为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太上皇这样说：“啊，你是我的长子某。天最为伟大，君主应当效法天道，顺应自己的德性，所以舜、禹以揖让之礼登上帝位；违背正道，所以丹朱、商均不能保有先人的大业。因此，夏朝有启那样仁惠明达的人，夏业得以继承；隋朝纲纪败乱，唐朝便承受了它的天下。五位圣君治理天下，都勤劳俭朴、戒慎敬业，一天比一天谨慎，所以能够享有长久的国运，把福庆留给无穷后世。到了我承继六代先祖、恭临四海，已经厌倦了勤劳疲倦，远远追慕汾阳王，想要保养身心、安静颐养，并思考我烈祖玄元皇帝的道术，因此命令你这位长子，登上帝位继承统绪。唉！你有忠孝的诚心，对君主和父亲都达到极致；你有友爱的义行，在兄弟之间确实可信；你有仁慈宽恕的品行，感通于神明；你有平定艰难的才干，显著于万民。我赞美你的美德，嘉许你的神武，上天所定的历数正在你身上。你只管推诚待人，祸乱将有望由你永远平定；你只管听从劝谏，国家宗庙将有望由你恢复安宁。奸佞之言只是缺点，直率之言才是老师；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佞不要犹豫。百姓若没有君主，谁来治理？君主若没有贤人，就没有人与他共同守护国家。敬慎吧！谨慎对待你的职位，不要辱没我祖宗伟大的功业。”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禅文 继承天命的天子、臣某谨敢明白地告祭于昊天上帝：隋朝国运处于颠危之中，气数穷尽、闭塞不通，百姓陷于水深火热，帝王之业沦亡。高祖手持黄钺，拯救百姓；上天赐予玄圭，使他救济沉溺之民。太宗的功业宏大，刻石纪功，以再次挥军安定天下；功业壮盛如防御巨鳌，饮尽沧海而使天下归于一息安宁。臣惭愧地承受先人的遗业，恭敬地承接累世的福庆，于是得以使昆山的烽火熄灭，使炎海的波涛澄清。虽然这是宗庙功业茂盛，实际上也是上天神灵护佑的结果。如今谨告功成：东岳封禅归功于天，上天的大宝因而得以隆盛；宏大的基业永远稳固，使馨香之德凝聚于万民，使八方受到陶冶教化。唐玄宗明皇帝封禅山玉牒文

译唐朝承受天命的天子、臣某谨敢明白地告祭于昊天上帝：上天启佑李氏，使国运因崇高的德行而兴盛。高祖、太宗承受天命，建立基业；高宗升平六合；中宗使国家殷盛；继承帝位的君主相继不断。上帝眷顾保佑，赐给臣忠勇武力，使我平定国内的祸难，推戴圣父，恭敬地承受大宝。十三年来，谨慎顺应天意，四海安宁。如今在岱岳举行封禅祭祀，把成功告谢于天，使子孙获得百般福禄，使天下百姓承受福泽。唐德宗神武皇帝诞节献寿文。侯喜。维：孟夏十四日，是天防皇帝的诞辰，群臣感念皇帝覆载养育的恩德，前往朝廷明堂献上万寿祝词；从京城以外直到四海，没有不前来的。当时我也有幸身在京师，只是没有机缘随同进献，私下想到自己感恩受赐的心情与群臣没有不同，只因身份卑贱，至诚的愿望无法表达，就像哑人想说话、跛子想快步行走。因此作这篇诞日献寿文，恭敬地放置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文辞如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还没有人类之前，已有那苍天。它千变万化，道却没有固定的全貌。高明的天道运行变化啊，也与人一起下马。圣人效法天道啊，因此能够长享年寿。我自己揣度自己啊，只能恭敬而不断地畏惧。上天接受这降下的福佑啊，也把它赐给人间。臣如今谨敢献寿：愿皇帝如苍天一样广大深厚，配合苍天而存在；谁能像大地那样承载万物？包容万物，光明广大啊，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山川湖泽藏有珍宝啊，富足无穷无尽。圣人顺应天理啊，不独占它的利益。我自己发自真诚啊，其他一切都归于大地。大地深厚不可测啊，万物因此都能生长遂成。臣如今谨敢献富：愿皇帝如大地一样。太阳出来光辉灿烂啊，风吹来温暖芬芳。甘露细密降落啊，祥云浓密缭绕。百姓说五星啊，正在今日出现。君主爱护我等，拿什么来庆贺呢？无法称说他的恩德。愿荣华富贵啊，延续于子子孙孙。臣谨敢献上福祉啊，正如我所听闻的那样。唐德宗神武皇帝平定朱泚之后，告谢昊天上帝祝册。文　　　　　　　　　　　陆贽 维：贞元元年，云云，继承天命的天子、臣谨敢明白地告祭于昊天上帝。回想我浅陋昏昧，不能明白大道，却承受上天深厚的眷命，成为神灵在人间的主宰。常常害怕获罪于上帝，使下民横遭灾祸，因此兢兢业业，早晚恭敬畏惧。即位五年，德行声誉微薄，皇天之灵不肯享用我的祭祀。因此大加警戒，深陷忧患，播荡流离，超过三时。实在害怕烈祖的光明功德坠落而不再显耀，于是侧身反省过错，希望能够弥补将来。上帝顾念我，诱导我的内心悔过，使灾祸消除；消灭凶恶残暴之徒，洗雪神人共同的愤恨和耻辱。唐朝旧有的基业没有改变，臣下的内心已经焕然一新。这是九庙祖先遗留下来的福泽，也是百姓所承受的福佑。以臣下的罪责，怎么能够解释呢？近来正逢寇乱，长久耽误了告谢之礼。如今京城近郊刚刚平定，冬至又已到来，谨以玉帛、牺牲、黍稷等各种祭品，凭借禋祀燔燎之礼，献上至诚。太祖景皇帝配享神位，作为主神，尚请享用祭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李德裕 维：会昌二年，岁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摄太尉、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德裕，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珙，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李绅，以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儒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上言：臣听说羲皇开创太古的尊号，成汤显扬神武的称号。我唐高祖皇帝，是遵循这种尊崇名号的先例。古人留下伟大的教训，作为孝孙的法则，难道不是善于开始、善于继承吗？何况大唐承受天命，继承基业，治道和国运将要达到极盛，大君因此兴起，这是昊天用来开启至圣之人的安排。过去明君相继的局面尚未确定，帝统和华夏还不协调，舍弃尧的后裔而传位给圣人，深思至公之道，这正是先后相承以彰显天命。也如尧从唐侯中兴起，周文王从代邸兴起，神明赐予的国运，难道不是极其艰难吗？伏惟皇帝陛下，清明之德相传不绝，光辉照耀四海，玄妙的德行真与上天的休祥相邻；额头呈现大赉之相，表露吉兆，气概志向如有神助。刚一承受天命，便端正心志治理万物，如同北辰居于极位，天下便没有邪曲了。因此彰明德行、堵塞邪僻，尊重贤能、远离佞臣；像禹一样不自满，像成汤一样不自安；像夏禹亲自劳作于田间，不亲近女色。先从宫闱施行王者教化，再由家庭伦理推及国家风俗；去除朋党，核验名实，掌握权纲，选择圣德之士，修明旧典，协调诚朴之道，整治嘉坛，诚敬祭祀太一；进用正直之臣以端正政治，表彰礼遇故老以求取直言；远方没有被掩蔽的冤狱，近处没有滞留的政令。祈求玄祖时甘雨降下，祭祀灵岳时嘉禾丰收；减省刑罚时蓬草和荆棘消退，打开仓廪时螟虫停止。去年龙旗承奉祭祀，大辂亲自郊祀，捧着玉瓒献上一献，神灵光辉降临；敲击钟磬，乐曲六次变奏，神灵昭然降临。可是仍然学习古代训诫，不断光明地修习大道；天文灿烂，银河显出文章；温和恭敬、谦逊退让，承受太任的教诲；和乐平易、友爱仁厚，融洽了亲王藩属之心。德行之风使百姓归顺，威严如雷霆震动远方。又因为恭敬奉养尚未达到长乐宫的标准，尊显配享尚未升入祢庙，每每思念继承先祖美德，深深地追慕先人。因此奉行慈亲的训诫，配合天地之道，依据内心亲情制定制度，永远把这种教化赐给后世。宽免刘氏的罪过，兴起恻隐仁慈之心；回转霜雪、收敛雷电，使禾苗因此返青。等到单于仰慕仁义，景仰并归附朔方边地，皇帝以彰显德行、收敛兵戈的谦德接受了这一归顺。至于完备文物制度、展示国家仪容，没有不在甲日之前施布甘泽、在丁日之时廓清阴翳；和煦的阳光温暖，祥云气霭缭绕，这正是神灵之心有所感应，天人之间相互交感。于是身穿冕服的官员、头戴鹖冠的人，以及藩镇、卫军、州牧，还有黄发鲐背的老人，不约而同进言说：‘陛下玄默而天资纯粹，光辉日新月异，伟大啊！孝德光耀四极，于是达到如此境界。实在应当把温润的玉版刻上宏大光明的德行，把神圣的宝册装饰得光辉灿烂，献上万年之寿。这是伟大的典礼，不可推辞。’陛下仍然谦逊退让，坚决拒绝，达到三四次。群臣不停止，于是说：‘是啊！’遍覆并包容万物叫作仁，穷极深奥、研求微妙叫作圣，法度彰明叫作文，蛮夷震慑叫作武，受到感应而无不通达叫作神，没有思想不使人归服叫作孝。臣等不胜大愿，谨奉玉宝，上尊号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刚健不息，谦逊而更加尊贵光明；以游乐为戒，防止沉溺；以禽猎为戒，防止荒废。愿皇帝寿命等同殷宗，风俗厚于成康，把安乐留给后代，享受无穷福祉。臣德裕等诚欢诚跃，叩头谨言。唐武宗昭肃皇帝会昌五年上尊号玉册文。李德裕

译维：会昌五年，岁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禄大夫、守太尉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悰，朝议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平章事臣李让夷，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崔铉，以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孙简等六千二百二人上言：臣听说从前周宣王时，猃狁入侵内地，周宣王派四匹公马出兵征讨，以安定王国，诗人因此盛赞他的功劳。到了汉宣帝时，北方夷族叛乱，呼韩邪单于仰慕汉朝仁义，郅支单于远远逃走，史册因此彰显其美德。这两个朝代都被称为中兴。近来开成末年，彗星如云，螟虫飞行遮蔽天空，先帝为之感忧，百姓为之恐惧。于是先帝承受至圣先帝遗留下来的重大艰难，直到如今才告成功，这其中实有冥冥中的定数。伏惟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显现应龙辅翼之象，纯粹地含有乾刚之德；精神完备而正气凝聚于宇内，心志坚定而天光由此发出；智慧照耀千里，行动必能察知隐微，内心如明镜照察万机，万物来到便能应对。于是五材得以任用，四维得以张举，建立中和的极致，接续前代圣人的纲纪；慎重掌握枢机，修明法制；用刑罚治理后宫家族的秩序，不使闺门之外有越礼之言；销除谗邪，远离巧佞，斥退背公的党徒，罢退喜欢走捷径的人。对内严格整饬仪容，增加朝堂阶陛的威严；对外断绝私相结交，消除相互依凭的势力。古人所说承受天命，只有舜能够做到。又说：一心安定，万物归服，只有陛下得到了这一点。过去北狄夸耀武功，耗损侵害中原；部族盘结，根基不断培植；异族以邪术相互依附，白衣如荼，挟持邪术制造祸害，侵扰内地，使守边之民倒悬而不得解脱，已经有一百多年。后来龙祠湮灭，防守国家的部族叩关请求归附，拿帝女作为人质和亲；海疆有回望平城的野心，也有吞并咸阳、洛阳的志向。于是皇帝命令勇猛将领，拔取敌旗、砍杀敌军，军队在匈奴穹庐间激战，烈火焚烧荆棘；敌军营幕飞扬破碎，战车和甲兵纷纷逃遁；贵族女子得以返回，铲除妖异踪迹，消灭丑类。因此北方名王束发戴冠，穿着礼服入朝称臣；坚昆叩头，带着翻译来进献贡物。又有奸臣违抗诏命，二十年间横行作乱，占据太山的险固，向下窥伺洛邑，打通旧绛的道路，旁视附近关隘，培植其余孽，以窃取兵权。议论者都说：‘精锐甲兵十万，积粮十年；对泉水中的鱼不能不察看，汤王捕兽的网也应当悬起。’陛下发出雷霆般的威声，群疑如冰消散；扬起清风扫除云气，击鼓如迅雷震破山岳。任用冯异，便能拔除天井关而震慑上党；依靠吴汉，便能发动突骑而倾覆邯郸。壶关失去险要，山东因此丧胆；适逢戍边叛将暗中发动叛乱，参墟一带人心动摇，异议放肆传播。陛下临朝说：‘这两个叛贼获罪于天，我绝不放过。’不到三十天就平定晋阳，刚满一年就消灭潞子。并没有因为用金钱招募勇将众多，也没有劳师远征就攻克南方，捷报首先传来。若不是至高的德行感动万物，谁能达到这种地步？因此台宰、百官、藩屏和将帅上言说：‘周成王征伐东夷，肃慎前来祝贺；汉景帝削平七国，王室于是安定。无不开始于武功，最终达到刑罚废置。如今将要禋祭上帝、荐祭祖宗，正应接受伟大尊号，以报答上天的恩赐。’陛下仍谦逊退让，五次推辞，诚恳不止，才屈己答应。银河成为天章，是为了彰明法度；神明般的德行，是为了成就教化。巍巍功业，是帝尧的法则；勤勉于大道，是玄祖的训诫。臣等不胜大愿，谨奉玉册、玉宝，上尊号为‘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愿陛下不要据有尊号而忘记保全功业，不要以有功自满而失去戒惧；享有殷宗的福禄，达到周道的太平，使我们的王法光明昌盛，永远振扬美好的声誉。臣德裕等诚欢诚跃，叩头再拜，谨言。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陆贽 门下：达到太平、兴盛教化，必定在于推诚相待、忘却自我、救济他人，并且不吝于改正过错。朕继承伟大的基业，居位统治万邦，却失守宗庙社稷，流离在草野之间。不顾念率先实行德政，实在无法追回过去；长久地思念自己的过错，希望将来有所恢复。现在明白说明当初的事情，以告示天下。我的烈祖功德超过常人，庇护百姓，使风俗教化达到和平；拯救生灵于水火之中。福运相续，积累恩庆，传到将近二百年。你们这些卿尹百官以及亿万百姓，世代承受养育，到今天为止。功德留存在千百万人心中，恩泽延及后代。因此我这个小子有幸继承宏大事业，害怕德行不能继承，哪里敢懈怠荒废。然而我长在深宫之中，不明白治理国家的事务，长期习惯容易使人沉溺，居安而忘记危险；不知道耕作收获的艰难，不体察征伐的劳苦。恩泽不能下达到底，民情不能上通，政事既然阻隔，人心便疑惧不安；我仍然不知反省自己，于是使战争兴起，向四方征发军队，千里转运，征发车马，远近都受到骚扰。行军携带粮饷，居处又供给运输，百姓疲劳不堪；有时一天之内多次交锋，有时连年不能解除甲胄、举行祝祷祭奠；百姓缺少主人和家室，生死都无所依靠，流离中的怨气凝结不散，劳役不停，田地大多荒芜。暴虐的命令比诛求还严酷，疲困的百姓连织布机上的经纬也被搜刮一空，终于流落沟壑，离开乡里；城邑成为废墟，人烟几乎断绝。上天在上降下谴责，而朕却没有醒悟；百姓在下愁苦，而朕却不知道。于是逐渐造成祸乱的阶梯，使变乱兴起于京城。奸贼乘机而起，肆意作乱，罪恶滔天，竟毫无惭愧畏惧，敢于凌辱逼迫君主。万事失去秩序，九庙受到震惊；上辱祖宗，下负百姓。朕痛心惭愧，罪责确实在我。长久地回想，惭愧悲悼，仿佛坠入深渊。幸赖天地降下福佑，人神共同谋划，将相竭尽忠诚，爪牙之臣尽力效命，屏除大盗，重新张立皇纲，弘扬长远谋略，一定希望承受新的天命。朕早晨起身、晚上警惕，只思念从前的过错。过去公卿百官屡次上表，拟给朕加上美好的尊号，朕坚决推辞而未能成功，只得俯从舆论。昨天因循省察此事，实在惊惧。体察阴阳不可测叫作神，与天地合德叫作圣。回顾自己浅陋昏昧，实在不应当承受这些称号。文是用来教化成功的，武是用来平定祸乱的。如今教化没有施行，祸乱因此兴起，怎么可以再顺从群情，苟且接受虚假的美誉？越发感到自己德行不足，只会更加惭愧。从今以后，朝廷内外书奏，不得再称‘圣神文武’的尊号。人情本来不能恒常，取决于时代教化；大道既已隐没，混乱的狱讼便日益增多。朕既不能弘扬德行引导人民，又不能用统一的法度整齐众人，如果苟且设置秘密罗网来治罪无辜，作为百姓的父母，实在更增加惭愧悲悼。

译如今上元统摄历法，岁时发生变化，应当革除原来的纪年名号，施布宽宥的恩泽，与百姓重新开始，以报答上天的休祥。可以大赦天下。天下把建中五年改为兴元元年，自正月一日黎明以前，死刑以下的罪行，无论罪责轻重，一律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有的因忠诚功劳而担任将相，有的因功勋旧德而继续镇守藩镇；朕抚御失当，诚信没有显著表现，以致使他们疑惧，不能自保安宁。战争兴起多年，天下骚扰不安，都是由于在上者失去正道，在下者遭受灾祸；朕实在不像一个君主，百姓又有什么罪呢？委屈自己而宽待万物，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希望他们怀有引罪自责的诚意，共同发扬爱惜生命的德行。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以及所统领的将士、官吏等，一概洗清罪责，恢复原有爵位，像从前一样对待，并立即派遣使者分道宣谕。朱滔虽因与叛贼朱泚相连而获罪，但道路遥远，未必与他同谋；朕正推行至诚，务必要宽大赦免，如果能够效顺，也一并给予更新。河南、河北各军兵马，都应当在本道自行固守疆界，不要互相侵扰。朱泚极其不道，抛弃义理、蔑视恩德，反悖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这些事情不忍言说；他得罪祖宗，朕不敢赦免。凡是被朱泚胁迫而从逆的将士、官吏、百姓及各种人等，有的是受到煽动诱惑，有的是被凶威逼迫，只要能够改过自新，按理都应怜悯宽赦。但是在官军到达京城以前，能够离开叛逆归顺朝廷以及散归本道的，一律按照赦例原情免罪，概不追问。天下左降官立即酌情调往近处，已经量移的再予量移。流放配隶之人、到藩镇效力之人，以及因犯罪而被各使役使之人，连同另有敕令安置在各州县、犯罪者家属尚未获准归还的人，一律放还。凡以前因反逆连坐而有罪痕、被禁锢，按照以往恩赦不在赦免范围内的，也都应洗清罪名。失去官职爵位、放归后不得与士人交往的，酌情加以收录叙用。人的品行和义节，有时未必样样兼备；建造大厦，正要聚集众多材料；建立奇功，不限于通常的标准。只要适合任用，就不应舍弃人才。何况被贬斥免职的人，沉郁已经很久，早晨获罪、晚上便起用，也不要拘守常例。各军各道奔赴奉天以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有的百战击败敌人，有的跋涉万里勤王，守卫巩固金城，驱除大恶，奔赴危难，节义显著；恢复社稷，功业崇高。朕将记录你们的功劳，特加非常典礼，赐予名号并世代相传，永远无穷；应当一并赐名为‘奉天定难功臣’。本人有过犯，减免罪责三等；子孙有过犯，减免罪责二等；按户应承担的差科和使役，一律免除。功臣以后即使年老患病、不能任军旅，其应得的粮食和赏赐，也都应足额发给。本人死后十年，仍然归还其待遇，供给家属；其中有食实封的，子孙相继承受，代代不断。其余叙录和功赏条件，等收复京城之日，一并依照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令办理。各道各军将士长期辛苦守御，屡立功勋，方镇能够安宁，全靠你们的力量。凡应在行营的，都越级三资授官，并赐勋五转；没有离开镇所的，依照资历授官，赐勋三转。累次增加的勋爵，允许回授给嫡亲。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一阶，并都赐勋两转。面临危难而献出生命，是先哲所看重的；掩埋尸骨，是礼经所优先规定的。虽然效力任用有不同，但在恻隐之心上有什么区别呢？各道兵士中有为国事战死的，各委托所在州县迅速送回本管官府，负责安葬祭祀。因战阵杀戮或擒获后伏罪而死、尸骨暴露在原野的，也一律委托所在地就近收殓安葬。凡因流放贬谪以及犯罪而尚未安葬的人，都允许其家属按照本人原有官品以礼安葬。近来军旅事务所需的赋税和劳役繁多，官吏趁机作奸，百姓不堪承受，沿途充满叹息怨苦。如今可以稍稍安定，应当让他们休息。垫陌、间架税、竹木税、茶漆税、榷铁税等各种名目，全部停止。京畿之内遭受这次寇乱攻劫，焚烧之后没有一间房屋安宁；王师仰赖百姓供给，给百姓造成重大劳苦，特别应减免今年夏税的一半。朕因为凶恶叛贼侵犯宫阙，仓促出兵征讨，来到近郊，停驾于此地；供给储备能够办成，军队得以安宁，正应加以褒奖，以记载朕的过失。奉天应升为赤县，百姓一律给复五年。崇尚德行，是教化的首要之务；寻求贤才，是国家的根本。我长久思考这一道理，梦中也不断怀念；可是浇薄的风气竞相争逐不止，隐居的士人寂寞无闻，大概是我的诚意还没有取信，所以求贤不能达到天下。天下有隐居而守义、才德高远、隐迹山林、不求闻达的人，委托所在长吏具名上奏，准备礼物邀请他们出仕。各种人中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有博通经典、通达教化之士，以及洞悉韬略、能够担任将帅的人，委托常参官和所在地长吏上报推荐。天下孤老、鳏寡、孤独而不能自立生活的人，一并委托州县长吏根据情况优厚抚恤。年满九十岁以上的，刺史、县令亲自到门前慰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表彰其门闾，终身免除差役。大战之后，内外财力都已耗尽，减少饮食、节省费用，应当从朕自身做起。朕将节省车舆服饰和器用，断绝宫室的华丽装饰，率先实行节俭，为天下作表率。各项进贡，除非用于宗庙和军国事务，一律停止。内外官员中多余的员额以及各部门不急需的资费，委托中书门下立即商议具体办法，停办或削减后上奏。施布恩泽、实行赏赐，本来都有旧有章法。如今余党尚未平定，府库空竭，不便广泛庆赐，朕内心深感惭愧。赦书中有所遗漏未涉及的事项，由主管部门依照类别拟定办法上奏。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励风俗德音文。元稹

译敕：朕听说从前卿大夫在朝廷上互相谦让，士人和庶民按年龄长幼互相谦让；周成王使刑罚废置不用，汉文帝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可耻，这确实是古代的正理，朕非常仰慕。中世以后，争端由此兴起：压制别人的言论，便成为专断蒙蔽；诱导扶助某种说法，便容易形成欺骗诬陷。若不是责求事实、考察名实，就不能彰明善行、憎恶恶行。因此汉宣帝规定必须有人敢于告发才下诏审理，光武帝也不因诡诈言辞便立即施行；法律称诋毁君上的过错为讪上，律令又禁止匿名告发，都是为了防止反复传播的毁谤，重视双方当事人的明证。于是朝廷授爵，人人受到劝勉；市中行刑，人人感到恐惧；罪责有所归属，赏赐有所依据。末世风俗苟且取巧，内心怯弱而外表强硬。卿大夫少有入朝时思考尽忠的诚意，却多有退朝后发出毁谤之言；士人和庶民少有切磋琢磨的益处，却多有消磨浸润式的谗言。进见时便用谄媚阿谀的话互相求取，退朝后则群居亲狎以互相结交；请求留中不发，反而更助长隐私暗事；公开舆论不能容纳的言辞，实际产生于朋党。提拔一个官员，便说恩惠全由自己施加；贬黜一个职位，便说事情出自别的门路。结党营私的踪迹已经明显，还要夸耀自己独立特行；由邪门歧路求进的行迹已经暴露，却自称正直方正。身居省寺的官员不能以勤勉谨慎处理政务，却说自己务求简易；掌握纲纪的人不能用准绳检束下属，却说自己依靠密奏和风闻。进献章疏的人彼此争论是非，担任顾问的人互相怀有憎爱。如果不是秦镜那样能够照见人的内心，尧时的神羊那样能够触出邪恶，君主听了这些话，怎么能不受迷惑？一旦参验考察有误，风俗教化就更加讹谬；祸患从言语发生，言语又滋生枝节，大多就是由于这种道路。朕对此十分怜悯。我国贞观、开元时期，与三代相同，风俗归于敦厚，礼让并行。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人心离散已久；朕姑且想用德行引导他们，不愿用刑罚驱迫他们。然而诚信有时还未取信，治理也有未尽之处，竟没有因此感到羞耻，反而更加雕琢苛细。小则审核考察的权力被下级侵犯，大则机密要务被浅薄之徒从旁扰乱。朕还想着借此机会教化他们，也已经除去其中特别严重的；但宰臣等害怕弊端逐渐浸染，未能澄清，于是备引祖宗的典籍，希望朕发布诫励之辞。诏令于是重申教告，颇为恳切周详。各人都应当自我反省，与朕一同走上正道。所有贤士，都应体会朕的心意。唐德宗神武皇帝赐李纳、田悦、王武俊铁券文 陆贽 维：兴元元年，岁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告谕具官某。唉！君主本来是用来抚育人民的，若失去对人民的抚育，人民就会叛乱；臣下本来是用来奉事君上的，若违背所奉行的职责，就会受到刑罚。各自遵守应有的道理，德政就不会受到扰乱；各自违背本分，祸乱便由此产生。朕德行浅薄、教化不足，昧于君主之道，不知道反省自己，只想责罚别人，因此征发军队出征，连续多年不能停息。只是你们由于忠诚的志向不能上达，内心反复不安，于是阻挠众人、发动战争，结下仇怨、据守抗拒。这难道不是在上者失去了抚育人民的职责，在下者也失去了奉事君上的职责吗？” 《尚书》说：‘天下各方如果有罪，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 确实是我没有德行，百姓并没有罪，却使他们荒废生业、离散家庭，陷入困穷，死于战阵；老人和病人失去奉养，孤苦之人无所依靠，怨恨凝结于苍天，感伤天地和气。朕作为百姓的父母，难道能不在心中惭愧吗？早晨起身便思考，晚上警惕而悲悼。自朕继承帝位直到如今已经六年，上天将要悔除灾祸，朕才开始觉悟，你们也知道这一点。众人厌恶祸乱，希望保全安宁，和朕的心意相合，就像承受符契一样。若不是天地合德、人神共同谋划，使群生茂盛成长，怎么能达到今天这样？朕因此上顺天意，下从人心，洗涤你们的瑕疵，恢复你们的爵位，坦然通行而没有阻碍，君臣关系如同从前。功劳载于鼎彝，姓名藏于王府；子孙世代都做国家的勋臣，河山不改，福禄永传不断。朕正要布施大信，承受上天和人民的拥戴；如果食言，凭什么享有国家？唉！你们只管敬慎地遵行这明确的命令，以保全无穷的福祉。《唐文粹》卷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二 宋姚铉编 文乙【总共十三首】帝王 谥册二 唐中宗孝和皇帝谥册文【苏颋】唐德宗神武皇帝谥册文【权德舆】哀册六 唐高祖神尧皇帝哀册文【虞世南】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册文【褚遂良】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册文【徐彦伯】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册文【苏颋】唐玄宗明皇帝哀册文【王缙】唐宪宗章武皇帝哀册文【令狐楚】后妃五 谥册二 唐顺宗庄宪皇后谥册文【权德舆】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谥册文【夏侯孜】哀册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册文【虞世南】唐高宗则天皇后哀册文【崔融】唐代宗贞懿皇后哀册文【常衮】唐中宗孝和皇帝谥册文　　　苏颋 维：景云元年，岁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摄太尉、银青光禄大夫、守户部尚书、上柱国、宣城郡开国公臣姚珽等上议说：‘臣听说圣人穷尽天下人的美善，以此象征万物；成就天下的文教，以此观察时势变化。施加于百姓的叫作德，推行于四方的叫作风。德能够感动神明，风来源于教化。推究本始、显明法则，名号首先要合于大道；通晓结局、保存义理，事迹因形迹而表露出来。这些道理由来已久。伏惟大行应天神龙皇帝，继承武德之命，承接文治的根基，从宽宥深密之处开始，直到光明盛大。至于含有青云的符瑞、照耀赤光的祥瑞，履行顺道而使险夷平等，安守正道而两次潜藏、跃起。于是恭敬侍奉三朝，承受四方的罪责；等到我即位开始，祭祀夏禹而不改变旧有的制度；如同帝王初兴，迁都于周而承受新的天命。匹夫百姓蒸蒸不息的思念，得到文德皇后的爱护；预先得到太帝庚庚的占兆，与王季亲爱友善。后来服丧三年，九族敦厚有序；除服后询问治道，具有天子的肃穆容貌；退朝后收藏机密，怡然如同家人的礼节。功业收获成功，不用细小刑罚来促成宽厚，也不以激烈的直言伤害宽和；言辞没有触犯，谗言也不能进入。’ 他约束自身而待人宽厚，把一切都放低来推让给别人，在儒雅的学术林苑中翱翔，在文章的园囿里经受启发。不伤害幼兽和鸟卵，不摧残草木，这是以仁德为本；他的仁德行为甚至施及蛮貊。到了陪台之时，施行恩惠；斟酌中道，像中途酒樽的酒不会枯竭，陈列太庙的礼器不会充满。因此百宝得以发挥作用，四方祥瑞得以到来；嘉禾、灵芝每天献入府库；柔远之德使荒远之地归附，名驹、巨象每年充满牧苑。正要采集厚陵的露华时，因感应而托梦；于是升登昊天坛举行烟燎祭祀，庄严地配享尊位。此后心神游于极远幽冥之境，精神寄托于和乐之中；在云台之上，进入真谛之门的淡泊境界；追随汾水北岸，飘渺地游于列仙之馆。哪里料到灾变忽然发生，凶祸降临天极；突然凭借玉几病势大重，回望遗弓而升天成仙。因此中原华夏攀援悲号，人与神都哀伤悲戚；龙辇打开之后，鸟儿耕土也更加令人追慕。礼仪撤去三献，北方有因山为陵的名义，礼法崇尚二字谥号；南方有至郊安葬的议论。谨按谥法：慈惠爱亲、广泛施恩、使万物完备，都叫作‘孝安’；使众人和睦、推举贤能、谦让能者，都叫作‘和’。孝用来使亲人安宁，和用来使百姓安宁，这正是先圣典谟所规定、留给后代光辉功烈的谥法，大概也是上天所称许的吧。请上尊谥为‘孝和皇帝’，庙号为‘中宗’。谨此上奏。唐德宗神武皇帝谥册文　权德舆 维：永贞元年，岁次乙酉，月朔日，孝孙、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行合于天地，作为百姓的父母，继承光明，建立皇极。从前在宝应年间，制定天下赋税车舆制度，使亲近藩镇势力壮大；从鲁地疏通到雍地，军队法令已经整齐；收复陕州、洛阳而能大显功业，威严诏命广泛施行，王道由此登上高位。于是继承者居于大君之位，承受艺祖、神宗伟大的功业，具有勤勉恭敬的极致诚敬；施布保佑，启迪贤哲，尊严而美善恭敬，光照四极，养育万类，使它们沐浴在仁德恩泽中，使治理根本澄清，建中之治的声名巍巍，和贞观时代相合。等到时运中出现灾异，京城发生变乱，巡行各地以伸张义理，弘扬上天默默扶助的功德；整顿军队进行诛讨，申明雷霆般的威令，使灾气消灭平息，诸侯王在道路上迎接，天下大地重新承载万物。然后明洁地举行禋祀，慎重祭祀，使万灵相接；普遍接受恩施，九种德行都能任事；含育万物，以达到和谐；广泛采纳意见，虚心接受，以沟通心志；政治刑法有箴言，宫殿屏扆有铭文，这正是文明教化灿然完成。顺应时令创制节日，取法卦象设置乐章，是中和之气熏陶万物。把嘉言纳入近侍的进言，停止已经下达的诏令；憎恶小人的谗言，宽宥过失之罪；去除尊号以约束自己，端正宗庙世系以尊崇祖先；九译使者道路相通，万方前来朝庭；宝贵的军旅功勋显著载入功籍，夷人歌舞陈列于乐府；霜露所降之地，车轨书文完全统一；和顺之气广泛通达，上天的福佑不断到来；庆云盘旋，德水清澈；日月星辰秉持阳气以宣扬光辉，各种嘉美之物美丽地生长于大地而呈现文采；飞禽走兽呈现祥瑞，草木昆虫各遂其性。皇帝统治天下二十七年。他的文思光辉广被，是陶唐氏的盛德；他的悲悯、忠诚和利民之心，是虞帝的教化；他的勤勉肃穆，是周文王的事业；他的聪明神武，是汉高祖的功烈。他穷尽古代先王的伟大法则，达到帝王最高的礼仪，正要陪同升登崇高的山丘，侍奉检视玉牒，却突然遗弃天命，永远离开万方，亿万百姓哀号无告。回顾我年幼昏昧，害怕有辱祖先传下的谋略；君父有命，把神器托付给我。我更加恭敬地接受训诫，感慕之情更加深切。如今因山陵已经建成，各地车轨都已到来，一两位元老、宗工、硕学之士，考察称天之礼，查考节惠之法，遵循古代义理，才敢进献伟大谥号。谨派太尉某，恭敬奉册上尊谥为‘神武孝文皇帝’，庙号为‘德宗’。伏愿圣灵昭然降临，承受这一典礼，暗中赞助宏大的福祉，使它流传无穷。呜呼，哀哉！唐高祖神尧皇帝哀册文　虞世南

译维：贞观五年，太岁云云。就在第二年某月某日，将神座迁葬于献陵，这是礼制。玄妙地阅览典籍，远远听闻历代帝王；树立德行便可以长久，顺应时运便会昌盛。上天的基业高峻崇大，帝王的世系悠远绵长。彩虹的光辉降下福佑，真气呈现祥瑞；防衡朱黻，熊轼龙常，符合祥瑞符命，诞生睿智圣明之人。红云白昼聚集，黄星傍晚映照；舒卷、潜藏、跃动，深合大道之性。大地承载，苍天临照；太阳照耀，河川如镜。历次试任藩岳，风俗随之迁移而归于端正。火德即将衰谢，群龙在野外交战；蚩尤的旗帜闪耀，王良策马而行。拔山蔽日，洪水滔天，夏朝因此灭亡；荡涤拒抗，百姓困厄，宗庙社稷危急。提剑创业，持钺专门征伐；风驱云动，海运天行；用谋略胜过敌人，以神奇兵力制胜。尊奉天子、践履土地，恢复帝统，平定夷庚。职位本是上相，任用尊隆于群臣；六阶已经平定，四门全部开启。奇异之物彰显天命，常典和册书随之而来；赐予重大介珪，礼遇优厚到乘石。烟霞改变颜色，钟磬管乐改变声调。观察国家、承受天命，背负屏扆而君临天下；仁德沾润动植物，教化感动飞禽沉鱼。乘殷代车舆，戴周代冕旒，走禹的足迹，存尧的仁心；削去棱角而返归质朴，推辞宝玉而收藏黄金。可是商代的风俗尚未改变，遗留的祸乱气氛阻塞动荡；沙塞之地发生刘氏之乱，伊水、瀍水之间发生叛乱。应对变化如雷霆震动，乘机决断如闪电截断。十方的云气消散，三川的冰也融解了。渐渐施行文教，使各处归于王道；制定礼乐，尊崇儒学，养老敬老。翠凤栖息在梧桐上，丹鱼游在藻荇间；水中浮出玄贝，台阶旁长出朱草。威势加于海外，恩泽遍及境内；远近荒服都遵循同一轨道，鞮羯等远方民族也前来往来。箭羽没入水中，车轮迎风飞驰。想到先帝曾有防备负荷之意，我不禁怀念其高谢尘世的志节。栎阳一带显得空寂，仿佛与姑射山一样遥远。趋奉《诗》《礼》以承受上天之命，禀承义理方正之道以成就教化。于是承受盛大的福祉，正期待长久的寿命；玉几忽然已经临近，金縢之事终于发生差错。五日一次的晨昏问安永远中断，顷刻之间便升仙千年。攀着帷帐和屏风，怀着幼子般的仰慕；抱着宝剑和鞋履，缠绵悲泣。呜呼，悲痛啊！我奉受先帝的顾命，谨遵遗志。指着珠玉却不收藏，立即陶铸造作，使之成为器物；把俭朴的德行留作美誉，把美好的声名传给后代。呜呼，悲痛啊！永远离开京城，言语间将遵循地肺山。背离肥沃田野的神皋，越过水道通达的清渭；怀念岐山脚下的旧迹，眷恋新丰的故里。胡笳声悲咽，使人留恋追思；旐旗飘动，仿佛回首指向故乡。悲风急促，合抱大树发出吟声；平野昏暗，寒烟升起。呜呼，悲痛啊！缝制的衣服还像昨天一样，流逝的时光却忽然无法停留。时节急速变迁，转眼间已经历新时而踏上旧地。原野苍苍，日渐衰飒；岁月凛冽，年终将至。看到万物随时序变化，不禁因气候而悲伤；含着哀痛踏过霜露。哭泣着看川水逝波，感动于商山风中的树木。脚踏厚重大地却无人回应，仰望高天又向谁申诉？呜呼，悲痛啊！有言道：圣人与普通人，谁在前、谁在后？炎帝、昊帝也没有金石般坚固的生命，勋华二帝的寿命也不同于松乔那样长久。谁能历经世代而长存？只有美好的名声不会朽灭。何况先帝玄妙的功业和最高的德行，冠绝历代帝王而居首位，使功业超越五帝而登上三皇之列，与天长存、与地久远。呜呼，悲痛啊！《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册文》，褚遂良撰。贞观二十三年，岁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在翠微宫含风殿驾崩。不久停殡于太极殿西阶。到了八月庚寅日，将要把灵座迁往昭陵，这是礼制。凤管凝结了和乐之声，龙帷即将迎来天明；教化流布如车轨相同，四境都披上白色丧服。哀痛的嗣皇帝某，看到风中摇动的树便更加感伤，攀着铜池而捶胸。想到宗庙社稷托付在自己身上，悲伤先帝远去后再无凭依。祭奠的酒樽已经斟满，悲绪更加急迫；灵魂的光辉隐没，愁云兴起。离宝剑越来越远，清美的遗德也暂时幽闭。于是诏令有关官员，将芳名传写在美玉上。文辞如下：三微星本来就降下福祉，五曜星辰垂示文彩；光明照耀着掌管天下的君主，对比并继承唐尧的功勋。宗族显著如玄牝，家世传承自缙云；高高配享于天，一人有庆。大行皇帝神武非凡，唯有我先帝成就圣德；善于书写，文章自然形成；早年便显露出超群才略，先存匡正天下之志。苍兕发出，朱旗首先发令；天下昏乱，关中、洛阳荒芜；妖邪倾覆地轴，盗贼玩弄天枢。戎衣一穿，神武大显；霸政宏图由此展开。天兵如闪电扫荡，军阵如月、行动如风；蚩尤一类的凶敌相继剪除，猰窳等尽皆诛灭。非正统的帝位未能长久，余孽又兴起作乱；先收取秦地的符印，接着焚毁商地的衣袖。运转天下的大略，光明下济万民；从诸侯国推行仁政，向宾客之门广施恩惠。整饬风俗，使天下顺从正轨；凝聚谋略，奉行圣明。青帝与黄帝的规制相同，玄珠与大道相契；光辉媲美三皇五帝，声名远播后世。郊野遍设休兵之所，灵台偃息兵革；登临山岩收藏兵器，遵循河图奉献玉璧。学校中车轮徐行，园林散发帛；亲近太阳最为适宜，仿佛上天就在这里。刑罚之仁感动草木万物，教化之美如埙篪相和；乐章盛美曾经举行，礼制和谐广泛流传。沙场上的敌军尽皆剪除，北斗诸星也如被羁系；狼山纳入苑囿，潮渚归入池沼。东方旌旗抵达若木，西方旌旗到达条支；龙乡前来归附，鸟服之国前来朝仪。伟大啊，顺应时势；悠远啊，吉利的征兆。文龟浮在池沼，应龙盘踞水淀；甘露飞降，卿云呈现绚丽色彩。松树新芽预示辛日，瑶草美玉正待进献。仙丹和剑术之事，星辰飞驰以告示变异；在升年凝聚邪气，使离殿遮蔽了璿玉般的光辉。呜呼，悲痛啊！商声的管乐奏起初秋之调，飞动的弦歌停止，舞列也停下；惊动的川水悠远绵长，宫车迟迟出发。大隧尚未营造，元龟献出吉兆；展开车驾，准备前行，以端正的玉圭司掌时日。先帝的神灵即将饯行，皇帝的心情痛苦得仿佛有所失去。秋林凝结在宽广道路两旁，沿着长路追溯悲风；经过柏梁台而徐徐转向，越过兰池而随从车驾。轻旗高高飘动，边地笳声萧瑟。呜呼，悲痛啊！周王的墓穴刚刚掘成，汉代已开启泉下宫门；谷林凋零，乔木山岩也显出衰败。平原凄凉，白日遥远；深水澹澹，秋云飘飞。望见铜雀台而生追慕，悲伤鼎湖之龙再也不归。呜呼，悲痛啊！崤陵的玄土，嵎山的尽头，空虚的卫队翻动旌旗，轻车奔驰而留下白绸。尧门关闭，日色惨淡；羲庭变换，云气张开。叹息先帝厚重的德行永远离去，仰望高天而攀慕。呜呼，悲痛啊！崇高的陵基永远光耀，所置的功业正显明；遗风余烈与天地同久。想象先帝神思而使文采腾飞，放任史笔来宣扬杰出功业；让美好声名与日月同辉，最终达到唐尧般的充裕。呜呼，悲痛啊！《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册文》，徐彦伯撰。景龙四年，岁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应天神龙皇帝在神龙殿驾崩。不久停殡于太极殿西阶。景云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将要把灵座迁往定陵，这是礼制。彩绘的攒宫毁坏了帷帐，雕饰的輼车整肃车轮；白色引绋如霜回旋，红色旌旗如雪引路。登上幽静的窆台，背对高峻的天阁。皇帝看着原野上坠落的声响，感伤联蒂花阴的凋零。祭礼完毕，哭泣着先帝的遗迹；同胞诀别，悲哀圣明之心。于是命令臣下，颂扬宏大的美德；考察金册上的睿明功烈，刻写光明谋略于玉简。文辞如下：

译他是少典的后裔、重华的孙子，像珠玉相联、宝系相承；海水浸润昌盛的源流，凤鸟在国中鸣叫，龙蛟守护宫门。多么光明的皇帝啊，显赫地承应天命；青色云气向南飘浮，红色云彩向北映照；扫除中原祸乱，使历代圣业光大。敬慎地顺应天命，继承并成就前代的福庆。身佩星斗，手掌曦日之镜；能够明辨、能够类推，真正文武兼备。百姓亲近他如同太阳，仰望他如同云彩；声音合于律吕，言辞合于典籍；道德盛美而得到任用，光荣地继承帝位。地位占有青陆，功业转入朱邸。春日诵读，夏日奏弦；冬日讲诗，秋日习礼。归还太子以主持朝政，是上天固然开启的安排。鹏鸟高举而提挈万象，鸾鸟飞翔而开凿乾道；皇图已经掌握，芝草玉玺仍相传。端坐朝廷而默然治理，继承歌咏而抚弄琴弦。像尧那样亲近而使亲族更和睦，妫水之德超过羹味；万物丰盛成长，四门光明大开。夙夜穿衣而忧惧，治道和风仍受阻塞；田野迎接贤士之车，宫殿横陈儒者之席。挽留白衣的贤者，亲爱文辞之士；恩泽润及泉中之鱼，恩惠遍及草木鸟兽。鞮译之使络绎而来，远方荒服奔走献币；削去繁文，返归质朴；放宽刑罚，减薄赋税。京城富庶如山，人们忘却疾病灾患。帝王的谋略广大运行，天意难以欺罔。祥瑞的符录绮丽，瑞符盛大显现；仙芝环抱台阶，神萐在厨房摇动；灵龟背负绸缎封检，鳞龙衔着北斗枢星。孝思没有穷尽，宗庙功业足以报答。亲自巡幸国阳，依礼陈列昭明的配享；翠色车辇从容缓行，彩虹般的帷幕昏暗幽深。苍色玉璧森然陈列，明神肃敬相对；玄妙精气具备于典礼，洪范九畴充满其中。将要举起华美的车盖，遥遥封禅岱丘；厌弃紫色天宇的狭隘偏僻，追随白云中的游观。此时正像思慕亡母一样哀伤，道义空存于委裘之中。呜呼，悲痛啊！先帝在辰位之时，枚卜却没有得到吉兆；御座仍然空着，衣冠陈设的宫室也空无一人。景气灾变侵入摄提之年，悲哀缠绕光明之日。群臣奉行先帝的遗命，天下都悲伤宫车早出。呜呼，悲痛啊！宗伯依礼主持典礼，四方同轨赶赴时日；龟兆进入兆域，犀皮车移行。香闺旁唱起苦痛的挽歌，苍穹下笳声酸楚哽咽。红色台阶明亮如洗，露水惊动月光；玉座微微显现，花朵遮覆尘土。呜呼，悲痛啊！陈列华丽城中的哀仗，引导车驾渡过滋桥。北风急促，御道寒冷；愁云使日色昏暗，云郊已到傍晚。停在石马旁的新路上，下行金天观的旧坡；看见稀疏的杏树平原，长久觉得通往深松的道路遥远。呜呼，悲痛啊！往昔睿明先作谋划，寿宫安美；如今我后再次来到方中，把冠冕宝剑交付泉下，在昊穹之下保全神明。山会迁移，海会变动；道义没有缺失，声名没有穷尽。呜呼，悲痛啊！《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册文》，苏颋撰。开元四年，岁次丙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圣玄真皇帝在百福殿驾崩，移殡于太极殿西阶。到了十月朔日某日，将要把灵座迁往桥陵，这是礼制。白色帷帐卷起，周围青色壶门戒备；仪节庄严而无声，空旷的卫队陈列出来，仪仗有次序地排列。哀痛的开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绋，悲痛捶胸；看到万物都为之泪流，感动众神而使其影像显现。眷念这宏大的功业，敬慎遵循重要的治道；于是命令近臣，恭敬颂扬大宝，文辞如下：高祖兴起唐朝，留下光明功业；睿宗降生带来福庆，继承我们的光明天命。光明天命是什么？就是重重光明、代代昌盛。高祖的光辉是什么？就是辅佐善政、传承圣德。从前分授祥瑞，最初剖分符节；居处遵循殷代美好典章，身处宰相而施展宏大谋略；宣扬明哲，观览六艺，恭敬任用儒者；践行既成的法式，采纳美善的谋议。否运终结而泰运到来，倾覆的纲维重新系结。我随代王之子侍奉周室，母亲退藏象征，胸怀冲和，解除负担，不受震惊；自能谦逊受纳，于是权势重新亨通。闭塞自然开通，固然应当推尊皇弟，于是登上三公之位。牝鸡鸣叫而构成祸乱，纷乱彩虹肆意降灾；神武之风迅疾而来，雷电扫除奸邪。三次辞让天下之后才登上帝位，顺应百姓之心，不居功于自己。鞮译之使修治贡礼，亲近贤者并任用有才之人；英才已经得到任用，礼法经纬反复阐明；重修宗庙，率领祭祀郊丘；开始举行禋祭以迎接夏季，除草以祈求春季。使边境安静，遵循正道；使天下和平，返归淳朴。知识周遍，如鸟翔鱼泳；功业足以陶铸万物。知道儿子只有明察，从我所崇尚的方面继承；不以伊祈的事业无始为陋，追随齧缺而将要隐没。皇帝确实执守其中正之道，于是尊崇先皇为太上皇。起初接受图谶而观察天下，最终脱去鞋子而达到清静旷达。斋戒必居闲馆，临朝则在别宫；问安时顺从颜色，以孝道弘扬风俗；治理之道兼容并受，言语承接至公之理。哪里想到衣冠陈设、凭几而坐，忽然就像鼎湖之事一样号哭。呜呼，悲痛啊！梦中年岁很少应验，只留下这些嘱托；神器既已托付给合适的人，先帝的心还有什么欲求？因幼子般的仰慕而更加摧裂，终于厌弃尘世而离去。万国赶来而同遵轨道，六遂陈列队伍而统率属员。外面众人披白衣悲哭，内宫却不把珠玉埋葬。蜃车迎送转行，龙辇戒备出发；紫殿生寒，清都破晓。挽歌缓缓移动，彩旗旌旗恋恋不舍地蜿蜒；除去栎阳的御道，指向桥山的幽深道路。礼仪献过后撤下三次祭品，神灵即将安宁，举行九虞之祭。远方游魂通行于冠服之间，近处肃严地护送归途；登高可以尽见渭川，凭低处可以渐渐看见秦京。霜草横陈，悲松聚集遮蔽日光。呜呼，悲痛啊！从羲、轩以来建立子、姒之世，好的声誉流传不止；可叹简册尊崇圣真，宏大的名号从此开始。此后祥云蔼蔼，华露滋润；弘扬最高的德行，深深寄托长久的思念。这就是天子的孝道。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呜呼，悲痛啊！《唐玄宗明皇帝哀册文》，王缙撰。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在神龙殿驾崩。不久停殡于太极殿西阶。宝应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将要把灵座迁往泰陵，这是礼制。仪象已经设置，仙驾将要飞去；空听见脱鞋之声，再也无人求取衣服。孝孙皇帝亲临举行遣奠，希望延长片刻时光；面对灵车而流泪，想到山陵园寝而心中悲恻。九天啊，再无所往；一去啊，哪里是尽头？感念先帝把美好谋略留给孙辈，便命人叙述祖先的德行。文辞如下：上天厌弃隋朝的乱局，中原没有君主；百姓归附唐朝的德行，上帝在辅佐它。以圣德替代暴政，兴起文治而继承武功；义理超过殷汤，威势包举汉高祖。仰承历数，光明地统治天下。皇帝得到一，承接乾道，继承五帝之业。起初多么显赫，万物都因此看见光明。景龙年间，乾道反而变成坤道，对王室不利，将要开启祸门。吕氏危害刘氏，赵氏啄伤皇孙。我独自仗剑，神明期待武勇之士；向上排开阊阖门，向下扫除轩辕之乱。不使宗庙惊动，使百姓得到大造化。施行功业而不据为己有，礼制完备而尊卑分明。于是奉迎睿宗，接受天命。问安、侍奉膳食，纯厚的孝心达到极致。镇守维城之年，辅佐潞州政务。一根蓍草呈现吉兆，百神都辅翼圣主。

译跃马截断水流，水也不敢争竞；潜龙变游海中，池水也呈现庆瑞。有所开启必有先兆，这是兴王盛业的征象。诰文说：皇帝啊，我已经厌倦勤劳政务，将要前往继承宏大事业，以顺应亿兆百姓。推辞是不可以的，这一任命实在是新的使命。体察乾道的宏大法则，使土地平均；像太阳一样临照万物，像春天一样生养万物。寒暑显示诚信，动植物都知道仁德。九族已经和睦，四门已经宾服。圣德通达上天，神断如闪电。访求贤才，登用士绅；直言都听取，各项政务必亲自处理。刑罚停用，兵戈收敛；威势加临，德化驯服。戎狄畏惧逃窜，边塞不受尘扰；珍宝贡物争相进入，来自无边远方。驾鼓斥退骏马，焚烧皮裘，抛弃珍宝。风雨应时，京城粮仓相连。以古人为师，思考如何返归淳朴。然后制定礼节，使礼制完备；制作音乐，使人心和谐。北方祭祀后土，南郊祭祀上玄；斋戒祭祀陵庙，给山川确定位号。教练战阵，讲习武事；祈求农业丰收，亲自耕种籍田。戴冕旒询问民俗，举旌旗巡幸边疆。文物铺满大地，英名震动上天。凤凰筑巢，麒麟来游；甘露降临，醴泉涌出；九尾狐、三脊兽出现，朱草散发烟霞。祥瑞纷纷呈现，每年将近千种。道德洋溢，乾坤交泰。功业怎样？就在岱山举行封禅。太平怎样？就在此时天下无外患。才艺留下的美善，是历代帝王中的最盛。学问穷究天人之际，乙夜还惭愧不能应对；文章与日月齐光，秋风也无法比及。推演历法，端正元首，调和律吕，平息灾害。札书一动便如云落，琴弦一开便如叶碎。弹琴胜过虞舜，教歌轻视汉高祖。良辰本可欣赏，处理政务才退朝；钟鼓屡次陈列，君臣共同欢宴。巍巍荡荡，统治四十多年。巡视各地，顺应时势，至于西南。命令奥区的太子出镇震方，继承光明，掌握帝位；长驱率领猛士，多次剪除封狐之类的强敌；没有失去旧有疆土，返回上都；在离宫接受奉养，寿酒宴饮多有欢乐。修习道术已经很久，神仙之道难道还远吗？呜呼，悲痛啊！在湖上铸鼎，在海中求仙药；忽然乘紫气，长久游于碧落。千门万户，仿佛失去了上天；八方空阔而道路通达，九衢虽有人，却寂寞冷落。泪水在宫阙落成暴雨，哭声在城郊震成雷鸣。徒然攀援先帝遗留的车辙，葬下衣冠以寄托哀思。同轨之国全都到来，初陵已经开辟；凤凰车在仙仗中震动，龙輴降临帝台。仿佛将要出行，仪态肃穆；似乎还能看见先帝，徘徊不去。遇到春日的城郭，仿佛在为先帝送行；望见傍晚的山岭，仿佛先帝还会归来。呜呼，悲痛啊！寿原择得吉地，顺应先天而不违背；连接桥山的大隧，营造金阜的玄门。驰道上众车都向前行，唯独宫车不再回来；深沉的黑夜收藏了白昼，直到永远光辉收敛。文治的开创远及极致，武功遗留英威，树立的德业永不朽灭。最高的道微妙难测，即使阴阳与变化，也怎能与圣德相比？超越前古而树立法则，遗留给后代以无为而治。呜呼，悲痛啊！《唐宪宗章武皇帝哀册文》，令狐楚撰。元和十五年，岁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灵柩移殡于大内太极殿西阶。五月十五日庚申，将灵座迁往景陵，这是礼制。玉衡星向南，金色月光向西沉落；白雪落在麻衣上，素云卷起轻纱帷幕。柳宫中龙旗摇动，竹池里鱼儿跃起；百姓在浩大天地间如雨泣哭，万灵在空旷天宇中迎风哀号。哀痛的嗣皇帝仰攀雕饰的灵车，虔诚地陈设玉筵祭奠；悲哀得伏地不起，痛苦于先帝一去永不返。仙仗徐徐前进，帝王仪容永远隔绝。降下睿明遗训于鸾台，颂扬圣功于凤册。文辞如下：唐朝德业配享上天，与伊祁氏同放光辉；顺应大道而为帝，是玄元皇帝的后裔。圣人有所作为，孝子善于继承。十朝显赫，四方异域都被统一。执掌天下大象，主管左契。武功盛大施行，文治下济万民。由潜隐而显达，时而跃起而未完全显露。亲族如磐石般稳固，封爵不同于翦桐。承继宗庙，居黄屋；主持祭祀，居青宫。礼乐完备，歌谣不断献上。轩辕黄帝厌倦勤劳，把神器传付下来。太后侍奉奉养，亲自临朝登位；和颜悦色，先意承志。家令敢于进言，天子屏除尊贵之隔。光明地从震方兴起，兢兢业业承受乾道。仁德如山，智慧如泉；分析坚白之辩，学问探究幽玄。挥笔如雾气翻动，文采如霞光鲜明。所持守的是俭朴，所珍视的是贤才。刑罚没有不省察的，赏赐没有不延及的。戴冕旒迎接太阳，以珪璧祈求丰年；流泪拜谒宗庙，群臣朝见昊天。天性纵有神圣，日日增进孝敬。宏大名号再次加上，宝历于是确定。多次赈济贫民，交相征聘名士。獬豸喜爱触击邪恶，草木怜爱指斥奸佞。梯航修治贡礼，鳞羽各得其性。河水呈现祥符，山中传来庆贺之声。编修书籍辨明诽谤，创设殿堂以思考政事。甘美的劝谏必定称许，苦涩的直言最终也听取。威棱远播，德政昌盛；如霜雪般的法令，如雷风般的号令。夏台之事以剑加身，上党献纳陷阱；赵地之际存心归附，邺中听命。谁能除去兵器？王者自有征伐。玉垒的雾气散开，金陵如镜般清明。上蔡狐鸣，东平蚁聚；罪人伏在砧上受戮，叛军回转兵戈而受烹杀。开始时以杀戮制止杀戮，最终归于爱惜生命。天道广大而不遗漏，境界浩荡而难以命名。诚信甚至达到隐微之处，道存在于广大无边之中。奔走的马于是退去，昆虫都各得其所。调和四时，使之如玉烛；巡行天下，以木铎宣告教令。车书混同，远方都颁行正朔。铸造金属，合并土地，大兴太学。清道的车驾鸣响銮铃，将要登上高山。四维已经张设，五兵已经收藏；蛮、夷、戎、羌，谁敢不来朝王？天下清静，朝廷安乐。群臣戴冠佩剑而高会，广场上嬉戏鱼龙百戏。有威严，也有敬慎；不懈怠，也不荒废。百姓都进入长寿之域，人人都成为伏羲、神农般淳朴的人。太阳每日出没，哪里会有穷尽？高空云气飞扬，也没有固定处所。正遥望祥瑞，盼望凤凰来仪，却忽然听到鹳鸟的灾异之语。原以为百年寿命可以预卜，却叹息九龄之寿未能相与。正当皇帝垂下冕旒俯临天下时，忽然脱鞋升天而去。万姓悲哀他的父亲丧亡，千官怀念他后来对自己的抚恤。守边者还在南山祝愿长寿，帝子已经在北渚号哭。呜呼，悲痛啊！披上灵衣，仿佛先帝仍在；放下仙佩，仿佛只是暂时休息。让环海之地安静地沉睡，辞别鼎湖而远游。

译桂花般的月光明亮，高殿寂静；梧桐叶色昏暗，深宫充满愁绪。惊讶同气亲族的丧期突然到来，长川哽咽，仿佛也不再流动。呜呼，悲痛啊！威仪庄严地陈设，文物仪仗排列在前。夜间斟玉斚祭奠，清晨驾金根车出发。走出朱雀正门，背向青鸾远阙；道路曲折延伸于原野，天地日月一片苍茫。离去啊，再离去，走下尧帝的台阶；悲哀啊，再悲哀，来到禹穴。呜呼，悲痛啊！大地开出苍谷，天成就丰山；江海自然流向泉下，城郭取法人间形制。封土高如马鬃，永远秘藏龙颜。鳞甲之物曾经触犯龙须，想要升天却还要攀援；百灵严肃地朝拜，留下八骏自在闲行。陵上的柏树还未长到合抱，阁上已经生出斑驳苔痕。森严的日宫深深关闭，云幕空自回旋。与万家百姓共同感伤，在九重关门内凝结帝王的悲哀。呜呼，悲痛啊！神灵运行没有固定方向，乾道刚健而永不停息。万物都承受圣人的恩泽，人们却自然迷失于帝王之力。高代的功行多么巍峨，感动上天的德行达到极致。身后埋于玄土而长存，冠盖苍穹而没有极限。呜呼，悲痛啊！《唐顺宗庄宪皇后谥册文》，权德舆撰。元和十一年，岁次甲申，某月朔日，哀痛的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太后柔和明达、承顺上天，广大厚重、取法大地；与天地二仪同样生养万物，教化光明而沉静专一；存心谦逊俭朴，约束自己如涂山，积累厚德如淮水；秉持灵明，四德交相修养，六宫奉行法式。对于德宗有侍奉的孝敬，对于先皇有辅佐的忧劳；开启教导美好风范，成为天下仪表。伏以永贞年间奉诰受命，脱离尘世，居于太上皇太后的尊位，又端正地处于中宫之位。顾念我年幼蒙昧，上承太后的辛劳；从幼年到长大，接受邑姜般的教诲；勉励我继承帝位、承续国统，申明长信宫供养之礼；全都依据慈训施行于治道。母仪所覆盖之处，子女的恩惠所扩及之处，至今已有一纪，天下各方都承受福佑。凭借承载万物的器量，包容下民的仁德；继承任姒的美好声誉，仰慕黄老的清静之道。本应赐予宏大福祉，寿命如冈陵般长久；但昊天不仁，艰难祸患忽然降临。追念顾复之恩，创伤巨大，感触深重；含着忧患，尝着苦痛，捶心悲号，无有穷尽。如今将与先远祖先合葬，龟筮都告吉；顺应厚土，平整陵体，幽深庄严的道路已经开通。宰相、政卿、尹官以及掌管礼仪的官员，考察古代制度，详细核查谥法；以周代的制度为章明准则，从未改变，恭敬地拟定谥号，不敢轻易更改大名。谨派摄大尉、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裴度奉上册文，尊谥为庄宪皇后。伏惟皇后的神灵降临鉴察，以淑善圣明在幽冥中辅佑；光明地配享清庙，与先祖相对而承受宏大福德，同大阴之神永远无穷。呜呼，悲痛啊！《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谥册文》，夏侯孜撰。大中十三年，岁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皇帝臣伏惟先太后：体察贞明以合于天，本具懿美精粹以象征大地；外在显发秀美，内心含藏光明。颍川由此显祥，沙麓也以此比德；涂山辅佐夏朝，莘野兴起商朝。潜藏的光辉徒然蕴积于方域，恭敬而神秘的光明无法在圆月中显现。操守卓异而洁净，光辉肃穆而凝聚。想要报答这样的德行，昊天也无穷尽；臣下鄙陋而年幼，却有幸奉承宗庙，惶恐哀伤，担心失坠大宝。然而天意确实顺遂，人心也能和谐；只思考长远谋划，唯恐违背先太后的遗命。退省自身的坚固根基，上感太后的辛劳；明镜系挂而无尘，赐衣装在箱箧中。帝王仪容虽已幽闭，慈爱遗范却长存。不能再追随兰殿中的晨昏侍奉，徒然感伤椒涂上的霜露；言语成为阴教，行为著于国法。想侍奉太后却来不及循行陔阶，最终只能悲哀地登上屺山。谨敢举行追尊的典礼，哪里能够充分申述顾复之思？伏惟依照尊位确定名号，考核谥法以尊崇德行；这是为了宣扬盛烈，传布美好声誉。依循旧章，私下比拟素范。如今礼官详细议定，众臣共同称颂，完备陈列美好谥号，足以传播善美谋略；在瑶斋正定位号，在金阶森然陈列礼容。母仪永不厌倦，庙貌庄严；将要享受宏大的福德，实在有赖玄妙神佑。谨派摄太尉、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萧邺奉上册文，尊谥曰元昭皇太后。伏惟明灵昭然降临，俯察精诚；时光虽已逝去，敬意仍存在于六衣之礼；夜色虽不见阳光，礼制仍保存三献。愿此次荐享与唐朝同样无疆。呜呼，悲痛啊！谨言。《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册文》，虞世南撰。贞观十年，岁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在立政殿驾崩。九月十日丁酉，将要把灵座迁往昭陵，这是礼制。夜里打开殡宫，清晨灵车向前；空殿中帷帐庄严，灵筵前的台阶卫士肃穆。皇帝亲临，连夜承载深厚情义；追念久远，望见青蒲而知永远诀别；哀悼玉阶之上再也不能回来。蜃车将要牵引，牺牲酒樽已经撤下；于是诏令史官记述言行，颂扬美德功烈。文辞如下：天地二仪同德，两种光辉齐放；历代圣王观察天象，国家因而昌盛。可叹华贵宗族，英灵降下福祉；比肩越姜，匹配并超过宋子。高门培育德行，清白乡里播扬芳芬；体行仁德而将成圣贤，披览图籍而阅读历史。造舟搭桥，继承前代美德；履行和顺之道，由家庭推广到国家。美善声誉不止，柔和风气确实充满；以彩组报答勤劳，以璁珩垂示法则。正逢昌盛圣世，时运属于吉祥征兆；代王府承受历数，唐侯继而兴起。紫宫与日月同辉，黄道阶梯不断升高；教化宣行，风气开始形成；功业辅佐宏大继承。德行相匹无可竞争，凝神深远不可测；应对万物而通晓事理，处理机务而先见。贤能之德无不具备，光辉没有偏斜；功绩包容九州，恩泽加及八极。性情合于大道而幽微，言语仪容庄重恭敬；戒除奢侈而处身简约，怀抱谦冲而履行正道。光明温暖，秋霜严厉而冰洁；总括三古的箴规，六行的源流深远。时运昌盛，国祚延长；皇室支族挺立贤才，谈论高妙，辩才胜过太阳；学问冠绝，通达玄理。慈训所及之处，美德光耀前代；五福全备，千年长寿本可期待。大地纲维断绝，月轮隐藏光辉；星辰兴起而不安宁，德音却更加整肃。陵上土封尚未高起，鹤珠从此屏藏。呜呼，悲痛啊！神异之人倏忽离世，平生的容貌服饰也已改变；清道改为哀挽，朱旗换成素旌。过去照临朝廷，环佩声响遍高城；如今长夜永闭，只能听松柏在山门间吟鸣。呜呼，悲痛啊！气候改变，灰烬飞散；暑气退去，寒意侵袭；烟气触树而凝成惨色，露水分挂枝头如同垂泣。听见哀雁在傍晚飞翔，听见悲风清晨急促；仰望云霄而长久追慕，痛哭陵寝却又哪里来得及？呜呼，悲痛啊！背向玄武门，车驾向北；横渡牵牛星所在之处。道路不断远去，马匹疾驰不停。想起渭水贯穿京城，叹息黄山隐没在雾中。呜呼，悲痛啊！感叹人生短促，如飘风吹过窗牖；窗牖哪能留住风片刻，人哪能长久活着？唯有承天覆地的慈爱，深远而厚重；超越任姒的高尚踪迹，播扬英名而永不朽灭。呜呼，悲痛啊！《唐高宗则天皇后哀册文》，崔融撰。

译神龙元年，岁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以下文字阙失。大行则天大圣皇后在洛阳宫仙居殿驾崩，不久安葬于乾陵，这是礼制。祖庭的火焰已经熄灭，攒宫在月光下迎来清晨；云气缠绕黼翣，风吹动绛色旐旗。天子的卫队庄严苍茫，神圣的仪容遥远幽深。哀痛的嗣皇帝思慕深切而无穷，诚意殷切地举行遣奠；看着象服仿佛太后仍在，攀着龙车却再也看不见她。把慈爱的仪范幽闭在长陵，将神圣的光辉收藏于前殿；把这些示范给世人，作为先王的典则。于是命令史臣，颂扬圣德。文辞如下：上天生育后稷，飞鸟用翅膀覆盖保护；上天护佑武王，跃鱼坠落于舟航。施及成王、康王，武王的后代也有光辉。丰沛的疆域，黄河、汾水之北，异样的气象在那里发祥，圣母由此昌盛。肃穆而光明，在唐朝建立美好的秩序。坤德至高，深沉柔顺而刚强有成；奇异的容貌如月初偃，仁惠之心如泉水充盈；勤于采苹采藻，成为宫中纲纪的准则。教训从闺门中出发，风化流行于国家。七庙肃敬，六宫安定；内外和睦，远近清平。家道因此端正，成为王化的根基。皇帝说要纳受辅佐，皇后便参与谋议；谋议等待时机，皇帝于是嘉许。既然接受顾命，便深思代替皇帝之事。圣后谦逊冲和，辞让而不能推脱；依时势临朝称制，在当时正是美善的安排。依仗义理承担责任，不惜牺牲生命来救济危难；权且临御神器，大运并未改变；宗庙永远稳固，天下于是归于一家。背负衣裳而肃清天下，垂下冕旒而光明显赫；我们的君主清明，四海没有灾乱。英才与远大谋略，宏大功业与巨大勋劳；武功如雷霆，文治如日月。以甘露沾润，以庆云覆盖；制定礼制，创作音乐，返归淳朴。祭祀宗庙和明堂，崇尚儒学、兴办太学。四夷仰慕教化，九戎禀承正朔。把玉璧沉入黄河，在中岳封金；功业巍峨完成，天下一致归向旧日的正道。于是重新归还帝位，深深思考至公之理；在大庭的礼节中退居闲静，在长乐宫接受奉养。万物都欢悦，歌谣因此更加兴盛。鼎祚已经安定，珽枢已经肃整；希望保全太平，长久承受大福。为什么竟无所凭依，而降下这样的惨祸？太后抚弄孙子还未停止，人们却如此迅速地失去了母亲。嗣皇帝捶胸顿足，诸侯百官匍匐悲哭；九亲号啕，万姓遭受苦痛。呜呼，悲痛啊！忧劳积累而身体不安，阴氛灾气聚集而成灾；遭逢冰霜般惨烈的时节，眼见草木凋零摧折；感知大限将至，留下慈惠的话语却不再回头；把圣明的儿子托付给合适的人，回顾百姓说要加以挂念；颁赐恩宠以作诀别，节制礼数来送达哀思；遥遥永别于终天，一去之后，何时还能再下来？呜呼，悲痛啊！时光渐渐流逝，气息和情绪反复回荡；哭尽冬日的霜露，悲哀又随着春露产生。攒宫的道路在云中开启，同轨之国全都赶来；湘川不能随行，洪大的陵墓只好合葬。古制本来缺少祭祀，如今礼仪已经具备。呜呼，悲痛啊！夜漏将尽，清晨挽车出发；回转经过风声，摇动着彩绘的月影。厌弃河洛而不再临幸，飘忽经过嵩山、邙山，指向咸阳的园寝；历经长安宫阙，回转六马，等待考验三龟，中途停歇。呜呼，悲痛啊！走出国门，迟疑徘徊；看见旧日器物，亲身忧伤；仪物齐备森然，仿佛先帝仍在；时辰既到，不能停留。当正值盛夏烈日，却宛如深秋萧瑟；山岭隐隐，仿佛崩裂；水流回旋，仿佛逆流。呜呼，悲痛啊！把旌旗挂在松林烟霭中，来到宫闱般的夜泉；下方幽暗遮蔽，没有太阳；上方穹隆高远，仿佛覆盖天空。墓道森严，百灵拱卫；殿园空虚，万国回返。仿佛有所盼望却始终不能到达，怨恨西陵一片茫然。呜呼，悲痛啊！承受帝王的高风，敬仰文母的遗德；时运来临时存身于世，建立帝王极则；岁数过去便归于地下，配享大地。变化运行自有常理，始终都没有可惭愧之处；唯有圣后的慈爱可以作为法则，把美好声誉传播给后代。呜呼，悲痛啊！《唐代宗贞懿皇后哀册文》，常衮撰。大历十年，岁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贵妃独孤氏去世。第二天，追谥为贞懿皇后，停殡于殿西阶。大历十三年十月癸酉，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持节册命。同月二十五日丁酉，将灵座迁往庄陵，这是礼制。白色纱帐排列成位，黼帷环绕庭院；车辂升起玉饰垂帘，轩车靠着珠饰窗棂。皇帝哀悼鸾掖而追念往昔，感伤麟趾而更加悲痛；准备各种祭物隆重遣奠，六宫都悲哀送行。宗祝进献祝告，司仪下阶收取祭品。于是诏令侍臣记述宏大福德。文辞如下：福祉长久延续，宠爱与神灵之佑广泛承受。出自元魏戚藩，属于周、隋帝后之家；五侯相继兴起，七贵居于右列。开始开启皇室运数，光明地承受文母之德。女子的功绩由此而成，用来维系大伦；天生知晓阴教，养育我众多百姓。祥云呈现彩色，瑶星降下神灵；聪明睿智，婉丽贞仁。从前上天鉴察，搜求才德美善之人；龙德在田，葛覃生于山谷；周姜建立宫室，汉后推动车轮。王业本来艰难，嫔妃风范已经肃穆；继承文王，传续圣德，继承遗徽而美善。并不炫耀自己的光辉，最终却有福庆。恭敬侍奉园寝，肃穆尊奉神灵遗命；身处哀痛忧伤之中，仍追念孝敬。用文彩织成丝组，分为朱、绿、玄、黄；上供祭服，以祭祀明堂。法度有节，不必等待珩璜佩玉；篇章训诫的制度，自然充满缣帛书册。叙述我邦族的德行，使风教遍及天下；从忧勤开始，协助成就王化。慈爱厚待诸女，亲临下嫁之事；举荐贤者，进用人才，日夜辛劳而谦逊。穿用缯帛以表示俭朴，脱下簪饰以申明劝诫；访求后宫意见，防止游乐，早早退朝。内和众妃嫔，行动间总有怜悯教诲；对外亲睦诸亲，哭泣辞别封拜。穿翟衣有时日，亲自养蚕等待时节。忽然归于清汉，重新归向方祗。万乘悲悼追怀，群臣仰慕思念；玉衣追随福庆，金钿同列仪式。

译呜呼，悲痛啊！离开昭阳宫，幽深遥远；乘云驾车，又在哪里呢？人世代代仿佛仍如旧日，炎凉变化却转瞬已经改变。翠色华盖森然成列，素色旗帜庄严相待；遵从玉兆所示的吉利，永远幽闭瑶华般的光彩。告别长秋宫的西苑，经过望春宫向南登行；在北渚招迎帝子，向东陵跟随母后。上下清空之中金翠摇动，外面虽无形貌，内心却有所凭依。箫声与挽歌一同哽咽，云雨凝结成凄清之色。我们的君主感念幽冥之约，俯临曾亭而远望追思；悲惨地面对殡宫妃嫔，久久伫立，使仪卫尽其时日。摇动巾袖远远诀别，隔着轩槛群臣共同悲哭；再也看不见回转的御辇，伤痛何等深重于圣明慈爱。下临兰皋，背向芷阳；旌旗悠悠，原野苍苍。身带白花，遮掩流泪的衣襟；玄色灵车令人断肠。正当盛明之时共同欢乐，忽然身处幽暗而独自悲伤；离开旧日庭院，日渐遥远，进入新宫，夜更加漫长。随葬衣服没有文绣装饰，器物没有珠贝收藏；这是我亲自制定的制度，也是国家刑法的大原则。呜呼，悲痛啊！看见送葬者空自归来，叹息最终竟是这样的结局。方士神异之说究竟是真是假？甘泉宫的画像又疑似仿佛先人。遗留的声音还在玉瑱之间，旧日痕迹留在金堂之中；献上万寿却没有期限，只存留《二南》遗下的美善。《唐文粹》卷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三上。宋姚铉编。文丙【总九首】。吊古三。《许由先生庙酹文》【柳识】。《吊夷齐文》。《书师旷庙文》【袁皓】。雷霆一。《上天鼓文》【程浩】。军政一。《祭纛文》【独孤及】。畏途一。《招北客文》。袪疠一。《送穷文》【段成式】。责檄二。《责龟文》【王岳灵】。《檄曲江水伯文》【樊铸】。《许先生颍阳祠庭献酹文》，柳识。壬辰年夏四月，有位客人从洛阳向东游历来到这里，见到先生遗留的庙宇和颍水古老的风貌，旧山依然高耸，于是追怀古人的踪迹，仰慕高尚的道义，按时以酒恭敬祭奠神灵。斟酒之后，拜了又拜，献辞说：上天清明，既能长久存在；大地宁静，却不能因此朽坏。先生使天地清净，使人的本性从混沌胚胎中显现，进入广大洪荒。云游而鸟归，草木蓊郁，和风吹拂。当时帝王之道已经逐渐增饰，想要把深厚的大朴施于人间，却还没有散失于山林。于是有巢父与您幽深相合、志同道合；尧把天下公器带来推让，您退处而被推尊。遇到圣人便相互感应，只是不能不知晓罢了。虽然洗濯于清流，道最终还是传播于无为之中。正如春日膏雨按时蒸润，腐朽的叶子自然滋生。先生承受唐尧之德，在颍阳发扬仁德；您的德行日益广大，天下的禄利却日益显得卑微。而且圣王所看重的是名位器用，至人所看重的是心灵感通。把天下大名推让出去，意义同于谦让到底而保持廉洁；能够感化世俗之道，自然成为自己的功业和责任。应当是上天偶然降生了您，留下清白之风给后世。人们登上云岭，大多追忆箕山、颍水。可叹啊！先生与山水齐享声名，这里留下您的庙宇，万古芬芳不绝。《吊夷齐文》。洪河以东啊，首阳山高大峻拔。听说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当年曾在这里饿死；一同隐居，为什么以求仁而死呢？青苔覆地，古木参天，苍云秋水相映；魂魄啊，你来时依托什么，离去时又停留在哪里？我只能采集涧溪中的草木，来献上我的精诚罢了。当初，先生在中州高飞远逸，像鸾鸟一样隐居西山；看着薇蕨茂盛，歌唱唐虞盛世再也不会回来。说推翻暴政的是文王、武王；说身穿墨色丧服，又为什么满脸羞惭？一声叹息便忘了饥饿，仿佛有人在山岩关隘讥刺他们。难道不是因为上面戴着破旧的冠，下面却踏着新鞋吗？而且还说：一个人正处于君位，谁知道三位圣人的纯厚福祉呢？让位给周的用意，不正是这样吗？由此可知，先生所忧虑的事情太偏狭了。当年夷羊出现在牧野，殷朝的纲纪解体，乾道止息，坤维断绝，鲸鱼般吞噬百姓的鬼孽之王奋起武力；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说：覆灭昏暴之君，凭借深明睿智之人。于是三老归顺，八百诸侯会盟；一旦穿上战衣，天下九州便齐整归服。何况又有旗帜上赐以黄鸟，圭璧上命以赤乌，使他承受钜桥焚毁的灾祸，使他申雪羑里囚禁的罪过。因此能够像山岳耸立、雨云聚集，像闪电扫荡、疾风驱驰。等到武王下车即位，武库中的五种兵器不再磨砺，文途上的九匹骏马伏在车辕前。虽然两位贤士不肯进食，天下百姓却因此苏醒。后来，整个天下都是周土，四海之内都是周人，唉！先生逃走后将到哪里去呢？万姓都归附仰望他，他却独自郁结于胸中；六合动荡不安，最终只由一身承担。虽然违逆时势而错过周代，内心终究以臣子之心哀悼殷朝。所以他不吃周朝的食物，以求仁而得仁；然而原因并不只有一个，所作所为各自符合自己的志向。假如向外通融以丰厚自身，顺应事物以成就自己的利益，那么哪里还有贞节的准则呢？各自亲身实行自己的事业吧，神灵啊，神灵啊！虽然这不是与大道相合而保全生命，却勉励了为臣者保持不二之心。

译《祭师旷庙文》　袁皓 吟啸的竹林，哀怨的梧桐，难道是上天的声音吗？撞石击金，铿锵作响，难道是上天的文章吗？击鼓鸣弦，声调畅达，难道是上天的舒展吗？匏笙、陶埙的韵律，难道是上天的和谐吗？上天有至高的乐音，把它寄托在这八种乐器中。先生若没有出生，这些乐音便郁结不彰；先生既然出生，这些乐音便合于音律。唉！先生的耳朵，今天还可以追寻；先生的心意，却不可复得。难道是上天保全了音乐，而先生没有灵魂吗？我本来就狂妄愚昧，无法把心意抒发出来。难道先生是有灵魂的吗？我以坚定的诚心请求您为我指示。先生的耳朵如果有灵，便化为天下人的耳朵；先生的心如果有灵，便化为天下人的心，使这种心情能够在今天舒展，于是家家都知道舜所弹的琴了。《上天鼓文》　程浩 雷车轰轰作响，六合喧闹咆哮；骤然在南极降下风雨，使群星云气聚集于北斗。顷刻之间天地收缩，东海因而波涛荡漾，泰山像被剖开一样；玉石中最坚硬的也被切得如泥，松柏中最强劲的也粉碎成枯朽。击打鼍皮制成的鼓，魑魅便在光明中显现；龙角相触，鲸鲵也奔逃。它用造化作熔炉，铸造鸿毛般微小的万物；执掌乾坤运行的权柄，役使婴孩般的众生。由此说来，九鼎也微小，三山也不过土丘；小鼎大鼎都可以指挥，蓬莱仙山也可以背负。实在无法测知它离苍天究竟多远，只能恐惧惊魂似乎处在重重玄云之上，徒然仰首张望。等到白日雨停，长虹雨后出现，闪电放慢了缰绳，玄冥借助它的力量，积蓄的余怒还没有泄尽，余音仍久久可闻。而我这个学识浅陋的人，竟敢在座右向您提出疑问：如今您既然是主宰善恶、掌握赏罚祸福的神，为什么不扶助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善行，却让盗跖、庄蹻一类的人夭折或长寿失当？惩罚一个乱臣，来警戒天下的凶恶之徒；表彰一个孝行，来激励天下的悌友。把法令高悬于尧的典章，把刑罚大加施行于周王之后。何必让霹雳中潜藏的恶龙、养育出来的咬尧之犬继续存在呢？《祭军旗文》　独孤及 天地并不偏爱谁，神明也不亲近谁，只帮助正义的一方。正如回声必有回应，倘若有人外表恭敬而内心奸邪，罪恶滔天、构成祸乱国家的明罚，神明难道会放过他吗？贼臣刘展，借着多难之时所受的宠幸，竟敢包藏狼子野心，暗中发动毒害，将把暴虐施加于我朝上下神祇，使东海掀起波涛，众生陷于昏乱灾难。皇帝震怒，按剑授钺，命令我这位上将完成上天的讨伐。于是有虎牙鹰扬般的将臣、执蛇矛持犀盾的军队，横行向东进发。我军张开月羽之旗，以云旗在前引路，正要经过浔阳，下攻南陵，收复京口，扫平建业；斩杀枭獍之徒以祭鼓，将鲸鲵般的敌人筑成京观，使万里波涛破碎，三方云雾廓清。现在选择良辰吉日，整顿车驾上路，因此向您诸位神明祈求福佑。愿神明降下中正之气，帮助我的志愿；谨告诫军队不要旗帜倒下，不要挂住骖马，不要折断车辕，不要使战车倾覆。命令五位将军镇守旷野，万灵一同驾车，使天地间的妖氛灾气望风扫除，魑魅魍魉无不听从驱使，没有谁敢阻挡我军。以此告慰神祇，尚请享用祭品。《招北客文》蜀地最早的君主叫蚕丛，他纵目远视而称王。到了周室衰败的时候，天下混乱，没有纲纪。后来杜宇从天而降，鳖灵沿江而上，两人相互禅让而称帝，占有南方国土，共传九世。蜀地本来是南方夷人的地方，他们都向左开衣襟，梳椎形发髻。到了同秦国交通的时候，始于秦惠王时代：五头石牛被雕琢出来，秦国女子也来到蜀地；一条蛇死去，力士也随之丧命。两条江水汇流，群山从四面遮蔽。那里地势低洼潮湿，风气卑弱。蛮夷杂居，滇、僰与之为邻。地处偏远，使天地阴阳失调；气候寒薄，使四时之气不均。花叶反复繁茂，秋冬也像春天。傍晚和夜间多雨，早晨常有云。阳光很少放晴，阴气长久昏暗。暑热与湿气造成疾病，湿浊之气侵入人体。我知道严重脚肿的病将要侵害你的身体。蜀地是不能前往的，北方来的客人啊，归去吧！蜀地东面有大江，水势浩荡向下冲决地边，百川互相吞纳，流出荆门；江水突然愤怒咆哮，贴近太白山，水势翻腾撞击，奔向沧溟；浪花跳跃喷涌，浩瀚无边，向上溅到飞鸟，向下收缩成盘旋的漩涡，鼋鼍也被卷入其中。三峡两岸，乱峰像犬牙般参差，高峻空旷，裂开的山势高入天际；云外积水，白天也没有光亮，下面黑暗狭窄。瞿塘峡深不见底，浅处也有万尺；啼猿声声悲哀，使过客肝肠寸断。又有活了千年的老蛟能够变化身形，喜欢饮人血，化作妇人，穿着艳服、浓妆打扮，在水边游荡。五月间，在白帝城下，洪涛堵塞峡口，看不见灩滪堆；江水翻天覆地，霆声咆哮，雷霆震怒。也有船只正在航行，忽然疾驰而去，人来不及回头，船桨也来不及举起；转眼便看见阳台，分辨不出是云还是雨。千里航程片刻便到，太阳还没有移到正午，顷刻间黑风暴起，撞击树木、震动山岳，飞石走砂，波涛翻腾，船夫失去立足之处；桅杆摧折，船篙折断，船只旋转着沉入九泉，没入水中再也不回来，肢体碎散，荡入岩石之间；水族张口争食，拔刺吞噬。蜀地东面不能前往，北方来的客人啊，归去吧！蜀地西面有万重高山，峻极入天。西边有昆仑山，群峰相连。日月运行到这里也要回环，受阻于山顶。山峦崖壁盘曲险峻，天然石壁高远绝险。温暖的阳气进不来，阴冷之气牢牢闭塞。千年增加的坚冰，万古积聚的白雪；溪水寒冷，大地裂开，山谷冻结，岩石崩裂。夏月草木枯萎，春天树木折断。苍烟凝聚，黑雾结集；人冻得手指掉落，马冻得骨头受伤。江水喷涌激荡，回旋曲折；栈道沿着云边修筑，钩连相撑。绳桥高悬虚空，旁边层层叠叠，幽深昏暗；向下看不见底，只听见水波声。经过的人惊惧失色，魂飞魄散。又牵引一条绳索，名叫笮；人悬在半空，渡过那绝险的深谷，有时像鸟，有时像猕猴，忽然往来，只庆幸没有掉下去。又有成群的豪猪，竖起鬣毛射人；巨大的寒熊爬树后自己掷下；看见人便撕裂。大麋鹿像牛一样大，长角如剑；饥饿的老虎争抢肉食，怒吼不止。又有高崖坠石，声音如雷霆轰鸣；石头上下撞击，像火星迸散，满山仿佛流星。山涧溪流忽然倒灌，冲垮林木岸壁，使之崩塌破碎。腾跃的猿猴和飞鸟惊骇，木魅山精也出没其间；飞石压人，无法通行。西面有犬戎，和这里的山地相通。他们形貌像人，语言却不同。他们住毡帐，毡帐高隆；穿毛皮衣，毛绒厚密。喝奶酪，吃肉，手持长枪，夹带弓箭；依傍草地和泉水，以战斗和进攻为业。他们的声音像狗，聚集起来像蜜蜂。中原人有的流落在他们中间，难道只是挖草根、吃雪来求生吗？最终必定被刺穿双脚、捆住胸膛，在西海哭泣汉地的月亮，在北风中思念故乡。蜀地西面不能前往，北方来的客人啊，归去吧！

译蜀地南面有卭笮关，是上天设置的险阻，几乎没有平地；绵延的长山横亘在庐江一带，隔绝百蛮。唉，那汉地的平原啊，上面仿佛漏天，竟没有一天不下雨，四时都雨水滂沱。当地人像鱼一样，住在泉水旁；终年连绵阴雨，偶尔才有太阳出来。许多狗仰天对太阳狂吠；人们都湿着身体睡觉，常常偏患腰病而死。又有阳山的道路，毒瘴向下凝结，白日没有光亮，空气昏暗；暑雨使下面潮湿，黄茅在上面蒸腾。南方人都不敢经过，哪里只是走兽跌倒、飞鸟坠落呢？我不知道造化为何如此，又怎能知道这个地方的情状呢？蜀地南面不能前往，北方来的客人啊，归去吧！蜀地北面有剑山，这是高峻险绝、仿佛天凿的门户；两壁深邃开张，高岸嶙峋，向上直插南斗星，旁边镇压大地。山下有一条长路，向北通达秦地。秦地是神州腹地，中间有圣人，左右有伊尹、皋陶这样的贤臣，能够使我们的君主获得治理天下的辅佐。两座宫阙巍峨高耸，上面覆盖着祥云；百官铿锵有序，朝见紫宸殿。玉楼有凤凰，金殿有麒麟；施布德政，降下恩泽，搜求贤才，修明文教。皇帝的教化欣欣向荣，温暖如春。蜀地北面不能前往，北方来的客人啊，归去吧！《送穷文》　叚成式 我在大中八年写过《留穷辞》，文人说我的辞文反而写得更好。到了大中十三年，我客居汉上，又写了《送穷》。这年正月晦日，儿童嬉戏着制作送穷船：剖开竹筒作槽，把竹箨编成门，用细麻缠绕船幅，用楮纸装饰木偶。家长喝醉了酒，请求禳除穷困，要向地上洒酒，歌舞着送穷。我说：‘我所要送走的，不是那种牙齿参差、脚步蹒跚、钻入阴暗缝隙、贪食荤腥和饼食、伸着长脖子滴口水的穷鬼；不是那种因寒冷而哭泣、成群可怜、穿破衣裹着身体、躲在墙角冷冷长啸、凄凉辛苦的穷鬼；也不是那种吓唬巫觋、指使巫师，欺骗痴呆女子，烧掉几张纸钱，骚扰调戏狐狸的穷鬼。有才华却困窘狭隘，削瘦肠胃，咳嗽喘息，防碍儿童，笔枯心焦汗流不止，因这些而死的，离去吧。有的人打开几页书卷，空耗心力、妨碍眼睛，袭取经书、攻读史籍，心胸日益狭窄，因这些而死的，离去吧。有的人议论古今，左边侵凌、右边逼迫，学问不过山麓土丘，酒量浅薄不能承受，因这些而死的，离去吧。’ 《责龟文》　王岳灵 万物中最尊贵的是人；人以才智秀异而尊贵。甲虫中最有智慧的是龟；龟以神灵而著称。能够隐括无形，这就是所谓神灵；能够判断穷通有极限，这就是所谓才智。何况上天和人的道路相距很远，如果没有凭借，又怎么能够沟通遥远之处？因此，吉凶的征兆要借助你来告知，变化的迹象要因你而明白。想要谋划大事、考察疑惑，必须先遮蔽昆命，适宜地蠲除割舍，诱导、爱慕、展开、布陈自己的心腹。你不要欺骗世人，世人正寄望于你。成就天下勤勉不懈的事业，难道不是遵循大道吗？为什么诸吕玩弄权术，会在汉帝面前显示大横之兆？帝辛毒害百姓，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向周武王告知其恶，才衡量其罪恶轻重吗？吕氏的罪恶并不超过帝辛，是因为衡量其德行是否美好光明。姬昌的德行又没有达到姬发的程度。你把自己的行为分成两套，谁不会因此瓦解呢？义礼是车舆，诚信是身体的骨干。为什么陈氏的母亲没有病却说自己有病？鲁国孙氏的臣子占卜而僭越，并且以义相告，导致礼制丧失；失去这类人的实在太多了。我不必一一考察推演卦辞的是蓍草；蓍草的灵验还不如你的长处。判定美丑的是镜子；镜子的明察也不如你的知见。把你的言论刻在竹帛上，万代不会泯灭。为什么还要制造矛盾，使我反而迷惑？古人中有谁说过你能穷究天地的美、通达五行的道理呢？你只是使自己疏通洗涤、仰望探求，却始终没有比较考察。这同曹丘生遭到拒绝、季布却善于顾盼一样，有什么不同？虞国难道真是侨国吗？一定要剥桂树、刻漆树，这并不是材木所愿意的；撕裂鹖鸟的冠羽，也不是禽鸟所希望的。你应当潜伏在深曲的水湾，避开祸患和罗网。九江的授命，你还能够得到吗？难道不是免得使愚昧的百姓被耳目所迷惑吗？《檄曲江水伯文》　樊铸 掌管大地血脉的，难道不是水伯吗？你以兽为身、以人作面，驱使两条龙，居住在百谷之间，享有祭祀已经很久了。因此你败坏元气的液脉，在大地的孔窍中专擅权势。所谓老而不死，这就叫作盗贼。难道我说的就是你吗？为什么？三年二月，春装已经穿上，五六个戴冠的成人，六七位才子，都发扬文才，开张武库，在春日游玩嬉戏，在江岸盘旋回游，兴起飞扬壮志，舞动牙旗，全都凭借白龟的德性，也没有辜负赤鲤的根本。你为什么暗中发动暴虐，偷偷产生毒害？在沙岸堆筑祸患的台阶，在花岛筑起死亡的府库。像这几位人一样，都承受着‘高处建屋、危险临近’的警戒。你起初如果像三十仞高的悬流，飞沫冲出四十里，本来就应当令人尊敬而不敢亲近，哪里还会相互接近呢？可是你的岸不高峻，水流也不猛烈，却设置了让人倚靠的假福，诱使人陷入极易受害的境地；使水中炫耀贯穿坚物的力量，船声像蝉鸣般嘈杂，人们抚空呼天，直到死也得不到救援。你突然肆意施展化鱼的凶恶，谁来降拜感谢你化牛的恩惠？淹没我国的珍宝，难道是明时抛弃珍珠的泉水吗？沉没那些船只，实在是除掉了夜间藏舟的深壑。即使把右山四耳的兽、梦见颍川一角的人放入大江，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使那些揭竿寻找父亲的孩子、投书请求兄长的哥哥、奏起空篌哀悼妻子的丈夫、冒着波涛追随女婿的妇人遭受凶害，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荼毒；愿把这些无辜者一同告诉上下神祇，让他们哭得失声，难道你心安吗？你如今肆意施行盗害暴虐，难道不是说本性和习惯共同造成的吗？为什么呢？从前你曾把孙兴公淹死在后湖之中，把炎帝的女儿沉在东海，把黄氏的母亲变成鳖，把人变成鱼而害死在历阳郡。你应该是倚仗旧日的防护，才扩张后来的谋划；却不知道事情不能屡屡发生，屡屡发生就会遭到耻辱。你的罪恶已经满盈，天命要诛杀你。然而回头查看你从前作恶的地方，有的远在天涯，有的深在地底，都是发生在侯甸之外，并且不在京城之下，哪里比得上今天俯临九门、面对四通八达之地，使哀声悲音上达天听？你是在欺骗谁，竟敢欺骗上天吗？曲江南面有仙阁，北面靠近灵宫，完全可以效法赤水产生黄帝之珠的地方。你为什么要残害百姓，窃取掌管生命的符契？何况这些人都是编入中华风俗的人，游历于无何有之乡，只希望遇到猛火焚山而不被烧死，大水漫天而不被淹没。他们既然进入了你所管辖的范围，即使让他们吃下术士能使人漂浮的药、山经中所说不会沉没的木头，难道就能免除你的谋害吗？如今这条江从最初开凿到现在，绵延数千里，你一代代更换主人，水流和波涛不断消耗，才不过能够和井中之蛙接腋相连，哪里能和海中巨鳖相比呢？你所处的地方难道不狭窄吗？人的赏赐，难道会有船只那样宽大吗？

译到了天宝年间，我的皇帝扩大土地的德政来疏通它，使水泽流动来深挖它，累积闰月所降的水波，使用渡河的船桨，这难道不是给你带来的幸运吗？你为什么因为水满而更加凶恶，以至于自取灭亡，使那些城市中的人士从此以后害怕你像失去神灵的大海，厌恶你如同伸手探入沸汤；你不只是停止了自己的盛事，还是自取过错。即使后悔也还来得及，因为没有谁比君主更尊贵，也没有哪个时节比阳春更美好。君主本来爱护百姓，乘着春气培植德行，宽赦罪过，省察囹圄，除去枷锁；你怎么能仗恃居处无人听闻、拘守偏曲，袭击无辜者于停狱候审之时，把余殃牵连到积德之家？我说那几位受害者将向天曹、地府呼号申诉，不出片刻便会罢黜你的水府职任；否则我就要上书承明庐。我看征兆已经临近，周处将拔剑长驱，劈开水波深入搜寻你的居处和藏身之处；然后让焦侥族中善于向东方请求长臂族的人来把你滤出，又让雄棠北方派长腿人踩踏你。否则便请离朱来察看，命宋定把你捆住；然后调来马、梅、扇等人，把你剁碎烹煮，以兽炭焚烧，制成肉酱，来报复你在东门的罪行。假如你混入虚空隐藏形迹，与水相合藏起身形，就让牛拖着蛇尾，斩断你的根本；即使遇到山中出现野猪毛，也终究难以保证你还能复生。我也姑且等待五六日，直到十天左右，恐怕你会说：‘我没有受到告诫而察看，事情没有命令便自行发生，所以箭已经搭在弦上，只是下垂着还没有发射。’ 假如你能够改弦更张，我就对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若你仍像刻舟求剑那样固执，我将用什么话来回答你？慢慢察看你的变化，务必慎重谋划。《唐文粹》卷三十三上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三下 宋代姚铉编 文丁【总计十五篇】伤悼类【题为哀辞，后面附录】《吊古战场文》【李华】《吊国殇文》【张说】《吊九江驿碑材文》【欧阳詹】《悲剡溪古藤文》【舒元舆】《吊韩弇没胡中文》【李观】《哀二良文》【白居易】《奠相国令狐公文》【李商隐】《祭韩侍郎文》【李翱】《祭独孤常州文》【崔祐甫】《祀吕衡州化光文》【柳宗元】《为常州独孤使君祭李员外文》【梁肃】《祭柳子厚文》【韩愈】《祭柳柳州文》【皇甫偁】《祭亡友故扬州功曹萧公文》【李华】《欧阳生哀辞》【韩愈】《吊古战场文》　李华 浩荡无边啊，平坦的沙地没有尽头，遥远得看不见人影。河水曲折如带，群山纷乱交错。天地昏暗而凄惨，风声悲凉，日色昏黄。飞蓬折断，野草枯萎，凛冽得像霜降的早晨。鸟飞到这里也不肯落下，野兽挺立着却失去了同伴。亭长告诉我说：‘这里是古代的战场，常常使三军覆没，往往有鬼魂哭泣。天阴时就能听见，真令人伤心啊！这是秦代的吗？汉代的吗？还是近代的吗？’我听说齐、魏的士卒被征发戍守，楚、韩招募兵员，奔走万里，连年暴露在野外。清晨在沙草间放牧，夜里踏着河冰渡河；大地辽阔，天空漫长，连归途都不知道在哪里。把生命寄托在刀锋之下，满腔悲愤又向谁倾诉？秦汉以来，常常为对付四夷而战，中原耗损败坏，没有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古人说戎夷和华夏相对抗，王师不能取胜，文教不能宣扬，武将便使用奇谋；而奇兵却不同于仁义。王道迂远宽缓，没有人愿意施行。唉，悲痛啊！我想到北风震动沙漠，胡兵窥伺时机，主将轻视敌人，约定在军门迎战。旷野上竖起旄旗，河川间回旋着彩练般的军阵；军法严峻使人心惊，威势虽尊而军令却轻。锋利的箭镞穿入骨头，惊飞的沙尘扑到脸上。主客两军相搏，山川震动，声势仿佛撕裂江河，气势如雷电崩裂。至于阴气闭塞、寒冷凝结，北海边极其凛冽；积雪没过小腿，坚冰挂在胡须上。猛禽停止归巢，战马徘徊不前；丝绵衣物不能保暖，手指冻落，皮肤冻裂。正当这种严酷寒冷之时，上天让强悍的胡兵凭借凛冽的杀气相互厮杀。他们截断辎重，横向袭击士卒；都尉刚刚投降，将军又被杀死。尸体填满大港两岸，鲜血灌满长城的

译洞窟。无论贵贱，都同样成为枯骨，这种惨状哪里说得尽呢？战鼓衰弱了，气力耗尽；箭射完了，弓弦断了。白刃交错，宝刀折断；两军逼迫相撞，决定生死。投降吧，终身成为夷狄之人；作战吧，尸骨暴露在沙砾之中。鸟声全无，山野寂静；长夜正长，风声淅淅。魂魄凝结，天空阴沉；鬼神聚集，云气密布。日光寒冷，野草短缺；月色凄苦，霜色惨白。如此令人伤心惨目，难道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吗？我听说赵牧统率赵国士卒，大败林胡，开拓土地千里，使匈奴逃遁。汉朝倾尽天下财力，耗尽民力，只是任用得人罢了，难道战争次数很多吗？周朝驱逐猃狁，向北到达太原；修筑朔方城，完整地带着军队回来，举行饮至礼、记录功勋，和乐而安闲，君臣之间穆穆和谐。秦朝修筑长城，直到大海作为关塞，荼毒百姓，万里之地血色深红。汉朝约束匈奴，虽然取得阴山，尸骸却遍布原野，功劳不能抵偿祸患。苍苍上天所养育的百姓，谁没有父母？他们提携、抱负自己的亲人，只怕他们不能长寿。谁没有兄弟？亲密得如同手足。谁没有夫妻？亲爱得如宾客、如朋友。活着究竟有何恩惠，杀死他们又有什么罪过？他们是生是死，家里都无从知道。有人传来消息，将信将疑；忧愁的心和眼睛，睡梦中还看见他们。摆设祭品，倾倒酒杯，哭望天涯。天地因此愁苦，草木也凄凉悲哀。吊祭不能送到，精魂无所依凭，必定会有凶年。人们将要流离失所。唉！悲痛啊！这是时势造成的吗？是命运造成的吗？自古以来一向如此，对此又能怎么办呢？只好把守卫安排在四夷边境。《吊国殇文》　张说 向北征伐东胡，遥远的辽阳和孤竹；偏师覆没于崇山峡谷。露水沾湿茂盛的芦苇，蔓草丛生；风吹高大的树木，枝干相摩。夜里看见马血似火燃烧，雨中听到阵亡将士的魂魄哭泣。君王按击金鼓，怒气填胸；抚摸珠铃，眼泪不断流下。横跨万里抒发遗恨，凭吊群山倾吐悲愤。凶恶的将领使我受辱，我哀悼勇士被夷狄所困。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为什么后来的人还不追鉴？面对死地而出阵，临近伤门而用兵；军队失去主帅，敌军像彩虹吞食云气般压过营垒，战车脱离辐条，大火焚烧军旗。像栾黡那样刚愎自用，却没有范宣来使之惭愧；命运困迫，短兵相接，肌肤迎上刀刃，鲜血染红刀锋。军队残败溃散，抛弃彩练般的战旗；山岭仍在呼号，山谷还残留着战声。尸体倒在原野，这可怎么办呢？违背君王和父母，再也不能相见。唉！为什么天命这样突然，使以仁义治理军队的人，竟成为蛮夷的枯骨？六校中的飞将、镇守五营的精锐士卒，我看见他们出征，却再也没有回来。唉！名声流传，身体却已经死亡。《吊九江驿碑材文》　欧阳詹 这是凭吊令人悲伤之物而作的文章。唉！九江驿的碑，为什么要兴起文辞来凭吊它呢？这块碑的材料，从前是鲁国颜忠肃公建造祖亭时所用的碑材。颜公一向以文才著称，当时的铭志多出自他的文章；他又喜欢搜集奇异之物、留下名声。前些时候他任湖州牧，湖州出产碑石材料，每次都让工匠雕琢，同时配上文章，磨治完成后使用，常常用过的碑材多得数不清。这块碑的材料，终于在山中偏僻之处天然得到；碑座本来有龟形，碑顶有螭龙，虽然还没有完全雕成，却腾挪奋发，像神灵一样。颜公认为它神奇而珍贵，精心选择安置的地方。湖州没有找到合适之处，任满离职回朝时，便把它载上车。经过苏台，进入毗陵，也没有找到适合立碑的地方；转到丹阳，游历建业，也没有立成。到了江州，州城南面有湖，湖东有山，蛟龙奔走、螭龙引路，一直到湖心停船的地方；那里茂林环绕，奇石峭立，形势瑰丽、气象雄胜，不是从前所见可比。那里还有一座神祠，叫祖将军庙。颜公看见它奇异秀美，认为适合安置碑材，当天便用酒肉祭奠祖将军神，拿出五万钱建造亭子，命名为祖亭。南面是香炉峰，北面是浔阳城，九江作为庭院，千艘船只可以经过亭前台阶。亭子建成后，颜公撰写亭记，亲手在这块碑上刻字并立在那里。

译颜公的文章是天下第一流，书法也是天下第一流，祖亭所在的地方同样是天下第一流；希望凭借这三种美好，再加上这块碑材的奇异，彼此相持而流传万古，使搜集奇异、留下名声的愿望得以实现一次。后来有人主管州中事务，在江州九江驿承担修缮损坏建筑的劳苦，记述工程的末尾功绩，便取来这块碑，削去颜公的文章，换上自己的文章，如今成了九江驿的碑。我游历江州，住在这座驿站，祠部员外郎郑恕与我同行。郑恕和州将严士良一起向我说明这件事，并把碑给我看。唉！先被轻视、后来尊贵，是世间常态；先尊贵、后来卑贱，则是人的悲哀。把祖亭和九江驿相比，就如兰室和鲍鱼店相比；把鲁公的文章和如今的文章相比，就如美酒厚醴和糟糠相比；把鲁公的书法和如今的书法相比，就如锦绣和粗麻相比；把鲁公所施行的德业和如今的作为相比，就如华夏和夷狄相比。痛惜啊！这块碑从祖亭进入九江驿，失去了鲁公的文章，换得了他人的文章；削去了鲁公的书法，题上了他人的书法；丧失了鲁公的用途，成为他人的用途。这就是离开兰室而居于鲍鱼店，舍弃美酒而吃糟糠，脱下锦绣而穿粗麻，摒弃华夏而接近夷狄，是最可悲的事情！何况我本来质地天然，必将可以留下名声。鲁公当初那样慎重选择、恭敬对待，而普通人却如此不善地亵渎侮辱它。这和有道之人被刺面、有罪之人被断足、把人放逐到四方边地去抵御魑魅，有什么区别呢？石头不能说话，难道它就没有冤屈吗？所以，凭吊它的情意如果违背事实，便伤害义理；如果使人愤懑，便是冤枉事物；实实在在存在的物体，也应当如此。唉！这块碑的冤屈，你知道吗？暗中扶助你的材料，难道会说毫无用意吗？一定会以特殊的方式颁赐给你，以不同寻常之处使你胜过颜公的碑；那么，明明是从高位的官署降居卑下之处，又何必表彰呢？子产既然把它交给你，终究不会让它长久沉寂。苍天啊，现在叹息又有什么用呢？美玉被拿去抵换禽鸟，高冠被借给脚穿之物，都有如这块碑：先前荣耀，后来受辱；后世不断产生贤哲，难道就没有贤人吗？将来必有人在这里看见它，在这里哀悼它，希望洗去所受的亵渎，恢复它应有的位置。巍巍高立的碑啊，如同神灵；人们可以专心珍视它，上天造就它，怎么会让事情不这样呢？怎么会不这样呢！《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舆 剡溪绵延四五百里，沿岸有许多古藤的残株和树桩紧贴土地。即使春天已经进入地脉，其他植物都发芽生长，唯独古藤仿佛没有察觉到时令，完全失去了生机。我认为扎根于土地的植物，春天到来一定会萌动；这藤也是扎根土地的，为什么土地已经有春意，它却呈现出将死的颜色？于是我问溪上懂道理的人，他说：‘溪中有许多造纸工匠，刀斧无时无刻不在砍伐，把藤皮剥下来供他们的行业使用。’唉！藤虽然是植物，也有温暖就繁荣、寒冷就枯萎、得到滋养就生长、受到残害就死亡的变化，似乎也有天地所赋予的生命。如今被造纸工匠砍伐，不能萌发生长，这是天地的气力被人伤害，竟使一种生物患病到这种地步。后来我经过几十上百个郡，直到东都洛阳、西都长安，所见写作文章的人都拿剡纸互相夸耀。我这才醒悟，从前看见剡藤死亡，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个过错固然不在造纸工匠，而且如今九州的读书人，专门说自己能够看见文章门径的人，数量多得像麻竹一样。他们听着自己的言论，安然自重，都不止像手握骊龙之珠。即使偶有醒悟的人，那一类也非常少，不能胜过众人的人全都收手无言。那些胜过众人的人果然自以为天下文章都归于自己，于是轻慢傲视圣人之道，使《周南》《召南》的风骨折入《皇华》一类的抑扬声调之中，使言偃、卜子夏的文学陷入淫靡放荡之中。肩并肩地执笔写作，动辄有数千上百人；数千上百人的笔下动辄写出数千万字，却不知道其中是错误，日日任意消耗、残害天然生长的藤，甚至比桑麻还要厉害，纷纷颓败堆积，从未见停止。这样一来，那些写绮丽文章、说荒诞话的人，谁不是在使用剡纸呢？造纸工匠贪图利益，昼夜砍伐藤木拿去卖；即使把天下都变成剡溪，仍然不够供应，何况只是一条剡溪呢？因此我担心后世再也不会有藤木生长在剡溪了。大凡人世间的物资使用，只要能够合乎道理，就有不妄用的原则，过度损耗的罪过便不会横加到万物身上。万物供人使用，也有适当的时节；按照时节砍伐，就不会夭折阻绝。我认为如今那些错误地写成的文章，都是夭折阻绝剡溪古藤一类的事。藤木的生长有尽头，而错误文章的产生没有尽头；没有尽头地损害万物，所损害的就不只是剡藤而已。所以我借剡藤来寄托自己的悲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吊韩弇没胡中文》　李观 唐贞元元年，匈奴前来归顺请求结盟。天子认为他们的话诚恳，于是命令上将前往阴山祭坛，听取他们的誓言。监察御史韩君带着文书随军前往。我军上将倚仗九庙的信义，首先同他们结盟，并且在这期间把戎人的心理当作自己的考虑。戎人趁我军没有防备而施行诡计，我方事先没有谋划，结果他们背叛旧盟，所以勇士战死，逃跑的人被追杀，韩君也因此被擒。唉！有准备才能没有忧患，这是军队的常理；戎人又怎能突然施展欺诈呢？即使圣人千虑，也难免一失；韩君因此成为俘虏，上天或许是要借此惊醒我们，并非要使戎人得福。韩君被擒，难道是命运注定的吗？到如今已经五年，生死都无法探知。说他活着，哪里还期望他回来？说他死了，又将永远沉没无闻。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曾经这样深切地牵动琴弦般的心，在遥远的异国辽阔之地，直到西方极边，那里被羌戎占据，他们环视四方，咬牙相向；流沙无波，阴山无春，边草不绿，塞外鸿雁不来。秦朝有长城，汉朝有遗民；死者成为胡人的鬼，生者成为胡人的臣。可怜的韩君啊，生死都陷入极端艰辛；鬼如果有灵，人如果能说话，愿你无论生死都在自己的地方。如今两边都寂然无声，我的内心因此阻塞。你当初奉命出征，意气风发地走向西方，凭借白圭般的恩赐，本以为胜利稳固；激发鲁阳挥戈的勇气，感叹典属国的老成，便投入战事。可是你不能谋划奇策，作为从军的筹略，你本来就有值得怀疑之处，最终当然身处危境。羌戎披散着头发，坐下来用刀杀害我军；仓促之间昏暗混乱，鲜血染红北方边疆。实在是战死者令人痛苦，并非被擒者才值得悲伤。夹谷的防备之事，孔子没有听说过。秦地九月，黄叶才开始落下；长风从西方吹来，猛烈得吹翻屋瓦。我遥望着为你申致凭吊，也害怕后来的人已经无法再看见你。一个魂魄的遭遇，是时势，也是命运。《哀二良文》　白居易

译丞相陇西公出镇汴州，军司马、御史大夫陆长源实际在左右辅佐他，过了两年军政便安定了。司空南阳公在徐州任藩镇，军副使、祠部员外郎郑通诚前后辅佐他，过了十年百姓便安康了。到了十五年春天，陇西公去世；十二天后军队发生叛乱。陆大夫因奉行正直之道而遭祸。十六年夏天，南阳公去世；第二天祸乱便发生。郑员外因行为高危正直而遇害。可惜啊，陆大夫是百姓所仰望的人，郑员外是国家的贤良之士。他们都能洁身自持，居家俭朴，勤勉为国，又以言语、品行、文章、才智、谋略和政事加以充实。因此他们历任要职，参与繁重事务，就像刀剑在磨刀石上新磨成，割东西毫不滞涩；又像悬挂的钟磬，一敲便发出声响。有见识的人认为，将来他们登上天下股肱耳目的重要职位，一定能够修养德行、秉持明智，继承并恢复陇西公、南阳公的事业，作为藩屏辅佐王室。唉！善人本应享有世代相传的福庆，却不能免除自身遭受的祸患。苍天啊！报应施与的征兆，为什么这样昏暗不明呢？从前诗人有《黄鸟》一章，哀悼三位贤良不得善终。如今这篇文章也用来哀悼两位贤良，所以命名为《哀二良》。那无形的大化运行，浩浩荡荡而茫茫无际，其中却含有祸患的根芽，像张开的弩机。梁地发生叛乱，陆长源承受它的毒害；徐州发生灾难，郑通诚遭受它的祸殃。只有善人才是国家的纲纪，国家困顿时，正直之人先死。假如说上天憎恶下民，为什么要生出这样的忠良？假如说上天爱护下民，为什么又要生出这样的豺狼？我想登上幽冥的阶梯，去询问苍天；可是苍天昏暗不可询问，使我的心防备而悲伤。悲痛啊！从今以后，我知道上天难以信实，命运也没有常规了吗？《奠相国令狐公文》　李商隐 戊午年，丁未月初一，乙亥日月底，弟子玉溪李商隐叩头哭泣，祭奠故相国、赠司空彭阳公。唉！从前梦见飞尘跟随您的车轮，如今梦见在山冈送您；古代有哀歌随死者而去，今天却无可奈何。天平年间，大刀长戟，将军酒樽旁，有一人穿白衣；十年忽然像蝉声喧鸣，甲说人们赞誉您，乙说人们诋毁您；有人骂您高如天，有人骂您愚陋卑下如地，脱离蜕壳就像蛇蜕皮、气息消散一样容易。我调任京城之下，您却病在梁山绝崖，飞驰于梁山，行走一千里，也无法把我的辞章奏给天子，只能到墓门前，临终时殷切嘱托，希望您留下。您这是要离去了吗？禁止您按时回来吗？凤栖原上，新旧衮衣【您的先人也曾被赠司空】；有泉水的道路，有夜色中的高台。过去离去的人，应该在那里吧？圣人有孔夫子，廉洁有伯夷；浮魂沉魄，您大概会和他们同在。故乡山岳巍峨，玉溪在其中；送您归去，一生都化为蒿草蓬草。唉！《祭韩侍郎文》　李翱 唉！孔子的学说渐远，杨朱的学说肆行；孟轲加以拒斥，却在成戎之风中败坏，华夏和异端学说混杂，魁梧横行。兄长常常辨析这些，孔子的道理因而显明。建武以来，文章卑下而内容浅薄，气势衰弱，体制败坏；剽窃剥取而不知谦让，争相在辞藻上斗艳，颠倒相互推高。等到兄长作文，能够感动鬼神，除去浮华而取得根本，开合变化奇异惊人，驱使波涛涌起、云气翻腾。包容刘向、越王、嬴秦，并与周武王、殷商相提并论；六经的文风断绝之后重新振兴，求学者有了归宿。文章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兄长任官，从不逃避艰难；奏疏上呈常被斥退，离职后又被调任，升降不改变正直，言论屡屡被人听闻。贞元十二年兄长任汴州，我从徐州来，开始同兄长结交。兄长认为我没有才能，却以朋友相待；讲论文章，分析道理，给我的益处十分深厚。二十九年间，竟不知道时间有这么久。兄长因病休息，我卧病在室；兄长三次来看我，笑谈整日，为什么荒废土地而不耕种呢？当时我只凭一颗心，愿意欢乐地生活，却都厌恶凶恶的言语。兄长病中，便端正地走完生命，顺应自然变化而终，内心没有迷惑；想要告别时有千万种情意，仿佛永远说不尽。临终时大声号哭，肝肠仿佛决裂；老人说长寿，并不意味着死后不朽。兄长的名声将流传，如星斗般光明。我撰写兄长的行状，交给太常，声名充满天地，谁说不会长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防车来到东方，我任刺史于庐江；君命严急，不能前往看望兄长，只能派遣使者捧着酒杯祭奠。百种酸楚搅动肝肠，您的声音容貌仿佛仍在，什么时候才会消失？唉，悲哉！唉，悲哉！《祭独孤常州文》　崔祐甫 大历十二年某月某日，外从祖舅朝散大夫、权知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崔祐甫，派外甥孙、前邓州南阳县尉李综，带着清酒之奠，祭告于从外孙甥、常州独孤使君至之的灵前。去了啊，至之！这是什么时候啊？空旷的原野上，合抱的大树已经长成，荆棘丛生，狐貍出没；林间的风、秋夜的月露，更增添了悲伤。你离去的时候，品格高尚，器量深远，秀美的气质、茂盛的姿态，如今死去又怎么样了？即使还存在，又有谁能与你应答？难道你只是像流苏寄托在马身上一样，随从它一同去了而已吗？呜呼，悲哉！王事牵绊着我，政事又一件接着一件，使我更加困在笼中，不能求得解脱；只有思念你的眼泪，面对秋风独自滴落。平生相约的情谊，姑且再叙述一番：一是用来疏解胸中的愤懑，二是用来简略地告诉明灵，与之相对交谈。我和至之曾思考弘扬道义，从修身推及治国，振兴纲维，挽救坠落的世道。我和至之曾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交友之道：平日相互切磋，遇到死亡便共同赴死。我和至之曾思考如何成就纯正的德行，使言语成为士人的准则，行动合乎时宜。我和至之曾思考如何保全高尚的节操，即使风雨昏暗，也始终不停止正直的言论。我和至之曾思考如何阐明这门学问，不让皋陶、契那样的人独自埋没，而使盛大的功勋在暮年彰显。我和至之谈论空寂与玄理，以庄周梦蝶和以筏渡河作比，最后洒然舍弃。我和至之约定，到了晚年，便躺卧在山林之间，一同披着薜荔。把这些事情大略举出来，实在难以一一说尽。想到我们之间的交情，千枝万缕，犹如霜风扫落树叶，有时分散，有时聚合；万物变化纷纷扰扰，最终都归于野土。过去所致力的事业，谁说它有真正的主人呢？呜呼，悲哉！这清澄美好的酒，平日里我们共同欢饮；为什么今天的这杯奠酒，却取象于观望之意呢？我想这次饱饮，是为了你，必定使我极为痛苦；想来道周暂且停留，随从车马中值得怀念的，只是徐生的絮语。祭祀吕衡州化光的祭文　　　　　　　柳宗元

译元和六年，岁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派书吏和曹家人襄儿，奉上清酒和各种祭品，恭敬地祭奠吕八兄化光的英灵。呜呼！上天啊！君子为什么遭受这样的祸患？实在是上天嫉恨他。活着的人有什么罪过？实在是上天仇视他。聪明正直，行为合乎君子之道，上天却一定要让他早死；具备道德仁义，心志系念于活人，上天却一定要使他夭折。我本来就知道苍苍的上天没有信用，茫茫的上天也没有神明。如今化光去世，我的悲痛更加深重，怨毒也更加猛烈，所以再次呼喊上天说这些话。上天啊！痛苦啊！尧舜之道，广大而简约；仲尼之文，深奥而沉默。千百年来纷争不断，有时失传，有时复得。光明卓异的我的兄长，唯独取得了其中的正直之道；贯通万物化生的根本，与大道一同达到极致。推演到下层，法度没有差错；向旁边推展开来，中和之道充分充实。道理宏大，技艺完备，这才是完整的德行；可是官职只做到一州刺史，年寿不过五十岁，辅佐君王的志向，死后也没有实现。这难道不是因为遵循正直而招致灾祸、喜好仁义而加速罪罚吗？宗元年幼时虽然喜欢学习，却没有听闻真正的道理。等到有幸结交君子，才知道应当合乎中庸，削除邪杂，显明地陈述纯正真实的道理。我之所以能为道而不谬误，实在是兄长促成的。呜呼！内在积蓄深厚，却未必能施展于外；古学修养丰厚，却未必能与当世相合。这两件事彼此相应，从古至今，到了化光身上，表现得最为极端。治理之道位居第一，尚且不是他的长处；文章超过常人，他却略过而不以此自许。他早年所蓄积的志向，巍然可见。如今贪婪愚昧的人都得到尊贵，险恶凶狠的人都得以老于其位，那么化光所遭受的天灾，反而不值得荣耀吗？最令人悲痛的是，他的志向不能施行，功业不能施展。愚昧的百姓不能受到化光的德化，庸俗的人们不知道化光的心意。这些话一说出来，内心仿佛焚烧撕裂。天下如此广大，真正理解他的人却少之又少。自从朋友一个个凋零，志业几乎断绝，我只盼望化光施展他的宏大谋略，使之震动、光耀、昌盛、广大，盛行于当时，让这些人终于知道我们所确立的道义。如今你又去了，我们的道也停止了；即使还活着的人，志向也已经死了。面对江水大哭，万事都完了。穷究上天的学问，贯通古代的知识，一旦离开这里，最终又能到哪里去呢？呜呼！化光如今在做什么呢？停留着吗？行走着吗？昏昧吗？明彻吗？难道已经消散而成为浩大的虚空，与无穷的变化融为一体了吗？还是凝结成光辉，用来帮助照临万物呢？难道化作雨水和露水，来滋润下土吗？还是化作雷和霆，来发泄怨怒吗？难道化作凤凰和麒麟，成为景星和卿云，以寄托他的神灵吗？还是化作金和锡，成为圭和璧，以安放他的魂魄吗？难道又成为贤人，以延续他的志向吗？还是奋发成为神明，以完成他的义行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昭昭明明的存在，究竟有所得吗？还是无所得吗？或者是有知觉吗？还是没有知觉吗？他如果有知觉，能不能使我知道呢？幽明之间茫然无从知晓，我悲恸得肝肠寸断。呜呼！化光，希望你俯临此处，听受这祭奠。为常州独孤使君祭奠李员外的祭文。梁肃。大历九年五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某，谨以清酒之奠，祭奠已故尚书吏部郎、赵郡人李遐叔三兄的灵魂。呜呼！从前那些年，我曾与兄长相互讨论；祸福的规律，有时还可以探寻它的根源。我曾说仁人应当百福繁盛，为什么到了兄长身上，这个道理却不存在了呢？呜呼，悲哉！兄长孝顺友爱，仁慈宽厚，高明宽裕，这是多么丰厚的德行，多么丰富的才华啊！精粹的气质积蓄于内，流露于四肢，发而为文章，文采郁郁，光辉灿然。自从五百年来风雅衰落，借助兄长之手，才郁然成为文章宗师。于是登上御史台，正直地举荐人才；于是列为谏臣，朝廷有缺失便加以补救。玄宗末年，戎狄在内地侵扰，兄长正要奉养父母，却被置身于豺狼虎豹之间，气氛阴霾沉重，几乎玷污自身。后来雷雨般的变化使局势缓解，他才远离祸患，来到东方。皇帝说：‘真是孝顺啊，可以把这种孝移作忠心。’于是名列右掖，仕迹踏入南宫。左丘明以失明为耻，皇甫谧正患疾病；兄长却在清漳闲居，以乐道安命自处。可悲啊，大贤不能享有高寿；人的不幸，上天又有什么话可说呢？过去贾谊被绛灌厌恶，王佐之才不能在汉朝施展。我如今正要出行，却遭逢世道纷乱、时运困塞；古今情形原来是一贯的。呜呼，悲哉！我蒙受愚昧闭塞，早年承受兄长的眷顾恩惠，情义如同兄弟，契合得像符契相合。我们在文章之间博采约取，在性命之理中从容游心，本以为能够携手相期、共度一生，谁知上天竟然阻隔了我，兄长先我而去。呜呼，悲哉！先前我从朝廷官列中出任使者，持有使节，十年离别，一旦之间便有了生死之隔。吴楚相距遥远，江山阻隔，我来不及回去赠送赗仪，也没有能够执绋送葬。在寝门前悲哭一场，魂断心绝；恭敬地接受美好的诏命，来到常州任职，如今帷帐还在这里，这悲哀怎能忘记？两个孤儿幼小无依，仰望苍天，谁说遐叔已经与苍茫的上天一同渺不可寻？魂魄啊，请归来吧，面对这一杯酒。呜呼，悲哉！祭柳子厚文　　　　　　　韩愈 某年某月，韩愈谨以清酒和各种祭品，祭奠亡友柳子厚的英灵。唉，唉！子厚竟然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自古以来没有谁不是如此，我又何必叹息呢？人活在世上如同梦中一觉，其中的利害得失最终又有什么可计较的？人在做梦时，有欢乐也有悲哀；等到梦醒之后，哪里值得再去追忆？凡是万物生长，都不愿意成为有用的材木，因为制作祭祀用的青黄漆木樽，反而成了木材的灾祸。你在众人中被弃置，终于摆脱了上天施加的羁绊；佩着玉佩琼琚，尽情放纵地写出文章。富贵不能使你有所作为，磨灭之后又有谁来记载？你亲自写下的作品，光明显著，而且越来越伟大。不会砍削的人，往往砍伤手指、汗流满面；巧匠在旁边观看，反而缩手藏在袖中。你的文章不能用于治理世道，于是竟让我们这些人掌管皇帝的诏制。你看待世人，自以为无人能及；一遭贬斥便不再复起，群鸟般飞翔着刺向苍天。唉，唉！子厚，如今有这样的存在，也有这样的死亡；临终时的声音，何等铿锵响亮！你遍告各位朋友，把遗言托付给你的儿子；你不嫌弃我，还把后事托付给我。如今世上的交情，看人情厚薄，我哪里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承担你的托付？不是我真正了解你，而是你实在命令我这样做；即使有鬼神，我也不敢把这件事丢弃。想到你长久归去，再也没有来日，我在棺材前设置祭品，发誓以真心说这些话。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译呜呼！柳州的秀美气质，独自禀受于弱冠之年；游学时声誉显著，纵情发挥文章才华。文章如秋涛、瑞锦，气势回旋，驱除虫鱼之滥调；王道之风凛然，接连在科举中名列前茅，很快便进入仕宦等级。读书人和士大夫都注目于他，整肃衣襟；公卿的俸禄仿佛已经在仓廪之中等待着他。可是千里马难以驾驭，太白星也容易惨淡；华美的大钟刚刚敲响，声势却突然停止。面对梧山只能含恨远望，饮桂水也满怀忧愁；众多议论郁结不平，悠悠积累多年。最终突然死在荒远瘴疠之地，从此断绝了寄身旅舍的生活。呜呼！柳州的命运，实在在于上天；贤能的人未必显贵，长寿的人未必贤德。即使是圣人和神灵，也无可奈何于命运。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人们相互对视而叹息；归葬秦地原野，灵柩沿着江边道路而行。声音和容貌都已渺然不见，彼此叹息，更增劳苦。只有美好的名声，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远播、越来越高显。谨献上这篇表达诚意的祭辞，来助祭酒和祭品。请享用祭品。祭亡友故扬州功曹萧公文。李华。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华以清酒之奠，祭奠亡友、已故扬州功曹、兰陵萧公的英灵。唉！茂挺啊，我们平生相知，感情和心志融为一体。岁月造成的分别，转眼竟成了古今之隔。天啊，使我遭受这样的丧友之痛，哪里有尽头！我罪罚深重，艰难祸患集中于身，又远在异乡长久思念你，触目所见都使我号哭心裂。孤独困穷本来就容易感伤，何况哭泣故人呢？凭你的才华，只有茂挺才能成就名声，大概天下的正道也在于此。我命运困顿，陷于厄境，终身躲避乱世而保全忠贞；冒着危险迁葬并附葬，这是孝道。你有辅佐君王的才华，有先师的教诲，却死在道路上，这究竟有什么负于上天的地方呢？上天啊，痛苦啊！从前那些年，我有幸与你交往。你不嫌弃我的愚劣，一句话便彼此契合。古人称管仲、鲍叔牙为知己，如今便是萧、李。彼此有过错一定规劝，没有一篇文章不共同讲论。你能在当世知名，实在依赖我们相互砥砺。这样的往复循环，哪一天能忘记呢？何况我们在千里之外泣血相对，在羁旅中相互依靠。听到你去世的消息这一悲痛，心和骨头全都断裂。痛苦到了极点，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本想寄托言辞，反而更加堵塞胸臆。茂挺啊，茂挺啊！愿你的英灵降临，享用祭品。欧阳生哀辞　　　　　　　韩愈 欧阳詹的家族世代居住在闽越，从欧阳詹以上，家中人都在闽越做官，做到州佐、县令的很多。闽越土地肥沃，山泉禽鱼带来许多乐趣；即使有才干出众、品行秀美、通晓文书和吏事、足以同中原人士并列的人，也从来不肯出仕。唐德宗初年，已故宰相常衮担任福建诸州观察使，治理这个地方。常衮凭文章辞采进身，在当时很有声名，后来又做了大官，亲自治理当地百姓。乡县中有能够诵读书籍、写作文章的人，常衮亲自以宾主之礼接待他们；游览、宴饮、祭享等活动，也一定召他们参加。当时不久，整个地方都欣然受到教化。欧阳詹在这时独自出类拔萃，常衮更加敬重喜爱他，众多生员都推崇佩服他。闽越人参加进士考试，是从欧阳詹开始建立风气的。贞元年间，我到江南谋生，还没有结交当地人士，却常常听到欧阳詹的名声；在江南街巷之间称道欧阳詹，已经很久了。贞元三年，我开始到京师参加进士考试，听到欧阳詹的名声尤其盛大。贞元八年春天，我终于和欧阳詹的文章一同参加考试并登第，这才相识。从此以后，欧阳詹回闽中时，我有时在京师，有时在别处；长久不见欧阳詹，只有他回闽中的时候。其他时候与他分别，大多不过一年或稍长时间就一定会重逢；重逢后一定忘记各自所要奔赴的事情，过了很久才离开。因此我和欧阳詹彼此了解得很深。欧阳詹侍奉父母完全遵循孝道，对妻子儿女仁慈，对朋友以诚实行义道；气质醇厚而端正，容貌庄重严肃。他私下相处时善于谈笑；因为世代相传的文章写得深切精到，喜欢反复辩说，也善于自我表达。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对慈爱和孝道最为重视。贞元十五年冬天，我以徐州从事的身份到京师朝正，欧阳詹任国子监四门助教，将率领他的学生到宫阙之下，请求任命我为博士。恰逢国子监发生案件，事情没有成功上奏；但看他的心意，确实是对我很有帮助，甚至忘记自己的卑微身份而为我奔走。呜呼！欧阳詹如今大概要死了。欧阳詹是闽越人，父母已经年老；他舍弃朝夕奉养父母而来到京师，心里是想在这里有所成就然后回去，使父母感到荣耀，想必他的父母心里也都是这样。欧阳詹在父母身边时，虽然没有离别的忧愁，志向却不快乐；欧阳詹在京师时，虽然有离别的忧愁，志向却是快乐的。像欧阳詹这样，难道就是所谓用自己的志向来奉养父母的志向吗？欧阳詹虽然没有获得官位，名声却流传于众人之间；人们在朋友中确实相信他的德行。这样，即使欧阳詹和他的父母都可以没有遗憾了。欧阳詹的事业和文章，李翱已经为他作了传，所以我写这篇哀辞，来舒展我的悲哀，流传给后世，留给他的父母以解脱他们的悲痛，并以此完成欧阳詹的志愿。为了求取仕途和朋友啊，远远离开自己的故乡；父母的命令啊，儿子奉行着它出发。朋友已经结交到啊，俸禄却实在不丰厚；把志向作为奉养啊，哪里需要牛羊？事业已经成就啊，名声和荣誉又更加光耀；父母欣喜啊，常常仿佛儿子就在身旁。命运虽然说是短促啊，留下的名声却长久；人最终一定会死啊，只愿不要长久悲伤。朋友们看望病情啊，药物十分优良；饮食很合时宜啊，想要什么都没有妨碍。寿命长短不齐啊，这是人世间的常理；无论在身旁还是在远方啊，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山川阻隔深远啊，魂魄仍可以来往；祭祀能够达到啊，不要说彼此不通。哭泣没有益处啊，还是抑制悲哀而自我坚强；推知生者而懂得死者啊，以此安慰孝子的诚心。呜呼，悲哉啊！这也实在难以忘怀。题写《哀辞》之后 韩愈本性不喜欢书写，自己写成这篇文章后，只亲自抄写了两份；其中一份赠给清河崔群。崔群和我都是欧阳生的朋友。我们哀悼欧阳生没有取得官位便去世，为他哭泣，超过了通常的时日而悲伤。另一份如今抄写出来赠给彭城刘伉。刘君喜爱古文，认为我所写的文章合乎古文，于是来到我的庐舍请求文章，前后来了八九次，脸色却没有怨怒，志向反而更加坚定。大凡我写这篇文章，是哀悼欧阳生生前没有显达荣耀，又担心他死后被湮没无闻。如今刘君的请求，未必是因为了解欧阳生，他的志向只在古文罢了。即使如此，我写古文，难道只是取其句读不同于今文吗？思念古人却无法见到他们，学习古人的道，就想连同他们的文辞一并通晓。能够通晓他们文辞的人，根本志向在于古道。古道不随便因人的赞誉或毁谤而改变。刘君喜爱古人的文辞，那么他能够了解欧阳生，也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唐文粹》卷三十三下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四 宋代姚铉编 论甲【总计十三篇】天论三篇 《天论上》【刘禹锡】《天论中》《天论下》帝王三篇 《荀悦论高祖武宣论》【李德裕】《汉昭论》

译《汉元论》封禅一篇 《汉武封禅论》【林简言】封建三篇 《封建论》【柳宗元】《五等论》【朱敬则】《汉祖吕后五等论》【李翰】兴亡二篇 《两汉辨亡论》【权德舆】《三国论》【李德裕】正统一篇 《东晋元魏正闰论》【皇甫湜】《天论上》　　　　　　　刘禹锡 世上谈论天的，大致有两种说法。拘泥于明白可见之天的人说：天与人确实像回声和影子一样相互感应，祸患一定因罪过降临，福报一定因善行到来；人困穷窘迫而呼喊，天一定能够听见；内心隐痛而祈祷，天一定能够回应，仿佛有一个明确的主宰在掌管一切，所以阴德护佑的说法占了上风。拘泥于幽冥不可见之天的人说：天与人确实完全不同，雷霆震击牲畜树木，从来不看它们是否有罪；春天滋生荠菜和苦菜，也从来不选择善者。盗跖、庄蹻得以成功，孔子、颜回却困厄不遇，这就是茫茫无所主宰，所以自然的说法占了上风。我的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写《天说》来驳斥韩退之，言辞确实优美，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并不能穷尽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写《天论》，把这个辩论推究到底。大凡属于形体和气的事物，都有能做和不能做的地方。天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人是动物中最特殊的。天所能做的事，人本来不能做；人所能做的事，天也有不能做的地方。所以我说：天和人彼此交替地胜过对方。具体说来，天的规律在于生长滋养，它的作用在于使事物有强有弱；人的规律在于制定法制，它的作用在于辨明是非。阳气盛便使万物繁茂生长，阴气盛便使万物肃杀；水火能够伤害万物，木材坚硬、金属锋利；人壮年时强健勇武，年老后衰耗昏昧；气势雄厚者相互尊为君长，力量强大者相互推为首领，这些都是天的能力。阳气盛便种植树木，阴气盛便收敛万物；用水来防止危害，用火光来禁止焚烧；砍伐木材，凿取坚硬之物；熔化矿石，磨砺金属；以义制约强暴，以礼区别长幼；尊重贤者，崇尚功劳；建立准则，防止邪恶，这些都是人的能力。人能够胜过天，凭借的是法。法制大为推行时，是非以公正为准；天下人履行正道就一定得到奖赏，违背正道就一定受到惩罚。受到奖赏时，即使是三旌那样的尊贵、万钟那样的俸禄，受赏者都说：‘这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行善才这样。’受到惩罚时，即使是灭绝族属的刑罚、刀锯加身的惨酷，受刑者也都说：‘这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作恶才这样。’因此这样的人说：‘上天怎么会干预人事呢？’只有在告谢上天、报答根本，以及举行四时祭祀、授予时令的礼仪时，才称说上天罢了。福可以凭善行取得，祸可以凭恶行招来，哪里关天的事呢？法制稍有松弛，是非就混乱；奖赏不一定全给善人，惩罚也不一定全给恶人。有时贤者得到尊贵显达，却偶尔夹杂着不肖之人；有时犯过错的人遭受杀戮羞辱，却偶尔夹杂着无罪之人。因此那些人说：‘那个人本来应当如此，果然如此，这确实是道理；这个人本来不应如此，却偏偏如此，难道也是道理吗？这是天意。’有的人甚至可以靠欺诈取得福，有的人也可以苟且逃脱祸患。人道混乱，所以天命的说法也混乱。法制大为松弛，是非便颠倒，奖赏常常落在奸佞身上，惩罚常常加在正直者身上；议论不足以制服强暴，刑罚不足以胜过邪恶，人胜过天的工具全都丧失，只剩下名义而已。那些昏昧的人还在急切地执持没有实际内容的名义，想要同谈论天的人抗辩，这样一来道理就穷尽了。所以说：天所能做的，是生育万物；人所能做的，是治理万物。法制大为推行时，那些人说：‘天怎么会干预人呢？我只是在履行正道罢了。’法制大为松弛时，那些人说：‘道究竟有什么用呢？听任天意罢了。’法制稍有松弛，关于天和人的议论就混杂不清。如今有人凭自己一时的穷困或通达，便想据此判断天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实在糊涂。我说：‘天总是运用自己所能做的事来面对下界，并不是有什么祥瑞专门显示治乱罢了；人总是运用自己所能做的事来仰望上天，并不是能够干预寒暑罢了。生长在太平时代，人的道理清明，人人知道事情的由来，所以不把恩德和怨恨归于上天；生长在乱世，人的道理昏昧，事情的由来不可知，所以凡是由人造成的，都一概归于上天，并不是上天干预了人。’ 《天论中》有人说：‘您说天和人彼此交替地胜过对方，这个道理很深奥，怎么能让普通人家家户户都明白呢？为什么不举些譬喻呢？’刘子说：‘你懂得旅行的道理吗？旅行的人，一群人走向荒野，寻找茂盛的树木休息，到水泉处饮水，一定是强壮有力的人先行；否则，即使圣人贤者，也没有办法竞争。这不是天胜过人吗？一群人到了城郭附近，寻找华美屋檐下的遮蔽，吃饱牲畜肉食，一定是圣人贤者先行；否则，强壮有力的人也没有办法竞争。这不是人胜过天吗？如果行走在虞、芮之间，即使荒野也像城郭；如果经过匡、宋之地，即使城郭也像荒野。就在一天的旅途中，天和人已经交替胜负了。我本来就说过：是非存在时，即使身在乡野之人那里，道理也能胜过天；是非消亡时，即使身在邦国之中，也只有天理能够胜过人。既然如此，难道天不是专门务求胜过人吗？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主宰作用，事情就归于天。难道人真的是专门务求胜过天吗？为什么呢？因为天是无私的，所以人可以努力胜过天。我从一天的旅途便明白了天人关系，这是从近处取譬而已。’问话的人说：‘既然这样说，那么天与人不能彼此分离，确实如此。古人为什么还要把事情归于天呢？’回答说：‘你懂得操舟吗？船在潍水、淄水、伊水、洛水上航行，快慢取决于人，停泊住宿也取决于人。’ 风愤怒地呼啸，也不能把水鼓成波涛；水流回旋，也不能使船突然变得高大。恰好航行迅速而安稳，是人的作用；恰好翻覆而搁浅，也是人的作用。船上的人从来不说是天，为什么呢？因为道理明白。那些航行在长江、黄河、淮水、大海上的船，快慢无法预先知道，停泊的处所也无法确定。树木发出声响形成风，可以遮蔽太阳；车盖一样的云彩，可以显出怪异；平静渡过也是天意，昏暗沉没也是天意，濒临危险而仅能保全也是天意。船上的人从来不说是天，为什么呢？因为道理昏昧。问话的人说：‘我看见船只并排一起渡过，风和水都相同，却有的沉没，有的不沉没，除了天，还有谁掌管这件事呢？’回答说：‘水和船是两种东西。两种事物结合在一起，其中必然存在某种规律；有了规律，然后形势才在其中运行。一条船沉没，一条船渡过，只是恰好碰上了不同的规律，恰好乘着不同的形势罢了。那依附事物而产生的形势，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根本出于缓慢的，形势就缓慢，所以人能够明白；根本出于迅疾的，形势就急迫，所以人难以明白。江海中的倾覆，如同伊水、淄水中的倾覆一样，只是形势迅疾，所以有些情况难以明白罢了。’问话的人说：‘您说有规律存在才产生形势，这不是天；难道天果真比形势狭小吗？’

译回答说：‘天的形状总是圆的，颜色总是青的；周围的尺度可以测量，昼夜可以用来标记和推候，这难道不是规律存在吗？它总是高而不低，总是运动而不停息，这难道不是形势在乘载它吗？如今这苍苍的天，既然在高大之处取得了自己的形体，就不能自行回到低小之处；凭借自己的气运行运动，就不能在片刻之间自行停息。它又怎么能逃脱规律、超越形势呢？我本来就说过：万物之所以变化无穷，只是因为彼此交替胜负、彼此循环利用罢了。天和人，是万物的根本。’问话的人说：‘天果真因为有形体而不能逃脱规律吗？那么无形的东西，您把它的规律安放在哪里呢？’回答说：‘您所说的无形，不就是空吗？空，是形体的稀疏微细状态。作为实体，它不妨碍万物；作为作用，它总是凭借有形之物，必定依靠事物之后才显出形态。如今房屋高大厚实的形状，是由内部形成的；器物功用和规矩的形状，也是由内部产生的。声音发出时有大小，回声不能超过原声；标杆竖立时有曲直，影子不能超过标杆。这不就是空的规律吗？眼睛看东西，并不是自己能够产生光，必须凭借日月和火焰，然后才有光明。所谓昏暗幽深，只是眼睛有不能照见的地方罢了。’ 难道狸、猩猩、犬类的眼睛，也可以一概说成昏暗幽深吗？所以我说：用眼睛观看，得到的是形体的表面；用智慧观看，得到的是形体的微妙本质。天地之内哪里会有真正无形的东西呢？古人所说的无形，大概只是说没有固定不变的形状罢了，必定要依凭事物然后才显现出来。它怎么能逃脱规律呢？《天论下》有人说：古人谈论天的历法和天象，有《宣夜》《浑天》《周髀》等书；谈论天的高远奇异，有邹子。如今谈论天，是否有所依据呢？回答说：我不是属于这类人的。大凡涉及数理的事，由小推及大，一定相合；由人推及天，也同样相合。用道理衡量，万物是一以贯之的。如今人的头、眼、耳、鼻、牙齿、毛发、下巴、口以及全身百骸，是形体中精美的部分；然而它们的根本在肾、肠、心、腑。天有三光高悬，是万象中神明的部分；然而它的根本在山川和五行。浊是清的母体，重是轻的开始。阴阳两种位置既已形成仪象，便相互发挥作用；气息吐出成为雨露，气息呵出成为雷风；凭借气而生，群类分别聚集，植物一类叫作生物，活动的一类叫作虫。裸虫之长是人类，最大本领是掌握人的道理并与天彼此较量，利用天的利益，建立人的纲纪。纲纪有时毁坏，便又回到它的起点。尧舜的书，开头说‘考察古代’，不说‘考察上天’。《幽风》《厉风》的诗篇开头说‘上帝’，却不再说明。人事发生在舜的朝廷，元凯被举用，说的是‘舜任用了他们’，不说‘上天授予了他们’。商代中宗承袭乱世而兴起，心里知道傅说是贤者，于是才说‘这是上帝赐给尧民的遗泽’，这很难用神意来欺骗世人。商代的风俗已经讹误【“禾”反切】，于是牵引上天来驱使人。由此说来，难道天会干预人吗？《荀悦论高祖武宣论》　　　　　　李德裕 荀悦的论述大略说：‘高祖刚刚平定天下时，百事草创；文帝亲自实行清静无为，于是达到了太平，但古代典章还没有完备，制度多有缺失。武帝对内修治文学，对外显示武威，却没有把他的方略完全实行，也没有能够善终。宣帝任用法令，审慎刑罚，考察名实，却不采用儒术，所以治理教化没有成功。’他历述三代以及元帝，说道：‘崇尚儒学，听从劝谏如同流水，引述班固的赞语，礼敬旧臣和老者，优游而明察正直。’又说：‘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轮流担任宰相。’荀悦等人大概认为专门任用儒术，没有比这更盛的了。班固、荀悦都是文雅之士，因为元帝喜好儒学、征召任用儒生，所以把这些当作美德；又深深责罚石显，痛心泣血，称引诗人把恶人投给豺狼虎豹，嫉恨石显到了极点。这与我所听到的情况不同。任用恭显的事情开始于宣帝；在宣帝时代，石显哪里能够毁坏宣帝的大业呢？由此可知，祸害并不在石显。萧望之、周堪都是足以任居朝廷的重要人才，又有师承之恩，是石显所忌恨的，于是被废弃不用。朋龙上书，竟然被交付司法机关。后来刘向被禁锢，张猛自杀，难道能说这是优游明察正直吗？贾捐之、京房虽然没有善终，也都是英俊杰出的才士、通晓道术的奇才，对元帝来说可以说是忠臣，却也因谗言而死。元帝受谗邪迷惑，不能果断；对才俊之士心存疑忌，便动用法令，也不能说他优游明察。贡禹、薛广德虽然能够忠诚进谏，也不过止于委婉劝告；他们从未严厉触犯权奸、斥责邪恶。韦玄成、匡衡从容守住职位，也从未冒犯皇帝的威严、触动皇帝的脸色，所以能够乘时进用，长久安坐其位。过去桀、纣杀死一个龙逢、比干，天下的罪恶便都归到他们身上；桀、纣因为拒绝劝谏而自取灭亡，他们的悖逆已经很严重。元帝因为相信谗言而杀人，岂不是又更加严重吗？王业已经衰败，到了成帝、哀帝，皇统衰落，才过三代，便有王莽篡夺。宣帝说：‘扰乱我刘家天下的是太子。’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深的，这话确实可信。《汉昭论》君主的德行，没有比极其明察更大的了。极其明察，能够照见奸邪，那么各种邪恶就不能蒙蔽他。汉昭帝就是这样。十四岁时，他便知道燕王的书信是伪造的；后来有人诬陷霍光，昭帝总是发怒说：‘胆敢诬陷诋毁的人，治罪！’周成王已经有惭德了，高祖、文帝、景帝都比不上昭帝。成王听到管叔、蔡叔的流言，又看到召公不高兴，于是使周公狼狈地向东而去，《鸱鸮》诗便因此作成。汉高祖听说陈平离开魏王、背离楚王，便想舍弃这位心腹大臣。汉文帝受季布的谗言迷惑，认为他任性使酒而难以亲近，于是罢免他，使这个辅弼大臣归去。郡国疑忌贾谊擅权而造成纷乱，于是又疏远贤士。景帝相信谗言而杀死晁错，七国兵乱平息后，又杀戮三公。这就是所谓怀着狐疑之心，给谗贼之口以可乘之机。假使昭帝得到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成王、康王也不足以和他相比。可惜啊！霍光不学习，也没有治国方术，不能完全称得上有德；但他减轻徭役赋税，使百姓休养生息；与匈奴和亲，百姓富足。商议盐铁并罢除酒类专卖，也确实是任用忠臣的成效。他年纪刚到弱冠便去世，功德没有完全施展，实在令人痛惜。

译《汉元论》汉元帝沿袭武帝在后宫游宴的习惯，又极度喜爱音乐，和弘恭、石显在帷幄之中谋划议论，决定天下士人的进退。史臣赞叹说：‘优游而不能决断，汉宣帝的事业因此衰落。’我认为班固的话没有完全说出其中的偏失；这大概是元帝懦弱而无才，权力转移给受宠的人，并不只是不能决断。帝王，好比天。天以刚健为气，以纯粹精微为本体。气刚健而明亮，三光就不会昏暗；本体纯粹精微，四时之气就不会混乱。所谓刚，就是不停止的意思，所以权衡独自运行，年岁时令没有差错。所谓纯粹，就是不夹杂的意思，所以杂乱之气消散，阴阳不会错乱。假如运动不由权力中枢掌握，熔铸不由大冶主持，那么浩荡的上帝又能做什么呢？《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的百姓的聪明；上天的观察，来自我的百姓的观察；上天的听闻，来自我的百姓的听闻。’难道尧舜时代是上下都公正，谗言无法流行，所以人与上天共同拥有聪明吗？难道幽王、厉王时代是上下全都邪恶，谗言相互蒙蔽，所以人不与上天共同拥有聪明吗？元帝自称是淫乱的君主，各自以他的臣子为贤，难道能让天下全都觉醒，天下还会得到一个危亡的君主吗？元帝本来应当自以为弘恭、石显贤能，因而任用他们而不加怀疑。’ 《汉武封禅论》　　　　　　　林简言 仲尼认为季氏到泰山举行旅祭是僭越，汉武帝封泰山，难道不是僭越吗？又听说没有那样的地位、没有那样的德行而举行此事，叫作僭越；有那样的地位而没有那样的德行，举行此事也叫僭越。又听说封泰山是为了报答成功。这些事情都是德行与地位相称的人才能做的，例如伏羲、神农，轩辕、颛顼，尧、舜、禹、汤。汉武帝封禅，究竟想仰慕谁呢？秦吗？伏羲吗？尧舜吗？秦朝封禅两代便灭亡，本来不值得仰慕。若是以伏羲、尧舜为心中榜样，也应当访求伏羲、尧舜的道吧？应当拿自己的行为同他们相比吗？不相比吗？伏羲、尧舜住茅屋却不修剪茅草，树木也不显露成材，难道能说相同吗？他们在两阶之间舞干戚，而不以武力穷兵黩武于边疆，难道能说相同吗？他们任用夔掌管音乐，而李延年却得到进用，难道能说相同吗？他们设置诽谤木，让百姓批评政事；而汉武帝却捕捉诽谤者处死，难道能说相同吗？凡是这些事情，即使供役之人也知道不相同。按照汉武帝的打算，应当停止那些不相同的事，实行相同的事。皇帝实行了，卿大夫便会实行；卿大夫实行了，国人便会实行。这样，即使不举行封禅，伏羲、尧舜的德行和美好也会自然到来。为什么不遵循这条道路，却取用司马相如肥腴谄媚、遗留下来的草稿，在内欺骗自己的内心，在外欺骗千秋万代；矫饰名声，窃取德行，冒着烟云，登上高险之处，封泰山、禅梁父；喜好商纣、夏桀那样的嗜好，却行走在伏羲、尧舜的遗迹上。季氏的僭越，怎么能够逃脱呢？从前齐桓公商议封禅，管夷吾用别的话来使这件事停止，因为齐桓公没有帝王的地位。没有德行和没有地位，两者相差能有多少呢？假如汉朝有人像管夷吾一样，当然也应当用三脊茅这样的说辞作为借口，不让自己的君主与季氏相同。《封建论　　　　　　　　　　柳宗元 天地果真没有开始吗？我无法知道。活着的人果真有起初吗？我无法知道。既然如此，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回答说：有起初的说法更接近。谁能说明这一点？从封建制度可以说明。那封建制度，历经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却没有谁能够废除它。并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形势的产生，难道就是活人的开始吗？如果没有开始，就无法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并非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人类最初和万物一同产生时，草木茂密，鹿猪野蛮；人不能搏击吞食，又没有毛羽，不能自我供养、自我防卫。荀卿说过：‘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凡是借助外物，就必然发生争夺；争夺不停，必然要到能够判断曲直的人那里听从裁决。聪明明察的人，所能使之服从的必然很多；告诉人正直的道理而人仍不改，就一定要用痛苦惩罚他，然后他才会畏惧。于是君长、刑罚、政令产生了。所以邻近的人聚集成为群体，群体一分开，争斗必定扩大，于是有了武器和刑罚。德行更高的人，众多群体的首领又前来听命，以安定自己的属众。于是有了诸侯的等级；他们之间的争斗又扩大了。德行更高的人，诸侯又前来听命，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有了方伯、连率之类的官长，他们之间的争斗又扩大了。德行更高的人，方伯、连率之类又前来听命，以安定自己的辖区。然后天下才逐渐归于统一。因此，有了里胥，之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之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之后才有方伯、连率；有了方伯、连率，之后才有天子。从天子到里胥，凡是德行留在人们心中的人，死后人们一定寻找他的后代来奉戴他。所以封建制度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情距离太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十分详尽。周拥有天下后，分割土地，像剖瓜一样把它分封出去；设置五等诸侯国，诸侯遍布各地，像星辰罗列一样环绕天下；聚合时如车轮运转、辐条汇集，形成朝觐会同；分离时则成为守卫臣子，护卫城池。然而到了夷王以后，礼制受到损害，尊严受到伤害，天子下堂迎接朝觐者；这种情况延续到宣王。宣王挟有中兴、复古的德行，拥有向南征讨、向北讨伐的威势，却始终不能确定鲁侯继承人的人选。周王室逐渐衰落，到了幽王、厉王，王室东迁，自己列为诸侯。此后，有人询问九鼎轻重，有人射箭射中王的肩膀，有人讨伐凡伯，有人诛杀苌弘。天下背离混乱，已经没有尊奉君主的心。我认为周朝的丧亡早已发生，只是徒然把一个空名建立在公侯之上罢了。这难道不是诸侯势力过于强大，形成尾大不掉的祸患吗？于是把天下分成十二国，合并为七国，威权分散到陪臣的国家，周朝最终被后来受封的秦国灭亡。那么，周朝衰败的开端，大概就在这里了。秦统一天下后，分割都城和边防之地，设置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士的旧制，设置郡守县宰；凭借天下雄伟的形势，建都于四方的上游要地，把控制四海的权力掌握在手中，这就是它做得对的地方。然而不过数年，天下便大乱，也是有原因的。它屡次征发万人，滥施威刑，耗尽百姓财物，使背负锄头而被谪戍的人四处相望，联合起来，大声呼喊而聚成群体。当时只有叛乱的百姓，没有叛乱的官吏；百姓在下怨恨，官吏在上畏惧。天下相互联合，杀死郡守、劫持县令而一齐起兵。祸患在于民怨，并不在于郡县制度失误。汉朝拥有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偏失，沿用周朝的制度，在全国分封同姓宗室，封赏功臣。几年之间，疲于奔命、扶伤救病都来不及；又被困于平城，遭受流矢之患，国势日渐衰微而无法挽救，连续三代都是如此。后来谋臣献上计策，才逐渐削弱诸侯，使他们各自守护自己的封国。然而分封制度开始实行时，郡县与封国各占一半；当时只有叛乱的封国，没有叛乱的郡县，秦朝制度的长处也就很清楚了。继承汉朝而称帝的朝代，即使历经百代，也可以由此推知。唐朝兴起，设置州县，任命刺史县令，这正是适宜的制度。

译然而仍不时有桀骜奸猾之徒兴起，残害地方，这种过失不在州，而在军队。当时只有叛乱的将领，没有叛乱的州，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实行分封制，必然会爱惜自己的土地，把百姓当作子弟，顺应当地风俗，整治当地政务，这样施行教化就容易。郡守县令只顾一心想着升迁自己的官秩罢了，哪里能够治理地方呢？”我又反驳他说，周朝的事迹完全可以看清。列侯骄傲自满，贪财好战，大体上是扰乱国家的诸侯多，治理国家的诸侯少；诸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令，天子也不能改变诸侯的君主。把土地私自授予他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做到；过失在制度，不在政务，周朝的情况就是这样。秦朝的事迹也完全可以看清。有圣人的制度却不交给郡县实行，这是对的；有治理百姓的臣子却不让他们担任郡守县令，这是对的。郡县不能正确施行制度，郡守县令不能确定治理方针，酷刑苦役使万人侧目；过失在政务，不在制度，秦朝的情况就是这样。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施行于郡，不施行于封国；控制郡守县令，却不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立即改变其封国；封国百姓即使困苦，也不能立即予以废除。等到他们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也不过是悄悄逮捕后迁徙他们，或者调兵将其夷灭罢了。在大逆不道尚未公开显露之前，对于那些以奸邪谋利、搜刮财物、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极力残害百姓的人，却没有办法处置。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治理得当而且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发现孟舒，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听说黄霸贤明，亲眼看见汲黯简朴安静，就可以任用他们，也可以恢复他们的职位，还可以放心把整治一方的重任交给他们。有罪便可以罢黜，有才能便可以奖赏；早晨任命他，如果他不守道义，晚上就斥退他；晚上接受任命而不守法，早晨就斥退他。假如汉朝把所有城邑都封给诸侯王，即使他们作乱，也只能使百姓忧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国方法无法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法推行。明白责备并引导他们，他们表面接受任命而退下，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便结交同列、谋划合纵，于是彼此相顾而怒目相视，突然起兵。幸而没有起兵，削减一半封地，百姓也还是困苦。哪里比得上把他们整体迁徙，以保全当地百姓呢？汉朝的事实就是这样。如今国家完全采用郡县制度，连续设置郡守县令，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很确定的。善于控制军队，谨慎选择郡守县令，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安定了。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分封而国运长久，秦实行郡县而国运短促，这尤其不是所谓懂得治理之道的人所能解释的。” 魏承继汉朝，仍然实行分封；晋承继魏，也因循旧制而不改变，但这两个王朝都衰败了，并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祚。如今纠正旧制而加以改变，已经延续将近二百年，伟大的事业更加稳固，这与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又认为商、周是圣王，他们都没有改变分封制度，本来不应当再议论此事。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商、周没有改变制度，是出于不得已。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汤依靠他们来黜除夏朝，因此不能废除分封；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武王依靠他们战胜商朝，因此不能改变分封。顺从这种形势来求安定，沿袭这种制度而成为习俗，是汤、武不得已的做法。不得已，并不是天下公义中最重要的原则，而是把诸侯的力量私用于自己，把屏障私留给子孙。秦朝所以改革分封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在形式上具有天下公义的重大意义。它的内心其实是自私的，是要独自占有威势，是要让天下人全都像臣民和畜养物一样服从自己。然而，使天下成为公天下的开端，正是从秦朝开始的。治理天下的道理，难道不是使天下安定并得到人才吗？让贤能的人居于上位，不肖的人处于下位，然后才可以治理安定。如今分封制度让君位世代相承而治理国家。世代相承的君主，上位者果真贤能吗？下位者果真不肖吗？那么，百姓的治理与混乱，就无法预先知道了。若想使国家获利，使百姓的视听统一，又会出现世代为官的大夫、世代享有俸禄封邑的人，把封国的疆域全部据为己有。圣贤即使生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办法在天下立足，正是分封制度造成的。难道这是圣人制定制度而使事情达到这种地步吗？我本来就说过：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五等论》　　　　　　　　　朱敬则 从前秦朝废除五等爵制，崔寔、仲长统、王朗、曹冏等人都认为这是秦朝的过失，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实在是因为没有通晓他们的志意。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首先以博爱为先导，以仁义为根本，张扬礼、义、廉、耻四维，尊崇五种美德，把礼乐悬于朝廷，把规范置于通衢，然后疏导玄妙的教化使其广泛流行，扬起薰风使其高高播散，使和乐平易的甘泽流布，使宽广丰厚的恩泽浸润四方；以正道革除淫邪，以淳厚的风俗柔化人的心骨，使天下人心醉神足。对于忠义，站立时便能看见它们陈列在面前；对于进退趋走的礼节，明亮得仿佛章程就在眼前。礼经所涉及的范围，像日月一样难以逾越；声教所到之处，即使风雨也不能使它中断。圣人知道风俗正在渐渐教化，王道已经施行，于是规划国家、治理四野，以功劳使亲近者受用，分割山川河流，设置坚固如磐石的屏障，内可守卫，外可抵御，形成维系国家的根基；各地在城中相互联结，封国内外彼此交错。即使王道昏暗、时代衰败，恩泽枯竭、政令阻塞，郑伯驱逐周王，申侯杀害君主，鲁国不进贡，宋国不修筑周王室的城墙，吴国征取百牢，楚国询问九鼎，齐桓公小白匡正天下，晋文公重耳凭一战使诸侯归服，种种无君之迹已经明显，篡夺的谋划之所以中途停止，只是因为周礼仍然存在，盟约文书没有毁失，所以都说“不敢失坠，天子的威严正在眼前”。自春秋以后，礼义逐渐衰败，风俗昏浊，羞耻之心全无，奔走争先、首先取得利益的人被视为高明，抢夺财物、把一切归之于命运的人被视为能干。再加上齐国连续八世专擅，三家分裂晋国，子贡扰乱五国，苏秦使七雄相斗；苛刻刻薄之风兴起，经籍教化之道停止，人人都增长欺诈之术，重视攻战，百姓都长着爪牙，没有人不具备觜距般的争斗之性。因此商鞅欺骗旧友，李斯囚禁旧交，孙膑被庞涓害得失去双足，张仪在陈轸那里得志；一旅之众便想称王，再战而胜的强者争相来奉为皇帝。先王防止盟乱的礼制，古代宾主在酒席间交往的仪态，三代的风气全都扫地而尽。何况秦始皇削平天下，并非真正的至公；李斯作为辅弼，也很少遵循大道，百姓看不到德政，只听到暴虐。正当这个时候，上面君主猜疑，下面百姓惊恐，父亲不能保护儿子，君主不能取得臣下的忠诚。若让秦始皇分封土地、让奸雄建立侯国，浅薄的风俗一旦以为晋、郑可以依靠，便会借贼兵、给盗粮，招来龙鱼而助长风雨，分封制度是不能实行的。因此秦朝鉴于周朝恩德绵延深厚，担心自己的谋划不能长远，便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使高下尊卑都由自己裁定，天下的权力掌握在一人手中，百姓不知有两个君主。这只是因为当时不能实行世代分封，并不是轻视功臣、贬低宗室。

译高皇帝具有日月般的光明，胸怀天地般的气量；即使把财物全部拿出来，也不足以分赏论功，即使把封邑全部拿出来，也不足以封赏。那些封国都有百座城池，拥有千里土地和人口，国家富足，土地广大，兵力强盛。五十年之间，七国一同反叛。贾谊忧虑诸侯国势力太大，鼂错请求削减他们的土地。若说他们是因为势力大才反叛，那么还不如召陵之师、践土之众呢；若说他们是因为有才干而起兵，刘濞并没有称王称霸的才干，田禄也没有超过管仲的谋略。况且齐、晋因为违背礼制而感到羞惭，吴、楚因为冒犯君上而不知惭愧，祸衅是由教化造成的，其由来已经很久了。此后，杂糅霸道的政治又衰败，中兴的君主不能改变局面，开始谋划黄初年间的制度，也不能深谋远虑。〔OCR疑误〕汉魏交替之际，考察其经营筹划的开端，并没有积累德行、使光辉重现、恩泽惠及万物的情况。看他们的教化，比秦朝的风俗还要偷薄；观察他们的人民，比汉朝时更加如豺狼。所以魏太祖说：“假使没有我，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称帝，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称王，公然窃取帝号，议论此事的人触目皆是。”想在这样的时代开创赐履封国的基业，把分封传给万代，必然会有人打通三川的道路窥伺周室，披甲带马于汾水低湿之地追逐翼侯。王司徒当时屡次请求实行分封，曹元首又勤勉地向宗室进言，他们都不知道时势。《汉祖吕后五等论》　　　　　李翰 有人说：汉高祖建立五等爵制、分封异姓，这个计策正确吗？高后立了四个非刘氏的王，这件事合乎道理吗？试论述如下：希望天下太平而厌恶混乱，是治理国家的常理；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是养育百姓的大道。然而制定事业、谋划长远，必须随着教化而防范时机，是非的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得失却可能相差到兴亡的程度，难道不是这样吗？考察高祖创建汉朝的情况，他以秦朝灭亡为鉴，宗族没有尺寸之地的封爵，子弟被安置在空虚之地，所以众多枝条不能相助，孤独的根基容易拔除。实行分封的念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他又认为大业可以凭力量取得，以为神明会把天命推给自己，想要包举四海而独享富贵，统领百郡以满足欲望；可是外部受到异端诱惑，内部又疑虑重重。等到看见众人的心意彼此阻隔，私下议论逐渐兴起，才恰好醒悟天下不能由一人独自治理，个人的欲望不能压倒众人，于是分配利益、推行恩惠，先封雍齿为侯，然后将士们收敛锋芒，不再怀有反复之心，豪杰俊士停止疑虑，知道汉朝难以动摇，五等爵制于是实行了。后来鸾车龙旗，都是王室的昭穆次序；穿着绣有黼纹、佩朱黻的，便是功臣的子孙。君主希望世代延续国祚，人民得到安定；君主上面敦厚地表现父子亲爱之情，臣下下面结成体恤信任的意志；群臣诸侯形成犬牙交错的形势，普通百姓断绝乌合起事的举动，这就是这个计策正确的地方。为什么要创立五等爵制的议论，却不遵循三代的典制呢？封国疆土过于广大，防范的堤坝有所泄漏，权势可以与京城相抗，制度上又与国家相对等，过分强大便开启了陵驾僭越的端绪，依仗强势并结交朋党便显露了争斗的征兆。贾谊为其将要作乱而痛心，鼂错忧虑其必然危害，最终使诸侯失去节制，朝廷愤怒而猜忌，这就是这个计策错误的地方。况且中兴的君主，不应让开国功臣的功劳；成就事业的臣子，也有辅佐君主建立基业的巨大力量。因此礼乐应当完备，采用革新的准则，不协调的制度则应当废除沿袭旧制的弊法。看孝惠帝去世后，高后临朝称制，封侯封王的又都是吕氏，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当时早早设置禄产之位，恰当地排列亲疏的等级，缩小他们的封国以谋求保全，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远离祸害，那么陈平、周勃也可以分封土地，将相的后代与刘氏共同立誓，舅甥两家的封国和睦如同唇齿，预先闭塞觊觎的心思，不走猜疑的道路；这样就能恢复英明的君主之位，由自己亲自决定，高后也能在寿陵安然终老，不辜负先帝，哪里还会有齐国军队窥伺的局面、代王邸第所引发的危疑呢？这就是计策得当的地方。〔原文“神害久盈”疑有讹误〕祸害长久积聚，事物不能同时有两个最大的势力；吕氏势力强盛，凌驾于汉朝权力之上，专擅禁军以等待变故，掌握大政以招致毁谤，迟疑于异姓之间，蓄积奸谋等待时机，逼迫大臣，使他们侧目相视，自己反而投入机阱，实际上处于忧患之中，这就是计策失误的地方。唉！事物有使它受益反而造成损害的，也有使它受损反而带来益处的。凡人面对事情常常迷惑，回顾过去便会明白。假使高祖、吕后能够观察过去的形势，分析当时的疑难，谋划防止必然发生的策略，杜绝尚未萌发的祸患，那么惠帝、文帝之间就不会有刘氏、吕氏的灾难，哀帝、平帝时也不会出现依靠晋、郑之类势力的局面。何况周、陈等家族与汉朝休戚相关，百姓和贤士都思念汉朝的恩德，歌谣也没有改变。即使天命的兴衰谁能看清呢？然而只要人的谋划周密协调，就一定不会后悔。《两汉辨亡论》　　　　　　　　权德舆 谈到两汉灭亡的原因，人们都说是王莽、董卓。我认为王莽、董卓篡逆，玷污皇帝的神器而扰乱百姓，这是自取灭亡，天下人都明白知道。冷静考察事情的开端，西汉灭亡在于张禹，东汉灭亡在于胡广；他们都借儒术的名义来伸张邪心，求取一时的大名，取得三公辅弼的地位。他们言辞气势所造成的影响，关系到国家的损益；又多方表现善良柔顺，以保住官位、守住俸禄，有的使当时的君主陷入困境而滋长祸患的阶梯，有的依附凶恶的灾异而结成祸根。因此国家倾覆的契机、篡夺的征兆，都是由他们引导而逐步造成的；虽然年代相距很远，却像亲手传授、使人依照眼色行事一样。他们造成的贼害，难道只是王莽、董卓所能相比的吗？张禹凭经术成为皇帝的老师，亲身担任汉朝宰相，尤其受到尊崇信任，处在君臣关系最受重视的位置，享有儒者最高的尊贵地位。永始、元延年间，天地灾异屡次出现，议论政事的人都尖锐批评王氏专权。当时成帝也因天变而后悔恐惧，却没有办法决断。成帝车驾到了张禹府第，屏退左右来询问他，等候他一句话作为准则。替张禹筹划的人，本应陈述《周易》中“坚冰将至”的警戒，诵读《小雅·十月之交》的讽刺，趁皇帝将要采纳意见之时，痛切地说明得失；张禹却反而以《论语》中少谈天命、不谈怪异为借口，使成帝形成不加疑虑的心态，导致王氏势力逐渐强盛，上下都安然无事，顷刻之间国家便灭亡了。

译即使皇帝的忧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张禹也应当开诚陈说、恳切规劝，当面列举事实在朝廷上争辩，何况正值皇帝到府第宴饮闲谈、虚心决断的时候，他却只顾看着年幼的儿子在床下，又把女婿安排到附近的郡任官，安然把普通家人妇女的私心当作自己的心思，只为自身谋求安逸，不顾国家祸患，终于使群盗玩弄权力，接连掌握首要权柄，祸根成熟、毒害流布，直到新都王莽也无法遏制，这实在令人愤怒。到了东汉东都顺帝、桓帝之间，国统三次断绝，胡广以大儒身份掌握权柄、受到任用，官位达到上台。起初，梁冀凭借外戚的重权，贪婪暴戾地掌管国政；毒死质帝后，商议拥立继承人，公卿大臣都认为清河王年长有德，且最为尊贵亲近，可以使人民安定，既然已经决定策略，梁冀便害怕他明智贤哲，又不利于拥立年长的君主，私下支持蠡吾侯，独自违背群臣的意见。替胡广筹划的人，本应像石头一样坚定中立，坚贞不回，率领赵诚等人，与李固、杜乔共同坚守原则，然后和三公百官在朝廷上正直陈辞；即使梁冀暴虐放纵，难道能在一天之内把汉廷群公全部杀尽吗？胡广却反而追求一时的安稳，首鼠两端、畏惧懦弱，最终使清河王被迁徙废黜，蠡吾侯成为祸根，国家日渐衰败，汉朝的正道日益困窘，酿成党锢之狱和宦官之祸，祸乱循环，终于发展到董卓。赫赫的汉室，竟变成了当涂高；栋梁弯折、鼎器破碎，原因大概早已存在很久了。那梅福以孤独而遥远的身份上疏，张纲以低微的官秩埋轮留车，他们难道是普通的什么人吗？然而人们却不思考这些，唉！趋利避害、以荣显通达为美、以困穷困辱为丑，大体是有生命者的常情。到了亲自掌握政权、关系国家存亡的时候，就应当在最初谨慎，在开始时决断，以引导善良的风气，遏制祸乱的根源。若祸根已经萌发，就应当至死方休；即使白刃也可以踏过，鸿毛也会显得轻微。奈何张禹、胡广在宴饮安逸之时，只求小忠，树立细小的操行，屡屡拿吉祥的卜筮进献，阻挠立皇后的决定。到了国家安危的关头、关系国家大事的时候，却甘心闭口不言，暗中拱手旁观事变，难道仅仅如此吗？当时火焰已经熊熊燃烧而将燎原，洪水浩浩荡荡而将冲上山陵，把天下投入烟尘灰烬，把万人推入昏暗的水患。百代以后，没有人指出他们的姓名；即使史书的赞语略有说明，也没有彻底推究事情的始末。况且《春秋》有“出不越境，书杀君之恶”的原则，文章失实而巧辩，尚且有在两观受诛的惩罚。若处在春秋时代，把张禹、胡广的罪过明确写出，作为告诫后世的材料，难道还记载得完吗？假使西汉能够抑制削弱王氏、尊崇君主而卑抑臣下，那么或许不会有哀帝、平帝时的衰败；东汉能够任用清河王，使君主明智、臣下忠诚，那么或许不会有灵帝、献帝时的祸乱。大汉的国运，不容易看清。有人认为国家的兴亡都有冥冥中的定数，并不是人的谋划能够抗拒；如果这样，那么只要找个瞎子、聋子来任命为宰相，立一个泥木偶人来尊奉，给它穿上官服、系上印绶，排列在朝廷宗庙之中，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尧、舜还要有时询问、有时叹息，殷、周君主有时托梦、有时占卜，像这样终日忧劳直到太阳偏西，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呢？我因研习古史，又喜爱《春秋》褒贬的学问，心中有所愤激，所以辨析其中的原因。《三国论　　　　　　　　　李德裕》魏、吴、蜀三国分割天下，而灭亡有先有后。这并不是因为地势形势有轻有重，也不是因为积累仁义有厚有薄。考察政权掌握在谁手中，就可以知道它们灭亡的先后。蜀国的政权掌握在黄皓手里，黄皓只是一个宦官。对内不能修明诸葛武侯的旧典，对外不能制止姜维的穷兵黩武，国家纲纪一天天败坏，君子不服从，所以先灭亡。魏国自明帝以后，政权归于仲达。齐王以后，君主只能守着空宫。魏国灭亡得如此迅速，是因为昭明的意志将要转移，而帝王神器的重任必须先取得天下人心；没有建立大功，也不敢贸然取代，所以蜀国灭亡后魏国才灭亡。孙皓虽然骄横奢侈、纵情欲望、残暴施刑，却亲自掌握生杀大权，不受宫闱内臣的制度牵制。直到气数尽、上天使其灭亡，才被夷灭。由此可知，君主一天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权柄，就像神龙脱离深泉，震雷失去烟气一样；威势神灵一旦显露，别人就能够制服它。蒋济看到魏文帝给夏侯尚的诏书说：“擅自作福作威，是亡国之人的言论。”所谓权柄，就是施行威势和恩福的权力，难道可以假借给臣下吗？后代看到三国的事情，难道能不戒惧吗？《东晋元魏正闰论　　　　　皇甫湜》论说道：帝王承受天命而成为天下之主，必然要使天下归于一统。说明所承受的天命，是为了端正天下的名位，使天下人的心归于一处。舜把帝位传给尧，禹把帝位传给舜，是凭德行禅让；桀被汤放逐，纣被武王诛杀，是顺应时势而合于天命；秦灭掉东周、西周，兼并六国，是凭力量成功；汉革除秦的社稷，是凭仁义取得天下。因此自尧以来，有时凭德，有时顺时，有时凭力，有时凭义，承继传授始终相贯，虽然途径各不相同，却都取得了正统。至于魏从汉取得天下，晋从魏取得天下，史册已经记载，事实清楚可知。历代帝王都通行这个原则，万代也不会有不同的说法。晋惠帝无道，群胡扰乱中原，晋朝南迁，实际的帝统应当说在元帝。它与祖乙迁都于耿、盘庚迁都于亳、厉王居于彘、平王逃避戎族的事情相同，道理也是一致的。拓跋氏这一族本来是匈奴，来自幽州、代地，后来承袭占有先王的桑梓之地，自行建立中原的帝王名号，难道能说这是灭亡吗？晋朝实际上并没有改变，难道能说这是禅让吗？既然没有别的正统可以传授，过去著书的人却把元魏列为帝统，如今编录的人都把晋列为闰统，实在已经相距太远了。有人说：‘元魏所占有的就是中原吗？’回答说：之所以称为中原，是因为有礼义；之所以称为夷狄，是因为没有礼义，难道是由土地决定的吗？杞国采用夷狄的礼制，杞国就成了夷狄；孔子居住在九夷之地，那里便不鄙陋了；商朝士人受到纣王教化，就成了顽劣之人；由于戎族迁徙，伊川也成了陆浑。可见并不取决于土地。晋朝南渡之后，人才都归附而来，礼乐全都保存，风流文采和善政仍在，史实都保存着。魏氏肆意逞强施暴，残害中原，凡被杀伐的地方，鸡犬都没有留下；驱赶士人和女子作为肉墙，任由他们被杀；把衣冠之士视为草扎的狗，纵情屠杀，族类繁衍而且日益强盛，历年越久越多。若把这样的政权尊为帝统，那么天下士人有人会蹈海而死，天下百姓有人会登山而饿死，难道还能忍心吃他们的粮食、站在朝廷上吗？等到孝文帝开始采用夏制改变夷俗、改换姓氏、变更法令，就已经来不及了。况且所谓承授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又有人说：周继承元魏，隋继承周，国家的兴起实际上继承隋氏。您认为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晋传给宋，宋传给齐，齐传给梁，江陵灭亡后便传给周。陈氏是自行建立后又被夺取，没有必要再说。何况隋兼并江南，使天下统一，又把天下传给了我们；所以向上推究，我从隋接受天下，隋从周得到天下，周从梁取得天下；再向上推究梁，直到尧、舜，这就取得了上天所授的正统。这样说来，陈氏在南方是奸伪之统，元魏在北方是闰统，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还不清楚吗？《唐文粹》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唐文粹》卷三十五 宋姚铉编

译论乙【总共十二篇】辨析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韩愈】《辨曾参不为孔门十哲论》【李观】《孟子荀子言性论》【皇甫湜】《管仲论》【元结】《嬴秦论》【刘蜕】《萧何求继论》【程晏】《四维论》【柳宗元】《六逆论》《辨私论》【牛僧孺】《自明诚论》【欧阳詹】《论相》【杜牧】《卜论》【李华】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韩愈 论说道：登上孔氏门下求学的人很多，三千弟子、四科分类，其中哪一个不是遵循圣人的道，成为君子之儒的呢？他们在错误的言语和错误的行为方面，也可以说很少了。可是孔子称赞只有颜氏之子不犯同样的过错，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允许我试着论述。圣人怀有真诚明达的本性，以中庸的正德为根本；如果内心有所发动、表现于外，便不需要思虑，无不合乎规矩，邪恶的念头没有机会进入，可选择的行为也没有机会再增加。因此只有圣人没有过错。所谓过错，并不是说一定要表现在行动上、显露在言语中，等到人人都说这是过错才算过错；只要产生于内心，就已经是过错了。所以颜子的过错属于这一类。“不贰”，大概是能够在刚开始萌发时就制止它，在尚未表现出来时就断绝它，不让它重复出现在言语和行为中。《中庸》说：“由真诚而明达，这叫作本性；由明达而达到真诚，这叫作教化。”由真诚而明达，不勉强便合乎中道，不思虑便能获得，从容地合乎中道，这是圣人，是没有过错的人。由明达而达到真诚，是选择善道并牢牢坚持它的人。如果不勉强就不能合乎中道，不思虑就不能获得，这就是会重复犯过错的人。所以孔子说：“颜回的为人，选择了中庸之道，得到一项善道，便诚恳地把它记在心中，始终不失掉。” 孔子又说：“颜氏之子，大概接近圣人了吧？”这句话说的仍然是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孟子也说：“颜子具备了圣人的形体而略有不足。”这就是说，他不能完全不让过错产生于内心，但也不把它暴露在外；拿圣人的道来考察，才稍微可以说是过错。颜子自己知道自己是这样，于是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来实现自己的真诚，饮用一瓢水来求得自己的志向；不因富贵妨碍自己的道，不因困厄改变自己的心志，坚定不可动摇，浩然自守。他知道高深坚固的道理值得崇尚，忘记钻研仰望的劳苦；虽然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最终也没有达到圣人的境域。因此孔子叹息他不幸而短命，说“如今已经没有了”，是说他不能和自己一同站立在圣人的境界，观看教化大行于天下。否则，人的行为发于自身而影响别人，言语发于近处而传到远方；如果不谨慎，失败和耻辱便会随之而来。这样之后才想不再犯同样的过错，那么距离圣人的道不也很远吗？可是孔子还肯说他“大概接近圣人”，孟子还肯说他“具备圣人的形体而略有不足”吗？那么，颜子不重复犯错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了。《辨曾参不为孔门十哲论》李观 论说道：“有位客人说：‘仲尼是圣人，曾参是孝子，十哲都是仲尼的弟子。考察他们能够在家孝顺父母，能够对君主忠诚，能够友爱兄弟，能够信守于朋友，能够面对事情，能够写成文章，所以给他们加上这些美称。’可是曾参没有听说兼有这几方面，即便只有其中较近、较小的方面，仲尼分别列举四科、前后列出十哲，曾参为什么没有被列入呢？”主人回答他说：“唉！并不是仲尼在这里有所不同，四科、十哲的名称，只是当时的谈论，并不是闲居时门人全部在场而说的。当时仲尼被围困于陈国、受困于匡地，曾参不在随行之列，所以仲尼谈到身边的人时，称扬他们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那些本来可以获得时机而施展才干、却没有得到机会的人，他便为之赞美、为之感叹。并不是曾参不应当列入这几个人之中。假使曾子当时能够和这些人一起随行，仲尼的圣明一定不会遗漏曾参的孝行，也不会把他排在冉伯牛、仲弓的名次之后。”客人于是称谢而退。有人阻止他说：“客人的问题只知道一个方面，还不知道另一个方面。”主人回答说：“你只得到了细节，没有得到大的道理。况且仲尼怀有最高的圣德，却处在多灾多难的时代，周游各地而不得志，不能得到天下的任用；在鲁国做官没有终身任用，聘问经过宋国，卫国伐树而不任用他，前往楚国又遭遇祸患。然而四科的弟子从未离开他的起居生活，从未缺席他的弦歌诵读；他们不因为师道困顿而说这妨碍自己的仕进，也不因个人私事而离开他，整天温和勤勉，提携负荷，随着他的行动和停留，如同手足羽翼。仲尼有仁德的思想、道德的思虑尚未说出时，颜回总能替他表达出来，所以称颜回为德行之科。仲尼有所陈述而还没有表达明白时，端木赐总能替他通达说明，所以称端木赐为言语之科。子路是勇敢坚毅、果断正直的人，侍奉仲尼时，邪恶不善的道路无法进入，所以称他为政事之科。子游、子夏在《春秋》以外的典籍方面，能够同仲尼讨论，所以称他们为文学之科。因此这几个人闲居时便讲习仲尼的道，出行服役时便承担仲尼的事务；而曾参在安定时固然在场，遇到患难却从未被使用。况且孝是人的常性，不达到孝的程度就不能算人。曾参如果达到了孝，也只是得以成为人罢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况且十哲弟子中，谁没有孝行？只是曾参独自以孝著名，而把孝加在那些人的长处之上，所以不能和他们使用同一个名目。怎么能说曾参只是因为不在随行之列而被遗漏呢？” 孝并不只限于家庭之内：侍奉君主，谨慎办理君主交付的事情，忠实执行君主的命令，这才是孝；侍奉老师，奉行老师的道，敬重老师的事业，这才是孝；不离开危险而趋向安逸，不冒险追逐利益而背弃道义，这才是孝。曾参只是不敬重所承担的事务，不能为了道义而冒险、为了利益而退让；这只是孝于他的孝行，并不是真正的孝。您跟随儒者、守护学业，应该懂得我说的是什么吧？我说的是其中的区别。”主人拍着自己站起来说：“你的辨析固然辨析得很清楚，但这样怎么能算是攻击异端呢？这已经造成危害了。” 《孟子荀子言性论　　　　　皇甫湜》论说道：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卿说“人的善是人为的”，这对于圣人的性理论说来，都是偏于一端的论断。推究而言，人的资质有三等：下等愚昧、中等常人、上等智慧。圣人谈论人的资质也有三种：可以向上提高，可以向下堕落，或者不可改变。黄帝生来就神明灵异，幼年便聪慧敏捷；文王在母胎中便使母亲不忧，在老师面前也不烦劳；后稷出生时不拆不副，后来才智卓异，这些说的是上等智慧。齐桓公有管仲辅佐就能治理，有易牙辅佐就会混乱。子夏出去见到纷华的外物便喜悦，回到家听到仁义又感到快乐，这是中等常人。越椒出生时有熊虎般的形状，叔鱼出生时便有如溪谷深壑般的贪欲之心，这些是下等愚昧。因此，生来就邪恶的人，能说他的本性是善的吗？生来就善良的人，能说他的本性是恶的吗？所以说，孟子、荀卿的言论，对于圣人的性理学说都是偏于一端的说法。穷尽事理、完全洞察本性，只有圣人能够做到。难怪微妙的言论断绝后，异端便兴起；大义乖离后，偏于一端的说法便流行。孟子是大儒，荀卿也是大儒；难道他们只是因为另立门户，才故意坚持曲解的辨说吗？大概是思考还没有达到尽头，明察还没有周遍罢了。即使按照二人的说法，推究他们的起点而概括他们的终点，他们在辅助教化、尊崇仁义方面，也是趋向不同而结果一致、流派不同而源头相同。

译为什么呢？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人人都有。”人的本性生来就是善的，就像水自然向下流一样；外物诱惑于外，情感在内心发动，然后恶才产生。这是在劝人淘汰内心的污浊源头，返回天理。荀卿说：“人出生时不知道尊敬亲人，长大后受到教化才知道；人幼小时不知道礼让，长大后受到教化才知道。”这是在劝人排除嗜欲，追求善良。一人是举出根本来推及枝末，另一人是从枝叶出发而流向根本。所以说，二人的说法趋向不同而结果一致、流派不同而源头相同。虽然如此，孟子的心意是认为人的本性都像尧、舜，尚未达到的人便会受到激励；荀卿的说法是认为人的本性都像桀、跖，达不到的人便会因此懈怠。《尚书》说：“只有人最为灵秀。”《礼记》说：“人出生时本来宁静，受到外物感触便活动起来。”那么孟轲的说法合乎经典的地方更多，难道反而因此尤其错误吗？〔末句文意疑有脱误〕 《管仲论　　　　　　　　　　元结》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议论者多说，如果能得到像管仲这样的人一位来辅佐君主，就应当可以看到天下太平了。元子对此感到奇怪，说：“唉！这话为什么错得这样厉害呢？管仲这个人，不过是人罢了，只可以同他商议私人家庭蓄养的计策，只可以让他整治乡里的田间水沟。做到这些，管仲是能够胜任的；至于辅佐诸侯，他的才干和器量已经显得不足。至于使齐国达到霸业，他的才干和器量也已经发挥到极限。管仲如果看见帝王之道，认识兴国的礼制，那么天子的国家就不会衰败，诸侯的国家也不会强盛。如果说不是这样，请允许我加以说明。”管仲辅佐齐国，使齐国强盛富足之后，就应当请求齐君恢复王室的地位，整顿诸侯的秩序。君主如果对此迷惑，便引用祸福来晓谕他【如约束诸侯的说法】。君主既然听从了，然后向诸侯约言：“如今王室将要衰微，诸侯却相继强盛；文王的教化残缺削弱，几乎将要完全消失；武王的疆域被割裂夺取，没有人防守。礼乐不知道从何而来，征伐又凭什么发动？所以我谨慎守护疆域，日夜勉励，希望振作军威，可以临制各国，取得同诸侯结盟的资格。有朝一日重新恢复天子的正朔，再次确定天子的封畿；对上侍奉天子，恢复先王的教化；对下号令诸侯，恢复先公的制度，大家认为怎么样？” 如果大家都不听从我，就先发兵进逼鲁国，鲁国不敢不服从。鲁国服从后，便与鲁国一起向西进逼宋、郑；宋、郑服从后，便与三国一起向北进逼燕、卫；燕、卫服从后，便与各国一起向西进逼秦、晋；秦、晋服从后，便用书信与七国约束吴、楚。吴、楚服从后，天下就没有不服从的国家了。然后订立盟约。若果真有不服从的，就对服从者约言：“我们这些人用礼义尊崇天子，用法度匡正诸侯，使小国不再常常忧患于弱小，使大国不敢倚仗强盛。这实在是使国家长久的策略。”如果天子的国家灭亡，诸侯便互相争斗，兵戈彼此相加，谁会成为强者？这样又怎能世世代代以礼相让、相互服从，保有宗庙的祭祀呢？所以我竭力劝诸侯尊奉天子。如今某国还在犹豫，应当前往询问它；如果不服从盟约，就与诸侯率兵讨伐它，分割它的疆土，迁徙它的子孙，只留下百里土地来奉祀它的宗社。对下，可以扩大诸侯子孙的产业；对上，可以为天子除掉不服从的臣子，怎么样？这样一来，诸侯谁还敢不服从呢？然后确定天子的封畿、诸侯的疆域、车舆服饰器物玩好、礼乐法度以及征税、赋役、贡物和运输。齐、鲁的秩序整顿后，制度便确定下来，于是共同盟誓说：“有违背盟约的，应当请天子下令，废除他的骄横凶暴，使他建立恭敬顺从；废除他的荒谬迷乱，使他建立明智贤哲。有谁敢不听从，就像最初约定的那样讨伐并分割他的土地。”于是诸侯先分别在天子的都城修建府邸，诸侯便相互率领前来朝见。随后，他们跟随天子斋戒，拜谒宗庙，礼仪完毕。天子发誓说：“唉！王室衰微已经很久了，我不敢指望皇天后土所覆盖承载的……〔原文语意未完〕 天地覆载将在清晨显明，到了晚上却沦为诸侯的奴仆，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只愿保全自己的肌骨，到地下去见先王。如今诸侯不忘先王的大德，不忘先公的忠烈，共同竭力匡正王室，使我能够主持先王的宗祀。我如果昏聩荒淫暴虐，不接受劝谏，丧失先王的法度，对上不能奉守宗祀，对下不能安定人民，你们诸侯就应当整治军队，修缮武器，约束各国，治我的罪；废除我的凶恶后嗣，拥立明智的君主。我如果能够每天勉力振作衰弱的国家，竭力遵循先王法度，对上奉守宗祀，对下安定人民，你们诸侯就应当保卫自己的疆土，安定自己的人民，修治贡赋，与我共同举行郊祀。我有这样的誓言，哪里只是关系到我本人，也关系到后世；我敢以此誓言在宗庙发誓，也敢以此誓言向天地发誓。”诸侯听到天子的誓言，便相互率领盟誓说：“天子有这样的誓言，使我们诸侯世世代代能够竭力扶助王室，使先王、先公的德业永远昌盛。诸侯应当各自铭记天子的誓言，把它传给后代。”我们诸侯再次郑重地相互约定说：“诸侯有昏聩的，就应当按照前面的盟约办理；如果天子昏惑而不能继承先王，暴虐扰乱天下，诸侯应当竭力共同规劝、讽谏、争辩。如果实在不可救药，那么我们诸侯就共同率领合乎礼制的军队进入王畿，再像开始那样进行劝谏。” 如果这样还很不行，就进军到礼兵以及周王的郊外；如果终究还不行，就进军到礼兵以及周王的宫城。军队已经到达王宫，就应当把宗庙的忧患告诉他，把人民的怨恨告诉他，把天子过去的誓言告诉他，把诸侯过去的盟约告诉他；要说明自己不敢欺骗先王、先公，也不敢欺骗皇天后土，然后按照天子过去的誓言、诸侯过去的盟约去做。假如管仲能够这样做，那么周天子还不至于成为奴隶，诸侯的国家还不至于立即灭亡，秦国对天下也还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如果说：‘管仲的才能只达到这个程度，而君主不听从他；管仲的见识已经达到这个程度，而时势却不允许他这样做。那么，管仲难道曾经谋划过这种事情吗？是君主不听从他吗？管仲难道曾经实行过这种做法吗？是时势不允许吗？’何况今天的军队，不能用礼义来节制，不能用盟誓来禁止；像管仲这一类人，想要做什么呢？《嬴秦论》　刘蜕

译天下没有不知道秦国焚烧书籍的，但没有一个时代不说秦国是因为不采用圣人的道术才灭亡的。唉！秦国灭亡，是自己灭亡的，怎么能说是因为焚书呢？只是秦国灭亡了；天下不采用秦国，正如不采用圣人的道术一样，所以秦国没有得到正确的道术，却把它强行施用于天下。当时天下像一家，尊崇秦国；外面没有不顺从的人，所以严刑峻法，禁止人们作恶。既然如此，就不应当废除法律而禁止人们行善；如果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任由天下离心背叛自己。难道这只是秦国狭小的私心吗？大概上天认为秦国强暴，若不使它遭受彻底失败，就无法使四海之心背叛它，所以先断绝人们侍奉君主、尊敬长者的办法，然后顺从天下人的心意，使秦国失去天下。上天赞助秦国，书籍就会保存；上天不赞助秦国，书籍就会被焚毁。但秦国始终没有自己焚书的本心。况且圣人的宫室，先把自己的书藏起来，这说明秦国未曾有过焚书的本心；圣人的家中，先已有了这种心意。所以说：秦国灭亡，是它自己灭亡的。况且圣人的道术与天地同其长久，与鬼神同其幽微，怎么可能由秦国来毁坏或存置呢？确实如此！陶唐氏时代的洪水，前面有圣人的教化，后面有圣人的勤勉，之后人民才懂得侍奉君主、尊敬长者的方法。自从秦火之后，前代圣人已经远去，后代圣人也没有出现，但这种方法不过几代就已经消失了。难道不是上天想要断绝某种事物，就先断绝它的办法；想要建立某种事物，就先建立它的办法吗？如今有人还怨恨秦国没有保全圣人之道，却不知道秦火已经熄灭了。《萧何求继论》　程晏 读汉代史书的人多说：曹参遵守萧何的规章，每天只是饮酒。百姓歌唱道：‘萧何制定法律，讲求严整划一；曹参接替他，守住规章不使失误。’史书记载曹参清静无为，使百姓安宁一致。说他们是汉代两位贤相，真是到极点了！我说：不对！炎热天气里牛渴了，一个小童给它喝水。停积的泥水很污浊，牛已经渴了很久，得到泥水，哪里还顾得上清凉的水呢？假如小童把它牵到清凉的水边，牛肠中的泥垢就会被冲洗掉；那时牛才知道泥水污浊，不能整天饮用。百姓遭受秦朝造成的干渴已经很久了。萧何说：‘我制定法律，是权宜处理天下草创时期的情况。我不会止步于此，还要辅佐君主成为成王、康王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成王、康王时代那样的百姓。’这就是把百姓牵到清凉的水边。曹参每天沉溺于饮酒。惠帝询问此事，曹参欺骗惠帝说：‘高帝创立基业，陛下继承基业；萧何制定制度，我曹参遵守制度。陛下垂衣拱手，我等守住职分。’惠帝认为他说得对，百姓又歌唱这件事。唉！汉代百姓觉得汉代的污浊胜过秦代的干渴，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牵到清凉的水边，肠中的泥垢正在被洗涤。萧何把事业传给曹参，就像木匠能够构架木材却尚未完成覆盖，而最后完成覆盖一定要等到善于覆盖的人来完成。萧何已经构架好了，就把曹参当作负责覆盖的人。曹参守着萧何的构架，却不能完成覆盖，只是欺骗君主说：‘陛下不如高帝，我曹参不如萧何。’善于守成当然可以，但为什么废弃进取呢？如果不能把它说成废弃进取，那么文帝废除肉刑，也就不能算汉主仁圣之中最突出的事了。曹参不能勤勉地辅佐君主实行成王、康王的政事，却不知道自己不能完成萧何的构架，反而沉溺于饮酒；幸好没有像羲和那样遭到诛杀，却贪恋职位、害怕胜过自己的人，掩饰实情、胡乱说话来迷惑君主。这样的人，哪里称得上贤相呢？我不满汉史把萧何说成善于寻求继承者，把曹参说成足以继承其后，所以写下这篇评论。《四维论》　柳宗元 管子把礼、义、廉、耻称为四种维系国家的纲纪，我怀疑这不是管子本人的话。他所谓廉，是说不掩盖恶行；世人所说的廉，是说不苟且求取。他所谓耻，是说不顺从邪曲；世人所说的耻，是说以做坏事为羞耻。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只看见其中有两种纲纪，没有看出为什么能称为四种。所谓不掩盖恶行，难道不是因为认为掩盖恶行是不义，所以才舍弃它吗？所谓不苟且求取，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苟且求取是不义，所以才不去做吗？即使不顺从邪曲和以做坏事为羞耻，也都是如此。那么廉与耻只是义的小节，不可以同义并列而成为纲纪。圣人用来立定天下的，是仁，是义。仁主施恩，义主防范。施恩就是亲爱，防范就是合宜，道理就完备了。实行它就是道，得到它就是德，履行它就是礼，使它真实无妄就是信；都是由同一方向而来，只是名称不同。如今管氏所说的四维，大概不是圣人所建立的吧？他又说：一维断绝，国家就倾斜；二维断绝，国家就危险；三维断绝，国家就覆亡；四维断绝，国家就灭亡。如果义断绝了，廉和耻果真还能存在吗？廉和耻存在，义果真会断绝吗？人已经掩盖恶行、苟且求取、顺从邪曲、以做坏事却不感到羞耻，那么义还能存在吗？假使管子只是一个庸人，才会说出这种话；管子如果稍微懂得道理，那么这所谓四维就不是管子说的。

译《六逆论》《春秋左氏传》记载卫州吁的事情，因而载录六逆的说法：‘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年少者凌驾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进者离间旧臣，小国加害大国，淫乱者破坏正义，这六种情况是祸乱的根源。’我认为，年少者凌驾年长者、小国加害大国、淫乱者破坏正义，这三种确实是祸乱。然而所谓卑贱者妨害尊贵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进者离间旧臣，即使说是治理的根本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说是祸乱呢？所谓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大概是针对选择继承人的原则而言，即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假如尊贵的人愚昧，卑贱的人却圣明贤能，那么以这种情况排除尊贵者，它本来就是治理的大原则，难道可以舍弃它而遵从这句话吗？这显然是不可以的。所谓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进者离间旧臣，大概是说任用人的原则。假如亲近而年长的人愚昧，疏远而新进的人却圣明贤能，那么根据这种情况让他们相互离间，本来也是治理的大原则，又怎么可以舍弃它而遵从这句话呢？如果一定要遵从这句话而使天下混乱，还能称为师法古代训诫吗？这又是不可以的。唉！这三种情况，是选择君主、任用臣子的治理根本。著书的人拘守这句话，把它写成确定不移的论断留给后代，上等聪明的人本来不会被它迷惑；但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守着它作为最大的根据，导致失败混乱的，本来就不在少数。晋厉公死后悼公即位，国家于是得到治理；宋襄公继承君位而子鱼退隐，国家于是混乱。尊贵并不足以崇尚。秦国任用张禄而罢黜穰侯，于是安定；魏国以成璜为相而疏远吴起，于是危险。亲近之人并不足以任用。符氏进用王猛而杀死樊世，于是兴盛；胡亥任用赵高而灭了李斯全族，于是灭亡。旧人并不足以倚仗。关键只在于所信任的人究竟如何。这样说来，这句话大概可以废弃了！唉！古代谈论治理的人，很少能把道理说尽；提出一个主张、建立一项言论，便显得残缺而不安，说它对也可以，说它错也可以，混杂不明而已。把这种话教给后世，后人就不知道应当取舍。明智的人慨然要确定是非，拘泥的儒生和盲目的学者却成群喧嚷，认为他狂妄怪异；这样还想让世上多有明白事理的人，可能吗？天下能够接受教化的普通人并不少，然而很少有人懂得圣人的道术，这本来就是著书者的罪过。《辨私论》　牛僧孺 近古人所说的‘私’，是指苟且聚敛财利、苟且安处逸乐、苟且使自己的房屋得到润饰。我认为，这些都是小人的私心，不是圣贤的私心。圣贤没有私心，却不自知其中也有‘私’。为什么呢？一定是使自身公正无私，却把‘私’留给别人；不是偏私于一身，而是使天下人偏爱自己。凭什么这样说呢？婴儿看见乳母，就惊喜地认出她来，并不是有知识才亲近她，而是因为贪图她的乳汁而偏爱她。马厩里的马看见饲养它的人，就奋力嘶鸣，并不是有知识才亲近他，而是因为贪图他的草料而偏爱他。天下人已经不是乳儿和马匹那样愚昧了。假如有人使自身公正而给天下人带来利益，谁会不以他为有利而偏爱他呢？所以贤明的君主、优秀的宰相一定使天下得到利益而自身公正无私，因此天下人都偏爱并亲近他们。昏暗的君主、愚昧的臣子一定把天下当作公物，却偏私于自身，因此天下人都把他们当作公敌而疏远他们。疏远他的人多了，还想让天下使他昌盛，难啊！从前大禹手脚磨出了老茧，是把自己献给治水事业。皋陶谋划明白、辅弼和谐，是把自己献给规劝进谏。傅说在王庭应答称扬，是把自己献给辅佐君主。周公吐哺握发、勤劳恭敬，是把自己献给礼遇贤才。宣父撰作《春秋》、删定《诗》《书》，是把自己献给垂示教化。所以夏朝的人思念大禹的功劳，虞朝的人思念皋陶的正直，商朝的人思念傅说的政绩，周朝的人思念周公的勤劳，有道之人思念宣父的教诲。有的国家开创后，尊重并偏爱其继承者；有的建立祠堂、装饰塑像来偏爱他们。至于商纣把财物聚集在鹿台，是把天下人的利益据为己有，所以天下人把他当作公敌而疏远他。秦始皇废弃诸侯，是把天下的爵位据为己有，所以天下人也把他当作公敌而疏远他。因此武王把天下的财物视为公有而分散给众人，天下的百姓都偏爱并亲近他；高皇帝把天下的爵位视为公有而分封，天下的英雄也都偏爱并亲近他。所以偏私自利的人会被众人当作公敌而灭亡，自身公正无私的人会被众人偏爱而昌盛。圣贤未必是有意使自身公正无私，只是私心包含其中，却不得不公正；天下也未必是特意偏爱某一个人，只是公心包含其中，却不得不偏爱。我认为，亡国的君主、亡家的臣子、丧身的人，都是没有掌握正确的道理，并不是圣贤没有私心。《自明诚论》　欧阳詹 从本性通达万物叫作诚，从学习通达诚叫作明。上等圣人阐述诚来启发明，其次的人考察明而达到诚。如果不是将要成为圣人，没有不由明而达到诚的。文王、周公、孔子，是从本性出发而达到诚的人；没有这种本性，就无法达到他们的境界。颜子、子游、子夏，是通过明而获得诚的人；具有他们那样的明，就可以达到这种境界。自古以来，由明达到诚的人很多。尹喜由明达到诚而长生，公孙弘由明达到诚而成为卿，张子房由明达到诚而辅佐刘邦，公孙鞅由明达到诚而辅佐嬴氏。明对于诚，就像玉石等待雕琢，器物因此才能制成。所以说：玉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能懂得道理。器物，是隐藏在未雕琢状态中，而在雕琢后显现出来的；诚，是隐藏在不明之中，而在明之后显现出来的。没有雕琢玉石却不制成器物的，也没有运用明而不能达到诚的。唉！既明且诚，把它施行于自身，可以端正各种行为而通达神明；处在家庭中，可以侍奉父母、亲爱兄弟；交游乡里，可以和睦邻里、平息争讼；行事于国家，可以协调群臣、把百姓当作子女；立身朝廷，可以使上下秩序井然；据有天下，可以使教化平治。由明达到诚，所遗憾的只是不能达到诚。假如达到诚，即使踏入水火也不会受害，充满天地也必然得到回应，哪里只是君臣、乡党之间的作用呢？哪里只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呢？明与诚的意义多么伟大啊！凡是君子，有了明，为什么不赶快达到诚呢？先师说过：‘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人’，这就是所谓从本性而达到诚的人。又说：‘通过学习而知道的，是次等人’，这就是所谓从明而达到诚的人。况且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会到来。既然如此，由明达到诚是可以实现的。假如能够实现它，就与从本性达到诚的人虽然道路不同，却同归于一流。知道它的人自然会知道，委身实行它的人也会知道。

译《论相》　杜牧 吕公善于给人相面，说吕氏的女儿吕后将来会极其尊贵，应当把她嫁给季，季后来成为天子；吕侯又称制统治天下，把吕氏子弟全都封为大国之王。隋文帝的相士来和等数人，也说他应当成为皇帝，后来果然通过篡夺得到帝位，这确实说明相术并非虚妄。吕氏从称制到成为皇后，总共二十多年；隋氏从篡位到灭亡，总共三十六年，男女宗族几乎全被杀尽。秦朝末年，吕氏是大族；周朝末年，杨氏世代担任八柱国、公侯、宰相，延续已久。况且只因一个女子、一个男子窃取了帝位，不到二三十年，壮年、老年、婴儿都不得善终。难道不知道一个女子究竟是给吕氏带来福，还是带来祸？一个男子究竟是给杨氏带来祸，还是带来福？得到一时的尊贵，却使百世宗族灭亡，那些懂相术的人应当说：‘这一定是吕氏、杨氏的灾祸。’这样才可以算善于给人相面。如今有人凭一只手指就能得到四海，普通人尚且不愿这样做，何况用一个女子、一个男子去换取整个宗族呢？我读荀卿《非相》，因而感慨吕氏、杨氏的事情，知道荀卿真是大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卜论》　李华 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舜喜爱生养万物的德性，深入人心。五福首先是长寿。麒麟、凤凰、龟、龙，称为四灵。龟不伤害万物，呼吸天地元和，在甲虫之中最尊长而且长寿。古代的圣人剖开龟腹，刮削龟甲，观察其裂纹，用来判定吉凶。这是残害它的生命，削减它的寿命；既削减并残害了它，却又寻求它的灵性，究竟是为什么？愚昧的我不知道天地的心意，也不知道圣人的高明谋略。既说它灵验而长寿，却又使它早夭被杀；剥去它的肉，钻凿它的骨骸，使精气归于无物，却从焦枯朽败之物上求取卜兆，这不是自相反对吗？大人应当与天地同其德性，与日月同其光明，与四时同其秩序，与鬼神同其吉凶，不应当妄为。让长寿者早夭，难道符合天地的德性吗？因万物求取征验，难道符合天地的光明吗？毒害灵龟而求取神异，难道符合四时的秩序吗？借枯龟壳来决定疑惑，难道符合鬼神的吉凶吗？《洪范》说：‘你有大的疑惑，就同卜筮谋划。’圣人不应当对人事有疑惑，却要依靠卜筮。祭祀设尸主，从虞、夏、商、周以来没有改变。战国时期破坏古代礼法，祭祀不再设尸主。尸主的重要性超过卜筮，那么废弃龟卜也是可以的。我又听说，铸造刀剑时，如果不能铸成，就杀一头大猪来祭祀，披散头发哭祭它，这样刀剑就能铸成而且锋利。这大概是因为刀剑是不祥的器物。它的神灵会跃变为龙蛇，穿过木石，进入泉源，甚至发出明亮的光和声音。人不能自行成为神灵，只是凭借天地之气，使天地间的物类变化而成为神灵；这本来并非全部如此，却也都是怪异之事。古代建成宫室一定举行落成礼，钟鼓器械一定举行衅礼，难道神明以贵重的杀牲、烹煮腥膻之物为贵吗？如今丧失了这些礼仪，却没有听说屋室因此不能安身、器物因此不能使用。由此说来，卜筮和阴阳一类的学说，都是妄自造作。清洁坛场，布置精诚，求取福祉降临，遥远得不能达到。农夫、蚕妇把一草一木当作神灵，把一禽一畜当作神灵，对它击鼓起舞，说妖祥好像能够回应，这究竟是真的吗，还是妄说呢？《周易》更改牺牲文字，经过周公、孔子的阐述，已经达到极致。扬子云为《太玄》设置卦象，像《易》一样辨别吉凶。假使后代又有一个像扬子云的人，再写出一本可以用来占筮的书，那么象数的变化难道会有穷尽吗？专门用道德来贯通一切，天地的道理就完备了；又何必借助蓍草和龟甲，又何必求验于鬼神呢？孔子不谈怪异之事，是为了保存道义。《唐文粹》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六 宋代姚铉编 论丙【共九篇】文质三篇 《人文化成论》【吕温】《质文论》【李华】《文章论》【李德裕】经防五篇 《编年纪传论》【皇甫湜】《卜世论》【孙郃】《春秋无贤臣论》《秦穆谥缪论》【皮日休】《太甲论》【陈越石】让国一篇 《吴季札论》【独孤及】《人文化成论》　吕温 《易经》说：‘观察人文，就可以教化成就天下。’能够背诵这句话的人大概是有的，但没有能够阐明它意义的人。试着论述如下：一与二相互生成，造物的大化炉运转，万物变化交错，六气按节令调和，有时阴气闭合而阳气舒展，有时天道成经而地道成纪；有圣人制定准则，实际上就是人文。比如丈夫凭刚强立身，妻子凭柔顺确立地位，父亲慈爱而施教，儿子孝敬而进谏，这是家庭的人文。君主以仁来役使臣子，臣子以义侍奉君主，君主有过失，臣子就辅佐纠正；君主有可取之处，臣子就进献，君主有不当之处，臣子就替换，这是朝廷的人文。三公议论治理之道，六卿分掌职务，九流各有不同旨趣，各种政务最终归于同一目标，这是官府的人文。宽缓就会使人怠慢，要用严厉来纠正；严厉就会使人残酷，要用宽缓来施行；用宽缓调和严厉，用严厉调和宽缓，这是刑政的人文。音乐过度就会使人放纵，要用礼来遏制；礼过度就会使人疏离，要用音乐来调和；随着时势消长，依据风俗变化而通达，这是教化的人文。所谓‘文’，大概是说交错综理各种政务，文饰描绘人情，像形成有条理的文理一样，使它达到应有的道理。那么，‘人文化成’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然而近代阿谀谄媚的臣子，特意因为当时的君主不能效法乾坤、祖述尧舜，便写作‘化成天下’的文章，反而把旌旗、常服、冕服、章句和翰墨当作人文。于是使统治人民的君主浩然忘记根本，得意自满，盛大铺张威仪来寻求最高的道理，坐在那里吟咏文章而等待太平；他们流荡因循，昏暗而没有觉悟，这不是很可悲吗？如果一定把旌旗、常服、冕服当作人文，那么秦、汉、魏、晋，声名显赫、文物制度完备，礼制比五帝更繁缛，仪式比三王更繁多，岂不是可以说‘光明灿烂而富有文采’了吗？为什么衰败混乱却那么多？如果一定把章句翰墨当作人文，那么陈后主、隋炀帝，举止雍容而文辞绮丽，文章充满典籍，岂不是可以说‘文思安详’了吗？为什么灭亡得那么快？从名称意义上核查，从实际情形上研究，结果已经如此；拿今古相比较，用成败来验证，也同样如此。

译《左传》不是说过吗：‘能够经纬天地叫作文。’ 《礼记》不是说过吗：‘文王用文德治理。’那么，‘文’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意义，实在广大啊！怎么可以把名称、数量之类的末流，以及雕虫小技，夹杂在其中呢？《质文论》　李华 天地的道理是平易简约的。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先王使质朴与文饰相互变换，用来补救天下。容易知晓、容易遵从，没有比质朴更好的。质朴的弊病出现，就用文饰来辅助；文饰的弊病出现，就重新恢复质朴，不必等到弊病发展到极端才改变。所以在上位的人不会放纵暴虐，在下位的人不会放纵混乱。《礼记》说：‘国家奢侈，就给它看节俭；国家节俭，就给它看礼。’这里所说的礼，是容易知晓、容易遵从的礼，不是酬酢、裼袭那样繁琐的礼节；所说的俭，是容易知晓、容易遵从的俭，不是住茅屋、用土碗那样的简陋。大概只是通达诚信，使君主和亲属安宁罢了。质朴就节俭，节俭就固陋，固陋就愚昧；它的表现是丰厚肥大。天下愚昧到了极点，就没有恩德。文饰就奢侈，奢侈就不谦逊，不谦逊就欺诈；它的表现是顽固瘦弱。天下欺诈到了极点，就会盗贼作乱。所以说：‘不必等到弊病发展到极端才改变。’固陋而用文饰来调节，并不妨害教训；人不谦逊而使其归于质朴，却难以形成风俗。如果不能教化而导致过失，愚昧的弊病还比欺诈的弊病浅；无恩的弊病还比盗贼作乱的极端缓和。所以说：‘没有什么比奢侈更可取。’奢侈之后才去教化它，就会想求固朴而得不到。利害发生的迟速，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前代君王的礼制，世代滋生出百家之言，世代更加要求人专一而不欺诈，这很难啊！吉凶的仪式、刑罚赏赐的等级，太繁多了。这样就使活着的人无所适从，巧于取巧的人任意玩弄修饰，笨拙的人惶惑而失去守则，真实和虚伪无从分辨。天下渐渐成为积水洼地，荡漾成洪流；即使神禹再生，谁能挽救它呢？统治人民的君主修养德行来治理天下，不在于智巧，不在于功业，只要质朴而有制度，有制度而不烦琐罢了。太康是启的儿子、禹的孙子。当时有尧舜遗留下来的人，也有亲自接受禹恩赐的人，但国家却被羿夺去。内有夏的六卿，外有夏的四岳，而羿、浞愚弄众人、互相争斗，内外臣民默不作声，一概听命。直到少康历经艰难，才恢复原状。由此看来，即使有圣人的谋略教训，又有什么补益呢？汉高祖废除秦、项时期的烦苛政令，到孝文帝实行清静、仁慈、节俭的政策，审断刑狱，停止征发。等到武帝修治三代的法制，天下却荒废耗损，那么文饰不如质朴，就很明显了。汉朝虽然经历了吕产、禄以及吴楚之乱，但宗室和异姓同心合力，一举便安定下来。况且汉朝的德泽结于人心，不像夏家面对的诸吕、吴楚那样强大，远远超过羿、浞。安定汉朝极其容易，而恢复夏朝却极其困难，为什么呢？周朝的德泽最深，周公极为圣明，但近处有管叔、蔡叔作乱，远处有徐国、奄国同时兴起，夷族的祸难很多，恢复也很困难。明君兼备虞、夏、商的典章礼制，后代君王的法度也完备了，走向太平的阶梯已经很厚实。到了成王晚年以后国家才得到治理，只有康王垂衣拱手，监狱空虚。等到昭王南征而不返，国家便由此逐渐衰落，那么周朝郁郁盛大的制度又有什么用呢？周朝六官完备，按四时计算，盛大举行祭祀，车服极为华美，装饰推广到下国；方圆五十里的土地上，卿大夫士人数众多，军队将帅众多，大聘小聘、朝觐会同之礼繁多，土地狭小、人口稀少，不能承受朝见之事，大国怎么能不乱，小国怎么能不亡？《礼记》说：周朝的人强行施行仁政，赏罚穷尽，所以说殷、周的道术承受不了它的弊病。考察前后而评论，夏朝衰败，是失在质朴而没有制度；周朝衰弱，是失在制度而过于烦琐，就是这个缘故。我认为，要想求得天下大治，应从学习经史开始；《左氏传》《国语》《尔雅》以及荀子、孟子等家的著作，都是辅佐五经的书。等到医药方术流行天下，考察、考试和仕进的人应当采用它们；其余百家的学说、谶纬之书，可以保存而不采用。至于丧服制度的繁缛、祭祀礼仪的繁多，不能全部实行的，应当删省，考察寻求简易而合乎人心的制度来施行。这样就可以使风俗淳厚，而不拘泥于坦白明白的道路了。学者拘泥于一贯的教条，因循守旧，不敢有丝毫偏离；古人的学说难道全都完美吗？数说骨肉亲属的罪过，却褒扬叔向；不忍听闻的话，却把它写在昭伯的事上；敬重龟卜的防范之信，却陈述偻句之事；这样使不仁的人萌生盗贼之心，使仁义之士闭目掩卷，究竟怎么样呢？其中有些只是曲解记载、重复常谈，对世间教化没有补益，不学习它们也可以。这样烦琐污杂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减少，平易简约的原则一天比一天得到运用。海内广大，亿兆百姓众多，长期厌烦烦琐之政；如今用简质替代烦文，使天下便利，那么早晨发布命令，晚上就能遍及四方；超过一年，教化便可成就；实行五常，享受五福，这是必然的道理。孔子说，因简约而有所失误的人很少；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传说说：‘顺从人的欲望来行事，就可以。’《礼记》说：‘大的音乐一定平易，大的礼一定简约。’颜子说：‘不要施加劳苦。’经义可以作为依据。像这样治理政事的人，难道还会被惑乱吗？《文章论》　李德裕 魏文帝《典论》说，文章以气为主，气有清浊而且各有形体，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然而气不能不贯通；不贯通，即使有英俊的词句、华丽的辞藻，像编缀珍珠、连接美玉，也不能成为金玉璞宝。鼓动文气，以气势雄壮为美；气势又不能没有收束，没有收束就会流荡而忘返，也像丝竹繁密演奏，一定要有稀疏幽微的声音，听的人才仿佛有所闻；如河流迅猛激荡，一定要有回旋曲折，观看的人才不会厌倦。我的从兄李翰曾说：‘文章就像千军万马，风平雨止，却寂静得听不见人声。’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近代诰命文章，只有苏廷硕除叙述事实之外，自认为文章才华和内容都很充足，取用不尽。沈休文独自把音韵看得最紧要，以声调轻重为难事；言语虽然非常工巧，范围却还不够广远。荆山之璧不能没有瑕疵，隋侯之珠不能没有瑕点；文章高妙，难道会因为音韵而成为弊病吗？这可以说是音韵格律范围以内的事，还不能说是文章之外的意趣。比较他的师友，魏文帝已经与王粲、陈琳、应玚、刘桢讨论过了。江南文人只在五言诗上精妙，所以沈休文长于音韵，却说自屈原以来这种秘法从未见过，不也是严重诬蔑前人吗？古人的辞章高妙，大概是因为语言精妙工巧，适合情感，并不取决于音韵；曹植《七哀诗》有‘徊、泥、谐、依’四韵，王粲诗有‘攀、原、安’三韵，班固《汉书赞》以及当时的词赋多用协韵，‘猗欤元勋佐汉举信是也’便是如此。意思表达尽了就停止，篇章完成不拘泥于偶数韵脚；《文选》中有五韵、七韵、十一韵、十三韵、二十韵的诗，现今的文章从四韵、六韵直到百韵，没有一定用偶数的。因此篇章没有固定曲调，词句很少重复累赘；拿音乐作比，古代辞章如钟磬、琴瑟，崇尚的是最高妙的声音。

译如今的文章像丝竹和鼙鼓，迫于急促的节拍，这就知道声律造成的弊病实在太严重了。世上有批评文章的人说：‘文辞不能超出《诗经》的风雅，思想不能越过《离骚》，只是摹仿描写古人，有什么值得珍贵的？’我说：‘拿它比作日月，虽然自古以来常常看见，但光辉景象总是常新，这正是它成为神妙之物的原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箴》，现在载录如下：‘文章这种东西，是自然生成的灵气，恍惚而来，不假思索便到达；若只靠织缀安排得到它，就会淡薄无味；越是雕琢修饰，越不足珍贵。好比未经雕琢的玉石，磨治而成为器物；奢侈地加工它，再错杂镶嵌金翠，优美的质地既被雕刻破坏，美好的宝物也就被抛弃了，这就是写文章最大的弊病。’ 《编年纪传论》　皇甫湜 评论说：古代史书采用编年体，到汉代司马迁才改变体例，写成纪传体，沿袭至今，没有谁能够改变它。历代评论者认为，司马迁任凭个人意图，荡废古法；纪传体繁杂漫长，不如编年体。皇甫湜认为：是否合乎圣人的经典，取决于内心而不在于外在形式；是否得到良史的体要，在于合宜而不在于相同。采用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只取决于时代所宜和才力所长，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只要是非与圣人相同，辨明善恶而得到天下的公正，不虚美、不隐恶，那么写成纪、传或编年，都是良史。如果论述不足以剖析最高的正道，文辞不足以堵塞无穷的诡辩，那么即使写成纪传体或编年体，也都是罪人。况且编年著作，不就是把事件系于日，把日系于月，把月系于时，把时系于年吗？司马氏写《史记·本纪》，让项羽承接秦朝，让吕后承接项羽，也是因为年代不能中途废弃，年份不能缺漏，所以这样书写。看他作传的用意，是想包罗事迹，贯通言论，详尽记载百代的事务，成就一家之说，因此必须创立新体制而尽情发挥才力。编年体记事受次序拘束，被混并牵制，只能列举大纲而简略叙事，因此遗漏的记载很多，散失的文字也很多；于是另行撰作传记，以备载当时的言语，完整呈现事情的始末。所以《春秋》的撰作，除了《尚书》《左传》之外，又有《国语》；难道还可以把左史的记载省并到右史，把外传合并到内传吗？合并就会繁杂，分开就会不同，删削就会缺漏。司马迁忧虑这种情形，于是革除旧典，开创新体，写本纪、列传、表、书志，使叙述首尾完整，表里互相发明，希望取得适中的体例，流传不朽。从汉代到现在，朝代更替八次，时间经历千年；其间贤人接踵而来，史臣相继不断，考察古今得失，评论著述的利弊，各自炫耀见闻，争相夸耀才能，改变规模、区别体制，传授相承，奉行遵守，于是编年史终于废弃，大概是有原因的。只有荀氏作《汉纪》、裴氏作《宋略》，强求恢复古法，都采用编年体；然而其中善言、嘉言、细节和详尽论述，遗漏很多。只有阅读正史，才能全部明白；它的疏密、遗漏和得失，在这里表现得清清楚楚。如今的作者，如果能够遵守纪传体的体制，像《春秋》一样辨明是非，文章超过司马迁、班固，正直如南史、董狐，那就没有更高的境界了。假如舍弃源头而只从事末流，抛弃意义而只考证外在迹象，即使穿着仲尼的衣服，手持截获麒麟的笔，等同古人的章句，署写奉行周王正朔的月日，说他喜爱古代固然可以，但要看他的书究竟怎么样呢？《卜世论》　孙郃 周成王在郏鄏定鼎，占卜周朝将传三十代，占卜国祚将延续七百年。帝王包容天地，地位尊贵而忧患重大；上天使他们有利于百姓，并不是让他们享受凌驾万民之上的快乐。因此统治人民的人，遇到圣人就把君位禅让给他，遇不到就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所以周朝建都在天下中央，是想便利四方朝见，不依靠山河险阻，而致力于凭德行教化天下。推究它的本意，在于使百姓获利，难道不同于唐尧、虞舜的道路，却反而要占卜国祚和世代吗？如果真想使国祚长久，没有什么比德义更优先；把德义留给后世，得到上天和人的保佑，难道不是无穷无尽吗？哪里会只有三十代、七百年呢？如果看重卜辞而轻视德行，使后代凭借年代和世代长久，必然会轻视德义。这样的谋划不是君子的道路。从前太戊因害怕灾祸而使国家兴盛，帝辛凭恃祥瑞而灭亡，关键在这里而不在占卜那里；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却还要占卜国祚和世代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七百年〕

译《春秋无贤臣论》春秋时期的列国，是周朝的诸侯，接受周王的分封，分为五等。五等爵位以下的臣子，是陪臣。陪臣对于诸侯，诸侯是君主和父亲；诸侯对于周王，周王也是君主和父亲。陪臣对于周王，其关系如同对大祖父。作为儿子的道理，是孝敬父亲，并且希望父亲也孝敬祖父；陪臣忠于诸侯，也应当希望诸侯忠于天子，这样忠孝两全，天下就能安宁。如今《春秋》所记载的陪臣，张大诸侯，侵害王室，使周朝衰弱而诸侯强盛，这是削弱祖父而增强父亲；辅佐诸侯而与周王为敌，这是辅佐父亲而抗拒祖父。遗弃祖父的怨恨，成就父亲的叛逆，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用臣子的道理说，这是不忠；用儿子的道理说，这是不孝；从道理上论，这是伤害义；从情感上推，这是辜负恩德。于是使姬周削弱，只剩祭祀和名号。桓公、文公虽然因此称霸，哪里能够纠正这种局面？反而有封禅、请隧等僭越之事；管仲、晏婴虽有功劳，哪里能够进谏纠正？反而有反坫、毁孔等罪恶。当时风俗教化大坏，天下如同被火焚烧。上天不能暗中安定下民，便降下大圣人使他成为木铎，孔子经过七十多个国家，游说却没有遇到知音，奔走在齐、鲁、宋、卫的郊外，反而像一条丧家之狗。知道当时无法教训世人，又担心后世不知畏惧，于是修订《春秋》，阐明应当亲近谁、背弃谁。其中有罪恶特别严重的，有的被称为夷，有的被称为狄。弑杀君主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奔逃而失去社稷的不可胜数。《尚书》说：‘帝于是震怒。’以至于今天海内没有一件吉祥之事，全都出现妖怪。说《春秋》记载的是乱世，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时人民不能忍受命运，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没有贤臣吗？我写下这篇评论，警告众多士大夫，很多人称赞它，于是听到鬷嘏鬷嘏征召而认为奇异。有人说：‘可以把它刊刻在金石上传为训诫吗？’后来这件事喧传开来，便有人诘难我说：‘《春秋》难道缺少贤者吗？你说没有贤臣，是在激励他们，还是在讥刺他们？那么孔门弟子又怎么办呢？’我说：‘孔门中出仕的人很少，而且只是各家的家臣罢了。你没有读过圣贤之书吗？《易经》说：“屯积膏泽，小事守正吉，大事守正凶。”《春秋》中的大夫，只能算小事守正，为什么不以大事守正来评价他们呢？用王道来衡量五霸，他们仍然是罪人。’ 《秦穆谥缪论》　皮日休 圣人致力于使百姓安定，不会先安排不仁的人来显示自己的仁德，也不会先任用无德的人来显示自己的德行。假如这样做，就是看见危急的人已经坠落才想去援救，看见旁观争斗的人快要死了才开始救助；唉，这也就是不仁了。凭高辛氏的仁德来教化天下，只任用了一个挚；挚做得不好，天下百姓便捕捉尧，让他做君主。凭唐尧的仁德来教化天下，只任用了一个鲧；鲧没有功绩，天下百姓便喧嚷着拥立禹来建立功业。既然如此，挚和鲧，是高辛氏、唐尧确实任用的，并不是预先安排的。推求他们的真实情况而任用他们，百姓尚且会加倍拥戴，何况是预先安排的人呢？晋献公发生骊姬之乱时，后来奚齐、卓子相继死亡，重耳在翟国，夷吾住在秦国。凭秦穆公的力量，制服翟国而使晋国安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重耳的贤能，天下都知道；何况他的随从都足以辅佐别的国家【赵衰、狐偃、舅犯等人所说】。如果先拥立他，一定能诛杀作乱的公子，除掉暴虐的大夫，在成周辅佐德政，在汾水、晋地宣扬教化。然而秦穆公却采纳了公子挚的话【公子挚对他说：“您如果想拥立晋君来在天下成就名声，那么不如先拥立不仁的人，使晋国内部混乱。”】，于是先拥立夷吾，这就是惠公。惠公入晋后，背弃了对内外的贿赂许诺【指答应里克把晋国方圆百里的田地分给他，答应丕郑、肩蔡把方圆七十里的田地分给他们，答应公子挚黄河以外的五座列城、黄金三十镒、白玉珩六枚】，杀掉了原先拥立他的臣子【惠公二年春天杀里克，秋天杀丕郑】，并奸淫先公的妻室【指惠公与献公夫人贾君通奸】。所以活着的百姓兴起歌谣【指百姓歌唱说：“侯爵不能成为侯爵，果然丧失了成为侯爵的原因。”】，死去的人也没有得到报偿【指惠公即位后改葬恭世子，而自己死讯传到国外】；最终惠公被秦国擒获【惠公在九月被擒，十月被送回】，他的儿子又被晋人杀死【指惠公十五年去世，怀公即位，秦国于是从楚国召来重耳并送他回晋，晋人把怀公杀死在高梁】。唉，造成这种结果的，不是晋人的罪过，而是秦人的罪过。挚被立为君八年，因为做得不好而被废黜；鲧被任用三年，因为没有功绩而被诛杀。何况晋惠公在位期间，成为宗庙的蛀虫、国家的莠草，一旦被立便在位十五年，他造成的祸害就更大了。如今的学者把秦穆公称为“缪”，还对这个谥号有所怀疑；读到这篇文章，就可以确定把秦穆公谥为“缪”是正确的。《太甲论》　　　　　　　　　陈越石 殷太甲不能给天下带来恩惠，他的臣子便把他放逐了；后来他能够改正过错，也还是由臣子拥立他复位。有人说：“掌管国家社稷的臣子，就应当这样做。”这是对国家认识浅薄的人的议论。至于承继成汤的教化，保全殷朝的统绪，树立臣子的节操，难道会是这样吗？君主是昏庸还是贤明智慧，臣下难道会不知道吗？选择继承人，应当寻求贤能者来拥立；如果不知道他并不贤能，反而把他立为君主，就是不明智，于是将他放逐，让他自行改过。这就像太阳发生日食却不吐出它，等待黄河变清也很难等到。中原的鹿将要逃散，等待时机乘龙而起的臣子又将怎样施展自己的事业呢？何况人的身体不是金石，却要冒着雾露，像怀抱着丧失国家的耻辱那样损伤自身，那么弑君的诽谤便消失，也就无话可说了。陈子说：臣子的忠诚，是有幸而成就的忠诚；君主的即位，是有幸而成就的即位。由此可知，殷朝的君臣都是侥幸成功的。唉！浞浞接踵而来，羿羿肩并肩而立，这样的君主可以放逐吗？后来西边有新朝兴起，东边有魏国形成，司马氏取得天下，它们开始时未尝不是依靠伊尹、周公，最后却未尝不是像后羿、寒浞一样，都是借取伊尹、周公的名义作为借口。孟子说：“如果没有伊尹那样的心，就是篡夺。”这难道还有疑问吗！《吴季札论》　　　　　　　　独孤及

译谨按：季札三次把吴国让出，《春秋》却褒扬他。我考察旧史中关于此事的先前记载，私下认为：废弃先君的命令，不是孝；附和子臧的义行，不是公正；拘守礼节、保全操守，却使国家发生篡夺、君主被弑杀，不是仁；出国时能够察看变故，回国后却不讨伐乱臣，不是智。左丘明、太史公记载此事却没有讥刺，我对此感到疑惑。国家最重要的原则，确实在于选择继承人。王者慎重于德行不能树立，所以按照贤能来选择时可以废弃年长者，按照道义来选择时可以废弃占卜，按照君主命令来选择时可以废弃礼法。因此太伯逃奔勾吴，大概是为了避让季历。季历因为先王已经指定了他，所以承袭丧服、继承王位，并不以此为私利。太伯知道君位这个公器有所归属，于是断发文身而没有怨恨。等到武王继承统绪、奉天命建立周朝时，并没有把配享上天的事业让给伯邑考，这是把天下当作公器。诸樊没有季历那样的贤能，王僚没有武王那样的圣明，而季札却效法太伯的退让，这是追求虚名，怎么能说是最高的德行呢？况且这使争端在上层兴起，灾祸的机缘在宫室内部发生，最终把错误的命令交给子光，使军队在夫差时覆没，国势日渐衰落而不能恢复，经过两代吴国便灭亡了。以季札的宏达博学、无穷地仰慕道义来看，假如他当时接受寿梦的顾命，接续余昧断绝的统绪，一定能够光大、开启周道，在荆蛮之地建立霸业，那么大业就会安定，许多灾难也不会发生。如果这样，阖闾怎么能在密室中谋划，专诸又到哪里去施展他的匕首呢？唉，为了保全自身而不顾国家事业，为了专一于让位而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舍弃的是忠诚，保存的是节操，确实善于自我修养了。可是把先君置于何地呢？与其出游观察变故、周旋取乐，忧虑国家危险、亲近钟鼓，哪里比得上把宫墙内部的祸乱放在心上，忧虑社稷呢？回国后奉命哭祭坟墓，哀悼死者、侍奉生者，哪里比得上在祸乱刚露端倪时就先行行动，治理尚未形成的乱局呢？舍弃家室来彰显道义，悬挂宝剑来表明信用，哪里比得上奉行君父的命令，安慰神灵的心意呢？这样只是独自守住纯洁，却对继承人不合道义，是洁净自己而遗弃国家。国家覆亡，君主确实是祸患的阶梯，却还说：“不是我造成乱局，还有谁造成的呢？”到底是谁造成的呢？《唐文粹》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七 宋姚铉编 论类（共十一篇） 兵刑类四篇 《守在四夷论》【牛僧孺】《守论》【杜牧】《战论》《断刑论》【柳宗元】临御类四篇 《机权论》二篇【上篇为《机论》，下篇为《权论》，冯用之】《王言论》【李德裕】《英杰论》谏诤类一篇 《忠谏论》【李德裕】嬖惑类二篇 《近幸论》【李德裕】《寱论》【元结】《守在四夷论》　　　　　　　　牛僧孺

译传记说：“古代天子的防守在四方的少数民族。” 这大概是说，能够使四方少数民族不来侵犯，都自行守护自己的边境。自周、汉直到隋朝，多数人不知道守护自身，只想让四方少数民族自行守境，却完全不知道，四方少数民族如果自行守境，国内就会全都变成四方少数民族。于是我写下这篇论说来阐明它。为什么呢？防守的最大原则，是为了防止进攻。善于防备进攻的，不如先防备失败；善于防备失败的，不如先防备灭亡。四方少数民族不守边境，不过是夺取土地、侵犯城池，这是有失败而没有灭亡。至于王者的尊贵，如同天、地，即使陨落一颗星、砍伐一棵树，也不足以损害天地的光辉。帝王的权力，能够杀人，能够使人生存，能够使人通达，能够使人困穷，能够使人贫穷，能够使人富裕。一个国家的人都想着利用这种权力，必然窥伺君主的爱好而加以赞美；虽然像是在亲近君主，实际上是在攻击君主。王者如果不守大道而沉沦于非道，便是没有看见失败却已经走向灭亡。何况四方少数民族的进攻，最难防备的有四种；国内人的进攻，最容易发生的也有四种。四方少数民族用白刃进攻，国内人用巧言进攻；四方少数民族用鼓鼙进攻，国内人用隐秘之事进攻；四方少数民族用武力相互伤害，国内人用虚伪来假装亲近；四方少数民族用武力相互侵扰，国内人用虚伪来互相增益。所以看见白刃便害怕而想到防守，听见巧言便高兴而想到接受；听见鼓鼙便警觉而想到防备，遇到隐秘之事便昏昧而想到追述；遭遇相互伤害便愤怒而想到报仇，看见相互亲近便迷惑而想到接近；遇到相互侵犯便愤怒而想到报复，得到相互增益便欢喜而想到结交邻国。进攻边境，人人都想到防守；进攻自身，人人都想到接受。这不过是人情的常态，并不是经过钻研凿求才形成的差异。而且王者的防守有六种失误：守得不坚固，非道便会进攻；守得不贞正，女色便会进攻；守得不简约，声乐便会进攻；守得不廉洁，聚敛便会进攻；守得不节俭，奢侈便会进攻；守得不正直，邪佞便会进攻；守得不仁慈，征伐便会进攻。夏朝舍弃美好的德行而宠爱妹喜，是女色进攻而灭亡。商朝舍弃有德的言语而沉溺于声色，是声乐进攻而灭亡。周厉王舍弃廉洁的节操而喜爱荣夷公，是聚敛进攻而灭亡。秦始皇舍弃节俭而兴建阿房宫，是奢侈进攻而灭亡。汉灵帝舍弃正直而任用严酷之臣，是佞幸进攻而灭亡。隋炀帝舍弃慈爱仁厚而经营辽东，是征伐进攻而灭亡。自三王以来历代君主，没有一个是因四方少数民族进攻而灭亡的，都是因为守护自身不谨慎，被嗜欲所攻击的缘故。即使能够让四方少数民族自行守边，又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周幽王自以为是被犬戎灭亡的；我牛僧孺认为，周幽王自以为守道不坚固，频繁举烽火而欺骗诸侯。烽火声声，天下因此耗尽于纺织劳作；再加上褒姒以女色进攻，诸侯不再相信他而导致失败，并不只是由于四方少数民族。至于晋十六国，考察它的根本，祸乱产生于晋惠帝。贾后以女色进攻，贾谧以佞幸进攻，导致八王同时兴兵，使百姓减少一半。然后戎夷乘机而入，胆敢窥伺，可说四方少数民族的祸乱先从内部发生，并不是由于四方少数民族不在外部守境。因此有德的人首先守护自身；后世那些没有德的人，不先守护自身，只让四方少数民族自行守境，却根本没有防备戎狄就在自己的国内。所以进攻秦国的胡人，是秦二世，难道一定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吗？沈尹戍虽然提出“防守在四夷”的说法，却没有记载守护自身的道理，这是记载了表面而忽略了实质，不是可以垂示后世的防范之道。我冒昧借此文字，补入简编的缺漏。《守论》（并序）　　　　　　　　　杜牧 往年两河地区盗贼兴起，屠杀囚禁大臣，劫掠杀戮二千石官员，国家不议论诛讨他们，反而束缚军队自行防守，重新奉行大历、贞元年间的旧事，实行姑息政策。这使叛逆之徒更加横行，最终酿成祸患，所以写了《守论》。如今的天下究竟怎么样呢？兵器已经朽坏，斧钺已经迟钝，宽容混同、赦免包容，抚育叛逆之徒，几乎已经成为惯例。而执掌政事的大人们竟不周密地考察计算、思虑谋划，反而傲慢自得、任意褒贬，自以为国家广大繁盛，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唉！难道他们不知道吗？还是要等到局势艰难、困顿、颠覆、倾覆以后，才替国家筹划对策吗？天下有多少里？各郡都有防御的处所；而从黄河以北，盘踞着数百座城池，坚固如金，彼此蔓延交织，像号角奔驰一样形成防备、窥伺。加上我方百姓困顿，天时又不利，他们将要联合同党，笼络各郡各国，在掌股之间惊扰我们的百姓。如今趁我们还强壮，不设法擒获他们，反而苟且处在安逸中，把事情一层层推给后世子孙，留下背胁之患和毒疮的根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如今议论此事的人都说：“那些倔强的徒众，我们用良将强兵来牵制他们，用高位美爵满足他们的肠胃，使他们安定而不受扰动，对外又不加约束；这就像豢养驯服虎狼而不触怒它们的心，使愤怒之气不萌发。这正是大历、贞元年间守卫国家的方法，又何必急于交战、使百姓遭受焚烧煎熬，然后才感到快意呢？”我说：大历、贞元年间，恰恰是因为这样才造成祸患。当时有几十座城、成百上千的士卒，朝廷便优待他们，宽免他们的法令罪责；于是他们放眼自大、夸夸其谈，各自树立一方势力，破坏制度、削弱法令，争相追求尊贵奢侈。天子蓄养威势却不追问，有司安于苟且却不斥责。王侯可以互通爵位，越过等级接受封赏；朝见和聘问不来，还用几案和手杖扶持他们。叛逆者的儿子、俘虏的后代，皇子还把公主嫁给他们；装束、车服、彩饰，没有不备办的。因此土地越来越广，军队越来越强，僭越仿拟越来越严重，奢侈之心越来越盛。于是土地、田产以及名位器物几乎都分割殆尽，而盗贼的贪心还没有边际，于是出现了滥用名号、超越称号的行为，有的自称帝，有的自称王，自己立誓结盟，安然自得、毫不畏惧，派兵四处侵略，以满足他们的志愿。因此赵、魏、燕、齐卓然起兵倡乱，梁、蔡、吴、蜀接踵响应；其余地方混乱喧嚣，想要仿效他们的往往都是这样。后来时逢孝武皇帝，日夜不忘忧劳，前有英明之臣、后有杰出之士，早晚思考、朝夕议论，所以能够大者诛除，小者以恩惠招来。不然，周、秦时代的郊野防线难道是为了供人侵犯猎取的吗？大概百姓自然都有很多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就会愤怒，愤怒就会随着产生争斗和叛乱；所以在家中用教诲和鞭笞，在国家用刑罚，在天下用征伐，这些都是用来节制欲望、堵塞争端的。大历、贞元年间，完全反其道而行，拿着区区一点所有之物，却想堵塞没有边际的争端，所以首尾相互支撑，防线不能彼此转运。如今不知道这不是正确的方法，反而把它奉为常法；我看这样做，成为盗贼的就不只是河北而已。唉！大历、贞元年间守卫国家的方法，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啊！《战论》（并序） 兵器并不脆弱，粮食也没有耗尽，却每逢作战必定失败，这叫作没有遵循正确的方法，所以写了《战论》。

译河北看天下，就像看待珍珠美玉；天下看河北，就像看待四肢。珍珠美玉即使没有了，难道身体就不能存活吗？四肢如果失去，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算作一个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河北的风俗节俭，民风质朴，不产生过度的技巧和淫靡之风；百姓朴实刚毅、坚强勇敢，敢于从事战斗和耕作。著名城池和坚固堡垒高峻相连【“峉”音额】、重叠相接【“嶭”音列】，高山大河盘曲交错，互相锁连。再加上当地繁殖的健马，适合奔驰迎敌，因此出战就能获胜，安居就能富足。不必窥伺天下的物产，自然可以封闭发展，就像富裕的农家，不需要珍珠美玉也能成为富家。天下不能没有河北；河北一旦被敌人俘虏，精良铠甲、锐利士卒、利刀、良弓、健马就都没有了。突然夷狄惊动，四面逼近边疆，出现在表里之间，我们凭什么抵御呢？这是天下失去第一支军队。河东的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都屯驻着重兵，用来堵塞敌人的冲击。这六郡的军队，严密整治边防，不能再派作别的用途。这是天下失去第二支军队。六郡的军队，人数有三亿，低头仰赖供给，横臂自守而不能行动；于是防守淮水以北、沿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到洛阳，数千里之内，土地尽被搜取，才足以供应军费。这是天下失去第三支财力。咸阳西北，戎夷大批屯聚，惊吓喧叫和腥膻气味一直传到帝王居处。周、秦的单独军队不能把他们排除驱逐，于是只好把吴越、荆楚的富饶全部搜刮来供养守边军队。这是天下失去第四支财力。于是使我们的用度不能周全，征发徭役没有常规，无法用财物滋润百姓，无法接待四方少数民族，礼乐刑政无暇修治，各项制度、格式、条章也不能完备。这就是天下的四肢全都解体，只剩下头和腹孤零零地存在。哪里有人的四肢解体了，却还以为自己能够长久安定呢？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治理这五种失败，一战就可以决定胜负，四肢也可以恢复。天下无事时，镇守边地的大臣苟且享受荣华安逸，只为家庭筹办财物；战士离散，兵甲钝坏，车辆马匹磨损衰弱，却从来没有为此检查整治。天下突然纷纷发生盗乱，便急忙驱赶、急忙作战，这是早已注定失败的军队，怎么会不败退呢？这是不搜求训练的过错，属于第一种失败。百人扛着兵器，仰赖县官供给，就冒充拥有千人的名号。大将和小裨将拿取剩余的财粮，把俘虏强壮当作幸运，把军队疲劳当作乐事。这样，真正执掌兵器的人常常少，消耗粮食的人常常多；堡垒还没有干，公家的钱袋已经空了。这是不责求实际兵员、核实粮食的过错，属于第二种失败。军队每次取得一点小胜，就夸张宣扬自己的功劳，奔走上报战况，以求获得皇上的赏赐。有时一天赏赐两次，一个月多次加封；凯旋的歌声还没有唱起，官阶品级已经提升，爵位任命到了极点，田地宅第扩大，金帛满溢，子孙也做了官。这样哪里肯到外面搜求奇才？死在戎事中反而勤劳了。这是赏赐过厚的过错，属于第三种失败。军队损失很多，大片城邑颠覆，却跳身逃回来，刺杀国家官员后离去；回头面对刀锯刑罚，面色菜色却很安定。一年结束、换任返回时，已经站在坛阶之上了。这是刑罚过轻的过错，属于第四种失败。大将掌握兵权，却不能专断；受宠的臣子前来责问，随意挥手指使，直到堂堂然自以为是。将要布阵时喧声震动，将要击鼓时，一个说一定要摆偃月阵，一个说一定要摆鱼丽阵。三军万夫回旋游移，在恍惚惊骇之间，敌骑乘机袭来，于是夺走我军的鼓旗。这是不专任将帅、责成其事的过错，属于第五种失败。元和年间，天子急于求得太平，严格约束臣下，常常集中几十万军队讨伐蔡州。天下财力枯竭了四年，然后才得以攻取，这大概是因为五种失败没有除去。长庆初年，盗贼占据之地的子孙全都来奔命投降；内地无事后，天子放宽禁令、厚加恩惠，使人民休养生息。没有料到燕赵地区又大乱，调军起将，五种失败反而更加严重；登坛受命、被寄予厚望的将臣，逃死尚且来不及，又怎么能够对反叛的敌人施加威势呢？如今如果确实想要整顿兵戈、清除污秽，以求万世安定，却反而重蹈以前的错误；重蹈以前的错误，是绝对不可行的。古代政治有不善之处，士人就会传播议论，百姓就会发出诽谤；评论此事的人还会把它写在诽谤木上，传播给士大夫，这并不是偶然说说而已。《断刑论》　　　　　　　　　柳宗元 我已经写了《断刑论》，有人拿“刑罚应当因时而施”的说法来向我解释，言辞大意如此，我不得已为此作答。圣人设置赏罚，并没有别的目的，就是用来惩罚和劝勉人。奖赏务必迅速，之后才会有劝勉；惩罚务必迅速，之后才会有警戒。如果一定说春夏施赏、秋冬用刑，并把这称为最高的道理，那是错误的。假如秋天做了善事，一定要等到春夏才奖赏，那么行善的人必然懈怠；春天做了坏事，一定要等到秋冬才惩罚，那么作恶的人必然松懈。行善的人懈怠，作恶的人松懈，这就是驱使天下人走向罪恶；又迟缓怠慢，使他们更加懈怠，这就是刑罚不能停止的原因。一定要使行善的人不超过一个月、不超过一时就得到奖赏，那么人们就会勇于行善并受到劝勉；作恶的人不超过一个月、不超过一时就得到惩罚，那么人们就会害怕并受到警戒。行善的人一天天受到劝勉，作恶的人一天天受到惩戒，这就是驱使天下人向善而远离罪恶。驱使天下人向善而远离罪恶，就是刑罚得以停止、教化得以完成。有人只注重谈天时而不谈人事，是被道理迷惑了。为什么不从人心谋求办法，以使我们的道理成熟完善呢？我们的道理完全实现，人就会受到教化。那苍苍的上天，哪里能参与我们的事情，又哪里有闲暇知道这些呢？如果认为天时可以顺应，大和之气可以达到，那么只要保全我们的道理就能得到它。保全我们的道理却不能得到的，就不是真正的大和，也一定是根本不存在罢了。又何必委曲我们的道理，曲意顺从时令，来谄媚这种东西呢？我本来就知道，顺应时令而得到天意，不如顺应人心、顺应道义而得到天意。为什么呢？假使犯死罪的人从春天开始一直申辩到穷尽理由，想不死也是不可能的；给他戴上三重木枷，加上连锁，把他送进监狱；又遇到盛暑数月，痒了不能抓，麻了不能动，疼了不能揉，饿了不能按时吃饭，渴了不能按时喝水，眼睛不能闭，四肢不能伸展，怨恨号哭的声音被乡里人听见。这样却说大和之气没有受到损伤、天时没有被违逆，也一定是根本不存在罢了。那个人适宜得到的，不过是死亡而已。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有人于是认为，霜雪是天的常道，雷霆是天的权变；对于非同寻常的罪行，不按时施刑，也可以使用杀人的权力；对于应当受刑的人，一定要顺应时令，按照天的常道杀人。这种说法不对。雷霆、霜雪，只不过是一种气，并不是有意针对万物。圣人却是有意对待万物的。春夏也有雷霆，有时雷霆发作震裂巨石、劈开大树，难道木石犯了非同寻常的罪过吗？

译秋冬也有霜雪，把草木全都摧残了，难道草木犯了非同寻常的罪过吗？霜雪难道是在惩罚万物吗？它们没有所要惩罚的对象，那么效法它们的人就是迷惑了。如果认为仁德一定要知道常道，智慧一定要知道权变，这又没有完全理解常道与权变的道理。为什么呢？常道就是恒常的原则；权变就是通达常道的办法，二者都是仁德和智慧的事情，把它们分开就更加迷惑。只有常道而没有权变，就会拘泥；只有权变而没有常道，就会悖逆。这两个名称本来只是勉强命名。说“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适当措施”，就把道理说尽了。“适当”就是大中的道理。把它分开称名，是大中的器用。知道常道而不知道权变，是不知道常道；知道权变而不知道常道，是不知道权变。只片面知道一方却称为智慧，是没有智慧；只片面固守一方却称为仁，是不仁。知道常道的人，不会让异常事物损害自己的道；知道权变的人，不会让拘泥常规的人扰乱自己的思虑。把二者合为一体而不疑惑，不过是确实相信道罢了。况且古人所以谈论天，大概是为了启发愚昧的人，并不是为聪明睿智的人设置的。有人没有通达这个道理，实在是思考得太少了。《机论上》　　　　　　　　　冯用之 所谓“机”，就是机要。把天下的经纬安排好，把人事织合综合起来罢了。所谓“机”，又是隐微。发动它时极其隐微，运用它时却极其广大。君子实行它，就符合道；小人偷取它，就会成为祸乱的阶梯。符合道，所以能够济世；成为祸乱的阶梯，所以会毁灭自身。只知道它有利而不知道它有害，即使避开了它的害处，利也一定会使他遭受祸害；只知道它有害而不知道它有利，即使接近它的利处，利也一定会违背他。既知道利也知道害，知道什么该舍弃、什么该趋就，难道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吗？文王、武王，是懂得机要的君主；箕子、周公，是懂得机要的臣子。天地人三才各自安置其位，而机就在其中运行。得到它的昌盛，失去它的灭亡。善于运用，就会聚集各种祥瑞；昧于运用，就会招来各种灾祸。因此天一有发动，龙蛇便因此出陆；人一有发动，天地便因此反覆。范蠡善于运用，勾践凭借他取得无穷的霸业；不善于运用，楚国因此衰败困顿。这种方法真是高妙啊！没有不以符合道义为根本、以适应时机为作用的。如果违背道义，乐意追随的人就少；如果没有遇到时机，事情就会落空。考察它在取舍、离合之间的运用，可以说神妙无比。即使离娄的眼睛也无法看清，乌获的力量也无法制伏，南方金属的锋利也无法割断，迅雷的声音也无法赶上。国家的神器是极其重要的！尧不把天下传给儿子，却禅让给舜，大概是采取了圣人的机要；舜不把天下让给丹朱，又禅让给禹，大概是采取了顺应时机的机要。兄弟是最亲近的关系，周公却与管叔、蔡叔分离，大概是采取了任用贤能的机要；秦、越相距疏远，嬴氏却与由余联合，大概是采取了取得霸业的机要。假使尧因为丹朱而抛弃舜，即使亿万人的心最终归附虞舜，也不能称为圣明的帝王；舜忘记大义而顾惜小节，不承受尧的禅让而把天下禅让给禹，也不能称为明君；周公亲近管叔、蔡叔而不诛杀，必然使文王、武王的事业坠毁，也不能称为贤臣；秦伯鄙视由余而不用他，必然失去四方的士人，也不能称为霸主。天下人虽然听说这些事情，却不能完全知晓其中的机要；虽然看见其结果，却不能测度其中的机变。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偃师一样，百姓像幻人；想让他们活动，他们就活动，想让他们静止，他们就静止，机要掌握在我手中，难道还会不高兴吗？善于做君主的人，就像造父一样，百姓像马；想让他们向东，他们就向东，想让他们向西，他们就向西，鞭策掌握在我手中，难道还会有人能够违抗吗？经书说：“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那么天下人都会成为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那么天下人都会成为子女。”这种机要多么丰富啊！我把天下人当作亲人和子女，天下人谁不把我当作亲人和子女呢？所以灾害不会发生，祸乱不会兴起，这就是圣人的防范。因此，想要安定的人，必须先使别人安定；想要获利的人，必须先使别人获利。能够使别人安定，而别人不使他安定；能够使别人获利，而别人不使他获利，这种情况从来没有。汉高祖进入关中而不杀戮，是善于使人安定；秦室的珍宝财货全都分给士卒，是善于使人获利。最终收取天下人的心，享有天下人的福，这就是圣人的作为。项籍反其道而行而灭亡，不也是应当的吗？善于做臣子的，不使自身丰厚而使君主丰厚，不使家庭润泽而使国家润泽。使君主丰厚，是忠；使国家润泽，是公。既忠且公，君主难道会轻视他吗？百姓难道会怨恨他吗？俸禄和职位难道会离开他吗？即使自身没有丰厚，自身自然就丰厚了；没有使家庭润泽，家庭自然就润泽了。这就是君子的作为。酂侯居于职位而推荐淮阴侯，是使君主丰厚；进入秦国却不取金玉，而取图籍，是使国家润泽。所以他能够位列三杰之首，声名流传万古。韩信嫉妒好胜，郦生被杀并遭驱逐，田横想建立功业却先使自己丰厚，贪图赏赐而先使自己润泽，最终都留下了忧患。云梦擒获韩信，这就是说，天地之间最广大的叫作道，天下最深奥的叫作机。有道而无机，只能守着死亡而独善一身；有机而无道，只知好谋划而使常伦败坏。伯夷、叔齐是守着节操至死的人，难道会认为百姓陷于涂炭而等待周武王吗？李斯、赵高是喜欢谋划的人，难道知道刑政残酷会失去民心吗？机与道相互依赖，才能尽善尽美。然而发动机要的关键，确实依靠时机。因此，进取而得到时机，是机；退处而得到时机，是机；取得而得到时机，是机；舍弃而得到时机，是机；说话而得到时机，是机；沉默而得到时机，也是机。进取得当而合乎时机，就会有利，伊尹辅佐成汤就是这样。退处得当而合乎时机，就没有忧闷，二疏辞去俸禄就是这样。取得得当而合乎时机，就一定会成功，甘罗升任相国就是这样。舍弃得当而合乎时机，就大吉，太伯离开吴地就是这样。说话得当而合乎时机，就会被信任，傅说就是这样。沉默得当而合乎时机，就能保全自身，微子就是这样。所以进取而不观察时机，就会凶险，晁错因此被诛杀；退处而不观察时机，就会招来祸患，白起因此拔剑自杀；取得而不观察时机，就会招来悔恨，许国攻打郑国就是这样；舍弃而不观察时机，就会有悔恨，虞国放弃虢国就是这样；说话而不观察时机，就会危险受辱，薛冶劝谏他的君主就是这样；沉默而不观察时机，就会遭受诽谤，子家跟随他的仇贼就是这样。因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君子得到机要，仇敌也会变成心腹，何况是有恩于自己的人呢？

译失去机要，亲近的人反而会成为强大的敌人，何况是疏远的人呢？齐桓公任用仇人管仲，能够完全采用管仲的谋略，多次会盟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卫懿公喜爱鹤，失去了臣下的期望，国家遭遇危难时，士卒都不肯作战。既然如此，一得一失，容易得就像翻手一样；一兴一亡，迅速得就像转脚跟一样。治理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有人说：老子说：“用智谋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用智谋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分。”这样说来，智谋不是机吗？机不是智吗？回答说：机产生于智；智则顺应人的本性。大人君子取得长远而重大的方面，做成事情却不据为己有，功业完成也不居功，使天下人欣欣然如同登上春台，像享用太牢，却不知道帝王之力，所以这是国家的福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思虑，像草木鸟兽一样无知，却能够治理国家。小人和曲士只取得细小、眼前的方面，被嗜欲束缚，处处自夸，因而产生是非，兴起争斗，所以是国家的祸害。圣人考虑百世以后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于是留下这深奥的话，大概是为了抑制和扶正的防范。况且圣人并不以一般的仁爱待人，把百姓看作刍狗。这种不仁之仁，难道不就是机吗？国家不运用机要而能够取得长久的世代安定，我从未听说过。广大的六经，是万种机要的园圃；明白昭著的前代史书，是万种机要的鉴戒。仲尼说：“知道防备机要吗？确实要防备啊！确实要防备啊！” 《权论下》伟大啊！鼓动天下的变动，成就天下的事务，反其常道却能达到治理，违背常道却能合于利益，不是权变，又有谁能做到这些呢？所谓权，是适应一时的变化，不是长久使用的办法。然而，适应一时的变化，正是为了长久的利益。圣人知道，道德有不能实行的时候，礼义有不能施行的时候，刑名有不能威服的时候，因此用权变来补救。如果不能实行却强行实行，道德就像画饼充饥；不能施行却强行施行，礼乐就像谈论黄河、济水来解渴；不能威服却强行威服，刑名就像整理丝线反而使它更加纷乱。岂只是违背道理，反而足以资助祸乱吗？所以在运用权变的时候，道德可以暂时舍弃，礼义可以暂时搁置，刑名可以暂时放宽。等到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如风吹倒草一样，众人都知道方向，没有谁敢不服从。与道德、礼义、刑名的功效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虽然说是舍弃、搁置、放宽，其实只是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因此权变是国家的利器。辎重可以分离，权变却不可丧失；兵力粮食可以缺少，权变却不可没有。迅雷发作，群物惊动；大风起来，万物振动；严霜凛冽，众木凋落；暖日升起，百花秀美。是谁造成这些变化的？回答说：天地。天地尚且有时使用权变，何况人呢？吉祥不出现，平庸的君主就不能努力实行道德而达到圣明；灾祸的征兆不发生，残暴的君主就不能改变心意而归于正道。上天使善人获得福报，君子因此知道受到劝勉；上天使放纵者遭受祸患，小人因此知道戒惧。天的德性是最仁慈的，地的道理是毫无私心的。最仁慈就不伤害万物，为什么还要施行肃杀的命令呢？因为秋天不杀，春天就没有办法产生万物。没有私心就不偏袒任何人，为什么还要降下灾异呢？因为恶不受到抑制，善就没有办法彰显。一张一弛，天道才得以长久；一惩一劝，天道才得以久远。观察天的道理，掌握天的运行，就完全了。因此君子以天为法、以天为象，体现它并实行它。所以应当不合适使用却使用，应当不合适舍弃却舍弃，应当不合适奖赏却奖赏，应当不合适诛杀却诛杀，这些都是遵循权变、因时制宜。圣人用神妙的道理设立教化，使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权变在时势中的意义，真是伟大啊！商高宗知道傅说贤能，想把代天行事的重任交给他；但他出身皂隶之徒，要把他提升到百官之上，担心众人的情意不协调、事情难以成功，所以称说是梦中得到贤相，于是刻画他的形像来寻求他。商朝中兴，依赖的是善于运用权变的君主。周文王知道太公贤能，想提拔他担任辅弼；太公原来在屠宰和垂钓之间，文王要把他置于三公之上，众士纷纷不安，恐怕他们不肯遵从，所以称说上天赐给了我老师，于是出外打猎而把他得到。周朝能够长久，依赖的是善于运用权变的君主。这两位君主如果害怕设置权变的欺诈会损害德行，固执地守信而遵循常规，那么傅巗就会空老而不能施展，渭水之滨的太公也会终身不得任用，栋梁之材就会毁坏，周朝凭什么兴盛呢？权变的大要，不过在于利害罢了。利益有一万而害处只有一分，害处有什么损伤？害处有一百而利益只有十分，利益也一定会导致灭亡。如果对事情有害，即使是鄙俗浅陋的议论，君子也会害怕；如果对后世有利，即使是先王兴起的教化，通达事理的人也会抗行。儿子虽然最亲近，西伯仍然吃了他的肉，否则就会死在羑里；父亲虽然最尊贵，沛公仍然索取他的羹，否则就会向项籍称臣。西伯并非不慈爱，只是儿子已经死了，如果不吃，自己也会死；沛公并非不孝，只是他的父亲被俘，若奔赴相救，自己也会投降。这样又有什么益处呢？能够舍弃无益的慈爱和孝道，成就最大的基业，这种大人的权变，是无法用言语完全说出的。是非还没有明白，拥护和背离还没有确定，成败还无法预测，取舍还没有决定，这时正是施行权变的时候。所以权变可以辨明是非，确定拥护与背离，预测成败，决定取舍。穰苴以平民身份拜见齐景公，齐景公把兵权交给他；他斩杀一名受宠之臣，三军畏惧震慑，于是成功完成了功业。孙武穿着粗布衣服拜见吴王，吴王让他试着教导作战，他杀死三个受宠的妾，众女子于是整齐有序，最终显现了他的才能。《易经》说：“以谦逊来施行权变；巽是风，风在运行，没有不能移动的东西，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权变的运用，没有不能治理的时机，没有不能成就的事情。从前晋文公在河阳朝见周天子，虽然确实是用诡诈手段，但他辅佐天子的功勋却流传在史册上；鬻拳用兵器劝谏楚成王，虽然确实悖逆，但他竭尽忠诚的节操却显著于《春秋》。事情有先夺取后给予，先顺从后取得。太甲不能治理国家，伊尹把他放逐，等他改过后再归还政权；公子先图谋作乱，伍子胥避开他，于是进献专诸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后来尽到侍奉君主的节操，为父亲报了被杀之仇，难道不是伟大吗？乾坤的道理是简易的，但仍然会因困穷而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王公设置权变来巩固国家，知道变化来驾驭百姓。善于驾驭的人，把百姓看作婴儿，启发他们、诱导他们，没有谁不喜悦；不善于驾驭的人，把百姓当作固定的规矩，认为方圆已经确定，不能暂且相合。善于权变的人，就像下棋，有时取、有时舍，有时进、有时退，没有固定不变、绝对必然的做法，一切都顺应形势。

译舍弃并不是资助敌人，而是舍弃小的来取得大的；退却并不是害怕对方，而是进攻会受损、退却反而有益。孔子说：“可以和他一起学习，却未必可以和他一道走向道；可以和他一道走向道，却未必可以和他一道立身；可以和他一道立身，却未必可以和他一道运用权变。”权变的困难，难道不就在这里吗？看他在夹谷辅佐鲁君，在酒宴上挫败齐国的锐气，当时齐侯强大却不能压制鲁国，鲁国弱小却没有因此屈服，圣人的智慧不是很多吗？野兽失去爪牙，就会充当群兽腹中的食物；禽鸟羽翼受伤，就会成为众鸟的食物；人失去权变，就会成为英雄取用的凭借。三十根辐条的车，控制它的是车闩；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统领它的是权变。五种贼害存在于心中，即使精神极其聪明也难以测度；三种盗害已经兴起，即使万物众多也都会显现。权变的规律是：开始分离而最终结合，开始违逆而最终顺从，开始错误而最终正确，开始丧失而最终获得。有人问：机和权相同吗？不同吗？回答说：不同。预先设置于事情发生之前叫作机，应对事情变化叫作权。机的预先设置，就像张开罗网等待鸟来，鸟来了便能捕获；权的应变，就像拿着兵器抵御野兽，要审察它的形势。知道机而不知道权的人，能够在预谋上取胜，却会在临事时失败；知道权而不知道机的人，临事时机巧，却在预谋上笨拙。既知道机又知道权的人，是建立帝业、霸业的君主，是辅佐君王的贤臣。自五帝以后，舍弃机权却能够治理天下的人，从来没有。王言论　　　　　　　　　　李德裕 帝王同群臣谈话，不在于援引古今来装饰雄辩，只在于简明而合乎道理。雄辩不足以使奸臣心悦诚服，只能堵住谏臣的嘴。过去田蚡请求考核功劳、增加宅地，汉武帝说：“那就把武库也拿去吧。”卫将军说：“郭解家里贫穷。”汉武帝又说：“一个平民的权势达到这种地步，假如让将军知道这些事，他家还会贫穷吗？”殷仲文说：“音乐是应该喜爱的。”自从宋祖解释说：“我只担心理解这一点。”这就叫简明而合乎道理，足以使奸臣丧失主意，使邪人胆战心惊了。我历经六朝，辅佐调和过两位君主；文宗的言辞都很文雅，却从不施展辩才；武宗说话一定简明扼要，也不加文饰，都具有君临天下的气度，能够让臣下把话说尽。难道只有帝王说话应当如此，臣子也同样应当如此。有些人辩说像波涛一样汹涌，言辞枝蔓繁多，文章表面上合乎经义，实际上是在掩饰欺诈，假托圣人的话来蒙蔽君主的听闻，这正是奸人的雄辩、游说之士的伎俩，怎么能说是在向君主进献可行意见、纠正过失呢？做臣子的，应当以此为戒，谨慎对待此事，一定不会获罪于上天了。英杰论 帝王驾驭英杰，都必须用气势制服他们，用恩情笼络他们，然后才可以任用。若不用英武之气折服他们，却以姑息宠爱他们，他们就会骄纵而不可任用；若不用恩爱笼络他们，却以严肃的礼貌对待他们，他们就会产生怨恨而不肯效力。驾驭英杰的方法，只有汉高祖完全掌握了。黥布归附汉朝时，高祖正坐在床上洗脚，召黥布进来相见。黥布大怒，后悔前来，想要自杀；出门后到帐中饮食，随从官员也像汉王那样居处，黥布又喜出望外。汉武帝坐在厕所接见卫青，以大将军的尊贵身份却把他像奴仆一样蓄养，这样才不得不横绝大漠、荡平猃狁。蜀先主和关、张两位将领同起同卧，而在众人聚集的场合却让他们终日站立侍奉，都是运用这种方法，所以能够成功。驾驭英杰，使勇猛的将领同有道德的人交往，和对待方正之士的做法不同。不能用繁琐的礼节来装饰外表，也不能用浮夸的言辞来满足口舌，应当敞开胸怀，使他们看见自己的肝肺，用气势震慑他们的勇气，用恩情笼络他们的心，即使像汉高祖坐床洗脚时召见黥布，也不算轻慢。安禄山是个奸诈的夷狄之人，不是将门中的英豪，也不是民间的奇杰；论作战的勇气、冲锋刺杀的才能，同关羽、张飞相差很远。天宝末年，他接受专门征讨的任命，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入朝时受到赐宴，坐在内殿西序鸡栖屏风下面，并不是他本来应当占据的位置，果然蓄谋另有图谋，幽陵成为祸乱的阶梯，直到今天仍成为梗塞。都是因为恩宠太过，使他骄横自满，才到了这种地步。假如把他像奴仆一样蓄养，哪里会有这样的遗恨呢？忠谏论 君主拒绝劝谏有两种原因：一是产生于爱惜名声，二是不能除去欲望。即使是桀、纣、桓、灵这样的君主，也没有完全忘记名声，知道自己做的坏事很多，害怕天下人知道，担心别人一劝谏自己，恶行就无法掩饰，所以不愿意让人劝谏自己。比如晋献公不能离开骊姬，睡觉也不得安宁；齐桓公不能离开易牙，吃饭也觉得没有味道。他们必定不能舍弃这些人，也就不愿意听人劝谏。臣下的忠谏也有两种：希望道义在君主那里得到实行，使自身安定、国家得到治理的，言辞委婉；希望后世留下高名，不顾自身危险、国家混乱的，言辞直率尖刻。考叔开凿大隧道，使庄公成就孝道；仓唐献上大雁，使文侯恢复了父子之爱；留侯封雍齿，使群臣安定；招来四皓，使惠帝的地位稳固。这就是所谓委婉劝谏。谏大夫说婢女不能做主人的妾，白马县令说皇帝的欲望不正确【刘、李二人的姓名不便明写，所以只记其官职】，激怒君主，以此成就自己的名声，希望君主听从，本来就不可能得到。这就是所谓直率尖刻的劝谏。汉元帝想乘御楼船，薛广德在车驾前劝谏说：“我自刎颈部，鲜血染污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入宗庙了。”张猛说：“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坐危险的东西。”汉元帝说：“开导人不应该这样做吗？” 由此可知，劝谏的方法在于委婉。只有英明的君主一定能够听从劝谏，为什么呢？因为他自知功德及于百姓的地方很大，即使有小的过错，也不忌讳别人议论。像汉高祖曾把萧相国戴上刑具拘押，听到王卫尉的话说：“我不过是做了桀、纣那样的君主，而相国却做了贤相。”这就是所谓不忌讳。近世名臣王石泉任宰相时，让儿子担任眉州司士。天后曾问：“你身居宰相之位，儿子为什么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回答：“庐陵王是陛下所爱的儿子，如今还在远方，我的儿子哪里敢在近处？”从这里可以看出君子的心意，也与仓唐相类似。

译近幸论 自古以来中等资质的君主以下，都安于亲近的习臣，疏远忠良。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君子可以亲近、小人可以斥退，却不能改变这种做法，弊病有两个：一是性情相近，二是嗜欲深重。桓帝、灵帝同小人气味相投，如同水往低处流、火向干燥处烧，都是自然而然地亲近，关系牢不可解。这就是侯览、张让得以蒙蔽君主的原因。元帝、成帝都有嗜好，吹箫击鼓的娱乐、微妙沉溺的享乐，不是宠臣就无法迎合心意，不是近习就无法供其欢娱。这就是石显、张敞得以侵蚀政治的原因。只有欲望少而英明的君主，才能反过来这样做。例如汉文帝虽有邓通、赵谈，所信任的却是贾谊、张释之、袁盎，这就是所谓欲望少。汉武帝虽有韩嫣、李延年，所尊重的却是公孙弘、倪宽、卜式，这就是所谓英明。所以君主听取意见而不受迷惑，政治没有偏差。近世如开元初年，宫内有姜皎、崔涤，极尽宫中的享乐；宫外有姚、卢、苏、宋，治理天下的政事。既有元帝、成帝的享乐，又享有舜、禹的声名，天下安宁，千古没有能比得上的。原因是什么？宠臣不能干预政事。后代如果能够懂得汉文帝、汉武帝以及开元年间达到太平的关键，即使有宠臣，又怎么会妨害治理呢？寱论【“寱”的音义是说梦话】　　　　　　元结 元子在天宝年间，曾经参加谏议大夫家中的宴会，酒喝完了，却没有酒可以继续。大夫叹息说：“谏议大夫是个闲散官，又贫穷，没有办法续酒，可叹啊！”元子醉中提出建议说：“大夫如果能采用一个计谋，就能使大夫尊贵得像侍中，威权等同司隶，怎么样？”大夫问计谋是什么，他回答：“得到一个会说梦话的婢女，安排在人主身边，先用梦话暗中劝说，就可以了。”请他说具体办法，大夫没有听懂。古代有个邰侯，侯家得到一个会说梦话的婢女，睡着时便说梦话，一说话邰侯就鞭打她。这样过了一年，婢女仍旧说梦话，邰侯对她无可奈何。有个夷奴，每每厌恶劳苦和侮辱，睡着时便假装说梦话，所说的话好像并不怨恨主人，却又像是忠诚守信。邰侯听见后问他，他便说：“我一向有说梦话的病，睡梦中说的话，自己并不知道。”于是把那个说梦话的婢女叫来为自己辩解，婢女说了种种话。邰侯怀疑他是学婢女说梦话，便不停地鞭打他，又剃掉他的头发、给他戴上刑具。奴仆说梦话反而更加厉害。于是奴仆进一步窥测邰侯的心意，先在梦话中谈论邰侯的过错，用祸福利害来警告他。邰侯又对奴仆无可奈何。有个客人知道邰侯将有祸患，便借着奴仆说梦话的先机叩开邰侯的门，劝邰侯改正过错以免除祸患。邰侯接纳客人为上宾，恢复奴仆的身份，给他命名为“寱良氏”，他的子孙世代都居住在邰地。大夫如果真能学习这个奴仆、仿效那个婢女，假借梦话来规劝君主，使君主悔过、挽回错误，同天下人重新开始，那么大夫就会受到尊重，拥有威权，哪里只是侍中、司隶呢？大夫于是叹息说：“唉！我以为如今的士人君子竟然还不如邰侯的夷奴吗？” 《唐文粹》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唐文粹》卷三十八 宋姚铉编 论戊【共十篇】前贤四篇 《夷齐四皓优劣论》【苏颋】《三不欺先后论》【吕温】《三名臣论》【李翰】《三贤论》【李华】失策四篇 《汉斩丁公论》【皮日休】《袁盎以周勃为功臣论》【李德裕】

译《张辟疆论》《晁错论》【李观】降将一篇 《李陵论》【白居易】佞臣一篇 《张禹论》【李德裕】《夷齐四皓优劣论》【省试】苏颋 论说道：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羞耻于活着时节操没有被看见。因此，阐明义理来树立志向，遵循正道来成就功业，使一时风气清正，使声誉流传千古。然而树立志向必须依靠义，成就功业必须依靠道。凭借义，志向就能明确；验证于道，功业就能显现。志向用来树立节操，功业用来成就名声。名声成就，是彰明他的道；节操树立，是彰明他的义。能够使自身清白，成为后代的准则，不是伯夷、叔齐吗？能够使国家受益，当时得到依赖，不是商山四皓吗？揆度、权衡他们的行为，沿着他们的事迹来推求道理，道理就在这里；考察他们的功业，评论也就由此显明。周朝的德业已经广布，伯夷、叔齐于是让出国位而归隐；汉朝的事业已经兴盛，四皓于是接受诏命而出山。上天已经抛弃商朝，伯夷、叔齐劝谏武王，是端正臣子礼节；天下人已经拥戴汉朝，四皓保护太子，是忠于君主的道理。忠心所系的事情重大，所实行的正道就高尚。高尚而能够实行，是节操，即所谓树立；重大而能够实行，是名声，即所谓成就。至于志士仁人，只求合乎道义而已：进取足以成就功业，退处足以树立节操，得到任用足以兼济天下，不得任用足以独善其身。不使自身受辱，就安然吃他们的粮食；不使志向屈服，就说采薇充饥。墨台氏的儿子不肯屈服，嬴氏的德行衰败，岩穴之中便有完整的人格得以保存；刘氏的德行兴盛，士人便穿戴衣冠出来列位任职。夏黄公这一类人懂得时势。列举他们已经成就的事情，他们在成就功业这一点上相同；推究他们树立事业的方式，他们在立身这一点上各不相同。深思他们的始终，难道敢不分辨优劣吗？总起来评论，他们的美德是一致的；分别叙述，他们的事迹有两种。舍弃自身来成全志向，是夷齐的壮烈；爱护国家而委屈自身，是商山四皓的行为。有人说：若考察古事来验证今日，四皓在子房看来是贤者，夷齐在宣父看来是仁者。与其得到宣父称为仁者，难道不仍然胜过被子房看作贤者吗？《三不欺先后论》　　　　　　吕温 过去宓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心欺骗他；国侨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地，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三人的政事虽不相同，却都归于治理之道，成为办理政事者的首要典范，留下治理百姓的准则。纵观古今，光耀图籍史册；若究察道理，固然有优劣，选择善道而实行，难道没有先后吗？请让我试着评论。子贱处在衰乱的鲁国任职，而他的城邑又逼近强大的齐国，凭借义建立城池，依靠仁作为盾牌和盾牌。面对鲸吞般的强敌，治理像鸠狼一样回顾故土的遗民；刑法松弛，便巧妙运用心术；施以恩惠教诲，从不疲倦，于是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他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却不把爱护表露出来；百姓受到感动而行动，阴阳在无言中运行；以诚心使他们明白，日月仿佛悬在心中。这就是不要求百姓不欺骗自己，而百姓自然不忍心欺骗他。子产处在晋、楚之间，安静恭敬地守住职位，运用智谋使百姓获利，整饬自身、勉励风俗；用信用守护他们，用礼义推行治理，用慈惠告诫他们，用明察面对他们。像镜子一样洞察一切，像秤一样公平端正。这就是要求百姓不欺骗自己，而百姓也不能欺骗他。西门豹处在战国时期，却能够建立丰厚的功绩，以自身作为纪律，言语具有法度；以刚强包容柔和，以威严胜过仁爱；用法制权衡他们，用刑罚督促他们；如烈火一般使人敬畏，如秋霜一般使人心清。这就是责令百姓不欺骗自己，而百姓本来就不敢欺骗他。不忍心欺骗，是至诚在暗中感化，这叫上等的德行，是尧舜时代的官吏；不能欺骗，是明智普遍通达，这叫善于治理，是三王时代的官吏；不敢欺骗，是严威确实有效，这叫善于用刑，是五霸时代的官吏。诚还没有达到智，智还没有达到威；它们之间的大小差别，清楚地可以看见。然而事情在于折中，理道要逐步达到，德行应当全面举用，道术贵在兼通。若只修养诚心而舍弃智谋，诚心还未达到，政治治理或许已经亏缺；若只任用智谋而废弃威严，智谋还未周全，暴乱就要兴起。不如兼而实行，交替取得它们的功效。第一天、第二天，刑法严明、威势树立，使人畏惧而不敢欺骗；第三天、第四天，智谋通达、政事成功，使人敬服而不能欺骗；第五天、第六天，志向使人信服、诚心使人感化，使人受到感动而不忍心欺骗。用宽仁调和刚猛，如同阴阳二气达到和平；从近处逐步登上远处，如同三才各自完备而共同美好。如果不是德行全面、器量宏大的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如果不暇顾及事情的源流，统摄它的根本和极致，而姑且只确定优劣、直接议论先后，那么尧舜时代的官吏和王霸时代的官吏，就不能相提并论了。《三名臣论》　　　　　　　　李翰 有人问李翰说：“过去诸葛亮在南阳抱膝而坐，吟咏《梁甫吟》，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州平、元直认为确实如此。虽然他的才量很少有人能窥见，但遗留下来的事迹可以看见。这三位名臣，难道也有优劣吗？希望听听您的说法。”李翰推辞不敢回答。对方再三坚持请求，不得已回答说：“这哪里容易说呢？这哪里容易说呢？小的不能用来评论大的，近的不能用来衡量远的，何况议论大贤呢？然而拿律管可以测候四时气候的细微变化，测量日影可以知道千里之地的尺度。考察细微、观察显著，由虚处考察实情，或许可以把我的意见寄托在这里。依我所揣测，管仲比不上乐毅，孔明则大约在二人之间。”那人说：“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九次会盟，使天下一次得到匡正，兴盛齐国、奠定霸业，尊奉周王、勤勉辅王，功劳多么盛大啊！仁德也达到极点了！孔明收拾荆州败散的余部，制定联吴抗魏的策略，联合起来击破魏国；奉随先主向西进入剑门，刚一上任便使天下三分；辅佐后主，继续修治过去的功业；刑法政令在偏远地区得到信服，威德震动中原。虽然后主在位时间短且中途受挫，但王业几乎已经成功。乐毅一度担任燕国将领，才能胜过齐军，却在两座城之间遭受挫败，在两国之间狼狈不堪，军队不能整顿归还，自己最终逃亡。

译您却独独推重乐毅，把他列在两位贤者之首，实在令人不明白，难道有什么道理吗？”李翰回答：“您所听到的只是事情的末节吧？论功劳，确实如此；论才能，却不是这样。才能产生于时代，功业由才能和时运共同成就，本来就有才能优异而功业微小的，也有时运相合而才能较差的。首先应当用道德来衡量，从始至终考察，审察其邪正，再观察他的进退取舍，然后事情才能明白。夷吾处在天下大乱之后，辅佐有过错的君主，功业惠及诸夏，恩泽施于百姓，确实是美好的。然而他以建立功业为目的去侍奉仇敌，急于求成的心情很明显；奢侈放纵、逾越礼制，也显露出器量狭小。因此孔子虽称许他的仁德，最终还是认为他的器量小，只能做霸主的辅佐，大概不是王者的良臣。孔明从容接受三顾之礼，后来才出面筹划；必定要缔造基业，必定要使艰难的事业成功而王业亨通；君主昏暗而国家得治，军队弱小而强邻畏服，功劳很大而本朝不疑，这也很难做到。然而考察他的军令、追踪他的用法，他一定要等中原可以恢复，然后才厚赏宽刑；玄德常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最终却导致失败，这就是所谓办成了事情却没有完全合乎道义，成就了自己却没有完全审察他人。乐毅一次出兵攻下齐国两座城而没有全部攻取，用德行对待他们，用礼义收服他们；在攻取之时舍弃权变，在军旅之中实行王道。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事业却已经很伟大了。假使昭王没有死，惠王没有疑忌他，那么他的功业就不可估量了。夏侯太初已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等到他因逃离燕国而获罪，逃亡到赵国。赵王向他询问谋划攻燕的策略，乐毅流着泪回答说：“我过去侍奉燕昭王，就像今天侍奉大王一样。即使千秋万岁以后，我尚且不敢侵犯他的奴仆，何况谋害他的子孙呢？”于是放弃俸禄，连夜逃走。真是长者之言啊！可以说他不把留恋俸禄看作荣耀，保全自身而不违背道义。与那两人相比，不是更高明吗？君主的恩遇不是臣下所能谋求的，天命难道是活人所能控制的吗？怎么可以用功业的成败来判断才能的大小呢？况且时运有通达和闭塞，命运有长短，这大概是天意，难道是人的作为吗？过去韩信将要攻打魏国，问道：“怎么没有任用周叔做将领呢？”听说没有任用他，便非常高兴。假使魏人任用了周叔，汉军就不敢渡过黄河了。既然如此，周叔的才能也属于韩信一流，只是最终湮没无闻罢了。古代才能很大而功业不显著的人，又哪里能说得尽呢？我的长兄御史君，具备纯正至善的德行，拥有经世长远的才干，常常为周叔、韩信之间的遭遇感慨愤懑，在管仲、乐毅之间吟咏感叹；以忠信守持自身，以礼乐文饰自身，蕴藏着辅佐调和的大谋略，把安定天下、救济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进身时恰逢国家有难，谋略无法施行；退居时又遭遇家庭忧患，悲伤毁损身体超过礼制。官职只做到元士，寿命止于中年，职位没有升到朝廷，姓名没有记入史册。这样的才能，这样的时运，谁能看见三分天下、九合诸侯的优劣，辨明辞别燕国、回答赵王时的进退取舍呢？由此看来，完全可以知道了。提问的人叹息着退下。《三贤论》【元鲁山、萧颖士、刘迅】李华 有人说：我读古人的书，想寻求古代的贤人，却没有找到。唉！遐叔说：没有哪个时代没有贤人，只是有时世道教化没有达到应有程度，贤人沉沦在风波之中，即使贤人也不能为自己辩明，何况考察的人又没有深入探究呢？郑、卫的音乐正演奏雅正的声调，其中偶尔发出极其和谐却没有韵味的声音，最好的文章没有文采，听者不能理解，反而把它当作怪诞诡异的声音，太师和乐工也变了脸色而停止演奏。曼都的姿态混杂在憔悴之中，穿着粗劣的絮衣，像防范萧艾一样自守，美丑混同，自己以为鄙陋。这两种情况既有自身的毛病，不能自我显明，寻求他们的人又昏昧。将要剖析善恶，就必须改变政治教化、端正风俗，使贤人与不肖之人各有区别，然后贤人的眼光才会明察，考察的人才不会迷惑。我把元鲁山当作兄长来侍奉，又把刘、萧二人当作朋友。这三位贤人，可以说都是通达的人。有人说：希望听听三人的大略。遐叔说：元的志向和行为，是要用道统来治理天下；刘的志向和行为，是要用六经来调和人心；萧的志向和行为，是要用中古的制度改变当今社会。元使愚者和智者都得到平等对待，刘忧虑万物有一件不能处在正道上，萧在一呼一吸之间分析细节，因而获得厚禄，却不肯用一刻去换取安逸。元的道，刘的深，萧的志向，如果到了孔夫子的门下，都是通达者的流派。然而三人各有毛病：元的毛病是嗜酒，刘的毛病是过于赏识人物，萧的毛病是贬斥恶人过于急切、奖赏善人过于厚重。元侍奉双亲孝顺，居丧时悲哀，抚养孤儿仁慈，朋友有急难便尽力相助；任职时明辨赏罚，一生贫穷却以此为乐，天知其命运。他认为君王制作音乐、崇尚德行，以盛礼祭祀上帝并配享祖先，是天人关系的最高境界。但他的文辞不能表达这种境界，便等于没有音乐。于是创作《破阵乐》歌词，协和商、周的颂歌。由此推论，就可以看见元的道了。刘是著名的儒者，出身史官之家，兄弟都以学问著称，于是阐述《诗》《书》《礼》《乐》《春秋》，写成五篇论说，条理贯通源流，完备地说明古今的变化。由此推论，就可以看见刘的深厚了。萧认为史书过于繁杂，尤其责怪司马迁不按编年叙述事情而写成列传，后代因此沿袭，不合典范和训诫。将要纠正这个错误，于是从《春秋》三家之后开始，凡不是训诫、不能整齐规范生民的内容一概不录，依次编修，直到当今，志向还没有完成便去世了。由此推论，就可以看见萧的志向了。元处在师保的席位上，只看他的仪容，不等他说话便能看出他的仁德；刘穿着卿佐的服饰，处在宾友的位置，谈论治乱的根源、人伦的隐显，参合天地元气之后，才能看见他的精妙；萧像千锤百炼的钢，不可屈折，在国家兴废、个人进退的关头，在生死之间，才能看见他的大节。他看人和听言都过于急切，希望人人都像自己一样，志向常常同现实相违，因此总被别人责骂；但他所采取的行为能够把握中正节度，足以作为人的老师。

译他学问广博而不偏颇，精于贯通各方面，甚至比精通专门学问更为……又有文采，正重新达到雅正的极致，以用法度规范百代为己任，而古代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往往也不能达到。他超绝孤峭，不能说是不懂得言辞。萧茂挺的父亲担任莒县县丞，得罪了清河张惟一，当时张惟一作为廉使属官负责审理此事。萧茂挺刚考中科举，从洛阳到莒县，途中拦住使者的车驾，写文词哀求，张惟一流下眼泪，当天便放过了他，并且说：“萧赞府家出了一个贤人，正可用来帮助天下的风俗教化，我因此获罪，也没有遗憾。”像这样，难道不能称为孝吗？有人说：“三位贤人各自同哪些人交游呢？”遐叔说：“像太尉房公，可以说是著名人物了。每次见到鲁山，便整天叹息，对我说：‘见到元紫芝的眉宇，使人的功名利禄之心全都消失了。’像司业苏公，可以说是贤人了。他常对当时的名士说：‘假使我不幸生在衰败的风俗中，我唯一不以为耻的，就是认识元紫芝。’广平程休士，仪表端庄稳重而少言；河间邢宇绍宗，深明道义而能持守操节。邢宇的弟弟邢寅次宗，平和而不随波逐流；南阳张茂之季丰，守持正道而能防守；赵郡李崿伯高，含有高雅宏大的事业。李崿的族侄李丹叔南，诚实庄重而有文采；李丹的族侄李惟岳，谋求道义，沉静清廉；梁国乔潭德源，气宇轩昂而有古人的风貌；弘农杨拯士，才思敏捷而安于道；清河房垂翼，志向明达而喜好古道；河东柳识方，明达旷远而有才干，都是仰慕元的人。刘在京城任职时，曾经卧病，房公当时在扶风，听说后整夜不能入睡，回头对宾客随从说：“挺卿如果不起身，就再没有神明之道了。”尚书刘公每当有高明的道理，必定前去同他交谈，整天忘记返回，回来后叹息说：“听到刘公清正的言论，就像看见了皇王的治理之道。”殷直清有见识，只遗憾谈论道理时少有回应，未能与刘公当面相见，常常想见其人。河东裴腾士，举止开朗豪迈而真率正直；他的弟弟裴霸士防，严峻清正而不混杂；陇西李广敬叔，坚定明达而纯粹；范阳卢虚舟，质朴方正而清正；颍川陈谠言士，淡泊却不令人厌倦；吴兴沈兴宗季长，专一沉静而不改变；颍川陈兼，不拘器度而奉行古人的道；渤海高适达夫，洒脱不羁而有奇特的节操。这些人都敬重刘公。工部侍郎韦述修撰国史，推重萧公并与他共事；礼部侍郎阳浚主持贡举，向萧公询问求取人才的办法，海内把这看作有德的选拔。汝南邵轸纬卿，文章学问为一时标杆；天水赵骅云卿，才华美盛而品行纯正；陈郡殷寅直清，通达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精粹细密而周全谨慎；稽孔至惟微，善于叙述并喜好古道；河南陆据德邻，胸襟恢宏而善于处理事务和道理；柳芳仲敷，熟悉并精通旧典故；长乐贾至防防，声名受到当时重视。京兆韦收仲成，深谋远虑；南阳张有略，持守道义、践行仁德；张有略的族弟张邈季遐，温润如玉；中山刘颖士端，疏朗明达、简约流畅；颍川韩极佐元，品行完备而有文采；乐安孙益盈孺，温和善良、忠诚厚道；京兆韦建士经，内心明达、外表纯正；颍川陈晋正卿，深通《诗》《书》；天水尹征之，诚实明达，贯通百家之言。这些人都厚待萧公。尚书颜公看重名节，厚待故旧，同萧茂挺年少时便相识。颜公同陆据、柳芳最为友善；萧茂挺同赵骅、邵轸以及我华最为友善。天下称为“颜萧之交”，殷寅、源衍与这两种交游都和睦相处。不幸的是，元鲁山被罢免后，死在陆浑；刘迅避难，死在安康；萧颖士归葬先人，死在汝南。如今再寻求这样的人，究竟有没有呢？一定是有的，只是考察他们的人还没有做到罢了。三位贤人都没有登上尊贵的职位，也没有享有本来可以享有的长寿，却安然顺应命运，这是贤人通达的一面；没有防止他们的教化，是百姓的祸患。我深深了解三位贤人，所以这样谈论他们而不感到惭愧。《汉斩丁公论》　　　　　　　皮日休 所谓忠，大概是说委身侍奉君主，不因猜疑和错误而使内心改变，不因辩说而使内心改变，不因疑惧而使内心改变。君主有过错，就在公开场合劝谏，不在私下宣扬名声，难道猜疑和错误足以进入他的内心吗？君主有所忌惮，就更加向前进取，不因退避而改变，难道辩说足以进入他的内心吗？君主心中有隔阂，就害怕他的内心，而不害怕事情本身，难道疑惧足以进入他的内心吗？如果只是为了贪恋俸禄、吝惜生命而做官，君主有过错的言论还没有平息，便害怕受诛；劝谏一次没有被采纳，就离开职位吗？自以为得到了古人三次劝谏而不被听从的道理，实际上却庆幸自己活着、贪恋俸禄，这就是因猜疑和错误而使内心改变。君主有所忌惮，就一定在心机上作奸，在声气上献媚；不想想自己不聪明，却说君主受到诽谤；不想想道理尚不可行，却说辩论足以让君主听从，辩论足以使君主改变，这就是因辩说而使内心改变。君主心中有隔阂，就一定奉承那个人，希望取得厚重的宠爱；一定谄媚那个人，希望得到他的宽舍。有宠爱却不可奉承，有幸遇却不可谄媚，也就只能苟且而已，这就是因疑惧而使内心改变。唉！刘邦、项羽兴起的时候，淮阴侯难道不是因猜疑和错误而离开项羽吗？曲逆侯难道不是因辩说而离开项羽吗？淮南王难道不是因疑惧而离开项羽吗？离开那个君主而投奔这个君主，果真可以称为忠吗？果真可以说是不忠吗？这种人只是有利便存活，无利便灭亡。丁公面对敌人，放弃追击而不杀他，确实是出于恻隐之心，难道是出于猜疑、辩说、疑惧吗？难道是有利便存活、无利便灭亡的人吗？如果说他不忠，那么那三位侯王【指淮阴侯、淮南王、曲逆侯】就都不能免于鼎镬的诛杀、刀锯的刑罚了。这样看来，高祖杀丁公，果然不是应当的吗？汉朝刚建立时，并不是没有人才；丁公受刑时，没有听说有人说一句违背的话，这大概是命运决定的吧，真可悲啊。《袁盎以周勃为功臣论》　　　　李德裕

译袁盎回答汉文帝说：“绛侯所说的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君主在世他便在世，君主灭亡他便与之灭亡。”袁盎看见周勃把功劳归于自己，便用这话来刺激他。这不是至理和笃论，这话足以迷惑文帝的聪明，损害仁厚的政治，使君主产生薄待宗室功臣的意思，最终使周勃的大功全被抛弃，无罪却受到怀疑，实在令人长叹。当吕氏掌权时，惠帝已经去世，少帝又不是刘氏子孙；陈平采用张辟疆的计策，使吕产、吕禄以王侯身份掌权。绛侯如果不与他同心并控制他们的兵权，祸乱必定由此开始，那么刘氏的安危就不可知了。然而他像磨刀石也不能使之变薄，染黑也不能使之变黑，始终心存社稷，志在刘氏；表面虽然谦逊顺从，内心却守持忠贞，难道不可以称为社稷之臣吗？后来绛侯被拘押在请室，袁盎虽然说明他无罪，却是所谓先把人陷入死地，然后才使他复生，只是有救火的力量，还不是防患于未然的道义。杨子称袁盎“忠心不足而谈论有余”，这话说得恰当。贾生的说法好啊！他把朝廷殿堂和台阶比作高峻难以攀登、低处容易受欺凌之处。文帝受到感悟，养育臣下有节度；由此可以看出，像袁公这样贤人用心辅佐君主的精诚，很难有人能同他共同达到仁厚境界。袁盎只有在坚持正道、慎夫人的席位被阻塞、梁王请求册立继承人这两件事上，守正不屈，忠于所奉行的职责。晁错的罪恶，残酷得贯通神明；安陵的祸患，也使人知道天道并不昏昧。《张辟疆论》杨子赞美张辟疆的觉察，认为陈平做得不对。如果只是因为他年幼而聪敏，善于揣摩吕氏的心意，认为这是奇异之处，那还可以；如果认为这是违背正道而合于权变、能够安定社稷，难道不是荒谬吗？把兵权交给吕产、封吕禄为王，防备刘氏的危难，都是因张辟疆的启发。假如留侯还在世，一定会拿着戈驱逐他，使他被杀。看汉高祖的遗言，吕氏掌握大事，可以说谋划没有遗漏。因为王陵有在朝廷上直言争辩的节操，便任用他为相；认为周勃能够承担托付，就让他掌握兵权。况且外有齐、楚、淮南像磐石一样坚固，内有朱虚侯、东牟侯与皇室亲近。当时吕产、吕禄都不过是匹夫，吕后虽然内心并不安定，哀叹将相又怎么会达到危险恐惧的地步？她必定会忧伤得吃不下饭，自行缩短寿命，哪里能成为将相的祸害呢？汉高祖说：“不是刘氏而称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这种忧虑正应当属于吕氏宗族，怎么可以背弃这句话呢？后来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吕产、吕禄的封爵和势力已经牢固。如果陈平、周勃二人早早死去，那么刘氏的基业必定归于吕氏宗族。等到吕后去世，劫持郦商来欺骗吕禄，计谋也已经窘迫了。周勃虽然进入北军，尚且不敢公开说诛杀吕氏，难道不是很艰难吗？幸亏吕产、吕禄都是奴仆一类的人，不是英杰之士；假如才能出众的人处在他们的位置，哪里会接受他们的欺骗言说呢？唉！与其在困难时设法对付，哪里比得上在容易时加以制止？由此说来，陈平、周勃采用张辟疆的计策，就是错误的。留侯散尽家产来报答韩国，结交宾客来阻止秦国，招来四皓来安定太子，他所做的事一定依靠义、守持正道。由此可知，他不崇尚权术诡计，是很清楚的。《晁错论》　　　　　　　　　　李观 我读汉史，看见汉景帝杀御史大夫晁错，以姑息吴王刘濞，痛惜晁错并非有罪，所以直笔评论此事。考察晁错，他是颍川人，起初从诸生做起，侍奉汉文帝，任太常掌故，凭借华美的文辞参加射策考试，多次升迁为中大夫。到景帝即位后，他竭力进献可行意见、纠正过失，从未不忠于内心。于是景帝任命他为丞相副职，晁错因此推诚尽心、不顾自身，考虑长久安定汉室，担心诸侯势力过于强大，便上书请求削减他们的封地，这是剪除诸侯羽翼、巩固皇室根本。推究晁错的志向，难道有辜负汉朝的吗？考察吴王刘濞反叛的原因，确实有缘由；但离间骨肉亲情、堵塞小小的怨愤，如果不是上层君主，谁能不产生怨恨？怨恨的开端一旦形成，臣子的节操将依附在哪里？想不走向叛逆，最终也做不到。大概因为南方富庶，诸夏

译刚刚安定，又有狂妄之人为此谋划，估量一举便可取胜，于是放开长舌，交相构陷七国，借诛杀晁错为名。景帝没有非凡的见识，听信乱臣的一番话，便斩杀晁错而不加审问，希望借此缓和灾难，然而七国的军队一点也没有减少，因此考察此事的来龙去脉，便明白这并不是为了晁错。况且袁盎一向同晁错不和，景帝难道不知道两位大臣不合，却听信偏颇的议论，这不是替臣下报私怨吗？如果宗庙社稷出了问题怎么办？等到邓公从吴地回来，才抽泣长久悲叹，更增加了天子的羞耻。起初高祖把刘濞封在吴地，是为了警戒东南必然发生的动乱，当时哪里有晁错削地的建议？大概上天的历数本来就有治乱变化。假如没有梁国阻断吴军北上的道路，没有条侯周亚夫显示他的武威，那么秦朝失去的天下之鹿又会惊走，袁盎的肉也可以被人吃掉了。起初晁错耿介孤立，指陈政事，提出高明的建议，大臣嫉恨，小臣恐惧，人人约束自己，各自都想拿刀刺杀他的父亲，知道晁错必然被杀，因而深深忧虑。晁错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尊重君上、安定宗庙。”他的父亲说：“刘氏安定了，晁氏就危险了；我不忍看见祸患牵连先人，这样会导致家族死亡！”唉！史官责备晁错的父亲不如赵括的母亲，何其鄙陋啊！赵括处在必败的形势中，他的母亲曾向赵王说不可以让他担任将领；等到赵括失去军纪，母亲因为先见之明而获得宽免。晁错采用的是极其忠诚的谋略，同必败的形势不同。他的父亲虽然害怕祸患降临，又怎能抵制儿子所筹划的国家大事呢？况且如果赵括的母亲这样进言，可以称为明智的妇人；假使晁错的父亲这样进言，就是阻止儿子尽忠，二者哪里可以相提并论？有人又说，晁错忠诚是有的，只是智慧不足；说他愚蠢，却不是这样。忠诚是用来补益君主的，智慧是用来保全自身的；如果只谋求保全自身，忠诚就有不能实现的地方。忠诚不能实现，就是臣子不像臣子，又为什么活着呢？吴王之乱是由于袁盎蒙蔽景帝；这不是晁错智慧短缺的时机，也不是他能参与的事情。古人说直木先被砍伐，愚与智又有什么不同呢？《李陵论》　　　　　　　　　　白居易 论说道：忠、孝、智、勇四者，是做臣子、做儿子的重大宝物。因此古代君子奉行它们而行事，如果有一样失掉，就不再是臣子或儿子了。汉朝将领李陵，列名上将，出兵讨伐匈奴，我私下认为他没有为君王的事业而死，不是忠；活着向戎虏投降，不是勇；抛弃先前的功劳，不是智；招致后来的祸患，不是孝。四者没有一样具备，终于使宗族灭亡，可悲啊！我读《史记》《汉书》，其中都没有明显讥刺，私下对此十分困惑。司马迁虽然因为李陵获罪，难道可以没有讥刺吗？班孟坚也跟随他而没有明确讥刺，又可以吗？考察《礼》说：“谋划别人的军队，军队失败就应当为之而死。”所以战败而死，是他应当归宿的地方。《春秋》赞美狼瞫【“瞋”的反切为尺甚，意为深深注视】，是因为他能够死得其所；而李陵却没有死在应死的地方，难道不应当受到讥刺吗？看他当初率领步兵深入敌军境内，能够以少击多，以疲劳的军队击败逸乐休整的敌军，连续交战、连续获胜，功劳有谁比得上呢？等到士卒用尽、力量耗尽，冲锋陷阵失败，不能战死，最终却活着投降。唉！使君命坠落，使国威受挫，不能说是忠；向夷狄屈身，束手成为俘虏，不能说是勇；丧失先前的战功，使后代家声衰败，不能说是智；罪责由自己逃脱，祸患转移到母亲身上，不能说是孝。可是他还把范蠡、曹沫拿来作比较，又是多么荒谬啊！会稽之耻，不是范蠡的罪过；鲁国的羞耻，曹沫一定能够报复，所以这两人没有死。而李陵如果只是苟且保全微小的身躯，受制于强大的敌虏，即使有一点点心意，又有什么用呢？吴国、齐国，是越国、鲁国的敌国；匈奴，是汉朝的外臣。使大汉的将领成为单于的俘虏，这是助长寇仇、羞辱国家，太过分了！况且这两人即使不死，也没有李陵活着投降的名声；这两人如果活着投降，也没有李陵及其亲属所遭受的祸患。权衡事情的始末，二者并不相同

译，而李陵却私下羡慕他们，这是大大失去了臣子和儿子的道义。看李陵回答苏武的书信，想来他只是担心汉朝不了解自己，却没有从内心反省自己的始终。为什么呢？与其想要刺心来证明自己、割颈来显示志向，哪里比得上为守节而献出生命，以取得君主的信任？与其痛惜母亲、哀悼妻子，责怪君主、怨恨国家，哪里比得上忘掉自身、守死不屈，从而使亲人免除祸患呢？有人说：“武帝不能明察，听信下面流传的言论，仓促地加以重罚，难道不是辜负恩德吗？”回答说：“假使李陵不苟且求生，能够接着以死相继，那么赏赐必定延及后世，刑罚也不会加到亲属身上。他的战功足以冠绝当时，他的壮烈节操足以流传后代。”

译忠、孝、智、勇四者都已树立起来，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又有什么流言能够伤害他呢？”唉！我听说古人说：“人都有一死，但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生反而轻于鸿毛。若死比义还重，就应把死看得像泰山一样重要。”反过来说，若义比死更重要，就应把死看得像鸿毛一样轻。因此，不合乎义的事情，君子不会轻易拿生命去换取；若死得其所，君子也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惜啊，李陵没有死，实在是失去了君子之道。因此，陇西的士大夫把李氏看作羞耻，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论张禹　　李德裕 国家的谋划、安危的关键，君主不能独自决断时，必定要向自己所敬重的大臣咨询。然而，大臣有忠有邪，时势有险有易，交情有深有浅，义理有厚有薄。范睢不过是崤山以东的平民，进入虎狼般的秦国，经历了不可测的险境，可以说与秦王交往疏远、情义淡薄了；但他能够尊奉昭王，除掉穰侯，开创秦国称霸的根基，使国家安定、王位后继，这可以说是忠于秦王了。能够独自决断的，才是英明的君主。古人说：“谋划要广泛听取意见，决断却在于君主独自作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上天有震雷般的怒威，龙有触犯逆鳞的忿恨，所以君主最重要的是能够防备触怒自己。不过，在亲戚之间，恩情和义理十分深重，不必防备到这种程度也可以。张敞所谓“明诏因恩情而不能听从，群臣因义理而坚决争谏，之后才答应”，如今却让明诏亲自替张禹写出这种话，并不是正确的策略。汉文帝诛杀薄昭，决断确实明白，但从义理上说却未必安妥。周宣王为申伯饯行，有“孔硕”的诗；秦康公送秦文公，有“如存”的感慨。何况薄太后还活着，唯一的弟弟薄昭却毫不犹疑地被杀，这并不是用来安慰母亲之心的办法。汉成帝乘车驾到张禹宅第，屏退左右，亲自询问张禹关于天象变异的事。张禹借口年老、儿子软弱，又同曲阳侯有嫌隙，于是说：“那些研习新学的年轻人扰乱道术、误导世人，应当不予信用。” 汉成帝因此更加推重、信任和宠爱张禹，对他不再怀疑。王氏导致汉室灭亡、成就王莽篡夺帝位的事情，都是从张禹这里开始的，他可以说是汉朝的贼臣、国家的妖孽了。即使郑国有蛇相斗、宋国有鹢鸟倒退，也没有比张禹更严重的妖异。朱云想用尚方宝剑斩断奸臣的头，这才是恰当的。后代如果有类似张禹的人，他的臣子可以把范睢作为师表，把张禹作为鉴戒。《唐文粹》卷三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九 宋代姚铉编 议甲【共十九篇】郊祀、宗庙和陵寝 请在冬至正日祭祀圆丘议【唐绍】唐景皇帝配享昊天上帝议【独孤及】唐太宗皇帝配享上天议【长孙无忌】禘祭、祫祭议【韩愈】迁移宗庙神主议【权德舆】建立宗庙议【朱子奢】宗庙笾豆议【崔沔】同上议【韦述、张均意见相同】同上议【杨仲昌】昭陵议【权德舆】省试学生代任斋郎议【韩愈】请在冬至正日祭祀圆丘议　唐绍 臣听说，按照礼制，冬至在南郊的圆丘祭祀上天，夏至在北郊的方泽祭祀地神，是因为这两天太阳运行分别到达南北的极点。太阳到达北极时，正当日影的刻度，运行半日；到达南极时，也正当日影的刻度，运行一周。这一天一阳爻初生，是天地交会的开始，所以《易经》说：“复卦，大概可以看见天地的本心吧！”这正是冬至的卦象。一年之中，没有比这更吉祥的日子了。甲子只不过是六十日的开端，一年之内隔月就会遇到，并不是大事；而且太阳运行的周期尚未完成。只有总括六甲的日期，才能辅助四时而成就一年。如今想避开日行一周而选择甲子，是背弃大吉而追求小吉。太史令傅孝忠进奏说：“根据《漏经》，南陆、北陆与太阳相校各差一分。若采用十二日甲子，日影尚差一分未到南极，便不能算作冬至。” 唐景皇帝配享昊天上帝议【独孤及】臣谨按礼经：天子举行禘祭，要祭祀始祖所出自的祖先，并以自己的始祖配享。凡是受天命而开始受封的君主，都作为太祖。继太祖以下的六庙，则因亲属关系尽了而依次毁去；唯独太祖之庙即使历经百世也不迁毁。这就是五帝三王尊崇祖先、敬重宗庙的原因。因此，夏禹受命于神宗，夏后氏以颛顼为祖、以鲧配享郊祀；继承禹而推翻夏朝的是商汤，殷人以冥配郊、以契为祖；以革命建立周朝的是武王，周人以稷配郊、以文王为祖。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必定以最初受封的君主配享昊天上帝。只有汉朝兴起于丰沛，丰公、太公都没有爵位、功劳和德行，不能作为祖宗，所以汉朝以高皇帝为太祖；这是因为他的先世地位卑微，并不足以作为后代的法式。臣恭敬地认为，太祖景皇帝担任柱国，辅佐周朝、扶助魏国，开始成就王业，在唐地受封；高祖因袭这一基础，于是用“唐”作为拥有天下的国号，这是上天所命定的。这也如同契受封于商、后稷受封于邰一样，禘祭、郊祭以及祖宗配享的地位，应当列入百世不迁的典制。郊祀以太祖配享，宗祀以高祖配享，就像周人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一样。如今如果因为高祖开创帝业，便提升他的祭祀地位，那就是抛弃三代的正确典制，遵循汉代末流的制度，使景皇帝的伟大功业被贬低到同丰公、太公一样不能享受祭祀的地位；返离古制、违背正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追尊景皇帝、定庙号为太祖，尊高祖、太宗，正是崇敬尊贵祖先的礼制。如果配享上天的地位已经改变，那么太祖的称号也应废除，祭祀也应停止，宗庙也应毁弃；尊祖报本的道理，难道要坠落于地吗？汉代制度规定，擅自议论宗庙，要按大不敬论罪。如今武德、贞观的典章还没有改变，国家正要恭敬办理祭祀以调和神人，禘祭、郊祭之间，恐怕不适合提出这种议论。臣谨慎考察礼文，参照夏、殷、周、汉的旧事，关于配享天帝的制度，请仍遵循旧典，谨此议奏。唐太宗皇帝配享上天议　长孙无忌 臣谨慎查考典籍，历来考察前代制度，宗祀于明堂，必定以祖先配享天帝。伏羲以下五代，本来分别配享五郊，后来预先进入明堂，只是因为随从祭祀。如今让太宗配享，按道理有不妥之处。臣见永徽二年七月诏令建立明堂，恭敬地认为陛下天性孝顺，追奉太宗，已经遵行了尊严地配享上天的礼制。当时高祖先已在明堂配享，礼官感到疑惑，最终没有迁移祭祀的位置，而是任意制定仪式，于是写入法令。竟把太宗文皇帝降格配享五帝，虽说也在明堂，却不能面对上天，严重违背明诏的本意，也同先代典制不同。臣谨按《孝经》说：“孝没有比尊严父亲更大的，尊严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从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以他配享上帝。臣考察诏书的意思，正在于此；如今主管官署所执行的法令，实在是大失防范。又考察汉、魏、晋、宋历代礼仪，都没有父子二人共同配享明堂的道理。只有《祭法》说：“周人禘祭帝喾而郊祭后稷，奉文王为祖，奉武王为宗。”郑玄注说：“禘、郊、祖、宗，是说祭祀时配享；禘，是在圆丘祭昊天；郊，是在南郊祭上帝；祖宗，是在明堂祭五帝五神。”考察郑玄的注解，他竟把祖宗合并为一次祭祀，又把文王、武王共同置于明堂，接连配享，实在错误。所以王肃驳斥说：“古代以有功者为祖，以有德者为宗；祖、宗本来就是永不毁弃的称号，并不是说在明堂配享的人。”如果郑玄的解释确实正确，那么《孝经》应当说“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应说“宗祀”。凡是称为“宗”的，意思是尊崇；周人既在宗庙奉文王为祖，又尊崇他的祭祀，谁会说是在明堂奉他为祖呢？郑玄引用《孝经》来解释《祭法》，却不明白周公的本意，实在不是仲尼的义理。郑玄又解释“宗祀武王”说是“配享勾芒之类”，这就意味着五神的位置在堂下，武王反而降居下位，失去了君主应有的次序。又按《六韬》说：“武王讨伐纣王时，雪深一丈多，有五辆车、两匹马，没有车辙马迹，却来到营中求见。武王奇怪而询问，太公回答说：‘这一定是五方之神来接受职事。’于是武王按他们的名号召入，分别命令他们承担各自的职务。”后来灭亡殷朝，风调雨顺，难道有活着时来接受职务、死后却配享于明堂，降低尊位而同卑位相对的道理吗？按理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春秋》外传说：“禘、郊、祖、宗、报，这五项是国家的正典祭祀。”传中说“五项”，所以知道它们各自是一件事，并不是说祖、宗合并在明堂祭祀。臣谨慎上考殷、周，下至贞观，没有一个朝代让两位帝王同时配享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