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辨疑卷一
谷梁曰：「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隠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隠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隠让，则隠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父之美，不▯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隠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隠者，可谓轻千乗之国，蹈道则未也。
案先君之欲与桓，固非正也。隠公独不可为伯夷、泰伯乎？使隠公果有让桓之心，则在位十年，桓既长矣，而命不发。及翚有杀桓之谋，而不正其罪，悠悠然曰「将营菟裘」，则其心未可知也。谷梁以为行小惠，非也；又以为轻千乘之国，亦未见其实也。余见公羊。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左氏曰：「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杜氏曰：其后仪父服事齐桓，以奬王室，王命以为邾子，故庄十六年书「邾子克卒」。愚谓自此距庄十六年书「邾子克卒」，计四十五年，未可的知其为仪父也。少胡戴氏以仪父为邾之大夫，以事理考之，杜氏阿附左氏，以仪父服事齐桓，王命为邾子，不知其何所据耶？刘氏曰：诸侯本不得妄盟，盟亦何善哉？乃虞见贬，何贵之有？左氏未尝受经，见仪父称字，心固怪之，又颇闻仲尼立素王之法，遂承其虚说，不复推本道理，直曰贵之耳。且是事三传皆曰贵仪父，故字之。惟公羊以《春秋》当新王，故其说似有理，而亦终不可通。至于左氏、谷梁，乃未有可贵之道也。又曰：公即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然则继好息民，更是鲁善也，邾不当褒矣。又是后与桓公盟，亦称仪父，又何善邪？叶氏曰：左氏见后书「邾子克卒」，而此书「字」，故以为贵之。且谓公即位求好于邾，故为盟而贵之。此公自求好，何反善于邾而得贵？及宋人盟于宿，何为而不贵乎？
公羊曰：“及者，何与也？防、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防，或言及，或言暨？防，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襃之也。曷为襃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襃乎？此因其可襃而襃之。此其为可襃奈何？渐进也。昧者，何？地期也。
刘氏曰：「公羊说《春秋》进仪父者，为其慕义，首与公盟也。今案文欲盟汲汲者鲁也，而受襃者邾也，不亦反施之乎？且公羊谓『及』者，我欲之之辞，即外欲之，当如何书？外欲之，我不欲之，书『暨』，容可。若外欲之，我亦欲之，当如何书？案《春秋》有相与『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齐师弗及是也。文为事出，不専汲汲而已。仪父者，公羊以为襃之也，言以鲁为新王，故襃仪父于先至也，非也。假令《春秋》诚以鲁为新王者，仪父犹不应襃，何以言之？本汲汲者鲁也，非仪父也。鲁汲汲，仪父不汲汲，如有新王，亦勿诛仪父则幸矣，又何襃之敢望？岂有王者作而汲汲从人盟乎？愚谓以与训防，亦非也。」
谷梁曰：「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
刘氏曰：「仪字也，父犹甫也，男子之美称也。言善其结信于鲁，故以字贵之也。非也。春秋来防于鲁者多矣，不闻悉可贵也。若以初入春秋故得贵之，则桓十七年防邾仪父盟于趡，又何为乎？且春秋之作，贬诸侯，明王道，以救衰世者也。凡记盟防者，于王法所不得为，皆贬也。甫当贬之，何有于襃？且以私结
译谷梁传说：“即使没有大事，也一定要记载正月，这是为了慎重对待开端。”鲁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志向。怎么成全他呢？因为记载了国君不正式即位为公。国君不正式即位为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打算把君位让给桓公。让位给桓公是正当的吗？回答说：“不正当。”《春秋》成全别人的善行，不促成别人的恶行。隐公的行为不正当却去成全他，为什么呢？是为了憎恶桓公。憎恶桓公是为什么呢？隐公打算让位而桓公弑杀了他，那么桓公就是恶人。桓公弑君而隐公让位，那么隐公就是善人。既然是善人，为什么说他不正呢？《春秋》崇尚道义而不崇尚恩惠，信奉正道而不信奉邪道。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把君位给桓公，这不是正道而是邪道吗？虽然如此，先君已经战胜了邪念而打算给隐公。如果探知先君的邪念并顺从它而给桓公，那就是促成父亲的恶行。兄弟是天伦关系。作为儿子从父亲那里接受君位，作为诸侯从国君那里接受君位。已经废弃天伦而忘却君父，去施行小恩小惠，这叫作邪道。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但说他践行正道则还谈不上。
考察先君想把君位给桓公，本来就不正当。隐公难道不可以做伯夷、泰伯那样的人吗？假如隐公真有让位给桓公的心意，那么在位十年，桓公已经成年，却不发布命令。等到公子翚有杀害桓公的阴谋，也不纠正他的罪行，却漫不经心地说“将要营造菟裘”，那么他的心意就难以测知了。谷梁传认为这是施行小恩小惠，是不对的；又认为他轻视千乘之国，也没有看到事实依据。我的观点见公羊传。
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
左氏传说：“邾子克，没有受到周王的册命，所以不记载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尊重他。鲁公摄政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在蔑地结盟。”
杜预说：后来仪父侍奉齐桓公，以奖助王室，周王册命他为邾子，所以庄公十六年记载“邾子克去世”。我认为从这时距离庄公十六年记载“邾子克去世”，计算起来有四十五年，不能确切知道他就是仪父。少胡戴氏认为仪父是邾国的大夫，从事理上考察，杜预迎合左氏，说仪父侍奉齐桓公，被周王册命为邾子，不知道他依据的是什么？刘氏说：诸侯本来不应该随意结盟，结盟又有什么好的呢？既然被贬斥，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左氏没有接受经义，看到仪父称字，心里本来就觉得奇怪，又稍微听说孔子确立素王的法则，于是承接这种虚浮的说法，不再推究根本的道理，直接说是尊重他。况且这件事三传都说尊重仪父，所以称字。只有公羊传认为《春秋》当作新王看待，所以它的说法似乎有理，但最终也不通。至于左氏、谷梁，更没有值得尊重的道理。又说：鲁公即位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在蔑地结盟。那么延续友好、休养生息，更是鲁国的好处，邾国不应当被褒扬。而且后来与桓公结盟，也称仪父，又有什么好呢？叶氏说：左氏看到后来记载“邾子克去世”，而这里记载“字”，所以认为是尊重他。并且说鲁公即位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结盟而尊重他。这是鲁公自己寻求友好，怎么反而对邾国有好处而得到尊重呢？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为什么不被尊重呢？
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参与的意思。防、及、暨，都是参与的意思。为什么有的说防，有的说及，有的说暨？防，是最的意思；及，是急切的意思；暨，是迟缓的意思。及，是我想要的；暨，是不得已的。”仪父是谁？是邾娄国的国君。为什么称名和字？为什么称字？是褒扬他。为什么褒扬他？因为他与鲁公结盟。与鲁公结盟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褒扬他？这是因为他有值得褒扬的地方而褒扬他。他有什么值得褒扬的呢？是逐渐进步。昧，是什么？是地名。
刘氏说：“公羊传说《春秋》褒扬仪父，是因为他仰慕道义，首先与鲁公结盟。现在考察经文，想要急切结盟的是鲁国，而受到褒扬的却是邾国，这不是把褒扬搞反了吗？况且公羊传认为‘及’是我想要的说法，如果是外国想要，应当怎么记载？外国想要，我不想要，记载‘暨’，还可以。如果外国想要，我也想要，应当怎么记载？考察《春秋》有相互‘及’的，这就是；有依次‘及’的，‘及其大夫孔父’就是；有追赶‘及’的，‘公追齐师弗及’就是。文辞因事而设，不专指急切而已。仪父，公羊传认为是褒扬他，说以鲁国为新王，所以褒扬仪父先至，是不对的。假使《春秋》确实以鲁国为新王，仪父也不应当被褒扬，为什么呢？本来急切的是鲁国，不是仪父。鲁国急切，仪父不急切，如果有新王，不惩罚仪父就幸运了，又怎么敢指望褒扬呢？哪有王者兴起而急切地跟随别人结盟的呢？我认为用‘与’来解释‘防’，也是不对的。”
谷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内部有意愿的意思。仪，是字。父，相当于傅。是男子的美称。为什么不称邾子呢？邾国上古地位卑微，没有受到周王的爵命。不记载日期，是因为盟约被违背。昧，是地名。”
刘氏说：“仪是字，父相当于甫，是男子的美称。说赞许他与鲁国建立信用，所以用字来尊重他，是不对的。春秋以来到鲁国结盟的人很多，没听说全都值得尊重。如果因为初次进入春秋记载就得到尊重，那么桓公十七年记载‘邾仪父盟于趡’，又是怎么回事呢？况且春秋的创作，贬斥诸侯，阐明王道，以挽救衰败的时代。凡是记载盟会的，在王法上是不允许的，都是贬斥。甫应当被贬斥，有什么可褒扬的呢？况且以私
盟之故，而襃之后有善焉，何以加其身？愚谓国史记事，有系日者，有系月者，有系时者，又有阙文焉，不可一律论也。然春秋之义，则在于事而不在于日。公羊、谷梁以日月为例，穿凿附防，破碎经防，故此以渝盟而不日为说。夫春秋诸侯之盟，往往渝之，而书日者多矣，岂足据哉？愚于纲领已备録先儒之说，后不复辨。」
译因为结盟的缘故，而褒国之后有善行，又怎能加罪于他呢？我认为国史记载事件，有的系于日，有的系于月，有的系于季节，又有缺漏的文字，不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论断。然而《春秋》的大义，在于事件本身而不在于日期。《公羊传》、《谷梁传》以日月作为条例，穿凿附会，割裂经义，所以这里用违背盟约而不记载日期来解释。《春秋》中诸侯的盟约，往往被违背，而记载日期的却很多，这难道足以作为依据吗？我在纲领中已经完备地录入了先儒的说法，后面就不再辩驳了。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左氏曰：「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赵子曰：克者，能胜之名。春秋无有二君相胜称克之义。刘氏曰：段出奔共，不言出奔，难之也。非也。若段得生奔他国，则郑伯有伐弟之恶，非兄杀弟。春秋但当云郑伯伐段于鄢，即解云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不言出奔难之也，乃可尔。何有改伐为克哉？传例又曰：得隽曰克。若大叔奔共，是不得隽也，何以书克邪？此年十月传曰：共叔之乱，公孙滑奔卫。公孙滑为是段子，父子宜相从。今于传数见段子，不见段身也。盖段见杀之后，其子出奔。左氏所据注记误云段身出奔尔。又云：如二君，故曰克。春秋二君相伐多矣，皆曰伐，不曰克。不知何据而以为二君言克邪？传曰：不言出奔难之也。此语无乃非左氏之例而自疚病乎？如此是春秋之作，删除者多矣。左氏何独解此一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间遂黙不言而皆以为史阙文，从赴告，因旧史不赴告乎？且此事也，如左氏之说，史策乃本有段出奔共，而仲尼除之也。则郑伯公子互争，晋文公不言出入之类，亦为仲尼有所避匿而捐之矣。何不一一解之曰：为此不书乎？为此不书乎？若彼不书者为史策所无也，安知此共叔出奔非史防所无者，而必云仲尼除之乎？观此一节，似左氏亦以春秋为据。百二十国寳书作者仲培。戴氏曰：段不言公子及公弟，▯谓失子弟之道。尝观楚比弑君称公子，宋辰叛国称弟，岂复有子弟之道？又曰：谓之郑伯讥失教也。然春秋防盟侵伐，凡君在皆称爵，何耶？
公羊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刘氏曰：「克之者，戡之也。戡之者，杀之也。不直言杀而言克者，段有徒众，非直杀一夫者也。于鄢者，公羊谓当国而在外也。曰：『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何休曰：「明当国者在外乃地尔。为其将交连邻国，复为内难，故録其地，明当急诛之。」然则诸▯所称者，讨贼例也。地与不地，皆已杀而后见，又何说将交连邻国复为内难乎？死乃复有为难者乎？休又曰：「其当国者杀于国内，祸已絶，故亦不地。」若然，杀国外者祸独未絶乎？愚谓公羊有当国之说，何氏解云：「欲当国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国君，所以见段之逆。」夫段本不当国，是圣人成人之恶，以甚其逆也，岂恻隠之心哉？大凡公羊虚加之辞，类此而何氏又为说以实之。刘氏谓克即杀之，亦未必然。经但书克胜之而已，其杀与不杀未可知也。但公羊谓改杀为克，以大郑伯之恶，则不可耳。
谷梁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逺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懐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刘氏曰：“克能也？何能尔？能杀也？非也。未有一字转相训诂而可并两义者也。诬人已甚矣。”子瞻苏氏曰：“谷梁曰：‘甚之也。’然则为郑伯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呜呼！以兄弟之亲，至交兵而战，固亲亲之道已絶矣。虽缓追逸贼，而存者几何？故曰：‘于斯时也，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然而圣人固不至此也。愚谓谷梁不见国史，以杀世子母弟目君，而知其为弟，乃亿而偶中耳。其曰‘弟也’，弗谓弟；‘公子也’，
译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
《左传》说：“五月辛丑日，共叔段出逃到共国。”《春秋》记载说：“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共叔段不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他为“弟”；双方如同两个国君交战，所以用“克”字。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导。说这是郑伯的本意，不写“出奔”，是因为难以直书其事。
赵子说：“克，是能够战胜的意思。《春秋》中没有两个国君相互战胜而称‘克’的义例。”刘氏说：“共叔段出逃到共国，不写‘出奔’，是因为难以直书其事。”这是不对的。如果共叔段得以活命逃往他国，那么郑伯就有讨伐弟弟的恶名，而不是兄长杀害弟弟。《春秋》只应当写“郑伯在鄢地讨伐共叔段”，这样解释共叔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称郑伯是讥讽失教，不写“出奔”是因为难以直书，这才说得通。哪有把“伐”改为“克”的道理呢？《左传》的体例又说：“战胜并俘获敌将叫‘克’。”如果共叔段逃往共国，就是没有俘获敌将，为什么记载用“克”呢？这一年十月《左传》说：“共叔段的叛乱，公孙滑逃往卫国。”公孙滑既然是共叔段的儿子，父子理应相随。现在在《左传》中多次见到共叔段的儿子，却不见共叔段本人。大概共叔段被杀之后，他的儿子才出逃。《左传》所依据的注记错误地说是共叔段本人出逃罢了。又说：“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用‘克’。”《春秋》中两个国君相互讨伐的很多，都写“伐”，不写“克”。不知依据什么认为两个国君交战用“克”呢？《左传》说：“不写‘出奔’，是因为难以直书其事。”这话难道不是违背《左传》的体例而自我矛盾吗？如果这样，那么《春秋》的删改就太多了。《左传》为何只解释这一件事，而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就沉默不语，都认为是史官缺漏、听从赴告、沿用旧史不赴告呢？况且这件事，按照《左传》的说法，史册原本有共叔段出逃到共国，而孔子删去了。那么郑伯与公子互相争夺，晋文公不写出入之类的事，也是孔子有所避讳而舍弃的吗？为什么不逐一解释说：因为这样不记载呢？因为这样不记载呢？如果那些不记载的是史册所没有的，怎么知道共叔段出逃不是史册所没有的，而一定说是孔子删去的呢？看这一段，似乎《左传》也以《春秋》为依据。一百二十国的宝书作者是仲尼。戴氏说：“共叔段不称公子及公弟，〇说这是失子弟之道。”我曾看到楚比弑君称公子，宋辰叛国称弟，难道还有子弟之道吗？又说：“称郑伯是讥讽失教。”然而《春秋》中防盟侵伐，凡是国君在位都称爵位，为什么呢？
《公羊传》说：“‘克’是什么意思？是杀了他。杀了他，为什么称‘克’？是加重郑伯的罪恶。为什么加重郑伯的罪恶？母亲想立他，自己却杀了他，不如不给他罢了。‘段’是谁？是郑伯的弟弟。为什么不称‘弟’？因为他企图夺取君位。地点在哪里？因为他企图夺取君位。齐人杀无知，为什么不写地点？因为在国内。在国内，即使企图夺取君位，也不写地点。不企图夺取君位，即使在国外，也不写地点。”
刘氏说：“‘克之’，是平定他。平定他，就是杀了他。不直接说杀而说克，是因为段有党徒，不是仅仅杀一个人。在鄢地，公羊说这是企图夺取君位而在国外。说：‘在国内即使企图夺取君位也不写地点，不企图夺取君位即使在国外也不写地点。’何休说：‘说明企图夺取君位者在国外才写地点。因为他将要勾结邻国，再次造成内乱，所以记录地点，表明应当紧急诛杀他。’那么诸〇所称的，是讨伐贼人的体例。写地点与不写地点，都是杀了之后才显现的，又怎么说将要勾结邻国再次造成内乱呢？死了还会再造成内乱吗？何休又说：‘那些企图夺取君位者在国都被杀，祸患已经断绝，所以也不写地点。’如果这样，在国外被杀祸患就唯独没有断绝吗？我认为公羊有企图夺取君位的说法，何氏解释说：‘想要夺取君位做国君，所以顺从他的意思，让他如同国君，以此显示段的叛逆。’段本来不应当夺取君位，这是圣人成全人的恶行，以加重他的叛逆，哪里是恻隐之心呢？大凡公羊虚加的言辞，都像这样，而何氏又加以解说使其成立。刘氏说克就是杀，也不一定对。经文只记载克胜罢了，杀与不杀还不可知。只是公羊说把杀改为克，以加重郑伯的罪恶，则不可取。
《谷梁传》说：“‘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能够什么？能够杀。为什么不直接说杀？显示段有党徒。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杀世子、母弟，要目视国君，因为要目视国君，知道他是弟弟。段，是弟弟，却不称弟；是公子，却不称公子，是贬低他。段失掉了子弟之道。贬低段而更加贬低郑伯。为什么更加贬低郑伯？因为郑伯处心积虑，终于杀了他。在鄢地，是远方，还说‘从母亲怀中取出来杀他’，是更加贬低。那么做郑伯的，应当怎么做？缓步追赶，让贼人逃脱，这是亲近亲人的道理。”
刘氏说：“‘克’是能够？能够什么？能够杀？不对。没有一字辗转训诂而可以兼有两义的。诬陷人太严重了。”苏氏子瞻说：“《谷梁传》说：‘更加贬低。’那么做郑伯的应当怎么做？缓步追赶，让贼人逃脱，这是亲近亲人的道理。唉！以兄弟之亲，到交兵而战，本来亲近亲人的道理已经断绝了。即使缓步追赶让贼人逃脱，存活的能有几个？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圣人也是杀了他罢了。’然而圣人本来不至于这样。我认为《谷梁传》没看到国史，根据杀世子、母弟要目视国君，而知道他是弟弟，是猜测而偶然猜中。他说‘是弟弟’，却不称弟；‘是公子’，
弗谓公子；‘贬之也’者，亦非也。义当书弟曰弟，义当书公子曰公子，岂有去公子以贬之之理乎？谷梁既知郑庄处心积虑以成乎杀，而又望其缓追贼，是犹明知其以刃杀人，而犹望其徐徐云耳。若其兄无心于杀，而彼自作乱者，可以发此论也。”
译不说“公子”；认为这是“贬低他”，也是不对的。按义理应当称“弟”的就称“弟”，按义理应当称“公子”的就称“公子”，哪有去掉“公子”的称呼来贬低他的道理呢？《谷梁传》既然知道郑庄公处心积虑地促成杀弟之事，却又希望他迟缓地追捕弑君之贼，这就像明明知道他是用刀杀人，却还希望他慢慢地动手一样。如果是兄长无心杀弟，而弟弟自己作乱，才可以发表这样的议论。”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左氏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孙氏曰：此不称夫人而曰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案文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与此不称夫人义同。公羊得之，左氏失之甚矣。刘氏曰：此以宰为宰，周公之宰咺为天子大夫之名，怪其以名配宰，妄云子氏未薨，欲以就其贬咺之说耳。案惠公以仲子为夫人，以桓公为太子，事相发也。今天王归赗，史记其事，应曰「惠公及夫人子氏之赗」，何故但言仲子，不称夫人乎？杜云：妇人无諡，故以字配氏。审如杜说，天王则生赗人之母，鲁之羣臣亦生諡君夫人也。且周徳虽衰，不应生归人赗。李氏曰：此年书「归惠公仲子之赗」，二年书「夫人子氏薨」，三年经书「君氏卒」，释之为声子，公谷皆云尹氏，释之为天子大夫，三传言之不同，盖君氏、尹氏之由也。左氏以外大夫不卒于经，故以君氏为隠母。案文三年书「王子虎卒」，定四年书「刘卷卒」，此皆天子之卿也，▯虽所释不同，然其卒见于经，明矣，则尹氏之不宜为君氏，又明矣。既不为君氏，则书仲子之赗而系之惠公，犹曰「惠公之仲子」尔。左氏意谓仲子未卒，此人情之所未闻也。培父戴氏曰：仲子已死无疑，名咺亦理之常，以豫凶事贬之，谬甚。委巷之间尚以此为讳，况一国夫人未死而先致不祥之物，王与咺不应如此之踈。
公羊曰：「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隠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乗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隠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刘氏曰：「公羊」谓来者不及事也，而分别之曰：「防▯、奔丧称来者，常文也；归赗、含襚称来者，不及事也。」其及事者宜云来，而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又实不及事，则「公羊」所说都不信也。吾以谓丧有早晩，着之于经，其及事、不及事可见也。假令云来而不及事，不可强通；以及事，假令不云来而及事，不可强排以不及事，其情易明，何假委曲为例乎？防▯也，奔丧也，归赗也，襚也，含也，卫寳也，公孙敖之丧也，济西田也有何异乎？「公羊」又曰：「兼之非礼也。」是又以惠公仲子分两人也，亦非也。「公羊」以妾母得称夫人，故为此说，苟知道者皆足以知其非矣，又何足辨乎？
谷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礼，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乗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
其言不及事，亦公羊之失。辨又见，或问。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谷梁曰卑者之盟不日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羊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刘氏曰：「非也。周人未灭，降以为国；鲁人不王，进以为君。修虚文而害实义，仲尼岂为之乎？且王者无外，言奔不言出足矣，又欲不言奔，则与祭公来何以异乎？」
谷梁曰：「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
献可杜氏曰：《春秋》立一王之大法，凡天子、诸侯、大夫之事，必有以详而正之。且祭伯，天子之大夫，而私来于鲁，不言「王使」，则非王命可知矣。若以为来奔，则成十三年书「周公出奔楚」，襄王三十年书「子瑕奔晋」，如此之类，皆明书之，则祭伯不可谓之奔矣。若以为来朝，则于义岂有天子大夫下朝列国乎？
公子益师
译秋天，七月，周天子派宰咺前来送惠公和仲子的赗赠财物。
左氏说：“秋天七月，周天子派宰咺前来送惠公和仲子的赗赠财物，太迟缓了，况且子氏还没有去世，所以记载她的名字。天子死后七月下葬，天下同轨的国家都来送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同盟的国家都来送葬；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同职位的都来送葬；士死后过了一个月，外亲都来送葬。赠送死人的财物赶不上尸体，吊唁活人赶不上哀痛的时候，预先准备凶事是不符合礼制的。”
孙氏说：“这里不称夫人而称仲子，是因为仲子是惠公的妾。查考文公九年冬天，秦国人送僖公和成风的襚赠，与此不称夫人的含义相同。《公羊传》说得对，《左传》错得很厉害。”刘氏说：“这里把宰当作官职，周公的宰咺是天子的官名，奇怪他让名字配合官职，胡乱说子氏没有去世，想要迎合他贬低宰咺的说法罢了。查考惠公把仲子当作夫人，把桓公当作太子，事情是相互印证的。现在周天子送赗赠，史书记载这件事，应该说是‘惠公及夫人子氏的赗赠’，为什么只说仲子，不称夫人呢？杜预说：妇女没有谥号，所以用字配合氏。如果真像杜预所说，周天子就预先给活人的母亲送赗赠，鲁国的群臣也预先给活着的君夫人定谥号了。况且周朝的德政虽然衰微，也不应该给活人送赗赠。”李氏说：“这一年记载‘送惠公仲子的赗赠’，二年记载‘夫人子氏去世’，三年经文中记载‘君氏去世’，解释为声子，《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是尹氏，解释为天子的大夫，三传说法不同，大概是因为君氏、尹氏的缘故。《左传》认为外大夫不在经文中记载去世，所以把君氏当作隐公的母亲。查考文公三年记载‘王子虎去世’，定公四年记载‘刘卷去世’，这些都是天子的卿，虽然解释不同，但他们去世记载在经文中，是很明显的，那么尹氏不适宜当作君氏，也是很明显的。既然不是君氏，那么记载仲子的赗赠而连系到惠公，就是说‘惠公的仲子’罢了。《左传》认为仲子没有去世，这是人情所未曾听说过的。”培父戴氏说：“仲子已经去世无疑，宰咺的名字也是常理，因为预先准备凶事而贬低他，谬误得很。街巷之间尚且以此为忌讳，何况一国的夫人没有死而先送不祥之物，周天子与宰咺不应该如此疏忽。”
《公羊传》说：“宰，是什么官职？咺，是什么名字？为什么用官职和姓氏？宰，是士。惠公，是谁？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谁？是桓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夫人？因为桓公还没有做国君。赗，是什么？丧事有赗赠。赗赠，大概是用马，用驾车的马，成束的帛，车马叫赗，钱财叫赙，衣服被褥叫襚。桓公还没有做国君，那么诸侯为什么来送赗赠？因为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把桓公母亲的丧事告诉诸侯。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样说？是为了成全桓公的心意。说‘来’，是什么意思？是赶不上丧事。说惠公、仲子，是什么意思？是兼指两人。兼指两人，是不符合礼制的。为什么不说‘及仲子’？因为仲子地位卑微。”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来’是赶不上丧事，并且分别说：‘防止下葬、奔丧称‘来’，是常例；送赗赠、含襚称‘来’，是赶不上丧事。’那些赶上丧事的应该说‘来’，而周天子派荣叔送含玉和赗赠，又确实赶不上丧事，那么《公羊传》所说的都不可信。我认为丧事有早有晚，记载在经文中，是否赶上丧事是可以看到的。假如说‘来’而赶不上丧事，不能强行解释；以及赶上丧事，假如不说‘来’而赶上丧事，不能强行排除为赶不上丧事，这种情况容易明白，何必曲折地作为条例呢？防止下葬、奔丧、送赗赠、送襚、送含玉、保卫宝物、公孙敖的丧事、济西的田地，有什么不同呢？《公羊传》又说：‘兼指两人是不符合礼制的。’这是又把惠公和仲子分成两个人，也是不对的。《公羊传》认为妾母可以称夫人，所以这样说，懂得道理的人都足以知道它不对，又何必辩驳呢？”
《谷梁传》说：“母亲以儿子的姓氏称呼，仲子是谁？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礼制，送赗赠给别人的母亲可以，送赗赠给别人的妾不可以。君子认为可以接受的话，就接受它，他的心意是赶不上丧事。赗赠是什么？驾车的马叫赗，衣服被褥叫襚，贝玉叫含，钱财叫赙。”
它说赶不上丧事，也是《公羊传》的错误。辨析又见《或问》。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谷梁传》说：地位低微的人结盟不记载日期。
冬天十二月，祭伯前来。
《公羊传》说：“祭伯，是谁？是天子的士大夫。为什么不称‘使’？是投奔。投奔为什么不说不投奔？因为王者没有外臣，说投奔就有外臣的说法了。”刘氏说：“不对。周朝没有灭亡，降低地位成为国家；鲁人不尊奉周天子，提升地位成为国君。修习虚文而损害实际意义，孔子会这样做吗？况且王者没有外臣，说投奔不说出奔就够了，又想要不说投奔，那么与祭公前来有什么不同呢？”
《谷梁传》说：“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说是朝见？因为不认为他外交正当，所以不承认他是朝见。”
献可杜氏说：《春秋》确立尊奉一王的大法，凡是天子、诸侯、大夫的事情，一定有详细而正当的记载。况且祭伯是天子的士大夫，私下来到鲁国，不说“王使”，就知道不是王命了。如果认为他是来投奔，那么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公出奔楚国”，襄王三十年记载“子瑕投奔晋国”，像这类事情，都明确记载，那么祭伯就不能说是投奔了。如果认为他是来朝见，那么从义理上讲，哪有天子的大夫向下朝见列国的道理呢？
公子益师。
孙氏曰：「且如左氏，则庄二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庄既有疾矣，岂君与小敛而书日哉？」刘氏曰：「公孙敖、叔孙婼、公孙婴齐，皆为公与小敛乎？何以得书日？大凡《春秋》所据者史也，史之所记，非圣人也。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假令益师卒时，公实与小敛，或史误不日，或年乆阙脱，仲尼宁得虚增甲子乎？若鲁国史官，世世皆贤，人人皆智，知仲尼将修《春秋》，以日月之例见君臣厚薄，故每记卿大夫之卒，谨守此法则可矣。若人自为意，家自为法，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由此也。安可于数百嵗之后，信其此文以襃贬人君乎？」又为左氏者，既自云史有文质，辞有详畧，不必改也。今大夫卒或日或不日，亦详畧之一端矣，何以必其皆详耶？辨又见纲领。
公羊曰：「何以不日？逺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刘氏曰：「公羊以谓『何以不日？逺也』。何休曰：『所见之世，恩已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録之。』吾谓已与父之臣，虽诚有可恩者，若有罪如季孙意如者，又可恩之？何以训后世乎？彼实逐君，得以小恩妨大义乎？又曰：『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小杀，大夫卒无罪者日録，有罪者不日。』吾谓公孙敖非无罪者，实着甲申，叔孙得臣▯无罪恶，卒而不日。何休乃引公孙敖以为讳耻，而排叔孙得臣以见之，不亦诬乎？又曰：『所▯闻之世，髙祖曾祖之世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吾谓《春秋》治十二世之事，善善恶恶，今如所言，是使善恶混淆，善不见旌，恶不见贬也。且公羊谓《春秋》以隠公当新王，也有王者作，方治内之时，而亡恩于其卿佐乎？故事在可以然之域，则归之三世；在不可以然之域，则致之新王。使其言如循环而不可训，以迷世罔民也。此学者之祸也。故辨者能惑人以言，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之谓与？」
谷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
刘氏曰：非也。公孙敖、仲遂、季孙意如，岂正者乎？而皆书「日」。叔孙得臣不闻有罪，而反不「日」，皆妄也。程子曰：或不「日」，因旧史也。古之史，记事简畧，日月或不备。《春秋》因旧史有可损而不能益也。胡氏曰：其不「日」，公羊以为逺公子彄，逺矣。而书「日」，则非逺也。谷梁以为恶公子牙，季孙意如恶矣，而书「日」，则非恶也。左氏以为公不与小敛，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舍卒于内，而公在外，不与小敛明矣。而书「日」，左氏之说亦非也。
二年春公防戎于潜
谷梁曰：「防者，外为主焉。」尔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后可以出防。防戎危，公也。
刘氏曰：「防者，外为主焉尔，非也。若令内为主者，可曰公及戎于潜乎？」愚谓：「防及之说，当随事而观，不可执此以例彼，亦不可懵然而无别。如此防者，直为防尔，非外为主也。智者虑，义者行，仁者守，然后可以出防。乃战国相防之善谋，而非春秋防戎之大义。」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公羊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凡入人之国未可以得言也
谷梁曰：「入者，内弗受也。向，我邑也。」
赵氏曰：左氏曰“不地曰入”，言入其国而不有其地。案侵、伐、围等，亦是不有其地，何独于“入”云尔乎？谷梁曰：“入，内弗受也。”案侵、伐、围、灭，皆用兵之事，安有彼国愿受之乎？刘氏曰：凡将兵攻人之国而能胜之，入焉者，斯谓之“入”矣，非必以内弗受解也。有入人之国而可以受之者乎？愚谓谷梁以向为我邑者，见后桓公城向而亿之也，殊不知桓公城向所以救向，其后宣公伐莒，取向，即莒所灭之向，而其事偶不见于《春秋》，故误以为我邑耳。果我邑也，《春秋》当书曰“莒人伐我”，不得直言“莒人入向”。
无骇帅师入极
左氏曰：「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
案左氏前闻费伯帅师城郎，而言今因前日之功以胜，极如其可信，乃功
译孙氏说：“且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庄公当时已经患病，难道国君参加小敛还要记载具体日期吗？”刘氏说：“公孙敖、叔孙婼、公孙婴齐，都算是国君参加小敛了吗？为什么能记载具体日期？大凡《春秋》所依据的是史书，史书的记载，并非出自圣人。有记载日期的，有不记载日期的；有记载月份的，有不记载月份的，事情可以核实，但具体的日期和月份未必都能确知。假设益师去世时，国君确实参加了小敛，或者是史官错误地没有记载日期，或者是年代久远导致文字缺失，孔子难道会凭空增加干支日期吗？如果鲁国的史官，世世代代都贤能，人人都聪明，知道孔子将要修撰《春秋》，根据日期和月份的体例来体现君臣关系的厚薄，所以每次记载卿大夫的去世，都严格遵守这个法则，那还可以。但如果各人各自为意，各家各自为法，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有的记月份有的不记，都是由此造成的。怎么能在数百年之后，相信这些文字来褒贬君主呢？”又为《左传》辩护的人，既然自己说史书有文辞的质朴与华美，有详略的不同，不必更改。现在大夫去世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这也是详略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一定要认为都是详细的呢？辨析又见纲领。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所见之世用不同的措辞，所闻之世用不同的措辞，所传闻之世用不同的措辞。”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何休说：‘所见之世，对父亲臣子的恩情特别深厚，大夫去世无论有罪无罪都记载日期。’我认为对父亲臣子，虽然确实有值得恩顾的，但如果有罪像季孙意如那样的人，还可以恩顾他吗？这怎么给后世做榜样呢？他实际上驱逐了国君，难道能用小恩妨害大义吗？又说：‘在所闻之世，对祖父臣子的恩情稍减，大夫去世无罪的记载日期，有罪的不记载日期。’我认为公孙敖并非无罪之人，却明确记载了日期，叔孙得臣没有罪恶，去世却不记载日期。何休却引用公孙敖作为避讳耻辱的例子，而排斥叔孙得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不是诬蔑吗？又说：‘在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世的恩情浅薄，大夫去世无论有罪无罪都不记载日期。’我认为《春秋》治理十二代的事情，褒善贬恶，现在如他所说，这是让善恶混淆，善行得不到表彰，恶行得不到贬斥。况且《公羊传》认为《春秋》以隐公当作新王，也有王者兴起，刚治理内部的时候，而对他的卿佐没有恩情吗？所以事情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就归结为三世；在不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就归结为新王。让他的话像循环论证一样无法训导，用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这是学者的祸害。所以辩驳的人能用人言迷惑人，却不能让人心信服，说的就是这个吧？”
《谷梁传》说：“大夫去世记载日期，是正当的；不记载日期，是厌恶他。”
刘氏说：不对。公孙敖、仲遂、季孙意如，难道是正当的人吗？却都记载了“日期”。叔孙得臣没听说有罪，反而不记载“日期”，这都是荒谬的。程子说：有的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沿用旧史。古代的史书，记事简略，日期和月份有时不全备。《春秋》沿用旧史，有可以删减的，但不能增加。胡氏说：那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远离公子彄，确实远离了。但记载“日期”，就不是远离了。《谷梁传》认为是厌恶公子牙，季孙意如确实可恶，但记载“日期”，就不是厌恶了。《左传》认为是国君没有参加小敛，然而公孙敖去世在国外，而国君在国内；叔孙舍去世在国内，而国君在国外，没有参加小敛是明显的。但记载了“日期”，《左传》的说法也不对。
二年春，公在潜地会见戎人。
《谷梁传》说：“‘会’，是以外部为主。”智者考虑，义者行动，仁者坚守，具备这三者，然后才可以外出会盟。会盟戎人，对公来说是危险的。
刘氏说：“‘会’，是以外部为主”，不对。如果以内部为主，能说“公及戎于潜”吗？我认为：“会”和“及”的说法，应当根据事情来观察，不可执着于此例彼，也不可糊涂而没有区别。像这样的会盟，只是会盟罢了，不是以外部为主。智者考虑，义者行动，仁者坚守，然后才可以外出会盟。这是战国时期会盟的善谋，而不是春秋时期会盟戎人的大义。
夏五月，莒人进入向地。
《公羊传》说：“‘入’是什么意思？得到了但不居住。”凡是进入别人的国家，不可以用“得到”来说。
《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向，是我的邑地。”
赵氏说：《左传》说“不记载地名叫做‘入’”，意思是进入其国但不占有其地。考察侵、伐、围等，也是不占有其地，为什么唯独对“入”这样说呢？《谷梁传》说：“‘入’，内部不接受。”考察侵、伐、围、灭，都是用兵之事，哪有对方国家愿意接受的呢？刘氏说：凡是带兵攻打别人的国家而能战胜，进入其中的，这就叫做“入”了，不必一定用内部不接受来解释。有进入别人的国家而可以接受的吗？我认为《谷梁传》认为向是我的邑地，是看到后来桓公修筑向城而臆测的，殊不知桓公修筑向城是为了救援向地，后来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就是莒国所灭的向地，而那件事偶然没有记载在《春秋》中，所以误以为是我的邑地。果真是我的邑地，《春秋》应当记载说“莒人攻打我国”，不能直接说“莒人进入向地”。
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左传》说：“司空无骇进入极国，费庈父战胜了他。”
考察《左传》前面听说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城，而说现在凭借前日的功劳来战胜极国，如果这可信，乃是功劳
利之论，不闗春秋本义。
公羊》曰：“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译关于利益的说法，与《春秋》的本义无关。
《公羊传》说：“无骇是谁？是展无骇。为什么不称他的氏？是为了贬斥他。为什么要贬斥他？是因为痛恨他开启了灭国的先例。灭国的先例，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既然在此之前就有了，那么为什么从这里开始算起呢？不过是假托这里作为开端罢了。为什么要假托这里作为开端呢？因为这是《春秋》记载的开始。这次灭国，经文为什么用‘入’字？是因为对内部的大恶要避讳。”
刘氏曰：春秋虽为国讳，然皆使其文不害实。今更灭为入，则是文害实也。且无骇不氏，亦非疾始灭也。灭人之国，重矣。始灭终灭，其坐应同。且公羊以春秋王鲁所▯，闻之世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岂非谓刑新国困，轻典乎？今贬无骇，反特重；贬郑游速，反故轻，殊不可晓也。案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余法犹存，诸侯僣佚犹鲜，故鲁卿执政多再命。翚挟无骇，皆是也。公羊不知，见无骇不氏，困谓贬也。又恶贬之过例，因谓入者灭也。此皆求其义不得，而强为之辞也。胡父戴氏曰：审是，则莒入向，春秋亦为莒讳乎？
谷梁曰：「入者，内弗受也。极国也。茍焉以入人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
刘氏曰：案入则不得谓之灭，而谷梁先既以入解之，末又以灭通之，此似谷梁作▯时自以入为义，后窃见公羊之书，以入为灭，又因注焉者也。故两义虽不相合，而犹并存也。又八年无骇卒，不称氏，谷梁亦先曰「隠不爵大夫也」，又云「或说曰故贬之也」，此两者皆出公羊，又皆系之初说之后，明谷梁私见公羊之书，而窃附益之云尔，不然无为两事各自终始反戾也【原阙】氏曰：如桓二年入杞，僖二十年复入杞，岂可谓入杞而杞灭也？赵氏曰：公谷皆云讳灭同姓之国，故书入而贬无骇。案非王命之大夫，例不书氏，且八年无骇卒，谷梁云「隠不爵大夫故不氏」，则明自縁非王命故不书氏，何闗灭同姓哉？又若实灭同姓，则当直书灭极，以示讥，不当言入。若灭而言入，其实入将如何书之？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
左氏曰：「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履緰不称氏非卿也
公羊曰：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夀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赵氏曰：假令昏礼不称主人，遣卿出境，非君谁使哉？且母命既不通于外，又不得称主人，其大夫至彼如何致命乎？益知无理也。刘氏曰：公羊以谓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非也。按礼，国君求婚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宗庙之事”，岂非主人乎？又公羊外使文称使，内使文称如，若婚礼不称主人，履緰不称使可也。为养防逺耻也。公子遂如齐逆女，何故称使乎？岂圣人于他国之君则欲使养防逺耻，于己国之君则欲使勿养防逺耻乎？此其不通也。愚谓在涂称妇非也。逆妇姜于齐，宋荡伯姬来逆妇，果可以在涂言乎？讥始不亲迎，辨见或问。
谷梁曰：「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国氏者，为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
赵氏曰：「案非命卿来国例，皆国氏，何独进履緰哉？」刘氏曰：「诸侯婚姻聘使相往来，亦常耳，何妄得进之？且履緰国氏何异？郑詹谓履緰进之者，詹亦进之乎？」二▯亲迎之说，辨见本义。或问：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谷梁曰：「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専行，必有从也。伯姬归于纪，此其如専行之辞何也？曰：非専行也。吾伯姬归于纪，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啖氏曰：凡内女归嫁为夫人，则书，但言归而不云逆者，知是来逆常事不书也。赵氏曰：据桓公逆夫人于讙下云「夫人姜氏至自齐」，亦以専行为辞，则谷梁此例不成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曰：「夫人子氏者，何？隠公之母也。何以不书？▯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将不终为君，故母亦不终为夫人也。」
刘氏曰：公羊以为隠之母也。此公羊以妾母得称夫人，故谓
译刘氏说：《春秋》虽然为国家避讳，但都让文辞不损害事实。现在把“灭”改为“入”，这就是文辞损害事实了。况且无骇没有称氏，也不是因为厌恶开始灭国。灭掉别人的国家，是很严重的罪行。开始灭国和最终灭国，其罪责应当相同。况且《公羊传》认为《春秋》尊奉鲁国为王，听说世道的治理兴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且粗疏，难道不是说对新征服的国家刑罚困窘，采用轻典吗？现在贬斥无骇，反而特别加重；贬斥郑国的游速，反而故意减轻，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考察《春秋》初期，接近西周，先王的余法尚存，诸侯僭越放纵还很少，所以鲁国卿大夫执政大多经过两次任命。翚挟持无骇，就是这种情况。《公羊传》不知道这一点，看见无骇没有称氏，就认为是贬斥。又厌恶贬斥超过了常例，因此说“入”就是“灭”。这都是探求义理不得，而强行编造言辞罢了。胡父戴氏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莒国进入向国，《春秋》也是为莒国避讳吗？
《谷梁传》说：“‘入’，是指内部不接受。这是极端的国家行为。如果以进入他国作为志向的人，别人也会进入他的国家了。不称氏，是因为灭掉同姓国家，予以贬斥。”
刘氏说：考察“入”就不能称为“灭”，而《谷梁传》先前用“入”来解释，最后又用“灭”来贯通，这似乎是《谷梁传》在作注时自己认为“入”是义理，后来私下看见《公羊传》的书，以“入”为“灭”，又因此加注罢了。所以两种义理虽然不相合，却仍然并存。又如八年无骇去世，不称氏，《谷梁传》先前说“隐公不封爵大夫”，又说“有的说法说是因此贬斥他”，这两者都出自《公羊传》，又都附在最初的说法之后，明显是《谷梁传》私下看见《公羊传》的书，而窃取附加增益罢了，否则不会两件事各自始终相悖。【原阙】氏说：比如桓公二年进入杞国，僖公二十年再次进入杞国，难道能说进入杞国而杞国就灭亡了吗？赵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避讳灭掉同姓国家，所以书写“入”而贬斥无骇。考察不是王命的大夫，按例不书氏，况且八年无骇去世，《谷梁传》说“隐公不封爵大夫所以不称氏”，那么明显是因为不是王命所以不书氏，哪里跟灭掉同姓有关呢？又如果真的灭掉同姓，就应当直接书写“灭”来极尽讥讽，不应当说“入”。如果灭国却说“入”，那么真正的“入”将如何书写呢？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接新娘。
《左传》说：“纪裂繻来迎接新娘，是卿为君主迎接。”
履緰不称氏，不是卿。
《公羊传》说：纪履緰是什么人？是纪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婚礼不称主人。那么称呼什么呢？称呼诸父、兄、师、友。宋公派遣公孙夀来纳币，那么他称主人是什么缘故？是言辞穷尽。言辞穷尽是什么？是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母亲为什么不称母亲？因为母亲不通达。外国迎接新娘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不亲迎。开始不亲迎，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在此之前为什么从这里开始？是寄托开始。为什么寄托开始？因为是《春秋》的开始。女子为什么有时称女，有时称妇，有时称夫人？女子在娘家称女，在途中称妇，进入夫家称夫人。赵氏说：假如婚礼不称主人，派遣卿出境，不是君主谁派遣呢？况且母亲命令既不通达于外，又不得称主人，他的大夫到了那里如何传达命令呢？更加知道没有道理。刘氏说：《公羊传》认为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是不对的。按照礼制，国君求婚的辞令说：“请君家的玉女，与寡人共同承担宗庙之事”，难道不是主人吗？又《公羊传》对外使称“使”，对内使称“如”，如果婚礼不称主人，履緰不称“使”是可以的。是为了培养防范远离耻辱。公子遂到齐国迎接新娘，为什么称“使”呢？难道圣人对别国君主想要培养防范远离耻辱，对自己国家君主却想要不培养防范远离耻辱吗？这是不通的。我认为在途中称妇是不对的。迎接妇姜于齐，宋荡伯姬来迎接妇，果真可以在途中说吗？讥讽开始不亲迎，辨析见《或问》。
《谷梁传》说：“迎接新娘是亲近的事，派遣大夫是不正的。以国为氏，是因为他来与我们交接，所以君子进用他。”
赵氏说：“考察不是命卿来到我国，按例都称国氏，为什么唯独进用履緰呢？”刘氏说：“诸侯婚姻聘问使者往来，也是常事，怎么胡乱进用他？况且履緰称国氏有什么不一样？郑詹认为履緰是进用，郑詹也是进用吗？”关于亲迎的说法，辨析见本义。或问：
冬十月，伯姬嫁给纪国。
《谷梁传》说：“礼制，妇人称嫁为归，返回称来归，是顺从人的意思。妇人在家，受制于父亲；已经出嫁，受制于丈夫；丈夫死了，顺从长子。妇人不专断行动，一定有随从。伯姬嫁给纪国，这怎么像是专断行动的说法呢？回答说：不是专断行动。我们的伯姬嫁给纪国，所以记载它。为什么不称‘使’？因为迎接的道理细微，不值得说罢了。”
啖氏说：凡是本国女子出嫁为夫人，就记载，只说归而不说逆的，知道是来迎接的常事不记载。赵氏说：根据桓公在讙下迎接夫人，下文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也以专断行动为辞，那么《谷梁传》这个例子就不成立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
《公羊传》说：“夫人子氏，是什么人？是隐公的母亲。为什么不书？成全公的意思。成全公的什么意？子将不能终为君，所以母亲也不能终为夫人。”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这是《公羊传》以妾母得称夫人，所以认为
隠母为夫人也。然妾母实不得称夫人，当此之时，礼法尚少存，惠公仲子是也。隠公岂其违礼私贵其母哉？黄氏曰：公羊谓隠之母，谷梁谓隠之妻，伊川、安定、原父皆以为妻，或又以为桓公之母，仲子盖以子氏而言之后书考仲子之宫，故也。然元年书「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则仲子之卒在前，此言「夫人薨」，则其妻可知。愚谓果为隠母，则其子称公以君鲁矣，岂有其母不终为夫人而不书▯者乎？公羊妄意之也。
译隐公的母亲是夫人。然而，妾母实际上不能称为夫人，在当时，礼法尚且很少保留，惠公的仲子就是这样。隐公难道会违背礼制而私自尊显他的母亲吗？黄氏说：《公羊传》认为隐公的母亲是夫人，《谷梁传》认为隐公的妻子是夫人，伊川、安定、原父都认为隐公的妻子是夫人，又有人认为这是桓公的母亲，仲子大概是因为以子氏来称呼她，后来记载了考仲子之宫，所以如此。然而，元年记载“来归惠公仲子之赗”，那么仲子的去世在前，这里说“夫人薨”，那么她是隐公的妻子就可知了。我认为，如果确实是隐公的母亲，那么她的儿子称公以君临鲁国，难道会有她的母亲不最终成为夫人而不记载“〇”的吗？《公羊传》是随意猜测的。
谷梁曰：「卒而不书▯，夫人之义，从君者也。」
刘氏曰：非也。隠薨在十一年，今夫人薨，相去九年，可得预知。君当不▯而先除其▯乎？夫人之义，虽曰从君，至于卒▯，非其所能自制也。奈何以必从君限之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已日有食之
公羊曰：「何以书记？异也。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
孙氏曰：「凡日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日朔俱失也。」刘氏曰：「《公羊》说非也。《公羊》以日月为例，故为此说。圣人据鲁史以作经，是以称日，其事则史，其序则主。防者为之，其义则丘有罪焉。若夫日月有详畧此皆史文也，圣人所不得改之，又非不欲改也，无所据也。事有善恶，史文虽不实，圣人则正之。何则？事故与日月不同也。假令旧史无日月，今例当日横増之，则不信；不増之，则反于例。如此者，圣人所无可奈何也。是以《春秋》不取日月也。若夫人事之善恶，政令之得失，圣人尝上考三五之世矣，与天下共之，故如其意而损益焉，不疑故也。故吾论《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岂不然乎？」
谷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内辞也，或外辞也。有食之者，内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刘氏曰：「谷梁说晦朔之例，虽文与《公羊》异，而缪与《公羊》同，吾既言之矣。愚谓圣人之于天道，知之明矣。其于日食，不言其食之者，以天道幽逺，人所难知，故但曰『日有食之』，所以使人求之人事，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耳。岂有内于日之理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氏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刘氏曰：「左氏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杜云：『欲诸侯之速至，故逺日以赴。』春秋不书实崩日，而书逺日者，即▯其伪，以惩臣子之过，非也。王实以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崩则天下皆谓真以庚戌崩也。此史自当书庚戌，圣人虽欲迁正，亦不可得，岂故▯其伪者乎？且于《春秋》何以见平王非庚戌崩乎？」
公羊》曰：“何以不书▯？天子记崩，不记▯，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曷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案《公羊》谓“天子记崩，不记▯，必其时也”，是也；其“诸侯记卒，记▯，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非也。
谷梁曰：「髙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案此但论崩字之义，于《春秋》书天王崩之防，略无及焉，则将焉用▯哉？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曰：「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刘氏曰：妾母不得称夫人，自常礼也。假令实为声子，虽不称夫人，犹应比定十五年姒氏卒及▯定姒之例书之。何忽称君氏，又不▯乎？又曰：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昭公娶吴，故讳其姓，谓之孟子。则讳姓者避同姓也。今声子非鲁同姓，讳姓无义也。献可杜氏曰：《诗·节南山》云：「尹氏太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此幽王之时尹氏执政，而诗人刺之。至此平王之末，而《春秋》卒之于经，则尹氏専政可知矣。刘向上封事云：「尹氏世卿而専恣」，亦本此而言也。《春秋》之末，又有尹氏立王子朝，则尹氏世为大夫于周，而《春秋》録其卒。左氏解为声子，盖由传授之文误为君氏故也。左氏解归仲子之赗及夫人子氏之经，其失皆此类也。《春秋》于元年书「公子益师卒」，以讥侯国之世禄。至此书
译谷梁传说：“去世而不记载月份，这是夫人的义理，应当跟随国君。”
刘氏说：不对。隐公去世在十一年，如今夫人去世，相隔九年，可以预先知道。国君难道应当不记载月份而先除去她的月份吗？夫人的义理，虽然说是跟随国君，至于去世的月份，不是她所能自己决定的。怎么能用必须跟随国君来限制她呢？
三年春季，周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日期？因为异常。日食为什么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有的说朔日，有的不说朔日。回答说：‘某月某日朔，发生日食’的，是食在正朔。那些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有的失于朔日之前，有的失于朔日之后。失于朔日之前的，是朔日在前；失于朔日之后的，是朔日在后。”
孙氏说：“凡是日食，说日期，说朔日，是食在正朔。说日期不说朔日，是失掉了朔日。说朔日不说日期，是失掉了日期。不说日期不说朔日，是日期和朔日都失掉了。”刘氏说：“公羊传的说法不对。公羊传以日月为例，所以这样说。圣人根据鲁国史书来作经，因此称日期，其事由史官记录，其顺序由史官主导。防备的人为之，其义理则丘有罪。至于日月的详略，这都是史官的文字，圣人不能更改，也不是不想更改，是没有依据。事情有善恶，史官的文字虽然不实，圣人就纠正它。为什么呢？因为事情和日月不同。假如旧史没有日期，现在按例应当横加增补，那么不可信；不增补，则违背了例。像这样，圣人无可奈何。因此春秋不取日月为例。至于人事的善恶，政令的得失，圣人曾经上考三皇五帝的时代，与天下共同知晓，所以按照他的心意增减，不怀疑的缘故。所以我论述春秋不以日月为例，难道不是这样吗？”
谷梁传说：“说日期，不说朔日，是食在晦日。那说日期发生日食，为什么呢？吐出的是外壤，吞食的是内壤。缺然看不见它的壤，是有食之的。有内辞，也有外辞。有食之的，是内于日。那不说食之的，为什么呢？知道不可知，是知。”
刘氏说：“谷梁传关于晦朔的例说，虽然文字与公羊传不同，而错误与公羊传相同，我已经说过了。我认为圣人对于天道，知道得很明白。对于日食，不说食之的，是因为天道幽远，人难以知道，所以只说‘日有食之’，用来使人求之于人事，而不迷惑于鬼神的不可知。哪有内于日的道理呢！”
三月庚戌日，周天王去世。
左氏说：“三月壬戌，平王去世，报丧以庚戌，所以记载它。”
刘氏说：“左氏说：‘壬戌，平王去世，报丧以庚戌，所以记载它。’杜预说：‘想要诸侯迅速到达，所以用远日报丧。’春秋不记载实际去世的日子，而记载远日，就是掩盖其伪，以惩罚臣子的过错，不对。天王实际在壬戌去世，而报丧以庚戌，去世则天下都以为真的在庚戌去世。这史官自然应当记载庚戌，圣人虽然想要纠正，也不可能，难道是故意掩盖其伪吗？而且在春秋中怎么看出平王不是在庚戌去世的呢？”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月份？天子记载去世，不记载月份，必定是其时；诸侯记载去世，记载月份，有天子存在，不能必定其时。为什么有的说崩，有的说薨？天子说崩，诸侯说薨，大夫说卒，士说不禄。”按公羊传说“天子记载去世，不记载月份，必定是其时”，是对的；其“诸侯记载去世，记载月份，有天子存在，不能必定其时”，是不对的。
谷梁传说：“高说崩，厚说崩，尊说崩。天子的崩，因为尊贵。那说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民众之上所以说崩。那不称名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大上所以不称名。”
按这仅仅论述崩字的义理，对于春秋记载天王崩的例说，几乎没有涉及，那么将用什么来解释呢？
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
左氏说：“君氏去世，是声子。不报丧于诸侯，不在寝宫反哭，不附祭于姑母，所以不说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月份。不记载姓氏，因为公的缘故，说君氏。”
刘氏说：妾母不得称夫人，是常礼。假使确实是声子，虽然不称夫人，还应当比照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及定姒的例说记载。为什么忽然称君氏，又不记载月份呢？又说：不记载姓氏，因为公的缘故说君氏。昭公娶吴女，所以避讳其姓，称为孟子。那么避讳姓氏是避同姓。如今声子不是鲁国同姓，避讳姓氏没有意义。献可杜氏说：《诗·节南山》说：“尹氏太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这是幽王时尹氏执政，而诗人讽刺他。到这时平王末年，而春秋记载其去世于经，那么尹氏专政可知了。刘向上封事说：“尹氏世卿而专恣”，也是根据这个说的。春秋末年，又有尹氏立王子朝，那么尹氏世代为周大夫，而春秋记载其去世。左氏解释为声子，大概是由传授的文字误为君氏的缘故。左氏解释归仲子的赗及夫人子氏的经，其错误都这类。春秋在元年记载“公子益师去世”，以讥讽侯国的世禄。到这时记载
「尹氏卒」，讥王朝之世卿，使后世知周室之淩替，侯国之衰乱，由于卿大夫世禄之恣，不可不慎其始也。愚谓：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三者亦非左氏所能知也。
译“尹氏卒”这一记载，是讥讽周王室的世袭卿大夫，让后世知道周王室的凌夷衰替、诸侯国的衰败混乱，是由于卿大夫世代享有禄位而肆意妄为，因此不可不谨慎地对待其开端。我认为：不向诸侯报丧，不在正寝举行反哭仪式，不附祭于婆婆的神位，这三件事也不是左丘明所能知晓的。
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何氏曰：「时天王崩，鲁隠往奔丧，尹氏主傧賛诸侯，与隠交接而卒。恩隆于王者，则加礼録之。」愚谓何氏见书尹氏卒于天王崩之后，故意其主傧耳，岂实见其事哉？且武氏子来求赙，则鲁不徃奔丧可知矣。设使鲁往奔丧，以恩録之，孔子假鲁史以立教，亦以恩録之乎？如王子虎卒，刘卷卒，亦以天王崩诸侯之主乎？公羊既失《春秋》之防，而何氏又妄为之辞。
谷梁曰：「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为鲁主，故隠而卒之。」赵氏曰：「《春秋》为经邦大训，岂有縁其为诸侯及鲁大夫作主人之恩，遂録之于经乎？唯公羊说讥世卿之义是。」
秋武氏子来求赙
左氏曰：「武氏子来求赙，王未▯也。」
刘氏曰：「传不解武氏子，但云王未▯。似传本但说是时王未▯，故求赙也。若强通之，可益云求赙非礼也。至于称武氏子，圣人之意甚微，而左氏不言此，明左氏未尝受经于仲尼，而自以己意作▯者。杜氏之注，是取公羊义，牵合此传为传饰其短阙耳。」
公羊》曰：“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武氏子，何？讥。何讥尔？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武氏子来求赙，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赙非礼也。盖通于下。”
案经书「武氏子」，犹曰「武氏之子也」，而《公羊》以为大夫，非也。《公羊》又以「子」之一字为父卒，子未命夫，父卒未卒，吾不能知也。其曰「丧事无求」，语意亦未当，舍丧事，余可求乎？
谷梁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称武氏子，何也？未毕丧，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无君也。归死者曰赗，归生者曰赙。求之，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辞也。」
前段意与公羊同
八月庚辰宗公和卒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羣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徳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徳，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刘氏曰：「左氏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非也。宣公知人之状何如哉？知其必反国于己子耶？则是挟诈而让也。知其贤足以任国为君耶？则穆公竟不能止后嗣之乱。若但以穆公今能反国，因曰知人，则尧让舜，舜不让丹朱，舜让禹，禹不让商均，尧、舜反为不知人也。』且吾论之：自古让者多，安者少。宋穆公让，鲁隠公让，吴三王让，燕子之让，后皆大乱。宋襄公欲让目夷，目夷不聴；郑穆公欲让去疾，去疾不聴；楚眧王欲让公子闾，公子闾不听，后皆无乱。使此三子从而利之，亦皆乱矣。然彼三子又非恶为君也，让不得，圣人不正，非圣人亦不可蒙让于人也。故尧让舜，舜让禹，泰伯让文王，而天下国家安之，彼所谓知人也。若旦得让名，暮有让祸，此乃让非其人，不知人之甚者。何谓知人哉？」愚案：左氏所叙事，非《春秋》书卒本防，今録于桓二年宋督事下，以考事迹。
谷梁曰诸侯日卒正也
刘氏曰：非也。齐小白、晋重耳皆可谓正乎？若曰簒明则不疑者，此妄说矣。本设日不日例者，非复有他义也，明正不正而已耳。茍正者日，不正者不日，则其义可信而无疑。今正者日，簒明者亦日，不知《春秋》何能不惮烦于簒明之人而必加其日哉？若簒明之人乃去其日，岂不益至公至明哉？徒为此纷纷何也？又曹伯使世子射姑来朝，则曹伯之嫡也。庄二
译《公羊传》说：“外国大夫去世不记载卒日，这里为什么记载卒日？因为周天子驾崩，他是诸侯的君主。”何休说：“当时周天子驾崩，鲁隐公前往奔丧，尹氏主持接待诸侯，与鲁隐公交接后去世。对天子的恩情深重，所以加礼记载。”我认为何休看到史书将尹氏卒日记载在周天子驾崩之后，所以推测他是主持接待的人，难道他真的亲眼见过这件事吗？况且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由此可知鲁国并没有前往奔丧。假设鲁国真的前往奔丧，因恩情深重而记载他，孔子借鲁国史书来确立教化，也会因恩情深重而记载他吗？如果王子虎去世、刘卷去世，也是因为周天子驾崩、作为诸侯的君主吗？《公羊传》既然已经失去了《春秋》的大义，而何休又胡乱为其辩解。
《谷梁传》说：“尹氏是谁？是天子的臣子。外国大夫去世不记载卒日，这里为什么记载卒日？在周天子驾崩时，他为鲁国主持丧事，所以隐公记载他去世。”赵氏说：“《春秋》是治理国家的重大训诫，哪里会因为他为诸侯及鲁国大夫作主人的恩情，就将其记载于经书中呢？只有《公羊传》讥讽世卿的说法是正确的。”
秋季，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
《左传》说：“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周天子尚未安葬。”
刘氏说：“《左传》不解释武氏子是谁，只说周天子尚未安葬。似乎《左传》原本只是说当时周天子尚未安葬，所以请求助丧财物。如果强行贯通文意，可以补充说请求助丧财物是不合礼的。至于称武氏子，圣人的用意非常微妙，而《左传》没有提到这一点，明显《左传》未曾从孔子那里接受经学，而是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杜预的注解，是采纳《公羊传》的义理，牵强附会地解释《左传》，来掩饰其短处和缺失罢了。”
《公羊传》说：“武氏子是谁？是天子的臣子。称他为武氏子，是什么意思？是讥讽。讥讽什么？父亲去世，儿子尚未受命。为什么不称‘使’？因为正值丧期，尚未成为君主。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丧事不应有所求，请求助丧财物是不合礼的。大概通用于下级。”
考察经书记载“武氏子”，意思是“武氏的儿子”，而《公羊传》认为是大夫，这是错误的。《公羊传》又用“子”这个字来解释父亲去世、儿子尚未受命，父亲是否去世，我无法知道。它说“丧事不应有所求”，语意也不恰当，除了丧事，其他事情就可以求吗？
《谷梁传》说：“武氏子是谁？是天子的臣子。天子的臣子，称他为武氏子，是什么意思？丧期未满，孤子尚未受爵位，未受爵位就派他出使，不合正道。为什么不称‘使’？因为没有君主。送给死者叫赗，送给生者叫赙。说‘求’，是表示得与不得尚不可知的说法。”
前段意思与《公羊传》相同。
八月庚辰日，宋国和公去世。
《左传》说：“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将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的灵验，能保全首领而死，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回答？请您奉立他以主持国家，我虽然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立冯。’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贤德，让我主持国家，如果抛弃德行不让位，就是废弃先君的举荐，怎么能说是贤德呢？光大先君的美德，可以不努力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让公子冯出居到郑国。八月庚辰日，宋穆公去世，殇公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懂得识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其成果，这是以义命之。’《商颂》说：‘殷受天命，全都适宜，百福承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刘氏说：“《左传》说：‘宋宣公可以说懂得识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其成果’，这是错误的。宣公识人的表现是怎样的呢？知道他一定会把国家归还给自己的儿子吗？那就是挟诈而让位。知道穆公贤德足以担任国君吗？那么穆公最终没能阻止后嗣的动乱。如果仅仅因为穆公现在能归还国家，就说他识人，那么尧让位给舜，舜不让位给丹朱，舜让位给禹，禹不让位给商均，尧、舜反而成为不识人了。”况且我议论说：自古以来让位的人多，安定的人少。宋穆公让位，鲁隐公让位，吴国三王让位，燕子之让位，后来都发生了大乱。宋襄公想让位给目夷，目夷不听；郑穆公想让位给去疾，去疾不听；楚昭王想让位给公子闾，公子闾不听，后来都没有发生动乱。假使这三个人顺从而贪图利益，也都发生动乱了。然而那三个人又不是厌恶做国君，让位不得，圣人也不正，非圣人也不可承受别人的让位。所以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泰伯让位给文王，天下国家得以安定，那才叫识人。如果早上得到让位的名声，晚上就有让位的祸患，这是让位给了不合适的人，是极不识人的表现。什么叫做识人呢？”我认为：《左传》所叙述的事情，不是《春秋》记载卒日的本意，现在记录在桓二年宋督事件之下，用来考证事迹。
《谷梁传》说：诸侯按日记载卒日是合乎正道的。
刘氏说：不对。齐小白、晋重耳都可以说是合乎正道吗？如果说篡位明显就不怀疑，这是妄说。本来设立按日或不按日记载的条例，没有其他含义，只是表明是否合乎正道罢了。如果合乎正道的按日记载，不合乎正道的不按日记载，那么其义理可信无疑。现在合乎正道的按日记载，篡位明显的也按日记载，不知道《春秋》为什么不怕麻烦地对篡位明显的人一定要加上日期呢？如果篡位明显的人反而去掉日期，岂不是更加至公至明吗？白白为此纷纷扰扰做什么呢？又曹伯派世子射姑来朝见，那么曹伯的嫡子。庄公二年
癸未▯宋穆公
公羊曰：「▯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渇▯也；不及时而不日，慢▯也；过时而日，隠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也。」此当时，何危尔？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女；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女。盍终为君矣！」宣公死，缪公立。缪公逐其二子庄公冯与左师勃，曰：「尔为吾子，生毋相见，死毋相哭。」与夷复曰：「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缪公曰：「先君之不尔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摄也，终致国乎与夷。」庄公冯弑与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
刘氏曰：「公羊」以谓不及时而日渇▯，也不及时而不日慢▯也，过时而日隠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也。予谓渇之与慢同，施于▯先时耳。若谓慢与渇有别，则何不出过时而慢之例？又所谓过时而日者，直指齐桓公而言尔。当是时，公子争国，隠之可也。若夫卫穆公、宋文公，无齐桓之贤，无争国之患，过时而日，有何可隠之乎？若如▯所言者，卫穆公、宋文公无他患难，而过时乃▯，宜不日，以见其慢无为，乃隠之也。又所谓过时而不日者，谓平安无故而懈缓不能▯者也。若国有忧乱，嗣子放弑，虽复过时，岂臣子本情而当责以不能▯乎？诸如此义，不可胜纪，故稍举焉。其蔽在于以日月为例也。吾既言之矣。
谷梁曰日▯故也危不得▯也
刘氏曰：非也。宋穆公之▯，有何危耶？《春秋》日▯者多，不必皆有危也。但欲以日月为例，而不知理有不可者。以谓人虽有难已者，而事无可据，譬如说神怪者也。夫以说神怪者自况，人亦以说神怪况之矣。曾何足致诘乎？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左氏曰凡书取言易也
赵氏曰：「谷梁亦曰『取易辞』。按『取』者，收夺之名，何闗难易？假令取之难而得之，欲如何书之乎？『取』者，或以师威偪，或招收而得之。」邦衡胡氏曰：「今此上言伐，下言取，非易也。五年冬，宋人伐郑，围长葛；至六年冬，取之。伐逾年，仅能取尔，得为易乎？」
公羊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
其言外取邑不书，不知凡例始于谁乎？
谷梁曰传曰言伐言取所恶也
此说近之而不详
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左氏曰：「石碏曰：『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
刘氏曰：「石碏之意，则是；石碏之言，则非。使君听石碏而立州吁，又当大乱。大乱之作，是石碏教之也。石碏何义，以免此责乎？则不若谓君曰：『先王有礼，长幼有序。君必黜州吁以杜乱。君之爱州吁，乃可谓爱矣。』君听州吁好兵，以凌太子。百嵗之后，州吁也必为乱，国人必讨之。君虽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爱州吁，乃害之也。如此则可。然左氏亦不须此四句，是足为义，无用连之以误后世也。」
公羊曰曷为以国氏当国也
刘氏曰：「公羊以为不称公子，当国也，非也。诸弑君而称公子，公子而为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称公子，公子之未为大夫者也。大夫弑君，其三命称氏，其再命称名，其不命称盗。通乎《春秋》，亦不说已。当国与不当国，何足辨乎？公子、公孙弑其君，有不当国乎？非公子、公孙弑其君，有当国乎？宋督、宋万，岂当国为君者哉？公子商人，岂不当国为君者哉？乃曰：『宋督为冯取国，故使氏国。』然则齐陈乞，亦为阳生取国，何不使乞氏齐哉？」
谷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案果弑而代之，不在国氏见义，况未几而杀之于濮乎？」此亦公羊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氏曰：「公与宋公为防，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按此
译癸未〇宋穆公
《公羊传》说：“〇”字为什么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未到应〇的时间却记了日，是急〇；未到应〇的时间却不记日，是慢〇；过了应〇的时间却记了日，是有所隐讳；过了应〇的时间却不记日，叫做不能〇；正值应〇的时间却不记日，是正常；正值应〇的时间却记了日，是处境危险而未能顺利〇。这里正值应〇的时间，有什么危险呢？宋宣公对宋穆公说：“论我对与夷的爱，不如对你的爱；但论作为国家宗庙的主君，与夷不如你。何不最终由你来做国君呢！”宋宣公死后，宋穆公即位。宋穆公驱逐了他的两个儿子庄公冯和左师勃，说：“你们是我的儿子，活着时不要相见，死后不要相哭。”与夷又对穆公说：“先君的做法，不是不给我国家，而是把国家交给我吗？所谓国君，是因为可以担任国家宗庙的主君。现在您驱逐您的两个儿子，而打算把国家交给与夷，这不符合先君的本意。况且如果儿子可以被驱逐，那么先君也会驱逐我了。”宋穆公说：“先君不驱逐你们，是可以知道的。我站在这里，只是代理国君，最终要把国家交给与夷。”庄公冯杀死了与夷，所以君子推崇居位正当。宋国的祸乱，是宋宣公造成的。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未到应〇的时间却记日是急〇，未到应〇的时间却不记日是慢〇，过了应〇的时间却记日是有所隐讳，过了应〇的时间却不记日叫做不能〇，正值应〇的时间却不记日是正常，正值应〇的时间却记日是处境危险而未能顺利〇。我认为急与慢相同，都是指〇先于应〇的时间。如果说慢与急有别，那么为什么没有列出过时而慢〇的例子呢？又所谓过时而记日，是直接针对齐桓公而言的。当时公子们争夺国位，有所隐讳是可以的。至于卫穆公、宋文公，没有齐桓公那样的贤德，也没有公子争国的祸患，过时而记日，有什么可以隐讳的呢？如果像《公羊传》所说，卫穆公、宋文公没有其他患难，却过了应〇的时间才〇，应当不记日，以显示其怠慢无为，这才是有所隐讳。又所谓过时而不记日，是指平安无事而懈怠迟缓不能〇的人。如果国家有忧患动乱，嗣子被放逐或杀害，即使过了应〇的时间，难道这是臣子的本心，而应当责备他们不能〇吗？诸如此类的义理，说不完，所以稍微列举一些。它们的弊病在于用日月作为定例。我已经说过了。
《谷梁传》说：记日〇，是因为有缘故，处境危险而未能顺利〇。
刘氏说：不对。宋穆公的〇，有什么危险呢？《春秋》记日〇的情况很多，不一定都有危险。只是想要用日月作为定例，而不知道道理上有不通之处。认为人虽然有难以理解的地方，但事情没有根据，这就像谈论神怪一样。用谈论神怪来自比，别人也会用谈论神怪来比喻他。哪里值得深究呢？
四年春，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左传》说：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
赵氏说：“《谷梁传》也说‘取是容易的措辞’。考察‘取’字，是收取夺取的名称，与难易有什么关系？假如夺取很难却得到了，想要怎么记载呢？‘取’字，或者凭借军队威势胁迫，或者招降收服而得到。”邦衡胡氏说：“现在上面说伐，下面说取，并不是容易。五年冬，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到六年冬，才夺取它。攻打超过一年，仅仅才能夺取，能说容易吗？”
《公羊传》说：“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痛恨，开始夺取城邑。”
它说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不知道这种通例始于谁呢？
《谷梁传》说：传文说，记载伐和取，是表示厌恶。
这种说法接近正确但不详细。
戊申，卫国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
《左传》说：“石碏说：‘要立州吁，就确定他吧。如果还没有确定，就会成为祸乱的阶梯。’”
刘氏说：“石碏的意思，是对的；石碏的话，是错的。假使国君听从石碏而立州吁，又会导致大乱。大乱的发生，是石碏教唆的。石碏有什么道义，可以免除这个责任呢？不如对国君说：‘先王有礼制，长幼有序。您一定要废黜州吁以杜绝祸乱。您对州吁的爱，才可以称为爱。’国君听任州吁喜好军事，来欺凌太子。百年之后，州吁必定作乱，国人必定讨伐他。您虽然想保全他，也做不到了。您对州吁的爱，实际上是害了他。这样才可以。然而《左传》也不需要这四句话，足以表达义理，没有必要连缀它们来误导后世。”
《公羊传》说：为什么用国氏？是因为当国。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是因为当国，这是不对的。那些杀国君而称公子的，是公子而担任大夫的；公子而不称公子的，是公子而没有担任大夫的。大夫杀国君，受三命者称氏，受再命者称名，未受命者称盗。通晓《春秋》，也就不必多说了。当国与不当国，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公子、公孙杀他们的国君，有不当国的吗？不是公子、公孙杀他们的国君，有当国的吗？宋督、宋万，难道是当国为君的人吗？公子商人，难道是不当国为君的人吗？却说：‘宋督为冯夺取国家，所以让他氏国。’那么齐国的陈乞，也为阳生夺取国家，为什么不让他氏齐呢？”
《谷梁传》说：“大夫杀他的国君，用国氏的，是因为嫌疑。杀了国君而取代他。考察果然杀了国君而取代他，不在国氏上体现义理，何况不久就在濮地杀了他呢？”这也是《公羊传》的意思。
夏，鲁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
《左传》说：“鲁公和宋公结盟，将重温宿地的盟约，还没到日期，卫国人来报告动乱。夏，鲁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
考察这
公羊》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赵氏曰：「假如实然，忽以防礼相见，岂得书遇哉？」愚谓：「果一君出，一君要之，必诸侯过诸侯之国，其国君出而要之，则出者为客，要者为主，然后有此言也。如是，与上文『不期』之云，自相戾矣。」
谷梁曰：「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
案此及字与元年“公及邾仪父”之“及”不同。元年之“及”犹可曰内为志，此遇而书“及”，“及”犹与也。若曰公与宋公遇耳。谷梁言“及”者，内为志，设使外为志，可书曰“公防宋公遇于清”乎？赵氏曰：“遇者，志相得也。”案文直以所行定名耳，何用相为义乎？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左氏曰：「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叶氏曰：前言穆公属殇公而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则冯固已自处郑矣，安得殇公即位而后出奔也？愚谓左氏或本其初而言，义亦可通，但围东门之事未必有也。叶氏又曰：经书「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氏谓「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秋诸侯复伐郑，宋公来乞师，翚固请以师行，而防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自左氏言之，则疑以为实；以《春秋》法言之，则非。何者？前伐果围东门而还，自当书「围」；后果败郑徒兵而还，则当书「战」。何为但书「伐」而已乎？且乞师亦当见经。盖左氏不晓「翚不氏」之义，又不晓「帅师」之义，故于此言「翚帅师」，公不许，翚固请而行，后「翚帅师，防齐、宋伐郑」，言翚先防，皆以専行为「帅师」之义，而实无有也。夫州吁弑君，诸侯不讨，固已幸矣，乃欲修怨于郑，以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盖将以防免讨焉。宋以二王后为上公，乃率陈、蔡而助之，其罪盖不胜诛；而鲁又以「翚帅师，防」之前目罪三国之党州吁也，后目罪鲁之从四国也。愚谓前目后目，纪实事也，纪实事而罪恶自见，春秋之大防也。
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左氏曰：「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防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赵氏曰：春秋之初，公室犹强，若公实不许，臣何敢固请？盖左氏不知未命之义。程子曰：左氏以为再伐妄也。刘氏曰：翚溺为贬，无骇为未赐族，皆怪春秋有书氏不书氏之异，而不得其说，因以己意推言之尔。如传无说，则翚溺可以无骇言之，无骇可以翚溺言之，是春秋反求决是非于▯也。且翚之固请，有异于元年公子豫之遂行乎？豫不书于经，翚书而不氏，赏罚颇矣。何以为春秋？叶氏曰：前言郑人伐卫，卫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凡传序鲁事而经不见者，皆以为非公命。今翚事与公子豫正同，何为反书？岂疾翚而不疾豫乎？盖▯不明不氏及帅师之义，但见翚弑君者，疑其强而自恣。经直书翚帅师而不氏，与后言公子翚者异其辞，若専而贬然，故妄意之，不悟其与言豫者自相戾也。
公羊》曰：“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其与弑公奈何？公子翚谄乎隠公，谓隠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隠公曰：‘否，吾使修菟裘，吾将老焉。’公子翚恐若其言，闻于桓。于是谓桓曰：‘吾为子口隠矣。’隠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则奈何？’曰：‘请作难，弑▯公于钟巫之祭焉。’弑隠公也。”
陈岳氏曰：「既曰贬之，而桓三年复书公子翚如齐逆女，非以弑君贬不疑矣。」
谷梁曰：「翚者，何也？公子翚也。其不称公子，何也？贬之也。何为贬之也？与于弑公，故贬也。」
叶氏曰：「谷梁盖不知大夫未三命不以氏见之法，故妄言之。且是时翚未弑公，安得预贬之
译《公羊传》说：“‘遇’是什么意思？是不期而遇。一位国君出行，另一位国君中途拦截他。”
赵氏说：“假如事实真是如此，忽公按照防礼相见，怎么能记载为‘遇’呢？”我认为：“如果真是一位国君出行，另一位国君中途拦截他，那一定是诸侯经过诸侯的国家，该国的国君出来拦截他，那么出行的人是客，拦截的人是主，然后才有这种说法。如果是这样，就与上文所说的‘不期而遇’自相矛盾了。”
《谷梁传》说：“‘及’，是表示鲁国主动有意；‘遇’，是表示双方意志相合。”
按：这里的“及”字与元年“公及邾仪父”中的“及”不同。元年的“及”还可以说是鲁国主动有意，这里相遇却记载为“及”，这个“及”相当于“与”。意思是说鲁公与宋公相遇罢了。《谷梁传》说“及”表示鲁国主动有意，假如是外国主动有意，难道可以记载为“鲁公在防地拦截宋公，在清地相遇”吗？赵氏说：“‘遇’，是意志相合。”按：经文只是根据实际行为来定名称罢了，哪里用得着“意志相合”这种含义呢？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左传》说：“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军包围宋国东门五天后撤军。”
叶氏说：“前面已经说过穆公嘱托殇公让公子冯出居郑国，那么公子冯本来就已经在郑国了，怎么会有殇公即位后才出逃的事呢？”我认为《左传》或许是追溯其最初的情况来说的，道理上也讲得通，但包围东门的事未必真实存在。叶氏又说：“经文记载‘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传》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包围其东门五天后撤军’；‘秋天诸侯再次伐郑，宋公来请求出兵，翚坚决请求带兵出发，从而拦截诸侯的军队，打败郑国的步兵，夺取了郑国的庄稼后撤军’。从《左传》的角度看，似乎怀疑这是事实；但从《春秋》的笔法来看，则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如果前次攻打真的包围东门后撤军，自然应当记载为‘围’；如果后次打败郑国步兵后撤军，就应当记载为‘战’。为什么只记载为‘伐’呢？而且请求出兵的事也应当在经文中体现。大概《左传》不明白‘翚不称氏’的含义，也不明白‘帅师’的含义，所以在这里说‘翚帅师’，鲁公不允许，翚坚决请求后出发，后来‘翚帅师，防齐、宋伐郑’，说翚先拦截，都把擅自行动当作‘帅师’的含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州吁弑君，诸侯不讨伐，本来就已经是侥幸了，现在却想向郑国报复，以在诸侯中求得宠信，以此安抚国内百姓，大概是想借此避免被讨伐。宋国作为二王之后，地位为上公，却率领陈、蔡两国助纣为虐，其罪过简直不可饶恕；而鲁国又用‘翚帅师，防’的前一个目次来归罪于三国党同州吁，用后一个目次来归罪于鲁国跟随四国。我认为前目后目，是记录实事，记录实事而罪恶自然显现，这是《春秋》的大义所在。”
秋天，翚率领军队，拦截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左传》说：“秋天，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公派人来请求出兵，鲁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带兵去拦截他们，鲁公不允许。他坚决请求后出发，所以记载说：‘翚帅师，是厌恶他。’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夺取了郑国的庄稼后撤军。”
赵氏说：“春秋初期，公室还比较强大，如果鲁公真的不允许，臣子怎么敢坚决请求？大概《左传》不知道‘未受命’的含义。程子说：《左传》认为再次攻打是妄为。刘氏说：翚被贬斥，无骇是未赐族，都奇怪《春秋》有书氏和不书氏的区别，却得不到解释，于是用自己的意思推测罢了。如果传文没有解释，那么翚溺可以用无骇来解释，无骇也可以用翚溺来解释，这是《春秋》反而向〇寻求判断是非吗？而且翚的坚决请求，与元年公子豫的擅自行动有什么不同吗？公子豫不记载于经文，翚记载却不称氏，赏罚太偏颇了。怎么能说是《春秋》呢？叶氏说：前面说郑人攻打卫国，卫国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子私下对公子豫说，公子豫请求前往，鲁公不允许，他擅自出发。等到邾人、郑人在翼地结盟，不记载，因为不是鲁公的命令。凡是传文叙述鲁国的事而经文中没有记载的，都认为不是鲁公的命令。现在翚的事与公子豫正好相同，为什么反而记载？难道厌恶翚而不厌恶公子豫吗？大概〇不明白不称氏以及帅师的含义，只看到翚是弑君的人，怀疑他强横而放纵。经文直接记载翚帅师而不称氏，与后面说公子翚的用词不同，好像专断而贬斥的样子，所以胡乱猜测，没有意识到这与说公子豫的话自相矛盾。”
《公羊传》说：“‘翚’是什么意思？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斥。为什么贬斥？因为他参与了弑君。他参与弑君是怎么回事？公子翚谄媚隐公，对隐公说：‘百姓安于您的统治，诸侯喜悦于您的德行，何不最终做国君呢？’隐公说：‘不，我打算修缮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公子翚担心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就把这话告诉了桓公。于是对桓公说：‘我为您探明了隐公的心意。’隐公说：‘我不回去了。’桓公说：‘那么怎么办？’公子翚说：‘请制造事端，在钟巫祭祀时弑杀隐公。’于是弑杀了隐公。”
陈岳氏说：“既然说贬斥他，而桓公三年又记载公子翚如齐迎娶女子，如果不是因为弑君而贬斥他，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谷梁传》说：“‘翚’是什么意思？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斥他。为什么贬斥他？因为他参与了弑君，所以贬斥他。”
叶氏说：“《谷梁传》大概不知道大夫未受三命不以氏见的法则，所以胡乱说。况且这时翚还没有弑君，怎么能预先贬斥他呢？”
左氏曰：「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案左氏，凡言君子与仲尼曰之类，皆无意义。不特无意义，害名教者有焉。独此稍平，然亦非本义。
谷梁曰：「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谨之也。」
州吁不称国，蒙上国字也。不称公子，未三命也。何失嫌之有？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左氏曰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案众之云，与《公羊》“众立”之辞，畧同，但不若《公羊》语为莹耳。然《左氏》仅解“卫人立晋”为“众”，而不知“众”之不当立，则是徒晓其辞，而不晓其义者也。
公羊》曰：“晋者，何？公子晋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众立之之辞也。然则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则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案《公羊》言不宜立，又云其立之非，而不言所以不宜与非之故，何欤？
谷梁曰：「卫人者，众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晋之名，恶也。其称人以立之，何也？得众也。得众，则是贤也。贤则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范氏曰：「立君，非以尚贤，所以明有统也。建储，非以私亲，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贤无乱长之阶，而自贤之祸塞矣。」愚谓谷梁谓诸侯与正而不与贤，范氏谓名分定，无长乱之阶，施之常经，诚为格言。若卫桓被弑，州吁已戮，不闻别有嫡长可立，不知谷梁所指为正者谁与？或有所考，吾不能知。若无所考，而止就卫人立晋之文以生义，则不若谓其不请于天子者为得其防也。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
左氏曰：「陈鱼而观之。」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逺地也。
厚斋王氏曰：「案淮南时则训，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则左氏陈鱼之说非矣。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或谓矢如臯陶矢厥谟之矢。朱子曰：『便是乱说。』今据传曰，则公不射，则矢鱼是将弓矢去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何以见得夫子作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恁地下一字，遂往陈鱼而观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说，据他上文则无此意。愚谓左氏云『则公不射』，本为鸟兽而言耳，陈鱼固不可通，矢鱼亦未必当，不若从公谷观鱼为简易也。」
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逺也。公曷为逺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何？美大之之辞也。棠者，何？济上之邑也。」
案书观鱼于棠，讥其弃国政而事游观也，非特讥逺而已。登来以下辞尤缪，至何氏谓耻与百姓争利，故讳使，若以逺观为讥，则穿凿甚矣。
谷梁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
视与观之别，非字训。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即非常也。未尝不曰视也。
夏四月▯卫桓公
谷梁曰月▯故也
秋卫师入郕
谷梁曰：「入者，内弗受也。」郕国也将，卑师众曰：「师，内弗受。」辨见二年，莒入向。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左氏曰：「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
刘氏曰：经言初献者，讥始僣也，犹初税畆矣。鲁隠以前，未尝舞六佾于羣公之庙，今立仲子庙，又当下羣公，疑于所舞，故问众仲也。众仲不知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因天子八佾，遂兼称诸侯六佾，致使鲁僣诸公之礼也。此《春秋》所以书其初也。仲云：士二佾，所谓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礼也，无用乐舞之仪，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礼》舞师之职，凡小祭祀则不兴舞，小祭祀王者服▯冕之祭也。王服▯冕不兴舞矣，士服▯冕反舞之乎？且▯冕又非士所当服者，众仲之误鲁使僣无疑也。张氏曰：当从《公羊》之说，众仲姑欲止用八之僣，故畧诸公言之，非《周礼》也。
公羊》曰：「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隠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
译左氏说：“君子说：石碏是纯粹的忠臣，他厌恶州吁却厚待他。所谓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按：左氏凡说“君子说”和“仲尼说”之类的话，都没有意义。不仅没有意义，还有损害名教的。唯独这一条稍微平正，但也不是本义。
谷梁说：“称‘人’来杀，是杀有罪的人。祝吁的挈，是失嫌。记月份，是谨慎。”
州吁不称国，是蒙受上面的国字。不称公子，是因为没有经过三次任命。有什么失嫌呢？
冬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
左氏说：经文说“卫人立晋”，是因为众人。
按：众人拥立的说法，与《公羊》“众人拥立”的话大致相同，但不如《公羊》的话精当。然而《左氏》仅仅解释“卫人立晋”为“众人”，却不知道“众人”不应当拥立，这是只懂其辞，不懂其义。
《公羊》说：“晋，是谁？是公子晋。立，是什么意思？立是不应当立。称‘人’是什么意思？是众人拥立他的话。那么是谁拥立他？是石碏拥立他。石碏拥立他，那么称‘人’是什么意思？是众人想要拥立他。众人虽然想要拥立他，但拥立他是不对的。”
按：《公羊》说不应当立，又说拥立他是不对的，但不说所以不应当立和不正确的原因，为什么呢？
谷梁说：“卫人，是众人的话。立，是不应当立的。晋的名，是厌恶。称‘人’来拥立他，是什么意思？是得到众人。得到众人，就是贤能。贤能却说‘不应当立’，是什么意思？《春秋》的道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范氏说：“立君，不是崇尚贤能，是为了明确统绪。建储，不是私爱亲人，是为了确定名分。名分确定，那么贤能就没有扰乱长幼的阶梯，而自恃贤能的祸患就堵塞了。”我认为谷梁说诸侯与正而不与贤，范氏说名分确定，没有扰乱长幼的阶梯，施之于常经，确实是格言。如果卫桓被弑，州吁已杀，没听说有别嫡长可立，不知道谷梁所指的正是谁？或许有考证，我不能知道。如果没有考证，而只就卫人立晋的文辞来生发义理，那么不如说他不向天子请示是得其防。
五年春，公在棠射鱼。
左氏说：“陈列鱼而观看。”经文说：“公矢鱼于棠，非礼。”并且说远方之地。
厚斋王氏说：“按《淮南子·时则训》，季冬命令渔师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前往射鱼，那么左氏陈列鱼的说法就不对了。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有人说矢如皋陶矢厥谟的矢。朱子说：‘就是乱说。’现在根据传文，那么公不射，那么矢鱼是将弓矢去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何以见得夫子作《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这样下一字，遂往陈列鱼而观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说，据他上文则无此意。我认为左氏云‘则公不射’，本为鸟兽而言耳，陈列鱼固然不通，矢鱼也未必恰当，不如从公谷观鱼为简易。”
《公羊》说：“为什么书？讥。讥什么？远。公为什么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是什么？美大之辞。棠者，是什么？济上之邑。”
按：书观鱼于棠，讥其弃国政而事游观，不仅讥远而已。登来以下辞尤谬，至何氏谓耻与百姓争利，故讳使，若以远观为讥，则穿凿甚矣。
谷梁说：常事曰视，非常曰观。
视与观的区别，不是字训。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即非常也。未尝不曰视也。
夏四月，卫桓公。
谷梁说：月，故也。
秋，卫师入郕。
谷梁说：“入，是内弗受。”郕国也将，卑师众曰：“师，内弗受。”辨见二年，莒入向。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左氏说：“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
刘氏说：经言初献者，讥始僣也，犹初税畆矣。鲁隐以前，未尝舞六佾于群公之庙，今立仲子庙，又下群公，疑于所舞，故问众仲也。众仲不知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因天子八佾，遂兼称诸侯六佾，致使鲁僣诸公之礼也。此《春秋》所以书其初也。仲云：士二佾，所谓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礼也，无用乐舞之仪，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礼》舞师之职，凡小祭祀则不兴舞，小祭祀王者服冕之祭也。王服冕不兴舞矣，士服冕反舞之乎？且冕又非士所当服者，众仲之误鲁使僣无疑也。张氏说：当从《公羊》之说，众仲姑欲止用八之僣，故略诸公言之，非《周礼》也。
《公羊》说：“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隐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
也。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又曰：「诸公者何？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陜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始僣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僣诸公犹可言也，僣天子不可言也。」
译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为了成全成公的心意。」又问：「诸公是什么意思？诸侯是什么意思？天子的三位重臣称为公，先代帝王的后裔称为公，其余的大国称为侯，小国称为伯、子、男。天子的三位重臣是什么意思？是天子的宰相。天子的宰相，为什么设三位？崤山以东的地区，由周公管理；崤山以西的地区，由召公管理。有一位宰相留在朝廷内部。僭越诸公的礼制，是从这里开始的吗？不，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此之前，为什么偏偏从这里开始记载呢？僭越诸公的礼制还可以说，僭越天子的礼制则不可说。」
案考字训，当依杜氏为成公羊训，考为入室，失之矣。其论天子、公侯、大夫舞数，则近理，去古不逺，必有所据，故附之本义云。
谷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孙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隠孙而修之，非隠也，初始也。」谷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初献六羽，始僣乐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诸侯，皆用八佾。初献六羽，始厉乐矣。」
案《谷梁》考训，为成是已然，又谓成之，又继以成之，为夫人，是其意不谓成仲子之宫，而成仲子之为夫人，则失之矣。又谓仲子为惠公之母，而以子祭孙止为说，如果惠公之母，则得其一义；若据《左氏》为惠公之妾，则又失之。其曰「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今于礼亦无所考。陈岳氏曰：「凡诸侯之夫人薨，殡庙赴同祔姑，然后致新主于太庙，斯国公之制也。」惠公元妃孟子，春秋前薨，已致于庙，仲子不得复致之。隠公以手文之故，成先君之意，乃以一夫人之礼备之，第不致庙，别致仲子之宫祭之。茍惠公之母，必致于庙，安得谓之仲子之宫？设如是，则桓之母何以蔑而无闻？隠公让桓，诚为虚语，奚疏濶之如是？愚谓《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诸侯皆用八佾，非是。」
邾人郑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防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案宋人取邾田以王师防伐，宋入其郛，经当直书，今不经见，未可信也。宋人使来告，命以下非本义，不録。
螟
谷梁曰：「虫灾也，甚则日，不甚则时。」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氏曰：「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之加一等。」
非本义不録
谷梁曰：「隠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刘氏曰：非也。隠实鲁君也。爵命大夫，何所不可哉？献可。杜氏曰：《春秋》之内，大夫凡録其事，岂由爵命与不爵命乎？
宋人伐郑围长葛
左氏曰以报入郛之役也
入郛事未详信否
公羊曰：「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强也。」
赵氏曰：「伐国而围邑，皆书之，不可偏遗也。」公羊曰：「强也。夫一邑之强，亦何能为？而特书乎？且围长葛，明年又书取。若长葛能强，何见取乎？」愚谓：「春秋围邑曰『围邑』，据事直书而已。邑不言围，例始于谁耶？」
谷梁曰：「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乆之也？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
叶氏曰：「案《春秋》书伐而围邑者凡四，无有乆师之义。盖见围长葛书取，以为经年不解，故云尔。」刘氏曰：「有伐者，有围者，理当并书，不得以轻重相覆也。古之行师，不必尽如此其暴也。《春秋》虽乱世，防有一国侵伐不苞人民、殴牛马、不斩树木、坏宫室者，《春秋》何以书之？夫桓、文之师，诚有节制也。其所侵伐，庸得尽如▯所言哉！」
三传辨疑卷一
<经部,春秋类,三传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二
元 程端学 撰
隠公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
左氏曰郑人来渝平更成也
献可杜氏曰：「左氏经书曰『渝』，盖传授不同而文或误耳。先儒谓之『絶』其成者，以释『渝』为变也。公谷虽以为『输』，而又以『堕成』言之，斯亦未达其义。且诸侯或渝变不睦，则必起兵交伐，奚假使人告絶哉？然则『输』屈己之辞也。今以上下经详之，则四年有翚防四国伐郑之怨，八年有归祊之事，则此年郑欲输以为平，所以释前怨。」
公羊曰：「输平者何？输平犹堕成也。何
译查考字义训释，应当依据杜氏为《公羊传》所作的训释，将“考”解释为“入室”，这是错误的。他论述天子、公侯、大夫的舞队人数，则接近情理，与古制不远，必定有所依据，所以附在本文原义之后。
《谷梁传》说：“‘考’，就是‘成’的意思。‘成’，就是成就她成为夫人。按照礼制，庶子即位为君，要为他的母亲修建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就停止。仲子是惠公的母亲，隐公为她修缮宫室，这不是隐公，而是初始。”《谷梁子》说：“舞夏，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初次献舞用六羽，开始僭越礼乐了。”《尸子》说：“舞夏，从天子到诸侯，都用八佾。初次献舞用六羽，开始严厉地对待礼乐了。”
查考《谷梁传》对“考”的训释，解释为“成”是对的，又说“成之”，接着又说“成之，为夫人”，他的意思不是说建成仲子的宫室，而是说成就仲子成为夫人，这就错了。又说仲子是惠公的母亲，用儿子祭祀、孙子停止来解释，如果仲子确实是惠公的母亲，那么这就符合一种说法；如果依据《左传》认为仲子是惠公的妾，那就又错了。他说“礼制，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现在在礼制中也查无此据。陈岳氏说：“凡是诸侯的夫人去世，在宗庙停灵、赴告、合祭于姑母之后，然后把新神主送入太庙，这是国公的制度。”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在春秋之前去世，已经送入太庙，仲子不能再送入太庙。隐公因为手纹的缘故，成全先君的心意，于是用一夫人的礼仪完备地对待她，只是不送入太庙，另外修建仲子的宫室祭祀她。如果仲子是惠公的母亲，必定要送入太庙，怎么能称为仲子的宫室呢？假如是这样，那么桓公的母亲为什么被轻视而没有听闻？隐公让位给桓公，确实是空话，为什么疏漏阔大到如此地步？我认为《尸子》说：“舞夏，从天子到诸侯都用八佾”，这是不对的。
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左传》说：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报告说：“请您在宋国发泄怨恨，敝邑愿意做向导。”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防备宋国，攻打宋国，进入宋国的外城，以报复东门之战。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情况。鲁公听说他们进入外城，将要救援宋国，问使者说：“军队到哪里了？”回答说：“还没有到达国都。”鲁公发怒，于是停止了救援。辞谢使者说：“您命令我共同忧虑国家的灾难，现在我问使者说：‘军队还没有到达国都，这不是我敢知道的。’”
查考宋国人夺取邾国田地，率领周天子的军队防备并攻打宋国，宋国进入其外城，《春秋》应当直接记载，现在《春秋》没有记载，不可信。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以下的内容不是本文原义，不收录。
螟虫灾害
《谷梁传》说：“这是虫灾，严重的就记载日期，不严重的就记载月份。”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左传》说：“鲁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〇之加一等。”
不是本文原义不收录
《谷梁传》说：“隐公不册封任命大夫，这里说‘公子彄’，为什么呢？是先君的大夫。”
刘氏说：不对。隐公确实是鲁国的国君。册封任命大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献可。杜氏说：《春秋》之中，大夫凡是记载其事迹，难道是因为册封任命还是不册封任命吗？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左传》说：以报复进入外城之战。
进入外城之事未详，信否
《公羊传》说：“城邑不说包围，这里说包围，为什么呢？强大。”
赵氏说：“攻打国家而包围城邑，都应当记载，不能偏废遗漏。”《公羊传》说：“强大。一个城邑的强大，又能做什么？而特别记载呢？况且包围长葛，第二年又记载夺取。如果长葛能强大，为什么被夺取呢？”我认为：《春秋》记载包围城邑就说“包围城邑”，据事直书而已。城邑不说包围，这个例始是谁开始的呢？
《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说包围城邑，这里说包围，为什么呢？时间长久。攻打不超过一个季节，作战不追逐逃兵，讨伐不镇压顺服者，裹挟人民，驱赶牛马，叫做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做伐。”
叶氏说：查考《春秋》记载攻打而包围城邑的共有四次，没有久驻军队的含义。大概因为看到记载包围长葛后记载夺取，认为经过一年没有解除，所以这样说。刘氏说：有攻打的，有包围的，理当一并记载，不能以轻重相互掩盖。古代出兵，不一定都像这样暴虐。《春秋》虽然是乱世，难道有一国攻打不裹挟人民、驱赶牛马，不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的吗？《春秋》为什么记载它呢？桓公、文公的军队，确实有节制。他们所攻打的，怎么能都像〇所说的呢！
《三传辨疑》卷一
<经部,春秋类,三传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二
元 程端学 撰
隐公
六年春，郑国人来修好
《左传》说：郑国人来改变和好，重新结盟。
献可杜氏说：“《左传》经文写作‘渝’，大概是传授不同而文字有误。先儒称之为‘绝’其盟约，用‘渝’解释为改变。《公羊》《谷梁》虽然认为是‘输’，却又用‘堕成’来解释，这也未能通达其义。况且诸侯如果改变不和睦，必定起兵交战，何必假借派人告绝呢？那么‘输’是委屈自己的言辞。现在以上下文详细考察，四年有翚会合四国攻打郑国的怨恨，八年有归还祊地之事，那么这一年郑国想要输诚以求和好，用来消除前怨。”
《公羊传》说：“输平是什么意思？输平就是堕成。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