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四十二宋 姚铉 编议丁【摠一十二首】歴代是非七西伯受命称王议【梁肃】鲁议髙郢汉髙祖伪游云梦议【髙防】猫鼠议【崔祐甫】酷吏传议【权徳舆】世祖封不义侯议后汉贼臣董卓庙议【髙适】丧制五定服制议【魏征、令狐徳棻等】駮行三年之服议【张东之】服母齐衰三年议【田再思】改葬服议【韩愈】广丧朋友议【崔祐甫】西伯受命称王议 梁 肃太史公曰：诗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称王，而防虞、芮之讼，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谓《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征二经以实其说。予以为反经非圣，不可以训，莫此为甚焉。尝试言之：夫惟圣人无作，作则为万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徳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防大难。」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称王而谓之服事，易姓创制而谓之柔顺。仲尼称武王之烈曰：「汤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复革命，父为天子而子云末受。当武王之会孟津也，告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师也。」曰：「惟我文考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复俟天命？大统既改，而复云未集。《礼大传》称「牧野之师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号」。若虞、芮之嵗称王，则不应复云追王；王制既行，则不应复云改殊。是皆反经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圣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为上下之礼，财成天地之道，使各当其分而不相间。若亿兆之去留，天命之与夺，则存乎其时。圣人顺而行之，故讴謌所归，而舜、禹揖让，桀、纣恶盈，则汤、武放伐。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不得己而为之者也。若殷道未絶，纣凶未极，而遂称王以令天下，则不可谓至徳也。己此其非圣者也。予以为《大雅》作「周」之义，盖取夫积徳累仁，为海内所归往。武王因之，遂成大业，非所谓革命易姓为作「周」也。《泰誓》纪年，盖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陈王业之盛，自虞、芮始，故防为受命之嵗。仲尼宪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谓自称王而为之数也。文王既殁，经义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鲁议 髙 郢周公居摄七年，致政而殁。成王、康王追思其徳，命鲁侯代代祀以天子礼乐。鲁君得乗大辂，建太常，外祭郊社，内祭尝禘。虞、夏、商、周之服器与官兼而用之，以广鲁于天下。郢窃谓：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贵贱待礼而别，丰者不可杀，杀者不可丰。成康过赐，非礼也。鲁君受赐，亦非礼也。何则？郢闻：有位而后行典礼。仲尼不臣门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吴爵，非长也。周公不王，而以礼乐王者，是以非礼诬周公也。设欲诬周公以非礼，曽谓昊天上帝亦可诬乎？奈何使鲁人郊！昔孔子愤叹于衰周，而欲求礼于鲁，及覩其僣，乃言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乎？」鲁用天子礼乐者，本以郊上帝，既非声明文物之不当用，可知矣。又恐来者以杞、宋用王礼为疑，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后得守先祖礼乐，鲁何守而用之邪？」犹惧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掲日月，而学者或以为事更圣人未闻，可否难措辞于鲁。议者于谦黙之道则可矣，于发挥之义，恐未尽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鲁侯用王礼，其臣亦用侯之礼，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设公庙，歌雍，彻。嗟乎！礼之不早辩也，如此。古者父为天子诸侯，子为士，祭礼従子，不得従其父。晋应韩武王之穆，得用备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礼之褒，是周公不得为圣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秖以王者礼乐馁周公于鲁矣，安在其康乎？且周公之绩，孰与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与太戊崇异？伊尹不过号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礼。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四十二 宋姚铉编 议，共十二首 历代是非七篇 《西伯受命称王议》【梁肃】《鲁议》高郢 《汉高祖伪游云梦议》【高防】《猫鼠议》【崔祐甫】《酷吏传议》【权德舆】《世祖封不义侯议》《后汉贼臣董卓庙议》【高适】丧制五篇 《定服制议》【魏征、令狐德棻等】《驳行三年之服议》【张东之】《服母齐衰三年议》【田再思】《改葬服议》【韩愈】《广丧朋友议》【崔祐甫】《西伯受命称王议》 梁肃 太史公说：《诗经》说西伯在接受天命的那一年称王，平定虞、芮两国的争讼，于是追尊太王、王季为王，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十年后去世。有人因为《大雅》的序文说“文王接受天命”，又因为《周泰誓》的序文说“十一年，武王讨伐殷”，便妄自援引这两部经书来证实自己的说法。我认为，违背经义不是圣人之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试着说说其中的道理：圣人本来不妄自创作，一旦有所创作，就成为万代的法则。仲尼赞美文王的德行说：“天下三分，文王拥有其中的两分，却仍然服事殷。”又说：“内在文明，外表柔顺，以此防备大难。”文王如果这样做，就不可能南面称王却还说是服事殷，也不可能改朝换代、创立制度却还说是柔顺。仲尼称赞武王的功烈说：“汤、武实行了革命。”又说：“武王晚年接受天命。”从来没有父亲接受天命、儿子又再次革命的道理，也没有父亲已经做天子、儿子却说自己到晚年才接受天命的道理。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时，告诫诸侯说：“你们还没有明白天命，现在还不能誓师。”又说：“只是我的文王父亲的大业还没有完成，我这个后辈要继承他的志业。”哪有王者出征，还要再次等待天命的？大业既然已经改变，却又说尚未完成。《礼记·大传》说：“牧野的战争结束后，军队退去，于是燔柴祭祀上帝，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改定正朔，区别徽号。” 如果在平定虞、芮争讼的那一年就称王，就不应再说“追王”；王者制度已经实行，就不应再说“改定并区别”。这些都是违背经义的说法。天地是最大的秩序，其次是君臣关系。圣人知道名分定位不可改变，所以制定上下尊卑的礼制，裁成天地运行的道理，使各人都处在自己的分位上而不相混乱。至于亿万百姓的去留、天命的给予和夺取，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圣人顺应时势而行动，所以歌谣归附他们；舜、禹互相揖让，桀、纣罪恶满盈，于是汤、武放逐、讨伐他们。这就是所谓顺应天时、奉行天命，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殷朝的统治尚未断绝，纣王的凶恶还没有达到极点，却径自称王来号令天下，就不能说是最高的德行；这正是其不合圣人之道的地方。我认为《大雅》以“周”为篇名的意义，大概是取其累积德行、连续施仁，得到天下人的归附。武王凭借这一点成就大业，并不是因为所谓革命改姓而创立“周”。《泰誓》记载年次，大概是武王、周公追述考察前文，陈述王业盛大的过程，从虞、芮开始，所以把它写作接受天命的那一年。仲尼尊崇并效法文王、武王，所以依此叙述说：“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并不是说文王自称王后便以此计算年数。文王已经去世，经书的义理就在这里；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就等待后世君子来判断。《鲁议》 高郢 周公摄政七年，把政权交还成王后去世。成王、康王追念他的德行，命令鲁侯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他。鲁君可以乘坐大辂，树立太常旗，外祭郊社，内祭尝禘；虞、夏、商、周的服饰、器物和官制也兼而使用，以便使鲁国在天下更加显赫。高郢私下认为：从天子到平民，尊卑贵贱都要依靠礼制来区别，礼制丰厚的不能减损，礼制减损的不能增益。成王、康王过分赏赐，这是不合礼的；鲁君接受赏赐，也是不合礼的。为什么呢？我听说，有相应的名位然后才能实行相应的典礼。仲尼不以门人为臣，是因为他们不是君主；季札不继承吴国爵位，是因为他不是长子。周公没有称王，却让他使用只有王者才能使用的礼乐，这是用非礼来诬蔑周公。假如说可以用非礼来诬蔑周公，难道连昊天上帝也可以欺骗吗？为什么还要让鲁人举行郊祭？过去孔子对衰落的周朝感到愤慨叹息，想在鲁国寻求周礼；等到看见鲁国僭越礼制，便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德业大概衰落了吧？”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本来是为了祭祀上帝；既然孔子已经明确说明其中礼制、文物不应当使用，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又担心后人对杞、宋使用王者礼乐有所疑惑，于是说：“杞国的郊祭，是祭祀禹；宋国的郊祭，是祭祀契。” 这是天子的事情，杞、宋只是守护这种传统。杞、宋两国作为二王之后，能够守护先祖的礼乐，鲁国有什么可以守护的，却要使用它们呢？”孔子还担心人们不能明白，又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祝辞和祷告都不敢改变古来的常制，这叫作大嘏。”这就是再次说明名位不同，礼制的等级也有确定的区别。孔子的话明白得如同日月高悬，可是学者有的认为这件事关系到更改圣人旧制，没有听说过，因而对鲁国礼制难以措辞评判。议论者采取谦逊沉默的做法是可以的，但在阐发义理方面，恐怕还没有充分做到。《诗经》说：“你的教导实行了，百姓全都来效法。”鲁侯使用王者礼制，他的臣下也使用诸侯的礼制，所以季氏舞八佾，登临泰山举行祭祀，设置鲁公庙，演奏《雍》，并在祭祀结束时撤去祭品。唉！礼制没有及早辨明，竟到了这种地步。古代父亲是天子或诸侯、儿子是士时，祭祀礼制依从儿子的身份，不能依从父亲的身份。晋国的应、韩，是武王宗庙的后裔，难道能够用完备的礼物来祭祀武王吗？如果祭祀，就是用非礼来褒扬他们，周公也就不能算圣人；如果不祭祀，那么成王、康王只是把王者礼乐带到鲁国，使周公受饿，这哪里算得上康宁呢？况且周公的功绩，谁能比得上伊尹辅佐商朝？成王、康王的英明，谁能比得上太戊尊崇祥异？伊尹不过被称作保衡，到了沃丁、太戊，也没有给他们加用王者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