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卷二十九

译论尊号奏状第二首 右件是希望宁奉宣读圣旨，关于卿等商议加尊号的事情。事情虽然在道理上确实重要，但时运必须稍有改变，也不可拘泥执着。不相信卿，应该替朕再仔细思量，想来也没有什么妨碍。臣听说，德行与天相合叫作皇，德行与地相合叫作帝，德行与人相合叫作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养育人民、治理万物，各得其宜的叫作天子。这些都是至尊的特殊称号、极美的盛名。即使想要更改，也没有超过这些的。所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是有生民以来君主德行最神圣的人；天下尊敬他们、赞美他们，也已经达到极点。然而把这些作为称号时，有的称皇，有的称帝，每次只用一个字，尚且不能兼用。禹、汤相继兴起，没有一个不是大圣，却仍然自我谦抑，把称号降为王。嬴秦的德行衰于殷、周，却窃取羲、皞的名号，开始兼用皇、帝而总称为皇帝。流传到后代昏庸偏僻的君主，甚至有“圣刘”“天元”这样的称号。由此可知，君主自身的轻重，不在于自我称呼。尊崇自己的称号，对美好的德业没有补益；减损自己的名号，也不会损害德行的美好。然而减损名号有谦逊光明、考察古制的好处，尊崇名号却会得到夸耀才能、接受谄媚的讥讽；二者得失并不相等，显然不难分辨。何况如今时运困厄，事情处于艰难之中，尤其应该有所畏惧、深思，以此自我贬抑。如果一定要改变，也必须依据天数有所变更。与其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去人心，不如贬降旧有称号，以敬畏上天的警戒。天时和人事，道理必定相互符合。人既然喜好谦逊，上天也会帮助顺遂。陛下如果确实能出自内心作出决定，焕发德音，引咎自责，降低称号，深刻表示自我责罚，只求谦逊与顺应，一举便有两种美德。从外可以收拢民情，从内可以响应玄妙的天运，对上可以使德行与远古圣王相齐，对下可以给后世树立无穷的法则。兴复废弃的典章，矫正旧日的过失，这是极其明智；减损虚浮的装饰，收获真正的美利，这是极大的智慧。前代圣人之所以永远保有美好的声名，常常成为后世称首的典范，只是通达了这个道理罢了。陛下为什么吝惜而不改变它，反而想增加多余的称号来承受实际的祸患呢？《玄元经》的德义说：“王侯自称孤、寡、不谷，是把卑下作为根本。”周襄王遭遇乱事，出居郑国，告诉诸侯说：“不谷没有德行，卑鄙地处在郑国汜地。”《春秋》以礼记载他，因为他能够降低自己的名号。汉光武帝下诏令臣下上书时，文书不得称“圣”，史官记录并称道他，是因为他能够减损自己。臣只是凭借低微的身份，得以承受陛下的询问和商议。伊尹以自己的君主不如尧舜为耻，臣也以此为耻。因此真诚从内心发出，不再顾虑防范和忌讳。请宽恕臣的愚昧而鉴察其中的道理，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这样做。谨此奏上。

译论赦书奏状 右件是隐朝奉宣读圣旨，并把中书省所撰写的赦书给臣看，命臣审察其中是否可行；如果有需要更改增删的地方，以及事情没有说尽的地方，都逐条奏报。臣谨依诏令反复详细省察，仍担心见识不周全，又与各位学士共同考察得失，大家都认为纲目大体列举出来了，文理也通顺，事情大多沿用通常的措辞，没有失去旧日的用法，按照平常情况也颇可施行，但施行于当今恐怕还不相称。为什么呢？处在非常危急之中的人，不能用平常的道路使他安定；解除非常纷乱的局面，也不能用平常的言语来晓谕。自陛下继承大宝以来，立志统一中原，大量动用兵力，竭力征取财赋，百姓还没有明白暂时劳苦的用意，怨恨叹息已经很深；上天没有给人悔改灾祸的时间，患难又接连发生；加上刑罚谪戍过于严峻，禁令防范过于苛严，上下不能亲近，情志多被壅塞，以至于变乱发生在京城，盗贼占据宫闱，九庙被奸人玷污，六军驻扎在郊外，奔逃逼迫、忧患危急，说起来令人痛心。自古以来祸乱汇聚，很少有像这样突然猛烈的。如今重重包围虽然解除，逃亡的贼寇仍然存在；割据土地、僭称王号的有四凶，滔天作乱、潜图帝位的有二竖；又有顾望观望、怀有二心、背叛离散、结党奸邪的人，流类实在繁多，不能全部数说。皇帝的车驾尚未恢复，国家的权柄尚未归还，劳苦的人尚未得到休息，有功的人尚未得到赏赐，困穷的人还来不及抚恤，受到压抑阻滞的人还不能申雪。将要缓解众多灾难、收拢群臣百姓之心，关键只在赦令是否有诚实的言辞罢了，关系到安危，怎么可以忽略呢？用言语感动人，所能产生的感受已经很浅；言辞又不恳切，谁愿意归心？昔日成汤遇到灾害，在桑林祈祷，亲自剃发，作为牺牲。古人所说“割发应当触及肌肤，剪瓜应当伤及身体”，实在是因为诚意不到，万物不能感动；损己不深，利益就不能到来。如今这份德音也应当如此，悔过的意旨不能不深，引咎的言辞不能不尽，招延贤才不能不广，施加恩泽不能不厚，宣泄疏通郁结不能不彻底敞开心怀，洗刷污垢不能不彻底荡除痕迹，使天下豁然发生变化，好像拨开重重昏暗而看见明亮的太阳，人人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那么还有谁会不归顺呢？应当改革的事项条目，臣谨另具奏状一并进呈。除此之外，还有所担忧：臣私下认为，知道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却难；说善言并不难，实行善行却难。即使赦文写得极其精美，只停留在知道过错这一层面，关于善言善行，仍希望圣上再思考其中困难。《易经》说：“圣人感动人心，天下就会和平。” 所谓感动，是诚意从内心发出，并在事情上表现出来；事情有时还不能被人理解，所以用言语加以说明。言语一定要顾及内心，内心一定要符合事情，三者相互吻合，不相互逾越，以至诚为根本，才可以求得感动人心的效果。如果还不能做到，不如不要说。一旦损害了诚意，最终就没有人能够相信。伏愿陛下先在内心断定自己的志向，然后施用于言辞；估量可以实行的就发布，不可以实行的就搁置。不要随便说出言辞来加重自己的悔恨；言辞能够符合诚意，人心就一定会受到感动。人心既然受到感动，天下就一定会太平。事情怎么可以不详察，又怎么可以不努力办理？臣倾尽内心恳切陈述，伏听圣上裁决。谨此进呈。请允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奏状 本月某日，顾少连在延英殿回答召问，奉到密旨。陛下先前下令台省长官各自举荐属吏。近来听闻外间议论说，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和故旧关系，并且接受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项办法很不稳妥，今后除授改任官员，应当由卿亲自选择，不得信任各部门所荐之人。臣才能暗昧低劣，错误地承担重任，果然遭到官员们的毁谤，反而使圣上忧虑。陛下过分顾念恩私，曲意降下慈爱教诲，臣感激承受并反复自省，日夜不得安宁。因为这是密旨特意宣示的事情，臣不敢当众陈谢，只谨接受成命，对所应办理的事情必定实行。恭敬地想，圣上的规谟本来就应当没有隐瞒；如果还有没有通达之处，臣怎么敢不说？虽然知道这只是微末的事情，实在也不能停止陈述。治理的紧要之处，在于得到人才；而认识人才的困难，是圣哲都感到忧虑的。只听一个人的言论，不能保证他的行为；只求考察他的行为，又可能遗漏他的才能。比较功劳、考核劳绩，就会使巧诈伪饰大量兴起，而正直方正的人很少得到进用；追逐声名文采，就会使趋炎竞进的风气更加增长，而沉静退让的人无法升迁。一定要平素与他有交往亲近，详细了解他的始末，探察他的志向品行，考察他的才器能力，然后才能认识那些守道而藏用的人，使沽名钓誉、修饰外表的人无法伪装。所以孔子说：“看他所凭借的，观察他所经过的，考察他所安处的，这个人哪里能隐藏呢？”想要观察考察一个人，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因此，前代有乡里举荐人才的办法、长吏征召任用人才的制度，用来考察历练、广泛搜求人才，敦励德行才能，止息奔竞。过去周王任命伯冏为太仆，告诫他说：“谨慎地选拔你的属官，不要任用那些巧言令色、阿谀逢迎、侧身献媚的人，只选用贤良之士。”可见古代朝廷任命大官以后，大官可以自行选拔属官，这是明确的证明。汉朝致力于广求人才，选拔不只是依靠公府征召，还有因父亲、兄长任职而得以任郎官的。刚被选入时，杂居于三署；台官有空缺，便补任其中。这说明古代郎官都是经过选择任用的，也是明确的证明。魏晋以后，直到本朝，选拔一般官员，大多由选部负责；只有高位重职，才从一般官员中考察已有成就者，奏请朝廷任命。所以晋代山涛任吏部尚书时，朝廷内外官员的品级任用，多由他咨询后授予。宋朝任命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先派人对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让我行使吏部职权，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不接受。”徐羡之答道：“黄门侍郎、散骑侍郎以下的官员，全部委托给你。”蔡廓仍然愤怒，认为这样是使他失去职权，于是没有赴任。这说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都由吏部选授，并不一定要等朝廷官员全部由台司选定，这也是明确的证明。

译本朝的制度是，五品以上的一般官员由制敕任命，六品以下则都由吏部奏请授任。制敕任命的官员，是吏部考量人才、安排职位并任命的；奏请授任的官员，也是吏部考量人才、安排职位以后，再上奏说明，皇帝只批示知悉而依从，并不加以否决。开元年间，吏部拟定选人的任用等级，奏请设置循资格制度；从起居郎、补阙、拾遗以及御史等官职，仍都列入选曹铨选考核的范围，写入格令，至今没有废除。没有听说常参官全部交给宰相挑选，这又是近代事实的明确证明。后来旧有典章失去秩序，幸臣专擅朝政，舍弃众议而重视自己的权力，废除公正荐举而实行私人偏爱。于是朝廷百官，如果不合当时宰相的心意，就无法进用。任用众人的原则日益衰微，进用贤能的道路逐渐狭窄。近来每逢需要任用官员，常常苦于缺少人才；临事选求，动辄拖延十天一月，等到急需使用时才匆忙任用，很难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才。这难道不是因为荐举制度逐渐衰败、人才日益减少吗？平时求才过于苛细，遇到急事又没有足够的人充任。想使各种政绩都兴盛起来，确实很难。我实在愚钝无能，没有一样足以胜任，却承蒙错误地受到任用，担任宰相以待罪。我虽然怀有窃居高位的恐惧，又缺乏识别人才的明察，自己估量才庸识浅，终究难以报答国家。我只知道应当广泛开辟求才的道路，使贤能之士各以类别被征召，开启最公正的门径，让各主管官员都能自行荐举人才。我将谨守法度，考核百官，发扬圣上的明察，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希望人才不会被埋没，朝廷不至于缺少贤能。把这作为报答恩德的资本，把这作为实现治理的工具。因此刚接受任命，就把以下意见上奏：求取贤才、审慎任官，应当大致建立朝廷制度。凡各部门长官、副贰官员，以及两省供奉官职，还有因考察荐举和任事功劳而应当加以奖赏任用的人，都由宰相议论叙说后上奏。其余台省属官，请交给长官选拔，指明才能和实际表现，具状上奏。一经荐举宣扬，终身负责保任；并在任命文书中详细标明荐举授官的原因，以公正示众，明确显示得失。荐得贤才，便增加考核等级和俸禄；荐非其人，便夺俸赎罪。屡次荐得贤才，便褒奖升迁；屡次荐错，便贬黜免职。不仅可以搜求、荐举低位官员，也可以借此考察试用大官。前人所说“考察他所荐举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奏请得到批准后，便立即宣布施行。南宫荐举人才达到十多人，其中有的不是台省旧吏，而是使府属官，曾多次被荐举延请，历任过许多职务。考察他们的资历声望，已经不愧于同列；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也没有听说有过失败坏。可是议论的人突然以传闻之辞上奏，烦扰圣上，使这项制度难以实行，也就可想而知了。陛下勤于寻求治国之道，努力顺应众人的情愿，正因为荐举制度不合适，才又交给宰相选择。这是对辅弼大臣的任用极为尊崇、广泛采听舆论，可以说是圣德的盛美之处。然而在委任官员、责成其事的原则，以及听取言论、考察实情的方法上，排除邪曲、保存诚信，仍恐怕有所欠缺。所谓委任并责成，就是专门确定一件事情，先选择合适的人。既得到合适的人，便慎重谋划开始；既确定了开始，又详细考虑结局。始终之间，事情必须预先安排。有疑虑就不要贸然任用，既已任用就不应再疑虑。等他完成谋划，再考察事情的结果。事情与原先谋划不符，就革除弊端并罢黜其人；事情符合原先谋划，就赏赐其人并成就他的功绩。这样使受赏的人无从推辞，遭贬黜的人也不能找借口。若能如此，那么即使没有这样的人，谁还敢承担任职？责成官员办事，是无须多费周折便能达到治理的办法。所谓广泛听取言论，是扩大接纳下情的制度；明察事物、通达听闻，是广泛济助众人的方法。想知道事情的得失，不可不从言论中听取；想辨别言论的真假，不可不根据事实考察。说事情做得好，不要立即认为正确，必须追究他取得成绩的原因；说事情做得不好，也不要立即认为错误，必须穷究其失误的道理。称赞一个人的善行，必须详细考察他行善的踪迹；评论一个人的恶行，必须公正辨明他作恶的缘由。凡是听取他的言论，都要责求事实。既查得事实，又要结合情理审察；既穷尽情理，又要再向众人核实。众人的议论、事情的情实，必须互相参验而相合，然后才能相信他的说法，奖赏他的诚信。如果有人故意欺骗诬陷，也要施以明确的刑罚。这样，进言的人不会被堵塞，听取的人也不会劳累；不会有浮夸妄诞、扰乱教化的言论，不会有阴险邪恶、伤害善人的说法，不会有轻信而受欺骗的过失，也不会有暗中构陷而无法辨明的冤屈。这就是古代圣王听取言论、考察事实，不出门户便能了解天下情况的方法。陛下既然采纳我的意见并施行，随后又听到横议，便在我这里加以阻止。谋划不责成其实现，横议不考察事实，这就使谋划失败的人能够用言辞推脱罪责，使议论不正的人能够肆意诬陷。若照这样实行，类似的弊端就会不断增加。这样既没有确定不变的计策，也没有真实可靠的言论。计策不确定，治理之道就难以成功；言论不真实，小人就会得志。国家的弊病，往往一定由此而来。从前齐桓公将要开创霸业，问管仲什么事情会妨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人却不能任用，是妨害霸业；任用贤人却不能坚定信任，是妨害霸业；坚定信任却不能贯彻到底，是妨害霸业；同贤人谋划事情，却又同小人商议，也是妨害霸业。” 所谓小人，不一定都是心怀险恶、能够败坏倾覆国家的人。他们只是性情险邪，志趣狭隘，把阻挠议论看作超出众人，把自命不凡看作不合群；只顾眼前小利而昧于长远谋划，拘泥于小信用而损害大道。因此《论语》说：“说话一定要兑现，做事一定要坚决，这只是拘拘小节的小人。”能够在言语上守信、在行动上果断，只是因为拘泥浅近、不能广大通达，宣尼仍称这种人为小人；管仲尚且担心这会妨害霸业，何况还有言语行为都难以保证，却任意实行邪恶意图的人呢？这些都是任用官员却不责成其办事、听取言论却不考察事实造成的弊病。圣上的批示认为外间议论说：各部门所荐举的人，都有私情缘故，还兼收贿赂，因此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我请求陛下让被指控的人全部陈述所犯之事。若此人收受贿赂、荐举有私情，陛下再把事实询问我，我再根据事实考察荐举者。如果他立即认罪服法，就依据罪行施刑；如果有所辩解，就交给司法部门查验事实。错误荐举的人一定施以惩罚，诬陷善人的人也要反受其罪。这样自然能使法令彰明，邪恶不再发生；惩罚一个人而阻止百人，是治理的良法。为什么一定要宽贷其奸邪赃罪而不加以辨诘，偏袒所谓公议而不说出主名，使无罪的人受到怀疑、有罪的人得到纵容，曲直混同，天下人还凭什么依靠呢？

译圣上的批示又认为由官长荐举人才的办法不稳妥，命令我同时自行挑选不可信任的各部门官员。我以为，宰相辅臣按常制不过几人，他们所知道的人本来就有限，不可能遍知各位士人、全面考察众多人才。如果让他们任命所有官员，按理必然要辗转询问，这就会把公正荐举变成私人推荐，把公开显扬变成暗中投托。假如像议论者所说，荐举的人多是亲故，向君主荐举尚且不能杜绝宰臣的私人推荐，难道会没有欺诈、埋没人才的弊病吗？一定会更加严重。所以过去的任命，很少有不涉及私下毁谤的；即使执掌大权的人并不相同，有的也会接受请托，有的也会私下访求，亲近的人反而成为被出卖的人，这种弊病并不遥远。陛下明察，已经知道这些情况，现在又将要顺从浮言，专门任用宰相来选官。宰相不能遍知人才，仍须沿袭过去向他人访求。如果向亲朋访求，就是已经知道覆车之祸却不改走旧路；如果向朝廷官员访求，就是寻求他们的私人推荐，必然不如公开荐举有利。这两种办法的利害，只有陛下再详细选择。我恐怕不如重新委托长官，谨慎选拔属官。所选的人少，所求的人就精；荐得贤才，可以获得有鉴识的名声；荐错失实，就应承担暗昧错误的责任。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身名誉的，何况台省长官都是当朝精选的人才，谁肯徇私妄动，损害名声而招致责罚呢？所谓台省长官，就是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以及御史大夫、中丞。陛下近来选择辅相，多数也不出这些职位。今天的宰相，就是过去的台省长官；今天的台省长官，就是将来的宰相。只是职名暂时不同，本来并不是荐举行为就截然不同；难道任长官时不能荐举一两个属官，做宰相后就可以委托选择千百名属官吗？众人的议论悠悠不定，这种迷惑实在太深。圣人处理事务，一定衡量事物的适宜，不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也不责求人做不到的事；尊贵者掌握要领，卑下者负责细节。所以君主任用辅臣，辅臣选择一般官员，一般官员选择佐属。所任官职越尊贵，因此所选择的人越少；所考察的职位越低，因此所荐举的人越轻。进用不失次序，选择不失类别。按类别选择，便能深入了解实际表现；按次序选择，便能杜绝侥幸求进。若务必求得人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因此人才从低位、远方开始进入朝廷，各由长吏负责荐举，下面就不会遗漏贤才；列入朝廷官员之后，已经任职办事的人，再由宰相叙述成绩、逐步进用，朝廷就不会有空缺的职务；才德都很优良、历经考验而始终不变的人，最后由君主任用，天下就不会遗弃士人。求取人才贵在广泛，考核官员贵在精审。求取广泛，在于各人荐举自己所知道的人，这就是长吏负责荐选；考核精审，在于按照姓名责求实际，这就是宰相负责叙述进用。求才不广，低位官员就很少得到进用；低位官员很少进用，平时任用就常常缺人；平时常常缺人，就害怕一般官职空缺；害怕官职空缺，就只求勉强凑足员额。因此考核官员的办法也无暇精审。考核不精审，才能与无能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人的自我磨砺就逐渐衰退；磨砺衰退，职务就不能办好；职务不能办好，品格就逐渐低下。因此贤能的功绩不能充分显现。这些都是误在不广泛求人的办法，却一味追求精细选士；不考虑考核制度能否实行，却希望得到人才的好处。所以越希望得到人才，反而越失去人才；越追求精细，反而越变得粗疏。堵塞源头却疏浚下游，我没有见过这样可行的办法。我想详细引用旧说，又恐怕使陛下听览烦劳，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道理。从前则天太后登位临朝，为了收服人心，尤其致力于荐举提拔，广泛任用人才，打开引进人才的门路。进用人才毫不迟疑，访求人才从不厌倦。不但别人可以荐举士人，士人也可以自己举荐才能。所荐举的人一定施行任用，所自举的人往往立即试用。这种选士方法，难道不是显得过于容易吗？然而考核责成很严，升降又都很迅速。不才的人很快被贬黜，有才能的人骤然升迁。因此当时称赞她有识人的明察，历经几朝都依靠众多人才发挥作用。这就是接近“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所产生的效果。陛下承受帝位以来，思求达到太平，爱惜贤才的心超过前代贤哲，但得到人才的盛况却没有赶上过去。这大概是因为鉴别赏识人才完全依靠圣上的明察，而搜求选择人才又很难通过公开荐举来完成。只是开启了详细延请人才的道路，却很少施行考验核实的方法。远方使者和先前进用的人才逐渐凋零失实，后来的人又接续不上。发布一项命令，诽谤阻挠的议论便交相而起；任用一个人，弊病立即显现。这是选才过于精细、法制又不统一造成的忧患。则天的举用办法虽然容易，却能得到人才；陛下谨慎选择的制度过于精细，反而失去人才。由此可知，即使举用容易，只要不轻易苟且容纳无才之人，那么这种容易正好足以扩大得到人才的基础，并不构成祸害；如果不在法制上精密周详，却一味在选才上求精，那么这种所谓精细正好足以阻塞进贤的道路，并没有好处。人的才干品行，自古很少有样样完美的；如果有所长处，必然也有所短处。若能记录长处、补救短处，天下就没有不能使用的人；若只责求短处、舍弃长处，天下就没有不被抛弃的士人。何况还夹杂着个人的憎爱，志趣也有异同。即使圣如伊尹、周公，贤如杨朱、墨子，拿他们去接受众人的议论，谁能免于讥刺嫌疑？从前子贡问孔子：“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乡里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不如让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让乡里不善的人厌恶他。”这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意愿必然相反；小人厌恶君子，也正像君子厌恶小人一样。要考察其中的实情，关键在于审慎听取意见。听从君子，小人的道路就会败坏；听从小人，君子的道路就会消亡。如今陛下慎重选择宰臣，必定认为这比一般官员重要；精心选择长吏，必定认为这胜过普通流外官员。可是到了宰臣提出谋略、长吏荐举人才时，陛下却只听取横议，不考察最初的谋划。这就是对所任用的重要人物轻视其言论，对所看轻的人却重视其事情。而且又不辨别毁谤是真是假，不考察议论的是非长短。众人的言论如果达到这种地步，就会使人无所措手足。难道这只是选任人才的方法失去了根本而已吗？我公开进言，本来不是为了爱惜自身。我感念实现治理之道所受到的知遇恩德，所以借此陈述谢意，全部说明上奏。只希望陛下幸加察鉴。谨此奏闻。请求不要设置琼林、大盈二库状

译臣听说：如果按照宽松的标准制定法令，弊病尚且会流于贪婪；如果按照贪婪的标准制定法令，弊病还怎么挽救？向人显示义理，弊病尚且会流于偏私；向人显示偏私，祸患必然难以消除。因此圣人建立教化，轻视财货而尊重谦让，远离利益而崇尚廉洁。天子不问财物有无，诸侯不谈财物多少，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也不蓄养聚敛之臣。这难道是他们能够忘掉贪图财货的心吗？实在是害怕贿赂滋生于人心而开启祸端，损伤风俗教化而扰乱国家。所以致力于聚敛、充厚府库积蓄的，只是匹夫的富有；致力于散发财物、收取百姓人心的，才是天子的富有。天子所作所为，应当同天地一样使万物生长，养育万物而不自恃；成就、败坏万物而不把它们据为己有；按照正道交付万物，浑然忘情，取用不算贪婪，散发也不算废弃。就体制而言，这是广大；就方法而言，这是精微。又何必破坏废弃公正的制度，崇尚聚积私有财货？降低至尊身份而代替主管官员守藏，辱没万乘之尊而效法匹夫收藏，既损害法度、失去人才，又诱发奸邪、聚积怨恨。用这种办法处理政事，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琼林、大盈二库，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根据老臣旧说，都说是开元年间创设的。当时贵臣贪恋权势，修饰巧言以求媚上，便说郡邑的赋税贡物应当分别使用，为什么不各自分区管理呢？赋税应当交给主管官府以供国家经常开支，贡物应当归于天子以满足私人的需求。玄宗听信了这话，重新设置这两个库，放纵了内心的奢侈欲望，祸根从此萌发。到了国家覆亡，最终还用它来诱使盗贼。礼书说：“用违背常理的方式取得财物，也会用违背常理的方式失去财物。”难道这不是明显的验证吗？陛下即位之初，努力遵循治国之道，严格实行节约俭朴，斥退远离贪婪暴食。虽然内库旧藏还没有归入太府，但各地私下进献的物品不进入宫禁，清明肃然的风气由此形成，天下大为改变。议论者都说，汉文帝拒绝千里马、晋武帝焚烧裘衣的事，又在当今重现了。近来因为叛贼扰乱常法，皇帝车驾出巡在外，既处于忧患危急的时运，更应增加警惕奋勉的诚意。臣昨天奉命出使军营，经过行殿，忽然看见右廊下张榜列出两个库的名称，惊讶自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天街尚且阻塞，军队正在艰苦作战，创伤疼痛、呻吟呼号的声音还没有停息；辛勤守战的功劳，应当赏赐的还没有施行，而各道进贡的珍宝却突然另入私库。众目所视，谁能不放在心上？我私下揣度军中情况，恐怕会产生失望。试着询问旅舍官吏，又采听道路上的言语，果然如我所担忧，积累的怨恨已经很深。有的把愤怒显露为诽谤，有的丑态毕露而作歌谣，颇有含蓄谋乱的情绪，也有后悔效忠的意思。由此可知，民间百姓昏昧鄙陋，不能辨识尊卑，不能用至尊的身份压服他们，却可以用真诚和义理感化他们。近来六军刚刚投降时，百物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徒，对内防守危城，昼夜不息，直到将近五十天；严寒和饥饿交相侵袭，死伤者相互枕藉，大家拼死同心协力，终于战胜了重大艰难。这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偏私自己的欲望，割舍甘美食物同士卒一道，停止进食来防止功劳者受到亏待。没有严厉强制而人心不离散，是因为这些感受；没有丰厚赏赐而人不怨恨，是因为根本没有私藏。如今攻围已经解除，衣食已经丰足，可歌谣诽谤却兴起，军心也稍有沮丧，难道不是因为勇士的常情喜欢财货、夸耀功劳吗？患难时既与他们共同忧虑，安乐时却不与他们共享利益；如果待遇不同而要求他们沉默，怎能没有怨言？这是常情，本来不值得奇怪。《记》说：“财物散给出去，百姓就会聚拢。”这难道不是殷鉴吗？众人的愤怒难以承受，积蓄的怨恨终究会发泄，其祸患难道只是人心离散而已吗？还将担心有人构陷奸谋、鼓动叛乱，触犯法纪而强行夺取财物。国家办事，以公共利益为心，人们必然乐于跟从；以私自供奉为心，人们必然违抗叛离。因此燕昭王修筑黄金台，天下称赞他的贤德；殷纣王制作玉杯，百代传扬他的罪恶。这是因为为他人着想和为自己着想不同。周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当时还嫌它太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四十里，当时却忧虑它太大。这是因为与众人共享利益和独占利益不同。辨明这个道理，洗涤自己的内心，奉行三种无私，用一己之身统摄众人。有人不遵从，就使用刑罚。如此说来，宣扬公共利益、禁止私自占有，正是天子凭借以治理天下的工具。舍弃这些而不去实行，反而堵塞利益、实行私欲，还想让人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如今这两个库所收藏的珍宝钱币，不归度支管理，这是实行私欲；又不供给国家经费，不是宣扬利益。人心离散、怨恨产生，不也正应当如此吗？聪明的人能在危险中建立安定，明智的人能改正过失而转为成功。凭陛下天生英明圣睿，如果再做到见善必改，将会把积蓄的怨恨化为感恩，把过错转为完全正确，迅速消灭残余叛贼，永远留下美好的名声，这就像转动规矩一样容易，举手投足即可达到。然而事情能否如此，还未必可知，只在于陛下能不能实行罢了。能实行就安定，不能实行就危险；能实行就成就德业，不能实行就失去正道。这是确定不移的道理。愿陛下慎重对待、珍惜这一点。陛下如果真能近想重重围困时的深切忧患，追念并警戒平日专一的欲望，器物用度只求够用，不要过分丰厚；衣食所需，也一定要分给臣下。凡是二库中的财物，都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坦然敞开胸怀，同众人共享愿望。从今以后，贡物一律归主管官府，每次获得珍贵华美之物，先用来赏赐军队；瑰异纤丽之物，一概不上供。把赤诚之心推入他们腹中，施加超出他们期望的特殊恩惠。将士仰慕陛下必定兑现的赏赐，人人都会想着建立功劳；百姓欣悦陛下改过的诚意，谁会不归附您的德泽？这样一来，叛乱一定平靖，盗贼一定平定，陛下徐徐驾御六龙，返回都邑，兴行废坠的典章，全面整治纷乱的纲纪，恢复车舆旧有仪制，恢复郡国固定的赋税。天子的尊贵，难道应当忧虑贫穷吗？这就是散去小储蓄而成就大储蓄，损失小财宝而巩固大财宝。做一件事而众多美善都具备，施行它还有什么疑虑呢？吝惜小利而失去大利，连廉价的商人也不会这样做；沉溺眼前而忘记长远，是普通人尚且鄙弃的，何况大圣人应机而行？本来应当立即实行，不必等到一天结束。臣所见不过管中窥豹，愿意恭谨地献上最诚挚的意见，冒昧陈奏。谨此奏闻。当初，收复城池后议论诏令，浑瑊取得了寻找被裹头的宫人等人的文状。

译右件是徳亮奉诏抄录的失散宫人姓名，命臣撰写诏书交给浑瑊，派人到奉天寻访，以找到她们为期限，并酌量给予资装，迅速送到行在。近来治国之道乖谬错乱，祸乱接连发生，陛下思考过失、畏惧灾祸，忧虑百姓而自责，屡次颁下大诏，发誓将要彻底改变。天下人流泪相贺，消除愤怒、释放怨恨，沐浴仁德、拥戴圣明，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共同平定众多艰难，在绝岸上阻止土崩之势，在横流中收拾散失的版图，消灭盗贼、清理都城而不失旧有基业，实在是由于陛下至诚感动天地，深切悔过感动人神，所以得到百灵降福，百姓归附德泽。如果不是这样，自古以来哪里曾有抛弃宫阙、失守宗庙，接连在赴难军队之后出奔，又在战尘之日再次迁徙，而不到半年便重新振兴大业的呢？如今首恶刚刚平定，皇帝车驾将要返回，近处从京畿，远处遍及天下，又要劳役疲惫的百姓，再次伤害残废的士卒；他们都忍着死亡、扶病而来，侧耳耸肩，愿意听闻德音，翘首期待圣泽。陛下本应感念上天悔祸的眷顾、列祖留下的福泽，想到将士遭受刀兵的灾祸，怜悯百姓陷于水火的惨酷；把招致盗贼作为警戒，把身居君位看作危险，把致力于治理当作忧虑，把恢复进言当作急务，减损再减损，仍害怕奢侈容易滋长；艰难再艰难，仍担心警戒谨慎难以长久。谋划开始时能够尽善尽美，能够善始善终的却很少；如果开始时不谋划结局，那还会有什么结果？以“寻找宫人”为名，大概只是宫中妇女的末流。天子的尊贵，富有宫室内廷，像这些人实在有很多同类，只怕损失太多，难道还担忧缺少供使役的人吗？消灭首恶还没有满十二天，奔走庆贺的人来往道路如织，何必自行损害君主的德行，首先去搜寻妇人？又命令准备资装送到行在，众目都看见，众口相传，恐怕这不是答复百姓庆幸感恩之心、符合革新政治希望的做法。事情有先后，义理有轻重，重要的事应当先办，次要的事应当后置。因此周武王战胜殷商，有些事在下车之前便办理，有些事下车之后才办理，正是赞美他没有失去先后适宜的次序。自从皇帝车驾流离，万民无所依托，清庙震惊，三个时节都缺少祭祀，如今应当办理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确实应当赶快派遣大臣乘驿车先去迎奉神主，修整郊坛，举行禋祀祭享的仪式，申述告谢之意；然后慰问悼恤为义而死的人，慰劳有功者，安抚整治百姓，优厚问候年老者，安定反复不定的人，宽赦被胁从者，宣泄疏通郁结，褒奖忠直之士，给失职的官员安排职位，使失业的人恢复本业；这些都应当先办，不可拖后。至于崇尚装饰服饰器物，修缮宫殿楼台，选择供耳目娱乐的事物，选取梳妆服侍的宫人，这些都应当后办，不可先办。应当后办的事先办，就会丧失做君主的道理；应当先办的事后办，就会违背治理国家的义理。古代兴起的君王，一定慎重对待这一点。陛下将要致力于复兴，又怎么能不慎重呢？况且失散的宫人已经数月，既然处于离乱变故之际，必然已经被将士私自收留。若她们稍有见识，必定会自己前来陈述；若她们十分无知，搜求她们反而会使人忧惧。因盗贼乱事而死亡失散的人，远远多于这些。一听说搜寻宫人，心怀恐惧的人必然很多；残余叛党还多，众人之心尚未统一，趁此机会善加抚慰，尚且恐怕局势危险、彼此疑惧；如果又使他们害怕，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从前有人舍弃断缨的礼节而饮盗马之人的酒，难道一定是忘记了情爱吗？只是知道君主应当顾全大局罢了。以小事妨害大局，明智的人不会这样做。天下本来有很多美人，何必一定只在这些人中寻找？《易》说：“处在危险中仍能安定其位，是因为有安定之道；处在混乱中仍能治理，是因为有治理之理。”所以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太平时不忘混乱，因此自身能够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春秋传》说：“有的人经历许多艰难而巩固国家，有的人没有艰难反而丧失国家。”实在是因为处在危险中，想着安定的心情更加迫切；遭遇动乱后，求治理的志向更加深切。思求安定的心越深，求治理的志向越深，国家得以巩固，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等到处在安定环境中却反而自我矫饰，依仗已有的治理而懈怠，骄傲就会放纵奢侈欲望，懈怠就会厌恶忠言；奢侈欲望日益实行，忠言日益受阻，国家灭亡不也正应当如此吗？从前卫献公出奔在外，后来很久才复国，大夫在边境迎接他时，握着他的手同他说话；在宫门迎接他的人，只是点头而已。这是说他的骄傲懈怠容易重新产生。齐桓公将要谋求霸业，管仲用礼法告诫他，不要忘记曾经被困在莒国，是担心他的情志容易改变。现在臣也愿陛下努力思考如何在危险中巩固国家，仿佛来不及一样；惩戒忘记动乱会导致国家丧亡，仿佛探摸滚汤一样；把身在莒国的经历作为写在衣带上的规诫，把卫国衰败作为覆车之鉴。这样，您的德行就可以成为帝王的典范，治理就能达到当时和谐安定。与贪图安逸欲望而踏入祸患机关相比，其中利害相差实在太远。所命撰写赐给浑瑊的诏书，臣不敢擅自奉行，恭候圣上裁决。谨此奏闻。皇帝驾临梁州，在途中议论百姓进献瓜果，请求赏赐绢帛而不授予官职，第一状。右件，钦溆奉宣圣上批示：自从离开洋州以来，沿途多次有百姓进献果子、胡瓜等物，虽然非常微薄，但也有这份心意。如今打算各授给他们散试官，你应当商量是否可行。臣以为，爵位是天下的公器，是国家的大权；只有功勋、才干和德行相称的人才适合居有，除此二类之外，不在赏赐的典制之内。对此应当常常慎重爱惜，按理不可轻用。如果轻易使用，就是毁坏国家的公器，丧失国家的大权。公器毁坏，人们将不再看重它；大权丧失，国家便无所凭持。事情的开端虽小，流传的弊病必然很大。沿途献上的瓜果，只是乡野百姓微薄的心意，有它不足以使圣上的治道光彩增益，没有它也不足以损害最高的教化。酌量赏赐钱帛，足以彰显皇帝出巡的恩德。若因接受馈赠便授予官职，恐怕不是合乎法令的制度。谨此奏闻。第二状。

译右件，钦溆把中书省给进献瓜果者拟授官职的文状拿给臣看，又奉宣圣上批示：“朕到达各处，都希望得到人心的欢悦。散试官只是空名，对事情没有损害。宰相以下已经商量拟定，授给他们也没有妨碍。”臣愚昧地认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是成就霸业、王业的凭借；轻易施罚、随意减免刑法，是衰败动乱的开始。有功劳而任用，便没有不报答的；有罪过而必罚，便没有不受惩处的。没有功劳却获得爵位，爵位就会轻贱；没有罪过却任意施刑，刑罚就会轻慢。爵赏、刑罚，是国家的大纲。一条纲绳混乱，万条网目都会松弛。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无可奈何了。天宝末年，宠臣幸臣倾覆国家，爵位按私情授予，赏赐因宠爱增加。天下荡然无序，纲纪从此紊乱。叛逆的羯人乘机而起，于是中原动乱。边防军队年年增加，防守功勋日益增多。财赋不足以供给赏赐，于是兴起以职官作为赏赐；职位不足以容纳功劳，于是实行散试官的名号。青色、朱色的服色杂乱地授给小吏，金印紫绶普遍施给舆夫皂隶。香草毒草没有辨别，泾水渭水不分清浊。到现在已经二纪，没有人能够整治。当今的弊病，正在于爵位轻贱；即使设法使它尊贵，尚且担心它不被看重；如果又自行抛弃它，还拿什么劝勉人呢？圣上批示认为试官只是空名，不会造成损害。臣恐怕陛下考虑得还不够成熟，偶然说出这话；如果竟认为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这就错了。失去建立国家的道路，关键只在义和权；诱导人的方法，关键只在名和利。名声接近虚名，但对教化很重要；利益接近实物，但对德行较轻。凡是裁决是非、建立法制，依靠的是义；至于参验虚实、权衡轻重，使各种办法并行而不相伤害、交替使用而不相违背，顺应众人的欲望，衡量时势的适宜，调节盈亏消长，使人们日常使用而不知不觉，依靠的是权。只专注于实际利益而不用虚名辅助，就会耗尽财力、物资不足；只专注于虚名而不用实际利益兑现，就会流于荒诞空泛，使人情不愿趋附。所以国家制度中，赏赐法典、赐予财物、赋税、官秩俸禄，是用来彰显实际利益的；官品有差别，章服有区别，是用来装饰虚名的。居上位的人一定要明白其中的义理，通达其中的变化，使二者互相配合、表里相成，让人们日常使用却不察觉，这才是掌握国家权术。谨按载于甲令的命秩，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它们虽然同属官秩，却分为四种流别。然而掌管事务、领取俸禄的，只有职事官这一类，以此安排才能、定位贤德。这就是施加实际利益而寄寓虚名。勋官、散官和爵号没有具体职事联系，大体只是体现在服色和资序上。用它来驾驭尊贵之人，用它来辨别功劳，这叫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实相互滋养，所以人们不会轻慢；赏罚的轻重相互制约，所以国家不会失去权术。如今的员外试官，很像勋官、散官和爵号。虽然授予它不耗费财物，领取俸禄也不占正式员额，但冲锋陷阵、排除患难的人，便用它来奖赏；竭尽筋力、勤劳办事的人，也用它来酬报。它的作用可以说很重要。如今有人只捧一器瓜、提一篮果子，也授予试官来酬谢进献，那么那些冲锋陷阵、竭尽筋力的人一定会相互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官职，他却因为进献瓜果得到官职，这就是国家把我的性命同瓜果等同看待了！”如果把人看得像草木一样，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呢？况且员外试官没有俸禄资产，没有管理统摄的权柄，没有受人敬重的尊贵，也没有免除徭役的优待，只是借一个空名来笼络浮俗。世俗之所以还若存若亡、没有非常厌弃它，只是因为皇上还珍惜它罢了。如今陛下如果又轻易使用它，认为对事情没有损害，人人明白这一点以后，还能再依靠什么呢？以后有人建立功劳，要用什么来赏赐？陛下如果想用职事官来赏赐他们，正式官员有限，而勋阶世袭无穷，确实承受不了这样的任用。陛下如果想用财物赏赐他们，民力已经耗尽，府库也都空虚，确实无法供给这笔费用。既没有实际利益来厚重劝勉，又不重视虚名而任意施用，人们就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国家又凭什么治理呢？况且种瓜植果的人，多是乡野中以谋生为业的贪利者，所求只在衣食，假借一个闲散官号给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定想使他们欢欣，不如厚赏钱帛；这样人不失去利益，国家不失去权威，各得其宜，双方都保全其珍贵之物，有什么不可以？这实在有伤国家的大道，愿陛下留下圣明思虑，再稍加详细斟酌。《唐文粹》第二十九卷。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第三十卷上。宋代姚铉编。表、奏、书、启、庚（附檄文、露布），共十一首。奏五篇。兵机四篇。论浑瑊、李晟等各军兵马，不要指授作战方略状；收复河中后，请求罢兵状。当初收复城池后，请求不要诛杀凤翔军将赵贵先状。论请不要替换凤翔节度使李楚琳状（以上均为陆贽作品）。论功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