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图书质疑卷十二

译八卦图 ▯【乾三画重阳】▯【震】▯【坎】▯【艮一阳杂于二阴】▯【坤三画重阴】▯【防】▯【离】▯【兊一阴杂于二阳】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四象生八卦”。八卦，从法象来说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从性情来说是健、顺、动、入、防、丽、止、说；从人伦来说是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程迥说：“八卦，是乾坤的初、二、三画彼此交错而形成的。” 徐在汉说：本来都是同一个乾坤。就其一体而言，称为太极；就其两种变化而言，称为两仪。奇画参杂在偶画中，形成乾体而具有坎象；偶画参杂在奇画中，形成坤体而具有离象。所以称为四象。乾体具有坎象，于是震、艮便形成了；坤体具有离象，于是防、兑便形成了。所以称为八卦。吴隆元说：孔子在本章只说极、仪、象、卦相互产生，从未明确说明什么是太极、什么是两仪、什么是四象。但在第九章显现了其中的意义，说：“分开而成为二，以象征两仪，难道不是两仪吗？四数为揲，以象征四时，难道不是四象吗？”这样看来，大衍之数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虚置一而不用，这就是“易有太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太极、两仪、四象，是就蓍策而言的。李绂说：“《系辞传》说：圣人创立卦象来充分表达意旨，设置卦来充分表现真伪。这里所说由象产生卦、成为《易》所具有的东西，大概就是揲蓍的方法。大衍之数五十，浑然合一，就是所谓‘易有太极’。实际使用四十九，既然用于占筮，其中一数便成为体。一体一用，就是所谓太极生两仪。分开为二，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四数为揲，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于扐，以象征闰月。这就是所谓两仪生四象。四次运算而成一变，十八次变而成一卦。虽然变化有十八次，但运算的方法都以四象为基础，这就是所谓四象生八卦。正因为这是揲蓍的方法，所以说‘易有’。如果泛泛地说天地之间阴阳之气的变化，就不能称为‘易有太极’‘易有四象’了。” 按吴氏、李氏根据蓍策来说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以经文解释经文，可以说极为恰当。他们的根源都来自韩康伯的注释，即把五十中不用的一数作为《易》的太极；我过去曾综合各家说法而确定一为太极，应当遵从韩氏；“象两”为两仪，应当遵从吴氏；把象一、象两、象三、象四以及象闰合起来作为四象，应当遵从李氏。除此之外，各家纷纷谈论仪、象的说法，都可以放置一边，不必再讨论。只是蓍策之数本来就是天地人物生生不息的自然次序，用揲蓍来推演，天下的道理无不相合，各种数也无不贯通。这样看来，《易》所具有的，也就是天地之间阴阳气化所具有的。只是世间流传的各种太极图，难免各自只见到自己所见的部分，而与《易》的意义相违；因此我删去繁杂而举出纲要，用来请教世上真正懂《易》的人。” 六十四卦图 ▯【重乾】▯【乾重坤为泰】▯【乾重震为大壮】▯【乾重防为小畜】▯【乾重坎为需】▯【乾重离为大有】▯【乾重艮为大畜】▯【乾重兑为夬】▯【重坤】▯【坤重乾为否】▯【坤重震为豫】▯【坤重防为观】▯【坤重坎为比】▯【坤重离为晋】▯【坤重艮为剥】▯【坤重兑为萃】▯【重震】▯【震重乾为无妄】▯【震重坤为复】▯【震重防为益】▯【震重坎为屯】▯【震重离为噬嗑】▯【震重艮为颐】▯【震重兑为随】▯【重防】▯【防重乾为姤】▯【防重坤为升】▯【防重震为恒】▯【防重坎为井】▯【防重离为鼎】▯【防重艮为蛊】▯【防重兑为大过】▯【重坎】▯【坎重乾为讼】▯【坎重坤为师】▯【坎重震为解】▯【坎重防为涣】▯【坎重离为未济】▯【坎重艮为蹇】▯【坎重兑为困】▯【重离】▯【离重乾为同人】▯【离重坤为明夷】▯【离重震为丰】▯【离重防为家人】▯【离重坎为既济】▯【离重艮为贲】▯【离重兑为革】▯【重艮】▯【艮重乾为遯】▯【艮重坤为谦】▯【艮重震为小过】▯【艮重防为渐】▯【艮重坎为蹇】▯【艮重离为旅】▯【艮重兑为咸】▯【重兑】▯【兑重乾为履】▯【兑重坤为临】▯【兑重震为归妹】▯【兑重防为中孚】▯【兑重坎为节】▯【兑重离为睽】▯【兑重艮为损】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以及“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重卦本于伏羲，可以根据《大传》叙述古代帝王取用十三卦来确定。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可以根据《大传》所说的相互激荡、因而重叠之义来确定。至于邵子所说的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其义理本来确实出于《易》；但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就不是伏羲重卦的本意了。” 潘元懋说：“康节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对的。如果说八卦之上又有十六、三十二两层，我私下恐怕那只是康节自己的《易》了。《系辞传》说‘八卦相荡’，又说‘因而重之’，又说‘八卦相错’，那么显然是八卦形成以后，在每一卦之上各加一个八卦，从而形成六十四卦。否则，一画分为二，二画分为四，四画分为八，既然已经有仪、象、卦的名称，为什么四画分为十六、五画分为三十二，却从来没有见过相应的名称呢？” 归有光说：“伏羲的创作止于八卦，只是因而重叠成卦罢了。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书；刚柔上下、阴阳变化的道理已经达到极致。夏代称为《连山》，商代称为《归藏》，周代称为《周易》，经书所分别的卦数都是相同的。虽然三代名称不同，但伏羲的《易》就是《连山》中的《易》，《连山》中的《易》就是《归藏》中的《易》，《归藏》中的《易》就是《周易》中的《易》；在《周易》中，从未另外存在所谓伏羲的《易》。后人要寻找它，只需看《周易》六十四卦中分散显现的内容就是了。”

译天地全数图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易》以天地之数为数，开始于一，终止于十。推展开来就是百、千、万、亿，都由此产生；约束归纳起来又重新合为一。一就是太极。伏羲氏画卦时，抬头观察天而画一，低头观察地而画▯。一就是一，而▯就是二。再从中观察人而画成三画，兼有天地的一奇一偶。两奇一偶得到四，两偶一奇得到五。数到五便居于中央。于是五与一相交得到六，五与二相交得到七，五与三相交得到八，五与四相交得到九，五与五相交得到十。数到十便完成了。古人说这个“十”字，是伏羲画卦所依据的东西；仓颉因此造字，例如人的“育”字表示滋生、成长，又由此变化出其他文字。学者应当仔细考察，不能把它当作通常的文字来看。这确实是正确的论说。” 马衍说：“易学只有十二个字：天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就是所谓画卦以前的象数，根本在于二元一交的变化。《易》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象数，就是神所做的事情；伏羲以此为根本，画成八卦。” 天地分数图 九七五三一 十八六四二 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天数五，地数五”。天统摄阳，阳数为奇，所以一、三、五、七、九属于天；地统摄阴，阴数为偶，所以二、四、六、八、十属于地。天地合数图。这就是《大传》所说的“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得到六而相合，二得到七而相合，三得到八而相合，四得到九而相合，五得到十而相合。这是阴阳合德的自然之数。东北属阳，所以用一、三与六相合，八作为它的方位数；西南属阴，所以用二、四与七相合，九作为它的方位数；中央处在阴阳之间，所以以五、十相合，五十作为中央方位之数。世间儒者传述这些内容，认为这是河图之数，却不知道作图者本来依据《易》，反而说作《易》者依据河图。从古至今一直把两者混为一谈，怎么会这样不加思考呢？按郑康成注“大衍之数”说：“天地之数为五十有五。天一在北方生水，地二在南方生火，天三在东方生木，地四在西方生金，天五在中央生土。阳没有偶数，阴没有配数，尚未能够相互成就。地六在北方成水，与天一并列；天七在南方成火，与地二并列；地八在东方成木，与天三并列；天九在西方成金，与地四并列；地十在中央成土，与天五并列，于是大衍之数形成。”据此，五位的图数便清楚了。这难道不是后世作图者的来源吗？” 只是五行生成的次序，是秦汉方士家的说法，不应拿来证明经文。《大易》从太极到两仪，再到四象、八卦，原本从未涉及五行。郭雍说：“《汉书·五行志》虽然有五行之说，但在《易》中看不到，因此五行出于历数之学，不是《易》的道理。” 按：五行不是《易》的道理。郭氏这句话，可以纠正诸儒纷杂而错误的说法。天地积数图。九【积之为二十五】七【积之为十六】五【积之为九】三【积之为四】一。十【积之为三十】八【积之为二十】六【积之为十二】四【积之为六】二。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地之数为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数为五十，是去掉“参天两地”的五数，以五十概括其全数。大衍之数五十，而实际使用四十九，是去掉一数不用，以七七的蓍数求八八的卦数。四十九数所用的内容，没有不是一数所用的。一就是太极。由参天两地而作三数，便成为参伍之数；由参伍而再作三数，便成为四十有五之数。之所以三数，是因为《易》有三极之道。但这些最终都根本于天地之数的变化。所以观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数，便可以知道天所以为天、地所以为地、天地所以生万物，以及万物为什么以人为贵。凡是羲皇所画八卦、六十四卦，其数全都出于这里。” 程子说：“数开始于一，完备于五。小衍则推为十，大衍则推为五十。五十是数的完成；完成以后便不再动，所以减去一数作为实际使用。参两倚数图。”

译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参天两地而倚数”。天统摄阳，从一到九都是阳数；地统摄阴，从二到十都是阴数。但数主要在于生发而不在于完成，所以使用数时取五位。把五位分开，天的一、三、五为参，地的二、四为两，这就是参、两的由来。参、两合起来是五，五是数的中央，所以居中而统御四方。一、三、七、九是阳数，所以居于四正；二、四、六、八是阴数，所以居于四维。凡数以九为极，阳数没有十，阴数没有一；这里以阳统摄阴，所以不列十数。它们合起来成为四十五，是用参伍来穷尽数的变化。阳数极于九，阴数极于六，九、六相合便成为参伍；以中数五乘一，九乘三，七乘二，八乘四，六，于是参伍之数形成。横向计算，二、四、九为三，五、七为一，六、八，于是参伍之数形成。纵向计算，一、五、九为二，六、七为三，四、八，于是参伍之数形成。三个参相合为九，三个两相合为六，九、六本来就是参伍之数。两个两相合而乘以参得到七，两个参相合而乘以两得到八，七、八也同样是参伍之数。” 所以《大传》谈《易》道时又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实际上与参两互为表里。陆九渊说：数为偶便整齐，数为奇便不整齐。只有不整齐以后才有变化，所以主导变化的是奇数。一、三、五、七、九，是数中的奇数。一是数的开始，还不能谈变化；从一到三、从三到五，变化便无穷无尽。所以三、五是数发生变化的原因；三是变化的开始，五是数的终点。参伍而变化，天下的数不能超出这一规律。世间儒者传述这些内容，认为它是洛书之数；但这种数并不是从陈图南才开始的。《易纬·乾坤凿度》的九宫篇所列阴阳十五之法，已经如此。可见数的传承已经很久了。十五就是参伍，只是人们还没有领悟它的意义。郑渔仲说“参伍以变”是洛书之数。谈洛书的人，没有比《易大传》的参伍之说更恰当的。以三、五为证，可以称得上有见识；把它列为洛书，只是沿用了旧名称罢了。”},{ 《大传》说：“古时候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就观察天上的形象，低头就考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身上的纹理，以及土地所适宜的情况，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取法。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用来类比万物的情状。”这段话说得明白而有条理。然而世代的儒者一定要说，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现，包牺氏于是依据河图上的纹理来画八卦。这种说法在经文中找不到根据；即使确实如传说所说，也不过只是“观察鸟兽纹理”这一件事罢了。至于俯仰、远近，又怎么能够相称呢？众说纷纭而混乱时，就应当以圣人的言论作为裁断；我只奉孔子来确立唯一的尊崇对象，也就可以了。《大传》说：“黄河中出现河图，洛水中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此。”后世谈论河图、洛书的人，依据的就是这句话。考察郑康成引用的《春秋纬》说：“黄河用来贯通乾，因而出现天的萌芽；洛水用来流行坤，因而吐出地的符瑞。”黄河中龙图出现，洛水中龟书形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合并天地九、六以及阴阳的数理而写成书，但这些书已经亡佚了。这里仅仅说到河图、洛书，却没有说河图、洛书产生于哪个时代，也没有说其中所记载的数目。《礼纬·含文嘉》说：“伏羲的德性与天地上下相合，天以鸟兽的文章作出感应，地以河图、洛书作出感应；伏羲取法这些现象并加以象征，于是创作了八卦。”▯雄《覈灵赋》说：“大易开始的时候，黄河排列出龙图，洛水进献出龟书。”由此看来，它们产生的时代就有可以考察的依据了。然而孔安国说：“所谓河图，是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中出现，于是便取法它身上的纹理来画八卦。所谓洛书，是大禹治水时，神龟背负着文字，排列在龟背上，数字达到九，于是便依照这些数字排列次序，形成九类。”刘子骏、班孟坚都主张这种说法，但考察它们产生的时代时，彼此又各不相同。陈图南才开始把两幅图与伏羲的四幅图一起传授下来；穆伯长、种明逸沿袭此说，由此它们的数目才有了可以考察的依据。邵雍得到穆修的传授，以十为图、九为书；刘长民得到种放的传授，以九为图、十为书，而考察这些数字的人又各不相同。除此之外，《竹书纪年》说黄帝五十年时龙图出于黄河；《淮南子》说黄帝渡过河洛之间时得到绿图；各家所引用的纬书中，有的说尧把璧沉入黄河，由元龟背负图书而出；有的说舜向东巡视黄河，由黄龙背负图书而出；有的说商汤观看洛水，沉璧于水中，得到黄鱼、黑玉的祥瑞；有的说周武王观看黄河，沉璧于水中，赤龙吐出元甲之图。至于夏、商、周三代河洛出图书的说法，是《汉书·郊祀志》的说法。连山氏、归藏氏和伏羲氏都得到河图，是姚信的说法。包牺氏依据燧皇的图制作八卦，是魏博士淳于俊的说法。这些说法纷纭杂乱，无法究问清楚，哪里值得奉为典范和要旨呢？当河图、洛书这两种图书刚出现时，易学家都说伏羲所画的八卦和《周易》经文，原本就是依据它们制作的；后来又从旁引申、曲折征引各种证据，彼此反复阐明。只有欧阳修、司马光独自不肯相信，廖氏偁甚至斥责它们是最为怪诞虚妄的说法。宋代末年有俞琰，根据《尚书·顾命》，认为河图与天球同属玉石之类，把众家的说法全都排除了；这些人都没有被荒诞之言迷惑。宋濂说：“八卦、《洪范》见于经书，其中的纲要十分明白。如果说今天所见的图书是从河洛出世的，那么在数千年之间，究竟是谁传授给谁、谁接受了谁的传授？难道要到宋代陈抟之后才大为显著吗？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归有光说：“所谓河图洛书，是圣人取法它们，这是《大传》中已有的内容。至于贯通乾而流布坤、天苞地符的文字，五行生成的道理，以及‘戴九履一’的数字，并不是《大传》所有的内容。把那一名称同这一迹象相合，又把这一迹象同那一名称相符，既不与《大易》一同流传，也没有收藏在博士官学之中，却在千年之后由山野之人拿着盈尺长的书，说‘古代的图书就是这样’，那么它们的传授本来就已经沉没而变得诡秘，也就成为学者所怀疑的对象了。”

译自从朱子撰作《易本义》，启发并表彰孔氏之说和邵氏之图，学者便奉为宗旨。直到今天，每当读《易》读到这里，我心中仍暗自疑惑。至于用河图配八卦，拆开一数补到艮，拆开二数补到兑，拆开三数补到震，拆开四数补到巽，更加不符合自然的数字。历来考察各家的《易》解，只有汉代刘氏、宋代欧阳氏把八卦当作河图，一句话就说中了它的意义。我反复思考，终于明白：有形象的叫作图，有文辞的叫作书。所谓形象不外乎奇偶，所以图就是伏羲所画的八卦、六十四卦。所谓‘河出图’，是因为伏羲建都于陈，黄河就在陈地境内。《大传》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又说：‘把文辞系在卦象上，以完全表达它的言语。’所以书就是文王所系的六十四卦卦辞，以及周公所系的三百八十四爻爻辞。所谓‘洛出书’，是因为周兴起于雍，洛水是雍州的浸水【《周礼》说雍州的浸水是渭水、洛水；《关中记》说洛水又名漆沮；《禹贡》说‘漆沮既从’，又说‘东过漆沮’，就是这个意思】。马衍说：‘所谓图，是《易》的图，是爻画奇偶的形象，是包牺氏创作的。’ ‘所谓书，是《易》的书，是系于卦象的文辞，是文王、周公创作的。’伏羲氏出于黄河，周家建都于洛邑，所以说‘河出图，洛出书’。图书尚未制作时，圣人取法神奇之物所显示的变化以及吉凶的形象，制作图书；图书制作以后，圣人又以图书为法则。按照这一说法，首先就符合我的心意。自古以来谈河图洛书的人，没有这样精确的说法，可以与日月同悬而永不磨灭了。《顾命》说‘河图在东序’，与‘大训在西序’相配。‘大训’是文王、武王的谋略训诫，那么‘河图’恐怕就是文王、周公系辞中的伏羲之图。世代守护的宝书，等同于重器，所以分别陈列。《论语》说：‘黄河不出图。’大概孔子想在天下兴起《易》的道统，但世人没有人奉行，因此感慨地把思念寄托在伏羲、文王的时代，与‘凤鸟不至’一同叹息，正是悲伤圣人的美德不能降临、文明不能彰显。《礼运》说‘山中出产器车，黄河出产马图’，二者相对举出，自然应当另有所指，也可能出自汉代儒者的附会，这一点尚不可知。龙马的形象，本来取法于乾坤；龟甲的纹理，原本出于卜兆。最初创立这种说法的人，或许借寓言来寄托意义；而拘守这种说法的人，终于穿凿附会，背离经义，这实在令人感慨。至于《洪范》的九畴，不过类似《皋陶谟》的九德、《中庸》的九经；其中说‘上天赐予’，也不过如同说‘上天叙定’‘上天制定秩序’罢了，哪里一定要从那里取得呢？至于‘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的图象，廖氏偁也说，《洪范》九畴是圣人的法则，并没有神龟从洛水出来而负书的事情，这话确实可信！考察程子说，阴阳的闭合与开辟就是《易》，作《易》的人从天地、幽明一直到昆虫、草木，没有什么不相合的。他又说，观察兔子也可以制作卦象；他的《易传》本来就没有涉及河图洛书。朱子采用河图洛书，但又认为圣人最初作《易》时，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看到天地之间充满的无非是一阴一阳的道理；有这样的道理，就有这样的形象；有这样的形象，数字自然就存在于其中，并不只是河图洛书如此，所以他也并未专门拘泥于河图洛书之说。归震川说，宋儒凭借自己领悟的见解，试图在千年以前探求圣人的心意；虽然已有成书，但仍有许多没有说尽，只能依靠后人根据其中的端绪加以推衍。既然如此，奉《大传》为判断标准，排除群说的混乱，或许也正是在斥退《八索》遗留下来的意义吧？《周易图书质疑》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图书质疑》卷十四，休宁赵继序撰 连山图说 连山八卦横图 ▯震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艮 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帝从震方出现，在巽方整齐万物，在离方与万物相见，在坤方致力于事务，在兑方发表言说，在乾方交战，在坎方劳作，在艮方成就事物。”程智说：这是解释《连山易》的。考察《夏易》称为《连山》，世代谱系认为《连山》是神农所作，夏人采用它；《商易》称为《归藏》，世代谱系认为《归藏》是黄帝所作，商人采用它。杜子春又认为《连山》是伏羲的《易》。《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易的方法，其经卦都是八个，其别卦都是六十四个。秦火以后失去了传承，隋代河间人刘光伯伪造《连山易》进献朝廷，后来被人告发。桓君山《新论》又说：《连山》有八万字，《归藏》有四千三百字。《唐艺文志》记载《连山》十卷，司马膺作注；《隋经籍志》记载《归藏》十三卷，薛贞作注。恐怕都是伪书，不足以作为征信依据。如今也早已沉没消失了。宋代朱日华辑录《三易备遗》，用心相当勤苦，然而多半牵强附会于五行六甲之说，哪里能够相称呢？总之，《说卦》中本来已经揭示了二易的精微意义，用来向人说明。关键在于好学深思的人反复推演而自行领悟。《连山》八卦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