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辨疑卷九
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则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五石六鹢，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
译这是月食。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是在晦日。既然是晦日，为什么不直接写“晦”？因为《春秋》不记载晦日。如果朔日有大事发生就记载晦日，即使有大事也不记载。为什么先说“六”而后说“鹢”？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这是记载所见之象。远看是六只，细看是鹢鸟，再仔细察看则是倒退着飞。五块陨石和六只鹢鸟，为什么记载下来？因为它们是异常现象。国外的异常现象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它们是周天子的后裔，所以记载异常现象。
啖氏曰：六鹢则是同月，若更不言是月，则似同日。公羊不达其意，遂妄为此説。且前后书晦多矣，曷为不书晦乎？孙氏曰：其言是月，不可再书正月也。刘氏曰：晦朔者，天之所有，取朔弃晦，何当于义乎？此乖伪之深者。又成十六年实书晦朔，晦朔之相发，犹首尾也，尚何言哉？愚谓记闻、记见，仅逮是月之说，皆亿度想像，不惟无益于经，而反害经防。夫石何必察之，然后知其五鹢？何必徐而察之，然后知其退飞哉？且齐、陈、郑灾皆书，何必特为王者后记异哉？
谷梁曰：「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六鹢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鶂，防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防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茍而已矣。石、鶂，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刘氏曰：「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与五石为一日，故分别之耳。」谷梁本以日月解经，因此以诬圣人，欲后世信之，岂实然乎？愚谓「耳治目治」之说，本承公羊「记闻记见」之意，而又益之以「散辞聚辞」者也。至无知而曰「防」，有知而「月」，穿凿附防衍其虚诞之辞于经，防何与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曰其称季友何贤也
辨见闵元年季子来归
谷梁曰：「大夫日卒，正也。称公弟叔仲贤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孙，疏之也。」
刘氏曰：「书季友云贤，则书仲遂，亦可谓贤乎？」东岳氏曰：「前此公子友见经者多矣，悉无称字者，死何独贤乎？若以时君贤之故，史字之，则公子彄卒，隠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是隠公贤彄也，何以不字之乎？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帛，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最贤矣，亦何以不字之乎？」愚谓：「史法当称公子则称公子，当称公孙则称公孙，当称大夫则称大夫，何有不言公子、公孙为疏之哉？」
冬，十有二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曰：「谋鄫，且东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
案城鄫之事，经所不书，故知左氏妄也。谋鄫亦未可信。
谷梁曰兵车之防也
十有七年夏灭项
左氏曰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左氏见公在防，而夫人防桓，又在灭项之下，又疑公至之迟，故附防此説。若公在防，而大夫灭项，齐桓讨而止公，则齐桓失刑矣。辨又见下方。
公羊曰：「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絶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谷梁曰：「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项，国也，不可灭而灭之乎？桓公知项之可灭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灭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絶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啖氏曰：案其文义，乃是鲁韩，岂可为齐韩而鲁自取恶乎？齐桓虽贤，灭项非合义，何得为讳乎？刘氏曰：公羊谓桓公灭之，非也。桓公虽信贤，岂灭人哉？且桓公既已功高天下，而威震主矣，又戕人灭人，此《春秋》所恶也，而反为之讳，是开有功者得横行天下而无忌惮也。陈岳氏曰：凡书外事，各言其国；内事不言我，盖《春秋》鲁史故也。外书则齐师灭谭、齐人灭遂之类是也；内事则取鄟、取邾之类是也。未有书外事不言其国，未有书内事言鲁者，盖言国以别内也。茍书内曰鲁，何以为鲁史也？康侯胡氏曰：案《左氏》淮之防，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然则灭项者鲁也。二传以为桓公灭之，孰信乎？考于经，未有书外灭而不言国者，如齐师灭谭是也；未有书
译啖氏说：六只鹢鸟是同一个月的事，如果不再说“是月”，就似乎是在同一天。《公羊传》不明白这个意思，于是胡乱做出这种解说。况且前后记载晦日的很多，为什么不记载晦日呢？孙氏说：既然说了“是月”，就不能再写“正月”了。刘氏说：晦日和朔日，是天上自然有的，选取朔日而舍弃晦日，这符合什么义理呢？这是极其乖谬虚伪的。又成公十六年确实记载了晦日和朔日，晦日和朔日的相互发明，就像首尾一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认为《公羊传》所谓“记闻”、“记见”，以及仅仅达到“是月”的说法，都是猜测想象，不仅对经文没有益处，反而损害了经文的法度。难道一定要仔细察看，才知道是五块石头吗？难道一定要慢慢察看，才知道它们是退着飞吗？况且齐、陈、郑的灾异都记载了，为什么特意为了王者之后才记载异象呢？
《谷梁传》说：“先说陨落而后说石头，为什么呢？是先陨落而后成为石头。在宋国四境之内，称为宋，这是后来分散的言辞罢了。这是治理的结果。‘是月’，就是决断不记日子而记月份。六只鹢鸟退着飞，飞过宋国都城，这是先聚集的言辞。这是目治的结果。孔子说：石头，是没有知觉的东西；鹢鸟，是有知觉的东西。石头没有知觉，所以记日子；鹢鸟有知觉，所以记月份。君子对于事物，没有不谨慎对待的。石头、鹢鸟，尚且用尽言辞，何况是人呢？所以五块石头、六只鹢鸟的言辞如果不设立，那么王道就不能显扬了。民众聚集的地方叫做都城。”
刘氏说：“说‘是月’，是因为宋国没有报告日子，担心与五块石头是同一天，所以分别说明罢了。”《谷梁传》本来用日月来解释经文，因此诬蔑圣人，想让后世相信，难道真是这样吗？我认为“耳治目治”的说法，本来承接《公羊传》“记闻记见”的意思，而又增加了“散辞聚辞”的说法。至于说没有知觉却说“防”，有知觉而“月”，穿凿附会，在经文中衍生出虚妄荒诞的言辞，有什么益处呢？
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
《公羊传》说：称他为季友，是赞美他贤德。
辨析见闵公元年“季子来归”。
《谷梁传》说：“大夫去世记日子，是正礼。称公弟叔仲，是赞美他贤德。大夫不称公子、公孙，是疏远他。”
刘氏说：“记载季友说是贤德，那么记载仲遂，也可以说是贤德吗？”东岳氏说：“在此之前公子友出现在经文中很多，都没有称字的，死后为什么独独称他贤德呢？如果因为当时国君认为他贤德，所以史官称他字，那么公子彄去世，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葬礼加一等。’这是隐公认为彄贤德，为什么没有称他字呢？季文子去世，大夫入内收敛，国君在位，宰官准备家器作为丧葬准备，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粟米的马，没有收藏金玉丝绸，没有重器，完备君子之道，所以知道季文子对公室的忠诚，最贤德了，为什么也没有称他字呢？”我认为：“史法应当称公子就称公子，应当称公孙就称公孙，应当称大夫就称大夫，哪里有不称公子、公孙就是疏远他的道理呢？”
冬天，十二月，鲁公在淮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
《左传》说：“谋划鄫地，并且向东开拓。”修筑鄫城，役夫生病。有人夜里登上山丘呼喊说：“齐国有动乱。”没有完成筑城就回来了。
考察修筑鄫城的事，经文中没有记载，所以知道《左传》是妄说的。谋划鄫地也不可信。
《谷梁传》说：这是兵车之会。
十七年夏，灭项。
《左传》说：齐人认为是讨伐而阻止了鲁公。
《左传》看到鲁公在会盟，而夫人桓在灭项之下，又怀疑鲁公到达得晚，所以附会了这个说法。如果鲁公在会盟，而大夫灭项，齐桓公讨伐而阻止鲁公，那么齐桓公就失刑了。辨析又见下方。
《公羊传》说：“谁灭的？齐国灭的。为什么不说是齐国灭的？为桓公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这是灭人国家，为什么贤德呢？君子厌恶恶人，疾恨其开始；喜爱善人，乐于其终结。桓公曾经有继绝存亡的功劳，所以君子为他避讳。”
《谷梁传》说：“谁灭的？桓公。为什么不说是桓公？为贤者避讳。项，是国家，不可以灭而灭了吗？桓公知道项可以灭，而不知道自己不可以灭。已经灭了别人的国家，还说什么贤德呢？君子厌恶恶人，疾恨其开始；喜爱善人，乐于其终结。桓公曾经有存亡继绝的功劳，所以君子为他避讳。”
啖氏说：考察其文义，乃是鲁国灭的，怎么能为齐国避讳而让鲁国自取恶名呢？齐桓公虽然贤德，灭项不符合义理，怎么能避讳呢？刘氏说：《公羊传》说桓公灭的，不对。桓公虽然确实贤德，难道会灭人国家吗？况且桓公已经功高天下，而威震君主了，又杀害人灭人国家，这是《春秋》所厌恶的，反而为他避讳，这是开启有功者得以横行天下而无所忌惮。陈岳氏说：凡是记载外事，各说其国；内事不说我，大概是《春秋》是鲁国史官的缘故。外事记载如齐师灭谭、齐人灭遂之类；内事记载如取鄟、取邾之类。没有记载外事不说其国的，没有记载内事说鲁的，大概是说国以区别内外。如果内事说鲁，怎么还是鲁国史官呢？康侯胡氏说：考察《左传》淮地会盟，鲁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那么灭项的是鲁国。两传认为是桓公灭的，谁可信呢？考察经文，没有记载外灭而不说国的，如齐师灭谭是也；没有记载
内取而直言鲁者，如取鄟、取邾、取鄫是也。由此知项为鲁所灭无疑矣。李氏曰：《春秋》以示劝戒，诸侯征伐，苟推王命而行之，可也。此灭国也，《春秋》复从而讳之，又何以垂教扵后哉？凡经言执者皆讥也，桓执陈涛涂犹备书之，况灭国而为之讳乎？济川何氏曰：寻《春秋》为贤者讳，独出于公谷。案灭谭、灭遂、迁阳，尽桓为也，则辞穷故遁为之辞。
译在鲁国境内夺取并直书“鲁”字的，如夺取鄟、夺取邾、夺取鄫就是这样。由此可知项是被鲁国所灭，无疑了。李氏说：《春秋》用来显示劝善惩恶，诸侯征伐，如果推奉王命而实行，是可以的。这是灭国，《春秋》反而为之隐讳，又怎么能为后世留下教化呢？凡是经文中说“执”的都是讥刺，桓公执陈涛涂尚且详细记载，何况灭国却为之隐讳呢？济川何氏说：推寻《春秋》为贤者隐讳，唯独出自《公羊传》和《谷梁传》。查考灭谭、灭遂、迁阳，全是桓公所为，那么（桓公）理屈词穷，所以遁辞为之掩饰。
秋夫人姜氏防齐侯于卞。九月，公至自防。
左氏曰：「秋，声姜以公故，防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防』，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
莘老孙氏曰：考之于经，无鲁侯见执之迹。春秋虽为鲁讳，亦不全没其事。若齐侯实尝执公，亦当异辞以见之。经无其辞，则左氏未可据也。愚谓夫人苟救公，则当亲至齐国，不应呼齐侯至鲁地而防之也。其为左氏附防，明矣。
冬十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
左氏曰：「十月乙亥，齐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
经书十二月乙亥卒，而左氏言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当以经为正。
谷梁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见矣。其不正之前见，何也？以不正入虚国，故称嫌焉耳。」
刘氏曰：「小白不正，卒不得书日。以其不正前见，故得书日也。重耳亦不正者，其不正前未尝见，则卒不当日，而日之何哉？」
十有八年夏师救齐
谷梁曰善救齐也
诸侯非王命擅兴师，安得直许善救齐乎？谓之彼善于此，可也。
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
左氏曰：「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
经书宋及齐战，而传言遂与宋战，是反经也，难以据矣。
公羊》曰：「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与伐而不与战，故言伐。」春秋伐者为客，受伐者为主。曷为不使齐主之？与襄公之征齐也。曷为与襄公之征齐？桓公死，竖刁、易牙争权，不葬，为是故伐之也。
啖氏曰：此战与伐各是一事，故不得连举也。又伐时，曹、卫、邾之国同之战则惟宋独战，事须先书伐也。公羊不知事迹，故穿凿耳。刘氏曰：公羊曰：「曷为不使齐主之？与襄公之征齐也，非也。」晋荀林父及楚子战于邲，宁可亦曰「与晋林父之征楚乎」？所异于晋者何哉？愚案：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公羊谓之「征齐」，亦非也。且宋及齐战，正以责宋，而曰与之，是党恶也。况《春秋》无褒乎？又诸侯五月而葬，齐桓去年十二月卒，宋襄正月即伐之，未可云不葬故伐之也。
谷梁曰：「战，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恶宋也。」
伐而战，则言伐、言战矣。客而为志乎战，则言及矣。谷梁谓“战不言伐，客不言及”，非也。
冬邢人狄人伐卫
左氏曰：「冬，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
案此事信否？未可知。但非本义，不取。
谷梁曰：「狄其称人，何也？善累而后进之。伐卫，所以救齐也。功近而徳远矣。」
陆氏曰：「案狄加人字以成文辞耳，不可谓邢人狄伐卫有何善乎？」刘氏曰：「春秋之法，内诸夏而外夷狄，恶其乗衅陷隙，必能为患。若进其功而善之，吾见祸以益多，忧以益长甚，非仲尼意也。」愚谓：「五月宋已败齐师，冬救之，无能为也。况伐齐者四国，何独伐卫哉？若邢狄借伐齐之辠以伐卫，则或有之。」
十有九年，鄫子防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左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徳。今一防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滛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赵氏曰：若然，则宋为恶首，邾虽诸侯，不当受其无道之命，然世卑力屈，辠犹轻于宋，经文当两讥之云。宋人使邾人，不当独辠邾也。若宋襄以仁义为己任，不重伤，不禽二毛，岂肯杀诸侯以祭▯祀乎？左氏见上文盟于曹南，又续云鄫子防盟于邾，以为宋公本召鄫子，鄫子来晚，故宋公回至邾，鄫子乃到，所以怒之。曽不知曹南之盟，自是大夫盟耳。若宋公路出于宋，何得路出于邾？殊为乖谬也。左氏叙子鱼谏云：今公一防而虐二国之君
译秋季，鲁桓公夫人姜氏在卞地设防抵御齐侯。九月，鲁桓公从卞地返回。
左氏说：“秋季，声姜因为鲁桓公的缘故，在卞地设防抵御齐侯。九月，鲁桓公返回，经文记载为‘至自防’，这是因为还有诸侯间的事务，并且为了避讳。”
莘老孙氏说：“考察经文，没有鲁侯被俘的记载。《春秋》虽然为鲁国避讳，也不会完全抹去事实。如果齐侯确实曾经俘获鲁侯，应当用不同的措辞来体现。经文没有这样的措辞，那么左氏的说法就不可依据了。我认为，夫人如果是要救鲁侯，就应当亲自到齐国去，不应该叫齐侯到鲁国境内来设防抵御。这显然是左氏附会编造的。”
冬季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
左氏说：“十月乙亥日，齐桓公去世。十二月乙亥日，齐国派人来报丧。辛巳日夜，举行殡礼。”
经文记载十二月乙亥日去世，而左氏说十月乙亥日去世，十二月乙亥日报丧，应当以经文为准。
谷梁说：“这里不纠正日期是什么意思呢？不纠正前面记载的日期，前面已经见过了。前面不纠正日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纠正‘入虚国’的记载，所以称其为嫌疑罢了。”
刘氏说：“小白即位不正，去世时不应记载日期。因为前面记载他不正，所以这里得以记载日期。重耳也是即位不正的，他的不正前面未曾记载，那么去世时就不应记载日期，这里记载日期又是为什么呢？”
十八年夏季，军队救援齐国。
谷梁说：“称赞救援齐国。”
诸侯没有王命擅自兴兵，怎么能直接称赞救援齐国呢？说那比这好，是可以的。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和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
左氏说：“齐国人将要拥立孝公，没能战胜四位公子的党徒，于是与宋国人交战。夏季五月，宋国在甗地打败齐军，拥立孝公后返回。”
经文记载宋国与齐国交战，而传文说于是与宋国交战，这是违背经文的，难以依据。
《公羊》说：“交战不记载‘伐’，这里记载‘伐’，为什么呢？宋公参与‘伐’而不参与‘战’，所以记载‘伐’。《春秋》中‘伐’的一方是客，受‘伐’的一方是主。为什么不让齐国做主呢？是赞同襄公征讨齐国。为什么赞同襄公征讨齐国？桓公去世，竖刁、易牙争权，不埋葬桓公，因此征讨他。”
啖氏说：“这次交战和‘伐’是两件事，所以不能连在一起说。而且‘伐’的时候，曹、卫、邾等国一同参与，交战时只有宋国单独交战，事情必须先记载‘伐’。公羊不了解事迹，所以穿凿附会。刘氏说：公羊说‘为什么不让齐国做主？是赞同襄公征讨齐国’，这是不对的。晋国荀林父和楚子在邲地交战，难道也可以说‘是赞同晋林父征讨楚国’吗？与晋国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孟子说：‘征，是上伐下；敌国之间不相征。’公羊称之为‘征齐’，也是不对的。而且宋国与齐国交战，正是为了责备宋国，却说赞同他，这是偏袒恶行。况且《春秋》没有褒奖吗？再说诸侯五月下葬，齐桓去年十二月去世，宋襄正月就征讨他，不能说是不埋葬所以征讨他。”
谷梁说：“交战，不记载‘伐’；客方，不记载‘及’。记载‘及’，是厌恶宋国。”
先‘伐’后交战，就记载‘伐’、记载‘战’了。客方而志在交战，就记载‘及’了。谷梁说“交战不记载‘伐’，客方不记载‘及’”，这是不对的。
冬季，邢国人、狄国人攻打卫国。
左氏说：“冬季，邢国人、狄国人攻打卫国，包围菟圃。卫侯把国家让给父兄子弟以及朝中众人，说：‘如果能治理好，燬请求跟随。’众人不同意，然后在訾娄驻军。狄军撤退。”
考察这件事是否可信？不可知。但这不是本义，不予采纳。
谷梁说：“狄称‘人’，为什么呢？称赞他积累德行然后进用他。攻打卫国，是为了救援齐国。功绩近而德行远。”
陆氏说：“考察狄加上‘人’字是为了凑成文辞罢了，不能说邢人狄人攻打卫国有什么善行。”刘氏说：“《春秋》的法度，亲近诸夏而疏远夷狄，厌恶他们乘隙而入，必然能造成祸患。如果进用他的功绩而称赞他，我看到祸患会更多，忧虑会更长，这绝不是仲尼的意思。”我认为：“五月宋国已经打败齐军，冬季去救援，无能为力。况且攻打齐国的有四国，为什么只攻打卫国呢？如果邢狄借攻打齐国的罪名来攻打卫国，那或许有这种情况。”
十九年，鄫子在邾地结盟。己酉日，邾人抓获鄫子并把他当作牺牲使用。左氏说：“宋公让邾文公在次睢之社用鄫子祭祀，想要以此使东夷归属。司马子鱼说：‘古代六畜不互相作为牺牲，小事不用大牲畜，何况敢用人呢？祭祀是为了人，人是民神的主宰。用人祭祀，谁会享用呢？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来使诸侯归属，义士还说德行浅薄。现在一次盟会就虐待两个国家的君主，又把他们献给淫昏的鬼神，想要以此称霸，不也很难吗？能死就是幸运了。’”
赵氏说：“如果这样，那么宋国是恶行的首犯，邾国虽然是诸侯，不应当接受他无道的命令，然而世代卑微力量屈弱，罪过比宋国轻，经文应当两方都讥讽。宋国人让邾国人，不应当只归罪于邾国。如果宋襄以仁义为己任，不重伤，不擒拿老人，怎么肯杀诸侯来祭祀呢？左氏看到上文盟于曹南，又接着说鄫子防盟于邾，认为宋公本来召见鄫子，鄫子来晚了，所以宋公回到邾地，鄫子才到，因此生气。完全不知道曹南之盟，本来是大夫结盟。如果宋公从宋国出发，怎么能从邾国出发呢？非常荒谬。左氏叙述子鱼劝谏说：现在公一次盟会就虐待两个国家的君主”
，且三月执滕子，六月乃用鄫子，而云一防，其伪可知矣。又云用之于次雎之社，以雎水在宋，故附防而为此説。据鄫子防盟于邾，何得至宋哉？三▯云社亿度之耳。刘氏曰：此大妄也。六月防于曹南，此自一防，是时虽有邾人，即非邾子。今此防盟于邾者，详验经文，是邾国自为盟防，鄫子徃参之，因见执耳，非向者曹南之盟也。若即防向者曹南之盟，应但云如防，实未尝盟，何得言防盟邾？又宋为伯主，而使邾子用鄫之君，辠乃在宋，不在邾也。杜氏以为不书宋使邾者，南面之君善恶自専，不得托之他命，非也。季姬使鄫子来朝，鄫子亦南面之君，春秋着季姬使之者，两见其恶也。今春秋亦云宋公使邾人执鄫子，用之，亦两见其恶，岂不可乎？以此推之，知宋公未尝使邾人执鄫子也。若宋公使邾人执鄫子，而春秋越宋理邾者，是谓首恶者不诛，而胁从者见讨也。春秋原心定辠，岂若是哉？
译况且三月拘捕滕子，六月才使用鄫子，却说这是同一次会盟，其伪造之处便显而易见了。又说在雎水旁的社庙使用鄫子，因为雎水在宋国境内，所以依附于防地而编造此说。依据鄫子在防地会盟于邾国，怎么能到达宋国呢？所谓“社”只是随意揣测罢了。刘氏说：这是极大的谬误。六月在曹国南部会盟，这自是一次独立的会盟，当时虽然有邾国人参与，但并非邾子。如今这次在邾国会盟，仔细查验经文，是邾国自行举行盟会，鄫子前往参加，因而被拘捕，并非先前曹南的那次盟会。如果就是先前曹南的盟会，应当只说“如防”，实际上并未结盟，怎么能说“防盟于邾”呢？又宋国作为霸主，却让邾子使用鄫国的国君，罪责在于宋国，不在邾国。杜氏认为不记载宋国派遣邾人，是因为面向南方的君主善恶皆由自己专断，不能推托给他人命令，这是不对的。季姬派遣鄫子来朝见，鄫子也是面向南方的君主，《春秋》记载季姬派遣他，是为了同时显露两人的恶行。如今《春秋》也记载宋公派遣邾人拘捕鄫子并使用他，也是同时显露两人的恶行，难道不可以吗？由此推论，可知宋公未曾派遣邾人拘捕鄫子。如果宋公派遣邾人拘捕鄫子，而《春秋》越过宋国去责罚邾国，那就是说首恶不被诛杀，而从犯却受惩处。《春秋》推究本心来定罪，难道会是这样吗？
公羊曰：「其言防盟何？后防也。恶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盖叩其鼻以血社也。」
案经言防盟，言来防而为盟耳，而传释为后防。经言用之，言为牲耳，而传释为用之于社。而又云叩其鼻以血社，既不依经为説，而又益以无稽之言。
谷梁曰：「防国之君，因邾以求，与之盟；人因已以求，与之盟。已迎而执之，恶之，故谨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案此説，上文近似，下文亦公羊之缪。
卫人伐邢
左氏曰：「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啖氏曰：「左氏甯庄之言，皆饰佞之辞也。」莘老孙氏曰：「邢之恶，何至于纣？而卫之有道，比于武王，左氏之诬甚矣。」东莱吕氏曰：「卫今伐邢，寻复灭之，使天有道，卫当益旱矣，安能致雨邪？甯庄缪妄谄谀之论，上误国家，下误卫主。雨自偶降，岂灭同姓之国能动天心邪？」存耕赵氏曰：「卫之伐邢，所以报也。天下无伯，诸侯相为报复而已。甯庄无以正救卫燬之恶，反欲饰辞以助其虐。旱岂为邢？雨岂为卫？左氏从而载之，世有亢旱为干封者，皆是説导之也。」
冬防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左氏曰：「陈穆公请脩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徳。冬，盟于齐，脩桓公之好也。」
存耕赵氏曰：案齐桓以误军之故，执其臣，侵伐其国，未尝有徳于陈也。陈穆公何为而无忘哉？愚谓齐桓攘夺楚，而四国与楚脩桓公之好，又不于他国而于齐，必无之理也。
梁亡
谷梁曰：「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恶正也；郑弃其师，恶其长也。此义不拂于经，特以其复而剰之耳。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谷梁曰南门者法门也
啖氏曰：「案南门者，城之南门耳，何用法门之説？」
夏郜子来朝
公羊曰：「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辞也。」赵氏曰：「经无异文，公羊无所据也。」刘氏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朝者，施于有国、有家之辞耳。又公羊以郜灭在春秋前，案春秋以来，且九十年矣，郜子失地，殆三世矣，犹能自归同姓，躬行朝礼，无乃少不近人情乎？」叶氏曰：「郜子来朝，与常文同，何以必其失地而不名乎？传与文十二年言「盛伯来奔」者，类推之，但见其同姓，皆以为兄弟辞，于经文实无据也。」
五月乙巳西宫灾
公羊曰：「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理或然也，然非本义。」
谷梁曰：「谓之新宫，则近为祢宫；以諡言之，则如疏之然。以是为闵宫也。」
赵氏曰：案经文谓之西宫，直是僖公之西宫耳，何闗闵宫乎？胡氏曰：若是闵宫，则明书新宫，不得谓之西宫也。此西宫盖鲁之别宫也。莘老孙氏曰：西宫，僖公所居之西宫，以其在西，故曰西尔。僖公继闵而立，若实闵宫，何妨言新宫乎？为其已久，何妨言闵宫乎？叶氏曰：公羊言诸侯三宫者是也。襄九年，穆姜薨于东宫，为其证。有东宫，则有西宫。穆姜，成公之母，宣公之妻也，故居于左。而杜氏误解以为太子宫，盖惑于东宫得臣之言也。存耕赵氏曰：天子六寝，后六宫；诸侯三寝，夫人三宫：曰东宫、西宫、中宫也。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
谷梁曰：「邢为主焉尔？邢小，其为主何也？其为主乎？救齐。」
啖氏曰：「邢虽小国，何妨为地主？谷梁妄云救齐，无所据。」
冬楚人伐随
左氏曰：「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鬭谷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已，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邦衡胡氏曰：汉东之国，随为大。春秋之初，已为大国，非楚之与国也。今楚人伐之，而左氏以为叛楚，非矣。盖自齐桓既没，中国无所统一，楚
译公羊传说：“经文说‘防盟’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后来在防地结盟。在哪里使用它？在社坛使用。在社坛使用它是怎么回事？大概是敲开牲牛的鼻子，用血祭社。”
按：经文说“防盟”，是说来到防地而结盟罢了，而传文解释为后来在防地。经文说“用之”，是说作为牺牲罢了，而传文解释为在社坛使用。而且又说敲开鼻子用血祭社，既不依据经文来解说，又增加了没有根据的话。
谷梁传说：“防国的国君，因为邾国请求而与他结盟；别人因为自己请求而与自己结盟。自己迎接并拘捕了他，厌恶他，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所谓‘用之’，就是敲开鼻子用血祭社。”
按：这种说法，上文近似，下文也是公羊传的谬误。
卫国人攻打邢国
左氏传说：“秋天，卫国人攻打邢国，是为了报复菟圃之战。这时卫国大旱，占卜是否祭祀山川，不吉利。甯庄子说：‘从前周朝饥荒，攻克殷商后年景丰收。现在邢国正行无道，诸侯没有霸主，上天或许是想让卫国讨伐邢国吧？’听从了他的意见。军队出发后下了雨。”
啖氏说：“左氏中甯庄子的话，都是粉饰奸佞的言辞。”莘老孙氏说：“邢国的罪恶，哪里到了商纣王的地步？而卫国的有道，比作周武王，左氏的诬蔑太严重了。”东莱吕氏说：“卫国现在攻打邢国，接着又灭掉了它，如果上天有道，卫国应当更加干旱，怎么能降下雨来呢？甯庄子荒谬狂妄、谄媚阿谀的言论，对上误导国家，对下误导卫国国君。雨是偶然降下的，难道灭掉同姓的国家就能感动天心吗？”存耕赵氏说：“卫国攻打邢国，是为了报复。天下没有霸主，诸侯互相报复罢了。甯庄子不能以正道挽救卫燬的恶行，反而想用粉饰的言辞助长他的暴虐。干旱是因为邢国吗？下雨是因为卫国吗？左氏跟着记载下来，世上有因亢旱而干封的，都是这种说法引导的。”
冬天，防地，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
左氏传说：“陈穆公请求与诸侯修好，以不忘记齐桓公的恩德。冬天，在齐地结盟，是修好桓公的友好关系。”
存耕赵氏说：按齐桓公因为误军的原因，拘捕了陈国的臣子，侵犯攻打陈国，未曾对陈国有恩德。陈穆公为什么说不忘记呢？我认为齐桓公攘夺楚国，而四国与楚国修好桓公的友好关系，又不与其他国家而在齐地结盟，这是没有道理的。
梁国灭亡
谷梁传说：“如果施加力役，湎不足道。”梁国灭亡，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我没有增加或减少什么，只是正名罢了。梁国灭亡，是指出恶正名；郑国抛弃军队，是厌恶它的长官。这个义理不违背经文，只是因为它重复而多余罢了。
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
谷梁传说：南门是法门。
啖氏说：“按南门就是城的南门，哪里用得着法门的说法？”
夏天，郜子来朝见
公羊传说：“郜子是谁？是失去土地的国君。为什么不称名？是兄弟的辞令。”赵氏说：“经文没有不同的文字，公羊传没有依据。”刘氏说：“如果是失去土地的国君，怎么能说朝见？朝见，是施用于有国、有家的辞令。而且公羊传认为郜国灭亡在春秋之前，按春秋以来，已经九十年了，郜子失去土地，大概三代了，还能自己归附同姓，亲身实行朝礼，未免不太合乎人情吧？”叶氏说：“郜子来朝见，与平常的文字相同，为什么一定认为他失去土地而不称名呢？传文与文十二年说‘盛伯来奔’，类推而已，只看到他们是同姓，都认为是兄弟的辞令，在经文中实在没有依据。”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公羊传说：“鲁子说：‘因为有西宫，也知道诸侯有三宫。’道理或许如此，但不是本义。”
谷梁传说：“称为新宫，就接近祢宫；用谥号来说，就像疏远一样。因此认为是闵宫。”
赵氏说：按经文称为西宫，只是僖公的西宫罢了，哪里关系到闵宫呢？胡氏说：如果是闵宫，就明确书写新宫，不能称为西宫。这个西宫大概是鲁国的别宫。莘老孙氏说：西宫，是僖公所住的西宫，因为它在西边，所以叫西。僖公继闵公而立，如果确实是闵宫，何妨说新宫呢？因为已经很久了，何妨说闵宫呢？叶氏说：公羊传说诸侯有三宫是对的。襄公九年，穆姜死在东宫，作为证据。有东宫，就有西宫。穆姜，是成公的母亲，宣公的妻子，所以住在左边。而杜氏误解为太子宫，大概是惑于东宫得臣的话。存耕赵氏说：天子有六寝，后有六宫；诸侯有三寝，夫人有三宫：叫东宫、西宫、中宫。
秋天，齐人、狄人在邢地结盟
谷梁传说：“邢国是主人吗？邢国小，它做主人为什么呢？它做主人吗？救齐。”
啖氏说：“邢国虽然是小国，何妨做地主？谷梁传妄说救齐，没有依据。”
冬天，楚人攻打随国
左氏传说：“随国率领汉东诸侯背叛楚国。冬天，楚国鬭谷于菟率领军队攻打随国，取得和解后返回。君子说：‘随国被攻打，是不量力。量力而动，过错就少了。’善败由自己，而由别人吗？《诗》说：‘难道不早晚赶路，说路上露水多。’”
邦衡胡氏说：汉东的国家，随国最大。春秋之初，已经是大国，不是楚国的与国。现在楚人攻打它，而左氏认为是背叛楚国，不对。大概自从齐桓公死后，中国没有统一，楚国
吞灭诸国，以随不服，故欲伐而有之。自是以后，随卒属楚矣。哀公元年，随侯与楚子围蔡，是也。张氏曰：案楚力方彊，随欲复汉东诸侯于中国，而徳不足以胜之，此其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辠其不量力，未若孟子师文王之论。
译吞并了各国，因为随国不服从，所以想要讨伐并占有它。从此以后，随国最终归属于楚国了。鲁哀公元年，随侯与楚子围攻蔡国，就是这件事。张氏说：考察楚国力量正强盛，随国想要将汉水东岸的诸侯国恢复于中原，但德行不足以战胜楚国，这就是它招致兵祸而自我屈服的原因。《左传》指责随国不估量自身力量，不如孟子评论师文王那样恰当。
谷梁曰随国也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氏曰是岁也饥而不害
啖氏曰：「今但取臧文仲谏辞，而畧是岁也饥而不害一句。」
谷梁曰旱时正也
凡此等论何益于春秋哉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防于盂，执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陈岳氏曰：「楚自屈完盟于召陵之后，兵与中国敌，礼与等，防与同盟与伉。初以夷狄之僭，终于春秋称子而已。其所书不与中国异，故执郑良霄，执齐庆封，灭陈，灭蔡，皆书楚也。奚不与夷狄执？中国之有，所以书执宋公以伐宋者，以宋无徳服诸夏，又无力以制诸侯，与楚争盟，为楚所执，亦中国之耻也。故联诸侯之防，书之明与楚国共执之。宋既服，复盟于薄以释之，则共执之义显矣。」
谷梁曰以重辞也
以者文法当然何重之有
冬公伐邾
左氏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侯。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脩祀，纾祸也。」叶氏曰：「灭国未有不书于经者，诸侯来奔亦未有不书于经者。审如传言，经安得不见乎？灭须句，谓不告不书，犹可也；来奔则无不书之理。案明年公伐邾，取须句，犹言公伐邾取訾娄，则须句盖邾之邑也。传不知此，而以成风为同姓，故妄信所传耳。」刘氏曰：「若然，经何以不书邪？」杜氏曰：「须句虽别邑，而削弱不能自通，为鲁私属，若颛臾之比，谓之社稷之臣。然受王命，为鲁附庸，自不得经见耳。须句非附庸，又传曰：「实司大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非鲁私属明矣。假令为鲁私属，亦不得称来奔，今传称「须句子来奔」，是非私属也。且鲁亡其私属，则自宜救之，又何待成风为之言哉？须句非鲁私属，其国灭，其君来奔，经不宜不书也。以经不书，知无有此事也。朴乡吕氏曰：「如左氏説，则邾是一国，须句是一国，既是复须句之君，则经不应言取。书曰「伐邾取须句」，则是伐国而取其邑明矣。然则是须句前灭于邾，其国已为邾之邑，公伐邾而取之尔。左氏之説似未足据。」
楚人使宜申来献捷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曷为为执宋公贬？宋公与楚子期以乗车之防，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彊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防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乗车之防，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乗车之防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吾不从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释乎执，走之卫。公子目夷复曰：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然后逆襄公归。恶乎捷？捷乎宋？曷为不言捷乎宋？为襄公讳也。此围辞也。曷为不言其围？为公子目夷讳也。
啖氏曰：「上言伐宋，此言献防，必知宋捷，省文耳。」公羊言为襄公讳，有何义乎？愚谓经言伐宋而不言围，公羊亿其为围，而又释其为目夷讳，辗转揣摩，俱无实理。
谷梁曰：「捷，军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与楚捷于宋也。」
不曰宋杜氏、啖氏得之，启后世抑▯予夺之论者，谷梁氏此説之类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
公羊曰：「执未有言释之者，此其言释之何？公与为尔也。公与为尔奈何？公与议尔也。」
案《春秋》有执诸侯大夫而不释者，则不书“释”；执而释之，则书“释”。一则纪实事，二则书法之常也。《公羊》言“执”，未有言“释”，既无理矣。又因其言“释”，而云“公与议尔”，何氏因谓“善僖公
译谷梁传说：这是随国。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氏说：这一年饥荒却没有造成祸害。
啖氏说：“现在只取臧文仲的谏辞，而省略了‘这一年饥荒却没有造成祸害’这一句。”
谷梁传说：旱灾发生在正时。
凡是这类议论，对《春秋》有什么好处呢？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并讨伐宋国。
公羊传说：“是谁拘捕的？是楚子拘捕的。为什么不说是楚子拘捕的？不认可夷狄拘捕中原诸侯。”
陈岳氏说：“楚国自从屈完在召陵结盟之后，兵力与中原诸侯相当，礼仪与中原诸侯平等，会盟与中原诸侯对等。起初因为夷狄僭越，最终《春秋》只称其为‘子’罢了。所记载的内容与中原诸侯没有不同，所以拘捕郑国良霄、拘捕齐国庆封、灭陈、灭蔡，都记载为楚国。为什么不认可夷狄拘捕？中原诸侯有的，所以记载拘捕宋公并讨伐宋国，是因为宋国没有德行来使诸夏信服，又没有力量来制约诸侯，与楚国争夺盟主，被楚国拘捕，这也是中原的耻辱。所以联合诸侯会盟，记载这件事明确是与楚国共同拘捕他。宋国既已屈服，又在薄地结盟来释放他，那么共同拘捕的意义就明显了。”
谷梁传说：用“以”字表示加重语气。
用“以”字是文法上的当然，有什么加重的意思呢？
冬，鲁公讨伐邾国。
左氏说：任、宿、须句、颛臾，是风姓，实际掌管太皥和有济的祭祀，以此服侍诸侯。夏，邾人灭掉须句，须句国君来投奔鲁国，因为成风的缘故。成风为须句国君向鲁公进言说：“尊崇大祀，保护弱小，是周礼；蛮夷扰乱中原，是周朝的祸患。如果封立须句，就是尊崇太皥和有济而修明祭祀，从而消除祸患。”叶氏说：“灭国没有不在经文中记载的，诸侯来投奔也没有不在经文中记载的。如果真像传文所说，经文怎么会不出现呢？说灭须句是因为没有报告所以不记载，或许还可以；但来投奔则没有不记载的道理。查考明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就像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一样，那么须句大概是邾国的邑。传文不知道这一点，而认为成风是同姓，所以妄信传文罢了。”刘氏说：“如果这样，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杜氏说：“须句虽然是别的邑，但衰弱不能自行通达，是鲁国的私属，像颛臾那样，称为社稷之臣。然而接受王命，作为鲁国的附庸，自然不能在经文中出现。须句不是附庸，而且传文说：‘实际掌管太皥和有济的祭祀，以此服侍诸夏，’显然不是鲁国的私属。假使是鲁国的私属，也不能称为‘来奔’，现在传文称‘须句子来奔’，这就不是私属了。况且鲁国失去其私属，自然应该救援，又何必等待成风为他进言呢？须句不是鲁国的私属，其国被灭，其君来奔，经文不应该不记载。因为经文不记载，知道没有这件事。”朴乡吕氏说：“如果按照左氏的说法，那么邾是一个国家，须句是一个国家，既然是恢复须句的国君，那么经文不应该说‘取’。经文说‘伐邾取须句’，那么是讨伐国家而夺取其邑，很明显了。那么须句先前被邾国所灭，其国已经成为邾国的邑，鲁公讨伐邾国而夺取它罢了。左氏的说法似乎不足以依据。”
楚人派宜申来献捷。
公羊传说：这是楚子，为什么称‘人’？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因为拘捕宋公。贬低。为什么因为拘捕宋公而贬低？宋公与楚子约定以乘车之礼会盟，公子目夷劝谏说：楚国是夷狄国家，强大而无义，请君主以兵车之礼前往。宋公说：不行，我与他们约定以乘车之礼会盟，是我自己制定的，不能由我自己破坏。目夷说：不行，最终还是以乘车之礼前往。楚人果然埋伏兵车，拘捕宋公并讨伐宋国。宋公对公子目夷说：你回去守国吧，国家是你的国家，我不听从你的话以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公子目夷回答说：君主虽然不提及国家，国家本来就是臣子的国家。于是回去设置守备器械而守国。楚人对宋人说：你们不把国家给我们，我们将杀掉你们的君主。宋人回答说：我们依靠社稷的神灵，我国已经有君主了。楚人知道即使杀掉宋公也得不到宋国，于是释放宋公。宋公被释放后，逃到卫国。公子目夷又说：国家为您守着，您为什么不回国？然后迎接襄公回国。捷在哪里？捷在宋国吗？为什么不说是捷在宋国？为襄公避讳。这是围城的辞令。为什么不说是围城？为公子目夷避讳。
啖氏说：“上文说讨伐宋国，这里说献捷，必定知道是宋国的捷报，是省略文字罢了。”公羊传说是为襄公避讳，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经文说讨伐宋国而不说围城，公羊传推测其为围城，又解释其为目夷避讳，辗转揣摩，都没有实在的道理。
谷梁传说：“捷，是军队获得的战利品。为什么不说是‘宋捷’？不认可楚国在宋国获得捷报。”
不说宋国，杜氏、啖氏得其意，开启后世抑扬予夺议论的，是谷梁传这类说法。
十有二月，癸丑，鲁公会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
公羊传说：“拘捕没有说释放的，这里为什么说释放？鲁公与他一起做的。鲁公与他一起做什么？鲁公与他一起商议的。”
查考《春秋》有拘捕诸侯大夫而不释放的，则不记载“释”；拘捕而释放的，则记载“释”。一是记录实事，二是书法的常规。《公羊传》说“拘捕”，没有说“释放”，既没有道理。又因为他说“释放”，而说“鲁公与他一起商议”，何氏因此说“赞美僖公
谷梁曰：「防者，外为主焉尔。外释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与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与，楚専释也。」
以公之与之，即公羊之病，而外释不志，尤为无理。其曰“不与楚専”，释即公羊上文“不与楚専”执之病。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左氏曰：「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莘老孙氏曰：「左氏谓须句为国，见灭于邾，而其君奔鲁，公为是伐邾，取须句而反其君。若能如此，则是鲁得所伐，且有存亡继絶之功。然春秋书之，与伐杞取訾娄、伐莒取向其文无异。考寻经意，正是须句为邾邑，公伐邾而取之耳。既伐其国，又取其邑，盖其辠大矣。」叶氏曰：「陈世子吴复归于陈，蔡世子庐复归于蔡，楚灭其国，而后能复之，犹见书于经。须句诚灭于邾，而鲁反其君，此孔子所谓『兴灭国，继絶世，而天下之民归心焉』者也。而经反与伐国取邑之辞一施之，犹不免于讥乎？左氏盖既失之于前，而因以成其説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左氏曰：「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徳，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蠭虿有毒，而况国乎？」弗聴。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
刘氏曰：「杜云邾人获公胄，县之鱼门，故深耻之，不言师败绩，非也。如杜所説，苟不深耻，不讳败矣。所以深耻者，以公丧胄，危辱切近也。然则干时之战，公丧戎路，左右皆止，反独不耻而书败绩，何哉？丧胄之辱，孰与丧路之深？升陉之耻，孰与干时见逼胁之急？是大不然者也。愚谓经不言败绩，而传言败绩，后人因谓讳之。庄九年书「我师败绩」矣，固其证也。且檀弓曰：「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则邾人被杀伤者多矣。然则升陉之战胜负等也，况《春秋》不书败绩乎？左氏之言，未可信也。」
谷梁曰：「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案干时之战，书败绩，未有可道之事也。不言其人，安知非大夫乎？辨又见《左氏》。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公羊曰：“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之阳，楚人济▯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撃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撃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鼔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啖氏曰：文王以仁义行师，不应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机也。王氏曰：昔文王积善累徳，诸侯皆向之，天子赐之弓矢，以为西伯，闻崇徳乱而伐之，军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人道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今宋襄求伯，不修仁义，而欲力服诸侯，及其战败，乃曰「不鼓不成列」，是不好文王之徳而好文王之战者也，宜其众败身死，蒙耻夷狄。刘氏曰：如公羊意，惑于▯及河曲而已。▯虽水名，其陆地犹可以水名之，若谓必令如河曲者，遇于鲁济，岂真遇于水中乎？败于濆泉，岂真战于泉中乎？今天下以水名者尤多，不必居水中乃得以水名也。且文王何容易哉？徳不加焉，则不以力争；义不过焉，则不以威制；渐之以道，摩之以仁，而四方自服尔。诗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如是而伐崇，犹再驾而降，爱民之至也。今襄公退不务修文王之业，而进徒守尺寸之信，夫其守信诚是也，则不若缓修吾徳，无亟大功以残百姓也。今论其守信之节
译谷梁传说：“防这个地方，是以外部为主。外部和解通常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为什么呢？因为鲁公与它结盟，所以记了日期。不说是楚国没有参与，是因为楚国专断地和解了。”
因为鲁公与它结盟，这正是《公羊传》所批评的，而外部和解不记载，更是没有道理。它说“不赞成楚国专断”，解释就是《公羊传》上文“不赞成楚国专断”所批评的。
鲁僖公二十二年春天，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
左氏说：“攻打邾国，夺取须句，让须句的国君复位，这是符合礼制的。”
孙莘老说：“左氏认为须句是一个国家，被邾国灭亡，它的国君逃到鲁国，鲁公因此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并让国君复位。如果能这样，那么鲁国攻打的对象得当，而且有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世系的功劳。然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与攻打杞国夺取訾娄、攻打莒国夺取向的文字没有区别。考察推寻经文的意旨，正是须句作为邾国的邑地，鲁公攻打邾国而夺取它罢了。既然攻打它的国家，又夺取它的邑地，大概罪过很大了。”叶氏说：“陈国世子吴回到陈国，蔡国世子庐回到蔡国，楚国灭亡了他们的国家，然后才能让他们复位，尚且被记载在经文中。须句如果真的被邾国灭亡，而鲁国让国君复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啊。而经文反而用攻打国家夺取邑地的措辞一并使用，难道还免不了讥讽吗？左氏大概在前面已经失察，因而以此形成他的说法。”
秋天八月丁未日，鲁公与邾人在升陉交战。
左氏说：“邾国人因为须句的缘故，出兵。鲁公轻视邾国，不设防备而抵御他们。臧文仲说：‘国家没有小的，不可以轻视。没有防备，即使人多也不可以依赖。’《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的明德，尚且没有不困难的，没有不畏惧的，何况我们小国呢？您不要认为邾国小，蜂蝎有毒，何况是国家呢？’鲁公不听。八月丁未日，鲁公与邾国军队在升陉交战，我军大败。邾国人俘获了鲁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
刘氏说：“杜预说邾国人俘获了鲁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所以深感耻辱，不记载军队大败，这是不对的。按照杜预的说法，如果不深感耻辱，就不忌讳失败了吗。之所以深感耻辱，是因为鲁公丢失头盔，危险耻辱迫在眉睫。那么干时之战，鲁公丢失戎车，左右都停止，反而不感到耻辱而记载大败，为什么呢？丢失头盔的耻辱，哪里比得上丢失戎车深重？升陉的耻辱，哪里比得上干时被逼迫紧急？这显然不是这样。我认为经文不记载大败，而传文记载大败，后人因此认为是忌讳。庄公九年记载‘我军大败’，本来就有证据。而且《檀弓》说：‘邾娄用箭招魂，大概从升陉之战开始。’那么邾国人被杀伤的很多了。那么升陉之战胜负相当，何况《春秋》不记载大败呢？左氏的话，不可相信。”
谷梁传说：“内部忌讳失败，举出可以称道的事情。不说对方的人，是因为我方失败了。不说‘及’，是为了内部忌讳。”
考察干时之战，记载大败，没有可以称道的事情。不说对方的人，怎么知道不是大夫呢？辨析又见《左氏》。
冬天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公羊传说：“偏战才记日期，这里说初一是什么意思？”《春秋》言辞繁多而不简略，是正当的。为什么正当呢？宋公与楚人约定在泓水北岸交战，楚人渡过泓水而来，有司报告说：“请趁他们还没有完全渡河时攻击他们。”宋公说：“不行，我听说，君子不困厄别人，我虽然是亡国的遗民，我也不忍心这样做。”已经渡河，还没有摆好阵势，有司报告说：“请趁他们还没有摆好阵势时攻击他们。”宋公说：“不行，我听说，君子不击打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已经摆好阵势然后襄公击鼓进军。”宋军大败，所以君子称赞他不击打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面临大事而不忘记大礼，有君主而没有臣子，认为即使是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
啖氏说：文王以仁义行军，不应该像宋襄公那样徒守匹夫之信，不懂得事机。王氏说：从前文王积累善行美德，诸侯都归向他，天子赐给他弓矢，让他做西伯，听说崇国德行混乱而攻打它，军队驻扎三十天不投降，退兵修明教化而再次攻打，凭借营垒而投降。诗人歌颂他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现在宋襄公谋求霸业，不修仁义，而想以武力使诸侯服从，等到战败，才说‘不击打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这是不喜欢文王的德行而喜欢文王的战争，难怪他众败身死，蒙受夷狄的耻辱。刘氏说：按照公羊传的意思，被泓水和河曲迷惑了。泓水虽然是水名，它的陆地还可以用水名来称呼，如果说一定要像河曲那样，遇到鲁济，难道真的在水中相遇吗？败于濆泉，难道真的在泉水中作战吗？现在天下以水命名的地方尤其多，不一定住在水中才能用水名。而且文王哪里容易呢？德行没有加于对方，就不以力争；义理没有超过对方，就不以威势制服；用道义逐渐感化，用仁爱慢慢熏陶，而四方自然服从。《诗经》说：‘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像这样攻打崇国，还再次驾车而投降，爱民到了极点。现在襄公退兵不致力于修明文王的事业，而进兵只守尺寸之信，他守信确实是正确的，那么不如慢慢修明我们的德行，不要急于求大功而残害百姓。现在论述他守信的节操
，而忘其残民之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圣人亦深矣。且夫守信而不诈，战于楚人，则有惠矣；无徳而求大功于己国，则大有害矣。未知文王独为尔乎？愚谓纪晦朔，史书之常，而公羊即据之以为义，以见辞繁而不杀，因明宋襄之正，穿凿甚矣。
译却忘记了其残害百姓的本性，却把他比作周文王，他对圣人的无知也太深了。况且坚守信用而不欺诈，与楚国人作战，是有恩惠的；没有德行却在自己国家谋求大功，那是大有害处的。难道只有周文王是这样吗？我认为，记录晦朔（月相），是史官记载的常例，而《公羊传》却据此来阐发义理，以此显示辞藻繁复而不精简，从而阐明宋襄公的正当性，这种牵强附会实在太严重了。
谷梁曰：「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者也。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责之也。」▯之战，以为复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齐之丧，执滕子，围曹，为雩之防，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不答，则反其敬；爱人不亲，则反其仁；治人不治，则反其智。」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宋公与楚人战于▯水之上，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既出，旌乱于上，陈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撃之，胜无幸焉。」襄公曰：「不鼔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陈岳氏曰：「凡战伐，或日，不日，皆不以为义例。斯日而朔，盖朔日而战，书其实也。二▯之义，俱不足取。以人敌公，亦非外黜。苟曰卑不可敌尊，则文二年，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宣十二年，晋孙林父及楚子战于邲，岂敌也哉？」啖氏曰：「王师败绩于贸戎，岂非尊败于卑乎？」又称「人者」，亦常法尔，皆不可为义。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
左氏曰：「齐侯伐宋，围缗，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案陈、蔡、楚、郑盟于齐，在十九年，今五年矣。此亦左氏臆度之辞耳。
公羊曰：「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疾重故也。」
隠五年，围长葛。是邑可言围也，其曰疾，重故也，近之。
谷梁曰：「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
隠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是伐国可言围邑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公羊曰何以不书葬盈乎讳也
何氏曰：「盈满也，相接足之辞也。」襄公本以背殡，不书其父葬；至襄公身书葬，则嫌伯业不成，所覆者薄，故复使身不书葬，明当以前讳除背殡，以后讳加防封。愚谓公羊何氏凿説，辨己见，九年。
谷梁曰：「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
赵氏曰：「公谷见其不书葬，皆以为异説。案凡诸侯葬与不葬，防与不防耳。」陈岳氏曰：「春秋书外国君葬防葬也，不防葬不书。如卫桓公、陈灵公皆书葬，是鲁防葬也。如晋侯夷吾、卫侯燬不书葬，是鲁不防葬也。苟曰伯业不及而不书葬，苟曰失民不书葬，则卫桓为州吁所弑，陈灵为征舒所弑，何得民之有，而皆书葬欤？」刘氏曰：「宋公不忍厄人于险而致败，岂不教民战者乎？审如谷梁言，▯之败，何不书宋弃其师乎？」
秋楚人伐陈
左氏曰：「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扵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防。」
取焦夷城，顿经当书之，今不书，未可信也。
冬十一月杞子卒
左氏曰：「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
刘氏曰：「左氏云杞夷也，杜云仲尼以文贬之，非也。仲尼作《春秋》，诸侯之恶有甚于杞者，仲尼无所贬，盖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岂若是颛乱名实哉？」辨又见隠七年滕侯卒。
二十有四年夏狄伐郑
左氏曰：郑之入滑也，滑人聴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防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聴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太上以徳抚民
译谷梁传说：“日食遇到朔日，就称为朔。《春秋》记载了三十四次战争，没有以尊贵的一方败给卑贱的一方，以军队败给个人的情况。如果以尊贵的一方败给卑贱的一方，以军队败给个人，就会骄纵他的敌人。襄公率领军队败给个人却不骄纵敌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自我责备。”〇之战，是为了报复雩地的耻辱。雩地的耻辱，宋襄公是自找的：在齐国发丧时攻打齐国，拘捕滕子，包围曹国，为雩地设防，不顾自己力量不足，而招致楚成王的到来。成王愤怒而拘捕了他。所以说：“以礼待人而对方不回应，就反过来检查自己的恭敬；爱护他人而他人不亲近，就反过来检查自己的仁爱；治理他人而他人不服从，就反过来检查自己的智慧。”有过错而不改正，又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这就叫做过错，说的就是襄公。古代披甲戴盔，不是为了振兴国家，就是为了征讨无道之人，难道说是为了报复耻辱吗？宋公与楚人在〇水之上作战，司马子反说：“楚国人多我们人少，趁着险要地形击鼓进攻，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襄公说：“君子不把人推向危险境地，不攻击处于困境的人，要等他们出来。已经出来了，旗帜在上面混乱，阵势在下面混乱。”子反说：“楚国人多我们人少，攻击他们，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襄公说：“不击鼓不成列，要等他们排好队列然后再攻击他们。”于是军队大败而自身受伤。七月去世。兵力两倍于敌就进攻，兵力相当就交战，兵力少于敌就防守。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言语。人如果不能言语，怎么能成为人？言语之所以成为言语，是因为诚信。言语而不诚信，怎么能成为言语？诚信之所以成为诚信，是因为符合道义。诚信而不符合道义，怎么能成为道义？道义的珍贵之处，在于顺应时势而行。
陈岳氏说：“凡是战争讨伐，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都不作为义例。这里记日且是朔日，大概是因为在朔日作战，如实记载罢了。两种〇的解释，都不值得采纳。以‘人’对抗‘公’，也不是对外贬斥。如果说卑贱不可对抗尊贵，那么文公二年，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宣公十二年，晋孙林父与楚子在邲交战，难道是对抗吗？”啖氏说：“王师在贸戎战败，难道不是尊贵败给卑贱吗？”又说“人”这个称呼，也是常法，都不能作为义例。
二十三年春天，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地。
左氏说：“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地，是为了讨伐宋国不参与齐国的盟会。”查陈、蔡、楚、郑在齐国结盟，是在十九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这也是左氏的臆测之辞罢了。
公羊传说：“城邑不说包围，这里说包围，为什么呢？是因为痛恨严重的原因。”
隐公五年，包围长葛。这是城邑可以说包围的，说痛恨严重的原因，接近事实。
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说包围城邑，这里说包围，为什么呢？”
隐公五年，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这是攻打国家可以说包围城邑的。
夏天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安葬？是因为忌讳盈满。
何氏说：“盈满，是相接充足的言辞。”襄公本来因为违背殡礼，不记载他父亲的安葬；等到襄公本人记载安葬，就嫌霸业不成，所掩盖的太薄，所以又让他本人不记载安葬，表明以前忌讳除去违背殡礼，以后忌讳增加防封。我认为公羊何氏的说法穿凿附会，辨析已在前面见过，九年。
谷梁传说：“兹父不记载安葬，为什么呢？是因为失去民心。他失去民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教导民众作战，这就是抛弃他的军队。作为国君而抛弃他的军队，他的民众谁还把他当作国君呢！”
赵氏说：“公羊、谷梁看到不记载安葬，都认为是异说。查凡是诸侯安葬与不安葬，防封与不防封罢了。”陈岳氏说：“《春秋》记载外国国君安葬防封，不防封不记载。如卫桓公、陈灵公都记载安葬，是鲁国防封安葬。如晋侯夷吾、卫侯燬不记载安葬，是鲁国不防封安葬。如果说霸业不及而不记载安葬，如果说失去民心不记载安葬，那么卫桓被州吁所杀，陈灵被征舒所杀，哪里还有民心，却都记载安葬呢？”刘氏说：“宋公不忍心在险境中困厄敌人而导致失败，难道是不教导民众作战吗？如果真像谷梁所说，〇之战的失败，为什么不记载宋抛弃他的军队呢？”
秋天，楚人攻打陈国。
左氏说：“楚成得臣率领军队攻打陈国，讨伐陈国对宋国怀有二心，于是夺取焦夷，修筑顿城而返回。子文认为这是功劳，让他担任令尹。叔伯说：‘你对国家怎么样？’回答说：‘我用它来安定国家。’有大功劳而没有高贵的官职，这样的人能安定国家吗？”
夺取焦夷城，顿城经应当记载，现在不记载，不可信。
冬天十一月，杞子去世。
左氏说：“记载说：‘子杞夷’，不写名字，是因为没有结盟。凡是诸侯结盟，死了就报告名字，这是礼制。报告名字，也就记载；不然，就不记载。避开不敏。”
刘氏说：“左氏说杞夷，杜说仲尼用文字贬斥他，不对。仲尼作《春秋》，诸侯的恶行有比杞更严重的，仲尼没有贬斥，大概不把匹夫侵犯天子的事，难道像这样专断扰乱名实吗？”辨析又见隐公七年滕侯卒。
二十四年夏天，狄人攻打郑国。
左氏说：郑国进入滑国时，滑国人听从命令。军队返回，又靠近卫国。郑公子士泄、堵俞弥率领军队攻打滑国。周王派伯服、孙伯到郑国，请求滑国。郑伯怨恨惠王入主而不给予厉公爵位，又怨恨襄王帮助卫国、滑国，所以不听王命而拘捕了这两个人。周王愤怒，将要用狄人攻打郑国。富辰劝谏说：“不行。我听说，最高尚的是用德行安抚民众
，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也。召穆公思周徳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韚韚。』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勲、亲亲、昵近、尊贤，徳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奸之大者也；弃徳、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勲，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徳具矣，耳不聴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徳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徳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懐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徳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頽叔桃子出狄师。夏，狄伐郑，取栎。案襄王果使狄伐郑。经当明书之曰：「天王使狄伐郑，又取栎。」经亦当书之，岂止曰「狄伐郑」哉？若曰仲尼不见周史事迹，而从鲁史，鲁史又从赴告而书，则《春秋》卤莽，不足以取信后世矣。况其年冬，王出居于郑，若使狄伐郑而复依郑，亦无是理也。况所引富辰谏辞曰：「太上以徳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夫亲亲以相及，乃徳也，而曰其次，则「太上以徳」者，乃无亲疎之谓，本老荘之常谈耳。又谓周公吊夏、商末世，故封建。亲戚皆以私意窥圣人者也。又谓《常棣》之诗，为召穆公思周徳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皆非至当之论。其间虽有格言，而薫莸杂植，难以删取。不知何从掇拾，而为此盛世之説也。
译其次是以亲近亲属来相互恩惠。从前周公哀叹管叔、蔡叔的不和，所以分封亲戚作为周的屏障。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周文王的昭派；邘、晋、应、韩，是周武王的穆派；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派系。召穆公忧虑周朝的德行不再像从前那样，所以在成周召集宗族，并作了诗说：“常棣的花，花萼紧相连。”当今的人，没有比得上兄弟的。那第四章说：“兄弟在家里争吵，对外共同抵御欺侮。”像这样，那么兄弟即使有小忿怒，也不废弃美好的亲情。现在天子不忍因小忿怒而抛弃郑国的亲属，那该怎么办呢？奖赏功臣、亲近亲属、亲近近臣、尊重贤人，这是最大的德行；听从聋者、顺从盲者、与愚顽者同流、任用奸恶者，这是最大的奸邪；抛弃德行、推崇奸邪，这是最大的祸患。郑国有平王、惠王的功勋，又有厉王、宣王的亲属关系，抛弃宠幸之人而任用三位贤良，在姬姓诸侯中算是亲近的。四种德行都具备了，耳朵不听五声的和谐，就是聋；眼睛不分辨五色的文采，就是盲；内心不遵循德义的准则，就是愚顽；口中不说忠信的话，就是奸恶。狄人都效法这些，四种奸邪都具备了。周朝拥有美好的德行时，还说没有比得上兄弟的，所以分封他们。它安抚天下时，还担心有外部的欺侮，抵御欺侮的，没有比得上亲近亲属的，所以用亲属作为周的屏障。召穆公也这么说。现在周朝的德行已经衰微，在这里又违背周公、召公的原则，去顺从那些奸邪之人，恐怕不可以吧？百姓还没有忘记祸患，大王又兴起它，那对文王、武王怎么办？大王不听，派颓叔、桃子率领狄人的军队。夏天，狄人攻打郑国，夺取了栎邑。考察襄王果然派狄人攻打郑国。《春秋》应当明确记载说：“天王派狄人攻打郑国，又夺取了栎邑。”《春秋》也应当记载这件事，难道只说“狄人攻打郑国”吗？如果说孔子没有看到周史的事迹，而跟随鲁史，鲁史又跟随赴告而记载，那么《春秋》就粗疏了，不足以取信于后世了。况且那年冬天，大王出居在郑国，如果派狄人攻打郑国然后又依靠郑国，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所引用的富辰的谏辞说：“最上等的用德行安抚百姓，其次用亲近亲属来相互恩惠。”用亲近亲属来相互恩惠，这是德行，却说其次，那么“最上等的用德行”者，就是没有亲疏之分的说法，本是老子、庄子的常谈罢了。又说周公哀叹夏、商末世，所以分封。用私意窥探圣人的人都这样说。又说《常棣》这首诗，是召穆公忧虑周朝的德行不再像从前那样，所以在成周召集宗族而作，都不是最恰当的说法。其中虽然有格言，但香花臭草混杂种植，难以删选。不知道从哪里搜集，而写成这盛世的学说。
冬天王出居于郑
左氏曰：王徳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惏，王又启之。女徳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又云：「頽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秋其怨我【以上皆指王使狄伐郑之辞，故不取】又云：「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此无识见之辞，故不取】天子凶服降名，礼也【此非礼之礼，故不取】
公羊曰：「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鲁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诸此之谓与？」
公羊以王不能事母而言，出凿之甚矣。
谷梁曰：「居者，居其所也。虽失天下，莫敢有也。」
案此义亦凿
晋侯夷吾卒
左氏曰二十三年九月惠公卒
经在二十四年冬，而传云二十三年九月，当以经为正，余见或问。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
左氏曰：「卫侯燬灭邢，同姓也，故名。」
杨氏辨要曰：诸儒皆以灭同姓故名楚灭夔、齐灭纪、晋灭虞虢，皆同姓也。胡不名献可？杜氏曰：《曲礼》诸侯不生名，此记礼者縁《春秋》而为文也。《春秋》所书亡国五十，直书曰“某侯灭某国”，未有以名称者也。其文当是“卫侯灭邢”，盖传写者见癸酉下有“卫侯燬卒”之文，而误增演其名耳。黎氏曰：且书“灭邢”，则卫侯之恶已着，安用更书名邪？
公羊曰：「卫侯燬，何以名？絶。曷为絶之？灭同姓也。」谷梁曰：「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灭同姓也。」辨并见《左氏》。
宋荡伯姬来逆妇
公羊》曰：宋荡伯姬者，何？荡氏之母也。其言来逆妇，何？兄弟辞也。其称妇，何？有姑之辞也。
赵氏曰：「案经文直书其事，以明非礼耳。《公羊》云：『兄弟辞，有何义乎？』愚谓其曰『有姑』之辞，得之。」
谷梁曰：「妇人既嫁，不逾竟。宋荡伯姬来逆妇，非正也。亲迎，非姑之事故，春秋讥之。不特责其既嫁不逾竟而已。若经但书『宋荡伯姬来』，则可云是也。」
宋杀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啖氏曰：「三世无大夫，迂僻之甚。」刘氏曰：「文称有大夫，非无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国之内，何得悉无大夫哉？凡妻之父母所不臣也，而其等列礼不及也，何谓无大夫乎？诡僻不经，乃至于此，可闵笑者，此也。」
谷梁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啖氏曰：夫子因鲁史而垂训，宋大夫祖同位者，书姓名，有何妨乎？刘氏曰：《春秋》非孔氏家牒，当为后世书法耳，何得擅讳其祖名哉？且传曰：「临文不讳」，安得讳祖之名，遂不书乎？献可杜氏曰：傥夫子实尊异其祖，则安得明书「孔父」以繋于与夷乎？不攻而自破也。愚谓：曹杀其大夫，亦孔子之祖，而讳之乎？若曰宋之同姓，则周诛管蔡，其名固亦见于书也。
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左氏曰：秋，秦、晋伐鄀。楚鬭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戌商宻。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宻。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宻人惧曰：「秦取析矣，戌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陈，纳顿子于顿。
此传与围陈、纳顿子二事无相闗，故不取。
公羊曰何以不言遂两之也
案围陈纳顿子本是两事故自不言遂《公羊》谓不言遂两之也其意又似其初本一事而作《春秋》者分而两之不可不察若何氏注又其凿之甚者也
谷梁曰：「纳者，内弗受也。围，一事也；纳，一事也。而遂言之。盖纳顿子者，陈也。」
赵氏曰：「案经文，楚自纳之，何闗陈乎？」胡氏曰：「纳顿子，自是楚人纳之，亦不干陈事，其説不通。」
冬，十有二月，公防卫子莒庆盟于洮。
左氏曰：「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案僖元年公子友败莒师于郦拒今二十五年矣，况卫文公初卒，卫成初立，犹
译冬天，周襄王出逃居住在郑国。
《左传》说：周襄王感激狄人的恩德，打算立狄女为后。富辰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报恩的人已经疲倦了，施恩的人却不知满足。狄人本来贪婪，大王又开导他们。女子的德行没有极限，妇人的怨恨没有尽头。狄人必定会成为祸患。”周襄王又不听从。又说：“頽叔、桃子说：‘是我挑唆狄人，秋天他们就会怨恨我。’”（以上都是指周襄王派狄人攻打郑国的言辞，所以不予采纳。）又说：“天子没有出逃的说法。”《春秋》记载：“天王出逃居住在郑国，是为了躲避弟弟叔带的祸难。”（这是没有见识的说法，所以不予采纳。）天子穿凶服，降低称谓，这是礼制。（这是不合礼制的礼，所以不予采纳。）
《公羊传》说：“王者没有境外。这里说‘出’是什么意思？是不能侍奉母亲。”鲁子说：“这就是周襄王。不能侍奉母亲，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公羊传》因为周襄王不能侍奉母亲而说“出”，穿凿附会得太厉害了。
《谷梁传》说：“居，是居于其所。即使失去了天下，也没有人敢占有它。”
按：这个解释也穿凿附会。
晋侯夷吾去世。
《左传》说：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去世。
《春秋》经文在二十四年冬天，而《左传》说是二十三年九月，应当以《春秋》经文为准，其余参见《或问》。
二十五年春天，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了邢国。
《左传》说：“卫侯燬灭掉了邢国，因为是同姓，所以称名。”
杨氏《辨要》说：各位儒者都认为，因为灭掉同姓所以称名，楚灭夔、齐灭纪、晋灭虞和虢，都是同姓。为什么不称名呢？献可杜氏说：《曲礼》说诸侯不称名，这是记礼的人根据《春秋》而写的文章。《春秋》所记载的亡国五十个，直接写为“某侯灭某国”，没有用名称呼的。其文字应当是“卫侯灭邢”，大概是传抄者看到癸酉日下有“卫侯燬卒”的文字，而错误地增补了他的名字罢了。黎氏说：况且记载“灭邢”，卫侯的罪恶已经明显，哪里还需要再称名呢？
《公羊传》说：“卫侯燬，为什么称名？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关系？因为灭掉了同姓。”《谷梁传》说：“燬称名，为什么呢？不认为他讨伐根本而灭掉同姓是正当的。”辨析见《左传》部分。
宋荡伯姬来迎娶媳妇。
《公羊传》说：“宋荡伯姬，是谁？是荡氏的母亲。说‘来迎娶媳妇’，是什么意思？是兄弟之间的言辞。称‘妇’，是什么意思？是有婆婆的言辞。”
赵氏说：“按经文直接记载此事，以表明不合礼制。《公羊传》说：‘兄弟之间的言辞，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它说‘有婆婆的言辞’，是恰当的。”
《谷梁传》说：“妇人已经出嫁，不越过国境。宋荡伯姬来迎娶媳妇，不合正道。亲迎，不是婆婆该做的事，所以《春秋》讥讽它。不仅仅是责备她出嫁后不越过国境而已。如果经文只写‘宋荡伯姬来’，那么就可以说是正当的了。”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宋国三代没有大夫，三代都在国内娶妻。”啖氏说：“三代没有大夫，迂腐偏僻到了极点。”刘氏说：“经文称有大夫，并非没有大夫，很明显。况且国君娶一个卿，而一国之内，怎么能够完全没有大夫呢？凡是妻子的父母所不臣服的，而其等级礼仪不及的，为什么说没有大夫呢？诡辩偏僻不合常理，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可笑可悲的，就是这种情况。”
《谷梁传》说：“不称名姓，是因为他在祖辈的位置上，尊重他。”
啖氏说：孔子根据鲁国史书而垂示训诫，宋国大夫与孔子祖辈同位的，书写姓名，有什么妨碍呢？刘氏说：《春秋》不是孔氏的家谱，应当是为后世确立书法的，怎么能擅自避讳祖辈的名字呢？况且传文说：“临文不讳”，怎么能因为避讳祖辈的名字，就不书写呢？献可杜氏说：倘若孔子确实尊重并区别对待他的祖辈，那么怎么能明确书写“孔父”并连系于与夷呢？不用攻击就自己破败了。我认为：曹国杀了它的大夫，也是孔子的祖辈，难道也避讳吗？如果说宋国是同姓，那么周朝诛杀管叔、蔡叔，他们的名字本来也见于书中。
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
《左传》说：秋天，秦国、晋国攻打鄀国。楚国鬭克、屈御寇率领申、息两地的军队戍守商密。秦国人经过析隈，进入并捆绑俘虏来包围商密。黄昏时逼近，夜间挖坑流血，加上书信，假装与子仪、子边结盟。商密人害怕说：“秦国夺取了析地，戍守的人反叛了！”于是投降秦军。秦军囚禁申公子仪、息公子边回国。楚国令尹子玉追赶秦军，没有追上，于是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
这个传文与包围陈国、送入顿子两件事没有关联，所以不予采纳。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遂”？因为这是两件事。
按：包围陈国、送入顿子本来就是两件事，所以自然不说“遂”。《公羊传》说不说“遂”是因为这是两件事，其意思又好像起初是一件事，而作《春秋》的人分开成为两件事，不可不考察。如果何氏的注解，又是穿凿附会得很厉害的了。
《谷梁传》说：“纳，是内部不接受。围，是一件事；纳，是一件事。而接着说。大概送入顿子的，是陈国。”
赵氏说：“按经文，是楚国自己送入的，与陈国有什么关系呢？”胡氏说：“送入顿子，自然是楚国人送入的，也不关陈国的事，这种说法不通。”
冬天，十二月，鲁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左传》说：“卫国人替莒国在我们这里讲和，十二月在洮地结盟，重修卫文公的友好关系，并且与莒国讲和。”
按：僖公元年公子友在郦地打败莒军，到现在二十五年了，况且卫文公刚去世，卫成公刚即位，还
未逾年，遽出脩鲁好，且平鲁莒之怨，无是理也。此必别有其故而不可知，左氏附防而为此説耳。
译不到一年，就急忙修好鲁国，并且平定鲁国与莒国的怨恨，这是不合情理的。这必定另有原因而无法知晓，只是《左传》依附于防邑之事而编造出这种说法罢了。
谷梁曰：「莒无大夫，其曰莒庆，何也？以公之防目之也。」赵氏曰：「凡事接于鲁，虽非命卿，皆书名。谷梁不达，故妄穿凿也。」刘氏曰：「直云「卫子莒人」，岂不可乎？在《春秋》之中，此类多矣，何独至于庆也而目之乎？向令但防莒庆而无「卫子」，谓之目犹有可诿；今「卫子」之外，又目庆也。吾知谷梁之説必将窘于此，而「莒无大夫」之説不可复恃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防莒子、卫甯速盟于向。左氏曰：「寻洮之盟也。」
案去年十二月方盟，今年正月又盟，必有不恊之事而不可知耳。盟日未逺，安得云寻洮之盟乎？
谷梁曰：「公不防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随莒子，可以言防也。」
案公防大夫多矣，虽不随莒子，亦言防也。夫诸侯不当与大夫防，大夫亦不得伉诸侯。今鲁莒防大夫，正当书之，以见非礼。而谷梁乃谓随莒子然后可言甯速，春秋岂记常事者哉？
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
公羊曰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
追而弗及何侈之有
谷梁曰：「人防者也，侵浅事者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酅，急辞也。弗及者，弗与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师』。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内辞也。」
陈岳氏曰：“侵，曰侵伐，曰伐追，曰追。公御之战，则言战；败则言败，未有弗及者。齐人侵我西鄙，公帅师拒之。齐师不战而去，公乗胜追之，轶于西鄙而深入齐地。齐师既不敌，公追之弗及，收兵而还。斯备书其实，无所含意。且酅齐地，追兵不出鲁境，则追之常出鲁界，则追之深。谷梁曷言不敢及欤？愚谓谷梁云：‘公弗敢及’，而《春秋》改人为师，以大之，将大齐乎？大鲁乎？若大齐也，则下称内辞矣。鲁史不应大齐也。若大鲁也，则谷梁既云‘公追之非正’，又云‘弗敢及’，鲁亦不足大也。齐鲁皆不可大，谷梁将指孔子大之欤？孔子未尝改鲁史之文也。三者皆不脗合，则谷梁之辞穷矣。”
夏齐人伐我北鄙
左氏曰：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恊，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公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案经书齐人，则大夫也；而传言齐侯，又经书伐我北鄙，则入境矣；而传言未入境。又齐侯果以辞命而还，必不再伐我北鄙，鲁必不乞师于楚以报怨。此▯不合于经者也。然展喜之辞，则有可取者焉。岂别是一事，而左氏误置此欤？
公子遂如楚乞师
左氏曰：「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宋，以其不臣也。」
韩中父曰：「道楚伐宋之辞，未必然亦上有乞师之文，而意之耳。愚谓臧文仲为鲁卿，既非公子遂之介，当并书，今经不见，何也？且遂之行，必明告齐人伐我而乞师以报之。左氏云：『道之伐齐宋，以其不臣之説。』若主他事而往，因之以为辞者，况当时不臣周者，岂特齐宋哉？使楚闻之，将不为异而伐之矣。况鲁本恶齐，而乞师与宋，未有衅也。左氏见下有楚人伐宋之文，而附防此説云尔。」
公羊》曰：「乞者，何？卑辞也。曷为以外内同若辞？重师也。曷为重师？师出不正，反战不正，胜也。」
案：乞者直述其事耳，何有内外哉？此亦公羊黜周、王鲁之意也。
谷梁曰：「乞重辞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师出不必反，战不必胜，故重之也。」
赵氏曰：「天子在上，而
译谷梁传说：“莒国没有大夫，这里称莒庆，是为什么呢？因为是用鲁公的规格来称呼他。”赵氏说：“凡是与鲁国交往的事，即使不是被任命的大夫，也都记载名字。谷梁传不理解这一点，所以胡乱牵强附会。”刘氏说：“直接说‘卫子莒人’，难道不可以吗？在《春秋》中，这类情况很多，为什么偏偏到了莒庆这里就要特别称呼呢？假如只是防备莒庆而没有‘卫子’，说这是特别称呼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现在在‘卫子’之外，又特别称呼莒庆。我知道谷梁传的说法在这里一定会陷入困境，而‘莒国没有大夫’的说法也就不能再依赖了。”
鲁僖公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鲁公与莒子、卫国的甯速在相地结盟。左氏说：“这是重申洮地的盟约。”
按：去年十二月才结盟，今年正月又结盟，必定有不相协调的事情，但具体原因不可知。结盟的日子还没有过去多久，怎么能说是重申洮地的盟约呢？
谷梁传说：“鲁公不防备大夫，这里称甯速，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随莒子，可以说鲁公是防备他。”
按：鲁公防备大夫的情况很多，即使不跟随莒子，也说鲁公是防备他。诸侯不应当与大夫结盟，大夫也不应当与诸侯平起平坐。现在鲁国和莒国与大夫结盟，正应当记载下来，以显示其不合礼制。而谷梁传却说是因为跟随莒子然后才可以称甯速，《春秋》难道是记载平常事情的史书吗？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公羊传说：说“到酅地没有追上”，是什么意思？是夸耀吗？
追击而没有追上，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谷梁传说：“‘人’是指防备的对象，‘侵’是轻微的事情。鲁公去追击，是不正当的。‘到酅地’，是急促的说法。‘没有追上’，是不给予（机会）。可以追上而不敢追上。齐国侵犯，称‘人’；鲁公追击，称‘师’。因为鲁公没有追上，所以夸大这件事。‘没有追上’，是鲁国的托辞。”
陈岳氏说：“侵犯，称为侵伐，称为伐追，称为追。鲁公抵御作战，就说战；战败就说败，从来没有说‘没有追上’的。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率领军队抵御。齐军不战而退，鲁公乘胜追击，超越西部边境而深入齐地。齐军既然不能抵挡，鲁公追击而没有追上，收兵返回。这完全记载了事实，没有什么隐含的意思。况且酅是齐国的土地，追击的军队不出鲁国边境，那么追击就是常规；出鲁国边境，那么追击就深入。谷梁传为什么说不敢追上呢？我认为谷梁传说‘鲁公不敢追上’，而《春秋》把‘人’改为‘师’，来夸大这件事，是要夸大齐国呢？还是夸大鲁国呢？如果夸大齐国，那么下面又说这是鲁国的托辞。鲁国的史官不应该夸大齐国。如果夸大鲁国，那么谷梁传既说‘鲁公追击是不正当的’，又说‘不敢追上’，鲁国也不值得夸大了。齐国和鲁国都不值得夸大，谷梁传是指孔子夸大了吗？孔子从来没有改动过鲁国史书的文字。这三种说法都不吻合，那么谷梁传的说法就穷尽了。”
夏天，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左氏说：齐孝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鲁公派展喜犒劳齐军，让展喜向展禽接受命令。齐侯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就跟随他，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自举步，将要屈尊来到我们国家，派下臣来犒劳您的手下。”齐侯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小人害怕了，君子则不害怕。”齐侯说：“室内空得像悬挂的磬一样，野外没有青草，依靠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回答说：“依靠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是周王室的大臣，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们，并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子孙不要互相伤害。’这记载在盟府中，太师掌管着它。桓公因此联合诸侯，谋划那些不相协调的事情，弥补他们的缺失，匡正救助他们的灾难，彰显旧的职守。等到您即位，诸侯的期望是：‘希望您遵循桓公的功业！’我们国家因此不敢积聚兵力，说：‘难道他继承王位九年就抛弃命令废弃职守吗？那对先君怎么交代呢？’您一定不会这样，依靠这个所以不害怕。”齐侯于是返回。
按：经文记载“齐人”，那就是大夫；而传文中说“齐侯”，又经文记载“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那就是已经进入国境了；而传文中说没有进入国境。再说齐侯如果真的因为言辞而返回，必定不会再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鲁国必定不会向楚国乞求军队来报仇。这与经文不合。然而展喜的言辞，却有可取之处。难道是另一件事，而左氏误放在这里吗？
公子遂到楚国乞求军队。
左氏说：“东门襄仲、臧文仲到楚国乞求军队。臧孙见到子玉，并引导他攻打齐国、宋国，因为他们不臣服。”
韩中父说：“引导楚国攻打宋国的言辞，不一定如此，也是因为上面有乞求军队的文字，而推测罢了。我认为臧文仲是鲁国的大夫，既然不是公子遂的副使，应当一并记载，现在经文中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况且公子遂的出行，必定明确告知齐国人攻打我国而乞求军队来报复。左氏说：‘引导他攻打齐宋，以他们不臣服为理由。’如果是为了其他事情前往，顺便以此为借口，况且当时不臣服周王室的，难道只有齐宋吗？假使楚国听到这话，将不会觉得奇怪而攻打他们。况且鲁国本来厌恶齐国，而乞求军队与宋国，没有嫌隙。左氏看到下面有楚人攻打宋国的文字，而附加了这个说法罢了。”
公羊传说：“乞，是什么意思？是谦卑的言辞。为什么对外和对内用同样的言辞？是重视军队。为什么重视军队？军队出动不正当，返回作战不正当，胜利也不正当。”
按：“乞”只是直接叙述事情罢了，有什么内外之分呢？这也是公羊传贬低周王室、尊崇鲁国的意思。
谷梁传说：“乞是沉重的言辞。为什么沉重？是重视人的死亡。这不是应当乞求的。军队出动不一定返回，作战不一定胜利，所以重视它。”
赵氏说：“天子在上，而
诸侯自相请师，非礼也。」谷梁释乞师之义，而不言大意，故辨之。陆氏曰：「乞者，深求过理之辞，执谦以冀成其计。」谷梁意以为兵凶器，战危事，用师必有死伤，不可必得全归，其本不可谓之假借，故皆以乞为行也。愚谓如公谷説，则郑伯乞盟，复何取义乎？
译诸侯之间互相请求出兵，是不符合礼制的。」《谷梁传》解释了“乞师”的含义，却没有阐明其主旨，因此对此进行辨析。陆氏说：“‘乞’是深切求取、超过常理的言辞，秉持谦卑以期望实现自己的计划。”《谷梁传》的本意认为，兵器是凶险之物，战争是危险之事，动用军队必定会有死伤，不能保证全部平安归来，其本质不能称为借取，所以都用“乞”来表示行动。我认为如果按照《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那么郑伯“乞盟”，又从何体现其含义呢？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
谷梁曰：「夔国也，不日防国也，以归犹愈乎执也。执与以归，义自不同，不可以犹愈言也。」楚灭人国，不以为不义，而以犹愈乎执为説，何益于经？
冬，楚人伐宋，围缗【谷梁作闵】
公羊曰：「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刺道用师也。」
刘氏曰：「围缗者，乃楚人将卑师少耳；伐齐者，则楚师将卑师众耳。何以强配合之乎？」又何休曰：「称师者，顺上文，非也。逾国而乞师，是必求多，非求少也。若少，鲁亦能自办之，何苦外求乎？故自楚师无疑也。」何休欲顾上围缗时意，故析之耳。又所谓「围者，非旬日所能为也」。设楚人道用其师于伐宋，则庶几信矣。何者？伐非久事也。设楚人道用其师于取缗，则庶几信矣。何者？取邑未必久也。今正围邑久者或累年，短者或累月，公又安能得其众伐齐、取谷乎？且由楚至鲁，非近地也；伐宋、围缗，非易也。由鲁至齐，非一日也；胜齐、取谷，又非一日也。自齐还鲁，又非一日也。用一冬之间，往反如此，此可信乎？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
左氏曰：「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
案，以犹用也。叶氏得之，己见桓十四年左氏之説，非正训。
谷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正也。」
民固君之本，使民以死，固非正。然非此事所书之旨，辨又见桓十四年。
公至自伐齐
公羊曰：「此已取谷矣，何以致伐？未得取乎谷也。曷为未得乎取谷？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刘氏曰：原公羊之意，谓得意致防，不得意致伐。则今得意不当致伐，故如此问也。曰：「何以致伐者？」是问不致防而致伐也。然伐齐取谷者，独以楚师自往耳，无诸侯之防也。无诸侯之防，则不得致防，此理之适然耳。公羊迷忘其本末，遂彊云：「患之兴，必自此始。」
谷梁曰：「恶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若恶事不致，则《春秋》凡书“至”皆善事乎？且圣人作《春秋》，不暇为人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
左氏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存耕赵氏曰：案《左氏》杞桓公来朝，用夷礼。二十三年，杞子卒。《左氏》曰：“杞夷也，而不言所以用夷礼之故。”至襄二十九年，杞子来盟。是年，晋女叔侯治杞田，曰：“杞夏余也，而即束夷。”则杞诚用夷礼之实。然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又书“杞伯来朝”，《左氏》亦不言所以复称伯之故。襄二十九年称子，至昭六年又称伯，《左氏》又不言其故。杞入《春秋》本侯爵，僻陋在夷，困于彊令，而自为贬损，故其称号不常也。义又见桓二年。
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
左氏曰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
左氏之云固然然非本义
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
左氏曰秋入杞责无礼也
是年春，杞子来朝矣。鲁反责其无礼乎？无是理也。直陵弱耳。且入人之国，其辠何如？而以无礼释之，不可以训。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左氏曰冬楚子及诸侯围宋
案左氏于二十八年四月载，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无从晋师，则非楚子自围宋也。故经书“楚人”，今左氏乃谓“楚子及诸侯围宋”，是自相伐也。先儒不察，遂有“人楚子所以人四国”之説，褒贬之谬，由三传唱之也。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故终僖之篇贬也。」
刘氏曰：「宋襄公死久矣，春秋前贬之，又终僖之篇贬，何为乎？」陈岳氏曰：「苟为执宋公贬，则二十一年当执宋公之时，犹不曰楚人而书楚子，何欤？」
谷梁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诸侯也。其人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国也。」陈岳氏曰：「茍曰不正夷狄之伐中国，则宣九年楚子伐陈，十年楚子伐郑，十三年楚子伐宋。陈、郑与宋，得非中国邪？不书『楚人』而书『
译秋天，楚国人灭掉了夔国，把夔国国君带回了楚国。
《谷梁传》说：“夔是一个国家，经文不记载具体日期，是为了防止（人们误以为）这是（可以随意）灭掉的国家。‘以归’（带回来）总比‘执’（拘捕）要好一些。‘执’和‘以归’，道义上本来不同，不能用‘总比……好一些’来解释。”楚国灭掉别人的国家，不认为这是不义的行为，反而用“总比拘捕好一些”作为说辞，这对理解《春秋》经义有什么益处呢？
冬天，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了缗地【《谷梁传》写作“闵”】。
《公羊传》说：“对于城邑，一般不记载‘围’，这里记载‘围’，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讽刺（鲁公）滥用军队。”
刘氏说：“包围缗地，是因为楚国将领地位低、兵力少；攻打齐国，则是楚国将领地位低但兵力多。为什么要强行将两者对应起来呢？”何休又说：“记载‘师’（军队），是为了顺承上文，这是不对的。跨越国境去请求出兵，必定是请求多，而不是请求少。如果兵力少，鲁国自己也能办到，何必辛苦向外求援呢？所以这肯定是楚国的军队无疑。”何休想要顾及上文包围缗地时的意思，所以这样分析罢了。又说：“‘围’，不是十天半月所能完成的。”假设楚国人在攻打宋国时滥用军队，那么大概可以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攻打不是长久的事情。假设楚国人在夺取缗地时滥用军队，那么大概可以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夺取城邑未必需要很久。现在正式记载包围城邑，久的可能长达数年，短的也可能长达数月，鲁公又怎么能得到众多兵力去攻打齐国、夺取谷地呢？况且从楚国到鲁国，不是近地；攻打宋国、包围缗地，不是容易的事。从鲁国到齐国，不是一天的路程；战胜齐国、夺取谷地，也不是一天的事。从齐国返回鲁国，又不是一天的事。在一个冬天的时间里，往返如此，这可信吗？
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
《左传》说：“凡是军队能够左右（其行动）的。”又说：“用桓公的七个儿子作为七位大夫在楚国。”
按，“以”就是“用”的意思。叶氏得到了这个意思，已在桓公十四年《左传》的解说中见过，这不是正确的训诂。
《谷梁传》说：“‘以’，是不应该用的意思。百姓，是国君的根本。让百姓冒着死亡的危险，是不正当的。”
百姓固然是国君的根本，让百姓冒死，固然不正当。但这并不是此事记载的宗旨，辨析已在桓公十四年见过。
鲁公从攻打齐国回来。
《公羊传》说：“这已经夺取了谷地了，为什么还记载‘伐’（攻打）？还没有得到夺取谷地的（正当性）吗。为什么没有得到夺取谷地的（正当性）？回答说：祸患的兴起，必定从这里开始。”
刘氏说：推究《公羊传》的意思，是说（如果）得宜就记载“防”（防备），（如果）不得宜就记载“伐”（攻打）。那么现在得宜就不应该记载“伐”，所以这样发问。说：“为什么记载‘伐’呢？”是问为什么不记载“防”而记载“伐”。然而攻打齐国夺取谷地，只是率领楚国军队亲自前往罢了，没有诸侯的防备。没有诸侯的防备，就不能记载“防”，这是理所当然的。《公羊传》忘记了根本和末节，于是强行说：“祸患的兴起，必定从这里开始。”
《谷梁传》说：“坏事不记载（国君）‘至’（回来），这里记载‘至’，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表示危险。”
如果坏事不记载“至”，那么《春秋》凡是记载“至”的都是好事吗？况且圣人作《春秋》，没有空闲去替人表示危险。
二十七年春天，杞子来朝见。
《左传》说：“杞桓公来朝见，使用夷狄的礼仪，所以称‘子’。鲁公轻视杞国，杞国不恭敬。”
存耕赵氏说：按《左传》记载杞桓公来朝见，使用夷狄的礼仪。二十三年，杞子去世。《左传》说：“杞是夷狄，却不说明使用夷狄礼仪的原因。”到襄公二十九年，杞子来结盟。这一年，晋国女叔侯治理杞国的田地，说：“杞是夏朝的遗民，却亲近东夷。”那么杞确实使用夷狄礼仪是事实。然而文公十二年、成公四年、十八年，又记载“杞伯来朝”，《左传》也不说明恢复称“伯”的原因。襄公二十九年称“子”，到昭公六年又称“伯”，《左传》又不说明原因。杞进入《春秋》本来爵位是侯，地处偏僻简陋在夷狄之地，困于强权命令，而自我贬损，所以它的称号不固定。义理又见于桓公二年。
秋天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
《左传》说：有齐国的怨恨，不废除丧礼，这是礼。
《左传》这样说固然不错，但这不是《春秋》的本义。
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左传》说：秋天进入杞国，是责备（杞国）无礼。
这一年春天，杞子已经来朝见了。鲁国反而责备它无礼吗？没有这样的道理。只是欺凌弱小罢了。况且进入别人的国家，罪过有多大？却用“无礼”来解释，不足以作为训诫。
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左传》说：冬天，楚子及诸侯包围宋国。
按《左传》在二十八年四月记载，楚子进入居住在申地，派子玉离开宋国，不要跟随晋国军队，那么就不是楚子亲自包围宋国。所以经文记载“楚人”，现在《左传》却说“楚子及诸侯包围宋国”，这是自相矛盾。先儒不仔细考察，于是有“称‘人’是楚子所以称‘人’于四国”的说法，褒贬的错误，是由三传倡导的。
《公羊传》说：“这是楚子，为什么称‘人’？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因为拘捕了宋公。因为贬低，所以直到僖公篇结束都贬低。”
刘氏说：“宋襄公死很久了，《春秋》以前贬低他，又直到僖公篇结束都贬低，这是为什么呢？”陈岳氏说：“如果因为拘捕宋公而贬低，那么二十一年拘捕宋公的时候，还不称‘楚人’而记载‘楚子’，为什么呢？”
《谷梁传》说：“楚人，就是楚子。为什么称‘人’？‘人’，是楚子所以称‘人’于诸侯。称‘人’于诸侯是为什么呢？是不正于他信任夷狄而攻打中国。”陈岳氏说：“如果说是不正于夷狄攻打中国，那么宣公九年楚子攻打陈国，十年楚子攻打郑国，十三年楚子攻打宋国。陈、郑和宋，难道不是中国吗？不记载‘楚人’而记载‘
楚子』何欤？」愚案：「信夷狄以伐中国者，诸侯也。乃寄人诸侯于夷狄，而不正人诸侯，则非正大明白之举矣。圣人之防，如是乎？」
译“楚子”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信任夷狄而讨伐中原国家的，是诸侯。竟然把诸侯寄托于夷狄，却不纠正诸侯，这就不是正大光明的举动了。圣人的防范，是这样的吗？”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
左氏曰：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辠，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乗。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懐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祼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飱，寘璧焉。公子受飱，反璧。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乗。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扵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聴。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扵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寛，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秦伯纳女五人，懐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朴乡吕氏曰：楚自得志汉东，骎骎荐食上国。齐桓出攘之，晋文再攘之，其功伟矣。此正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岂骤举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党与，而后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文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曹卫。此事实也，而左氏不达其故。于侵蔡则曰：「为蔡姬故」；于侵曹伐卫则曰：「为观祼浴与块故」。此其病在推寻事由，毛举细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愚案：左氏尝纪狐偃之言，「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则是侵曹伐卫，将以致楚也。而左氏又谓「卫不礼，与曹观祼浴之故，此其自相伐者也」。然其间必有一二近似者，以其真伪相错，亦不得而取之矣。辨又见四年齐伐楚侵蔡。
公羊曰：曷为再言晋侯？非两之也。然则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则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则曷为伐卫？晋侯将侵曹，假涂于卫。卫曰：“不可。”得则固将伐之也。
刘氏曰：「若未侵曹者，春秋岂探其情而先书之？余见本义。」
谷梁曰再称晋侯忌也
刘氏曰：「即实再出，何以知之？」韩中甫曰：「二传不知其文，则史之义，故泥于两晋侯而为説。诸儒縁之，遂美晋侯有攘夷狄、尊中国之心
译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春天，晋文公侵犯曹国。晋文公攻打卫国。
《左传》说：晋公子重耳遭遇祸难时，晋国人到蒲城攻打他。蒲城的人想要作战，重耳不允许，说：“奉守君父的命令而享受他的俸禄，在这里得到了。有人却与人较量罪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还是逃跑吧。”于是逃往狄国。跟随他的人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国人攻打廧咎如，俘获了两个女子，叔隗和季隗，献给公子。公子娶了季隗，生了伯鯈、叔刘。把叔隗嫁给赵衰，生了赵盾。将要到齐国去，对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不来然后你再嫁。”季隗回答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再像这样等待然后嫁人，那就进棺材了，请让我等待您。”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才离开。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相待。从五鹿出来，向乡下人乞求食物，乡下人给他土块。公子发怒，想鞭打他。狐偃说：“这是上天赐给的。”于是叩头接受并把它装在车上。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女子嫁给他，给他二十辆马车。公子安于这种生活，随从的人认为不可以。将要出发，在桑树下谋划，采桑的女仆在上面，告诉了姜氏。姜氏杀了女仆，对公子说：“您有远大的志向，听到这件事的人，我已经杀了。”公子说：“没有这回事。”姜氏说：“走吧，贪恋安逸和舒适确实会败坏名声。”公子不同意。姜氏和狐偃谋划，灌醉了他然后送他走。醒来后用戈追赶狐偃。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他有并胁（肋骨连在一起），想看他裸体洗澡，趁他洗澡时偷看。僖负羁的妻子说：“我看晋公子随从的人，都足以辅佐国家，如果用来辅佐公子，必定能返回他的国家。返回他的国家，必定能在诸侯中得志。在诸侯中得志而惩罚无礼的国家，曹国将是第一个。您何不早点表示不同的态度呢？”于是送给他盘中的饭食，里面放着玉璧。公子接受了饭食，退还了玉璧。到了宋国，宋襄公赠送给他二十辆马车。到了郑国，郑文公也不以礼相待。叔詹进谏说：“我听说上天所启用的，人力是赶不上的。晋公子有三点，上天或许要建立他，您应该以礼相待。男女同姓，他们的后代不繁盛。晋公子是姬姓出身，而到现在还没有后代，这是第一点。遭受外患而上天不使晋国安定，大概将要启用他，这是第二点。有三位贤士足以超过常人而跟随他，这是第三点。晋国和郑国是同等的国家，他的子弟经过，本来就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上天所启用的呢？”郑文公不听。到了楚国，楚成王宴请他，说：“公子如果返回晋国，拿什么报答我？”回答说：“子女玉帛，您已经有了。羽毛齿革，您的土地出产。那些波及晋国的，是您的剩余。拿什么报答？”楚王说：“虽然如此，拿什么报答？”我回答说：“如果凭借您的神灵得以返回晋国，晋楚两国交战，在中原相遇，我将退避三舍。如果不获允许，我就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挂着弓袋，与您周旋。”子玉请求杀了他。楚成王说：“晋公子志向远大而节俭，有文采而懂礼，他的随从严肃而宽厚，忠诚而能尽力。晋惠公没有亲人，内外都厌恶他。我听说姬姓中，唐叔的后代，是后来衰落的，大概将从晋公子开始吧？上天将要兴盛他，谁能废黜他？违背上天必定有大祸。”于是送他到秦国。秦穆公嫁给他五个女子，怀嬴也在其中。捧着匜浇水洗手，洗完就挥袖甩水。怀嬴发怒说：“秦晋是匹敌的国家，为什么轻视我？”公子害怕，脱下衣服囚禁自己。过了几天，秦穆公宴请他。狐偃说：“我不如赵衰有文采，请让赵衰跟随。”公子赋《河水》。秦穆公赋《六月》。赵衰说：“重耳拜谢恩赐。”公子下拜叩头。秦穆公走下一级台阶辞谢。赵衰说：“君主称颂辅佐天子的人，命令重耳。重耳敢不拜谢？”
朴乡吕氏说：楚国自从在汉水以东得志，逐渐蚕食中原大国。齐桓公出来排斥它，晋文公再次排斥它，他们的功绩伟大。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彼善于此者”。然而他们排斥楚国的方法，难道是突然一举排斥的吗？必定先剪除它的手足，破坏它的党羽，然后排斥它，就容易了。所以桓公将要排斥楚国，必定先对蔡国采取行动；文公将要排斥楚国，必定先对曹卫采取行动。这是事实，而左丘明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对于侵蔡就说：“是为了蔡姬的缘故”；对于侵曹伐卫就说：“是为了观看裸浴和土块的缘故”。这弊病在于推寻事由，列举细枝末节，而两位公侯攘除夷狄、安定华夏的功烈，都隐晦而不彰显。我认为：左丘明曾经记载狐偃的话，“楚国刚开始得到曹国，而新近与卫国联姻。如果攻打曹、卫，楚国必定救援，那么齐、宋就安全了”。那么侵曹伐卫，是为了引诱楚国。而左丘明又说“卫国无礼，和曹国观看裸浴的缘故，这自相矛盾”。然而其中必定有一二近似的地方，因为真伪交错，也不能完全采信。辨析又见鲁僖公四年齐国伐楚侵蔡。
《公羊传》说：为什么两次提到晋侯？不是把他当作两个人。那么为什么不写“遂”？因为还没有侵犯曹国。没有侵犯曹国，那么说侵犯曹国是什么意思？表达他的意图。他的意图是侵犯曹国，那么为什么攻打卫国？晋侯将要侵犯曹国，向卫国借路。卫国说：“不可以。”如果借路不成本来就要攻打它。
刘氏说：“如果说没有侵犯曹国，《春秋》难道能探知他的内心而先记载吗？我的意见见本义。”
《谷梁传》说：再次称呼晋侯，是因为忌讳。
刘氏说：“如果真的再次出兵，怎么知道？”韩中甫说：“两传不知道其中的文意，就拘泥于两个晋侯而进行解说。诸儒沿袭它，于是赞美晋侯有攘除夷狄、尊崇中原的心。”
公子买戌卫不卒戌刺之
左氏曰：「公子买戌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説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存耕赵氏曰：「左氏以楚人救卫不克而杀买，则与经相抵牾矣。愚谓刺买在前，楚救卫不克在后。公是时未惧晋也，乃惧楚也。」
公羊曰：「不卒戌者，何？不卒戌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则其言戌卫何？遂公意也。」
赵氏曰：「案经文直书其事，以见意耳，有何内辞乎？愚谓惟其不可使往，故书其事以示义。何暇遂公意而书戌卫乎？若遂公意而书戌卫，则《春秋》乃阿意之文，又何以垂训后世哉！」
谷梁曰：「先名后刺，杀有辠也。」公子启曰：「不卒戌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讥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赵氏曰：「案此依事实次第书之，谷梁不得为先名后刺之义。」愚谓：「若先名后刺为杀有辠，则先刺后名者为杀无辠也。」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皆无辠者欤？不通之论也。若刺之可，则《春秋》不书矣。惟其不可刺，是以书之。夫谷梁不责鲁之不可戌卫，又不责鲁之不可専杀骨肉之亲，而但讥买之可刺，夫是谓失其是非之心。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左氏曰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
果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经当书之。今经但言执曹伯畀宋人而已。况晋文伐卫耳，未尝入卫也，安能分卫田乎？左氏于此言分田，以售三十一年取济西田之説，而不知其先自相戾也。辨又见三十一年。
公羊曰：「其言畀宋人何？与使聴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恶也？其甚恶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赵氏曰：「宋非侯伯，文非盟主，何以得聴讼乎？」公羊「不见事迹，亿说耳」。又云：「曹伯之罪甚恶，亿説耳。」
谷梁曰：「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以晋侯而厈执曹伯，恶晋侯也。畀与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晋侯畀宋公也。」
刘氏曰：非也。向若称晋人执曹伯，则谷梁毋乃又如齐人执陈袁涛涂而讥其逾国以执乎？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左氏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
案经文，齐、宋、秦皆称师，独晋称侯，则宋亦遣将帅师也。而左氏以为宋公未可据也。今欲见其事迹，姑附于本义，而记其説于此。
公羊》曰：此大战也，曷为使防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大夫不敌君也。
刘氏曰：「公羊曰：曷为使防者？此自戕贼者也。」案《公羊》本云：「楚无大夫，前年伐宋，围缗，虽以师行，犹自从本称称人而已。今忽如此问，则是楚有大夫也。」即今言之，是前所言非也；即前言之，是今所言非也。陈岳氏曰：「《谷梁》释▯之战，则曰：称楚人以敌宋，责宋公也。《公羊》释此之战，则曰：称楚人，贬不敌也。奚是非相反邪？」苟贬不敌君，则邲之战与鞌之战，何其敌楚子、齐侯而不贬与？
卫侯出奔楚
左氏曰：「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説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案卫国当时已与楚矣，国人未尝不欲也。如出其君而居襄牛，经当书之。卫侯若适陈，经亦当书之。今经乃云“自楚复归于卫”，不知何时复自陈适楚，又自楚归于卫乎？又卫侯若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则卫侯必不与元咺交讼而杀之也。以经考之，《▯无足信。
五月癸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陈侯如防。
左氏曰：晋师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乗，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防，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
译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就被刺死了。
左氏说：“公子买戍守卫国，楚国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鲁公害怕晋国，杀了子丛来取悦晋国，对楚国人说：‘没有完成戍守任务。’”
存耕赵氏说：“左氏认为因为楚国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而杀了公子买，这就与经文相矛盾了。我认为刺死公子买在前，楚国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在后。鲁公这时并不是害怕晋国，而是害怕楚国。”
公羊说：“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是什么意思？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是内部的托辞。是不应该让他去的。不应该让他去，那么经文说‘戍守卫国’是什么意思呢？是顺从鲁公的心意。”
赵氏说：“考察经文直接记载这件事，以显示其意罢了，有什么内部托辞呢？我认为正因为不应该让他去，所以记载这件事来显示大义。哪有空顺从鲁公的心意而记载‘戍守卫国’呢？如果顺从鲁公的心意而记载‘戍守卫国’，那么《春秋》就成了阿谀逢迎的文字，又怎么能为后世留下训诫呢！”
谷梁说：“先写名字后写刺杀，是因为杀了有罪的人。”公子启说：“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说明是可以完成的；可以完成而没有完成，讥讽在于公子。”刺杀他是可以的。赵氏说：“考察这是依照事实的先后顺序记载的，谷梁不能得出先写名字后写刺杀的含义。”我认为：“如果先写名字后写刺杀是杀有罪的人，那么先写刺杀后写名字就是杀无罪的人了。”卫国人杀州吁，齐国人杀无知，都是杀无罪的人吗？这是不通的言论。如果刺杀他是可以的，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正因为刺杀他是不可以的，所以才记载下来。谷梁不责备鲁国不应该戍守卫国，也不责备鲁国不应该擅自杀害骨肉至亲，却只讥讽公子买可以被刺杀，这可以说是丧失了是非之心。
三月丙午，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
左氏说：划分曹国和卫国的田地来赏赐给宋国人。
如果真的划分了曹国、卫国的田地给宋国人，经文应当记载。现在经文只说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罢了。况且晋文公只是讨伐卫国，并没有进入卫国，怎么能划分卫国的田地呢？左氏在这里说划分田地，是为了推销三十一年夺取济西田的说法，却不知道他自己前后矛盾。辨析又见三十一年。
公羊说：“说‘交给宋国人’是什么意思？是赞同让他听讼。曹伯的罪过，多么恶劣啊？多么恶劣呢？不能用一种罪过来说明。”
赵氏说：“宋国不是侯伯，晋文公不是盟主，凭什么听讼呢？”公羊“没有看到事迹，只是猜测罢了”。又说：“曹伯的罪过非常恶劣，也是猜测罢了。”
谷梁说：“‘入’，是内部不接受。在特定日期记载‘入’，是厌恶‘入’。用晋侯的身份去压制并抓获曹伯，是厌恶晋侯。‘畀’是给予。说‘人’，是什么意思？不把晋侯交给宋公。”
刘氏说：不对。如果之前称晋人抓获曹伯，那么谷梁岂不是又像齐人抓获陈袁涛涂而讥讽他越国抓获一样吗？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秦国的军队与楚国人战于城濮，楚军大败。
左氏说：“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憖驻扎在城濮。”
考察经文，齐、宋、秦都称军队，只有晋称侯，那么宋国也派遣将领率领军队。而左氏认为宋公亲自前往，不可依据。现在想要了解其事迹，暂且附在本文义下，而在此记下这种说法。
公羊说：“这是大战，为什么让防者（指楚军统帅）？是子玉得臣。子玉得臣，那么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大夫不能与国君对等。”
刘氏说：“公羊说：为什么让防者？这是自相残害。”考察《公羊》原本说：“楚国没有大夫，前年讨伐宋国，围攻缗，虽然率领军队，仍然随从本国称‘人’。现在忽然这样问，那就是楚国有大夫了。”用现在的话说，是以前所说的不对；用以前的话说，是现在所说的不对。陈岳氏说：“《谷梁》解释泓之战，就说：称楚人以对抗宋国，是责备宋公。《公羊》解释这场战争，就说：称楚人，是贬低不能与国君对等。为什么是非相反呢？”如果贬低不能与国君对等，那么邲之战和鞌之战，为什么对抗楚子、齐侯而不贬低呢？
卫侯出逃到楚国。
左氏说：“卫侯想要与楚国人结盟，国人不愿意，所以让国君出逃来取悦晋国。卫侯出逃居住在襄牛。卫侯听说楚军战败，害怕，出逃到楚国，于是到陈国，派元咺奉叔武去接受盟约。”
考察卫国当时已经与楚国结盟了，国人并非不愿意。如果让国君出逃而居住在襄牛，经文应当记载。卫侯如果到陈国，经文也应当记载。现在经文却说“从楚国返回卫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从陈国到楚国，又从楚国返回卫国呢？又如果卫侯派元咺奉叔武去接受盟约，那么卫侯一定不与元咺交讼而杀他。以经文考察，《左氏》不足信。
五月癸丑，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陈侯来到盟会。
左氏说：晋军甲午到达衡雍，在践土建造周王的行宫。上次战役的三个月前，郑伯到楚国，派遣他的军队。因为楚军已经战败而害怕，派子人九向晋国求和。晋栾枝进入郑国与郑伯结盟。五月丙午，晋侯与郑伯在衡雍结盟。丁未，向周王进献楚国的俘虏：四马兵车一百辆，步兵一千。郑伯辅佐周王，使用平礼。己酉，周王用甜酒宴享，命令晋侯宥（宽恕）。周王命令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会合，任命晋侯为侯伯，赐给大辂的服饰、戎辂的服饰，彤弓一
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天子之丕显休命。」受防以出。出入三觐。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徳攻。」
译一百张弓，一千支箭，黑黍酿的酒一卣，虎贲武士三百人。天子说：“王对叔父说，恭敬地奉行王的命令，来安抚四方诸侯，纠正疏远王的邪恶。”晋侯三次推辞，然后听从命令说：“重耳敢再拜稽首，奉行天子伟大美好的命令。”接受赏赐后退出。进出朝见共三次。癸亥日，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盟誓说：“都要奖助王室，不要互相侵害。”如果有违背这盟誓的，神明会惩罚他，使他的军队溃败，不能保有国家，连你的子孙无论老幼都不放过。君子评论说：“这盟约是可信的，说晋国在这场战役中能够以德服人。”
刘氏曰：左氏曰：“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今案经无子虎，其所言作王宫及王子虎要言之事，皆虚也。愚谓《春秋》书变，不书常，所以伤世教之衰也。若晋文果致天子及王子虎盟于王庭，圣人当直书其事以示义可也，安得使后世见传文而后知其不书之意哉？左氏见后有公朝于王所之文，遂附防而成《▯夫践土去京师不逺晋侯不往朝之，必作王宫而致之以朝，吾恐晋侯不如是之迂也。况当大战之余，往返之劳，何暇作王宫为一朝之用哉？左氏亦自知不通也，又为乡役之三月之説。夫晋文安能预知伐楚之必胜，诸侯之必防，于此天子之必可致，而作宫以待之乎？自左氏之説行，诸儒承之，论议蠭起，使晋文蒙二千年之恶而不伸，悲夫！又曰：“晋于是役能以徳攻。”夫晋文虽负一时之功，而侵曹伐卫，执曹伯，畀宋人，诡谲万端，而何徳攻之有？然则左氏既陷晋文于恶，而又诬晋文以善者，由其是非不定也。或曰：“子之言，岂知婉而成章之义乎？”曰：“《春秋》有婉而成章者，谓属辞比事而义自见者也，然未尝改其事实，使后世测度而为义也。夫臣弑君子弑父，且不讳而直书之，何致王而独讳之哉？”
公羊曰其言如防何后防也
此説亦通但何氏注返生事耳
谷梁曰：讳防天王也。如防，外乎防也？于防受命也。刘氏曰：若实防天王者，辠亦大矣，可得讳乎？愚谓陈侯来后，不及盟，故但言如防，纪实事也。何外乎防之有？
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
赵氏曰：「称王所者，非京师也。其不地志乎？朝王而已。异乎盟防所。又曰：『称王所，即王之所在耳，无他义。』愚谓天子在郑，不可言如京师，故但言王所，犹后世言行在者，制言之体然也。」公羊止就此生义，舍本义而不之求，惜哉！况致天子之説，不足信乎？
谷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案《谷梁》言，非其所近，是矣。何不观一句之大体，一事之大义，而独就所上生义？且又曰：“朝不言所非”，善学《春秋》者也。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
左氏曰：「或诉元咺于卫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从公，公使杀之。咺不废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晋人复卫侯。甯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恊，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恊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卫侯先期入，甯子先，长牂守门，以为使也，与之乗而入。公子歂犬、华仲前驱，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杀之。元咺出奔晋。」
胡氏曰：此言自楚者，由楚得反也。元咺出奔，左氏乃言为叔武受盟。案三十年惟书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不言叔武，左氏之▯不可为据。愚谓若晋人复卫侯，元咺必不奔晋，晋人必不执卫侯。惟其自楚入也，故元咺得以讼其君，而卫侯见执于晋。且经明言自楚，而左氏乃言晋人复卫侯，足以见其妄矣。且卫侯郑既信或者之诉而入卫，不可谓公知叔武之无罪也。既知其无罪而杀歂犬矣，则元咺可以少安矣，而又奔晋何也？又卫侯杀其子角，而元咺能不废命，则是守节之臣也，何为与其君交讼，相为出入乎？此皆左氏之自相拂者也。
谷梁曰：「自楚，楚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归者，归其所也。郑之名，失国也。」
朴乡吕氏曰：案是时楚经城濮之战，胆丧气阻，又安能奉卫侯而使之反国乎？卫侯自楚归于卫，着其自楚也，言归自楚，则背华即夷之辠，可见矣。刘氏曰：复者，复中国也；归者，归其所也。此语无理，盖不足辨。又曰：郑之名失国也，非也。诸亡国春秋尚不
译刘氏说：《左传》说：“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现在考察《春秋》经文并没有提到子虎，其中所说的建造王宫以及王子虎要约诸侯的事，都是虚构的。我认为《春秋》记载变常之事，不记载平常之事，这是为了哀伤世教衰微。如果晋文公真的迎致天子以及王子虎在王庭结盟，圣人应当直接记载这件事以显示大义，怎么能让后世看到《左传》的文字之后才知道《春秋》不记载的原因呢？《左传》看到后面有“公朝于王所”的记载，于是附会而成。况且践土距离京师不远，晋侯不去朝见，必定要建造王宫而迎致天子来朝见，我恐怕晋侯不会如此迂腐。何况在大战之后，往返的劳顿，哪有空闲建造王宫供一朝之用呢？《左传》自己也知道不通，又编造了乡役三月之说。晋文公怎么能预先知道伐楚必定胜利，诸侯必定会合，天子必定可以迎致，而建造宫室来等待呢？自从《左传》的说法流行，众儒继承它，议论纷纷，使得晋文公蒙受两千年的恶名而不能伸冤，可悲啊！又说：“晋国在这次战役中能以德攻。”晋文公虽然有一时的功劳，但侵曹伐卫，拘捕曹伯，把曹地给宋人，诡诈多端，有什么德攻呢？那么《左传》既使晋文公陷入恶名，又诬称晋文公有善行，是因为它的是非标准不定。有人说：“你的话，难道知道‘婉而成章’的意义吗？”回答说：“《春秋》有婉而成章的，是指组织言辞、排比史实而大义自然显现，但从未改变事实，让后世推测而得出大义。臣弑君、子弑父，尚且不避讳而直接记载，为什么迎致天子却独独避讳呢？”
《公羊传》说：说“如会”是什么意思？是后来说的会。
这个说法也通，但何休的注解反而生事。
《谷梁传》说：避讳说会合天王。说“如会”，是排除在会合之外吗？在会合之地受命。刘氏说：如果真是会合天王，罪过也太大了，可以避讳吗？我认为陈侯来后，没赶上结盟，所以只说“如会”，是记载实事。有什么排除在会合之外的意思呢？
公朝于王所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公如京师？因为天子在那里。天子在那里，那为什么不说是天子在那里？不赞成迎致天子。”
赵氏说：“称王所，不是京师。不记载地名是为了什么？只是朝见王而已。不同于盟会的地点。又说：‘称王所，就是王所在的地方，没有其他意义。’我认为天子在郑，不能说如京师，所以只说王所，就像后世说行在所一样，是制文的体例如此。”《公羊传》只就此生发义理，舍弃本义而不求，可惜啊！何况迎致天子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呢？
《谷梁传》说：“朝见不称所，称所的，不是其所。”
考察《谷梁传》说，不是其所，接近正确了。为什么不观察一句的大体，一事的大义，而独独就“所”字生发义理？而且又说：“朝见不称所非”，是善于学习《春秋》的人。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
《左传》说：“有人向卫侯控告元咺说：‘立叔武为国君了。’他的儿子角跟随卫侯，卫侯派他杀角。元咺不废命，奉夷叔进入守城。六月，晋人恢复卫侯君位。甯武子与卫人在宛濮结盟，说：‘上天降祸卫国，君臣不和，以至于此忧患。今天上天诱导其心，使都降心相从。没有留守的人，谁守社稷？没有出行的人，谁捍卫边境？不和的缘故，因此昭告乞盟于你们大神，以诱导上天之心。从今以后，既盟之后，出行的人不保其力，留守的人不惧其罪。有违背此盟的，互相牵连。’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听到此盟，而后不贰。卫侯提前入城，甯子先入，长牂守门，以为是使者，与他乘车而入。公子歂犬、华仲前驱，叔武将要沐浴，听说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卫侯知道叔武无罪，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卫侯派他杀之。元咺出奔晋。”
胡氏说：这里说自楚，是因为从楚国得以返回。元咺出奔，《左传》说为叔武受盟。考察三十年只记载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不说叔武，《左传》的不可为据。我认为如果晋人恢复卫侯君位，元咺必定不奔晋，晋人必定不执卫侯。只有他从楚国入，所以元咺得以讼其君，而卫侯被晋人执。而且经文明言自楚，而《左传》说晋人恢复卫侯，足以见其妄矣。而且卫侯郑既信或者之诉而入卫，不可谓公知叔武之无罪也。既知其无罪而杀歂犬矣，则元咺可以少安矣，而又奔晋何也？又卫侯杀其子角，而元咺能不废命，则是守节之臣也，何为与其君交讼，相为出入乎？此皆《左传》之自相拂者也。
《谷梁传》说：“自楚，楚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归者，归其所也。郑之名，失国也。”
朴乡吕氏说：考察这时楚国经历城濮之战，胆丧气阻，又怎么能奉卫侯而使之反国乎？卫侯自楚归于卫，着其自楚也，言归自楚，则背华即夷之罪，可见矣。刘氏说：复者，复中国也；归者，归其所也。此语无理，盖不足辨。又说：郑之名失国也，非也。诸亡国春秋尚不
悉名之，况郑之国未亡乎？又卫侯前出奔，今复归，出时可谓失国，未尝名；复归可谓得国，反名之，此乃吾所不解也。
译全都称其名，何况郑国尚未灭亡呢？再者，卫侯先前出逃，如今又返回，出逃时可以说是失去国家，却没有称其名；返回时可以说是重获国家，反而称其名，这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冬，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左氏曰冬防于温讨不服也
未详信否
谷梁曰讳防天王也
即左氏之谬辨在后
天王狩于河阳
左氏曰：「是防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徳也。
刘氏曰：左氏迷惑此説，心未能了。既云晋侯使王狩矣，又云仲尼为其不可以训，故书狩。即实使王狩，非仲尼故书也；即实仲尼书之，非使王狩也。其言首尾相反，由迷惑故也。又曰：言非其地，且明徳亦非也。使晋侯召王，其礼甚悖，亦何徳之明？然则左氏固暗于王道，而非仲尼之徒者邪？愚谓三▯皆谓晋侯召王以诸侯见，而夫子讳之，诸儒踵谬，同然一辞。夫晋侯果召王，夫子当直书其事，为后世戒，决无改旧史为暗晦之文，使千载之下猜其意，论其迹，以启纷纷之争也。程子曰：以经考传之伪，今据经论理，似为未失；若舍经求传，则一左氏足矣，何必《春秋》哉？此后世读《春秋》之大病也。曰：孟子何以为五伯三王之罪人？又邵子何以谓功之首罪之魁也？曰：假仁义之名，济一已之私，执诸侯灭弱国，夺天子之权，与三王扩然大公、顺天应人之道，如隂阳昼夜之相反。其所以连诸侯以相伐，建一时之功者，不过彼善于此，而其罪则在彼而不在此也。且齐王未尝召王，亦不免为三王之罪人也，何独晋侯召王然后为三王之罪人哉？夫晋文方假仁义之名，防诸侯以尊王室，岂有召王来就诸侯之理乎？
公羊曰：「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鲁子曰：「温近而践土逺也。」
辨见左氏
谷梁曰：「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水北为阳，山南为阳。
辨见左氏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其日何録乎内也
赵氏曰：「言内书日，何不书月乎？」愚案：有日无月，脱之也。公羊因以为义，凿矣。
谷梁曰：「朝于庙，礼也；于外，非礼也。独公朝与？诸侯尽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谨而日之。主善以内，目恶以外。言曰：『公朝』，逆辞也，而尊天子。防于温，言小诸侯温。河北地，以河阳言之，大天子也。日系于月，月系于时。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系也。以为晋文公之行事，为已傎矣。」
赵氏曰：「案天子巡狩，诸侯防于方岳之下，何得云朝于外即为非礼哉？愚谓此事之义，春秋责其常时，不以时朝，今因晋文之防，适值王狩于河阳，遂为一朝。若不防不狩，则亦不朝耳，非谓于外即非礼也。书『公朝』，本鲁史之文尔，非谓逆辞也。夫『公朝』何逆辞之有？书于王所，亦纪实事，而自见其恶尔，非谓尊天子也。防于温，言小诸侯以河阳言之，大天子或有此理。乃鲁史之常法，而春秋本义亦不主乎此也。日不系月，盖偶阙耳，非谓晋文行事傎倒而特阙月也。公谷以日月为例，固已缪矣，然未有若此之甚者也。」
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左氏曰：「卫侯与元咺讼，甯武子为辅，鍼庄子为坐，士荣为大士。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鍼庄子。谓甯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寘诸深室。甯子职纳橐饘焉。」
案诸侯杀其大夫，与执人之大夫，春秋犹书之。岂有杀士荣、刖鍼庄子而春秋不书者？大抵左氏好竒事，得齐东野人之语，往往自为説以益之。夫元咺之奔晋，固有告其君之恶者，未必如左氏之説也。故愚释其粗可信者録之，使读者详焉。
公羊曰：「归之于者何？归于者何？归之于者，罪已定矣。归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则何以得为伯讨？归之于者，执之于天子之侧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归于者，非执之于天子之侧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卫侯之罪何？杀叔武也。何以不书？为叔武讳也。《春秋》为贤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其让国奈何？文公遂卫侯而立叔武，叔武辞立而他人立，则恐卫侯
译冬季，鲁公在温地会合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以及秦人。
左氏说：冬季在温地会合，是为了讨伐不服从的诸侯。
不知此说可信与否。
谷梁说：这是为周天子讳言“防”（会合）字。
即左氏的错误辨析在后文。
周天子在河阳巡狩。
左氏说：“这就是温地的会合。”晋侯召见周天子，让诸侯朝见天子，并且让天子巡狩。孔子说：“以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法则。”所以《春秋》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意思是说这不是天子巡狩应有的地方，并且彰显德行。
刘氏说：左氏被这种说法迷惑，心里未能明白。既然说晋侯让天子巡狩，又说孔子因为这样做不合法则，所以记载为“狩”。如果实际上是晋侯让天子巡狩，那就不是孔子故意记载为“狩”；如果实际上是孔子记载为“狩”，那就不是晋侯让天子巡狩。其言论首尾相反，是因为迷惑的缘故。又说：说“非其地也，且明徳也”也是不对的。如果晋侯召见天子，其礼节非常悖逆，又有什么德行可以彰显呢？那么左氏本来就暗昧于王道，难道不是孔子的门徒吗？我认为三传都说是晋侯召见天子让诸侯朝见，而孔子为此讳言，众儒追随谬误，说法一致。如果晋侯真的召见天子，孔子应当直书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决不会改动旧史成为晦涩不明的文字，使千载之下的人猜测其意，议论其迹，从而引发纷纷的争论。程子说：用经文来考证传文的伪误，现在依据经文论理，似乎没有失误；如果舍弃经文去追求传文，那么一部左氏传就足够了，何必有《春秋》呢？这是后世阅读《春秋》的大弊病。问：孟子为什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又邵雍为什么说他们是功之首、罪之魁？答：假借仁义的名义，满足一己的私欲，挟持诸侯灭掉弱国，夺取天子的权力，与三王广阔公正、顺天应人的道理，如同阴阳昼夜那样相反。他们之所以联合诸侯互相攻伐，建立一时的功业，不过是彼此相比稍好一些，而其罪责在于他们而不在别人。况且齐桓公未曾召见天子，也不免成为三王的罪人，为什么唯独晋侯召见天子然后才是三王的罪人呢？晋文公正假借仁义的名义，会合诸侯以尊崇王室，哪有召见天子来就诸侯的道理呢？
公羊说：“巡狩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不赞成再次召致天子。”鲁子说：“温地近而践土远。”
辨析见左氏部分。
谷梁说：“保全天子的行动，装作将要巡狩，而遇到诸侯朝见，是为天子讳言。”水北为阳，山南为阳。
辨析见左氏部分。
壬申日，鲁公朝见天子所在之处。
公羊说：为什么记载日期？重视内部事务。
赵氏说：“说内部事务记载日期，为什么不记载月份呢？”我认为：有日无月，是脱漏了。公羊借此附会义理，穿凿附会。
谷梁说：“在宗庙朝见，是合乎礼的；在外部朝见，是不合礼的。只有鲁公朝见吗？诸侯都朝见了。记载日期，因为再次召致天子，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以善事为内，以恶事为外。说‘公朝’，是逆辞，而尊崇天子。在温地会合，是说小诸侯；以河阳来说，是尊崇天子。日系于月，月系于时。壬申日，鲁公朝见天子所在之处。不记载月份，是失去了所系的月份。认为晋文公的行事，已经颠倒了。”
赵氏说：“考察天子巡狩，诸侯在方岳之下会合，怎么能说在外部朝见就是不合礼呢？我认为此事的义理，《春秋》责备其常时，不按时朝见，现在因为晋文公会合，恰逢天子在河阳巡狩，于是进行一次朝见。如果不大会合不巡狩，也就不朝见罢了，并不是说在外部朝见就是不合礼。记载‘公朝’，本是鲁史的原文，并不是说逆辞。‘公朝’有什么逆辞？记载在王所，也是记录实事，而自见其恶罢了，并不是说尊崇天子。在温地会合，说小诸侯；以河阳来说，尊崇天子，或许有这种道理。这是鲁史的常法，而《春秋》本义也不主张这个。日不系月，大概是偶然缺失，并不是说晋文公行事颠倒而特意缺失月份。公羊、谷梁以日月为例，本来就已经谬误了，然而没有像这样严重的。”
晋人抓获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
左氏说：“卫侯与元咺打官司，甯武子作为辅佐，鍼庄子作为坐官，士荣作为大士。卫侯败诉，杀了士荣，砍断鍼庄子的脚。认为甯俞忠诚而免罪，抓获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关在深室里。甯子职务是送饭食进去。”
考察诸侯杀其大夫，与抓获别人的大夫，《春秋》尚且记载。哪有杀士荣、砍断鍼庄子脚而《春秋》不记载的？大概左氏喜欢奇异的事情，得到齐东野人的话，往往自己编造说法来增加它。元咺逃奔晋国，本来有告发其君主罪恶的人，未必像左氏所说的那样。所以我解释其粗略可信的记录下来，让读者详细考察。
公羊说：“‘归之于’是什么意思？‘归于’是什么意思？‘归之于’，是罪已定了。‘归于’，是罪未定。罪未定，怎么能成为霸主讨伐？‘归之于’，是抓获在天子身边的人，罪定不定已经知道了。‘归于’，不是抓获在天子身边的人，罪定不定还不知道。”卫侯的罪是什么？杀叔武。为什么不记载？为叔武讳言。《春秋》为贤者讳言，叔武有什么贤德？让国。他让国是怎样的？文公驱逐卫侯而立叔武，叔武辞让立君而他人立君，则担心卫侯
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后为践土之防，治反卫侯。卫侯得反，曰：「叔武簒我。」元咺争之曰：「叔武无罪。」终杀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晋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卫之祸，文公为之也。文公为之奈何？文公逐卫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杀母弟者，文公为之也。
译之所以不能返回，因此在此时已经确立，然后为了践土之盟的防备，处理返回的卫侯。卫侯得以返回，说：“叔武篡夺了我的君位。”元咺争辩说：“叔武没有罪。”最终杀死了叔武。元咺逃跑而出。这是晋侯，为什么称他为“人”？这是贬斥。为什么要贬斥？卫国这场祸乱，是文公造成的。文公是怎么造成的呢？文公驱逐了卫侯而立叔武为君，致使兄弟互相猜疑，以至于发展到杀害亲弟弟的地步，这都是文公造成的。
赵氏曰：「归于与归之于，义一也。或传写衍耳，不烦妄辞。」又曰：「据理乃是为卫侯讳，是掩恶也。何名为叔武讳？」陆淳氏曰：「执诸侯皆称人，不要别生义也。」愚案：「诸侯执诸侯，归于京师，则必考覈其辠而告于天子矣。岂有辠未定而便执之理乎？若辠定未定，未可知，将何辞告于天王乎？」又案：「公羊所载与左氏亦不同。左氏曰：『歂犬前驱，射杀叔武。公知其无辠，枕之股而哭之，遂杀歂犬。』公羊则曰：『卫侯终杀叔武。』左氏曰：『卫侯闻楚败，惧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公羊则曰：『文公逐卫侯而立叔武。』则二传所▯俱未得其实也。今以经考之，则但曰『卫杀元咺及公子瑕而已』，初无杀叔武之事。考之《史记》世家，亦但曰『瑕而已』，初无叔武也。众言淆乱，质诸圣人，当以经为正。」
谷梁曰：「此入而执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卫也。归之于京师，缓辞也。断在京师也。」
陆氏曰：「谷梁谓入而执不言入之▯，此不知元咺之事故，穿凿耳。」刘氏曰：「正自执之尔，何必入乎？」愚谓：「归之于京师，岂有缓之之意欤？若言归于者，断不在京师欤？」皆不通之论也。
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
左氏曰元咺归于卫立公子瑕
刘氏曰：左氏云“元咺立公子瑕”，然已为君，当与卫剽同，不当冠“公子”而名之也。即以为国人不与、诸侯不助者，当与陈佗同，不当仍冠“公子”也。瑕冠“公子”，此其不君明矣。假令元咺实立瑕者，犹当书云“卫杀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咺”，元咺以瑕为君，瑕以元咺为臣，正其君臣，则辠恶明矣，无为先元咺以及瑕也。卫剽称侯，陈佗不氏，皆出左氏义，何忽至此而迷乱其説哉？愚谓如公子瑕果立为君，则为真卫侯矣。至三十年经复书曰“公子瑕”，何也？此皆可疑之事，岂元咺与瑕执国政而未尝自立欤？
公羊》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执其君，其言自，何？为叔武争也。」
案《公羊》以自晋为叔武争，则是臣可得而讼君，固已昧夫三纲矣。而何氏复言“为伯者耻之”，使若无辠，则是《春秋》党恶也，皆不可以训。
谷梁曰：「自晋，晋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归者，归其所也。」
赵氏曰：「凡大夫还释书，自无他义。愚谓此下二句，施之卫侯，刘氏犹谓其无理，况复以施之讼君之贼臣，何迷惑之甚哉！独曰：『自晋晋有奉焉尔』，一语得之。」
诸侯遂围许
左氏曰丁丑诸侯围许
经且无月左氏何从得其日哉
曹伯襄复归于曹，遂防诸侯围许。
谷梁曰：「复者，复中国也。天子免之，因与之防。其曰『复』，通王命也。」
刘氏曰：「卫侯郑复归于卫，谷梁谓其名者，失国也。今如曹襄，但见执耳，非失国也，何故亦名？愚谓曹伯乃晋人执之，以畀宋人，今经又不书归自京师，不可谓天子免之也。凡君大夫归国者，皆言复，何独此复为通王命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
左氏曰：「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防，馈之刍米，礼也。」
案葛卢非朝啖赵辨之明矣。中国不能以礼正夷狄而与之交，何谓礼哉？公在防而大夫受之，尤为非礼。
公羊》曰：「介葛卢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赵氏説已见本义
谷梁曰：「介国也，葛卢防国之君，未爵者也。其曰来，卑也。」
刘氏曰：「牟人、葛人，亦可谓卑矣，何以得言朝哉？」愚谓：「庄五年，郳黎来，亦曰朝，何也？」
夏六月，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防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防公，侯防伯、子、男可也。案六国皆称人，则知鲁亦使大夫防尔，故但曰「防某人」，如及宋人盟于宿之类是也。考之经所书，自可信矣。而▯复云「公防」，斯褒贬之徒有讳公之説矣
译赵氏说：“‘归于’与‘归之于’，意义是一样的。或许是传抄时多衍了字，不必妄加解释。”又说：“从情理上讲，这是为卫侯隐瞒，是掩盖恶行。怎么能说是为叔武隐瞒呢？”陆淳氏说：“执拿诸侯都称‘人’，不要另外生发义理。”我按：诸侯执拿诸侯，送归京师，必定要考察核实其罪过然后报告天子。哪有罪过未定就执拿的道理呢？如果罪定与否尚不可知，将用什么言辞报告天王呢？”又按：《公羊传》所载与《左传》也不同。《左传》说：“歂犬在前驱赶，射杀了叔武。卫侯知道叔武无罪，把他枕在腿上痛哭，于是杀了歂犬。”《公羊传》却说：“卫侯最终杀了叔武。”《左传》说：“卫侯听说楚军战败，害怕而逃往楚国，派元咺奉着叔武去接受盟约。”《公羊传》却说：“文公驱逐卫侯而立叔武。”那么两传所说的都不符合事实。如今用经文来考察，只说“卫杀了元咺和公子瑕罢了”，起初并没有杀叔武的事。考察《史记》世家，也只说“杀了瑕罢了”，起初没有叔武的事。众说纷纭，以圣人的记载为准，应当以经文为正确。
谷梁氏说：“这里说‘入’却不说‘入’，为什么呢？不把王命外置于卫国。‘归之于京师’，是委婉的说法。决断在京师。”
陆氏说：“谷梁氏认为‘入而执’却不写‘入’的理由，这是不了解元咺的缘故，穿凿附会罢了。”刘氏说：“本来就是执拿他罢了，何必说‘入’呢？”我认为：“‘归之于京师’，哪有缓办的意思呢？如果说‘归于’，决断就不在京师吗？”都是不通的言论。
卫元咺从晋国回到卫国。
《左传》说元咺回到卫国，立了公子瑕。
刘氏说：《左传》说“元咺立公子瑕”，既然已经做了国君，应当与卫剽相同，不应当冠以“公子”而直呼其名。即使认为国人不拥护、诸侯不援助，也应当与陈佗相同，不应当仍然冠以“公子”。瑕冠以“公子”，这说明他并非国君是很明显的。假使元咺确实立了瑕，也应当记载为“卫杀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咺”，元咺以瑕为君，瑕以元咺为臣，正其君臣名分，那么罪过就明白了，没有先写元咺而后写瑕的道理。卫剽称侯，陈佗不称氏，都出自《左传》的义理，为什么到这里就迷乱其说法了呢？我认为如果公子瑕果然立为国君，那就是真正的卫侯了。到了三十年经文又记载为“公子瑕”，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可疑的事，难道元咺与瑕执掌国政而未曾自立吗？
《公羊传》说：“‘自’，是什么意思？是有力量的人。这里执拿他的国君，却说‘自’，为什么呢？是为叔武争辩。”
按《公羊传》认为从晋国来是为叔武争辩，那就是臣子可以替国君诉讼，本来就昧于三纲了。而何氏又说“为霸主感到羞耻”，如果认为无罪，那就是《春秋》偏袒恶人，都不可以作为训诫。
谷梁氏说：“从晋国来，晋国有扶持。‘复’，是回到中原；‘归’，是回到他的地方。”
赵氏说：“凡大夫返回释放，书写‘自’，没有别的意义。我认为下面两句，用在卫侯身上，刘氏尚且认为无理，何况又用在替国君诉讼的贼臣身上，多么迷惑啊！只说‘从晋国来，晋国有扶持’，这一句说对了。”
诸侯于是包围许国。
《左传》说丁丑日诸侯包围许国。
经文尚且没有月份，《左传》从哪里得到日期呢？
曹伯襄回到曹国，于是防备诸侯包围许国。
谷梁氏说：“‘复’，是回到中原。天子赦免了他，于是让他防备。说‘复’，是通达王命。”
刘氏说：“卫侯郑回到卫国，谷梁氏认为称名，是因为失国。如今像曹襄，只是被执拿，并非失国，为什么也称名？我认为曹伯是被晋人执拿，交给宋人，如今经文又不记载从京师回来，不能说天子赦免了他。凡国君大夫回国，都说‘复’，为什么唯独这个‘复’是通达王命呢？”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
《左传》说：“介葛卢来朝见，住在昌衍之上。鲁公在防地，供给他草料和米，是合乎礼的。”
按葛卢并非朝见，赵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中原不能以礼纠正夷狄而与之交往，什么叫礼呢？鲁公在防地而大夫接待他，尤其是不合礼。
《公羊传》说：“介葛卢，是什么人？是夷狄的国君。为什么不说是朝见？是不能朝见。”
赵氏的说法已见于本义。
谷梁氏说：“介是国家名，葛卢是防国的国君，未受爵位的人。说‘来’，是表示卑下。”
刘氏说：“牟人、葛人，也可以说是卑下了，怎么能说朝见呢？”我认为：“庄公五年，郳黎来，也说朝见，为什么呢？”
夏六月，鲁公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左传》说：“鲁公与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在翟泉结盟，重温践土的盟约，并且谋划讨伐郑国。”卿不记载，是谴责他们。按礼制，卿不陪同国君，侯陪同伯、子、男是可以的。按六国都称“人”，就知道鲁国也派大夫陪同了，所以只说“与某人”，如同在宿地与宋人结盟之类一样。考察经文所记载的，自然可信。而《左传》又说“公防”，这是褒贬之徒有讳公的说法了。
。夫卿有辠，当书其名，以显示其恶，而左氏以辠之不书，卿刘氏盖已谓其非矣。夫列国之大夫而上防王人，又盟于天子之侧，渎大典矣。而左氏但为「在礼，卿不防公，侯防伯、子、男可也」，可谓不能三年丧而缌麻之察者也。况此盟实无鲁侯，则此论亦无所施。然则其称王子虎、晋狐偃之徒，皆不足信也。
译卿如果有罪，应当记载他的名字，用来昭示他的恶行，而《左传》因为不记载罪名，刘氏大概已经认为这是不对的了。列国的大夫却排在王人之上，又在天子的旁边结盟，这是亵渎大典了。而《左传》只说“按照礼制，卿不排在公之后，侯排在伯、子、男之后是可以的”，这可以说是不能守三年之丧却对细麻之丧详察的人。况且这次盟会实际上没有鲁侯，那么这种议论也就无处施展了。既然如此，那么所称引的王子虎、晋国的狐偃这些人，都是不足信的。
冬介葛卢来
左氏曰：「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
左氏称朝辨，见前牛鸣之説，齐东野人之语也。
三十年夏狄侵齐
左氏曰：「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夏，狄侵齐。」
案围郑在秋，左氏言侵郑在春。若然，经当书“晋人侵郑”，今经不书，则侵郑未可信也。侵郑未可信，则狄间晋有郑虞亦未可信。况其后围郑者，秦、晋耳，齐何尝与乎？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羊曰：「卫侯未至，其称国以杀，何道杀也？」
案《春秋》称国以杀者多矣，岂一一道杀哉？
谷梁曰：「称国以杀，罪累上也，以是为讼君也。」卫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辞言之，何也？待其杀而后入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案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谷梁则曰：“称国以杀，杀无辠也。”俱称国也，一以为有辠，一以为无辠。学谷梁者，不亦难乎？且公子瑕，同姓之卿；元咺乃异姓之卿，亦不可以尊卑言也。
卫侯郑归于卫
公羊曰：「此杀其大夫，其言归何？归恶乎元咺也？曷为归恶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则已入，君入则已出，以为不臣也。」
刘氏曰：非也。公羊常例，以归者出入无恶，复归者出有恶，归无恶。纵《春秋》归恶于元咺，书“卫侯复归”亦足矣。又谓之“出入无恶”，可乎？又案《谷梁》前二十八年云：“郑之名，失国也。”然则此非失国者，何以亦名之？又前云：“复者复中国，归者归其所。”然则此亦复中国，此亦归其所，何不曰“复归”乎？愚谓《春秋》固恶元咺矣，故书曰：“元咺出奔晋”，又曰：“元咺自晋复归于卫。”读《春秋》者不于此求之，而以“卫侯归之”一字求恶元咺，所谓舆薪之不见，而秋毫之是察者也。
晋人秦人围郑
左氏曰：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逺，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説，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孙戍之，乃还。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防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初，郑公子兰出奔晋，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于东。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夫子，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
案经言晋人秦人，而传言晋侯秦伯，当以经考传之伪，独烛之武之言有可采者，然亦无所附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左氏曰：「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歜、白黒、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飨，以象其徳。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非本义不録。」
谷梁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
案天子之宰，通乎四海，谓其总摄之也，非谓可以出聘也。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左氏曰：「东门襄仲将聘于周，遂初聘于晋。」
陈岳氏曰：「将命未行，又命自周聘晋，虽曰未行，亦内事耳，何命而不得显于史？防必不然也。」李氏曰：「左氏以东门襄仲将聘于周，遂初聘于晋。杜云：聘周未行，又受命自周聘晋，故曰遂也。郑释谷梁云：遂固受命如京师，如晋不専受命如周，尊周不敢使并命
译冬天，介葛卢前来。
左氏说：“冬天，介葛卢前来。因为之前没有见到鲁公，所以再次来朝见。鲁公以礼相待，并增加了宴饮和馈赠。”介葛卢听到牛叫，说：“这头牛生了三头小牛，都已经用来祭祀了。”他说的情况，询问后证实确实如此。
左氏所称的朝见辨别，见前面关于牛鸣的解说，那是齐国东部乡下人的话。
三十年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左氏说：“晋人侵犯郑国，以观察郑国是否可以攻打。狄人趁晋国在郑国有所图谋之际。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查考围郑之事发生在秋天，左氏却说晋人侵犯郑国在春天。如果这样，《春秋》经文应当记载“晋人侵犯郑国”，现在经文没有记载，那么晋人侵犯郑国就不可信。晋人侵犯郑国不可信，那么狄人趁晋国在郑国有所图谋也就不可信。况且后来围郑的，是秦国和晋国，齐国曾经参与吗？
秋天，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和公子瑕。
公羊说：“卫侯还没有回来，这里称国名来杀，是什么意思？是谴责杀人的行为吗？”
查考《春秋》称国名来杀的情况很多，难道每一条都是谴责杀人吗？
谷梁说：“称国名来杀，罪责连及上级，以此作为诉讼君主的理由。”卫侯在国外，为什么用连及上级的言辞来说呢？是等待他杀人之后才回国。至于公子瑕，公子瑕是被连及的，这是以尊贵者连及卑贱者。
查考宣公九年，陈国杀了它的大夫泄冶。谷梁说：“称国名来杀，是杀无罪之人。”都称国名，一个认为有罪，一个认为无罪。学习谷梁传的人，不是很难吗？况且公子瑕，是同姓的卿；元咺是异姓的卿，也不可以用尊卑来解释。
卫侯郑回到卫国。
公羊说：“这里杀了大夫，说‘归’是什么意思？是归咎于元咺吗？为什么归咎于元咺？元咺侍奉君主，君主出逃他就回国，君主回国他就出逃，认为他不臣服。”
刘氏说：不对。公羊传的常例，用“归”表示出入都没有过错，用“复归”表示出逃时有过错，回国时没有过错。即使《春秋》归咎于元咺，写“卫侯复归”也就足够了。又说“出入都没有过错”，可以吗？又查考《谷梁传》前二十八年说：“称郑的名字，是失国的意思。”那么这里不是失国的人，为什么也称呼名字？又前面说：“复是恢复中原，归是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么这里也是恢复中原，也是回到自己的地方，为什么不叫“复归”呢？我认为《春秋》本来就厌恶元咺，所以记载说：“元咺出逃到晋国”，又说：“元咺从晋国复归到卫国。”读《春秋》的人不从这里寻求，却从“卫侯归”的一个字来寻求对元咺的厌恶，这就是所谓看不见一车柴草，却只察秋毫之末。
晋国人、秦国人围攻郑国。
左氏说：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攻郑国，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并且对晋国有二心而依附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南。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军队一定会撤退。”郑伯听从了。烛之武推辞说：“我壮年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不能做什么了。”郑伯说：“我不能早点任用您，现在危急才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您也不利。”烛之武答应了。夜里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去见秦伯说：“秦、晋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对您有益，怎敢拿这件事来麻烦您？越过别国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为什么要灭亡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邻国土地雄厚，您的力量就削弱了。如果放弃郑国让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供给他们缺乏的物资，对您也没有害处。况且您曾经给予晋君恩惠，晋君答应给您焦、瑕两座城。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筑城防御，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哪有满足的时候？既在东边以郑国为边界，又想扩张西边的边界。如果不损害秦国，将从哪里取得土地？损害秦国来使晋国获利，希望您考虑。”秦伯高兴，与郑国人结盟，派杞子、逢孙、杨孙驻守郑国，就回去了。子犯请求攻击秦军。晋侯说：“不行！依靠别人的力量，却反过来损害他，不仁；失去自己的同盟，不明智；用混乱代替整齐，不威武。我们还是回去吧。”也离开了郑国。起初，郑国公子兰出逃到晋国，跟随晋侯攻打郑国，请求不要参与围攻郑国，晋侯答应了他，让他等待命令在东边。郑国石甲父、侯宣多迎接他作为大夫，以求与晋国讲和，晋国人答应了。
查考经文说晋人、秦人，而传文说晋侯、秦伯，应当以经文来考证传文的虚假，只有烛之武的话有可取之处，然而也没有依附的地方。
冬天，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左氏说：“周天子派周公阅来聘问，宴饮中有昌歜、白黒、形盐。推辞说：‘国君，文德足以昭示，武德足以使人敬畏，那么就有完备物品的宴饮，来象征他的德行。进献五味，献上嘉谷，盐做成虎形，来进献他的功绩。我怎么能承受？’不是本义不记录。”
谷梁说天子的宰官通达四海。
查考天子的宰官，通达四海，是说他们总领统摄，不是说他们可以出聘。
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
左氏说：“东门襄仲将要聘问周王室，于是初次聘问晋国。”
陈岳氏说：“将要出使还没有出发，又受命从周王室聘问晋国，虽然说还没有出发，也是国内的事，什么命令而不能显明于史册？恐怕一定不是这样。”李氏说：“左氏认为东门襄仲将要聘问周王室，于是初次聘问晋国。杜预说：聘问周王室还没有出发，又受命从周王室聘问晋国，所以说‘遂’。郑玄解释谷梁传说：‘遂’是本来受命前往京师，前往晋国不是专门受命前往周王室，尊重周王室不敢让两个使命合并。”
。若公遂如晋，明年春书公子遂如晋，则此经为并受二命，明年自周如晋，明矣。左氏释下经为拜曹田，意以遂再使于晋，且自鲁至周而至晋，计其地之逺近，自冬至春，必不能来而复往，设欲谢晋，岂无他卿？况曹田无晋归之经，左氏之释恐未为实。公羊以为専政，遂事失之。愚谓经书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则是襄仲当时并受二命，故先如周，继如晋，经旨本明，而左氏自为辞以晦之，读春秋者能脱然舍传而求经，岂不明白也哉？」
译如果公子遂前往晋国，第二年春天记载“公子遂如晋”，那么这段经文就是同时接受两项使命，第二年从周朝前往晋国，这就很明白了。《左传》解释下经为拜谢曹田，意思是认为公子遂再次出使晋国，而且从鲁国到周朝再到晋国，计算其路途的远近，从冬天到春天，必定不能回来再前往，假如想要向晋国致谢，难道没有其他卿大夫吗？况且曹田没有晋国归还的经文记载，《左传》的解释恐怕不符合事实。《公羊传》认为是专权，公子遂行事有失。我认为经文记载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那么襄仲当时是同时接受两项使命，所以先前往周朝，接着前往晋国，经文的旨意本来就很明白，而《左传》自己编造言辞来掩盖它，读《春秋》的人如果能够超脱地舍弃传文而探求经文，难道还不明白吗？
公羊曰：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赵氏曰：此亦受君命，何得罪大夫？又案：僖公时未失政，言公不得为政，亦非也。
谷梁曰：「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师也。」
赵氏曰：「京师未回，便如晋故，言遂耳，不敢叛京师，有何理乎？」刘氏曰：「春秋据事先后而书，本无异防，何必彊解乎？」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
左氏曰：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赵氏曰：云使臧文仲往，不合不书。且二十八年执曹伯，不应经四年方分其地。刘氏曰：若实臧文仲往，不应不书。注为文仲，但请田，非聘飨防同，故不书，亦非也。告籴、乞师、吊葬、致女，皆书，不独彼四事书请田，非常自应书。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亦书，即请田之比也。礼曰：卿非君命不越竟，越竟则书之，何限请田独不书哉？又曰：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若然，当谓之取曹田自济水，不得云取济西田而已。愚谓左氏尝于二十八年晋执曹伯时云：分曹卫之田畀宋人，当时经无此事也，而又于此言之。夫晋侯既释曹伯襄归于曹，曹伯遂防诸侯围许矣，则是晋人之怒已息而好已通也，无縁执曹伯时分曹卫田于宋，释曹伯后又分曹田于诸侯也。且以鲁国得曹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以尽曹地，不知分诸侯者又复几何？区区一弱曹，未尝吞并隣国，前既分于宋，今又广分于鲁，又分于诸侯，则尽曹之境有所不给也。使仅存其国都，亦不可以为国矣。何分田以后春秋厯书曹伯之防盟、侵伐，百有余年而不亡邪？若左氏者，可谓无稽之言矣。
公羊曰：“恶乎取之？取之曹也。曷为不言取之曹？讳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则其言取之曹何？晋侯执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诸侯也。晋侯执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诸侯，则何讳乎取同姓之田？久也。赵氏曰：“若晋人使然，亦当别文，不应依常法书之。”胡氏曰：“言曹田，皆非今验乎经，是鲁地。何以知之？案襄十九年，公伐邾，取邾田，此是曹田，亦当书‘曹田’。”莘老孙氏曰：“案经书之，与汶阳田相等耳，无异文也。”高氏曰：“凡取田，必系于国，邾田是也。此不繋国，本我田也。尝为隣国所夺，今复取之。”愚谓：“若实曹侵鲁地，虽久，奚讳而没曹乎？”
公子遂如晋
左氏曰襄仲如晋拜曹田也
献可杜氏曰：二十八年经书「晋侯执曹伯畀宋人」，左氏虽谓分曹卫之田，而经无其文。此年春书「取济西田」，又书「公子遂如晋」，左氏见其文相接，而以为拜曹田。《春秋》无分曹地之文，亦无晋使归曹田之经，则此济西田非曹田也。济西田，孙氏谓本鲁地，今复之者也。成二年经书「取汶阳田」，左氏释云「晋使齐人归我汶阳田」，则鲁取其侵地，直书曰「取汶阳田」也。其与此年「取济西田」一类耳。由此言之，不可谓拜曹田而行矣。传皆曲生外文。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左氏曰：「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当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刘氏曰：「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案如此説，是也。所谓不从者，即谓日不吉耳。不吉则不敢郊，故须免牲也。」又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也。」系者即牲牲之名久矣，岂必卜日哉？且鲁人亦必卜牲而后卜郊，卜郊者，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左氏疑鲁之卜卜郊可否也，是以误之耳。愚案：《春秋》非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其所讥者，僭天子之郊及四卜犹三望也。
公羊曰：曷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礼也；免牛，非礼也。免牛何以非礼？伤者曰：牛。又曰：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泰
译《公羊传》说：大夫没有擅自决断的事，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鲁公不能执政罢了。赵氏说：这也是接受了君主的命令，为什么还要怪罪大夫呢？又考证：僖公时期并没有丧失政权，说鲁公不能执政，也是不对的。
《谷梁传》说：“用尊贵的身份去决断卑下的事，这里说‘不敢背叛京师’。”
赵氏说：“京师没有回应，就像晋国以前那样，只说‘遂’罢了，不敢背叛京师，有什么道理呢？”刘氏说：“《春秋》是根据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记载的，本来没有特殊的防备之意，何必强行解释呢？”
鲁僖公三十有一年春天，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
《左传》说：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是分割曹国的土地。派臧文仲前往，住在重馆。重馆的人告诉他说：晋国刚刚得到诸侯的拥戴，一定会亲近那些共同行动的人，不赶快行动就来不及了。臧文仲听从了他的建议。分割曹国的土地，从洮地以南，向东延伸到济水，包括了全部的曹国土地。赵氏说：说派臧文仲前往，不符合《春秋》不记载的原则。况且二十八年拘捕了曹伯，不应该等到四年后才分割他的土地。刘氏说：如果确实是臧文仲前往，不应该不记载。注解认为是臧文仲，只是请求田地，不是聘问、宴享、会同，所以不记载，这也是不对的。告籴、乞师、吊丧、送女，都记载了，不仅仅那四件事记载，请求田地是非常之事，自然应该记载。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也记载了，就是请求田地的同类事情。礼制说：卿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就记载，为什么唯独请求田地不记载呢？又说：分割曹国的土地，从洮地以南，向东延伸到济水。如果这样，应当说夺取曹国土地从济水开始，不能只说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我认为《左传》曾经在二十八年晋国拘捕曹伯时说：分割曹国和卫国的土地给宋国人，当时《春秋》经文中没有这件事，却在这里又提出来。晋侯既然释放曹伯襄让他回到曹国，曹伯随即防备诸侯围攻许国，这说明晋人的怒气已经平息而友好已经恢复，没有理由在拘捕曹伯时把曹卫的土地分给宋国，释放曹伯后又把曹国的土地分给诸侯。况且以鲁国得到曹国土地从洮地以南，向东延伸到济水，以至于包括全部曹国土地，不知道分给其他诸侯的又有多少？区区一个弱小的曹国，从未吞并邻国，之前已经分给宋国，现在又广泛分给鲁国，又分给其他诸侯，那么曹国的疆域就不够分配了。即使只保留其国都，也不能称为国家了。为什么分割土地以后，《春秋》历次记载曹伯的会盟、侵伐，一百多年而不灭亡呢？像《左传》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言论了。
《公羊传》说：“从哪里夺取的？从曹国夺取的。为什么不说从曹国夺取？是忌讳夺取同姓国家的土地。”这里没有讨伐曹国的人，那么说从曹国夺取是什么意思呢？晋侯拘捕曹伯，把曹国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晋侯拘捕曹伯，把曹国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那么为什么忌讳夺取同姓国家的土地呢？是因为时间久远。赵氏说：“如果是晋国人让这样做的，也应当另外说明，不应该按照常规法则记载。”胡氏说：“说曹国土地，都不符合现在经文验证，是鲁国的土地。怎么知道的呢？考察襄公十九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邾国土地，这是曹国土地，也应当记载‘曹田’。”莘老孙氏说：“考察经文记载，与汶阳田相当罢了，没有不同的文字。”高氏说：“凡是夺取土地，一定联系到国家，邾田就是这样。这里不联系国家，本来是我的土地。曾经被邻国夺取，现在又夺回来。”我认为：“如果确实是曹国侵占鲁国土地，虽然时间久远，为什么忌讳而隐去曹国呢？”
公子遂前往晋国。
《左传》说：臧文仲前往晋国拜谢曹国土地。
献可杜氏说：二十八年经文记载“晋侯拘捕曹伯给宋国人”，《左传》虽然说是分割曹卫的土地，但经文没有这句话。这一年春天记载“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又记载“公子遂前往晋国”，《左传》看到文字相连，就认为是拜谢曹国土地。《春秋》没有分割曹国土地的记载，也没有晋国让归还曹国土地的经文，那么这济水西岸的土地不是曹国土地。济水西岸的土地，孙氏说是本来鲁国的土地，现在又恢复的。成公二年经文记载“夺取汶阳田”，《左传》解释说“晋国让齐国人归还我们的汶阳田”，那么鲁国夺取被侵占的土地，直接记载为“夺取汶阳田”。这与这一年“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是一类。由此说来，不能说为了拜谢曹国土地而前往。传文都是曲解生出外来的意思。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三望之祭。
《左传》说：“四次占卜郊祀，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是不合礼的。仍然进行三望之祭，也是不合礼的。礼制不占卜应当祭祀，而占卜牺牲，占卜日期叫牲，牺牲准备好而占卜郊祀，是君主怠慢。望祭是郊祀的细微部分。不郊祀，也没有望祭的必要。”
刘氏说：“礼制不占卜常规祭祀，而占卜牺牲和日期。按照这种说法，是对的。所谓不吉利，就是指日期不吉利罢了。不吉利就不敢郊祀，所以需要免除牺牲。”又说：“占卜日期叫牲，牺牲准备好而占卜郊祀，是君主怠慢。这是不对的。”系牲就是牺牲的名字很久了，难道一定要占卜日期吗？况且鲁国人也一定先占卜牺牲然后占卜郊祀，占卜郊祀，是占卜日期吉利与否，不是占卜郊祀可否。《左传》怀疑鲁国占卜郊祀可否，所以错了。我认为：《春秋》不是讥讽牺牲准备好而占卜郊祀君主怠慢，它所讥讽的，是僭越天子的郊祀以及四次占卜仍然进行三望之祭。
《公羊传》说：为什么有时说免除牺牲，有时说免除牛？免除牺牲，是合礼的；免除牛，是不合礼的。免除牛为什么不合礼？受伤的叫做牛。又说：山川有能滋润百里范围的，天子按等级祭祀它。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到一个早晨就遍布天下降雨的，只有泰山
山尔。河海润于千里。
案《春秋》非讥免牛非礼，亦非论免牲为得礼。盖所讥者，僭天子之郊四卜与犹三望也。《公羊》既得其説矣，何故复言免牲为礼，免牛为非礼哉？其曰「百里千里」，语亦未莹。
译山尔。河海润泽千里。
查考《春秋》，并非讥讽免除用牛不合礼制，也不是论述免除牺牲符合礼制。大概所讥讽的，是僭越天子之礼在郊外四次占卜以及仍然进行三望祭祀。《公羊传》既然已经阐明了这一说法，为何又说免除牺牲是合礼，免除用牛是不合礼呢？其中所说的“百里、千里”，言辞也不够明晰。
谷梁曰：「四卜，非礼也。免牲者为之，缁衣熏裳，有司▯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已之辞也。
案，乃之为言，遂也，亦语助之辞，未见亡乎人之辞之意也。
冬杞伯姬来求妇
公羊》曰：「其言来求妇，何兄弟辞也？其称妇，何有姑之辞也？」
谷梁曰：「妇人既嫁，不逾竟。」杞伯姬来求妇，非正也。辨并见二十五年，荡伯姬逆妇。
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
左氏曰：「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
非本义不録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氏曰灭滑而还
经书入滑，传言灭滑灭与入相去逺矣。况入滑在二月，晋人败秦在四月。▯言还时灭滑，不应晋在四月后，然后邀其归路而败之也。此必入滑别是一时之兵，而左氏误合为一事耳。
谷梁曰滑国也
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左氏曰：「子墨衰绖，梁▯御戎，莱驹为右。」又曰：「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案经书晋人则遣将也。▯以为子墨衰绖拂经甚矣。或曰晋不称君居丧不可从戎也。曰居丧不可从戎，正当直书其事以示教，岂有没其实而可见其义者哉？
公羊曰：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曷为夷狄之？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之嵚岩，是文王之所辟风雨者也，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高者，郑商也，遇之殽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晋人与姜戎要之殽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防也。称人，亦防者也。何言乎姜戎之防？先轸也。或曰：襄公亲之。襄公亲之，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君在乎殡而用师，危不得葬也。诈战不日，此何以日？尽也。
赵氏曰：「若贬之反称人，是乃隠其恶也，何劝惩乎？」愚谓：「文二年，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怒殽之败，而复为此战。秦不悔过，尤可狄之也。而曰『秦师』，何也？盖秦之辠在于事而已矣，岂在去师之一字乎？其曰『晋及姜戎』，犹言晋与姜戎也，而何有防之之意乎？」余见或问。
谷梁曰：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岩唫之下，我将尸女。于是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则我死矣。晋人与姜戎要而击之殽匹马倚轮，无反者。晋人者，晋子也。其曰人，何也？防之也。何为防之？不正其释殡而主乎战也。刘氏曰：谷梁曰：不言战而言败，狄秦也，非也。此传云：晋人及姜戎要而击之殽夫要而击之，则非战矣。《春秋》可得彊书战乎？且平心论之，晋则有背殡厄人于险，而秦反见狄，不亦误乎？又云：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此吾所不知也。又云：秦之为狄，自殽战始也，吾则知之矣。此传妄也。愚谓《春秋》书公败某师于某者多矣，皆不言战也，岂皆狄之乎？
癸巳葬晋文公
谷梁曰日葬危不得葬也
既败秦师，而后葬。何危而不得葬也？
晋人败狄于箕
左氏曰：「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
译《谷梁传》说：“四次占卜，不符合礼制。解除牺牲束缚的人，穿着黑色上衣、熏制过的下裳，由主管官员穿着礼服捧着祭品送行，直到南郊，解除牛的束缚也是如此。”“乃”字，是表示事情已经发生的语气词；“犹”字，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语气词。
考察，“乃”字的意思是“于是”，也是语助词，并没有看到它表示事情已经发生的意思。
冬天，杞国的伯姬来为儿子求娶媳妇。
《公羊传》说：“经文说‘来求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兄弟关系的措辞。称她为‘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有婆婆的措辞。”
《谷梁传》说：“妇人既然出嫁，就不应越过国境。”杞伯姬来求娶媳妇，是不合正道的。辨析详见二十五年荡伯姬迎娶媳妇的记载。
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左传》说：“占卜说：可以维持三百年。卫成公梦见康叔说：‘相国夺走了我的祭享。’成公命令祭祀相国。甯武子认为不可以，说：‘鬼神如果不是同族，不会享用祭祀。杞国和鄫国祭祀什么？相国在这里不被享用已经很久了，这不是卫国的罪过。不可以借此离间成王、周公规定的祭祀，请更改祭祀的命令。’”
不符合本义的不收录。
三十三年春天，周历二月，秦国人入侵滑国。
《左传》说灭掉滑国后返回。
经文记载入侵滑国，传文却说灭掉滑国，灭与入相差甚远。况且入侵滑国在二月，晋国人打败秦军在四月。说返回时灭掉滑国，不应该是在晋国四月之后，然后拦截他们的归路而打败他们。这一定是入侵滑国是另一时的军事行动，而《左传》错误地合并为一件事罢了。
《谷梁传》说滑国是一个国家。
夏四月辛巳日，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
《左传》说：“晋文公穿着黑色丧服，梁御戎，莱驹担任车右。”又说：“于是穿着黑色丧服安葬晋文公。”晋国从此开始穿黑色丧服。
考察经文记载晋国人，则是派遣将领。认为晋文公穿着黑色丧服，违背经文太严重了。有人说晋国不称君主，是因为居丧不可从戎。我说居丧不可从戎，应当直接记录其事以示教化，哪有掩盖事实而能体现其义理的呢？
《公羊传》说：“称它为秦，是什么意思？是把它当作夷狄看待。为什么把它当作夷狄看待？秦伯将要偷袭郑国，百里子与蹇叔子劝谏说：‘千里之外去偷袭别人，没有不灭亡的。’秦伯生气地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坟上的树已经合抱了，你们知道什么？’军队出发，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别他们的儿子并告诫说：‘你们如果死了，一定在殽山的险峻岩石下，那是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我将在那里收殓你们的尸体。’儿子向军队行礼后出发，百里子与蹇叔子跟随他们的儿子哭泣。秦伯生气地说：‘你们为什么哭我的军队？’回答说：‘臣不敢哭君主的军队，哭的是臣的儿子。’高者，是郑国的商人，在殽地遇到他们，假托郑伯的命令犒劳军队。有人说去了，有人说回来了。然而晋国人与姜戎在殽地拦截并攻击他们，没有一匹马、一个车轮返回。说‘及姜戎’，是什么意思？姜戎是防备的。称‘人’，也是防备的。为什么说姜戎是防备的？是先轸。有人说：襄公亲自参与。襄公亲自参与，那么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君主还在殡宫就动用军队，危险到不能安葬。诈战不记日期，这里为什么记日期？是因为彻底歼灭。”
赵氏说：“如果贬低反而称‘人’，这是掩盖其恶，怎么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呢？”我认为：“文公二年，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作战。秦军因殽地战败而愤怒，又进行这场战争。秦军不悔改过错，尤其可以视为夷狄。却说‘秦师’，为什么呢？大概秦国的罪过在于行事而已，难道在于去掉‘师’字吗？说‘晋及姜戎’，就像说晋与姜戎一样，有什么防备的意思呢？”其余见《或问》。
《谷梁传》说：“不说‘战’而说‘败’，是什么意思？是把秦当作夷狄。为什么把秦当作夷狄？秦跨越千里险阻，进入空虚的国家，前进不能守卫，后退打败军队，白白扰乱男女的教化，没有男女之别。秦成为夷狄，从殽之战开始。秦伯将要偷袭郑国，百里子与蹇叔子劝谏说：‘千里之外去偷袭别人，没有不灭亡的。’秦伯说：‘你们的坟树已经合抱了，知道什么军队行动？’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别他们的儿子并告诫说：‘你死一定在殽山的险峻岩石下，我将收殓你。’于是军队出发，百里子与蹇叔子跟随他们的儿子哭泣。秦伯生气地说：‘为什么哭我的军队？’二人说：‘不敢哭军队，哭我们的儿子。我们老了，他们不死我们就死。’晋国人与姜戎在殽地拦截并攻击他们，没有一匹马、一个车轮返回。晋国人，是晋文公。称‘人’，是什么意思？是防备。为什么防备？不认为他解除丧事而主持战争是正当的。刘氏说：《谷梁传》说：不说‘战’而说‘败’，是把秦当作夷狄，不对。传文说：晋国人与姜戎在殽地拦截并攻击他们，既然拦截并攻击，就不是‘战’了。《春秋》可以强行书写‘战’吗？况且平心而论，晋国有背弃丧礼、在险要处扼杀敌人的行为，而秦反而被当作夷狄，不是错误吗？又说：白白扰乱男女的教化，没有男女之别，这是我不知道的。又说：秦成为夷狄，从殽之战开始，我知道了。这传文是妄言。我认为《春秋》记载公打败某师于某地的很多，都不说‘战’，难道都是把对方当作夷狄吗？”
癸巳日安葬晋文公。
《谷梁传》说记日期安葬，是危险到不能安葬。
既然打败秦军，然后安葬。有什么危险而不能安葬呢？
晋国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左传》说：“狄人攻打晋国，到达箕地。八月戊子日，晋侯在箕地打败狄人。郤缺俘获白狄子。先轸说：‘匹夫在君主面前逞志而没有惩罚，敢不自讨吗？’摘下头盔进入狄军，死在那里。狄人
归其元面，如生。」
案经无日月，左氏何从知其为八月戊子？白狄自是狄之别种，若然，经当书白狄矣，不应于此但书狄也。况获白狄子，经自应书。夫晋既败狄矣，不应先轸死之也。况先轸智士，于归秦三帅之时，不顾而唾，已涉数月，不应复死于狄也。此皆事理有可疑者，况先轸之事亦非此经之正▯，故不取。
译归还他的首级，面貌如同活着时一样。
查考《春秋》经文并没有记载具体的日期，左氏又是从哪里知道那是八月戊子日的呢？白狄本来就是狄族的一个分支，如果真是如此，经文应当记载为“白狄”，而不应该在这里只记载为“狄”。况且，俘获了白狄的首领，经文本来就应该记载。再说晋国既然已经击败了狄人，就不应该让先轸死在狄人手里。况且先轸是有智慧的人，在归还秦国三位将领的时候，他背对着秦穆公吐唾沫，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不应该又死在狄人手里。这些都是事理上令人怀疑的地方，况且先轸这件事也不是这部经文的正确解释，所以不予采纳。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谷梁曰：「未可杀而杀，举重也；可杀而不杀，举轻也。」实之为言，犹实也。
赵氏曰：未可杀而杀，谓定元年杀菽者，此説非也。定元年惟菽死，故纪其灾也。且今百草未死，豆苗先枯，即知豆易凋，不得云举重也。此则百草俱不死，冬温故也。乃书事实，何举轻之有乎？愚谓实者，结实也。其曰「实之为言」，犹「实」也，尤无意味。
三传辨疑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十
元 程端学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谷梁曰继正即位正也
案继正即位，虽为正也，然不请命于天王，则不论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来防▯
左氏曰：王使内史叔服来防▯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収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非本义不録
公羊曰其言防▯何防▯礼也
陆氏曰：「防僖公▯记，是以着非也。」胡氏曰：「若为得礼，孔子何以书？书之者，非礼也。」
谷梁曰：「▯曰防，其志重天子之礼也。」
赵氏曰：「夫子意在辨是非，岂唯重之而已乎？」
夏四月丁巳▯我君僖公
谷梁曰：「薨称公，举上也。▯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而后举諡。諡所以成徳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公虽僣辞，然当时史法之常。其曰「▯我君」，亦史法之常，岂独僖公哉？其曰諡，所以成徳于卒事乎？加之又諡法之常。若夫臣子不请于王而私諡，则不言焉。其于《春秋》何所发明哉？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公羊》曰：「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刘氏曰非也命为诸侯
谷梁曰：「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锡命，非正也。」
赵氏曰：「锡命者，功徳之由茍而至，非礼也。」谷梁説非也。案：秦汉以后，郡县天下，天子益尊，不比三代，犹近郡国，加守宰秩，何得无「锡命」乎？盖不知赏其无功，而遂妄为义也。
晋侯伐卫
左氏曰：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緜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先且居曰：「效尤祸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
刘氏曰：按《传》实伐卫者先且居也，卫人伐晋，按《传》实伐晋者孔达也。杜氏曰：先且居而称晋侯者，从告辞也；孔达而称卫人者，贬之也。安知卫人非当时之告乎？一则云告，一则云贬，茍便其説而已，何经之有？叶氏曰：经言晋侯伐卫，则非先且居胥臣矣。文公以僖三十二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四月方练，后四月不得言既祥。温防在僖二十八年，文公之为也，亦不得言朝王于温。三者皆误。愚谓晋果围邑、取邑、获大夫，经当详书之；经所不书，则左氏诬也。
卫人伐晋
左氏曰：「卫人使告于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古者越国而谋。」
刘氏曰：「古者虽越国而谋，必义事也。今陈与卫何谋哉？谋畔命，侵小者也。谋畔命，侵小是非古矣。何以谓之古？存耕赵氏曰：『无瑕可以律人。』晋之伐，未为是也。然古无伯，无私交。左氏以为古者越国而谋，杜预谓之合古之道。失今事伯之礼，岂不悖哉？未知今，焉知古？」
公孙敖防晋侯于戚
左氏曰：「秋，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防之。」
杜氏曰：晋取卫田，正其疆界。愚谓左氏尝于晋侯伐卫之下云：「围戚，取之。」其病盖原于公孙敖防晋侯于戚之一语，而妄以疆戚田之事实之，皆当以经为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左氏曰：「諡之曰灵，不▯曰成，乃▯。」
东莱吕氏曰：「諡灵不▯，与荀偃视不可含相类。人死而气未散，犹未▯也；久而气散，则▯矣。未必以恶諡与未嗣事于齐之故。愚谓諡在▯时，敛时，岂有諡哉？左氏盖得齐东野人之语，而不察也。」
谷梁曰
译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却结了果实。
《谷梁传》说：“不该冻死却冻死了，是强调严重；该冻死却没冻死，是强调轻微。”“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果实。
赵氏说：“不该冻死却冻死了，是指定公元年冻死大豆的事，这种说法不对。定元年只有大豆死了，所以记载这场灾祸。况且现在百草都没死，只有豆苗先枯了，就知道豆子容易凋零，不能说这是强调严重。这里的情况是百草都没死，是因为冬天温暖。这不过是记载事实，有什么强调轻微的呢？我认为‘实’是指结实。那‘实之为言’，就是‘实’的意思，尤其没有深意。
《三传辨疑》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十
元 程端学 撰
文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文公即位。
《谷梁传》说：“继承正统而即位，是合乎正道的。”
按语：继承正统而即位，虽然合乎正道，但没有向周天子请示，就不予论列。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
周天子派叔服来鲁国参加防地之盟。
《左传》说：周天子派内史叔服来鲁国参加防地之盟。公孙敖听说他能相面，就让他看看自己的两个儿子。叔服说：“谷，会供养你；难，会收殓你。谷的下半身丰满，必定在鲁国有后代。”
不符合本义的不收录。
《公羊传》说：“说‘防’是什么意思？是合乎礼制。”
陆氏说：“防地是僖公的墓地，所以记载是不对的。”胡氏说：“如果合乎礼制，孔子为什么要记载？记载它，就是因为不合礼制。”
《谷梁传》说：“防地之盟，其用意在于重视天子的礼制。”
赵氏说：“孔子的用意在于辨别是非，难道仅仅是重视礼制而已吗？”
夏天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谷梁传》说：“死称‘公’，是推崇上位者。‘我们的国君’，是承接上下关系。”僖公去世，然后才称谥号。谥号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在去世这件事上加上了谥号。
虽然这是僭越的措辞，但却是当时史官笔法的常规。那说“我们的国君”，也是史官笔法的常规，难道只是僖公如此吗？那说用谥号，是为了在去世时成就德行吗？加上谥号又是谥法的常规。至于臣子不向周天子请示而私自定谥号，就不予记载。这对《春秋》有什么阐发意义呢？
周天子派毛伯来赐给鲁公命令。
《公羊传》说：“‘锡’是什么意思？是赐予。‘命’是什么意思？是加给我服饰。”
刘氏说：不对，“命”是指诸侯。
《谷梁传》说：“礼制中有接受命令，没有前来赐命。赐命，是不正统的。”
赵氏说：“赐命，是凭借功德而到来，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的说法不对。按语：秦汉以后，天下实行郡县制，天子更加尊贵，不像夏商周三代那样，还接近于分封的郡国，给郡守县令加封秩位，怎么就没有“赐命”呢？大概是不懂赏赐无功之人，就胡乱解释其含义。
晋侯攻打卫国。
《左传》说：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不朝见，派孔达侵犯郑国，攻打緜訾和匡地。晋襄公除服后，派使者告知诸侯并攻打卫国，到达南阳。先且居说：“效仿别人的错误会带来祸患，请国君朝见周王，臣下跟随军队。”晋侯在温地朝见周王，先且居、胥臣攻打卫国。五月辛酉初一，晋军包围戚地。六月戊戌日，攻下戚地，俘获孙昭子。
刘氏说：根据《左传》，实际攻打卫国的是先且居；卫国攻打晋国，根据《左传》，实际攻打晋国的是孔达。杜氏说：先且居而称晋侯，是顺从告辞；孔达而称卫人，是贬低他。怎么知道卫人不是当时的告辞呢？一个说是告辞，一个说是贬低，只是方便他们的说法罢了，哪里符合经文呢？叶氏说：经文说晋侯攻打卫国，那就不是先且居和胥臣了。文公在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去世，到今年四月才练祭，之后四月不能说已经除服。温地之盟在僖公二十八年，是文公做的事，也不能说在温地朝见周王。这三点都是错误的。我认为晋国如果真的围城、攻城、俘获大夫，经文应当详细记载；经文没有记载，那么《左传》就是诬妄的。
卫人攻打晋国。
《左传》说：“卫人派使者告诉陈国，陈共公说：‘再攻打一次，我来推辞。’卫国的孔达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君子认为这是古制，古时候越国而谋划。”
刘氏说：“古时候虽然越国而谋划，必定是合乎道义的事。现在陈国和卫国谋划什么呢？谋划背叛命令，侵犯小国。谋划背叛命令，侵犯小国，这就不符合古制了。为什么称之为古制？存耕赵氏说：‘没有瑕疵可以用来约束别人。’晋国的攻打，不算正确。然而古时候没有霸主，没有私下的交往。《左传》认为古时候越国而谋划，杜预说这符合古道的原则。失去了当今霸主之礼，难道不悖谬吗？不了解现在，怎么了解古代？”
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
《左传》说：“秋天，晋侯划定戚地的田界，所以公孙敖去会见他。”
杜氏说：晋国夺取卫国的田地，划定其疆界。我认为《左传》曾在晋侯攻打卫国之下说：“包围戚地，攻下它。”其错误大概源于“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这一句话，而胡乱用划定戚地田界的史实来附会，都应当以经文为准。
冬天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害了他的国君頵。
《左传》说：“定谥号为灵，不闭口叫成，于是闭口。”
东莱吕氏说：“定谥号为灵不闭口，与荀偃看着不可含玉相类似。人死后气息未散，还不可以闭口；时间久了气息散去，就可以闭口了。未必是因为恶谥和没有继承齐国事务的缘故。我认为谥号在闭口时确定，收敛时，哪里有谥号呢？《左传》大概是听到了齐东野人的话，而没有考察清楚。”
《谷梁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