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辨疑卷十四
晋，何怪其为“出”而以“出”为义乎？使后之传《春秋》者，皆舍大义而以“出”为义也。《武成》曰：“王出郊。”《康王之诰》曰：“王出在应门之内。”夫郊在王畿之内，应门为天子之宫，尚曰“出”，周公奔而言“出”，何足为义乎？夫以天子论道经邦之三公，而至于出奔，其罪岂难知？而必待加一“出”字，然后知周公之为自出乎？此一字褒贬之▯，左氏倡之，诸儒和之，而经防沦没之由也。曰：“然则王子瑕奔晋，尹氏、毛伯、召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言‘出’，何邪？”曰：“史有详畧仲尼岂能益之使一之乎？”若以周公为自出，则王子瑕、尹氏、毛伯、召伯之“出”，谁使之乎？
译晋国，有什么奇怪它用“出”字来解释而把“出”当作义例的呢？假使后来传述《春秋》的人，都舍弃大义而把“出”当作义例。《武成》说：“王出到郊外。”《康王之诰》说：“王出到应门之内。”那郊野在王畿之内，应门是天子的宫门，尚且说“出”，周公奔逃而说“出”，哪里足以作为义例呢？那以辅佐天子论道治国的三公，以至于出奔，他的罪过难道难以知晓吗？却一定要加上一个“出”字，然后才知道周公是自行出奔吗？这所谓一字褒贬的谬误，由左丘明倡导，众儒附和，这就是经义沦丧埋没的原因。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王子瑕奔逃到晋国，尹氏、毛伯、召伯带着王子朝奔逃到楚国，都不说‘出’，为什么呢？”回答说：“史书有详略之分，孔子怎么能增加内容使它们统一呢？”如果认为周公是自行出奔，那么王子瑕、尹氏、毛伯、召伯的“出”，是谁让他们出奔的呢？
公羊曰：「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公羊既知周公为天子三公，则在朝明矣，又何従知其自私土而出邪？此非有所据，因「出」之一字生义耳。
谷梁曰：「周有入无出，其曰出，上下一见之也。言其上下之道无以存也。上虽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案《左氏》《公羊》以“出”为义，则既凿矣；而《谷梁》又引“天王出居郑”为上下之义，则凿之尤者，不足辨也。
夏公防晋侯卫侯于▯泽
左氏曰：七年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汜，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献诸晋。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従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十一年，宋华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栾武子。闻楚人既许晋籴茷成而使归复命矣。冬，华元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十二年，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防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郑伯如晋，听成，防于▯泽，成故也。
赵氏曰：案此若实事，则无不告诸侯之理，不应不书也。又曰：防于▯泽成故也。案此防楚不与焉，何以证其成乎？刘氏曰：▯泽之防，本以合楚郑也，今楚郑不至鲁卫，是盟何邪？且合晋楚者宋也，宋亦不与，又何邪？凡晋楚为平，则应大合诸侯以申成好，今三国防而已，又何邪？然则▯之言未足信也。叶氏曰：▯泽之防，杜预谓晋既与楚成，合诸侯以申成好，然经书公防晋侯、卫侯于▯泽，见卫侯而不见郑伯，岂▯误以卫侯为郑伯欤？晋诚欲与楚成，既钟仪谋之于前，籴茷请之于后，何与于宋而必待华元合之乎？审有是盟，岂▯泽之防犹告诸侯而得书，西门之盟反不告诸侯而不书乎？然则▯泽自鲁卫以他事与晋为好，无预于楚，西门之盟未必有传，但见郑伯尝以贰楚执于铜鞮，故谓晋楚合而听成，遂误以卫侯为郑伯尔。继言晋郑至，如楚聘且涖盟，冬书楚公子罢如晋聘且涖盟，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楚之成实在此，晋愧其求成于楚，故不以告，是在传之中而不悟也。赵氏曰：晋厉初立，而众诸侯自为▯泽之防，然所防者鲁卫而已，左氏载合晋楚之成，郑人听成，考之于经，无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误附于此。
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谷梁曰：「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皆曰败之。夷狄不日，案公败齐师于长勺，公败宋师于乗丘之类有之矣。非特中国与夷狄皆曰败之也。」
十有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
左氏曰：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非本义不録
谷梁曰：「乞，重辞也。古之人重师，故以乞言之也。」案晋侯若有当伐之国，告于王而命诸侯伐之，其谁不従？今以报秦怨而私乞师，谷梁反以古人重师言之，岂知言也哉！
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
译《公羊传》说：“王者没有内外之分，这里说‘出’是什么意思呢？是从他私人的封地出发。”《公羊传》既然知道周公是天子的三公，那么他在朝廷上是明确的，又怎么知道他是从私人封地出发呢？这没有依据，只是根据“出”这个字生发出的意义罢了。
《谷梁传》说：“周朝有‘入’没有‘出’，这里说‘出’，是上下都出现这种情况。意思是上下之道无法维持。上面虽然失去了它，下面谁敢拥有它？现在上下都失去了它。”
按：《左传》《公羊传》根据“出”字来释义，已经穿凿附会了；而《谷梁传》又引用“天王出居郑”作为上下之道的意义，更是穿凿附会得厉害，不值得辩驳。
夏季，鲁公在〇泽防备晋侯、卫侯。
《左传》说：七年秋天，楚子重攻打郑国，军队驻扎在汜地，诸侯救援郑国。郑国的共仲、侯羽袭击楚军，俘虏了郧公钟仪，献给晋国。晋国人带着钟仪回国，把他囚禁在军府。九年，晋侯在军府巡视，看见钟仪，问道：“戴着南方的帽子被捆绑着的是谁？”官吏回答说：“是郑国人献来的楚国囚犯。”晋侯让人给他松绑，召见他并慰问他，钟仪两次拜谢并叩头。晋侯问他的家族，回答说：“是泠地的人。”晋侯说：“能演奏音乐吗？”回答说：“这是我先父的职务，怎敢从事其他事情？”晋侯让人给他琴，他演奏南方的音乐。晋侯说：“楚王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晋侯坚持追问，回答说：“他做太子的时候，师傅和保傅奉着他早上朝见婴齐，晚上朝见侧室，其他的不知道。”晋侯告诉范文子。范文子说：“楚国的囚犯是君子，言语称引先父的职务，不背离根本；音乐演奏本土的风俗，不忘记旧情；称引太子，抑制私心；称呼两位卿，尊重君主。不背离根本，是仁；不忘记旧情，是信；无私心，是忠；尊重君主，是敏。用仁来接待事务，用信来坚守它，用忠来完成它，用敏来推行它。事情虽然大也一定能成功，君主何不让他回去，让他促成晋楚的和解。”晋侯听从了他的建议，隆重地对待他，让他回去请求和解。十二月，楚子派公子辰到晋国，报答钟仪的使命，请求修好结盟。十一年，宋国的华元与令尹子重交好，又与栾武子交好。听说楚国人已经答应晋国籴茷结盟并派人回去复命了。冬天，华元到楚国，又到晋国，促成晋楚的和解。十二年，宋国华元促成晋楚的和解。夏季五月，晋国士燮防备楚国公子罢、许偃。癸亥日，在宋国西门外结盟说：“凡是晋楚不要互相用兵，好恶相同，共同忧虑灾难危险，防备救助凶险祸患。如果有危害楚国的，晋国就讨伐他；在晋国的，楚国也这样做。交换礼物往来，道路不要阻塞。谋划不协调的事情而讨伐不臣服的，有违背这个盟约的，神明惩罚他，使他的军队覆灭，不能享受国家。”郑伯到晋国，听取和解，在〇泽防备，是因为和解的缘故。
赵氏说：按：这如果是实事，就没有不告知诸侯的道理，不应该不记载。又说：在〇泽防备，是因为和解的缘故。按：这次防备楚国没有参与，怎么证明和解呢？刘氏说：〇泽的防备，本来是为了联合楚国和郑国，现在楚国和郑国不到，鲁国和卫国也不到，这是什么盟约呢？而且联合晋楚的是宋国，宋国也没有参与，又是什么缘故呢？凡是晋楚为了和平，应该大会诸侯来重申友好，现在只有三国防备，又是什么缘故呢？那么〇泽的说法不足以相信。叶氏说：〇泽的防备，杜预认为晋国已经与楚国和解，联合诸侯来重申友好，但是经文记载公在〇泽防备晋侯、卫侯，看见卫侯而没有看见郑伯，难道〇误把卫侯当作郑伯吗？晋国如果真的想与楚国和解，既然之前有钟仪谋划，之后有籴茷请求，为什么与宋国有关而一定要等华元来联合呢？确实有这个盟约，难道〇泽的防备告知诸侯而得以记载，西门的盟约反而不告知诸侯而不记载吗？那么〇泽自鲁卫因为其他事情与晋国友好，与楚国无关，西门的盟约未必有记载，只是看见郑伯曾经因为背叛楚国被拘禁在铜鞮，所以认为晋楚联合而听取和解，于是误把卫侯当作郑伯罢了。接着说晋郑到达，到楚国聘问并且主持盟约，冬天记载楚公子罢到晋国聘问并且主持盟约，十二月晋侯与楚公子罢在赤棘结盟，晋楚的和解实在是在这里，晋国羞愧于向楚国求和，所以不告知，这是在传中而没有醒悟的。赵氏说：晋厉公刚即位，而众诸侯自己在〇泽防备，但是防备的只是鲁国和卫国而已，左氏记载联合晋楚的和解，郑人听取和解，考察经文，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情，而左氏错误地附会在这里。
秋季，晋人在交刚打败狄人。
《谷梁传》说：“中原与夷狄不称战，都说打败他们。夷狄不记日期，按：公在长勺打败齐师，公在乗丘打败宋师之类都有。不只是中原与夷狄都说打败他们。”
十三年春季，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军队。
《左传》说：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军队，办事不恭敬。孟献子说：“郤氏将要灭亡了吧？礼，是身体的主干；敬，是身体的基础。郤子没有基础，而且是先君的嗣卿，接受使命来请求军队，将要保卫国家，却怠慢抛弃君命。不灭亡做什么？”
不符合本义的不记录。
《谷梁传》说：“乞，是沉重的言辞。古人重视军队，所以用乞来说。”按：晋侯如果有应当讨伐的国家，告知周王而命令诸侯讨伐，谁不听从？现在为了报复秦国的怨恨而私下请求军队，《谷梁传》反而用古人重视军队来说，难道懂得言辞吗！
三月，鲁公到京师。夏季五月，
左氏曰：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公及诸侯朝王，遂従刘康公、成肃公防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絶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昬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恵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徳，俾我恵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勲，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徳矣。郑人怒君之疆场，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勲，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揺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洓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恵，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防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汝同好弃恶，复修旧徳，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防。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昬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徳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惟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徳，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郤锜佐之；韩厥将下军，荀防佐之；赵旃将新军，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栾鍼为右。孟献子曰：晋帅乗和，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迓。晋侯于新楚，成肃公卒于瑕。刘氏曰：左氏有刘康公、成肃公，而经不书。又云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而经不説。然则皆虚也。叶氏曰：王卿防诸侯伐，未有不书于经者。二公诚行，安得不书乎？杜预谓二公不书，兵不加秦。既言防，则当书，况后言麻隧之胜，则兵非不加秦也。愚案：刘子论成肃公，盖格言也，非左氏所自撰，而前后差舛如此。岂刘子他日之言，而左氏误引之欤？
公羊曰：「其言自京师何？」公凿行也。公凿行奈何？「不敢过天子也。」
自京师正讥其为伐秦，因朝王耳，而公羊乃为不敢过天子之都，而更造其行，是与之也，岂不悖哉
谷梁曰：「公如京师，不月，月非如也。非如
译左氏说：三月，鲁君前往京师。宣伯想要得到赏赐，请求先让周王以接待使者的礼仪来礼遇他。孟献子跟随周王担任副使，并重重贿赂了他。鲁君和诸侯朝见周王，于是跟随刘康公、成肃公协助晋侯讨伐秦国。成子在社坛接受祭肉时，态度不恭敬。刘子说：“我听说，人禀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了行动、礼仪、威仪的准则来安定命运。能够的人以此修养而获得福分，不能的人则因此败坏而招致祸患。所以君子勤勉于礼，小人尽力于职。勤勉于礼没有比表达敬意更重要的，尽力于职没有比忠厚笃实更重要的。敬意在于修养精神，笃实在于坚守职分。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主持分肉的官员，战争有接受祭肉的将领。这是神明的大节。现在成子懒惰，抛弃了他的天命，他恐怕不能回来了吧？”夏四月戊午日，晋侯派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说：“从前我们的献公和秦穆公交好，同心协力，用盟誓来重申，用婚姻来加深。上天降祸于晋国，文公出逃到齐国，惠公出逃到秦国，没有福分。献公去世，穆公不忘记旧恩，使我们惠公能够回国在晋国主持祭祀。但又不能成就大功，而在韩地发兵，穆公心里也后悔，于是接纳了我们文公。这是穆公的成全。文公亲自穿上铠甲，跋涉山川，越过险阻，征伐东方的诸侯，虞、夏、商、周的遗民，而朝见秦国，这也算是报答旧恩了。郑国人怨恨您侵犯边境，我们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包围郑国。秦国大夫不向我们国君请示，擅自与郑国结盟。诸侯憎恶秦国，将要向秦国拼命。文公恐惧，安抚平定诸侯。秦军得以回国，没有伤害。这是我们晋国对西方有大恩德。没有福分，文公去世。穆公不但不哀悼，反而轻蔑地对待我们去世的国君，轻视我们襄公，在殽地伏击我们，断绝我们的友好关系，攻打我们的边城，灭绝我们的费滑，离散我们的兄弟，扰乱我们的同盟，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您旧日的功勋，而害怕国家灭亡，因此才有殽地的战役。仍然希望穆公赦免罪过。穆公不听，反而与楚国谋划对付我们。上天诱导他的内心，成王丧命。穆公因此不能在我们身上逞志。穆公、襄公去世，康公、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同宗出身，又想削弱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领我们的害虫来动摇我们边疆。因此我们有令狐的战役。康公还不悔改，进入我们河曲，攻打我们洓川，俘虏我们王官，剪灭我们羁马。因此我们有河曲的战斗。东方道路不通，就是康公断绝我们的友好关系。等到您继承君位，我们国君景公伸长脖子向西望，说：‘大概会安抚我们吧？’您也不施恩惠，只贪图盟约的利益。我们有狄人的灾难，您进入我们河县，焚烧我们箕郜，铲除我们的农作，掠夺我们的边陲，因此我们有辅氏的聚集。您也后悔祸患蔓延，而想向先君献公、穆公求福，派伯车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与你同好弃恶，重修旧恩，来追念前功，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去世，我们国君因此有令狐的防备。您又不吉祥，背弃盟誓。白狄与您同处一州，是您的仇敌，而却是我们的姻亲。您来赐命说：‘我与你一起攻打狄人。’我们国君不敢顾念姻亲，畏惧您的威严，而听从吏员的命令。您对狄人有二心，说：‘晋国将要攻打你，狄人回应且憎恨，因此告诉我们。’楚国人厌恶您三心二意，也来告诉我们说：‘秦国背弃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们求盟。’昭告昊天上帝，秦国的三公、楚国的三王说：‘我虽然与晋国往来，我只看利益。我厌恶他没有成德，因此宣扬来惩戒不专一。’诸侯都听到这话，因此痛心疾首，亲近我们。我们率领诸侯听从命令，只求友好。您如果恩顾诸侯，怜悯我们，而赐予盟约，那是我们的愿望。他们承蒙安宁而退兵，怎敢谋求混乱？您如果不施大恩，我们不才，恐怕不能率领诸侯退兵了。敢全部陈述给执事，让执事切实考虑利益。秦桓公既与晋厉公在令狐结盟，而又召来狄人和楚国，想要引导他们攻打晋国。诸侯因此亲近晋国。晋国栾书率领中军，荀庚辅佐他；士燮率领上军，郤锜辅佐他；韩厥率领下军，荀防辅佐他；赵旃率领新军，郤至辅佐他；郤毅驾驭战车，栾鍼为车右。孟献子说：晋国主帅和顺，军队必定有大功。五月丁亥日，晋军率领诸侯军队与秦军在麻隧交战。秦军大败，俘获秦国的成差和不更女父。曹宣公在军中去世，军队于是渡过泾水，到达侯丽而返回迎接。晋侯在新楚，成肃公在瑕地去世。刘氏说：左氏记载有刘康公、成肃公，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又说战于麻隧，秦军大败，而经文没有说明。那么这些都是虚假的。叶氏说：王卿协助诸侯讨伐，没有不在经文中记载的。二公如果真的去了，怎能不记载呢？杜预认为二公没有记载，是因为军队没有攻打秦国。既然说了协助，就应当记载，何况后面说了麻隧的胜利，那么军队并非没有攻打秦国。我认为：刘子议论成肃公，大概是格言，不是左氏自己撰写的，而前后差错如此。难道是刘子另一天的言论，而左氏错误引用了吗？
公羊说：“为什么说他从京师回来？”这是鲁君擅自出行。鲁君擅自出行是怎样的？“是不敢经过天子的都城。”
从京师回来，正确地讥讽他是因为讨伐秦国，顺便朝见周王，而公羊却解释为不敢经过天子的都城，而另外编造他的出行，这是赞同他，难道不荒谬吗？
谷梁说：“鲁君前往京师，没有记载月份，记载月份就不是前往。不是前往
公之如京师，论其迹似得礼，论其情则本伐秦耳。春秋正讥其似是而实非，谷梁乃欲实其似是以为是，又以实如为非如，变乱是非日月为例之▯，一至于此。
曹伯卢卒于师
谷梁曰：「▯曰：闵之也。公大夫在师，曰『师』；在防，曰『防』。刘氏曰：诸侯死于行，则记其地；死于国，则不记其地。所以别内外也。法则如此，何谓闵之？」
冬▯曹宣公
谷梁曰▯时正也
十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
左氏曰：「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
辨见宣元年公子遂逆女
郑公子喜帅师伐许
左氏曰：「八月，郑子罕伐许，败焉。戊戌，郑伯复伐许。庚子，入其郛。许人平，以叔申之封。」
公子喜伐许，而郑伯又伐许，至入其郛，又许以叔申之封。经何不书之？当以经为正。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
左氏曰：「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刘氏曰：非也。一事而再见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耳，非为尊命故举氏，尊夫人故舎族也。何氏曰：襄二十七年，豹及诸侯之大夫盟，复何所尊而舎族？《春秋》之法，事再见者皆名，以省文。
谷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亲迎也。侨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康侯胡氏曰：然则取于他邦，而道里或逺，必亲迎乎？以封壤则有大小，以爵次则有尊卑，以道涂则有逺近。或迎之于其国，或迎之于其境上，或迎之于所馆中，礼之节可也。愚谓亲迎与迎于馆、所于礼文不甚明白，详见隠二年，纪履緰逆女。然此则讥侨如，以同姓之卿逆女故耳。
冬十月庚寅卫侯臧卒
左氏曰：「卫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恵子立敬姒之子衎以为太子。冬十月，卫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见太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饮，叹曰：『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呜呼！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大夫闻之，无不耸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舎其重器于卫，尽寘诸戚，而甚善晋大夫。」
非本义不録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婴齐卒
公羊曰：仲婴齐者，何？公孙婴齐也。公孙婴齐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兄后也。为兄后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人后者，为之子也。为人后者，为其子，则其称仲何？孙以王父字为氏也。然则婴齐孰后？后归父也。归父使于晋而未返，何以后之？叔仲恵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谓叔仲恵伯曰：“君幼，如之何？愿与子虑之。”叔仲恵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与谋，退而杀叔仲恵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诸大夫而问焉曰：“昔者叔仲恵伯之事，孰为之？”诸大夫皆杂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归父之家，然后哭君。归父使乎晋，还，自晋至柽，闻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齐鲁人徐伤归父之无后也，于是使婴齐后之也。
啖氏曰：二▯不知有叔▯子公孙婴齐，此故称仲以别之，故妄说耳。愚案：以仲婴齐为归父弟，诸説皆然，不特公羊也。其是否未可辨，惟以仲婴齐似指六年如晋、八年如莒者，则不然耳。
谷梁曰：「此公孙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刘氏曰：「非也，此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非公子之子也。若必云子由父疏，不得称公孙，则归父何故称公孙乎？」
癸丑，公防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
左氏曰：「十三年，曹伯卢卒于师。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之。晋人以其役之劳，请俟他年。冬，▯曹宣公。既▯，子臧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防于戚，讨曹成公也，
译鲁公前往京师，论其外在表现似乎合乎礼制，论其内心实情则原本是为了讨伐秦国。《春秋》正是讥讽其看似合乎礼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而《谷梁传》却想要证实那看似合乎礼制的就是合乎礼制的，又用证实“如”字为“非如”来作为混淆是非、颠倒日月的例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曹伯卢死在军中。
《谷梁传》说：“（经文）说：这是怜悯他。国君和大夫在军中，就说‘师’；在防地，就说‘防’。刘氏说：诸侯死在行军途中，就记载地点；死在国内，就不记载地点。这是为了区别内外。法则虽然如此，为什么说这是怜悯呢？”
冬天，曹宣公去世。
《谷梁传》说：（这是）按时序记载，合乎正礼。
十四年秋天，叔孙侨如到齐国迎娶夫人。
《左传》说：“秋天，宣伯到齐国迎娶夫人，称其族氏，是尊重国君的命令。”
辨析见宣公元年公子遂迎娶夫人条。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左传》说：“八月，郑国子罕讨伐许国，战败。戊戌日，郑伯再次讨伐许国。庚子日，攻入许国的外城。许人求和，以叔申的封地作为条件。”
公子喜讨伐许国，而郑伯又讨伐许国，直到攻入其外城，又许诺以叔申的封地。《春秋》为什么不记载这些？应当以《春秋》经文为准。
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左传》说：“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不称族氏是尊重夫人。”所以君子说：“《春秋》的称谓，含蓄而显明，记述而隐晦，委婉而成章，详尽而不污浊，惩恶而劝善。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
刘氏说：不对。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就记载名字，这是《春秋》的常例，并不是因为尊重命令所以举出氏，尊重夫人所以舍弃族氏。何氏说：襄公二十七年，豹与诸侯的大夫结盟，又尊重什么而舍弃族氏呢？《春秋》的法则，事情再次出现都记载名字，是为了节省文字。
《谷梁传》说：“大夫不应当带着夫人，带着夫人是不合正礼的。这是讥讽没有亲自迎娶。侨如的挟持，是由上级造成的。”
康侯胡氏说：那么从其他国家娶妻，而路途或许遥远，一定要亲自迎娶吗？根据封地则有大小，根据爵位则有尊卑，根据路途则有远近。有的在其国内迎娶，有的在其边境迎娶，有的在所住的馆舍中迎娶，礼仪的节制是可以的。我认为亲自迎娶与在馆舍、所在处迎娶，在礼文上不是很明白，详见隐公二年纪履緰迎娶夫人条。然而这里讥讽侨如，是因为同姓的卿迎娶夫人的缘故。
冬天十月庚寅日，卫侯臧去世。
《左传》说：“卫侯有病，派孔成子、宁惠子立敬姒的儿子衎为太子。冬天十月，卫定公去世。夫人姜氏哭丧后休息，看见太子不悲哀，不给他斟酒喝，叹息说：‘这个人！将不仅使卫国败亡，其祸患必定始于我这个未亡人。’唉！上天降祸给卫国啊！我没有得到鱄，让他主持国家大事。大夫们听说后，无不惊恐畏惧。孙文子从此不敢把重器留在卫国，全部放在戚地，并且非常善待晋国的大夫。”
不符合本义的不收录。
十五年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公羊传》说：仲婴齐是谁？是公孙婴齐。公孙婴齐为什么称为仲婴齐？因为他是为兄长继后。为兄长继后为什么称为仲婴齐？为别人继后的人，成为他的儿子。为别人继后成为他的儿子，那么称仲是什么意思？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那么婴齐是继谁的后？继归父的后。归父出使晋国还没有回来，为什么继他的后？叔仲惠伯是太子的师傅。文公去世，太子年幼，公子遂对叔仲惠伯说：“国君年幼，怎么办？愿意和你商量。”叔仲惠伯说：“你辅佐他，我抱着他，有什么年幼的国君？”公子遂知道不能和他谋划，退下后杀了叔仲惠伯，杀了太子赤而立宣公。宣公去世，成公年幼，臧宣叔是相国。国君去世不哭，召集大夫们问说：“从前叔仲惠伯的事，是谁做的？”大夫们都杂乱地说：“是仲氏，大概是这样吧？”于是遣散了归父的家臣，然后哭国君。归父出使晋国，回来，从晋国到柽地，听说国君去世，家臣被遣散，在帷帐前哭国君，成踊，向副使复命。从此奔走于齐鲁之间，人们怜悯归父没有后代，于是让婴齐继他的后。
啖氏说：二〇不知道有叔〇子公孙婴齐，所以称仲来区别他，这是妄说。我认为：把仲婴齐当作归父的弟弟，各种说法都这样，不只是《公羊传》。其是否正确不可辨别，只有把仲婴齐指为六年如晋、八年如莒的人，则不是这样。
《谷梁传》说：“这是公孙，为什么称仲？儿子由父亲疏远他。”刘氏说：“不对，这是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不是公子的儿子。如果一定说儿子由父亲疏远，不能称公孙，那么归父为什么称公孙呢？”
癸丑日，鲁公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在戚地结盟。晋侯逮捕曹伯，押回京师。
《左传》说：“十三年，曹伯卢死在军中。曹国人派公子负刍守国，派公子欣时迎接曹伯的灵柩。秋天，负刍杀了太子而自立。诸侯于是请求讨伐他。晋国人因为这次战役的劳苦，请求等待其他年份。冬天，〇曹宣公。已经〇，子臧将要逃亡，国人都将跟随他。成公于是害怕，承认罪过并且请求宽恕，于是返回并交出他的封邑。十五年，在戚地会盟，讨伐曹成公，”
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译将他捉拿押解到京师。《春秋》记载说：“晋侯捉拿了曹伯，没有牵连他的百姓。”大凡国君对百姓不行正道，诸侯讨伐并捉拿他，就记载为“某人执某侯”，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这样记载。诸侯打算让子臧去朝见周王并拥立他为君，子臧推辞说：“以前的史籍上有这样的话：‘圣人通达于礼的变通，次一等的人坚守礼的常节，下等的人则丧失礼的节操。’做国君，不是我的节操。我虽然不能做到圣人那样通达，但怎敢丧失坚守的节操呢？”于是逃奔到宋国。
邦衡胡氏曰：「曹伯之罪于经无据，左氏谓曹伯卒，公子负刍杀太子而代之。若然，则负刍杀未逾年之君，与齐商人弑舎罪均矣，安得畧而不书耶？又云『防于戚，讨曹成公』，果讨之，安得更与同盟耶？愚谓左氏载『子臧将亡，国人皆将从之』，事不可信。苟国人皆从子臧，何不讨杀负刍而立子臧乎？且一子臧，非有至徳，其能使国人皆从之乎？其曰『成公惧而告罪』，亦未必然。夫弑君之贼，何所忌惮，而能告罪致邑乎？其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至不然则否等语，皆无义理。以此观之，此传都无可信也。」
谷梁曰：「以晋侯而斥执曹伯，恶晋侯也。不言之，急辞也。断在晋侯也。」
楚子伐郑
左氏曰：「楚将北，师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申叔时老矣，在申闻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
案经无盟晋楚事，左氏以此实▯泽之防，而不知其背经益甚。且经仅书“楚子伐郑”，而不伐卫。又郑惧楚，不暇来即与平，故次年有侵宋、战晋之役，奚敢报复？使子罕侵楚，取新石。此皆其不然者也。
秋八月庚辰▯宋共公
谷梁曰：“月卒日▯，非▯者也。此其言▯，何也？以其▯共姬，不可不▯共公也。▯共姬，则其不可不▯共公，何也？夫人之义，不逾君也。为贤者崇也。”
刘氏曰：「非也。若以▯夫人，则必▯其君。荘二十九年▯纪叔姬，而不▯纪侯，何也？愚谓《春秋》书诸侯▯者多矣，岂皆以▯夫人乎？不可通矣。」
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宋杀其大夫山。宋鱼石出奔楚。
左氏曰：秋八月，▯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司冦，鳞朱为少司冦，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二华戴族也，司城荘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戍在，桓氏虽亡，必偏。」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及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华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骋而従之，则决睢澨，闭门登陴矣。左师、二司冦、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戍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冦，以靖国人。
赵氏曰：案经文云“奔晋”，又云“自晋归”，而传云“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殊相违矣。且鱼石自请讨荡泽，则是处无过之地矣。既讨之矣，复何事？鱼石又奔。假如鱼石与荡同族，慙而自去，则是知耻之人，后不应却入彭城为乱。考之事理，无非乖谬。鱼石直与荡泽同恶尔。又曰：“国乱用兵相攻，则是仇敌也”，如何云“自止”乎？黄氏曰：▯与经异，但当信经。凡依▯而生说以释经者，不必也。朴乡吕氏曰：左氏所载首尾不实。愚谓赵氏之辨足以破愚矣。今因而衍之。鱼石答鱼府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何为华元一反而即讨桓族乎？”又荡山与五大夫皆桓族也，何为杀其一而止其五乎？又五族皆宋之六官，非其属也，何为出奔而独书鱼石乎？杜云“独鱼石告”，无是理也。夫告者，宋人也，岂得捐四大夫而独告鱼石之名哉？又左氏见山不称氏，故附会其説，以谓山
译邦衡胡氏说：“曹伯的罪过在《春秋》经文中没有依据，《左传》说曹伯去世，公子负刍杀了太子取而代之。如果这样，那么负刍杀害尚未满一年的国君，与齐商人弑杀齐舍的罪过相同，怎么能省略而不记载呢？又说‘在戚地防守，讨伐曹成公’，如果真的讨伐了他，怎么还能再与他结盟呢？我认为《左传》记载‘子臧将要逃亡，国人都想跟随他’，这件事不可信。如果国人都跟随子臧，为什么不讨伐杀害负刍而立子臧为君呢？况且一个子臧，并没有极高的德行，怎么能让国人都跟随他呢？它说‘成公害怕而认罪’，也未必如此。弑君的贼人，有什么忌惮，能够认罪并献出城邑呢？它说‘晋侯拘捕曹伯，不牵连他的百姓’，直到‘不然则否’等话语，都没有道理。由此看来，这部《左传》都不可信。”
《谷梁传》说：“用晋侯来斥责拘捕曹伯，是厌恶晋侯。不直接说，是急促的言辞。断案在于晋侯。”
楚子攻打郑国。
《左传》说：“楚国将要北上，子囊说：‘刚与晋国结盟就背弃它，恐怕不行吧？’子反说：‘对敌人有利就进兵，有什么盟约可言？’申叔时年纪大了，在申地听说这件事说：‘子反必定不能免于祸患。用信义来遵守礼制，用礼制来庇护自身，信义和礼制都丧失了，想求得免祸吗？’楚子侵犯郑国，到达暴隧，于是侵犯卫国，到达首止。郑国的子罕侵犯楚国，夺取了新石。栾武子想要报复楚国，韩献子说：‘不用，让他们的罪过加重，百姓将会背叛他们。没有百姓，谁来作战？’”
考察《春秋》经文没有晋楚结盟的事，《左传》用这个来充实〇泽之防的记载，却不知道它违背经文更加严重。况且经文只记载“楚子伐郑”，而没有伐卫。又郑国畏惧楚国，来不及前来就与楚国讲和，所以次年有侵宋、与晋国作战的战役，怎么敢报复？让子罕侵犯楚国，夺取新石。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秋八月庚辰〇宋共公。
《谷梁传》说：“按月记载去世日期，不是〇死的人。这里说〇，为什么呢？因为〇了共姬，不可以不〇共公。〇共姬，那么不可以不〇共公，为什么呢？夫人的道义，不超越国君。是为了尊崇贤者。”
刘氏说：“不对。如果因为〇夫人，就必定〇她的国君。庄公二十九年〇纪叔姬，而不〇纪侯，为什么呢？我认为《春秋》记载诸侯〇死的很多，难道都是因为〇夫人吗？这讲不通。”
宋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山。宋鱼石出逃到楚国。
《左传》说：秋八月，〇宋共公。这时华元担任右师，鱼石担任左师，荡泽担任司马，华喜担任司徒，公孙师担任司城，向为人担任司寇，鳞朱担任少司寇，向带担任大宰，鱼府担任少宰。荡泽削弱公室，杀了公子肥。华元说：“我担任右师，君臣的训诫，是师官所管辖的。现在公室地位卑微而不能纠正，我的罪过太大了，不能治理官职，敢依赖恩宠吗？”于是出逃到晋国。两个华氏属于戴族，司城属于庄族，这六个官职都属于桓族。鱼石将要阻止华元，鱼府说：“右师回来，必定会讨伐，这就没有桓氏了。”鱼石说：“右师如果得以返回，即使答应他讨伐，也必定不敢，况且他有很多大功，国人支持他。不回来，恐怕桓氏在宋国没有祭祀了。右师讨伐，还有戍卒在，桓氏虽然灭亡，必定会偏安。”鱼石在河上亲自阻止华元，请求讨伐，华元答应了。等到回来，派华喜、公孙师率领国人攻打荡氏，杀了子山。经文说：“宋杀其大夫山”，意思是说他背叛了自己的族类。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逃住在睢水边上，华元派人去阻止他们，不行。冬十月，华元亲自去阻止他们，不行，于是返回。鱼府说：“现在不听从，就不能入城了。”右师眼神游移而说话急促，有异心。如果不接纳我们，现在就要逃跑了。登上土丘眺望他们，就驰骋跟随他们，就决开睢水堤岸，关闭城门登上城墙。左师、两个司寇、两个宰官于是出逃到楚国。华元派向戍担任左师，老佐担任司马，乐裔担任司寇，来安定国人。
赵氏说：考察经文说“奔晋”，又说“自晋归”，而《左传》说“鱼石在河上亲自阻止华元，请求讨伐，华元答应，于是返回”，完全相违背。况且鱼石自己请求讨伐荡泽，那就是处于没有过错的地位了。已经讨伐了，还有什么事？鱼石又出逃。假如鱼石与荡泽同族，因羞愧而自行离去，那就是知耻的人，后来不应该却进入彭城作乱。考察事理，没有不是荒谬的。鱼石只是与荡泽同恶罢了。又说：“国家动乱用兵相攻，那就是仇敌了”，怎么能说“自止”呢？黄氏说：〇与经文不同，但应当相信经文。凡是依据〇而产生说法来解释经文的，没有必要。朴乡吕氏说：《左传》所载首尾不实。我认为赵氏的辨析足以破除愚昧了。现在因此引申。鱼石回答鱼府说：“右师如果得以返回，即使答应他讨伐，也必定不敢。为什么华元一返回就讨伐桓族呢？”又荡山与五大夫都属于桓族，为什么杀了一个而停止另外五个呢？又五族都是宋国的六官，不是他的属官，为什么出逃而只记载鱼石呢？杜预说“只有鱼石告发”，没有这种道理。告发的人，是宋国人，怎么能舍弃四大夫而只告发鱼石的名字呢？又《左传》看见山不称氏，所以附会它的说法，认为山
背其族。夫《春秋》不氏者多矣，如无骇、翚、侠、溺之徒，岂皆背其族者哉？先儒纷纷之説，皆本于此，误信之弊大矣。
译背离他的宗族。《春秋》中不称氏的人很多，比如无骇、翚、侠、溺这些人，难道都是背离宗族的人吗？前代儒者对此众说纷纭，都基于这个观点，错误相信这种说法的弊端太大了。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防晋士燮、齐髙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防、邾人防吴于钟离。
公羊曰：曷为殊防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刘氏曰：非也。一地而再言防者，明一防也。吴则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称人。称人，则下从大夫之例，故须云防吴，以成其文也。若实外吴者，后吴人防戚，何以不殊之？又防于申，有淮夷，亦何以不外之？吴岂不若淮夷哉？愚谓此两言防者，内大夫防诸国大夫，往防吴于钟离，故其文不容不然耳。义见本义。
谷梁曰防又防外之也
啖氏曰：「重书者，既防士燮同往，防吴。赵氏曰：『案实再防，依实书之。』何外吴之有？徒为烦迂耳。」辨又见《公羊》。
许迁于叶
谷梁曰：「迁者，犹得其国家以往者也。其地，许复见也。」案谷梁言「其地为许复见」，盖指楚人迁宿不地而言也。况自迁皆书其地，惟他人迁之有不地者，以其义不在于地，而在于迁人国，故也许虽不复见，亦书地也。然则许之地何足为义而言之乎？其曰「迁者，犹得其国家以往」，亦非所以解经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书记？异也。」此说得之，但不若范氏注益明耳。
谷梁曰：「雨而木冰也，志异也。」传曰：「根枝折。」
此说得之，但“根枝折”一语，亿之之辞耳。
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公羊曰：“晦者，何？冥也。何以书记？异也。败者称师，楚何以不称师？王痍也。王痍者，何？伤乎矢也。然则何以不言‘师败绩’？末言耳。”
案丙寅朔日食，则甲午是二十九日，其为晦日，明矣。公羊尚未晓耳。下文近之辨，又见僖十五年己夘晦。
谷梁曰：「日事遇晦，曰晦；四体偏断，曰败。此其败则目也。」案此言楚子败绩，盖大略言其君伤败耳。必解曰：「四体偏断，曰败；此其败则目也」，则拘矣。其曰「日事遇晦」，近之。
秋，公防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不见公。公至自防。
公羊曰：「不见公者，何？公不见见也。公不见见，大夫执何？以致防，不耻也。曷为不耻？公幼也。」
刘氏曰：非也。案公即位至于今十有六年矣，岂得云幼哉？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輙云：「公怨天忿怼，有不敬心也。」若此时尚幼，彼时固甚幼，幼不当耻，何苦责之？陈岳氏曰：「凡史册旧文，讳君之恶，臣下之体。圣人以鲁为主，从而讳之。斯防以公不及鄢陵之战，故不见公实耻之大，而显书之。何也？苟曰公幼而不耻，凡讳国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恶乎公不及鄢陵之战，见诬于宣伯，晋侯不察其实，而信其诬，是罪不在公，故书以彰晋侯之信谮，明我公之无罪。」谷梁近之，愚案：此无执大夫之文，安可言大夫执？何以致防乎？
公防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
左氏曰：「七月，公防尹武公及诸侯伐郑。将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不敢过郑。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为食于郑郊，师逆以至。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后食。诸侯迁于制田，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鸣鹿，遂侵蔡。未及，诸侯迁于颍上。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
案经但言齐邾而已，无宋卫也。况侵陈、侵蔡，事经皆无有，左氏未可信也。
曹伯归自京师
左氏曰：「曹人请于晋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国人曰：『若之何？』忧犹未弭，而又讨我寡君，以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是大冺曹也。先君无乃有罪乎？若有罪，则君列诸防矣。君惟不遗徳刑以伯诸侯，岂独遗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复请于晋，晋侯谓子臧反：『吾归而君子。』臧反，曹伯归。子臧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
以十五年事考之，知此传亦左氏附防
译冬天，十一月，叔孙侨如在钟离防备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虿、邾国人，并防备吴国。
《公羊传》说：为什么特别指出防备吴国？是把吴国当作外邦看待。为什么要把吴国当作外邦？《春秋》的原则是亲近本国而疏远中原各国，亲近中原各国而疏远夷狄。君王想要统一天下，为什么用内外不同的措辞来表述？这是说统一要从近处开始。
刘氏说：不对。同一个地方两次提到“防”，是为了表明这是一次防备行动。吴国已经称君，不能按爵位通称，又不可以称“人”。如果称“人”，就等同于大夫的体例，所以必须说“防吴”，以成全文辞。如果真的是把吴国当作外邦，后来吴国人在戚地防备，为什么不特别区分？又在申地防备，有淮夷，为什么也不把淮夷当作外邦？吴国难道还不如淮夷吗？我认为这两次提到“防”，是因为鲁国大夫防备各国大夫，前往钟离防备吴国，所以文辞不得不这样写。其义理见《本义》。
《谷梁传》说：两次提到“防”，是把吴国当作外邦看待。
啖氏说：“重复记载，是因为既防备士燮同去，又防备吴国。”赵氏说：“查考实际是两次防备，依照事实记载。哪里有什么把吴国当作外邦的道理？只是繁琐迂腐罢了。”辨析又见《公羊传》。
许国迁都到叶地。
《谷梁传》说：“迁，是带着国家一起迁移。记载地名，是因为许国再次出现。”查考《谷梁传》说“其地为许复见”，大概是指楚人迁宿不记载地名而言。况且凡是自己迁都都记载地名，只有被别人迁才有不记载地名的情况，因为其义理不在于地名，而在于迁人国，所以许国虽然不再出现，也记载地名。那么许国的地名有什么值得作为义理来记载呢？它说“迁，是带着国家一起迁移”，也不是解释经文的恰当理由。
十六年春天，周王正月，下雨，树木结冰。
《公羊传》说：“雨木冰，是什么意思？是下雨而树木结冰。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这个说法正确，但不如范氏的注解更加明白。
《谷梁传》说：“下雨而树木结冰，是记载异常现象。”传文说：“根和枝条折断。”
这个说法正确，但“根和枝条折断”这一句，是臆测之辞。
甲午日，晦日，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国的军队大败。《公羊传》说：“晦，是什么意思？是昏暗。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战败称‘师’，楚子为什么不称‘师’？因为楚王受伤。王痍，是什么意思？是被箭射伤。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师败绩’？是最后才说的。”
查考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那么甲午日是二十九日，确实是晦日，很明显。《公羊传》还不明白。下文关于“近之”的辨析，又见僖公十五年己夘晦。
《谷梁传》说：“日事遇到晦日，称‘晦’；四肢全部折断，称‘败’。这里的败是指眼睛。”查考这里说楚子败绩，大概是大略说其君主受伤战败。一定要解释说：“四肢全部折断，称‘败’；这里的败是指眼睛”，那就太拘泥了。它说“日事遇到晦日”，接近正确。
秋天，鲁公在沙随防备晋侯、齐侯、卫侯、宋国的华元、邾国人。没有记载鲁公。鲁公从防备之地回国。
《公羊传》说：“没有记载鲁公，是什么意思？是鲁公没有被看见。鲁公没有被看见，大夫拿着什么？是为了导致防备，不以为耻。为什么不以为耻？因为鲁公年幼。”
刘氏说：不对。查考鲁公即位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怎么能说年幼呢？上面不郊祭，不免牲等，《公羊传》都说：“鲁公怨恨上天，有不敬之心。”如果此时尚且年幼，那时就更年幼了，年幼不以为耻，何必责备他？陈岳氏说：“凡是史册旧文，隐瞒君主的恶行，是臣下的本分。圣人以鲁国为主，从而隐瞒它。这次防备因为鲁公没有参加鄢陵之战，所以不记载鲁公，实际上是极大的耻辱，却明显地记载了。为什么？如果说鲁公年幼而不以为耻，凡是隐瞒国家所能做的，都可以这样做。孔子作《春秋》，不是正统的。厌恶鲁公没有参加鄢陵之战，被宣伯诬陷，晋侯不察其实情，而相信诬陷，罪不在鲁公，所以记载以彰显晋侯听信谗言，表明我国鲁公无罪。”《谷梁传》接近正确，我认为：这里没有执大夫的记载，怎么能说大夫执？何以致防呢？
鲁公在尹子、晋侯、齐国的国佐、邾国人那里防备，讨伐郑国。
《左传》说：“七月，鲁公在尹武公及诸侯那里防备，讨伐郑国。将要出发时，姜氏又命令鲁公像以前一样，鲁公又重申守备而后出发。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郑国西部，我国军队驻扎在督〇，不敢越过郑国。子叔声伯派叔孙豹向晋军请求迎击，在郑国郊外设食，军队迎击而至。声伯四天不吃饭等待，吃了使者送的食物而后吃饭。诸侯迁到制田，知武子佐下军，率领诸侯军队侵犯陈国，到达鸣鹿，于是侵犯蔡国。还没有到达，诸侯迁到颍上。戊午日，郑国子罕夜间袭击军队，宋、齐、卫都失去了军队。”
查考经文只说齐、邾而已，没有宋、卫。况且侵犯陈国、侵犯蔡国，经文都没有记载，《左传》不可信。
曹伯从京师回来。
《左传》说：“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自从我们先君宣公去世，国人说：‘怎么办？’忧虑还没有消除，而又讨伐我们寡君，使曹国社稷的镇守灭亡，公子是大冺曹。先君难道有罪吗？如果有罪，那么您就把他列在防备之中了。您只是不遗漏德刑以统领诸侯，难道唯独遗漏我们敝邑？敢私下陈述。’曹国人再次向晋国请求，晋侯对子臧说：‘我让你的君主回来。’臧反，曹伯回来。子臧全部献出他的封邑和卿位，而不出来。”
以十五年的事情考证，知道这篇传文也是《左传》附会。
之辞。观“先君无乃有罪，若有罪，则君列诸防矣”等语可见也。然曹人请于晋之事，则有之。
译从这些言辞中可以看出。观察“先君恐怕是有罪的，如果先君有罪，那么您就把他列在防地了”等话语就可以明白了。然而，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这件事，是确实存在的。
公羊曰：「执而归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复归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时在内也。公子喜时在内，则何以易？公子喜时者，仁人也。内平其国而待之，外治诸京师而免之。其言自京师，何言甚易也？舎是无难矣。」《春秋》书「晋侯执曹伯归之于京师」，又书「曹伯归自京师」，将以正天下大义，为后世训，岂暇论其有公子治国而易归哉？况就不名与不言复归，生义乎？
谷梁曰：「不言所归，归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为不失其国也。归为善，自某归次之。」
刘氏曰：「归为善，自某归次之，非也。卫元咺，卫侯郑，何善之有乎？且自某归者，明有奉焉耳，本不为善不善。」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舎之于苕丘。
公羊曰：执未有言舎之者，此其言舎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执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执也？其代公执奈何？前此者，晋人来乞师而不与，公防晋侯，将执公，季孙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执季孙行父。成公将防厉公，防不当期，将执公，季孙行父曰：臣有罪，执其君子有罪，执其父。此听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舎臣之身而执臣之君，吾恐听失之，为宗庙羞也。于是执季孙行父。
案《公羊》于沙随之防，言大夫执，则既妄矣；而此又言乞师不与而执行父，盖指沙随之防也；而又言出师后期而执行父，则是行父两被执也。然经所书者一而已，此《公羊》之妄一也。又案经言公防晋伐宋矣，非后期而执行父也，《公羊》之妄二也。又案《左氏》，行父之执本以侨如之谮，非乞师不与也。
冬，公防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左氏曰：“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十一月，诸侯还。”
案经书伐也，非围也。又不书楚救郑也。杜氏乃言：不书围，畏楚救，不成围而还。盖牵合之论。
谷梁曰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此説无所发明
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
左氏曰：「初，声伯梦渉洹，或与已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懐，従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懐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余众繁，而従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
贯道王氏曰：「琼瑰之梦，怪而诬愚。谓梦之怪者，或有之，然非本义，不録。」
公羊》曰：「非此月日也，曷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后卒大夫。曷为待君命然后卒大夫？前此者，婴齐走之晋，公防晋侯将执公，婴齐为公请，公许之，反为大夫。归至于貍轸而卒，无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许之，反为大夫，然后卒之。』」
刘氏曰：非也。君之许婴齐为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后明之耳。然则卒婴齐当在致公之前无疑也。若以婴齐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婴齐之卒竟未为大夫，则婴齐终不合卒无为，但移卒于致公之后也。若以公许之，则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伤乎？假令国人未知公命，不録其卒，俟公告之，乃追録其卒。既追録之，固应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许之为大夫也，固在前耳，岂不可乎？又公孙敖卒于齐，彼不待公命，何为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谓也。愚谓沙随之防，不见公而已。《公羊》则曰：「将执公也，行父争之而执行父，晋执行父舎之，苕丘而已。」《公羊》又曰：「将执公也，行父争之而执行父。」今公防单子、晋侯伐郑，于经传不言后防也。《公羊》又曰：「将执公，婴齐为公请之而许之为大夫。」《公羊》三言执公，而于经无见，于事无稽，则既不足信矣。且婴齐于季孙之执，奉使请于晋，今又书其卒，则其为大夫久矣。观《左氏》所载，范文子曰：「婴齐奉君无私，谋国家不贰。」可见也。至此乃言公始许之为大夫，则《公羊》妄矣。
谷梁曰：「十一月无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后録，臣子之义也。其地未逾竟也。」
赵氏
译《公羊传》说：“抓获并带回来的人，称曹伯的名字。为什么不称名？而且不说‘复归于曹’？为什么用词容易呢？这种容易是怎样的？因为公子喜时在曹国国内。公子喜时在曹国国内，那么为什么用词容易？公子喜时是仁爱的人。他在国内治理好国家等待曹伯，在国外在周王室治理事务使曹伯获免。经文说‘自京师’，是什么意思？是说事情非常容易。如果没有公子喜时，就没有困难了。”《春秋》记载“晋侯抓获曹伯，把他带到京师”，又记载“曹伯从京师回来”，这是为了端正天下的大义，作为后世的训诫，哪里有空闲去讨论因为有公子治理国家而容易回来呢？何况从称名与不称名、说‘归’与不说‘复归’中生出大义呢？
《谷梁传》说：“不说明归往何处，是归往善处的意思。出入不称名，认为没有失去他的国家。‘归’是善，‘自某归’是次一等的。”
刘氏说：“‘归’是善，‘自某归’是次一等的，这是不对的。卫元咺、卫侯郑，有什么善呢？况且‘自某归’，是说明有奉送的人罢了，本来不是为了区分善与不善。”
九月，晋国人抓获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公羊传》说：“抓获没有说安置的，这里说安置，是出于仁爱吗？回答说：在招丘悕那里。抓获没有说仁爱的，这里说仁爱，是代替国君抓获吗？代替国君抓获是怎样的？在此之前，晋国人来请求出兵而不给，鲁公防备晋侯，将要抓获鲁公，季孙行父说：‘这是臣的罪过。’于是抓获季孙行父。成公将要会见厉公，会见不按期，将要抓获鲁公，季孙行父说：‘臣有罪，抓获他的君子有罪，抓获他的父亲。’这是听从失误的大过错。现在这是臣的罪过，安置臣的身体而抓获臣的国君，我担心听从失误，使宗庙蒙羞。于是抓获季孙行父。”
考察《公羊传》在沙随之会，说大夫被抓获，就已经荒谬了；而这里又说请求出兵不给而抓获行父，大概是指沙随之会；而又说出兵后期而抓获行父，那么就是行父两次被抓获。然而经文所记载的只有一次，这是《公羊传》的荒谬之一。又考察经文说鲁公会见晋侯伐宋了，不是后期而抓获行父，这是《公羊传》的荒谬之二。又考察《左传》，行父被抓获本来是因为侨如的谗言，不是请求出兵不给。
冬天，鲁公会见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左传》说：“冬天，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包围郑国。楚公子申在汝水之上救援郑国军队。十一月，诸侯回国。”
考察经文记载伐，不是包围。又不记载楚国救援郑国。杜氏却说：不记载包围，是畏惧楚国救援，没有完成包围就回国。这是牵强附会的议论。
《谷梁传》说：这是说鲁公不违背柯陵之盟。
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发明。
壬申，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
《左传》说：“起初，声伯梦见渡过洹水，有人给他琼瑰，吃了它，哭泣而变成琼瑰，装满他的怀抱，跟着唱道：‘渡过洹水，赠给我琼瑰，回去吧回去吧，琼瑰装满我的怀抱啊’！害怕不敢占卜。从郑国回来，壬申到达貍脤，而占卜说：‘我害怕死，所以不敢占卜。我人多，而跟随我三年了，没有伤害。’说完就去世了。”
贯道王氏说：“琼瑰的梦，怪异而诬蔑愚昧。说梦怪异，或许有，但不是本义，不记录。”
《公羊传》说：“不是这个月日，为什么用这个月日记载去世？等待国君命令然后记载大夫去世。为什么等待国君命令然后记载大夫去世？在此之前，婴齐逃到晋国，鲁公会见晋侯将要抓获鲁公，婴齐为鲁公请求，鲁公答应他，回来作为大夫。回到貍轸而去世，没有国君命令不敢记载大夫去世。鲁公到来说：‘我本来答应他，回来作为大夫，然后记载他去世。’”
刘氏说：不对。国君答应婴齐作为大夫，本来在前面了。国君到而明白罢了。那么记载婴齐去世应当在致公之前无疑。如果因为婴齐回来未到，所以不得以大夫身份记载他去世，那么婴齐去世终究没有作为大夫，那么婴齐最终不合乎记载无为，只是把去世移到致公之后。如果因为国君答应他，就成为大夫了。在国君未到之前记载他去世，有什么伤害呢？假使国人不知道国君命令，不记录他的去世，等待国君告知，才追记他的去世。既然追记，本来应当在致公之前。明白国君答应他作为大夫，本来在前面，难道不可以吗？又公孙敖在齐国去世，他不等待国君命令，为什么记载他去世呢？事物有似是而非的，这就是。我认为沙随之会，不见鲁公而已。《公羊传》却说：‘将要抓获鲁公，行父争辩而抓获行父，晋国抓获行父安置在苕丘而已。’《公羊传》又说：‘将要抓获鲁公，行父争辩而抓获行父。’现在鲁公会见单子、晋侯伐郑，在经传中不说后期。《公羊传》又说：‘将要抓获鲁公，婴齐为鲁公请求而答应他作为大夫。’《公羊传》三次说抓获鲁公，而在经文中没有看见，在事情中没有根据，那么已经不足信了。况且婴齐在季孙被抓获时，奉命请求于晋，现在又记载他去世，那么他作为大夫很久了。看《左传》所载，范文子说：‘婴齐奉君无私，谋国家不贰。’可见。到这里才说国君开始答应他作为大夫，那么《公羊传》荒谬了。
《谷梁传》说：“十一月没有壬申，壬申是十月。致公然后记录，是臣子的道义。他的地方没有越过国境。”
赵氏
曰：「案《春秋》编年月日之书，一例以先后书之，且先言卿卒，后言公至，皆据实事，何伤教乎？二《▯不达文有错误之理，遂妄为说。」李氏曰：「经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则知此壬申在十月十六日也。二《传》见日之误，故穿凿以成其说。《公羊》以婴齐当絶，待君命而卒之，然上无出奔之文；《谷梁》以致公而后书。夫史之载笔，出必从君，卿为股肱，死当即録，不待致而后书。杜预以为日误，得之。今考于经，于月日则舛误，于地则《左氏》为貍脤，《公羊》为貍轸，《谷梁》为貍蜃，文之差谬，无甚于此。简编脱壊，使然也。」
译说：“按照《春秋》编年、月、日的体例，一律按先后顺序记载，况且先记载卿大夫去世，后记载国君到达，都是依据事实，有什么妨害教化呢？《公羊传》和《谷梁传》不明白文辞有误的道理，于是胡乱立说。”李氏说：“经文下面有‘十二月丁巳朔’的记载，由此可知这个壬申日是在十月的十六日。《公羊传》和《谷梁传》看到日期的错误，所以穿凿附会来成就自己的学说。《公羊传》认为婴齐应当被断绝关系，等待国君的命令才去世，但上面没有出奔的记载；《谷梁传》认为国君到达后才记载。史官记录，出奔必定跟随国君，卿大夫作为国君的得力助手，死了就应当立即记录，不等待国君到达后才记载。杜预认为日期有误，这是正确的。现在考证经文，在月日方面错乱，在地名方面《左传》作‘貍脤’，《公羊传》作‘貍轸’，《谷梁传》作‘貍蜃’，文字的差错谬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竹简编联脱落损坏造成的。”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
左氏曰：「十七年闰月乙夘晦，栾书、中行偃杀胥童。民不与郤氏，胥童道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案经书杀胥童在十八年，而传在十七年，固已违经矣。又若栾书、中行偃杀胥童，乃自相报复也，经当书曰『栾书杀胥童』，若王札子杀召伯、毛伯之类也。鲁史岂肯诬晋杀之而书曰『晋杀其大夫胥童』哉？仲尼岂肯雷同书之《春秋》哉？又《春秋》书曰『某国杀其大夫某』者，大凡讥其不请于天子而専杀之，而杀之与被杀者之罪，则各比事以见焉。其有不见其事者，则但讥其専杀而已。今书『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犫、郤至』与『杀其大夫胥童』，据经论理，不过讥晋之専杀与自折其股肱而已。而胥童所以取杀之由，盖莫之考。若三郤之见杀，据左氏所载，乃晋厉多外嬖，欲尽去羣大夫而立左右，故胥童、夷羊五、长鱼矫、栾书之徒乗机报怨而已。未见民之不与郤氏也。向使民果不与郤氏，胥童果道君为乱而见杀，亦不在书『晋杀其大夫』之文见义也。大抵左氏之自为辞，皆不足取者，以其徒博而不识道理故也。」
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左传》曰：十七年，公逰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召士匄，士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十八年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乗。使荀防、士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従，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对曰：「羣臣之愿也，敢不惟命是听。」庚午盟而入，馆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
案实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君，经当书其首恶，必曰栾书弑其君州蒲。今经但曰晋弑其君，盖《春秋》阙其弑君之贼名耳。然则执公之事，亦不足信也。辨见本义。若逆周子于京师以下，或可信者，但非此事本义，不録。
谷梁曰：「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
谷梁但责其君恶，而忘其弑君之恶，非所以训。
齐杀其大夫国佐
左氏曰：「十七年，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帅师围卢。国佐从诸侯围郑，以难请而归，遂如卢师，杀庆克。以谷叛，齐侯与之盟于徐闗，而复之。十二月，卢降。使国胜告难于晋，待命于清。十八年，齐为庆氏之难，故甲申晦，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师逃于夫人之宫。书曰：『齐杀其大夫国佐，弃命専杀，以谷叛故也。』使清人杀国胜。国弱来奔，王湫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防。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
案此▯多不可据。夫齐方出兵围卢，国佐亦従诸侯围郑。国佐弃军归，杀庆克，又以邑叛。齐侯宜何如，乃与盟而复之？复之逾年，而又杀之，不近人情矣。左氏又曰：「书曰齐杀其大夫国佐，弃命専杀，以谷叛故也。」亦非也。如国佐以谷叛，则是逆赋也，当书曰「齐人杀国佐」，与晋人杀栾氏同一辞可也。不得言「齐杀其大夫」矣。且叛逆而立其后，使国弱嗣，安得谓之礼哉？其曰「国弱来奔」于经，亦当书而不书，皆其不可据者也。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
左氏《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防楚子伐宋，取朝郏。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乗戍之而还。书曰：「复入。」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
案郑伯果先侵宋，春秋当书，以见其罪。又楚、郑取朝郏、幽丘，经亦当书，以见楚、郑之罪。今皆不书，则是无有此事也。况向为人鳞、朱向、带鱼
译鲁宣公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杀了大夫胥童。
《左传》说：“鲁宣公十七年闰月乙卯晦日，栾书、中行偃杀了胥童。民众不拥护郤氏，胥童引导国君作乱，所以《春秋》都记载为‘晋杀其大夫’。查考《春秋》经文，记载杀胥童在十八年，而《左传》记载在十七年，这本来就已经违背经文了。况且如果是栾书、中行偃杀了胥童，那是他们之间的互相报复，经文应当记载为‘栾书杀胥童’，就像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那样。鲁国的史官怎会诬蔑说是晋国杀了他，而记载为‘晋杀其大夫胥童’呢？孔子怎会随声附和地把它写入《春秋》呢？况且《春秋》记载‘某国杀其大夫某’，大抵是讥讽该国没有向天子请示就擅自杀人，至于杀人和被杀者的罪责，则通过对比相关事件来体现。那些没有显示具体事由的，就只是讥讽其擅自杀人罢了。现在记载‘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犫、郤至’与‘杀其大夫胥童’，根据经文来推究义理，不过是讥讽晋国擅自杀人以及自断股肱罢了。至于胥童被杀的原因，大概没有人考证。至于三郤被杀，根据《左传》所载，是因为晋厉公宠幸外臣，想全部除掉群大夫而扶植左右亲信，所以胥童、夷羊五、长鱼矫、栾书等人趁机报复私怨罢了。并没有看到民众不拥护郤氏的情况。假如民众果真不拥护郤氏，胥童果真引导国君作乱而被杀，也不在于记载‘晋杀其大夫’的文辞中体现其义理。大体上《左传》自己编造的言辞，都不值得采信，因为它只是广博而不明晓义理罢了。”
庚申日，晋国杀了国君州蒲。
《左传》说：“十七年，晋厉公到匠丽氏家游玩，栾书、中行偃于是拘捕了国君。召见士匄，士匄推辞。召见韩厥，韩厥推辞说：‘从前我寄养在赵氏，孟姬进谗言，我能避开战祸。古人有话说：‘杀老牛，没有人敢当主祭，何况是国君呢？’你们不能侍奉国君，还要我韩厥做什么？’十八年正月庚申日，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派程滑杀了厉公，在翼东门之外将他车裂，用了一辆车。派荀防、士鲂到京师迎接周子，拥立他，周子已经十四岁了。大夫们在清原迎接，周子说：‘我起初的愿望达不到这个地步，虽然达到了，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人们寻求国君，是让他发号施令。拥立了却不听从，还要国君做什么？你们任用我，今天如果不答应，也是今天共同遵从国君的命令，这是神灵所赐福的。’回答说：‘这是群臣的愿望，怎敢不听从命令。’庚午日结盟后进入都城，住在伯子同家里。辛巳日在武宫朝见，驱逐了七个不臣服的人。周子有兄长但没有智慧，不能分辨豆子和麦子，所以不能拥立。”
查考事实，栾书、中行偃派程滑杀了国君，经文应当记载首恶，必定会说“栾书弑其君州蒲”。现在经文只说“晋弑其君”，大概是《春秋》省略了弑君贼人的名字罢了。那么拘捕国君这件事，也不值得相信。辨析见《本义》。至于从京师迎接周子以下的内容，或许可信，但这不是这件事的本义，不予收录。
《谷梁传》说：“称国名来弑其君，说明国君的罪恶极深。”
《谷梁传》只责备国君的罪恶，却忘记了弑君者的罪恶，这不是用来教化人的道理。
齐国杀了大夫国佐。
《左传》说：“十七年，齐侯派崔杼做大夫，派庆克辅佐他，率领军队包围卢邑。国佐跟随诸侯包围郑国，以遭遇危难为由请求回国，于是到了卢邑军中，杀了庆克。凭借谷邑叛乱，齐侯在徐关与他结盟，让他回国。十二月，卢邑投降。派国胜向晋国报告危难，在清邑等待命令。十八年，齐国因为庆氏的危难，所以在甲申晦日，齐侯派士华免用戈在内宫朝堂上杀了国佐，军队逃到夫人的宫中。记载说：‘齐杀其大夫国佐，是因为他抛弃命令擅自杀人，凭借谷邑叛乱的原因。’派清邑人杀了国胜。国弱来投奔，王湫逃到莱邑。庆封做大夫，庆佐做司防。后来齐侯回国，国弱让国氏继承，这是符合礼制的。”
查考这些记载大多不可依据。齐国正出兵包围卢邑，国佐也跟随诸侯包围郑国。国佐抛弃军队回国，杀了庆克，又凭借城邑叛乱。齐侯应该怎么做，竟然与他结盟让他回国？让他回国过了一年，又杀了他，这不合人情啊。《左传》又说：“记载说齐杀其大夫国佐，是因为他抛弃命令擅自杀人，凭借谷邑叛乱的原因。”这也是不对的。如果国佐凭借谷邑叛乱，那就是叛逆，应当记载为“齐人杀国佐”，与“晋人杀栾氏”用同样的措辞就可以了。不能说“齐杀其大夫”了。况且对于叛逆者却拥立他的后代，让国弱继承，怎么能称之为符合礼制呢？经文说“国弱来奔”，也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这些都是不可依据的地方。
夏天，楚子、郑伯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重新进入彭城。
《左传》说：“夏六月，郑伯侵犯宋国，到达曹门外，于是会同楚子攻打宋国，夺取朝郏。楚子辛、郑皇辰侵犯城郜，夺取幽丘，一同攻打彭城，接纳宋国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用三百辆战车戍守后回国。记载说：‘复入。’大凡离开自己的国家，国家迎接并拥立他，称为‘入’；恢复他的职位，称为‘复’；诸侯接纳他回国，称为‘归’；因为作恶而重新进入，称为‘复入’。”
查考郑伯果真先侵犯宋国，《春秋》应当记载，以显示他的罪责。况且楚、郑夺取朝郏、幽丘，经文也应当记载，以显示楚、郑的罪责。现在都没有记载，那就是没有这件事了。何况向为人、鳞朱、向带、鱼
、府四人者，未尝出奔，今亦未尝同入。辨见宋鱼石奔楚，传下其曰“国逆而立之”、“曰入”以下，皆左氏自为例也。故刘氏曰：“今案左氏，‘国逆’之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国逆’，复其位者未必言‘复归’，诸侯纳之者未必言‘归’。以恶‘入’者，或言‘复入’，或不言‘复入’。事与例合者少，而与例违者多。不托之従赴，则诱之以従某例。惟注者推言之而已，不复可信也。”
译这四位大夫，未曾出逃他国，如今也未曾一同回国。辨析可见《左传》记载宋国鱼石逃奔楚国时，下文说“国内迎接并立他为君”、“说‘入’”等，都是《左传》自己设定的体例。所以刘氏说：“现在考察《左传》，‘国内迎接’的不一定说‘入’，说‘入’的不一定是‘国内迎接’，恢复职位的不一定说‘复归’，诸侯接纳他的不一定说‘归’。对于厌恶‘入’的情况，有的说‘复入’，有的不说‘复入’。事情与体例相符的很少，而与体例相违背的很多。如果不依托于遵循赴告，就诱导人们遵循某种体例。只有注释者推究阐述罢了，不再可信了。”
晋侯使士匄来聘
左氏曰：「公至自晋，晋范宣子来聘，且拜朝也。」君子谓晋于是乎有礼。
此小礼也。若大礼，则当朝天子而后及邻国。况此时亦未可朝聘天子，特可请命云耳。左氏云：「有礼所谓非礼之礼也。」
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
左氏曰：「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君语之。杞伯于是乎骤朝于晋，而请为昏。」
非本义不録
筑鹿囿
左氏曰筑鹿囿书不时也
莘老孙氏曰：「春秋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廐之急，无遗焉。重其徳，不及之而徒劳民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娱哉？」左氏曰：「书不时，盖不时犹书也。」东莱吕氏曰：「薮泽当与众共，岂诸侯所可得而藩之耶？不止为书不时也。」
谷梁曰：「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叶氏曰：「囿无有不包山林薮泽者，既以为非正，则凡囿皆当书矣。何以言筑不志乎？若以为筑惟志囿，则筑邑、筑台、筑馆，又何以志也？」案：天子诸侯皆有囿，此特讥其有囿而更筑，且以八月役民耳。
己丑公薨于路寝
左氏曰言道也
案此为僭諡起文，故路寝得正。虽为常事，而亦书耳。《春秋》无褒，何谓言道哉？
谷梁曰：「路寝正也，男子不絶妇人之手，以齐终也。」此可谓薨于路寝之义。然《春秋》所书，则不为此。纪实事，以起私諡耳。
冬楚人郑人侵宋
左氏曰：「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师于靡角之谷。楚师还。」此传与经絶不合。宋围彭城，经既不书。经书「楚、郑侵宋」，而传言「楚救彭城」。经书「晋围彭城」在来年，而传言「今冬晋侯救郑」。岂传如此之详且审，而经如彼之畧且讹哉？学《春秋》者，以经考传之伪可也。
丁未▯我君成公
左氏曰书顺也
案桓公、荘公、文公卒▯之时，弑逆纷纷，未尝不书曰「▯我君桓公、荘公、文公也」，何独于▯成公书顺乎？
三传辨疑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三传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十五
元 程端学 撰
襄公
元年，仲孙蔑防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
左氏曰：「己亥，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于是为宋讨鱼石，故称宋，且不登叛人也，谓之宋。志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寘诸瓠丘。齐人不防彭城，晋人以为讨。二月，齐太子光为质于晋。
刘氏曰：「由是言之，则孔子作《春秋》所笔削多矣，岂専用旧史者也？」叶氏曰：「若但谓楚已取之，追书系之宋，则何《宋志》之云乎？城虎牢，此亦诸侯取之郑也，若是则当追书而谓之郑虎牢矣。」愚谓：「彭城虽为楚所据，然犹宋之彭城也，书『宋彭城』，理也，何必为孔子追书哉？」辨又见《夲义》。齐质太子，亦未可信，盖齐、晋皆大国，未必一讨而即质其太子，况晋讨齐，经所不见。
公羊曰：「宋华元曷为与诸侯围宋彭城？为宋诛也。其为宋诛奈何？鱼石走之楚，楚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鱼石。鱼石之罪奈何？以入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为系之宋？不与诸侯専封也。」
此传前一叚经防已明，不烦重説。后一叚论彭城系之宋者，本鲁史之旧，而孔子因之，非特系之宋以见不与诸侯専封之意也。予于本义既言之矣。
谷梁曰：「系彭城于宋者，不与鱼石正也。」
此亦公羊之意
夏，晋韩厥帅师伐郑。仲孙蔑防齐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氏曰：「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鄫，以待晋师。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晋侯、卫侯次于戚，以为之援。」
按经书韩厥帅师伐郑，则是帅晋
译晋侯派遣士匄前来鲁国聘问。
左传记载：“鲁公从晋国回来，晋国的范宣子前来聘问，并且拜谢鲁公的朝见。”君子认为晋国在此事上合乎礼制。
这只是小礼。如果是大礼，就应当先朝见天子，然后才轮到邻国。况且此时也不可以朝聘天子，只可以请求命令罢了。左传说：“合乎礼制，所谓不合常规之礼。”
秋天，杞伯来朝见；八月，邾子来朝见。
左传记载：“秋天，杞桓公来朝见，慰劳鲁公，并且询问晋国的情况。鲁公把晋君的情况告诉了他。杞伯因此频繁朝见晋国，并且请求联姻。”
不符合本义的不收录。
修筑鹿囿。
左传记载：修筑鹿囿，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
莘老孙氏说：“春秋记载兴作之事，全都记录，即使是城池的坚固、门廐的紧急，也没有遗漏的。重视其德行，如果不及而徒然劳民伤财，何况是供耳目玩赏、个人娱乐的东西呢？”左传说：“记载不合时宜，大概是不合时宜才记载。”东莱吕氏说：“沼泽应当与民众共享，难道是诸侯可以围起来独占的吗？不仅仅是不合时宜才记载。”
谷梁传记载：“修筑一般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民众共享的。圈占它，是不正当的。”
叶氏说：“囿没有不包含山林沼泽的，既然认为不正当，那么凡是囿都应当记载了。为什么说修筑一般不记载呢？如果认为修筑只记载囿，那么修筑城邑、修筑台、修筑馆，又为什么记载呢？”按：天子诸侯都有囿，这里特别讥讽他有囿却还要修筑，并且在八月役使百姓。
己丑日，鲁公在路寝去世。
左传记载：这是说合乎正道。
按：这是为僭越的谥号起文，所以路寝得以正名。虽然是常事，但也记载了。《春秋》没有褒奖，怎么说合乎正道呢？
谷梁传记载：“路寝是正位，男子不离开妇人的手，以整齐地结束生命。”这可以说是薨于路寝的意义。然而《春秋》所记载的，并不是因为这个。记录实事，是为了引出私谥。
冬天，楚国人、郑国人侵犯宋国。
左传记载：“七月，宋国的老佐、华喜包围彭城。老佐死在那里。冬十一月，楚子重救援彭城，攻打宋国。宋国的华元到晋国告急。韩献子执政，说：‘想要求得别人的帮助，必须先勤劳。’成伯安疆，从宋国开始。晋侯在台谷驻军，以救援宋国，在靡角之谷遇到楚军。楚军撤退。”这段传文与经文完全不合。宋国包围彭城，经文没有记载。经文记载“楚、郑侵犯宋国”，而传文说“楚救援彭城”。经文记载“晋国包围彭城”在来年，而传文说“今年冬天晋侯救援郑国”。难道传文如此详细审慎，而经文如此简略错误吗？学习《春秋》的人，用经文来考证传文的虚假是可以的。
丁未日，〇我君成公。
左传记载：记载是因为合乎顺理。
按：桓公、庄公、文公去世〇的时候，弑逆纷纷，不曾不记载说“〇我君桓公、庄公、文公”，为什么唯独在〇成公时记载顺理呢？
三传辨疑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三传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十五
元 程端学 撰
襄公
元年，仲孙蔑会同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包围宋国的彭城。
左传记载：“己亥日，包围宋国的彭城，这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于是为宋国讨伐鱼石，所以称宋，并且不登叛人，称之为宋。记载彭城投降晋国，晋国人把宋国五大夫在彭城的送回，安置在瓠丘。齐人不防备彭城，晋人认为是讨伐。二月，齐太子光作为人质在晋国。
刘氏说：“由此说来，那么孔子作《春秋》所笔削的就多了，难道只专用旧史吗？”叶氏说：“如果只说楚国已经夺取了，追记系于宋，那么《宋志》怎么说呢？修筑虎牢，这也是诸侯从郑国夺取的，如果是这样，就应当追记而称之为郑虎牢了。”我认为：“彭城虽然被楚国占据，但仍然是宋国的彭城，记载‘宋彭城’，是合理的，何必说是孔子追记呢？”辨析又见《本义》。齐国以太子为人质，也不可信，大概齐、晋都是大国，未必一讨伐就立即以太子为人质，况且晋国讨伐齐国，经文没有见到。
公羊传记载：“宋国的华元为什么与诸侯包围宋国的彭城？为宋国诛讨。为宋国诛讨是怎么回事？鱼石逃到楚国，楚国为他攻打宋国，夺取彭城来封给鱼石。鱼石的罪行是什么？以入为罪。楚国已经夺取了，为什么系于宋？不赞同诸侯专擅封爵。”
这段传文前一部分经文意义已经明白，不必重复说明。后一部分论述彭城系于宋的，本是鲁史的旧例，而孔子沿用它，不仅仅是系于宋以显示不赞同诸侯专擅封爵的意思。我在本义中已经说过了。
谷梁传记载：“系彭城于宋，是不赞同鱼石正当。”
这也是公羊传的意思。
夏天，晋国的韩厥率领军队攻打郑国。仲孙蔑会同齐国的崔杼、曹人、邾人、杞人，驻扎在鄫。
左传记载：“夏五月，晋国的韩厥、荀偃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进入其外城，在洧水之上击败其步兵。于是东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鄫，以等待晋军。晋军从郑国带着鄫的军队侵犯楚、焦、夷及陈。晋侯、卫侯驻扎在戚，作为他们的援军。”
按经文记载韩厥率领军队攻打郑国，那么是率领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