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辨疑卷三
者也。故鲁吊宋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不以平原出水也。」平原固无出水之理，虽出水而不为害，亦不可言大水。
译罢了。所以鲁国慰问宋国时说：“上天降下连绵大雨，损害了祭祀用的谷物，不是因为平原地区积水成灾。”平原本来就没有积水成灾的道理，即使积水也不会造成灾害，也不可以说发生了大水灾。
谷梁曰髙下有水灾曰大水
刘氏曰：「非也。假令大水，终不能令髙下皆有，但没城邑已剧矣。况山岳不可没，则大水不必髙下皆有也。」
冬十月
谷梁曰：「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
与隠九年秋七月同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氏曰：「元年冬，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
叶氏曰：孔父事公羊，言之是已。所谓义形于色者，此非独公羊之辞，其▯之必有自。左氏亦窃闻之，而不能详，故误以色为美色之色，因附防以为督见孔父妻而萌其恶。孔父，宋之卿；督，其大夫。杀卿取妻，犹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后始惧，其不近人情已甚。愚谓左氏之言，亦自相戾。后言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前后异辞矣。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其义形于色奈何？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此论近似，独疑殇公趋而救之，皆死一语为未安。
谷梁曰：“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杀孔父。孔父闲也，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称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
孙氏曰：「果以二年书王为正与夷之卒，则庄、文、宣、襄、定、哀之二年书王，此正何人之卒也？」叶氏曰：「《春秋》天下后世之书，实为宋设，而区区为其祖讳。且礼，卒哭乃讳宰夫，以木铎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谓有当讳者。故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恩有杀也。孔父若法在所当讳，去孔子亦逺矣，犹不得讳，而况于不当讳乎？此不知宋有四命之大夫，而妄为之说也。」陆氏曰：「案《春秋》，鲁国之史也，非夫子家▯，安得祖讳乎？」愚谓：「先杀孔父，左氏有▯，茍不可尽信，阙疑可也。」谷梁不知当时之事，而因其称字为不忍称名，意其先杀孔父，其考事论理不亦踈哉？其曰「桓无王」，辨见元年辨疑及隠二年、桓三年，或问。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公羊曰：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逺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闻异辞。隠亦逺矣。曷为为隠讳？隠贤而桓贱也。
叶氏曰：「▯既以恶大小论讳矣，又以逺近为辨。既以逺近为辨矣，又以贤与贱为辨。三者不得并行，则何者为正乎？且此以成宋乱为贱桓而不讳，然战于宋曰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不言战，岂非讳乎？狐壤之获，不言战，为贤隠而讳。然公观鱼于棠，何以书？献可杜氏曰：『圣人于春秋，茍实讳之，则不以公万世也。』愚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今谓隠贤而不目其事，桓贱而目之，吾恐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不如是也。况不目其事者，十二公皆然，不特隠公矣。所见、所闻、所传闻，辨见隠元年，益师卒。」
谷梁曰：「以者，内为志焉尔。公为志乎？成是乱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辞而加之焉。于内之恶，而君子无遗焉尔。」
范氏曰：「取不成事之辞，谓以成宋乱也。」江熙曰：「春秋亲尊皆讳，盖患恶之不可掩，岂当取不成事之辞以加君父之恶乎？」案宣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曰：「平者，成也。」然则成亦平也。公与齐、
译谷梁传说：高处和低处都发生水灾，称为大水。
刘氏说：“不对。假使是大水，终究不能使高处和低处都淹没，只是淹没城邑就已经很严重了。何况山岳不可能被淹没，那么大水就不一定高处和低处都有。”
冬季十月。
谷梁传说：“没有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记载？是为了不遗漏时节。”
这与隐公九年秋季七月的情形相同。
二年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的华父督杀死了他的国君与夷，并牵连杀死了他的大夫孔父。左氏说：“元年冬季，宋国的华父督在路上看见了孔父的妻子，眼睛迎上去又送过去，说：‘美丽而艳丽’。二年春季，宋督攻打孔氏，杀死孔父并占有了他的妻子。国君发怒，华父督害怕，于是杀死了殇公。君子认为华父督怀有轻视国君的心，然后才做出恶行，所以先记载他杀死了国君。”
叶氏说：孔父的事迹，公羊传所说的已经正确了。所谓正义表现在神色上，这不仅仅是公羊传的说法，其记载必定有来源。左氏也私下听说了，但不能详知，所以错误地把“色”理解为美色，因而附会认为华父督因为看见孔父的妻子而萌生了恶念。孔父是宋国的卿；华父督是他的大夫。杀死卿并夺取其妻，却仍然占据职位不离开，等到国君发怒后才开始害怕，这太不合人情了。我认为左氏的话，也是自相矛盾的。后面说宋殇公即位，十年间打了十一次仗，百姓无法忍受。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父督担任太宰，所以趁着百姓无法忍受，先宣称说：“司马就是这样。”杀死孔父并弑杀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并立他为君。前后的说法不一致。
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牵连的意思。弑杀国君的人很多，除了这个没有牵连的吗？回答说：有。仇牧、荀息都是牵连的，除了仇牧、荀息没有牵连的吗？回答说：有。既然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孔父贤德。孔父有什么贤德？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了。他的正义表现在神色上是怎么样的呢？华父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存在，那么殇公就不能被弑杀，所以当时先攻打孔父的家。殇公知道孔父死后自己必死，赶去救他，都死了。孔父神色严肃地站在朝廷上，那么没有人敢经过并给他们的国君带来灾难，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了。”这个论述大致正确，只是怀疑“殇公赶去救他，都死了”这一句话不太妥当。
谷梁传说：“桓公时期没有周王，这里说‘王’，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正定与夷的死。”孔父先死，是什么意思？华父督想要弑杀国君而担心不能成功，于是先杀死孔父。孔父是屏障，怎么知道先杀死孔父呢？回答说：“儿子死了，父亲不忍心称呼他的名字；臣子死了，国君不忍心称呼他的名字。”由此知道国君被牵连。孔氏，是孔父的字和谥号。有人说：“不称呼名字，大概是为了给祖先避讳。”孔子本来就是宋国人。
孙氏说：“如果认为二年记载‘王’是为了正定与夷的死，那么庄公、文公、宣公、襄公、定公、哀公的二年的‘王’，又是正定谁的死呢？”叶氏说：“《春秋》是天下后世的书籍，实际上是为宋国设立的，却仅仅为了他的祖先避讳。况且按照礼制，哭丧结束后才避讳，宰夫用木铎在宫中命令说‘舍’，所以避讳新的，意思是有所当避讳的。所以侍奉父母就避讳祖父母，不侍奉父母就不避讳祖父母，恩情有递减。孔父如果按照法律应当避讳，距离孔子也很远了，尚且不能避讳，何况是不应当避讳的呢？这是不知道宋国有四种命的大夫，而胡乱做出的解释。”陆氏说：“考察《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不是孔子的家谱，哪里会有祖先的避讳呢？”我认为：“先杀死孔父，左氏有记载，如果不能完全相信，存疑是可以的。”谷梁不知道当时的事，因为称呼字而不忍心称呼名字，推测是先杀死孔父，他考察事理难道不疏漏吗？他说“桓无王”，辨析见元年辨疑及隐二年、桓三年，或问。
三月，鲁公在稷地会见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公羊传说：内部的重大罪恶要避讳，这里为什么直说？是因为年代久远。所见时代的措辞不同，所闻时代的措辞不同，所传闻时代的措辞不同。隐公时代也很远。为什么为隐公避讳？因为隐公贤德而桓公卑贱。
叶氏说：“既然用罪恶的大小来讨论避讳，又用远近来辨析。既然用远近来辨析，又用贤与贱来辨析。三者不能并行，那么哪个是正确的呢？况且这里因为促成宋国动乱而认为桓公卑贱所以不避讳，然而在宋国作战说‘内’，不说‘战’，说‘战’就是失败了。不说‘战’，难道不是避讳吗？在狐壤捕获，不说‘战’，是因为隐公贤德而避讳。然而鲁公在棠地观鱼，为什么记载？献可杜氏说：‘圣人在《春秋》中，如果实在避讳，就不会让鲁公万世流传。’我认为爱他要知道他的恶，憎他要知道他的善。现在说隐公贤德而不直说其事，桓公卑贱而直说，我恐怕圣人公正至正的心不是这样的。况且不直说其事的，十二位国公都是如此，不仅仅是隐公。所见、所闻、所传闻，辨析见隐元年，益师卒。”
谷梁传说：“‘以’，是内部有意志的意思。鲁公有意志吗？促成这个动乱。这已经促成了，却取用不成事的措辞加在上面。对于内部的罪恶，君子没有遗漏。”
范氏说：“取用不成事的措辞，是指‘以成宋乱’。”江熙说：“《春秋》对亲近和尊贵的人都避讳，大概是担心罪恶不能掩盖，难道应当取用不成事的措辞加在君父的罪恶上吗？”考察宣公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解释说：“平，是成的意思。”那么成也是平的意思。鲁公与齐侯、
陈、郑欲平宋乱而取其赂鼎，不能平乱，故书「成宋乱」，取郜大鼎，纳于大庙，微防见矣。寻理推经，▯似失之。
译陈国和郑国想要平定宋国的动乱并索取贿赂的大鼎，却未能平定动乱，因此史书称其“成全了宋国的动乱”，将郜国的大鼎取来，放进太庙，细微的防范之意就显现出来了。推究事理以阐释经文，〇似乎有所失当。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郜，古报切】
左氏曰：「臧哀伯諌，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徳。』」
东莱吕氏曰：「哀伯之谏取郜鼎，所言周家宗庙制度，固当考。然桓公于弑犹忍为之，哀伯乃諌其取叛臣之鼎，是犹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者也。」愚案：哀伯之谏，诚如吕氏之讥，其言乃经国大典，不可废也，故録之。《本义》云：
公羊曰：「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器从名，地从主人。器何以从名？地何以从主人？器之与人，非有即尔。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至乎地之与人，则不然。俄而可以为其有矣。然则为取，可以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无时焉可也。戊申，纳于大庙。何以书？讥。何讥尔？遂乱受赂，纳于大庙，非礼也。」
案隠十年伐宋取郜。郜乃宋邑耳，非国也。安得有鼎？郜鼎者，郜邑所造之鼎耳。近世吕朴乡诸侯皆云：「宋以不义得盖，本于此。」其曰「遂乱」，以「遂」训「平」，非也。辨见《或问》。
谷梁曰：「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
莘老孙氏曰：「谓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凡物皆有以名之，若和氏之璧，云和之琴瑟之类是也。」公谷论郜鼎之名无足取，愚谓谷梁之说前一叚近是，但云「成人之乱」，亦公羊「遂乱」之意。
秋七月纪侯来朝
左氏曰：「杞侯来朝，不敬。▯侯归，乃谋伐之。」
刘氏曰：「案公谷作纪，虽乱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侯来朝鲁，少有不敬，未宜便入其国。左氏误纪为▯，遂生不敬之说。愚谓左氏见此年九月有入杞之文，遂附防其说耳。」
谷梁曰：「朝时，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君，外成人之乱，于是为齐侯、陈侯、郑伯讨。数日以赂，已即是事，而朝之恶之，故谨而月之也。」
刘氏曰：非也。冬纪侯来朝，犹是前纪侯尔，犹是此桓公尔。行不加进，恶不差减，而纪侯过而不改，又之是谓过矣。其责宜深，深则宜日反，书时何哉？是《春秋》不之恶乎？叶氏曰：审以桓为非所当朝，则前书滕子来朝，蒙上文正月，此始朝也，何为不谨？至纪侯而始谨之乎？纪侯以一朝为罪，则六年而再朝，其罪宜又重矣。反书「冬纪侯来朝」而不月，可为正者乎？
蔡侯郑伯防于邓
公羊曰：「离不言防，此其言防，何？盖邓与防尔。」
刘氏曰：非也。二国相防，理不可言。蔡侯、郑伯及于某，且实行防礼，非防而何？承赴而书，故不甚见。尔乃据齐侯、郑伯如纪，以为比例，彼亦自妄说，何可据乎？
九月入▯
左氏曰讨不敬也
辨见纪侯来朝
冬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左氏曰：「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防勲焉，礼也。特相防，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防，成事也。
黄氏曰：隠尝与戎盟，戎伐凡伯矣。今桓再与之盟，戎何信之有，而可云修旧好也？赵氏曰：此非征伐从君出入，乃是常事，何勲之有？案成防而归，即非止于让，以防告庙，有何不可？左氏不达内外异辞之法，妄为臆说尔。胡氏曰：左氏言反行饮至，舍爵防勲焉，礼也。且桓不知有何勲乎？君举陈氏曰：▯释以地至，葢恒言也。而作例者执以为凡。案宣五年公至自齐之▯曰：书过也，则致不主一义，凡例非矣。
谷梁曰：「桓无防，而其致何也？逺之也。」
其曰：逺之，亦危之之意辨见《或问》。
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左氏曰不盟也
刘氏曰：非也。两君相聚，必有故也。虽复不盟，犹应以防书之。何忽谓胥命乎？且胥命善乎？不善乎？若善也，不见所善。两君相聚而不盟，何不善也？然则胥命者，固常防
译夏季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进太庙。【郜，音报】
左氏说：“臧哀伯进谏，周朝的内史听说后说：‘臧孙达在鲁国大概会有后代吧？国君违背礼制，他不忘用道德来劝谏。’”
东莱吕氏说：“臧哀伯劝谏取郜鼎，所说的周朝宗庙制度，固然应当考察。然而桓公对于弑君之事尚且忍心去做，臧哀伯却劝谏他不要取叛臣的鼎，这就像是不守三年丧期，却去考究缌麻、小功这些细微丧礼一样。”我按：臧哀伯的劝谏，确实如吕氏所讥讽的那样，但他的言论关乎治国的大典，不可废弃，所以记录下来。《本义》说：
公羊传说：“这是在宋国取的，为什么叫它郜鼎呢？器物跟随名称，土地跟随主人。器物为什么跟随名称？土地为什么跟随主人？器物与人，并不是立刻就能归属的。宋国起初以不义的手段取得它，所以叫它郜鼎。至于土地与人，则不然。不久就可以成为它的拥有者了。那么对于夺取，可以成为它的拥有者吗？回答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就像楚王的妻子媦，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戊申日，放进太庙。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桓公平定叛乱后接受贿赂，放进太庙，是不合礼的。”
按：隐公十年伐宋取郜。郜只是宋国的邑，并不是国家。怎么会有鼎呢？郜鼎，是郜邑所铸造的鼎罢了。近世吕朴乡等人都说：“宋国以不义得到盖，根源就在这里。”其中说“遂乱”，把“遂”解释为“平”，是不对的。辨析见《或问》。
谷梁传说：“桓公在内弑杀国君，在外成全别人的叛乱，接受贿赂后撤退，用这些来侍奉祖先，是不合礼的。”他的道理认为周公是不会接受的。郜鼎，是郜国所制作的。说：“宋国夺取了它，宋国也，以此作为讨伐叛乱的鼎。”孔子说：“名称跟随主人，物品跟随所属的国家，所以叫郜大鼎。”
莘老孙氏说：“叫它郜大鼎，是因为鼎成于郜。凡是物品都有用来命名的依据，像和氏璧、云和琴瑟之类就是这样。”公羊传和谷梁传关于郜鼎名称的议论没有什么可取的，我认为谷梁传的说法前一段接近正确，但说“成全别人的叛乱”，也是公羊传“遂乱”的意思。
秋季七月，纪侯来朝见。
左氏说：“杞侯来朝见，不恭敬。〇侯回去后，就谋划讨伐他。”
刘氏说：“按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作纪侯，即使是乱世，对于军事行动，也应当慎重使用。杞侯来朝见鲁国，稍微有些不恭敬，不应当就进入他的国家。左氏把纪误作〇，于是产生了不恭敬的说法。我认为左氏看到这一年九月有入杞的记载，于是附会了这个说法。”
谷梁传说：“朝见的时候，这里记载了月份，为什么呢？桓公在内弑君，在外成全别人的叛乱，于是替齐侯、陈侯、郑伯讨伐。几天后以贿赂退兵，已经是这样了，而朝见的恶行，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月份。”
刘氏说：不对。冬季纪侯来朝见，还是之前的纪侯，还是这个桓公。行为没有更加恶劣，恶行没有减少，而纪侯有过错却不改正，又去朝见，这就叫做过错了。对他的责备应当更深，深就应当记载日期，反而记载季节，为什么呢？这是《春秋》不厌恶他吗？叶氏说：如果认为桓公是不应当朝见的，那么前面记载滕子来朝见，承接上文正月，这是开始朝见，为什么不谨慎？等到纪侯才开始谨慎吗？纪侯因为一次朝见就定罪，那么六年再次朝见，他的罪过应当更重了。反而记载“冬季纪侯来朝见”而不记月份，可以作为正确的吗？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公羊传说：“离别不说会盟，这里说会盟，为什么呢？大概是邓与会盟有关。”
刘氏说：不对。两国相会，按理不可以说会盟。蔡侯、郑伯到达某地，并且实行会盟的礼仪，不是会盟又是什么？承接报丧而记载，所以不明显。你竟然依据齐侯、郑伯如纪，作为比例，那也是自己妄说，怎么可以依据呢？
九月，进入〇。
左氏说：讨伐不恭敬。
辨析见纪侯来朝。
冬季，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桓公从唐地回来。
左氏说：“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是重修旧好。”冬季，桓公从唐地回来，是向宗庙报告。凡是国君出行，向宗庙报告；返回，饮酒至，放下酒爵，记录功勋，这是礼。单独相会，往来都称地名，是谦让事务。从三人以上，则去时称地名，回来称会盟，是完成事务。
黄氏说：隐公曾经与戎人结盟，戎人讨伐了凡伯。现在桓公再次与他们结盟，戎人有什么可信的，怎么能说是重修旧好呢？赵氏说：这不是征伐随从国君出入，而是常事，有什么功勋呢？按：成功会盟而回来，即不止于谦让，以会盟向宗庙报告，有什么不可以？左氏不通晓内外不同辞令的方法，妄加臆测罢了。胡氏说：左氏说返回饮酒至，放下酒爵记录功勋，是礼。况且桓公不知有什么功勋呢？君举陈氏说：〇解释为地至，大概是常言。而作例者执以为凡。按宣公五年桓公从齐地回来的〇说：记载过错，那么致不主一义，凡例不对了。
谷梁传说：“桓公没有会盟，而他的致辞为什么呢？是疏远他。”
其说：疏远他，也是危险他的意思，辨析见《或问》。
三年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胥命。
左氏说：没有结盟。
刘氏说：不对。两君相聚，必有缘故。即使不结盟，也应当以会盟记载。为什么忽然说是胥命呢？况且胥命是善吗？不善吗？如果是善，不见所善。两君相聚而不结盟，有什么不善呢？那么胥命者，固常会盟
也。何足义而书之哉？
公羊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
译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而记载的呢？
《公羊传》说：“胥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互相约定。为什么说是互相约定？因为接近正道。这怎么说是接近正道呢？古代不举行盟誓，只是约定言辞就各自回去了。”
刘氏曰：非也。先王为民之不信，言之难恃，故杀牲为誓，以告于神明，而为盟礼，所以齐信也。然则盟固先王之所有也。春秋之恶盟者，恶其渎也，非恶盟之不及结言也。春秋乱世，齐卫凡君防而相命，盖何足算？公羊以谓逺国皆至，桓公发禁于诸侯，诸侯咸无用盟，最盛矣。岂非结言而退乎？则何不谓之胥命哉！
谷梁曰：「胥之为言，犹相也。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以是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齐侯命卫侯也。」
赵氏曰：苟尔相命，防不以礼，匹夫之事，非正也。三传俱言不盟，公谷又云善其约言而退，防遇亦并不盟，皆是约言而退，何得异其言？且二君并非贤君，又无殊异之迹，据经文直讥无人君之礼尔。东莱吕氏曰：此胥命与▯家所载胥命于弭者何异？说者谓《春秋》惟一胥命，而二▯善之，遇防亦何尝盟？非所谓约言而退乎？愚谓不以齐侯命卫侯者，鲁史之笔乎？孔子之笔乎？苟谓鲁史之笔，则鲁史当时无抑▯予夺之意；苟为孔子之笔，则孔子未尝改鲁史之文。呜呼！后世论《春秋》为有抑▯予夺之说者，若此之类，唱其始乎？
六月公防纪侯于郕
左氏曰▯求成也
公羊刘氏程子皆作纪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曰既者何尽也
此字训得之
谷梁曰既者尽也有继之辞也
谷梁谓「既者尽也」，是也。而「既」之为言，未有有继之意也。
公子翚如齐逆女
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刘氏曰：「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称公子者多矣。何必修先君之好，乃称公子哉？」
谷梁曰：「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张氏曰：天子诸侯无出疆亲迎之礼，必使上卿往迎于其国，至于馆所，然后亲迎以入。此哀公问所谓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也。然则诸侯逆女，不可亲往于其国矣。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防齐侯于讙。
左氏曰：「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此礼无所考未敢遽信
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送女，非礼也。此入国矣，何以不称夫人？自我言，齐父母之于子，虽为邻国夫人，犹曰吾姜氏。」
案越竟送女，非礼之言，是也。但不若谷梁之详，自我言，齐之言，亦粗可通。但不若杜氏之明。其曰：“虽为邻国夫人，犹曰吾姜氏”，则恐求之太过也。
谷梁曰：「公防齐侯于讙，无讥乎？曰：为礼也。齐侯来也，公之逆而防之，可也。」
叶氏曰：「此与前公防于嬴同文，安知其为无讥？齐侯既不得亲送女，则公亦不得即而为防，其罪均矣。何以为礼？愚谓公不重大昏，不暇亲迎，而防齐侯，虽有所畏而然，亦公不能以礼自处而致此，反曰为礼，岂不悖哉！」
夫人姜氏至自齐
公羊曰：「翚何以不致得见乎公矣？」
此说得之
谷梁曰：「不言翚之以来，何也？公亲受于齐侯也。」子贡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继万世之后，何谓已重乎？」
案《礼记》作《哀公问》，而辞少异。《谷梁》引此，而以公亲受之于齐侯为得礼。与前公防齐侯于讙为礼也之云，失《春秋》之防矣。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左氏曰：「冬，齐仲年来聘，致夫人也。」
赵氏曰：案成九年，季孙行父如宋致女，经书以示讥。此若致女，亦当书之，不容为隠。左氏见彼有致女之文，此又新昏之后而至，遂附防妄说耳。
有年
公羊曰：「有年，何以书？以喜书也。大有年，何以书？亦以喜书也。此其曰『有年』，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丰年也？仅有年，亦足以当喜乎？恃有年也。」
案：有年，固人之所喜，而《春秋》不以喜书也。《春秋》所书，见当时大乱，因事立教，为后世法者也。若以喜书，则《春秋》不书常事。其曰“有
译刘氏说：不对。先王因为百姓不守信，言语难以依赖，所以杀牲立誓，向神明禀告，制定盟誓的礼仪，用来统一信用。既然如此，盟誓本来就是先王所设立的。《春秋》厌恶盟誓，是厌恶其亵渎神灵，而不是厌恶盟誓不如口头约定。春秋是乱世，齐、卫等国国君在防地互相命令，哪里值得计算呢？《公羊传》认为远方国家都来朝见，桓公对诸侯发布禁令，诸侯都不使用盟誓，这是最兴盛的时候。难道不是口头约定后便退兵吗？那为什么不称之为“胥命”呢！
《谷梁传》说：“‘胥’的意思，就是‘相’。互相命令而守信，明白谨慎的言辞后便退兵，因此认为这接近古礼。这必定是一人先发起，他们互相言语，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齐侯命令卫侯。”
赵氏说：如果你们互相命令，在防地不依礼行事，这是平民百姓做的事，不是正道。三传都说没有盟誓，《公羊传》和《谷梁传》又说赞赏他们口头约定后便退兵，在防地相遇也没有盟誓，都是口头约定后便退兵，怎么能区别他们的言辞呢？况且两位国君都不是贤君，又没有特殊的表现，根据经文只是讥讽他们没有人君应有的礼仪罢了。东莱吕氏说：这“胥命”与《左传》所载在弭地“胥命”有什么不同？解说的人说《春秋》只有一次“胥命”，而两位贤者赞赏它，在防地相遇又何尝盟誓？不也是所谓口头约定后便退兵吗？我认为“不以齐侯命卫侯”这句话，是鲁国史官的笔法呢？还是孔子的笔法呢？如果说这是鲁国史官的笔法，那么鲁国史官当时没有褒贬的意思；如果说这是孔子的笔法，那么孔子不曾改动鲁国史官的文字。唉！后世论述《春秋》有褒贬之说的人，像这类情况，是开始倡导的吗？
六月，鲁公在郕地会见纪侯。
《左传》说：是为了求和。
《公羊传》、刘氏、程子都写作“纪”。
秋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
《公羊传》说：“‘既’是什么意思？就是尽的意思。”
这个字的训释是正确的。
《谷梁传》说：“‘既’是尽的意思，也有接续的言辞。”
《谷梁传》说“‘既’是尽的意思”，这是对的。但“既”这个词，并没有接续的意思。
公子翚到齐国迎娶新娘。
《左传》说：为了重修先君的情好，所以称公子。
刘氏说：“《春秋》中不是重修先君情好而称公子的很多。为什么一定要重修先君情好，才称公子呢？”
《谷梁传》说：“迎娶新娘是亲近的事，派大夫去是不合正道的。”
张氏说：天子诸侯没有亲自出境迎亲的礼仪，必定派上卿前往其国迎接，到了馆舍，然后亲自迎娶进入。这就是《哀公问》所说的婚礼既至，戴着冕冠亲自迎娶。既然如此，诸侯迎娶新娘，不可以亲自前往其国了。
九月，齐侯把姜氏送到讙地。鲁公在讙地会见齐侯。
《左传》说：“齐侯送姜氏，不合礼。凡是公女嫁给敌国，姊妹则由上卿送她，以礼告慰先君；公子则由下卿送她。嫁给大国，即使是公子，也由上卿送她；嫁给天子，则众卿都去，国君不亲自送；嫁给小国，则由上大夫送她。”
这种礼仪没有考证，不敢轻易相信。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诸侯越过国境送女，不合礼。这已经进入齐国了，为什么不称夫人？从鲁国来说，齐国的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是邻国的夫人，还是说‘我的姜氏’。”
按：越过国境送女不合礼的说法，是对的。但不如《谷梁传》详细，从鲁国来说，齐国的说法，也大致讲得通。但不如杜预的解释明白。他说：“即使是邻国的夫人，还是说‘我的姜氏’”，恐怕是求之过深了。
《谷梁传》说：“鲁公在讙地会见齐侯，没有讥讽吗？回答说：是为了行礼。齐侯来了，鲁公迎上去会见他，是可以的。”
叶氏说：“这与以前鲁公在嬴地会见的文字相同，怎么知道没有讥讽？齐侯既然不能亲自送女，那么鲁公也不能立即会见他，他们的罪过是相等的。为什么说为了行礼？我认为鲁公不重视大婚，无暇亲自迎娶，却会见齐侯，虽然是因为有所畏惧而这样，也是鲁公不能以礼自处而导致的，反而说为了行礼，难道不荒谬吗！”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公羊传》说：“翚为什么没有记载到达？因为他已经见到鲁公了。”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谷梁传》说：“不记载翚陪同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鲁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新娘。”子贡说：“戴着冕冠亲自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说：“结合两姓的情好，以延续万世的后代，为什么说太隆重呢？”
按：《礼记》作《哀公问》，而辞句稍有不同。《谷梁传》引用此语，认为鲁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新娘是合乎礼的。这与前面说鲁公在讙地会见齐侯是为了行礼的说法，失去了《春秋》的界限了。
冬，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左传》说：“冬，齐仲年来聘问，是为了致送夫人。”
赵氏说：查考成公九年，季孙行父到宋国致送新娘，经文记载以示讥讽。这里如果是致送新娘，也应当记载，不容隐瞒。《左传》看到那里有致送新娘的文字，这里又是新婚之后到来，于是附会妄说罢了。
有丰收年景。
《公羊传》说：“‘有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喜悦而记载。‘大有年’，为什么要记载？也是因为喜悦而记载。这里说‘有年’，只是有年景；那里说‘大有年’，是大丰收年景。只是有年景，也足以当得起喜悦吗？依靠有年景罢了。”
按：有年景，固然是人所喜悦的，但《春秋》不因为喜悦而记载。《春秋》所记载的，是显示当时的大乱，因事立教，为后世树立法则。如果因为喜悦而记载，那么《春秋》就不记载常事了。他说“有
左氏曰书时礼也
案：春当搜而行冬狩之事，不仁无礼，甚矣！左氏反曰：「书时」，又曰：「礼也」，岂不悖哉！
公羊曰：「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逺也。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干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
叶氏曰：「天子诸侯无事，嵗三田。礼，王制以为夏时，今见三时，而不夏。何休以为春秋制，飞鸟未去于巢，走兽未离于穴，恐伤害幼穉。二说皆非是。此亦▯未尝见《周礼》之过也。」愚案：《周礼》、《尔雅》、左氏皆曰：「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公羊》则曰：「春苗，秋搜，非也。」且田猎义不一，岂止充干豆賔客，君之庖而已哉！
谷梁曰：「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賔客，三为充君之庖。」
案《公羊》曰：春苗，秋搜，冬狩。《谷梁》又曰：春田，夏苗，秋搜，冬狩。与周制不合，皆择不精，语不详之病也。又案古者田猎，获禽面伤不献，践毛不献，不成禽不献，择取三等：自左膘射之，达于右腢为上，杀以为干豆，奉宗庙；达右耳本者次之，以为賔客；射左髀，达于右髀为下，杀以充君庖。而《谷梁》谓唯其所先得，误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左氏曰：「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
叶氏曰：「左氏以宰周公为例，言宰渠伯不当言纠，为父在之辞。凡春秋世其爵，代其政，如武氏子、如仍氏之子，皆正其为子，未尝贬以名。何为而独名纠乎？渠伯诚聘之，得礼，虽父在，何害？愚谓渠伯纠以伯称，则字也。左氏以为名，非也。为名，犹可也，而曰父在故名不可也。盖父前称名，常也。若朝廷之间，岂以父在而称名哉？朝廷之间有大夫、有士，或以字、或以名，各有定制，何必以为义哉？」
公羊》曰：「宰渠伯纠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宰渠伯纠，何？下大夫也。」
案公羊亦以伯纠为名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左氏曰：「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赵氏曰：「岂有正当祸乱之时而假竞使人赴告哉？假令实赴告，夫子亦当详定取其实日，何乃总载之乎？」秀岩李氏曰：「果以国乱而再赴乎？则后赴者当眀前赴之误，不当叠书之也。若后赴者不明言何日，则亦当如灵王之丧问以薨日，亦不当叠书之也。」
公羊曰：曷为以二日卒之？防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防，狂也】
孙氏曰：「诸侯未有二日卒者也。」胡氏曰：「国君出，岂一国之人不知邪？左右前后不知邪？此书二日者，阙文。《春秋》之中无二日卒者。」赵氏得其义，谓甲戌之下当有脱事。秀岩李氏曰：「陈国虽小，为之君者，岂无左右侍从之人，而可潜行独出乎？《公谷不见古书，妄意附防，若是者非一端矣，不可以为据也。」
谷梁曰：「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之也。」
刘氏曰：「国君潜行独出，安所之乎？若入于臣民之间，则必有知者。若独死旷野，是非人情。且何以能歴十六日而人不觉乎？依倚古事，人所不见，遂肆意妄说，不顾道理，故可怪也。」愚案：「三传各为一说，以求必通，且造事实以取信于世，亦何心哉？然此其附防之显然者也。其他疑似之间，人所难辨，害经防者多矣。读《春秋》者，亦可以少悟矣。」
夏齐侯郑伯如纪
左氏曰：「夏，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案《春秋》惟内书如他国，或朝，或来，或如，皆直书之。今经言「如」，而左氏曰「朝」，当以经为正。其曰「欲袭之，纪人知之」，亦何所据，臆度之辞尔。
公羊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防也。」
刘氏曰：非也
译左氏说：“记载时令，是合乎礼的。”
按：春天应当进行搜猎，却去施行冬天狩猎的事，不仁不义，无礼到了极点！左氏反而说：“记载时令”，又说：“合乎礼”，难道不荒谬吗！
公羊说：“春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平常的事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讥讽什么呢？讥讽它遥远。诸侯为什么一定要田猎？一是为了制成肉干供奉宗庙，二是为了招待宾客，三是为了充实国君的厨房。”
叶氏说：“天子诸侯没有战事时，每年田猎三次。礼制，《王制》认为是在夏季，现在看到有三次，却没有夏季。何休认为是《春秋》的定制，因为飞鸟没有离开巢穴，走兽没有离开洞穴，恐怕伤害幼小动物。这两种说法都不对。这也是未曾见过《周礼》的过错。”我按：《周礼》、《尔雅》、左氏都说：“春天搜，夏天苗，秋天狝，冬天狩。”《公羊》却说：“春天苗，秋天搜，这是不对的。”况且田猎的意义不止一种，难道仅仅是为了充作干肉、招待宾客、充实国君厨房而已吗！
谷梁说：“四季的田猎，都是为了宗庙的事。春天叫田，夏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四季的田猎，采用三种用途。看哪一样优先，第一是制成干肉供奉宗庙，第二是招待宾客，第三是充实国君的厨房。”
按《公羊》说：春天苗，秋天搜，冬天狩。《谷梁》又说：春天田，夏天苗，秋天搜，冬天狩。这与周代的制度不合，都是选择不精当、言语不详尽的毛病。又按古代田猎，捕获的禽兽面部受伤的不能进献，践踏皮毛的不能进献，没有完全射杀的不能进献，选择取用三等：从左边肋骨射入，穿透到右边肋骨为上等，杀死后制成干肉供奉宗庙；射中右耳根部的为次等，用来招待宾客；射中左大腿，穿透到右大腿为下等，杀死后用来充实国君厨房。而《谷梁》说只看先得到哪一样，这是错误的。
夏天，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左氏说：“周宰渠伯纠来聘问，父亲在世，所以称名。”
叶氏说：“左氏以宰周公为例，说宰渠伯不该称纠，这是父亲在世的称呼。凡是《春秋》世代继承爵位，代理政事，如武氏子、仍氏之子，都肯定他们作为儿子的身份，未曾贬低而称名。为什么唯独称纠呢？渠伯诚实地聘问，合乎礼，即使父亲在世，有什么妨害？我认为渠伯纠以伯称呼，那是字。左氏认为是名，不对。认为是名，还可以，但说因为父亲在世所以称名，就不对了。大概父亲面前称名，是常理。如果在朝廷之间，难道因为父亲在世就称名吗？朝廷之间有大夫、有士，有的称字、有的称名，各有定制，何必以此为义呢？”
公羊说：“宰渠伯纠，是什么人？是天子的下大夫。称宰渠伯纠，是什么意思？是下大夫。”
按公羊也是把伯纠当作名，所以这样说。
五年春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左氏说：“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是两次报丧。”当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死了太子免并取代了他。国君病重而动乱发生，国人离散，所以两次报丧。
赵氏说：“哪有正当祸乱之时而故意派人报丧的呢？假使确实报了丧，孔子也应当详细审定取其实日，为什么要把两天都记载下来呢？”秀岩李氏说：“果真是因为国乱而两次报丧吗？那么后一次报丧应当说明前一次报丧的错误，不应当重叠记载。如果后一次报丧不明确说哪一天，那么也应当像灵王的丧事那样询问去世的日子，也不应当重叠记载。”
公羊说：为什么用两天记载去世？是防备。甲戌日失踪，己丑日死亡，君子怀疑，所以用两天记载去世【防，通“狂”，指混乱、可疑】。
孙氏说：“诸侯没有两天去世的。”胡氏说：“国君外出，难道一国的人不知道吗？左右前后的人不知道吗？这里记载两天，是文字缺失。《春秋》中没有两天去世的。”赵氏得其义，认为甲戌之下应当有脱漏的文字。秀岩李氏说：“陈国虽然小，作为国君，难道没有左右侍从的人，而可以潜行独自外出吗？《公羊》《谷梁》不见古书，随意附会，像这样的不止一处，不可以作为依据。”
谷梁说：“鲍去世，为什么用两天记载？《春秋》的义理，确信的就传信，怀疑的就传疑。陈侯在甲戌日外出，己丑日找到，不知道去世的日子，所以举出两天来包涵它。”
刘氏说：“国君潜行独自外出，到哪里去呢？如果进入臣民之间，那么一定有知道的人。如果独自死在旷野，这不符合人情。况且怎么能经过十六天而人们不发觉呢？依仗古事，人们没见过的，就肆意妄说，不顾道理，所以奇怪。”我按：“三传各为一说，以求必定通顺，并且造作事实以取信于世，这是什么心思呢？然而这种附会显然可见。其他疑似之间，人们难以辨别，损害经义附会的多了。读《春秋》的人，也可以稍微醒悟了。”
夏天，齐侯、郑伯到纪国去。
左氏说：“夏天，齐侯、郑伯到纪国朝见，想要趁机袭击纪国。纪国人知道了。”按《春秋》只有鲁国记载“如”他国，或者朝见，或者来，或者如，都直接记载。现在经文说“如”，而左氏说“朝”，应当以经文为准。那说“想要袭击纪国，纪国人知道了”，又依据什么，只是臆测之辞罢了。
公羊说：“外国互相访问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因为离开了不说防备。”
刘氏说：不对。
。春秋之记盟防者，所以讥刺诸侯，非善羣聚而恶离防也。离防何为不可书哉？何休又曰：嫌外离防常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微，亦非也。所谓嫌微者，为其害道，是以必别之。不知记离防何害于春秋，而仲尼必欲改防为如，以乱事实哉？夫盟防同物，而春秋独不记离防，又何为哉？春秋虽内其国，而公与诸侯固等列也。记内离防，可不谓之离防乎？而又谓离不言防，失其类矣。其何以为百二十国之实録耶？
译《春秋》记载盟防，是为了讥刺诸侯，并非喜欢群聚而厌恶离防。离防为什么不可以记载呢？何休又说：因为嫌恶外离防通常被记载，所以改变文辞以显现深意，从而区别嫌疑、阐明微旨，这也不对。所谓区别嫌疑、阐明微旨，是因为它有害于大道，所以必须加以区别。却不知道记载离防有什么危害于《春秋》，孔子一定要把“防”改为“如”，来扰乱事实呢？盟防本是同类事物，而《春秋》唯独不记载离防，这是为什么呢？《春秋》虽然偏袒鲁国，但鲁公与诸侯本来地位平等。记载鲁国的离防，难道可以不称为离防吗？却又说离防不称“防”，这就失去了事物的类别。这怎么能成为一百二十国的真实记录呢？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左氏曰仍叔之子弱也
子弟乱国政岂论其弱而已
公羊曰：「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仍叔之子，何？讥。何讥尔？讥父老子代从政也。」
刘氏曰：「若是其世卿也，何不曰『仍氏之子』乎？」愚案：「仍叔之子已为大夫，经自当以官氏名字见，若宰咺、宰渠伯纠者也。不应曰『仍叔之子』。若父老未见，吾不能知也。」
谷梁曰：「任叔之子者，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着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辞也。」
刘氏曰：非也。文称「天王使矣」，何谓録父使子乎？又何为微其君臣乎？又曰：「父在子代仕」之辞，亦非也。告「子代仕者」，贬任叔可矣；「王父使任叔」可矣。今又曰「天王使任叔之子」，岂父在使子自代者也？若曰「天王使任叔子代父仕者」，则是天王已命任叔之子矣，无所复讥，且未得系任叔言之也。父老而使其子仕，亦常事耳。天王既以命之，与众卿士何殊哉？而谷梁又不当言「録父以使子」。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左氏曰：「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髙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鼔。』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耼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耼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案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茅戎，春秋犹书之而不讳。岂有王师败于郑，且中王肩而不书，以掩郑伯之罪乎？以经考之，必不然者也。然左氏叙此颇详，不知何从得此矣。
公羊》曰：「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
公羊但知从王之为正，而不知三国以微者从王之非正，又不知王亲伐诸侯亦非正，如此解经，末之难矣。果正也，则是常事，而《春秋》不书矣。
谷梁曰：「举从者之辞也。」其举从者之辞何也？为天王讳伐郑也。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于是不服，为天子病矣。
刘氏曰：非也。直言从王伐郑，文顺事明，可不烦解矣。又妄云举从者之辞，何益哉？且安见讳伐郑之义哉？所谓无病而自灸者也。愚案：举从者，史氏立言轻重之法也，非为天王讳伐郑，而为举从者之辞也。其曰「郑在冀州而不服，为天子病」，则得之，但义有未尽耳。
大雩
左氏曰：「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啓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
叶氏曰：四者之节，非是周郊以日至，祈谷以正月上辛，自不通于诸侯。啓蛰建夘之候，为周祈谷祭，则已过，则啓蛰非郊之节也。月令苍龙七宿以仲夏昏见，周之常雩在孟夏建已，龙未见，龙见亦非雩之节也。仲秋杀气浸盛，始杀当在孟秋，尝在仲秋，乃浸盛之时，则始杀亦非尝之节也。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烝为冬祭，当以仲冬，亦非烝之节也。四者无一而合，此虽无与于经，亦可见左氏为例，初无所据，大抵皆率意自为，不可信，类如此。
螽
谷梁曰：「螽，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
冬州公如曹
左氏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
杜氏曰：「淳于，州国所都，城阳淳于县也。」杨氏曰：「州称公，与祭公同，则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县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辨。」又见六年寔来。
公羊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过我也。」
秀岩李氏曰：「列国相朝而假道者，容有之矣，未见书于防也。」
谷梁曰：「外相如不书，此其书何？过我也。」
莘老孙氏曰：州公如曹，三传之解皆不同
译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前来聘问。
左氏说：仍叔的儿子年幼。
子弟扰乱国政，难道只是因为他年幼吗？
公羊说：“仍叔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是天子的卿大夫。称他为仍叔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是讥讽。讥讽什么？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
刘氏说：“如果是世袭的卿大夫，为什么不称‘仍氏的儿子’呢？”我认为：仍叔的儿子已经是卿大夫，经文自然应当用官职、氏、名来记载，就像宰咺、宰渠伯纠那样。不应该称“仍叔的儿子”。如果父亲年老尚未去世，我就不能知道了。
谷梁说：“任叔的儿子，是记录父亲派儿子出使。所以隐去君臣关系，而突出父子关系。这是不认为父亲在世，儿子代替任职的说法。”
刘氏说：不对。文中已经说“周天子派遣了”，怎么说记录父亲派儿子呢？又为什么隐去君臣关系呢？又说：“父亲在世，儿子代替任职”的说法，也不对。如果说是“儿子代替任职”，贬低任叔就可以了；说“周天子派任叔”就可以了。现在又说“周天子派任叔的儿子”，难道是父亲在世派儿子自己代替吗？如果说“周天子派任叔的儿子代替父亲任职”，那么就是周天子已经任命了任叔的儿子，就没有什么可讥讽的了，而且也不能把任叔连系在一起来说。父亲年老而派儿子任职，也是常事。周天子既然已经任命了他，与其他卿士有什么不同呢？而谷梁又不该说“记录父亲派儿子”。
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左氏说：“秋天，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他们。周天子居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人、卫人隶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人隶属于左军。郑国的子元请求设置左拒，以抵挡蔡人、卫人；设置右拒，以抵挡陈人。说：‘陈国混乱，百姓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他们，必定逃跑。周天子的军队回头看他们，必定混乱。蔡人、卫人不能支撑，本来就会先逃跑。然后聚集攻击周天子的军队，可以成功。’郑伯听从了。曼伯率领右拒，祭仲足率领左拒。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护卫郑伯，摆成鱼丽阵，先排战车，后步兵，步兵填补战车的空隙。在繻葛交战，命令两拒说：‘看到旗帜挥动就击鼓。’蔡人、卫人、陈人都逃跑了，周天子的军队混乱。郑军合围攻击他们，周天子的军队大败。祝耼射中周天子，射中肩膀。周天子也能治军。祝耼请求追击，郑伯说：‘君子不想多凌驾于人，何况敢凌驾天子呢？只要自救，国家不灭亡就足够了。’夜里，郑伯派祭足慰劳周天子，并且问候左右随从。查考成元年，周天子的军队在茅戎战败，《春秋》还记载而不避讳。哪有周天子的军队败于郑国，而且射中周天子肩膀却不记载，以掩盖郑伯罪过的呢？根据经文考察，必定不是这样。然而左氏叙述这件事很详细，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
公羊说：“说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是什么意思？跟随周天子是正当的。”
公羊只知道跟随周天子是正当的，却不知道三个弱小的国家跟随周天子是不正当的，又不知道周天子亲自讨伐诸侯也是不正当的，这样解释经文，很难说了。如果真是正当的，那就是常事，《春秋》就不会记载了。
谷梁说：“这是列举跟随者的说法。”列举跟随者的说法是什么意思？是为周天子避讳讨伐郑国。郑国，是同姓的国家，位于冀州，在这里不服从，成为天子的祸患了。
刘氏说：不对。直接说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文意通顺，事情明白，可以不烦劳解释了。又妄说列举跟随者的说法，有什么好处呢？况且哪里看出避讳讨伐郑国的意思呢？所谓没有病却自己灸疗。我认为：列举跟随者，是史官立言轻重的方法，不是为周天子避讳讨伐郑国，而是列举跟随者的说法。他说“郑国在冀州而不服从，成为天子的祸患”，这是对的，只是义理没有说尽。
大雩祭。
左氏说：“大雩祭，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祭祀，惊蛰时郊祭，龙星出现时雩祭，初秋时尝祭，闭蛰时烝祭。不合时宜就记载。”
叶氏说：这四个节令，不是周代郊祭在冬至，祈谷在正月上旬的辛日，自然不通行于诸侯。惊蛰是卯月的候应，作为周代祈谷祭，就已经过了，那么惊蛰不是郊祭的节令。《月令》苍龙七宿在仲夏黄昏出现，周代的常雩在孟夏巳月，龙星没有出现，龙星出现也不是雩祭的节令。仲秋杀气渐渐旺盛，初杀应当在孟秋，尝祭在仲秋，是渐渐旺盛的时候，那么初杀也不是尝祭的节令。蛰虫都俯身在内，都封闭门户，烝是冬祭，应当在仲冬，也不是烝祭的节令。四个节令没有一个符合，这虽然与经文无关，也可以看出左氏作为条例，起初没有根据，大抵都是随意自定，不可信，类同于此。
螽虫。
谷梁说：“螽，是虫灾。严重就记月，不严重就记时。”
冬天，州公前往曹国。
左氏说：“冬天，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他的国家危险，于是没有回来。”
杜氏说：“淳于，是州国的都城，即城阳淳于县。”杨氏说：“州称公，与祭公相同，那么州必定是京畿内的地方，即河内州县。”左氏却说：“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他的国家危险，于是没有回来辨明。”又在六年记载“实来”。
公羊说：“外国相互朝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经过我国。”
秀岩李氏说：“列国相互朝见而借道的，或许有，但没有记载在防地。”
谷梁说：“外国相互朝见不记载，这里记载是什么意思？经过我国。”
莘老孙氏说：州公前往曹国，三传的解说都不同。
。左氏以为度其国危，遂不复，盖以为一国诸侯，因其适曹，遂不复其国，故书之。公谷皆以为因其过我，故书。惟赵子以为州公者，王臣也，讥其外交，故书之。案赵子所以知州公为王臣者，盖隠十一年，左氏▯载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凡十二邑，其一则州也。州既为畿内之邑，则此州公食采于天子畿内，而为三公之官，故曰州公。三传之说皆非，愚案三传言“过我”者，以六年“书寔来”，疑其为州公招故也。殊不知无前称爵后称名之理，“寔来”为阙文，无足疑者。但三传欲强其所不可通，故自不知其附防耳。
译左氏认为，揣度他的国家危在旦夕，于是不再回国，大概是认为作为一国的诸侯，借机访问曹国，便不再返回自己的国家，所以史书加以记载。《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是因为他借机经过我国，所以史书加以记载。只有赵子认为，州公是周天子的臣子，讥讽他从事外交活动，所以史书加以记载。考证赵子之所以知道州公是周天子的臣子，大概是因为《隐公十一年》中，左氏记载周天子将苏忿生的田地赐给郑人，共有十二个邑，其中之一就是州邑。州既然属于王畿内的邑，那么这位州公就在天子王畿内享有采邑，并担任三公的官职，所以称为州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不对，我考证三传所说的“经过我国”，是因为《隐公六年》记载“实来”，怀疑这是州公招致的缘故。殊不知没有前面称爵位、后面称名字的道理，“实来”是缺漏的文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只是三传想要强行解释那些无法讲通的地方，所以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在牵强附会罢了。
六年春正月寔来
左氏曰：「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
刘氏曰：非也。州公如曹，如知其国有难，必不如曹矣。假令度其国危而遂不复，方其来朝，犹是州公尔，何得不言乎？盛伯来奔，寔太子也。徒君以诸侯逆之，遂以盛伯书。此亲左氏义，岂尝顾盛太子不复其国、夺其伯爵哉？则州公既行朝礼矣，何以独不书朝？夫公之与州公亢朝礼，犹与盛太子亢诸侯礼也。盛太子以公故，故书盛伯。州公岂不得以公故，故书朝邪？且盛伯不复其国，州公亦不复其国。其不复国也均，而一子一夺焉，可以信左氏之说非也。叶氏曰：州公以其国危，遂留于曹而不复，则固已失地矣，安复自曹朝我乎？愚谓经凡来朝者，必书曰「朝」，所以存事实而使后世据事见义也。若变乱其名实，则后世何所据哉？
公羊曰：「寔来者，何？犹曰是人来也。孰谓？谓州公也。曷为谓之寔来？慢之也。曷为慢之？化我也。」
刘氏曰：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虽无礼，我可不敬乎？何故慢之？愚谓：假令鲁实慢之，但见慢于交际之时，史氏何得亦慢之？而简其文曰：「寔来乎」。
谷梁曰：「寔来者，是来也。何谓是来？谓州公也。其谓之是来何也？以其画我故，简言之。诸侯不以过相朝也。」案《春秋》惟诸侯朝天子，与大夫聘天子，诸侯无遂事尔。若州公实如曹，复过鲁，未可以遂事言也。谷梁不责州公之秋来鲁，而责其画我，不知礼矣。《春秋》岂有前年书州公如曹，而次年以「是来」续之之义乎？不惟无是书法，亦不可解也。
秋八月壬午大阅
公羊曰：“大阅者，何？简车徒也。何以书？盖以罕书也。”刘氏曰：“公羊以谓以罕书也。”何休曰：“三年简车谓之大阅，刺桓公忘武备也。”不知所谓罕者，入春秋今始一阅邪？谓桓公过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阅邪？若自入春秋今始一阅者，则非桓公忘武备，隠亦忘也。如此审为桓公过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阅，故得以罕书也。然必阅而后书之，假令桓公终身不阅，春秋遂不得书，则是与隠公无以辨也。又非必桓公终身不阅，春秋不得书，为可疑也。假令桓公初嵗一阅，终嵗又一阅，春秋书之，公羊必谓以书罕也，则未知中间罕乎？亦不罕乎？若谓罕，则中间无文以见；若谓不罕，则中间实未尝阅，此文之不通，难以强合者也。又何休所说简车徒有比年、三年、五年之目，在桓公之世独阅以罕书，是明比年、五年俱不罕也。桓公又非终不阅者也，今已阅之矣，直失其时耳。如此桓公之于武备，可谓忽忘乎？愚
【○】谓阅而不至于大阅，又阅而及时，皆《春秋》以为常事而不书者也。故《春秋》少见焉。今大阅而又失时，故书之也。因以为罕，不亦缪乎？
谷梁曰：“大阅者，何？简兵车也。修教明谕，国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为崇武，故谨而日之。盖以观妇人也。”
刘氏曰：「非也，但曰大阅，安知观妇人乎？」叶氏曰：「安有观妇人而崇武者乎？」
蔡人杀陈佗
公羊曰：「陈佗者，何？陈君也。陈君则曷为谓之陈佗？絶也。曷为絶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乎蔡。蔡人杀之。」
刘氏曰：非也。蔡人者，讨贼之辞也。佗本篡，故以讨贼之辞言之，犹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楚人杀陈夏征舒等也。佗虽自君，内不为国人所附，是以异于商人，而不得以逾年例言也。公羊失其事实，聊为设罪端耳。愚案：陈佗果非弑君，又以为陈君以淫而见杀于蔡，经犹当书曰「蔡人杀陈侯佗」，今以讨贼之辞书，则公羊所以淫者，见前无事，始造事以实之耳，非有所据也。
谷梁曰：「陈佗者，陈君也。其曰『陈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称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陈侯憙猎，淫猎于蔡，与蔡人争禽。蔡人不知其是陈君也，而杀之。何以不知其是陈君也？两下相杀，不道。其不地于蔡也。」
谷梁谓陈侯争禽见杀，亦公羊淫于蔡之意。然又谓匹夫行，故匹夫称
译鲁桓公六年春季正月，州公前来。
左氏说：“州公从曹国来朝见，经文记载为‘寔来’，是因为他不再返回自己的国家。”
刘氏说：“不对。州公前往曹国，如果知道他的国家有危难，必定不会去曹国。假如他估计国家危亡而决定不再回去，当他来朝见时，他仍然是州公，为什么经文不称他为州公呢？盛伯来奔逃，他是太子。仅仅因为他是国君，诸侯以对待诸侯的礼节迎接他，于是经文以‘盛伯’来记载。这是亲近左氏的义理，难道曾考虑到盛太子不再返回国家、被剥夺伯爵爵位吗？那么州公既然已经行了朝见之礼，为什么唯独不记载‘朝’呢？国君与州公行朝见之礼，就像与盛太子行诸侯之礼一样。盛太子因为国君的缘故，所以记载为‘盛伯’。州公难道不能因为国君的缘故，所以记载为‘朝’吗？况且盛伯不再返回国家，州公也不再返回国家。他们不再返回国家的情况相同，却一个被记载为子爵，一个被剥夺爵位，这足以证明左氏的说法是错误的。”叶氏说：“州公因为他的国家危亡，于是留在曹国不再回去，那么他本来就已经失去土地了，怎么还能从曹国来朝见我们呢？我认为经文凡是来朝见的，必定记载为‘朝’，这是为了保存事实，使后世根据事实来领会义理。如果改变名称和实际，那么后世依据什么呢？”
公羊说：“‘寔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来了。指的是谁？指的是州公。为什么称他为‘寔来’？是轻慢他。为什么轻慢他？因为他教化了我们（指鲁国）。”
刘氏说：“不对。君子严格要求自己而宽厚地责备别人，别人即使无礼，我们可以不恭敬吗？为什么要轻慢他？我认为：假如鲁国确实轻慢他，也只是在交际之时表现出轻慢，史官怎么能也轻慢他，而简化文字说‘寔来’呢？”
谷梁说：“‘寔来’，就是‘是来’。什么是‘是来’？指的是州公。为什么称他为‘是来’？因为他斜穿我国，所以简化记载。诸侯不应该因为私事而互相朝见。”查考《春秋》，只有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大夫聘问天子，诸侯没有因为私事而行动的情况。如果州公确实前往曹国，又路过鲁国，不能用私事来解释。谷梁不责备州公秋天来鲁国，却责备他斜穿我国，是不懂礼制。《春秋》哪有前年记载州公前往曹国，而次年用‘是来’接续的意义呢？不仅没有这样的书法，也无法解释。
秋季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公羊说：“大阅兵是什么意思？是检阅兵车步兵。为什么记载？大概是因为很少记载。”刘氏说：“公羊认为是因为很少记载才记录的。”何休说：“每三年检阅兵车叫做‘大阅’，这是讽刺桓公忘记了武备。”不知道所谓‘很少’，是指进入春秋时期至今才第一次阅兵吗？是说桓公超过了三年之期才第一次阅兵吗？如果自进入春秋时期至今才第一次阅兵，那么不是桓公忘记武备，隐公也忘记了。如果确实是因为桓公超过了三年之期才第一次阅兵，所以用‘很少’来记载。但必须阅兵才记载，假如桓公终身不阅兵，春秋就不记载，那么这就和隐公无法区分了。又并非一定是桓公终身不阅兵，春秋就不记载，这是可疑的。假如桓公年初阅兵一次，年末又阅兵一次，春秋记载了，公羊必定说是因为很少记载，那么就不知道中间是很少呢？还是不很少呢？如果说很少，那么中间没有文字来显示；如果说不很少，那么中间实际上未曾阅兵，这是文意不通，难以强行附会的。又是何休所说的检阅兵车有每年、每三年、每五年之说，在桓公时代唯独因为很少而记载，这明确说明每年、每五年都不算很少。桓公又不是终身不阅兵的，现在已经阅兵了，只是错过了时机罢了。像这样桓公对于武备，可以说疏忽忘记了吗？
【○】我认为阅兵而达不到大阅兵的程度，又阅兵而及时，都是《春秋》认为是常事而不记载的。所以《春秋》很少见到记载。现在举行大阅兵而又错过了时机，所以记载它。因此认为很少，不也是错误的吗？
谷梁说：“大阅兵是什么意思？是检阅兵车。修明教化，明确告诫，是国家的大道。在和平时期修习军事，是不正当的。记载日期，是因为推崇武力，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大概是为了观察妇女。”
刘氏说：“不对，只说大阅兵，怎么知道是为了观察妇女呢？”叶氏说：“哪有观察妇女而推崇武力的呢？”
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公羊说：“陈佗是谁？是陈国的国君。是陈国国君为什么称他为陈佗？是断绝他。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卑贱。他卑贱怎么样？在外淫乱。在哪里淫乱？在蔡国淫乱。蔡国人杀死了他。”
刘氏说：“不对。蔡国人，是讨伐贼人的说法。陈佗本是篡位，所以用讨伐贼人的说法来记载，就像卫国人杀死州吁，齐国人杀死无知，楚国人杀死陈夏征舒等一样。陈佗虽然自称为君，在国内不被国人所依附，所以不同于商人，不能按照逾年称君的惯例来说。公羊失去了事实，只是随意设定罪状罢了。我认为：陈佗如果不是弑君，又认为是陈国国君因淫乱而被蔡国人杀死，经文还应当记载为‘蔡人杀陈侯佗’，现在用讨伐贼人的说法记载，那么公羊所说的淫乱，是因为前面没有事情，才开始编造事情来充实它，并不是有所依据的。”
谷梁说：“陈佗，是陈国国君。为什么称‘陈佗’？因为他行同平民，所以用平民的名称称呼他。他行同平民，怎么样？陈侯喜欢打猎，在蔡国淫猎，与蔡国人争夺猎物。蔡国人不知道他是陈国国君，而杀死了他。为什么不知道他是陈国国君？两方互相残杀，不合道义。不记载在蔡国，是因为……”
谷梁认为陈侯争夺猎物被杀，也是公羊所说在蔡国淫乱的意思。然而又说行同平民，所以用平民的名称称呼他。
者，尤非也。夫齐襄、文姜之淫乱，可谓匹夫行矣。齐襄何以称侯而不名乎？及其被弑，何以曰弑其君诸儿乎？又陈侯、郑伯逃盟，▯谓其有匹夫之行矣，又何以称陈侯、郑伯而不名乎？谷梁及两下相杀不道，而因知蔡人不知其是陈君，则凡谷梁之考事，皆非有据，而揣摩臆度可知矣。
译这样，尤其是不对的。齐襄公、文姜的淫乱，可以说是匹夫的行为了。齐襄公为什么称侯而不称名呢？等到他被杀，为什么说杀了他的国君诸儿呢？又有陈侯、郑伯逃避盟约，〇认为他们有匹夫的行为，又为什么称陈侯、郑伯而不称名呢？《谷梁传》认为两方地位相等的人互相杀害是不合道义的，从而推断蔡人不知道那是陈国的国君，那么凡是《谷梁传》考证史事，都没有依据，只是揣测臆断罢了。
秋九月丁夘子同生
左氏曰：九月丁夘，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徳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隠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日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案申繻之对，非春秋本义，不録。其曰：“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本诸侯生子之常礼。读春秋者，因以为子同生之本义，则误矣。辨见或问。
公羊曰：「子同生，者孰谓？谓庄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乆无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诸以病桓欤？」
刘氏曰：「以为感隠桓之祸，故以喜书，不亦浅近乎？」
谷梁曰时曰同乎人也
据左氏名同之意，则不然。谷梁又于名上生义。当桓公之命名也，岂预知文姜之乱，而为此名以待之乎？设使庄公时有此语，亦里巷之辞。孔子安得縁此而书之乎？
冬纪侯来朝
左氏曰：「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叶氏曰：『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则鲁葢与谋矣。鲁谋纳纪女于王，正齐之故，以为公不能者误也。』」
七年春焚咸丘
公羊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以言乎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
刘氏曰：非也。案《公羊》凡书内取邑，苟不系乎国，释归之邾娄，今此亦其比也。又案邾人执鄫子，用之；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诸若此类，不仁之甚者，《春秋》明书之，不使文乱实。若诚火攻人君，应书曰「伐咸丘，焚之」，与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焚咸丘」，而无兵戈之意，安知不为火田乎？又《公羊》解取邿等曰：「讳亟也。」然则彼为亟，故不系国；此为君存，亦不系国。亟于取邑，恶之小也；焚人之邑，恶之大也。文不足以相起，而实相乱，未可谓善为《春秋》。
谷梁曰：「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果疾，火攻乃疾，鲁耳？何得不言邾乎？缪与公羊同，而其为说则异。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左氏曰：「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
刘氏曰：「非也。谷伯爵，邓侯爵，侯伯之爵，岂小哉？先王制礼，不敢遗小国之臣，岂尝恶其僻陋而贱之哉？此非春秋之意也。」
公羊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
刘氏曰：非也。若实失地，何故称朝？且朝者，施于有国者、有家者。《春秋》不以礼假人，如之何其以为朝也？又诸侯失地者，必名温子、谭子、▯子是也。叶氏曰：失地之君，凡来奔于我者皆是也。何尝以其贵而以朝礼接之？独见于二君乎？朝不朝，在彼。其实不朝，虽以贵者待之，安可以言朝？使其实朝，虽不以贵者待之，安可不言朝？盖失地之君，有以奔来而不能朝者，有不以奔来而能朝者，各以其实尔。
谷梁曰：「其名，何也？失国也。失国，则其以朝言之，何也？尝以诸侯与之接矣。虽失国，弗损吾异日也。」
君举陈氏曰：「案左氏，桓九年，巴子告于楚，请与邓通好。庄六年，楚子伐申，过邓，邓侯享之。十六年，灭邓。今不见灭邓事迹，公谷失地之君，非是。」
八年春正月己夘烝
公羊》曰：「疏则怠，怠则忘，士不及兹四者，则冬不裘，夏不葛。」
此说近理但无所属不録
冬十月雨雪
公羊》曰：「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不时也。」
公羊亦多用夏正，但不明言耳。此谓不时，不知其指
译秋季九月丁夘日，子同出生。
左氏说：九月丁夘日，子同出生。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来举行仪式，用大牢之礼接待，占卜选士背负他，士的妻子哺乳他。鲁桓公与文姜及宗族妇女为他命名。桓公向申繻询问名字，申繻回答说：“命名有五种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出生时的情况命名叫信，用德行命名叫义，用类别命名叫象，取之于物叫假，取之于父亲叫类。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隐疾名，不用畜牲名，不用器币名。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所以用国名就会废黜国名，用官名就会废黜官职，用山川名就会废黜主祭，用畜牲名就会废黜祭祀，用器币名就会废黜礼仪。晋国因僖侯废黜了司徒，宋国因武公废黜了司空，先君献公、武公废黜了两座山。因此，重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桓公说：“他出生时，与我同物。”于是给他取名叫同。
按申繻的回答，并非《春秋》的本义，不予收录。其中说：“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来举行仪式，用大牢之礼接待，占卜选士背负他，士的妻子哺乳他，桓公与文姜及宗族妇女为他命名。”这本是诸侯生子的常规礼仪。读《春秋》的人，因此认为这是子同出生的本义，那就错了。辨析见《或问》。
公羊说：“子同出生，指的是谁？指的是庄公。为什么说子同出生？是喜悦有了正统继承人。以前没有说过喜悦有了正统继承人的，这里说喜悦有了正统继承人，为什么呢？因为很久没有正统继承人了。”子公羊子说：“这大概是因为痛恨桓公吧？”
刘氏说：“认为这是感念隐公、桓公的祸患，所以用‘喜’字记载，不也太浅近了吗？”
谷梁说：“当时说同，是合乎人情的。”
根据左氏关于名字为同的意思，则不然。谷梁又在名字上生出意义。当桓公命名时，难道预知文姜的祸乱，而取这个名字来等待她吗？假使庄公时有此语，也是里巷的言辞。孔子怎能据此而记载呢？
冬季，纪侯来朝见。
左氏说：“冬季，纪侯来朝见，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好。桓公说不能。”叶氏说：“八年，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那么鲁国大概参与了谋划。鲁国谋划将纪国女子纳入王室，是为了纠正齐国的缘故，认为桓公不能，是错误的。”
七年春季，焚烧咸丘。
公羊说：“焚烧是什么意思？是砍柴。砍柴是什么意思？是用火攻击。为什么说用火攻击？是痛恨开始用火攻击。咸丘是什么？是邾娄的城邑。为什么不连属邾娄？是把它当作国家。为什么把它当作国家？因为国君在那里。”
刘氏说：不对。按《公羊传》凡是记载鲁国夺取城邑，如果不连属国家，就解释为归还给邾娄，现在这也是这类情况。又按邾人逮捕鄫子，把他杀了；蔡人、卫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夺取了它。诸如此类，不仁德到了极点，《春秋》明确记载，不让文辞混乱事实。如果真是用火攻击人君，应该记载为“攻打咸丘，焚烧它”，与攻打戴国的文辞相符。现在只说“焚烧咸丘”，而没有兵戈的意思，怎么知道不是用火狩猎呢？又《公羊传》解释夺取邿等说：“是避讳频繁。”那么那是频繁，所以不连属国家；这是国君在，也不连属国家。频繁夺取城邑，是较小的恶；焚烧别人的城邑，是较大的恶。文辞不足以相互引发，而事实相互混乱，不能说是善于解释《春秋》。
谷梁说：“为什么不说是邾国的咸丘呢？是痛恨他们用火攻击。”
如果真的痛恨，用火攻击就痛恨鲁国吗？为什么不提邾国呢？谬误与公羊相同，但他们的说法不同。
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左氏说：“谷伯、邓侯来朝见，写名是轻视他们。”
刘氏说：不对。谷伯爵，邓侯爵，侯伯的爵位，难道小吗？先王制定礼仪，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难道曾经厌恶他们偏僻简陋而轻视他们吗？这不是《春秋》的意思。
公羊说：“都为什么写名？是失去土地的君主。他们称朝见是什么意思？尊贵者没有后代，用最初的礼节对待他们。”
刘氏说：不对。如果真是失去土地，为什么称朝见？况且朝见，是施于有国家的人、有家的人。《春秋》不把礼仪假借给人，怎么能认为他们是朝见呢？又诸侯失去土地的，一定写名，如温子、谭子、〇子就是这样。叶氏说：失去土地的君主，凡是来投奔我们的都是。何曾因为他们尊贵而用朝见的礼节接待他们？唯独见于这两位君主吗？朝不朝，在于他们。其实不朝，虽然用尊贵者对待他们，怎么能说朝见呢？如果其实朝见，虽然不用尊贵者对待他们，怎么能不说朝见呢？大概失去土地的君主，有投奔而来不能朝见的，有不投奔而来能朝见的，各按实际情况罢了。
谷梁说：“写名，是什么意思？是失去国家。失去国家，那么用朝见来说，是什么意思？曾经用诸侯的礼节与他们交往。虽然失去国家，不损害我以后的区别。”
君举陈氏说：“按左氏，桓公九年，巴子告诉楚国，请求与邓国通好。庄公六年，楚子攻打申国，经过邓国，邓侯宴请他。十六年，灭掉邓国。现在不见灭邓的事迹，公羊、谷梁所谓失去土地的君主，不是这样。”
八年春季正月己夘日，冬祭。
公羊说：“疏远就懈怠，懈怠就遗忘，士人不及这四者，那么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穿葛布。”
这种说法近于情理，但没有所属，不予收录。
冬季十月，下雪。
公羊说：“为什么记载？是记载异常。什么异常？是不合时宜。”
公羊也多用夏正，只是不明确说出来罢了。这里说不合时宜，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
左氏曰礼也
大夫无遂事而左氏以为礼
公羊曰：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为媒，可则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
刘氏曰：「公羊谓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非也。祭公来鲁，鲁非婚家也，称使何伤？又不称主人者，岂确论乎？」愚案：此为遂事立辞，非以婚礼不称主人而不称使也。其曰「成使乎我而称遂」，则是遂事为当然也。经称「王后」，亦文法当然。使不称「王后」，则不知所逆者为谁？王者固无外。经称「王后」，未有无外之意也。
谷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庙之大事即谋于我，故弗与使也。」遂继事之辞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无外，王命之则成矣。」
案宗庙大事，固不可谋于我，而遂往逆，然不以此而弗与使也。弗与使，抑▯予夺之说也。天子虽无外，然娶后之礼，亦有渐，岂有王命则成之理乎？
三传辨疑卷三
<经部,春秋类,三传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四
元 程端学 撰
桓公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左氏曰：「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
孙氏曰：「若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则襄公十有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而不书，齐姜归于京师者，岂齐女之不行哉？」叶氏曰：「周王见于鲁史者凡七，而书逆后者才二，祭公来以前谋于我，故书。传但见此三书，遂以为例。然则刘夏逆王后何以不书？而庄▯记原庄公逆王后于陈，宣传记召桓公逆王后于齐，何以不书哉？」
公羊曰：其辞成矣？则其称纪季姜何？自我言，纪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
此▯畧近之，然不过训诂云尔，其于本义无所发明。
谷梁曰为之中者归之也
此▯于经何所发明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左氏曰：「冬，曹太子来朝，賔之以上卿礼也。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太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刘氏曰：「左氏曰：『賔之以上卿礼也。』然则传书鲁之得礼，非言曹也。杜又云：『诸侯之嫡子未誓于天子，而摄其君，则以皮帛继子男。』此周礼文也。然则杜以曹世子为得礼矣？非也。周礼称子男者，诸侯朝天子，有时不得后其期，故老疾者使世子摄已事而往，其位继子男之后而见天子，急述职也。诸侯间于王事，则相朝，朝本无时。曹伯虽有疾，何急于朝鲁，而使世子摄哉？是欲使其子伉诸侯之礼也，审矣。何可谓之礼？」
公羊曰：「诸侯来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则未知其在齐与曹与？」
何氏曰：「在齐者，世子光也。」愚谓：「齐世子光出防，与曹世子来朝事虽不同，其代父从政则一。而曹世子尤无义。春秋讥曹世子，则讥齐世子；讥齐世子，则讥曹世子。岂有未知其在齐在曹之理哉？」
谷梁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案当时，曹伯实使其子来朝，故春秋据实书之。不言使之例，安在哉？」其引尸子之说，据范氏解，似不悖理，然则辞晦莫甚焉。
十年秋公防卫侯于桃丘弗遇
卫侯期防而不至非
公羊曰：「其言弗遇何？公不见要也。」
既至而不见要也
谷梁曰：「弗遇者，何？志不相得也。弗内辞也。」
弗与不一义何得为内辞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左氏曰：「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
赵氏曰：「据左氏，鲁以周、班后郑，既是正礼，郑虽小恨，岂至兴师？即合当年结祸，岂有经五年之后，方合诸侯报此怨乎？愚谓左氏见『来战』之文，与其他所书『伐我』者
译左氏说这是合乎礼的。
大夫没有擅自行事的情况，而左氏却认为合乎礼。
公羊说：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婚礼不称主人。“遂”是什么意思？是生前之事。大夫没有擅自行事，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成全我的使命。如何成全我的使命？让我做媒，如果可行，就顺着这个使命前往迎娶。女子在她本国，称女子；这里称“王后”，是什么意思？因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其言辞已经完备了。
刘氏说：“公羊认为不称‘使’，是因为婚礼不称主人，这是不对的。祭公来到鲁国，鲁国并非婚家，称‘使’有什么妨害？又不称主人，难道是确切的论断吗？”我认为：这是为“遂事”设立辞例，并非因为婚礼不称主人而不称“使”。它说“成全我的使命所以称‘遂’”，那么“遂事”就是理所当然的。经文中称“王后”，也是文法上的必然。如果不称“王后”，那么不知道所迎娶的是谁？王者固然没有内外之分。经文中称“王后”，并没有体现无内外的意思。
谷梁说：“为什么不称‘使’呢？因为不认为他把宗庙的大事就谋划于我，所以不给予‘使’的称号。”“遂”是接续前事的辞例。它说“遂迎娶王后”，所以省略了。有人说：“天子没有内外，王命一下就成了。”
我认为宗庙大事，固然不可谋划于我，而随即前往迎娶，但不应因此就不给予“使”的称号。不给予“使”的称号，不过是予夺的说法罢了。天子虽然没有内外，但娶后的礼仪，也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哪有王命一下就成了的道理呢？
三传辨疑卷三
<经部,春秋类,三传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四
元 程端学 撰
桓公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左氏说：“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
孙氏说：“如果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那么襄公十五年，刘夏从齐国迎娶王后却不记载，齐姜归于京师的，难道是齐女没有出嫁吗？”叶氏说：“周王出现在鲁史中一共七次，而记载迎娶王后的只有两次，祭公来以前谋划于我，所以记载。传文只看到这三处记载，就把它当作惯例。那么刘夏迎娶王后为什么不记载？而庄公从陈国迎娶王后，传文记载召桓公从齐国迎娶王后，为什么不记载呢？”
公羊说：其言辞已经完备了？那么称“纪季姜”是什么意思？从我的角度说，纪国父母对于女儿，虽然做了天子的王后，仍然说我们的季姜。
这大致接近，然而不过是训诂罢了，对于本义没有阐明。
谷梁说：为中间人撮合的，称“归”。
这对于经文有什么阐发呢？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左氏说：“冬天，曹太子来朝见，用接待上卿的礼仪接待他。宴请曹太子，初次献酒时音乐奏响而他叹息。施父说：‘曹太子恐怕有忧患吧？这不是叹息的地方。’”刘氏说：“左氏说：‘用接待上卿的礼仪接待他。’那么传文记载的是鲁国合乎礼，并非说曹国。杜预又说：‘诸侯的嫡长子没有向天子誓告，而代理君位，就用皮帛继子男之位。’这是周礼的条文。那么杜预认为曹世子合乎礼吗？不对。周礼称子男，是指诸侯朝见天子，有时不能推迟期限，所以老病的人派世子代理事务前往，他的位次在子男之后而朝见天子，是为了紧急述职。诸侯之间在王事之外，互相朝见，朝见本来没有固定时间。曹伯虽然有病，何必急于朝见鲁国，而派世子代理呢？这是想让他儿子承受诸侯的礼仪，很明显了。怎么能说是合乎礼呢？”
公羊说：“诸侯来叫朝，这是世子，为什么说朝？春秋有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的，那么不知道是在齐国还是曹国？”
何氏说：“在齐国的是世子光。”我认为：“齐世子光出防，与曹世子来朝见事情虽然不同，但代替父亲从政则是一样的。而曹世子尤其不合道义。春秋讥讽曹世子，也就讥讽齐世子；讥讽齐世子，也就讥讽曹世子。哪有不知道是在齐国还是在曹国的道理呢？”
谷梁说：“朝见不称‘使’，称‘使’是不正的。”尸子说：“自己多合乎道，考察当时情况，曹伯确实派他的儿子来朝见，所以春秋据实记载。不称‘使’的惯例，在哪里呢？”他引用尸子的说法，依据范氏的解释，似乎不违背情理，然而言辞晦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十年秋公防卫侯于桃丘弗遇
卫侯约定在桃丘相防却不到，不对。
公羊说：“为什么说‘弗遇’？公没有被要挟。”
已经到达却没有被要挟。
谷梁说：“‘弗遇’是什么意思？志向不相投合。‘弗’是不给予的辞例。”
不给予与不是一义，怎么能作为不给予的辞例呢？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左氏说：“冬天，齐、卫、郑来在郎地作战，我有理由。”起初，北戎危害齐国，诸侯救援齐国，郑公子忽有功。齐人馈赠诸侯，让鲁国排在后面，鲁国按照周朝的班次排在郑国后面，郑人愤怒，向齐国请求军队，齐人用卫国的军队帮助他们，所以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的王爵。
赵氏说：“根据左氏，鲁国按照周朝班次排在郑国后面，既然是正礼，郑国虽然小恨，难道至于兴师？即使当年结下祸端，哪有经过五年之后，才联合诸侯报复此怨的呢？我认为左氏看到‘来战’的文字，与其他所书‘伐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