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辨疑卷二十

译（前文）的言辞。

鲁昭公二年春季，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了漷水以东的田地以及沂水以西的田地。

译《谷梁传》说：“‘取漷东田’，是说漷东的土地并没有全部取得；‘及沂西田’，是说沂西的土地也没有全部取得。”

我认为漷东、沂西的田地，是指邾国位于漷东、沂西的那部分田地罢了，并不是说漷东、沂西还有其他的邾国田地而鲁国没有全部夺取。况且《谷梁传》不责备鲁国夺取邾国田地的罪过，却还说夺取得不完全吗？

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

《谷梁传》说：“三个人去讨伐却只有两个人结盟，这是为什么呢？是各自与得到利益的人结盟。”

师氏说：“不对。三位大夫中，季孙氏势力最强，哪有共同讨伐而唯独季孙氏得不到田地的道理呢？议论的人认为季孙氏推让给另外两位大夫而不取地，这也不对。如果季孙氏无意夺取田地，就不会和他们一起去讨伐了。只是另外两位大夫要挟邾子并与之结盟，季孙氏没有参与，所以史官就如实记载罢了。”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地。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入于卫’呢？因为父亲拥有儿子，儿子不能拥有父亲。”刘氏说：“何休说：这是根据没能成功护送（蒯聩）回国而言‘纳于邾娄’，这是不对的。那是因为他没能成功护送，所以才能说‘纳于邾娄’。这里只是进入了戚地，没能进入卫国，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凭什么看出父亲不能拥有儿子呢？凡是父亲拥有儿子，儿子不能拥有父亲，这难道不是正道吗？然而在这段经文中，这就违背了道义。所以这话本身是对的，但用来解释经文则是错的。”

《谷梁传》说：“‘纳’，是指内部不接受。率领军队然后才‘纳’，是因为有讨伐。为什么内部不接受呢？是因为辄不接受。因为辄不接受父亲的命令，而是接受了祖父的命令。信任父亲而推辞祖父，那就是不尊重祖父。他不接受，是为了尊重祖父。”

范氏说：“〇不明白这个道义。”江熙说：“如果灵公废黜蒯聩而立辄，那么蒯聩就不再称为从前的世子了。称蒯聩为世子，就说明灵公没有立辄是确定的。这是自相矛盾的比喻，那么遵从祖父的话，传记似乎就错了。经文说：‘纳卫世子’，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世子，表明他是正统的。表明他是正统，那么拒绝他的人就是错的。”叶氏说：“灵公去世，南子想立公子郢为太子，说是君主的命令。郢推辞说：‘亡人（指蒯聩）的儿子辄还在，灵公未曾立辄，怎么能说是接受了祖父的命令呢？’康侯胡氏说：‘辄虽然是嫡孙应当继位，但没有灵公的命令，怎么能说是接受了祖父的命令？推辞父亲的命令呢？’所以冉有对子贡说：‘夫子会做卫国国君吗？’子贡去问孔子，进去问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问：‘他们怨恨吗？’孔子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子贡出来对冉有说：‘夫子不会做卫国国君。’伯夷以父亲的命令为尊而把君位让给弟弟，叔齐以天伦为重而把君位让给哥哥，仲尼认为他们是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那么对于辄来说该怎么办呢？应当对国人说：‘如果认为父亲有罪，将遵从祖父的命令，那么有社稷的镇守者，公子在我这里，怎么能成为国君？如果认为父亲无罪，那么国家就是世子所有的。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却让辄站在他的位置上，这样说话顺理成章事情也就成功了。辄贪图君位而拒绝父亲，那么卫国的臣子舍弃爵禄离开他是可以的，哪有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争夺国家利益，灭绝天理而可以做到的呢？’师氏说：‘在这里再次称蒯聩为世子，表明他应当复位，辄不应当拒绝他是很明显的。而《谷梁传》认为不因为父亲的命令废黜祖父的命令，这是伤害教化、败坏道义的话。唉！父子之道，是礼教的大纲。圣人虽然以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来说事，但责备儿子的意思常常较重，责备父亲的义理常常较轻。所以蒯聩在灵公在世时可以废黜他，而在辄在世时不可以拒绝他。史书写道：‘纳于戚’而辄拒绝父亲的恶行，不言自明了。我认为假使灵公已经废黜了蒯聩，辄仍然应当把国家归还给他的父亲，这也是叔齐以天伦为重而把国家让给哥哥的意思，何况辄处在父子之间呢？《谷梁传》的说法不可以作为准则，是很明显的。”

秋季八月甲戌日，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与郑国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铁地交战，郑国军队大败。

《左传》说：秋季八月，齐国人给范氏运送粮食，郑国的子姚、子般护送粮食，士吉射前去迎接，赵鞅前去抵御，在戚地相遇。阳虎说：“我们的战车少，把兵车的旗帜给罕驷的兵车，让他们先布阵，罕驷从后面跟随。他们看到我们的阵势，一定会有恐惧之心，这时防备他们，一定能大败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占卜是否出战，〇焦乐丁说：“《诗经》说：‘开始谋划，契合我的〇。’谋划协调所以占卜可以。”简子誓师说：“范氏、中行氏违背天命，残害百姓，想独占晋国而灭掉他们的国君。我们的国君依靠郑国来保全自己，现在郑国做不道义的事，抛弃国君帮助臣子，你们顺从天命，遵从国君的命令，遵循道德正义，洗刷耻辱，就在这一次行动了。战胜敌人的人，上大夫受封县，下大夫受封郡，士受封田地十万，庶人、工商、臣〇圉免除罪责，国君会实际考虑。如果有罪，绞杀示众，用三寸厚的桐棺，不设陪葬品，素车朴马不入墓地，这是下卿的惩罚。”甲戌日将要交战，邮无恤给简子驾车，卫太子做车右，登上铁山，望见郑国军队众多，太子害怕，自己跳下车。子良给太子递上车绳让他上车说：“真是个妇人。”简子巡视队列说：“毕万是个平民，七次作战都获胜，拥有战车百乘，死在窗下。你们努力吧，死不在敌人手中。”繁羽给赵罗驾车，宋勇做车右。赵罗没有勇气，麇的官吏责问他，驾车的人回答说：“疟疾发作而伏倒。”卫太子祈祷说：“曾孙蒯聩敢昭

译禀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国战胜并顺从晋国，午遭遇危难不能平定祸乱，致使鞅去讨伐他们。蒯聩不敢让自己安逸，手持长矛严阵以待，敢祈求不要筋断、不要骨折、不要面部受伤，以便成就大事，不要给三位祖先带来羞辱和重大灾祸，不敢请求佩戴玉饰，不敢吝惜生命。」郑人攻击赵简子，击中他的肩膀，他倒在车中，郑人缴获了他的蠭旗。太子用戈救他，郑军向北撤退，太子俘获了温地的大夫赵罗。太子再次进攻，郑军大败，俘获齐国的粟米一千车。赵孟高兴地说：「可以了。」傅傁说：「虽然战胜了郑国，但还有知氏存在，忧患还没有消除。」起初，周人把田地给了范氏，公孙尨在那里收税，赵氏抓住他并把他献给赵孟。官吏请求杀了他，赵孟说：「他是为了他的主人，有什么罪？把他放了，把田地给他。」等到铁之战时，公孙尨率领五百步兵趁夜攻击郑军，从子姚的帐幕下夺取了蠭旗，献上去说：「请让我报答主人的恩德。」追击郑军时，姚般、公孙林断后射箭，前排士兵死伤很多。赵孟说：「国家没有卑微的人。」战后，赵简子说：「我伏在弓袋上吐血，但击鼓的声音没有减弱，今天我是最上面的。」太子说：「我在车上救主君，在车下击退敌人，我是右行之上的。」邮良说：「我的车轭将断，我能做到。」他制止了别人，我是驾驭之上的。」驾车乘坐时，两根车轭都断了。

译查考《春秋》经文说郑罕达率领军队，这是动用大量兵力；而《左传》认为是为了护送齐国的粮食，派实去送粮，不应该动用大量兵力。用经文来考证传文的虚假，说的就是这类情况。我不收录不符合本义的说法。

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驷。

《左传》说：“吴国的泄庸出使蔡国，在递交聘礼的同时逐渐派军队进入，军队全部进入后，众人知道了。蔡侯告诉大夫们杀了公子驷来讨好吴国，哭着迁移了公子驷的坟墓。冬天，蔡国迁都到州来。”

叶氏说：“经文书写迁都州来，在杀公子驷之前，那么公子驷的死未必是为了向吴国谢罪。”

三年春天，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围攻戚地。

《左传》说齐国和卫国围攻戚地，是向中山国求援。

君臣父子的伦理，到这里达到了极点。而《左传》对经文完全没有阐发，也可以看出它不懂得大义。

《公羊传》说：齐国的国夏为什么和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围攻戚地？这是霸主的征讨。这算是霸主的征讨是怎样的呢？石曼姑接受卫灵公的命令而立辄为君，凭着石曼姑的道义本来坚定，可以抗拒蒯聩。辄是什么人？是蒯聩的儿子。那么为什么不立蒯聩而立辄？因为蒯聩无道，灵公驱逐蒯聩而立辄。那么辄的道义可以立吗？回答说：可以。怎么可以呢？不因为父亲的命令而推辞祖父的命令，用祖父的命令来推辞父亲的命令，这是父亲的行为施行在儿子身上。不因为家事而推辞王事，用王事来推辞家事，这是上级的行为施行在下级身上。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可以立辄，已经有能辨析的人了。”叶氏说：“蒯聩起初因为南子召见宋朝，听到宋人的歌谣而感到羞耻，他回国必定有正当理由，南子感到惭愧，所以想加罪于他，诬陷他杀了自己。戏阳速是依附他的人。”《公羊传》于是认为辄是受命于灵公，而提出‘不因为父亲的命令而推辞祖父的命令’的说法。灵公死后，南子想立公子郢为太子，认为是君主的命令。郢推辞说：‘逃亡的人的儿子辄还在，灵公未曾立辄，怎么能说是受命于祖父呢？’我认为如果确实受命于祖父，到这里也应当像叔齐以天伦为重而让位给伯夷一样，何况处在父子之间呢？这又是显而易见的，而《公羊传》却蒙昧不明，哪里值得和他讨论《春秋》呢？高氏说：“先儒竟然认为辄抗拒父亲是尊崇祖先，认为齐卫围攻戚地是霸主的征讨。”唉！开启后世扰乱人伦、残害父子的教化，大概就是这些话。况且蒯聩不过因为疑似的罪迹而流亡在外，等待父亲的明察罢了，父子之恩没有断绝。辄是蒯聩的儿子，难道不知道吗？看见蒯聩出奔就认为他的父亲是罪人，那么辄作为儿子已经不免于罪了。何况又占据国家来抗拒他的父亲呢？用自己的大夫防备外来的大夫，率领军队来围攻他的父亲，那么君臣之义、父子之恩都从此断绝了。

《谷梁传》说：“这是卫国的事，为什么先写国夏？因为儿子不围攻父亲。不把戚地系属于卫国，因为儿子不占有父亲。”

《谷梁传》知道儿子不可以围攻父亲，却允许儿子抗拒父亲，失去了本心。

五月辛夘日，桓宫和僖宫发生火灾。

《左传》说：夏天五月辛夘日，司铎发生火灾。火势越过公宫，桓宫和僖宫受灾。救火的人都说：“顾府，南宫敬叔到了，命令周人拿出御书，等在宫中说：‘准备你们的东西而不在，就处死。’子服景伯到了，命令宰人拿出礼书，等待命令。命令不共有常刑。校人驾马，巾车给车轴涂油，百官各备其位，府库谨慎守护，官员严肃供给。浸湿帷幕，郁攸（烟火）跟随，修补公屋，从太庙开始。内外互相协助，所供给的没有不听从命令的，如果有不听从命令的，就有常刑，没有赦免。公父文伯到了，命令校人驾乘车。季桓子到了，护送国君站在象魏之外，命令救火的人：‘伤人就停止，财物可以重新制作。’命令收藏象魏说：‘旧章不可以灭亡。’富公槐到了说：‘没有准备而官员办理的，就像捞沉水之物一样。’于是撤去标记的草，道路通向公宫。”

不符合本义的不收录。

《公羊传》说：“这些都是毁坏的宗庙。说灾，是什么意思？重新建立。为什么不说不重新建立？《春秋》所见到的不再重复记载。为什么不说不及敌呢？为什么记载灾呢？”刘氏说：“不对。古人难道没有省略文字吗？也不是这样省略的。况且如果像‘襄公作三军，舍中军’那样，为什么唯独记载呢？”石氏说：“《公羊传》不对。”

《谷梁传》说：“说及，就有祖先，有尊卑；从我方来说，就是一样的。”

《谷梁传》说：“祖先有尊卑，从我方来说就是一样的，固然如此。”然而桓公是僖公的祖父，难道在这里没有尊卑吗？也是《公羊传》敌对的意思，应当以本义高氏的说法为正确。

四年春天，周历二月庚戌日，强盗杀了蔡侯申。

《左传》说：“蔡昭侯将要到吴国去，各位大夫恐怕他又迁都，怂恿公孙翩追逐并射他，射入家人家中而死，用两支箭射门，众人不敢前进。文之锴后来到了，说：‘像墙一样前进，多杀两个人。’锴拿着弓走在前面，翩射中了他的肘部，锴于是杀了公孙翩。所以驱逐了公孙辰，杀了公孙姓、公孙盱。”

石氏说：“司马迁把盗当作贼，利是以左右当作大夫。公孙翩似乎不是愚笨的人。认为公孙翩是大夫而弑杀君主，而圣人改称为盗，并且不记载他的名字，这是遮蔽弑逆的贼人。怎么能称为《春秋》？我在或问中见过。”

《公羊传》说：“弑

译君，是卑贱的人，被众人所困穷。这里称他为盗贼并说他是弑君者，为什么说他卑贱呢？因为他确实是卑贱的人。比卑贱的人更卑贱吗？谁说的？说的是罪人。

译假使地位低微而被称为盗贼，也不是因为他是罪人而被称为盗贼。

谷梁传说：“称盗贼来弑杀国君，是不用上下尊卑的道理来论述。尊重本国国君而疏远弑君者，是不用弑君的道理来论述。《春秋》中有三种盗贼：地位卑微而杀害大夫称为盗贼，不是应当获取而获取称为盗贼，避开中原的正道以偷袭获利称为盗贼。”

刘氏说：不对。盗贼就是防备的人罢了。避开称“人”，所以说盗贼。如果不以上下尊卑的道理，为什么还称弑杀呢？我按：范氏解释《公羊传》“尊重本国国君而疏远弑君者”的话，指的是襄公七年郑伯髡顽的事情，认为郑伯将要防备中原，他的臣子想跟随楚国，郑伯不能制服他的臣子，杀死了他，不让夷狄的百姓加害于中原的国君，所以说“郑伯髡顽如防未见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这是不用弑君的道理来论述。这种说法不对。郑伯髡顽如防未见诸侯，死在鄵地，这是记载实事，并不是不让夷狄的百姓加害于中原的国君。我已经辨明过了。

晋国人抓获戎蛮子赤把他带回楚国。

公羊传说：“赤是什么？是戎蛮子的名字。说带回楚国，是什么意思？子北宫子说：‘避开霸主晋国而尊奉楚国为京师。’”

这个意思接近，但语言不够明晰。如果依据何休的说法，就完全不通了。

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公羊传说：“蒲社是什么？是亡国的社庙。社，就是封土。说发生火灾，是什么意思？亡国的社庙，大概是被遮盖的。遮盖它的上部而在下面烧柴祭祀。蒲社发生火灾，为什么记载？因为发生了灾害。”

莘老孙氏说：“公羊传把亳当作蒲，于是导致错误。”

谷梁传说：“亳社，是亳国的社庙。亳，是亡国。亡国的社庙，把它作为宗庙的屏风，以示警戒。它的屋顶，亡国的社庙，不能通达上天。”

这种说法接近。

五年夏天，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卫国。

左传记载：“夏天，赵鞅攻打卫国，是因为范氏的缘故。于是包围中牟。”

范氏的缘故以及包围中牟，都不详细，可信与否。

闰月安葬齐景公。

公羊传说：闰月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丧事以闰月计算。丧事为什么以闰月计算？丧事的计算粗略。

《春秋》中的闰月，恰好没有事情罢了。如果不是闰月，就不记载。

谷梁传说：不认为闰月正当。

刘氏说：“不对。丧事以年断定的，不以闰月计算；以月断定的，就以闰月计算。安葬这件事，是以月断定的，以闰月计算是适宜的。为什么说闰月不正当呢？”

六年春天，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鲜虞。

左传记载：“春天，晋国攻打鲜虞，是为了治理范氏的动乱。”

杜氏说：“四年，鲜虞接纳荀寅进入柏人，不详，可信与否？”

吴国攻打陈国。

左传记载：“楚子说：‘我的先君与陈国有盟约，不可以不救援。’于是救援陈国的军队于城父。”

楚国救援陈国，经典中没有见到。

秋天七月庚寅日，楚子轸去世。

左传记载：“楚子在城父将要救援陈国，占卜作战不吉利，占卜撤退也不吉利。楚王说：‘那么就是死吧。’再次使楚国军队失败，不如死；抛弃盟约逃避仇敌，也不如死。死是一样的，那就死在仇敌手中吧。命令公子申为王，不可以；就命令公子结，也不可以；就命令公子启，五次推辞后才答应。将要作战，楚王有病。庚寅日，昭王攻打大冥，死在城父。子闾退下说：‘君王舍弃他的儿子而让位给群臣，敢忘记君王的命令吗？’遵从君王的命令，是顺从；立君王的儿子，也是顺从。两种顺从不能失去。与子西、子期谋划，暗中行军封闭道路，迎接越女的儿子章立为王，然后返回。这一年，有云像许多红色的鸟夹着太阳飞，三天。楚子派去问周太史，周太史说：‘应当应在君王身上吧？如果举行禜祭，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楚王说：‘除去腹心的疾病而把它放在股肱上，有什么好处？我没有大的过错，上天难道会使我夭折吗？有罪受罚，又怎么能转移呢？’于是不举行禜祭。起初，昭王有病，占卜说：‘黄河作祟。’楚王不祭祀，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楚王说：‘三代规定的祭祀，祭祀不越过望祭的对象。江汉睢漳，是楚国的望祭对象。祸福的到来，不超过这些。我虽然没有德行，黄河不是我获罪的对象。’于是不祭祀。孔子说：‘楚昭王知道大道了，他不失掉国家是应当的！’《夏书》说：‘只有那陶唐氏，遵循那天的常道，拥有这冀方。现在失去他的行为，扰乱他的纪纲，于是灭亡。’又说：‘确实出于这里，在于这里，由自己遵循常道，就可以了。’”

按：吴国攻打陈国，在夏天，楚子去世在秋天，不是救援陈国而去世的。况且诸侯死在他处，必定记载地点，现在经典不记载地点，传文不可信。它引用孔子说，尤其荒谬。楚子一是不把疾病转移到群臣身上，二是不越过望祭的对象而祭祀，孔子就赞许他符合大道，没有哪件事不是符合大道的。况且楚国知道祭祀不可以僭越，却不知道王不可以僭称，所谓不守三年丧期却明察缌麻之礼的人，哪里懂得类推呢？大概左传对于楚国的事，必定夸大，又引用孔子说来文饰，而不知道它不可取信于人。它引用《书经》也没有意义。

齐阳生进入齐国，齐陈乞弑杀他的国君荼。

公羊传说：弑杀而立新君的人，不用当权者的言辞来叙述。这里用当权者的言辞来叙述，为什么是欺骗呢？这怎么是欺骗呢？景公对陈乞说：“我想立舍，怎么样？”陈乞说：“所乐于

译国君，想立他就能立，不想立就不能立。如果您想立他，那么臣下就请求立他。”阳生对陈乞说：“我听说子盖将不想立我。”陈乞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如果废掉正统继承人而立不正统的人，必定会杀掉正统继承人。我不立您，正是为了保全您的性命。快走吧。”陈乞把玉节交给他，让他逃走。景公死后，舍被立为国君，陈乞派人从诸地迎接阳生，除去景公的丧服，各位大夫都在朝廷。陈乞说：“我母亲有鱼和豆的祭祀，希望各位大夫能顺从我的意思。”各位大夫都说：“好。”于是都到陈乞家，坐下。陈乞说：“我这里有甲胄，请让我展示给你们看。”各位大夫都说：“好。”于是让力士举起巨大的袋子放到厅堂中央，各位大夫看到后，都脸色大变感到惊骇。打开袋子，里面赫然就是公子阳生。陈乞说：“这就是国君。”过后，各位大夫不得已，都迟疑地面向北方两次叩拜至地，尊奉阳生为国君。随后，他们便去杀死了舍。

译刘氏说：“《公羊传》说：‘弑君自立的人，不按照在位国君的措辞来称述。’这里却按照在位国君的措辞来称述，为什么说是欺诈呢？不对。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阳生本来名正言顺，与商人（周武王）相似，弑君而取代其位，也与商人相似。阳生用欺诈的手段弑君，商人也是用欺诈的手段弑君，他们欺诈的对象虽然不同，但欺诈的性质则相同。为什么阳生和商人的行为差异如此之大呢？《公羊传》本意是想引用商人的例子来使两者相合，但事情相同而文辞不同，反而更加谬误。由此可知，如果条例不能贯通，即使曲解说明，也只会更加虚伪。何休认为不记载阳生弑君，是因为欺诈成于陈乞。那么这就属于公子比那一类了。公子比被弃疾胁迫，应当效死不听从而被定罪为弑君。阳生也应当效死不听从而被定罪为弑君。公子比是首恶，阳生没有防备首恶，为什么呢？我认为《公羊传》叙述陈乞立舍的事，与《左传》不同。起初我遵从《左传》，是因为《左传》曾经见过国史，而且它的言辞大致合乎人情。”

《谷梁传》说：“阳生进入并弑杀了他的国君，以陈乞为主谋。为什么呢？不把阳生当作国君荼。为什么不把阳生当作国君荼呢？阳生名正言顺，荼名不正言不顺。名不正言不顺，那么称他为‘君’，是为什么呢？荼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但已经接受了君位。‘入’，表示国内不接纳。荼名不正言不顺，为什么国内不接纳呢？因为他接受了君位，所以可以说国内不接纳。阳生为什么用国氏（指阳生）？因为他从荼那里夺取了国家。”

刘氏说：“《谷梁传》说：‘阳生名正言顺，荼名不正言不顺。然而荼接受了君位，阳生没有接受君位。’如果是这样，阳生得罪了先君，废黜阳生是不义的，自然可以听任天子或霸主来处理。现在竟然亲自弑杀他的国君，《春秋》还掩饰他的罪过而归于陈乞，为什么呢？况且假设陈乞没有参与阳生的事，《春秋》难道又要强行把一个卿大夫当作弑君的罪人吗？总之，陈乞主使阳生而弑杀荼，这是可以知道的。”

七年春天，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左传》说：宋国军队侵犯郑国，是因为郑国背叛了晋国。

存耕赵氏说：“郑国虽然背叛了晋国，但不是宋国所能讨伐的。”我认为宋国是在报复定公十五年罕达之战。

秋天，鲁公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

《公羊传》说：“攻入不称‘伐’，这里称‘伐’，是为什么呢？这是鲁国的内辞。好像让他人那样。邾娄子益为什么称名？表示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关系？因为被俘获。为什么不称‘获’？因为国内的大恶要避讳。”

刘氏说：不对。攻入邾娄，好像让他人那样，尚且有不避讳的情况；把邾子益带回来，又怎么能说是他人呢？又说：为什么不称‘获’？因为国内的大恶要避讳，也不对。诸侯攻入别人的国家，是大恶，这是可以知道的。交战而俘获人，被俘获者就是大恶了。俘获他的人，难道可以同罪吗？况且这里是从攻入而带回来，不能用‘获’来解释。我已经说过了。

《谷梁传》说：“‘以’，表示不应当‘以’。”称益的名，表示厌恶。《春秋》有统治天下的言辞，有统治一国的言辞，有统治一家的言辞。这里称“来”，有疏远鲁国的言辞。

赵氏说：“‘来’，是到达国内的言辞，有什么疏远呢？比如‘伯姬来’，难道也是疏远鲁国吗？”苏氏说：在外面叫“以归”，在里面叫“以来”，这是内外的区别。陈岳氏说：凡是记载“伐”与“入”不同，声讨罪行去征讨叫“伐”，不占有土地叫“入”。这里上面记载“公伐邾”，下面记载“己酉入邾”。为什么国内记载“入”而不称“伐”呢？凡是记载“获”与“以”不同，如果两军对阵而俘获其国君，不占有土地；以及灭国而把该国国君带回来，就叫“以”。这也是贯通内外的言辞。两军对阵而俘获，如韩之战俘获晋侯就是；不占有土地，如宋公攻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就是；灭国，如晋灭赤狄把潞子婴儿带回来就是。为什么不称“获”？是为了国内避讳吗？为什么说“以”是不应当“以”呢？这里上面记载“伐”，下面记载“入”，没有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不说“归”而说“来”罢了。然而对于诸侯则说“归”，对于鲁国则说“来”。比如逃到诸侯那里叫“出奔”，逃到鲁国叫“来奔”。杜预掌握了要领，公羊和谷梁都有短处。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宋公攻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

《左传》说：“起初，曹国人有人梦见许多君子站在社宫，谋划灭亡曹国。曹叔振铎请求等待公孙彊，他们答应了。天亮后去寻找，曹国没有这个人。他告诫他的儿子说：‘我死后，你听说公孙彊执政，一定要离开。’等到曹伯阳即位，喜欢打猎射鸟。曹国边境人公孙彊也喜欢射鸟，捕获了白雁，献给曹伯阳，并且谈论打猎射鸟的事，曹伯阳很高兴，于是向他咨询政事，非常高兴，对他宠爱，让他做司城来听政。做梦人的儿子于是离开了，公孙彊向曹伯阳谈论称霸的道理，曹伯阳听从了他，于是背叛晋国而勾结宋国。宋国人讨伐他，晋国人不去救援。在曹国郊外修筑了五座城邑，叫黍丘、揖丘、大城、钟邘。八年春天，宋公讨伐曹国，将要返回时，褚师子肥殿后。曹国人辱骂他，他不前进，军队等待他。宋公听说后，发怒，命令反攻，于是灭亡了曹国，抓获曹伯阳和司城彊带回来，杀了他们。”

按：经文记载“入”，而传文说“灭”是妄言。其余见或问。

《公羊传》说：“曹伯阳为什么称名？表示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关系？因为被灭。为什么不称‘灭’？避讳同姓被灭。为什么避讳同姓被灭？因为有能力救援而不救援。”

刘氏说：不对！在这个时候，鲁国人自救都来不及，难道有不救援同姓被灭的吗？《春秋》会这样记载吗？况且责备鲁国不救援，而避讳曹国被灭，开脱宋公的罪恶，如果责备没有罪

译到鲁国去，这太不合礼了！我认为如果《春秋》对每一件事都委婉回避、避讳，那将没有一件事可以记载了！这种观点真是谬误至极啊！

译吴国攻打我国。

左氏说：吴国因为邾国的缘故，打算讨伐鲁国，向叔孙輙询问。叔孙輙回答说：鲁国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而没有实际的情义，讨伐它一定能得逞。叔孙輙退下后告诉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说：这是不合礼的。君子背离祖国，不投奔敌国。没有正式臣服却去讨伐它，即使奔走效命，死也是可以的。所依托的地方就隐藏起来，况且人的行为，不因为厌恶而抛弃故乡。现在您因为小的怨恨而想颠覆宗国，不是很难吗？如果让您率领军队，您一定会推辞。吴王将派我，子张对此感到忧虑。吴王向子泄询问，子泄回答说：鲁国虽然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但一定有愿意同死的人。诸侯将会救援它，不可以得逞。晋国和齐国、楚国辅佐它，这是四个敌国。鲁国是齐国和晋国的嘴唇，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这是您知道的。不救援它做什么？三月，吴国攻打我国。子泄率领军队走险峻的小路从武城出发。起初，武城有人依附吴国在边境种田，拘禁了浸泡菅草的鄫国人，说：为什么让我的水变浑浊？等到吴军到来，被拘禁的人引导他们攻打武城，攻克了它。王犯曾经做过武城的宰，澹台子羽的父亲喜欢他，国人感到恐惧。懿子对景伯说：怎么办？景伯回答说：吴军来了，就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可担心的？况且是他们召我们来到的，还要求什么呢？吴军攻克东阳后前进，驻扎在吾梧。第二天驻扎在蚕室。公賔庚、公甲叔子在夷地与吴军作战，叔子和析朱鉏被俘，献给吴王。吴王说：这两人同车，必定是有才能的人，国家没有希望了。第二天驻扎在庚宗，于是驻扎在泗水边。防虎想要夜间攻击吴王的营帐，私下召集徒众七百人，三次跃入幕庭，卒卒三百人，有若也在其中。到达稷门以内，有人对季孙说：不足以伤害吴国，却多杀了国家的勇士，不如停止吧。于是制止了他。吴王听说后，一夜之间迁移了三次。吴人求和，将要结盟。景伯说：吴人包围宋国，交换孩子吃，劈开骨头烧火，还没有城下之盟。我们还没有亏损，却有城下之盟，这是抛弃国家。吴国轻敌且遥远，不能持久，将要回去了。请稍微等待一下。不听。景伯背着东西走到莱门，于是请求吴国释放子服何。吴人答应了他，用王子姑曹交换，然后停止。吴人结盟后回国。赵氏说：如果真的是城下之盟，那么鲁国的恐惧到了极点，为什么不立即归还邾子而等待齐国重请并与吴国共同讨伐，才归还他呢？经文既然没有记载结盟，所以不采纳。我认为根据左氏的说法，是吴王害怕防虎的勇猛，自己想求和，怎么能迫使鲁国与他结城下之盟呢？其余不符合本义的不记录。

夏天，齐国人夺取讙和阐。

左氏说：“齐悼公来的时候，季康子把他的妹妹嫁给他。即位后迎娶她，季鲂侯与她私通。女子说出实情，不敢与他交往。齐侯愤怒，夏五月，齐鲍牧率领军队讨伐我国，夺取讙和阐。”

按照经文记载鲁公进入邾国，带着邾子益回来。接着记载吴国攻打我国，又记载齐国人夺取讙和阐。接着记载归还邾子益到邾国，又记载齐国人归还讙和阐。连缀辞句，比较事件，大义显而易见。左氏却用康子嫁妹的事情来对应。这与桓公侵蔡因为蔡姬荡舟的事情类似，应当以经文为准。

公羊说：“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这是用来贿赂齐国的。为什么贿赂齐国？因为带着邾娄子益回来。”

按照鲁国进入邾国俘虏邾君，所以齐国讨伐鲁国而夺取两个城邑。经文不说讨伐，是因为责备齐国较轻，而责备鲁国较重。公羊看到齐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讨伐，就认为是用城邑贿赂齐国，使贿赂齐国。鲁国为什么又归还邾子？齐国为什么又归还两个城邑？

归还邾子益到邾国。

左氏说：“齐侯派人到吴国，请求吴军，将要讨伐我国，于是归还邾子。”叶氏说：“前年因为季姬的缘故讨伐我国了，现在想要归还邾子，再次讨伐也可以，为什么要等待请求吴军？吴国以前夺取我国三个城邑，俘获三个臣子，却不能归还邾子。现在我国因为害怕齐国，请求军队而归还他，也不是实情。”

谷梁说：益的名，失去国家。

这也接近了但没有达到大义。

齐国人归还讙和阐。

左氏说：秋天，与齐国讲和。九月，臧賔如到齐国主持盟誓。齐闾丘明来主持盟誓，并且迎接季姬回国。受宠。冬，十二月，齐国人归还讙和阐。季姬受宠，是原因。

叶氏说：“阳生娶于季氏，不是内女不记载，这是有的。而齐国因为季姬的缘故来讨伐，我国与齐国讲和，则不能不见经文。而都不记载，况且季鲂侯的罪，让国君治理他，齐国罢休婚姻也可以。国君有什么罪而受到讨伐？男女之别，是人伦的大义。如果真的因为有罪来讨伐，又怎么能用贿赂而复合，又从而宠幸她，不符合人情。如果说：因为执拿邾子而夺取城邑，释放邾子而归还城邑，那么春秋时代所应有的。”

九年春，宋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夺取郑军。

左氏说：“郑武子賸的宠幸，许瑕请求城邑，没有给他，请求外部夺取许国的缘故，包围宋国雍丘。宋皇瑗包围郑军，每天迁移营帐，壁垒合拢。郑军哭泣，子姚救援他们，大败。二月甲戌，宋国在雍丘夺取郑军，让有才能的人不死，带着郏张和郑罗回国。”

赵氏说：凡是全部俘虏的叫做“取某师”。左氏说：覆灭而打败的叫做“取某师”。按：取，是得到的称呼。如果只是打败，怎么叫“取”？

公羊说：“说取他们什么？容易。容易怎么样？欺骗他们。”

以

译《易》的训释“取”字是不对的，它说“诈”接近本义。

《谷梁传》说：“‘取’，是轻易的措辞。凭借军队而轻易地夺取，说明郑国已经衰败了。”

译辨见公羊

夏，楚国人攻打陈国。

左氏说：“夏，楚国人攻打陈国。这是因为陈国依附了吴国。”

未详信否

十年春，鲁王二月，邾子益来投奔鲁国。

左氏说：“九年，邾子又无道，吴子派太宰子余讨伐他，把他囚禁在楼台，用荆棘围住，让各位大夫奉太子革执政。十年春，邾隐公来投奔鲁国，他是齐国的外甥，所以随即投奔齐国。”

未详信否

鲁公防备吴国攻打齐国。

左氏说：“九年春，齐侯派公孟绰向吴国辞谢出兵。吴子说：‘去年我听到命令，现在又改变，不知听从谁。将进军接受君主的命令。’十年春，鲁公防备吴子、邾子、郯子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军队驻扎在鄎。”

叶氏说：“邾子、郯子防备攻打，而《春秋》经文不记载。杜预认为军队都隶属于吴国，不列于诸侯，尤其不对。况且这时邾隐公正投奔在齐国，怎么能跟随吴国反过来攻打齐国呢？其荒谬尤其明显。那么这段叙述齐、吴的事，都不足为据。我认为从八年把邾子送回邾国来看，就知道这段传文是妄言了。哪有九年请求出兵，而十年才开始防备攻打齐国的道理呢？”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去世。

左氏说：齐国人弑杀了悼公，向吴军报丧。吴子在军门外哭了三天。徐承率领水军，打算从海进入齐国，齐国人打败了他们，吴军才撤退。莘老孙氏说：左氏在这里记载阳生的去世，认为是齐国人弑杀了他，然而经文所记载的乃是正常去世，不知左氏从哪里得知，这应当依据经文。叶氏说：经文记载齐侯阳生去世，又记载安葬齐悼公，而传文说弑杀，妄言与郑伯髠顽相同。杜预认为以疾病报丧，我本来就说过了。况且弑君之恶也很大了，如果不是乱臣贼子想要弑君而夺取国家，就是强宗大家挟持权力专政而肆意暴虐。现在阳生，左氏不说其原因，只说向吴军报丧而已，没见到阳生在齐国被弑杀。向吴国报丧是为了同好吗？那么军队正交战，不是出于友好。是畏惧吴国而求和解吗？既然能打败吴军，何必害怕而匆忙弑君呢？吴子在军门外哭了三天，是为了体恤其灾难而哀悼吗？那么应当不攻打丧国而返回，那么为什么哭呢？既然不合人情，那么阳生本来就没有被弑杀，暂且认为跟随报丧，那不符合春秋的法度。黄氏说：既然说吴国攻打齐国，齐国人弑杀悼公来讨好吴国，那么吴子怎么能哭三天？没有这个道理。凡是经文和传文不同的，只应当相信经文。

晋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左氏说：“夏，晋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齐国。大夫请求占卜。赵孟说：‘我在此起兵时占卜过，事情不再命令占卜，不重复吉利，出发吧。’于是夺取了犁和辕，毁坏了高唐的外城，侵犯到赖地而返回。”

经文不说夺取两邑

吴国救援陈国。

左氏说：“冬，楚子期攻打陈国。吴延州来季子救援陈国，对子期说：‘两位君主不致力于德行而争夺诸侯，百姓有什么罪呢？我请求退兵，以此成就您的名声。’致力于德行而安定百姓，于是返回。”

刘氏说：“延州来季子也。推算这一年，季子已经一百岁了。以他那样清高不污，难道会贪图将辞让国家的兵权者，却像是异时的事，传文附会为说罢了。”

十有一年夏五月，鲁公防备吴国攻打齐国。甲戌，齐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获齐国书。

左氏说：将要交战，吴子呼叫叔孙说：“你的职责是什么？”回答说：“跟随司马王赐的甲、剑、铍，说：‘奉行你的君主之事，恭敬不要废弛命令。’叔孙未能回答。卫赐进前说：‘州仇奉甲跟随君主而拜。’鲁公派太史固回国子之首级，放在新箱子里，用黑红丝布包裹，加上组带，在上面放书信说：‘天如果不识不知衷，何以让下国？’吴将攻打齐国，越子率领他的众人来朝见。君王及列士都有馈赠贿赂，吴人都高兴，只有子胥恐惧说：‘这是豢养吴国啊！’劝谏说：‘越国是我心腹之疾，土地相同而有欲望于我，他柔顺服从以求实现他的欲望，不如早点从事。得志于齐，如同获得石田，无所用之。越国不会成为沼泽，吴国将灭亡了。让医生除疾，而说一定要遗留种类，没有这样的。’盘庚的诰辞说：‘如果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不要让易种于此邑，这是商所以兴盛的。’现在君王改变它，将以求大，不也难吗？’不听，出使齐国，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鲍氏，为王孙氏。返回役事，君王听说，赐给他属镂让他死。将死时说：‘种我的墓槚，槚可材也。吴国将亡吗？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非本义不录

卫世叔齐出奔宋。

左氏说：卫国人立遗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纳美珠焉，与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与，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卫庄公复之，使处巢，死焉。殡于郧，葬于少禘。初，晋悼公子憖亡在卫，使其女仆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为大夫。悼子亡，卫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

译孔子说：“祭祀时使用的礼器之事，我曾经学习过；战争军事之事，我没有听说过。”说完便退下，命令备车准备离开，说：“鸟儿尚且选择树木栖息，树木难道还能选择鸟儿吗？”文子急忙挽留他说：“我岂敢揣度您的私心，认为卫国正面临危难呢？”孔子将要停下时，鲁国人带着礼物来召他回去，于是他便返回了。

译不是本义的，不收录。

鲁昭公十二年春天，鲁国开始实行田赋。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开始实行田赋。”

这种说法不明确。

《谷梁传》说：“古代公田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实行田赋是不合正道的。”

这种说法也不明确。

夏天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

《左传》说：“夏天五月，鲁昭公的夫人孟子去世。昭公娶的是吴国人，所以不写她的姓氏。死讯没有报知，所以不称夫人。没有反哭，所以不说安葬小君。孔子去吊唁，恰逢季氏。季氏没有戴绖，孔子解下绖带拜祭。”

按：不称夫人，是因为称了孟子这个名号。并不是死讯没有报知。不说安葬小君，是因为已经记载了孟子去世，义理不系于安葬。并不是没有反哭，从孔子去吊唁以下的内容，不是本义，不收录。

《谷梁传》说：“孟子是谁？是昭公的夫人。为什么不称夫人？是为了避讳娶同姓。”

刘氏说：不对。孟子是孟姬而称孟子，这才是避讳同姓。不称夫人，难道是避讳同姓吗？我认为也是因为既然称了孟子，就不称夫人罢了。

秋天，鲁昭公在郧地会见卫侯和宋国的皇瑗。

《左传》说：“吴国向卫国征收防地。起初，卫国杀了吴国的使者且姚，因而害怕，向行人子羽谋划。子羽说：‘吴国正行无道，恐怕会羞辱我们的国君，不如停止。’子木说：‘吴国正行无道，国家无道，一定会把灾祸加给别人。吴国虽然无道，也足以危害卫国。去吧。大树长久了，没有不折断的；疯狗咬人，没有不咬的，何况是大国呢？’秋天，卫侯在郧地会见吴国，鲁昭公与卫侯、宋国的皇瑗结盟，从而推辞与吴国结盟。吴国人用篱笆围住卫侯的住所。子服景伯对子贡说：‘诸侯会见，事情已经完毕，侯伯致礼，地主赠送食物，用来互相辞别。现在吴国不对卫国行礼，却用篱笆围住其君主的住所，以此为难他。您何不拜见太宰？’于是请求带上束锦去，谈话涉及卫国的旧事。太宰嚭说：‘我们国君愿意侍奉卫君，卫君来得迟缓，我们国君害怕，所以想扣留他。’子贡说：‘卫君前来，必定与他的众人谋划，众人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因此来得迟缓。愿意来的，是您的党羽；不愿意来的，是您的仇敌。如果扣留卫君，就是毁掉党羽而尊崇仇敌。毁掉您的人，就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况且会合诸侯而扣留卫君，谁敢不害怕？毁掉党羽而尊崇仇敌，又使诸侯害怕，或许难以称霸吧？’太宰嚭高兴，于是释放了卫侯。卫侯回国，模仿夷人的言语。子之年纪尚幼，说：‘国君必定不免死于夷人之手吧？’被拘禁，而又喜欢他们的言语，顺从他们，就固陋了。”赵氏说：按上文，鲁昭公自己在橐皋会见，不说与宋、卫一同会见。如果确实一同会见，就应当记载。又如果是四国一同会见，为什么三国结盟而唯独推辞吴国呢？吴国的力量还能囚禁卫侯，三国敢抗拒吗？所以知道这篇传文谬误得很。

冬天十二月，发生蝗灾。

《左传》说：“冬天，十二月，发生蝗灾。季孙向仲尼询问。仲尼说：‘我听说，火伏之后，冬眠的昆虫才全部蛰伏。现在火星还在向西流，是掌管历法的人失误了。’”

朴乡吕氏说：“看今年记载十二月蝗灾，明年九月蝗灾，又十二月蝗灾，恐怕不专门是因为失闰，那么为什么记载灾异呢？”存耕赵氏说：“两年之中，记载蝗灾三次，不能专门说是历法妄乱。”我认为《左传》想要成就自己的意思，妄引孔子的话来证实它，使人相信自己罢了。

鲁昭公十三年春天，郑国的罕达率领军队在嵒地夺取了宋国的军队。

《左传》说：“春天，宋国的向魋救援他的军队。郑国的子賸使人宣告说：‘抓到桓魋的有赏！’向魋逃跑回国，于是郑军在嵒地夺取了宋军，俘获了成讙、郜延，把六个邑作为废墟。”

宋郑没有交战，胜负未分，子賸一宣告桓魋，就逃跑，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

《公羊传》说：“说‘取’是什么意思？是容易。怎么容易？是欺诈返回。”

《谷梁传》说：“取，是容易的辞令。用军队而轻易夺取宋军，是病态。”

辨析并见九年宋取郑师。

鲁昭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

《左传》说：“夏天，鲁昭公在黄池会见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六月丙子日，越王讨伐吴国，分为两路。畴无余、讴阳从南方先到达郊外。吴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夀于姚从高处观看。弥庸看见姑蔑的旗帜，说：‘这是我父亲的旗帜！不可以看见仇敌而不杀。’太子说：‘作战如果不能取胜，将会亡国，请等待。’弥庸不同意，率领五千士兵，王子地帮助他。乙酉日作战，弥庸俘获畴无余，王子地俘获讴阳。越王到达，王子地守卫。丙戌日再次作战，大败吴军，俘获王子友、王孙弥庸、夀于姚。丁亥日，进入吴国。吴人向吴王报告战败，吴王厌恶别人听到，在帐幕下自杀了七个人。秋天七月辛丑日，吴晋争先后。吴人说：‘在周室中，我是长。’晋人说：‘在姬姓中，我是伯。’赵鞅呼喊司马寅说：‘天色晚了，大事没有完成，是二臣的罪过。’树立战鼓整顿队列，二臣死去，长幼必定可知。回答说：‘请暂且看看。’返回说：‘吃肉的人没有墨迹，现在吴王有墨迹，国家战胜了吗？太子死了吗？况且夷人的德行轻浮，不忍心长久，请稍等。’于是晋人先盟。吴人将带鲁昭公去见晋侯，子

译服景伯对使者说：“周王会合诸侯，那么霸主率领侯爵、伯爵去朝见周王；霸主会合诸侯，那么侯爵率领子爵、男爵去朝见霸主。从周王以下，朝见聘问时所用的玉帛规格各不相同，所以敝国向吴国进献的职贡丰厚，向晋国进献的职贡没有缺少的，这是因为把吴国当作霸主。现在诸侯防备吴国，而您打算让寡君去朝见晋君，那么晋国就成为了霸主，敝国将改变职贡的对象。鲁国在吴国的赋税是八百乘，如果鲁国降为子爵、男爵的地位，那么就将把邾国的一半土地归属吴国，而像对待邾国那样侍奉晋国。况且您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却以侯爵的身份结束，这有什么利益呢？”吴国人于是停止了行动。不久吴人后悔了，打算囚禁服景伯。服景伯说：“为什么呢？我已经立了继承人留在鲁国，我将带着两辆车和六个人跟随，快慢都听凭命令。”于是吴人囚禁服景伯回国。到了户牖，服景伯对太宰说：“鲁国将在十月上旬的辛日祭祀上帝和先王，到下旬的辛日结束，历代都有职守。自从襄公以来，没有改变过。如果不防备祝官和宗官，他们将会说‘这是吴国造成的’，并且认为鲁国不恭敬，从而拘捕七名地位低贱的人，这有什么损失呢？”太宰嚭对吴王说：“对鲁国没有损失，却只落得个坏名声，不如放他回去。”于是放回了服景伯。吴国的申叔仪向公孙有山氏借粮，说：“佩玉空荡荡啊，我没有什么可以系挂的。防止酒只有一杯啊，我和穿粗布衣的老人一起斜眼看它。”公孙有山氏回答说：“精米是没有了，粗米是有。如果登上首山呼喊：‘庚癸吗？’就会答应。”吴王想要讨伐宋国，杀死宋国的男子而囚禁宋国的女子，太宰嚭说：“可以战胜，但不能占领。”于是吴军撤退。冬天，吴国与越国讲和。

译查考《春秋》经文没有单独记载平公，而《左传》却有；经文记载的是“防”（会盟），而《左传》记载的是“盟”，这是它不可作为依据的重大弊端。《左传》认为吴国排在晋国之前，《外传》认为晋国排在吴国之前，这说明它们各自所记载的，也不符合事实，都应当以《春秋》经文为准。

《公羊传》说：“吴国为什么称‘子’？因为吴国是防地会盟的主持者。吴国是防地会盟的主持者，那么为什么先说‘晋侯’？是不赞成夷狄主持中原事务。那么说‘及吴子’，是什么意思？这是防地两位霸主并列的措辞。不赞成夷狄主持中原事务，那么为什么用防地两位霸主并列的措辞来说？是重视吴国。为什么重视吴国？因为吴国在此，那么天下诸侯没有敢不来的。”

查考吴国称王而《春秋》记载为“子”，是鲁国史官的措辞。况且《春秋》记载“吴子”，并非只有这一处，比如“吴子卒使札”之类就是如此。现在《公羊传》认为吴国称“子”是因为吴国主持防地会盟，这是就“子”字生发意义而主观臆测罢了，没有什么考证依据。况且经文先记载晋侯，然后说“及吴子”，这只是晋国和吴国之下为防地会盟罢了。《公羊传》却说吴国主持防地会盟，这已经错了。接着看到晋国排在吴国之上，又用不赞成夷狄主持中原事务来解释，这却是鲁国史书原本记载“吴子及晋侯”，而孔子把晋侯改在吴子之上，这难道合乎情理吗？经文中“及”字的用法，黎氏所说的由内及外、由中原及夷狄的措辞，也不是防地两位霸主并列的措辞。而《公羊传》又就“及”字生发意义，认为是防地两位霸主并列的措辞，这都是不对的。况且《公羊传》既然说不赞成夷狄主持中原事务，却又说重视吴国，等到解释重视吴国的意义时，却说吴国在此，那么天下诸侯没有敢不来的。黄池的会盟，只有鲁、晋、吴三国罢了，天下诸侯在哪里呢？它的说法荒谬，与僖公二年齐、宋、江、黄在贯地会盟的情况类似。

《谷梁传》说：“黄池的会盟，吴国进步了吗？于是称吴为‘子’了。吴国是夷狄的国家。剪发文身，想凭借鲁国的礼仪，凭借晋国的权势，而请求穿戴中原的冠冕，并袭取成周的礼制，以尊崇周天子。吴国进步了。吴国是东方的大国，接连召集小国在防地会盟诸侯，以合乎中原。吴国能做到这些，难道不是臣子吗？吴国进步了。‘王’是尊称；‘子’是卑称。舍弃尊称而居于卑称，在防地会盟诸侯，以尊崇周天子。吴王夫差说：‘喜好冠冕而来。’孔子说：‘伟大啊，夫差！未能言说冠冕而想要冠冕。’”

查考《谷梁传》认为吴国进步所以称“子”，接着又说“王”是尊称，“子”是卑称，舍弃尊称而居于卑称，这是它自相矛盾的。况且《春秋》记载“吴子”，是鲁国史书的记载。吴国称王，本来就是这样。《春秋》记载“吴子”很多，难道都是“吴子”舍弃尊称居于卑称的意思吗？它所说的“请求穿戴冠冕而袭取”、“与成周借礼以尊崇周天子”，都是没有根据的言论。至于它称夫差说“喜好冠冕而来”，孔子说“伟大啊”等话，尤其荒谬，不值得辩驳。

冬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公羊传》说：“孛，是什么？是彗星。说在东方，是什么意思？是在早晨出现。为什么记载？因为它是异常现象。”

关于“东方”的含义，董仲舒、刘向所说的不附加星宿名称的，是从《春秋》不记载白天出现得来的，传文不可作为依据。把“孛”解释为彗星，辨析见文公十四年。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捕获了麒麟。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因为它是异常现象。有什么异常？不是中原的野兽。那么是谁狩猎的？是砍柴的人。砍柴的人就是防地的人。为什么用‘狩’（狩猎）来说？是把它看得重大。为什么把它看得重大？因为捕获麒麟而把它看得重大。为什么因为捕获麒麟而把它看得重大？麒麟是仁兽。有王者就出现，没有王者就不出现。有人报告说：‘有像獐子却长着角的动物。’孔子说：‘是谁来的呢？是谁来的呢？’回去擦拭脸，泪水沾湿了衣袍。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要丧我！’子路死了，孔子说：‘唉！天要弃我！’西郊狩猎捕获麒麟，孔子说：‘我的道穷尽了！’《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是祖父所能听到的。所见的用不同的辞，所闻的用不同的辞，所传闻的用不同的辞。为什么结束于哀公十四年？说：完备了。君子为什么作《春秋》？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那么不知道它是不是这样，与其各位君子乐于称道尧舜之道吗？最后不快乐吗？尧舜的智慧，是君子啊。”

刘氏说：《公羊传》说：“《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是祖父所能听到的，这是不对的。圣人作经，作为天下的法则，不是随便记载祖父所能听到的而已。这是不能理解圣人的意思而说的。况且如所说的祖父，是指鲁国的祖父吗？高祖吗？所说的曾祖，孔子的曾祖防叔，是孔父的三世孙；如高祖，孔子的高祖祁父，也是孔父的二世孙。孔父死于桓公二年，他的孙子不可能见到隐公，这是清楚的。计算防叔、祁父的时候，应该在僖公、闵公之间，《春秋》则起于闵公、僖公，不应该从隐公开始。”凡是《公羊传》的书，其乖谬大体上已经粗略地纠正了。至于委曲细密，似是而非，详细说来则不可胜言，不是讲学辩论的人不能达到。所以空缺下来等待知道的人，也将有启发我的人吗？这样说。叶氏说：“获麟的意义深远，不必用言辞把它说得重大。大概是真正的狩猎，《左传》本来就说过了。《春秋》的意义，三传都不能说。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所以断自隐公开始。”何休大概隐约知道，而不能自己

译主张这种说法，反而使世人产生困惑。世人议论《公羊传》的说法是错误的，认为“祖之所逮闻”是指祖父所能听到的。孔子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删定六经本于唐尧、虞舜，而论述《周易》上溯到伏羲、神农、黄帝的时代，如今确立大法以留给天下后世，却仅仅偏私于自己家族的传承，不也太狭隘浅陋了吗？况且“祖之所逮闻”，如果是孔子亲身侍奉并能直接听受的，按情理来说不过是几十年的事罢了，怎么能上溯到那么久远的时代呢？如果认为是曾祖所能听到的，既然不是孔子亲身侍奉的，那么都算是不直接传授，又何必在曾祖和高祖之间有所区别呢？这种说法浅显粗俗，不用驳斥就自行破灭了。

译《谷梁传》说：“这是说引路去取它。‘狩’字，不指明地点，就不是真正的狩猎。并非狩猎却说是狩猎，是因为大获麒麟，所以夸大了这次出行。经文不说‘来’，是不把麒麟视为外于中国的异类。经文不说‘有’，是不让麒麟在中国成为不常有的事物。”

刘氏说：“这些说法都不对。既然已经称为‘获麟’，就不能说‘来’，也不能说‘有’，这是记事的基本道理，有什么可解释的呢？如果认为说‘有’是为了暗示不常有，那么‘大有年’也是暗示不常有了。所以拘守一隅而废弃百端，被称为章句之儒，离大道就远了。”

陆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因为经文没有提到狩猎的人名，所以有砍柴引路去取的说法，不懂得举出狩猎和捕获的本义。”

《三传辨疑》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