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辨疑卷四
异辞，求其说而不得，故附防郑忽之事耳。然三国来战，必有其故，不可考矣。」
译对于不同的说法，探求其解释却未能得到，所以只是附带提及郑忽在防地之事罢了。然而三国前来交战，必定有其缘故，只是无法考证了。」
公羊曰：「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则其言来战于郎，何近也？恶乎近？近乎围也。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绩矣。」
刘氏曰：「近乎围，岂实围哉？圣人岂探其近乎围之意而书之哉？且春秋恶战耳，不分别逺近，逺近何当于义乎？」李氏曰：「谓内不言战，则言战者多矣，如十七年战于奚之类是也。谓言战乃败，经书败绩者有之，如庄十九年干时之役是也。」叶氏曰：「战于奚，战于升陉，未尝不地，郎何独言近邑？愚谓公羊亦见「来战于郎」之文，异求其说而不得，故有近地、近乎围之说，而不知理之不可通也。」
谷梁曰：「来战者，前定之战也。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者，为内讳也。」
赵氏曰：前定之说非也。言来者，责二国不当来耳。刘氏曰：若来战，为前定之辞，自无縁复言其人。且言及也，岂可曰「某人及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乎？又岂可曰「齐侯、卫侯、郑伯及某人来战于郎」乎？且凡结日、偏战，皆前定之战也，何不一一言来战乎？然则不言其人、不言及者，非以吾败也。来战者，又非以前定也，皆妄说矣。叶氏曰：凡内书自外至，皆言来，「来」非前定之辞，别内外也。此言「来战」，正以不期而至，故不言及，而传反之。盖其例以疑战不日，而此日，故云尔。愚谓他国兵至，不得已而应之，岂如防盟之事，期日来我近邑而一战乎？此亦求「来战」之说，不得而为之辞者也。《春秋》但责来战者，而不言胜负，岂知内败乎？既曰「来战」，自然不言及，何得为内讳而不言及哉？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左氏曰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杜氏曰：「宋不言经阙，愚谓经不言宋，而传言宋，据经舍传可也。」杜氏信传，疑经过矣。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
公羊曰：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归，何？顺祭仲也。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
范氏曰：「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是人主可得而胁也。」啖氏曰：「公羊以废君为贤，不可以训。」赵氏曰：「公羊意解，不言子。案《春秋》前后，伯子男皆殊称，非一也。又郑伯爵也，若称子何？闗爵乎？」刘氏曰：「若祭仲知权者，宜效死勿听，使宋人知，虽杀祭仲，犹不得郑国乃可矣。且祭仲谓宋诚能以力杀郑忽而灭郑国乎？则必不待执祭仲而刼之矣。如力不能而夸为大言，何故听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则若强许焉，还至其国而背之，执突而杀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为行权？乱臣贼子，孰不能为此者乎？」公羊曰：「突何以名？问之，非也。突之名，犹小白、许叔矣，何故问乎？」又曰：「言其归，何？顺祭仲也。」非也。若仲之为者，《春秋》之乱臣也，如何顺之？又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非也。变周之文，从商之质，非圣人意也。吾既言之矣。且在丧称子者，嗣也。公侯伯子男者，爵也。文同而义异，圣人岂以为嫌而避之？且避成君而称名，无义之甚。以为辞无所贬，则孰与称子哉？南轩张子曰：「权者，权其轻重而适平之谓。乃以反经合道为权，非也。夫经者，道之所常也。权者，
译公羊说：“郎，是什么地方？是我们近郊的城邑。既然是近郊的城邑，那么经文说‘来战于郎’，为什么还要强调‘近’呢？近到什么程度？近到几乎被包围的程度。这是双方约定地点进行的战斗，为什么不说军队大败？因为对于本国，不记载‘战’字，记载‘战’字就意味着大败了。”
刘氏说：“几乎被包围，难道真的被包围了吗？圣人难道会揣测那几乎被包围的意思而记载下来吗？况且《春秋》厌恶战争罢了，并不区分远近，远近对于大义有什么影响呢？”李氏说：“说本国不记载‘战’字，那么记载‘战’字的很多，比如僖公十七年‘战于奚’之类就是。说记载‘战’就意味着大败，经文中记载‘败绩’的也有，比如庄公十九年干时之战就是。”叶氏说：“战于奚，战于升陉，并没有不记载地点，为什么唯独郎要说是近邑？我认为公羊也看到了‘来战于郎’的文字，感到奇怪却寻求不出解释，所以有了近地、近乎包围的说法，却不知道这在道理上是行不通的。”
谷梁说：“来战，是事先约定好的战斗。本国不记载‘战’字，记载‘战’就意味着失败了。不记载交战的人，是因为我国失败了。不记载‘及’字，是为了为本国避讳。”
赵氏说：事先约定的说法不对。说‘来’，是责备两国不应当来罢了。刘氏说：如果来战是事先约定的说法，自然没有理由再记载交战的人。况且说‘及’，难道可以说‘某人和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吗？又难道可以说‘齐侯、卫侯、郑伯和某人来战于郎’吗？况且凡是约定日期、约定地点的战斗，都是事先约定的战斗，为什么不一个个都记载‘来战’呢？那么不记载交战的人、不记载‘及’字，并不是因为我国失败。说‘来战’，也不是因为事先约定，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叶氏说：凡是本国记载从外面来的，都说‘来’，‘来’不是事先约定的说法，而是区别内外。这里说‘来战’，正因为它是不期而至，所以不记载‘及’，而传文却反过来了。大概它的体例是可疑的战斗不记载日期，而这里记载了日期，所以这样说。我认为他国军队到来，不得已而应对，难道像防备盟约那样，约定日期来到我国近邑而一战吗？这也是寻求‘来战’的解释，不得而为之的托辞。《春秋》只是责备来战的人，而不说胜负，哪里知道我国失败了呢？既然说了‘来战’，自然不记载‘及’，怎么能说是为了本国避讳而不记载‘及’呢？
鲁僖公十一年春天，正月，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
左氏说：春天，齐、卫、郑、宋在恶曹结盟。
杜氏说：“宋国没有提及，是经文遗漏了。我认为经文没有提及宋国，而传文提及宋国，依据经文舍弃传文是可以的。”杜氏相信传文，怀疑经文，这就错了。
九月，宋国人抓住了郑国的祭仲，公子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公羊说：“祭仲，是谁？郑国的宰相。为什么不称名？因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祭仲贤德？认为他懂得权变。他懂得权变是怎样的？古时候，郑国处于留地。先郑伯对郐公有恩德，与郐公夫人私通，从而夺取了郐国而迁徙郑国，而废弃留地。庄公死后，已经安葬，祭仲将要去留地省视，路途经过宋国，宋国人抓住了他，对他说：‘为我废掉忽而立突。’祭仲如果不听从他的话，那么国君必定死，国家必定灭亡；听从他的话，那么国君可以以生换死，国家可以以存换亡。稍微拖延缓和一下，那么突可以故意外出，而忽可以故意外归。如果这不可得，那么生病，然后才有郑国。古人行使权变的，祭仲的权变就是。权变，是什么？权变，是违背常道，然后才有善果的。权变所设立的，除了舍弃死亡没有其他地方设立。行使权变有道理：自我贬损以行使权变，不害人而行使权变，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做的。突为什么称名而依附于祭仲呢？说‘归’，是什么意思？顺从祭仲。郑忽出逃到卫国，忽为什么称名？《春秋》中，伯、子、男是一样的，措辞没有贬低。”
范氏说：“公羊认为祭仲废黜国君是行使权变，这是君主可以被胁迫的意思。”啖氏说：“公羊认为废黜国君是贤德，不可以作为教训。”赵氏说：“公羊随意解释，不称‘子’。考察《春秋》前后，伯、子、男都区别称呼，不是统一的。况且郑国是伯爵，如果称‘子’，是什么？关乎爵位吗？”刘氏说：“如果祭仲懂得权变，应当效死不听，让宋国人知道，即使杀了祭仲，还是得不到郑国，这才可以。况且祭仲认为宋国真的能凭武力杀郑忽而灭郑国吗？那么必定不会等到抓祭仲而胁迫他了。如果力量不能而夸口说大话，为什么听他的？况且祭仲死就足够了，又不能，这就是如果勉强答应，回到他的国家而背弃他，抓了突而杀了他，就可以了。为什么废黜正统而立不正统，认为是行使权变？乱臣贼子，谁不能做这种事呢？”公羊说：“突为什么称名？问这个，不对。突的称名，就像小白、许叔一样，为什么问呢？”又说：“说‘归’，是什么意思？顺从祭仲。”不对。如果祭仲所做的事，《春秋》认为是乱臣，怎么顺从他？又说：“忽为什么称名？《春秋》伯、子、男是一样的，措辞没有贬低。”不对。改变周代的文饰，顺从商代的质朴，不是圣人的意思。我已经说过了。况且在丧期称‘子’，是继承人的意思。公、侯、伯、子、男，是爵位。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圣人难道因为忌讳而避开吗？况且避开成君而称名，没有比这更没有意义的了。认为措辞没有贬低，那么和称‘子’相比呢？南轩张氏说：“权变，是权衡轻重而使之平衡的意思。把违背常道而符合大道当作权变，不对。常道，是大道的常态。权变，是……”
所以权其变而求合乎经也。既反经矣，尚何道之合乎？」真氏曰：「公羊此言，盖圣经之稂莠，人心之蟊贼，学者不可不察。然则董仲舒所谓守经事而不知其权，遭变事而不知其宜者，何也？曰：此为不知《春秋》而言也。盖《春秋》王道之权衡，处常则用经，遭变则用权。其用权乃所以合乎经也。汉儒之论经权，此论为最粹。大抵为学，必先知经，知经而后可以语权。不知经而遽语权，未有不流于变诈者也。故张子以学未至而语变为操术之不正，信矣。」夫叶氏曰：「书《武成》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王以为反商政，政由旧，则商爵未尝不列五等也。西汉诸儒未见孔氏书传，皆为商爵三等之论，谓商止有鬼侯、梅伯，而无子男。武王初定天下，后増此二等，盖妄矣。汉儒亦以为《春秋》变周从商，合伯、子、男以为一。郑自伯爵，《春秋》何尝合以为一乎？所谓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者，皆非经本意，传自为说尔。愚谓宋、郑皆诸侯国，各有备御。祭仲不从其言，郑未必亡，君未必死。祭仲相郑，无故被执，其人可知矣。为祭仲者，当曰：「臣可死，世子不可易。」使人致意于忽曰：「臣不任托孤寄命，死有余罪。臣今死矣，君其备之。」正其身，和其民人，以守社稷，则祭仲之义庶矣。今惧死而易其君，公羊乃曰：「权也，贤也。」昧君臣大义，而议《春秋》，宜其反害名教也。
译因此权衡变通以求合乎常道。既然已经违背了常道，还有什么道可以合乎呢？」真氏说：「《公羊传》的这些话，大概是经典中的杂草，人心中的害虫，学者不可不仔细考察。那么董仲舒所说的‘拘守常道而不知变通，遭遇变故而不知适宜’，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这是针对那些不了解《春秋》的人而言的。因为《春秋》是王道的权衡，处于常态时就运用常道，遭遇变故时就运用变通。运用变通正是为了合乎常道。汉代儒者关于经与权的论述，这一论断最为精纯。大体上治学，必须先了解常道，了解常道之后才可以谈论变通。不了解常道就急于谈论变通，没有不流于权谋欺诈的。所以张载认为学问未到却谈论变通是术业不正，确实如此。」叶氏说：「《尚书·武成》说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武王认为要反商代的政令，政令沿袭旧制，那么商代的爵位不曾不是五等。西汉的儒者没有见到孔氏的《书传》，都主张商代爵位只有三等的说法，认为商代只有鬼侯、梅伯，而没有子、男。武王刚平定天下，后来增加了这两等，这大概是错误的。汉代儒者也认为《春秋》变革周代的文饰而顺从商代的质朴，将伯、子、男合并为一。郑国自伯爵起，《春秋》什么时候合并为一呢？所谓变革周代的文饰、顺从商代的质朴，都不是经典的本来意思，而是传文自创的说法罢了。我认为宋、郑都是诸侯国，各自有防备。祭仲不听从他的话，郑国未必灭亡，国君未必死亡。祭仲辅佐郑国，无故被抓获，他的为人可以知道了。作为祭仲，应当说：‘我可以死，但世子不可更换。’派人向郑忽表达心意说：‘我不能胜任托付孤儿重命，死有余罪。我现在去死了，国君您要有所防备。’端正自身，安抚百姓，来守护国家，那么祭仲的道义就差不多了。现在害怕死亡而更换国君，《公羊传》却说：‘这是变通，是贤德。’蒙蔽君臣的大义，却议论《春秋》，难怪会反过来危害名教了。」
谷梁曰：「宋人者，何？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贬之也。曰『突』，贱之也。曰『归』，易辞也。祭仲易其事，权在祭仲也。郑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国也。」
刘氏曰：「此非谷梁例也。谷梁之例，常以称人执之为是，称侯执之为非。向令书宋公执者，得无云斥宋公以执祭仲乎？且齐人执郑詹，何以独不曰贬乎？文同而义异，何哉？」陈岳氏曰：「《春秋》国君出奔多矣，然出之之防，不在乎名。愚谓执祭仲者，固宋公也。然史氏之法，皆以人书，非贬而人之也。突固可贱也，然不称名，则不知其为谁；非贱而名之也。忽固失国者也，然史氏之法，凡称者皆名，以别其人，非以失国而责之也。」
柔防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谷梁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刘氏曰非也再命尔
十有二年夏六月，公防纪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氏曰平▯莒也
案左氏误作▯故曰平▯莒耳
秋七月丁亥，公防宋公、燕人盟于谷丘。
左氏曰：「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公如欲平宋、郑，当盟宋、郑之人，燕人不知何故而来盟。」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于▯
左氏曰：「宋成未可知也。」故又防于虚。冬，又防于▯。案左氏见鲁桓防宋之亟，而又与郑伐宋，求其说而不得，故附防平宋、郑，而宋公辞平之事以聫属之，而不知鲁桓信义之不立，喜怒之无恒，固如此。未必为平宋、郑，而宋辞平也。
丙戌公防郑伯盟于武父
左氏曰：「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君子曰：『茍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案宋既与鲁防矣，未必辞平也，必别有其故而交盟耳，然不可知矣。今据经而论，乃鲁之无信也，传谓宋无信，岂其然欤？
丙戌卫侯晋卒
谷梁曰再称日决日义也
刘氏曰非也此饰说耳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公羊曰：「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恶乎嫌？嫌与郑人战也。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
刘氏曰：「公羊曰：『内不言战，战乃败矣』，非也。若偏战而内胜，何得不言战乎？」愚谓公羊云辟嫌者，其意若曰：「经若书『及郑师战于宋』，则是与郑战而不与宋战也，故书伐宋，又书战于宋。」殊不知伐而言战，正苏氏所谓「伐而又战，见无故残民之甚」，盖纪其实耳，非辟嫌于文辞之间而为此言也。夫伐曰伐，战曰战，败绩曰败绩，此《春秋》所以为实録也。若曰「言战乃败」，则战而不败者如何命辞乎？
谷梁曰：「非与所与伐战也。」不言与郑战，耻不和也。于伐与战败也，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
啖氏曰：谷梁不知省文之义，故尔。案自此后，鲁常与郑和而同伐宋，故知谷梁误矣。陈岳氏曰：二▯谓内不言战，战乃败绩。若然，则庄九年干时之战何书败绩？愚谓经文明书及郑师伐宋矣，谷梁乃曰「不言与郑战」，则是文义且不通，其何以▯经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防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郑人来请修好。左氏曰：「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不书所战，后也。」
赵氏曰：据经文，内兵以纪为主，外兵以齐为主。若实为宋、郑而战，即当以宋、郑为兵主，何得主齐、纪乎？莘老孙氏曰：案经书公防纪侯、郑伯，则是纪侯主兵。若如左氏之文，乃郑主矣。赵氏亦曰：若纪侯助郑，则当战于宋、郑之境，不当在纪也。刘氏曰：在宋、郑相怨，郑为此战者，郑当序纪上，宋当序齐上，何故反颠倒之乎？虽不及其防期，而及其战期，自当没防地而举战地，今何故反没战地乎？又曰：鲁、郑同好，未尝有隙，何故忽修之？是见明年防于曹，因说此尔。愚谓以经考传之伪，赵氏得之。因
译谷梁传说：“‘宋人’是什么意思？是指宋公。为什么称他为‘人’？是为了贬低他。称他为‘突’，是为了轻视他。称他‘归’，是容易的措辞。祭仲改变了事情，权力在祭仲手中。郑忽，就是世子忽。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失去了国家。”
刘氏说：“这不是谷梁传的体例。谷梁传的体例，通常以称‘人’执行为是，称‘侯’执行为非。假使记载宋公执行，难道不会说斥责宋公去执行祭仲吗？况且齐人执郑詹，为什么唯独不说这是贬低呢？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为什么呢？”陈岳氏说：“《春秋》中国君出奔的很多，但是出奔的防备，不在于名字。我认为执行祭仲的，本来就是宋公。然而史官的法则，都称‘人’来记载，并不是因为贬低而称‘人’。突本来可以轻视，但是不称名字，就不知道他是谁；并不是因为轻视而称他的名字。忽本来失去了国家，但是史官的法则，凡是称名的都记载名字，用来区别那个人，并不是因为失去国家而责备他。”
柔在防地，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
公羊传说：“柔是什么？是我国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
谷梁传说：“柔是什么？是我国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
刘氏说：“不对，这是再次任命罢了。”
鲁桓公十二年夏六月，桓公在曲池与纪侯、莒子结盟。
左传解释说：“平定莒国。”
按：左传误作“平莒”，所以说“平莒”罢了。
秋七月丁亥，桓公在谷丘与宋公、燕人结盟。
左传说：“桓公想要平定宋国和郑国，秋天，桓公与宋公在句渎之丘结盟。桓公如果想要平定宋国和郑国，应当与宋国、郑国的人结盟，燕人不知为什么来结盟。”
冬十一月，桓公在防地与宋公结盟。
左传说：“宋国是否讲和还不可知。”所以又在虚地结盟。冬天，又在防地结盟。按：左传看到鲁桓公频繁与宋公结盟，而又与郑国攻打宋国，寻求解释却得不到，所以附会说是为了平定宋国、郑国，而宋公推辞讲和之事以连贯叙述，却不知道鲁桓公信用道义不建立，喜怒无常，本来就是这样。未必是为了平定宋国、郑国，而宋国推辞讲和。
丙戌，桓公在武父与郑伯结盟。
左传说：“宋公推辞讲和，所以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于是率领军队攻打宋国，交战。宋国没有信用。君子说：‘如果信用不能延续，结盟也没有益处。’《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祸乱因此滋长，是因为没有信用。’”
按：宋国既然已经与鲁国结盟，未必推辞讲和，必定另有缘故而结盟，但是不可知道了。现在根据经文来论述，乃是鲁国没有信用，传文说宋国没有信用，难道是这样吗？
丙戌，卫侯晋去世。
谷梁传说：“再次记载日期，是决断日期的义理。”
刘氏说：“不对，这是粉饰的说法罢了。”
鲁桓公十二年十二月，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在宋国交战。
公羊传说：“交战不记载‘伐’，这里记载‘伐’，为什么？是为了避开嫌疑。避开什么嫌疑？嫌疑是与郑国人交战。这是偏战，为什么不记载军队大败？国内不记载交战，记载交战就是失败了。”
刘氏说：“公羊传说：‘国内不记载交战，记载交战就是失败了’，不对。如果是偏战而国内胜利，怎么可以不记载交战呢？”我认为公羊说避开嫌疑，它的意思好像是说：“经文如果记载‘与郑国军队在宋国交战’，那就是与郑国交战而不与宋国交战，所以记载攻打宋国，又记载在宋国交战。”殊不知攻打而又交战，正是苏氏所说的“攻打而又交战，显示无故残害百姓的严重”，大概是记录事实罢了，不是在文辞之间避开嫌疑而说这样的话。攻打就说攻打，交战就说交战，大败就说大败，这是《春秋》之所以成为实录的原因。如果说“记载交战就是失败”，那么交战而没有失败的该怎么措辞呢？
谷梁传说：“不是与所一起攻打的国家交战。”不记载与郑国交战，是因为不和而感到羞耻。在攻打与交战失败上，国内忌讳失败，举出可以说的事情。
啖氏说：谷梁不知道省略文字的意义，所以这样。按：从此以后，鲁国经常与郑国和好而一同攻打宋国，所以知道谷梁错了。陈岳氏说：二〇说国内不记载交战，记载交战就是大败。如果这样，那么庄公九年干时之战为什么记载大败？我认为经文明白记载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了，谷梁却说“不记载与郑国交战”，那么文义尚且不通，怎么解释经文呢？
鲁桓公十三年春，二月，桓公与纪侯、郑伯结盟。己巳，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军队、燕国军队大败。郑国人来请求修好。左传说：“宋国向郑国索取很多贿赂，郑国不能承受命令，所以用纪国、鲁国以及齐国与宋国、卫国、燕国交战。不记载交战的对象，是因为后来。”
赵氏说：根据经文，国内军队以纪国为主，国外军队以齐国为主。如果实在为宋国、郑国而战，就应当以宋国、郑国为军队主将，怎么可以以齐国、纪国为主呢？莘老孙氏说：按经文记载桓公与纪侯、郑伯结盟，那么是纪侯主兵。如果像左传的文字，乃是郑国主兵。赵氏也说：如果纪国帮助郑国，就应当在宋国、郑国的边境交战，不应当在纪国。刘氏说：在宋国、郑国互相怨恨，郑国为此而战，郑国应当排在纪国上面，宋国应当排在齐国上面，为什么反而颠倒了呢？虽然没赶上结盟的日期，但是赶上了交战的日期，自然应当省略结盟地点而举出交战地点，现在为什么反而省略交战地点呢？又说：鲁国、郑国同好，从来没有嫌隙，为什么忽然修好？这是看到明年在曹地结盟，因此这样说罢了。我认为用经文考察传文的虚伪，赵氏得到了。
知宋责赂而郑不堪命之说，亦未可信也。左氏唱之，杜氏和之，服防、刘▯、孔颖达衍之，辗转讹谬，而本义乖矣。
译认为宋国索取贿赂而郑国无法承受的命令这种说法，也是不可信的。《左传》率先提出，杜预附和，服虔、刘炫、孔颖达加以推演，辗转之间产生讹误谬误，原本的意思就背离了。
公羊曰：曷为后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纪侯、郑伯，然后能为日也。内不言战，此其言战，何从外也？曷为从外？恃外故从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恶乎近？近乎围。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犹可以地也。
赵氏曰：「案先防后战，成防而后战也。公羊恃外，有何义乎？」愚案：「公羊不知春秋书法，乃谓鲁主兵而战于鲁国，故以郎为言。殊不知齐以三国伐纪，主此战者，纪也。」
谷梁曰：「其言及者，由内及之也。其曰战者，由外言之也。战称人，败称师，重众也。」
刘氏曰：「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何以不重众乎？」愚案：「纪主兵与齐战也。谷梁谓鲁主兵，故有由内及外之云，则既误矣。而又以战为由外言之，则误之甚矣。」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防郑伯于曹。
左氏曰：「春防于曹，曹人致饩，礼也。」
存耕赵氏曰：「武父之盟，轨既与郑两战之役，轨遂党郑。突欲轨之终为纪也，请为防焉，地于曹。曹亦与也。轨杀隠而簒鲁，突逐忽而夺郑。曹而知礼，则拒，亦不与之接矣。乃致饩焉，尚足为知礼乎？」
无氷
公羊曰何以书记异也
近之
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
左氏曰：「郑子人来寻盟，且修曹之防。」
杜氏曰：「子人即弟语也。」愚谓左氏凡此等语，皆非录鲁史之文，见前有曹之防，故云尔。
公羊曰夏五者何无闻焉尔
无闻即谷梁传疑之意
谷梁曰：「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以其来我，举其贵者也。来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貎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隠、桓。隠、桓之日远矣。夏五▯疑也。
赵氏曰：「案但以来鲁，即曰来盟，何必前定乎？」孙氏曰：「孔子作春秋，専其笔削，岂其日月旧史之阙者不随而刋正之哉？此夏五无月者，后人传之脱误也。」髙氏曰：「圣人作春秋，为万世法，岂有▯疑者乎？后之▯者，或脱月字，或加五字耳。」愚谓：「果以来我而举其贵者，则是圣人与其弟之来盟也，岂春秋之防乎？且前定则有期日矣，岂有前定而无日之理乎？」谷梁乃曰：「前定不日，过矣。若使其弟语来盟之文，则有前定之意矣。」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
左氏曰：「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杜氏曰：「灾其屋，救之则息，不及谷，故曰书不害。」刘氏曰：「非也。记灾而书其不害，何益于教乎？火不害粟，此亦物之不为灾者，于例当不书，何故自书于上，又自解释于下乎？苟令御廪灾在乙亥之后，当不复见「不害」矣。」齐氏曰：「左氏谓灾不害谷，乙亥日尝，则壬申为致斋之初日。既我日而斋，虽灾不害谷，然天灾警惧，改卜可也。」愚谓：「岂有火灾其屋而不害其谷之理？使能救，其余谷亦汚秽臭恶，而不可以祭。左氏但见壬申灾，而乙亥尝，遂以「不害」释之，难以语乎理矣。」
公羊曰：「御廪灾，何以书记？灾也。乙亥尝，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尝也。曰：『犹尝乎？』御廪灾，不如勿尝而已矣。」
赵氏曰：「公羊云：『不如勿尝而已』。案在灾，当警惧修饬而改卜，何得更阙先君之祀乎？」陈岳氏曰：「灾由天，尝由人。天以灾警乎人，欲人君修徳正礼以回天意，勿尝可乎？」
谷梁曰：「御廪之灾，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为唯未易灾之余而尝可也。志不敬也。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国非无良农工女也，以为人之所尽事其祖，弥不若以己所自亲者也。何用见其未易灾之余而尝也？曰：『甸粟而纳之三宫，三宫米而蔵之御廪。夫尝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以为未易灾之余而尝也。」
刘氏曰：「粢盛灾焉，何以不志乎？其曰『夫尝必有兼甸之事焉』，若此者，明粟非灾之余可也。欲以明为灾之余，则非也。」存耕赵氏曰：「尝，厌新之祭也。御廪之灾，在致斋
译公羊传说：为什么把日期放在后面？是因为倚仗外力。怎么倚仗外力呢？得到了纪侯、郑伯，然后才能把日期放在后面。鲁国境内不记载战争，这里却记载了战争，这是从外国的角度来写的。为什么从外国的角度来写？因为倚仗外力，所以从外国的角度来写。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离鲁国近。近到什么程度？近到被包围的程度。郎地也很近啊。郎地为什么记载了地点？因为郎地还可以记载地点。
赵氏说：“考察先设防后作战，是完成设防后才作战。公羊传所说的倚仗外力，有什么道理呢？”我认为：“公羊传不懂《春秋》的书法，认为鲁国是出兵作战的主体，所以在郎地作战，因此以郎地为言。却不知道齐国率领三国讨伐纪国，这场战争的主方是纪国。”
谷梁传说：“文中说‘及’，是从鲁国方面去接应的意思。说‘战’，是从外国的角度来叙述的。战争称‘人’，败绩称‘师’，这是重视民众的意思。”
刘氏说：“齐国人讨伐卫国，卫国人跟齐国人作战，卫国人败绩。为什么不重视民众呢？”我认为：“纪国是出兵作战的主体，与齐国交战。谷梁传认为鲁国是出兵作战的主体，所以有从内到外的说法，这已经错了。又认为‘战’是从外国的角度来叙述，那就错得更厉害了。”
鲁僖公十四年春天，正月，鲁僖公在曹地防备郑伯。
左传曰：“春天在曹地设防，曹国人送来馈赠的活牲，这是合乎礼节的。”
存耕赵氏说：“武父之盟后，纪侯已经与郑国两次交战，纪侯于是依附郑国。郑突想让纪侯最终成为郑国的党羽，请求在曹地设防。曹国也参与了这件事。纪侯杀了鲁隐公而篡位，郑突驱逐了郑忽而夺取郑国。曹国如果知道礼节，就会拒绝，也不会与他们交接了。现在却送来馈赠的活牲，还称得上知道礼节吗？”
无冰。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这是异常情况。
接近了。
夏天五月，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左传曰：“郑子人来寻求结盟，并且修缮曹地的防务。”
杜预说：“子人就是弟弟语。”我认为左传这类话语，都不是记录鲁国史官的文字，因为前面有曹地设防的事，所以这样说。
公羊传说：“夏五是什么意思？没有听到相关的解释。”
没有听到，就是谷梁传表示怀疑的意思。
谷梁传说：“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互通。称‘其弟’，是因为他来到我国，举出他尊贵的身份。来结盟是事先约定的。事先约定的盟约，不记载具体日期。”孔子说：“听远处的声音，听到急促的却听不到舒缓的；看远处的人，看清面貌却看不清形体。”站在定公、哀公的时代来指责隐公、桓公。隐公、桓公的时代已经遥远了。夏五〇表示怀疑。
赵氏说：“考察只要来到鲁国，就说来结盟，何必一定是事先约定的呢？”孙氏说：“孔子作《春秋》，专门负责笔削，难道旧史中缺漏的日月，他不随之刊正吗？这夏五没有月份，是后人传抄脱误造成的。”高氏说：“圣人作《春秋》，作为万世的法则，哪有〇表示怀疑的呢？后面的〇，或者是脱漏了‘月’字，或者是多加了‘五’字。”我认为：“如果因为来到我国而举出他尊贵的身份，那就是圣人与他的弟弟来结盟，这难道是《春秋》的宗旨吗？况且事先约定就有确定的日期，哪有事先约定却没有日期的道理呢？”谷梁传却说：“事先约定不记载日期，这是错误的。如果让他的弟弟语来结盟的文字，就有事先约定的意思了。”
秋天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左传曰：“秋天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记载这是没有害处的。”杜预说：“火灾烧毁了房屋，抢救后火势熄灭，没有波及粮食，所以说记载这是没有害处的。”刘氏说：“不对。记载灾害而说它没有害处，对教化有什么益处呢？火灾没有危害粮食，这也是不属于灾害的事物，按例应当不记载，为什么自己记载在上面，又自己在下面解释呢？假如御廪火灾发生在乙亥日之后，就不应该再出现‘不害’二字了。”齐氏说：“左传认为灾害没有危害粮食，乙亥日举行尝祭，那么壬申日是开始斋戒的日子。既然已经确定了日期并斋戒，虽然火灾没有危害粮食，但天灾令人警惧，更改占卜日期是可以的。”我认为：“哪有火灾烧毁了房屋却不危害粮食的道理？即使能抢救，剩下的粮食也会污秽臭恶，不能用来祭祀。左传只看到壬申日火灾，乙亥日尝祭，就用‘不害’来解释，这难以讲得通道理。”
公羊传说：“御廪发生火灾，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灾害。乙亥日举行尝祭，平常的事情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举行尝祭。说：‘还举行尝祭吗？’御廪发生火灾，不如不举行尝祭算了。”
赵氏说：“公羊传说：‘不如不举行尝祭算了。’考察在灾害发生时，应当警惧修饬并更改占卜，怎么可以断绝先君的祭祀呢？”陈岳氏说：“灾害来自天，尝祭来自人。天用灾害警示人，希望人君修德正礼以挽回天意，不举行尝祭可以吗？”
谷梁传说：“御廪的火灾，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认为只有没有更换火灾剩余的粮食而举行尝祭，才可以记载。这是记载不敬。天子亲自耕种，以供祭祀的谷物；王后亲自养蚕，以供祭祀的服饰。国家不是没有好的农夫和女工，认为人们尽力侍奉祖先，不如亲自劳作的人。怎么知道没有更换火灾剩余的粮食而举行尝祭呢？说：‘征收公田的粮食并缴纳到三宫，三宫加工成米并收藏在御廪。举行尝祭必定有兼管公田事务的人。’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认为没有更换火灾剩余的粮食而举行尝祭。”
刘氏说：“祭祀的谷物遭受火灾，为什么不记载呢？他说‘举行尝祭必定有兼管公田事务的人’，像这样，说明粮食不是火灾剩余的也可以。想要说明是火灾剩余的粮食，那就错了。”存耕赵氏说：“尝祭，是厌新之祭。御廪的火灾，在开始斋戒
三日之前，春秋书之，盖以尝之不谨而灾于斋之日也，非谓其以廪灾之余而施之尝祭也。尝必以新，不以陈。鲁礼虽亡，必不以灾余之陈而尝也。」
译三天之前，《春秋》对此进行了记载，大概是因为在尝祭时不慎，导致在斋戒之日发生火灾，并不是说把粮仓火灾后的剩余谷物用于尝祭。尝祭必须使用新谷，而不使用陈粮。鲁国的礼制虽然已经失传，但必定不会用火灾后剩余的陈粮来进行尝祭。」
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左氏曰：「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果取牛首，经当书「取邑」；果以大宫之椽归，经当书「入郑」。今经止曰「伐郑」，且经言「人」，则微者也，而左氏以为诸侯，俱未可信也。」
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
以固行其意，然以行其意，释以之意义，则踈矣。
谷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赵氏曰：「左氏云：『凡师能左右之曰以』。且齐桓、晋文用诸侯之师，悉能左右之，何以不言『以』？谷梁之说，则诸处用兵悉不死乎？范▯注云：『本非所得制，今得制之』。则庄十五年，宋人、齐人、邾人伐郳，何以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吴子，岂能制之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左氏曰：「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共车服，天子不私求财。」
存耕赵氏曰：「周官有九贡，有器贡，服贡。谓诸侯不贡车服，则失之矣。」
谷梁曰：「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求金，甚矣。」
案诸侯有常贡，辞让，固天子之心；其所当贡者，亦所不让也。然谷梁此意善矣。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
公羊曰突何以名夺正也
刘氏曰：「突之不正，明矣。虽勿名之，可勿夺乎？」愚谓：「突固夺正，然此非因夺正而名。」
谷梁曰讥夺正也
叶氏曰：「经于诸侯出奔，未有不名者，非贬也，别二君尔。以突为夺，正凡正而名者，为可夺乎？」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左氏曰六月乙亥昭公入
经无日左氏何从知之
公羊曰：「其称世子何？复正也。曷为或言归，或言复归？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
刘氏曰：非也。如忽之奔，盖有不得已，亦何恶乎？若以为恶，犹有可诿。未知突之簒国，亦何故出入无恶乎？以谓突之言归顺祭仲也。夫突亲簒兄夺国，以顺祭仲而得言归。忽本宜为君者也，方其出时，亦何独不使顺祭仲乎？在突之入，则得顺祭仲而使为入无恶；在忽之出，则不得顺祭仲而使为出有恶。如是，春秋乃助突而不助忽，也不亦悖乎？叶氏曰：四例皆非，即传而言。郑突不当为君而簒其兄，忽当为君而夺于弟。突者入有恶者也，反从出入无恶例，书归忽；出入无恶者也，反从出有恶例，书复归，可乎？非特此也。卫成公使以杀叔武为伯主所执，未归，而又杀公子瑕，乃从出入无恶例，书归；周敬王太子之母弟王猛死，而国人立之，乃从出入俱恶例，而书入；赵鞅去晋阳，本不以事，欲除君侧之恶，人据之以叛，罪不重于栾盈，而书入；鱼石与于荡山之乱，不容于宋而出奔，罪不轻于荀寅、士吉射，而书复入，则无人可通矣。
谷梁曰反正也
叶氏曰：传例以复为复，中国归而归其所，故误云尔。其意谓：忽当称世子，故不为义于前出奔，直曰“郑忽，郑世子”，其名失国而已。不知君薨不称子，今庄公之丧已除，忽为逾年之君，既不可称子，又不得冒称爵，故经复以世子称之，所以见其正。复归非所正也。愚谓复归固反正，然《春秋》书此，以见天子失道而诸侯恣，诸侯失道而大夫専，嫡庶不辨，而彊者得入之耳。
许叔入于许
谷梁曰：「许叔，许之贵者也。莫宜乎许叔。其曰『入』何也？其归之道，非所以归也。」
叶氏曰：「此盖亦拘于内弗受之说，故既谓莫宜乎许叔，又以归非其道，反之，辗转成其说尔。然则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岂归以其道者乎？」
公防齐侯于艾
左氏曰谋定许也
左氏见此防偶，在许叔入许之后，因谓谋定许后，既无定许之事，而桓襄非定诸侯之人，不可信也。大凡左氏附防，类此。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公羊曰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也
陈岳氏曰：「何休
译宋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
左氏说：“宋人率领诸侯攻打郑国，是为了报复宋国之战。焚烧了渠门，进入郑国都城直到大逵，攻打东郊，夺取了牛首，把大宫的椽子运回，用作卢门的椽子。如果确实夺取了牛首，经文应当记载‘取邑’；如果确实把大宫的椽子运回，经文应当记载‘入郑’。现在经文只说‘伐郑’，而且经文称‘人’，说明地位卑微，而左氏认为是诸侯，两者都不可信。”
公羊说：“‘以’是什么意思？是实行他的意志。”
“以”本来表示实行他的意志，然而用“实行他的意志”来解释“以”的含义，则显得疏漏。
谷梁说：“‘以’，是不应该率领的意思。百姓是君主的根本。让人冒着生命危险去作战，是不正当的。”
赵氏说：“左氏说：‘凡是军队能够随意调遣的，称为“以”’。况且齐桓公、晋文公使用诸侯的军队，都能随意调遣，为什么不说‘以’？谷梁的说法，难道其他各处用兵都不死人吗？范氏注说：‘本来不是所能控制的，现在能够控制’。那么庄公十五年，宋人、齐人、邾人攻打郳国，为什么不说‘以’？又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难道能控制他吗？”
十五年春，二月，周天子派遣家父来请求车辆。
左氏说：“周天子派遣家父来请求车辆，是不合礼的。诸侯不供给车服，天子不私下索取财物。”
存耕赵氏说：“《周官》有九贡，有器物贡，有服饰贡。说诸侯不贡车服，就错了。”
谷梁说：“古时候诸侯按时向天子进献，拿出自己国家所有的东西，所以有辞让而没有征求。请求车辆，是不合礼的；请求金钱，就更过分了。”
按：诸侯有常贡，辞让，固然是天子的心意；那些应当进贡的，也是不会推辞的。然而谷梁的这个意思很好。
五月，郑伯突突然出逃奔往蔡国。
公羊说：“突为什么称名？是因为他篡夺了正统。”
刘氏说：“突的不正当，很明显。即使不称他的名，难道可以不剥夺他的正统地位吗？”我认为：“突固然篡夺了正统，但这并不是因为篡夺正统而称名。”
谷梁说：“讥讽他篡夺正统。”
叶氏说：“经文对于诸侯出奔，没有不称名的，这不是贬斥，而是区分两位君主罢了。如果把突视为篡夺者，那么凡是称名的，都是可以被篡夺的吗？”
郑世子忽返回郑国。
左氏说：“六月乙亥，昭公回国。”
经文没有记载日期，左氏从哪里知道？
公羊说：“称他为世子是什么意思？是恢复正统。为什么有的说‘归’，有的说‘复归’？‘复归’，是出去时没有过错，回来时也没有过错；‘复入’，是出去时没有过错，回来时有过错；‘入’，是出去和回来都有过错；‘归’，是出去和回来都没有过错。”
刘氏说：不对。像忽的出奔，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又有什么过错呢？如果认为是过错，还有可推托的。不知道突篡夺国家，为什么出去和回来都没有过错呢？公羊传认为突是顺从祭仲，所以说“归”。突亲自篡夺兄长夺取国家，因为顺从祭仲而可以说“归”。忽本来应该做君主的，当他出奔时，为什么偏偏不让他顺从祭仲呢？在突回国时，就顺从祭仲而使得回来没有过错；在忽出奔时，就不顺从祭仲而使得出去有过错。如果这样，《春秋》就是帮助突而不帮助忽，这不是很悖理吗？叶氏说：这四个条例都不对，即使就传文而言。郑突不应当做君主而篡夺他的兄长，忽应当做君主而被弟弟夺取。突是回来有过错的人，反而按照出去和回来都没有过错的条例，记载为“归”；忽是出去和回来都没有过错的人，反而按照出去有过错的条例，记载为“复归”，可以吗？不仅如此。卫成公因为杀叔武被霸主所拘捕，没有回国，又杀了公子瑕，却按照出去和回来都没有过错的条例，记载为“归”；周敬王太子的同母弟王猛死了，国人拥立他，却按照出去和回来都有过错的条例，记载为“入”；赵鞅离开晋阳，本来不是为了办事，想要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有人占据晋阳叛乱，罪行不重于栾盈，却记载为“入”；鱼石参与了荡山之乱，不被宋国容许而出奔，罪行不轻于荀寅、士吉射，却记载为“复入”，那就没有人能讲通了。
谷梁说：“是恢复正统。”
叶氏说：“传文的条例以‘复’为‘复’，中国诸侯回国而回到他的地方，所以错误地说罢了。它的意思是：忽应当称世子，所以不在前次出奔时贬斥他，直接说‘郑忽，郑世子’，他的名分只是失国罢了。不知道君主去世不称子，现在庄公的丧期已经结束，忽是逾年的君主，既不能称子，又不能冒称爵位，所以经文再次用世子称呼他，以此来显示他的正统。‘复归’并不是恢复正统的意思。”我认为：“复归”固然算是恢复正统，然而《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天子失道而诸侯放纵，诸侯失道而大夫专权，嫡庶不分，而强者得以入主罢了。
许叔进入许国。
谷梁说：“许叔，是许国的尊贵者。没有比许叔更合适的人了。为什么说‘入’呢？他回归的道路，不是回归的正道。”
叶氏说：“这大概也是拘泥于国内不接受的说法，所以既然说没有比许叔更合适的人，又说回归不是正道，反过来，辗转形成他的说法罢了。那么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难道是回归正道的人吗？”
公在艾地会见齐侯。
左氏说：“谋划安定许国。”
左氏看到这个会见，在许叔入许之后，因此说是谋划安定许国之后，既然没有安定许国的事，而桓公、襄公不是安定诸侯的人，不可信。大凡左氏附会，都类似这样。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公羊说：“为什么都称人？是夷狄化他们。”
陈岳氏说：“何休
谓桓公行恶，三人来朝，故夷狄之桓公簒弑，恶则恶矣，然诸侯不违之，天子不伐之，则附庸不得不朝矣。果以朝桓而称人？桓二年，何以书『滕子、纪侯来朝』乎？」
译如果说齐桓公行为恶劣，这三人前来朝见，因此夷狄认为桓公是篡位弑君之人，那么恶劣确实是恶劣了，然而诸侯不违背他，天子不讨伐他，那么附庸国不得不来朝见。难道因为朝见桓公就称他们为“人”吗？桓公二年，为什么记载“滕子、纪侯来朝”呢？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左氏曰：「十七年，初，郑伯将以髙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夘，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髙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十八年，齐侯师于首正，子亹防之，髙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髙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庄十四年，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又昭十一年，申无宇对楚子防曰：「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案经但书突入于栎庄二十一年，但书郑伯突卒，▯郑厉公突复有郑国，甚明。其间忽、亹、仪之事，皆不经见，未详信否。
公羊曰：曷为不言入于郑？末言尔。曷为末言尔？祭仲亡矣。然则▯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为君之微也。祭仲存则存矣，祭仲亡则亡矣。
刘氏曰：「公羊曰：『曷为不言入于郑？末言尔。』非也。实入于栎，未入于郑，岂得言郑哉？何休因据阳生为比。夫阳生入陈乞之家者，诚在齐也，又何疑乎？卫侯入于陈，仪、蒯聩入于戚，公居于郓，皆一法尔。愚谓不书忽之出奔者，鲁史所无，孔子不能益也。其后书『突卒▯』者，郑来赴，鲁往防▯，而鲁史书之耳。若言忽之为君微而不书奔，则十一年『郑忽出奔卫』亦在不书矣。」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
谷梁曰：「地而后伐，疑辞也。非其疑也。」
案地而后伐。左氏谓防于袲，谋伐郑；杜氏谓先防后伐者得之。疑之之说，殊不可晓。
十有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郑
左氏曰以饮至之礼也
四月之间，有宗社之事焉，有朝廷之政焉，一切委弃而助簒伐嫡，至于逾时而以不正之事告庙，故书。至若但以饮至之礼而书，则《春秋》一记事之史而已。
谷梁曰：「桓无防，其致何也？危之也。」
春秋正义明道不为危之生文
冬城向
左氏曰书时也
春秋凡书城邑，皆讥其上违王制，下劳民力。虽得其时，亦书之。非谓褒其得时而书也。比之非时者，其罪轻耳。然因左氏之言，有以正先儒论周正以冬为秋之弊，则非小补也。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公羊曰：「卫侯朔何以名？絶。曷为絶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见使守卫朔，而不能使卫小众越在岱隂，齐属负兹舍，不即罪尔。」
何氏曰：时天子使发小众，不能使行越走也。▯着朔在岱隂者，明天子当及是时，未能交连五国之兵，早诛之属托也。天子有疾，称不豫；诸侯称负玆，舍止也。托疾止不就罪。愚谓诸侯凡出奔者，皆书名，所以别其为何君也，不以名而絶也。且卫朔出奔，事左氏叙此颇详，公羊何从得此小众之说？且又为朔疾病舍不即讨之说，以救之，其附防不经可知也。
谷梁曰：「朔之名，恶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啖氏曰：诸侯失地则名，春秋之常也。左氏得其事实矣，不可强生意义。陈岳氏曰：凡曰出奔，责其不能立徳正行，和其人民，有其国而自奔也。公谷妄自穿凿。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防齐侯、纪侯盟于黄。
左氏曰且谋卫故也
案鲁既平齐纪之怨，又何暇谋卫之难？此后不见谋卫事迹。左氏见前有朔出奔之文，而意之耳。
二月丙午公及邾仪父盟于趡
左氏曰：「及邾仪父
译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邑。
《左传》说：“十七年，起初，郑伯打算让高渠弥担任卿。昭公厌恶他，坚决劝谏，郑伯不听。昭公即位后，害怕高渠弥杀自己，辛卯日，高渠弥弑杀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认为昭公知道该厌恶谁了。公子达说：‘高伯大概要被杀了吧？反复作恶太过分了。’十八年，齐侯在首止驻军，子亹防备他，高渠弥辅佐。七月戊戌日，齐国人杀了子亹并车裂高渠弥。祭仲从陈国迎接郑子并立他为君。庄公十四年，郑厉公从栎邑侵犯郑国，到达大陵，抓获了傅瑕。傅瑕说：‘如果赦免我，我请求迎立您为国君。’与他盟誓后赦免了他。六月甲子日，傅瑕杀了郑子及其两个儿子，迎立厉公。厉公入城后，随即杀了傅瑕。派人告诉原繁说：‘傅瑕怀有二心，周朝有固定的刑罚，他已经伏法了。迎立我而没有二心的人，我都许诺让他们担任上大夫的职务，我希望与您共同谋划。况且我流亡在外时，您没有怨言；我回国后又不思念我，我对此感到遗憾。’原繁回答说：‘先君桓公命令我的祖先掌管宗庙祭祀，国家有了君主，却对外怀有二心，还有什么比这更二心的呢？如果辅佐国家，国内的百姓，谁不做臣子？臣子没有二心，这是上天的制度。子仪在位十四年了，而谋划召迎国君的人，难道不是怀有二心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如果都用官爵行贿劝诱他们怀有二心而能成事，您打算怎么办？我听从命令了，于是上吊而死。又昭公十一年，申无宇回答楚子问防时说：‘郑庄公修筑栎邑并安置子元在那里，致使昭公不能即位。由此看来，这对国家有害，末梢太大必然折断，尾巴太大无法摇动，这是您所知道的。’
按：《春秋》经文只记载突进入栎邑，庄公二十一年只记载郑伯突去世，郑厉公突重新拥有郑国，非常清楚。其间忽、亹、仪的事情，都没有在经文中出现，不知是否可信。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进入郑国？这是省略的说法。为什么是省略的说法？因为祭仲已经死了。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忽的出奔？是因为忽作为国君的地位微弱。祭仲在，忽就在；祭仲死，忽就亡。
刘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进入郑国？这是省略的说法。’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进入栎邑，没有进入郑国，怎么能说是郑国呢？何休依据阳生的例子来类比。阳生进入陈乞家，确实是在齐国，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卫侯进入陈邑，蒯聩进入戚邑，公居住在郓邑，都是同样的法则。我认为不记载忽的出奔，是因为鲁国史官没有记载，孔子不能增添。后来记载‘突卒’，是因为郑国来报丧，鲁国前往吊唁，鲁国史官才记载的。如果说忽作为国君地位微弱所以不记载出奔，那么十一年‘郑忽出奔卫’也应该不记载了。”
冬季，十一月，鲁公在袲地会见宋公、卫侯、陈侯，讨伐郑国。
《谷梁传》说：“先记载地点然后说讨伐，这是表示怀疑的措辞。其实并不值得怀疑。”
按：先记载地点然后说讨伐。《左传》认为在袲地会见，谋划讨伐郑国；杜预认为先会见后讨伐的说法是正确的。表示怀疑的说法，实在难以理解。
十六年秋季七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左传》说：这是举行饮至礼的缘故。
四个月之间，有宗庙社稷的大事，有朝廷的政事，全都抛弃而帮助篡位者讨伐嫡系，以至于超过时节用不正当的事情告祭宗庙，所以记载。如果只是以饮至礼的缘故而记载，那么《春秋》就只是一部记事的历史罢了。
《谷梁传》说：“桓公没有会见诸侯，这里记载他回来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危险。”
《春秋正义》阐明道理，不认为这是为了表示危险而生造的文辞。
冬季，修筑向邑。
《左传》说：这是记载适时。
《春秋》凡是记载修筑城邑，都讥讽其上级违背王制，下级劳民伤财。即使得到适时，也记载。并不是褒奖其适时而记载。与不合时宜的相比，其罪过较轻罢了。然而凭借《左传》的话，可以纠正先儒论周正以冬为秋的弊端，这就不是小补了。
十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国。
《公羊传》说：“卫侯朔为什么称名？是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得罪了天子。他得罪天子是怎样的？天子派他守卫朔方，他却不能使卫国的军队越过岱阴，齐国属于负兹舍，不立即治罪。”
何氏说：当时天子派发卫国的军队，不能使他们行军越过。记载朔在岱阴，说明天子应当趁这时机，未能联合五国的军队，早点诛杀他，托付给齐国。天子有病，称为不豫；诸侯称负兹，舍止。托病停止不赴任治罪。我认为诸侯凡是出奔的，都称名，是为了区别他是哪个国君，不是因为称名而断绝关系。况且卫朔出奔，事情《左传》叙述得很详细，《公羊传》从哪里得到这个小众的说法？况且又为朔疾病舍止不立即讨伐的说法，来为他开脱，其附会不经可知。
《谷梁传》说：“朔称名，是厌恶他。天子召他而不前往。”
啖氏说：诸侯失去土地就称名，这是《春秋》的常例。《左传》得到了事实，不可强生意义。陈岳氏说：凡是说“出奔”，是责备他不能树立德行端正行为，安抚人民，拥有国家而自己逃跑。《公羊传》《谷梁传》妄自穿凿。
十七年春季，正月丙辰，鲁公在黄地会见齐侯、纪侯结盟。
《左传》说：并且谋划卫国的缘故。
按：鲁国已经平息齐纪的怨恨，又有什么空闲谋划卫国的困难？此后没有见到谋划卫国的事迹。《左传》见到前面有朔出奔的文字，而推测罢了。
二月丙午，鲁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
《左传》说：“与邾仪父
盟于趡，寻蔑之盟也。」
凡此皆左氏意为之辞，安有邾鲁战争之余，且既易世，复寻三十年之盟邪？
译在趡地结盟，是重申蔑地之盟的盟约。”
凡此种种，都是《左传》作者主观臆造的说法，哪有邾国与鲁国战争之后，且已经更换了君主，再去重申三十年前的盟约的道理呢？
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
左氏曰：「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叶氏曰：经内书「战」四：「战于郎」，《▯以为有辞；「战于宋」，《传》以为失信；「战于升陉」，则以公败绩为不设备；今「战于奚」，又为疆事。盖《▯不知《春秋》所书之义，故其辞皆莫适为主。且疆吏来告，而公戒之者，何与于书「战」哉？
谷梁曰：「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献可杜氏曰：「春秋公万世者也，岂茍私于鲁乎？」愚谓谷梁狃于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之说，故云然。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
左氏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陈。秋，蔡季自陈归于蔡，蔡人嘉之也。」
刘氏曰：「案此，蔡人嘉之，则必蔡人逆之矣。蔡人逆之，于左氏例当言入，不当言归。何故言归乎？愚谓如蔡人召蔡季止，当书归，不当书自陈。凡书自某国者，皆求援而归者也。」
谷梁曰蔡季蔡之贵者也
谷梁见季以字称，故以为贵者，殊不知经，凡言叔季者，皆诸侯之弟也。
及宋人卫人伐邾
左氏曰伐邾宋志也
存耕赵氏曰：宋若伐邾，鲁宜无从，安有以兵从人伐其国，而谓非我志邪？愚谓设为宋志，左氏何从知之？凡此皆非鲁史之文。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赵氏曰：「非也。凡不书，或史有阙，或年深写误，何闗日官、日御乎？」邦衡胡氏曰：「朔者，日月之防；日者，甲乙之纪，不可不存。其或阙者，嵗乆脱尔。」左氏以为「不书日，官失之也」，圣人之经，岂由日官之为乎？
谷梁曰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陈岳氏曰：「日食三十六，无朔有日者六，无朔无日者二，有朔无日者，唯是而已。他皆备书。」何休谓：「公行恶，惧见杀，故去日。」茍曰：「行恶，则桓三年之食曷以书日？」苟曰：「惧见杀，则如勿书去日，奚益？」又庄十五年、十八年俱无朔日，则何行恶惧杀之有？谷梁谓：「食既朔，故去日。」设如是，则桓三年、宣八年曷以别书「日有食之」？刘氏曰：「何休云去日非也。日之食，非専为鲁也。《春秋》岂得强附着之鲁哉？圣人记灾异，欲人惧耳。若眭孟、京房指象求类，如遇鬼神通言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辞也？其实夫人外，公也。」
案《公羊》尝曰：「及暨皆与也。」此言与，何害于义哉！
谷梁曰：「泺之防，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称数也。」
陆氏曰：「妇人从夫者也，何夫人之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谷梁曰薨称公举上也
案《春秋》十二公生皆称公，不特薨称公，为举上也。且举上者，人子之辞，而非先王之制，何必以是为义哉！
冬十有二月己丑▯我君桓公
公羊曰：「贼未讨，何以书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则何以书葬？君子辞也。」
案君弑贼不讨，不书。《▯本》公谷自为之例，春秋无此义也。且父之讐，不与共戴天，讐在外而遂不讨，非义也。辨又见隠五年《▯卫桓公》本义。
谷梁曰：「▯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贼不讨，不书▯。此其言葬何也？不责逾国而讨于是也。」
即公羊之说
三传辨疑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五
元 程端学 撰
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啖氏曰：遇弑则嗣子废，即位之礼，左氏不达其意，而云文姜出故也。且父为他国所弑，其情君何不举其大而举其细，非通论也。且三月文姜方孙，何妨正月即位乎？叶氏曰：继故也。凡死不以正，皆曰故。夫人以三月孙于齐，
译夏季五月丙午日，鲁国军队在奚地与齐国军队交战。
左氏说：“这是为了疆界之事。”当时齐国人侵犯鲁国的疆界，负责疆界的官吏来报告鲁庄公说：“关于疆界的事务，应当谨慎地坚守我方的一寸土地，并防备不可预料的变故，暂且把该做的防备都做到位。等到事情发生就作战，又何必请示呢！”
叶氏说：《春秋》经文在鲁国内部记载“战”字共有四次：“战于郎”，《左传》认为是有正当理由；“战于宋”，《左传》认为是违背信用；“战于升陉”，则是因为鲁公战败而认为没有做好防备；现在“战于奚”，又说是为了疆界之事。大概《左传》不知道《春秋》所记载的含义，所以它的解释都没有一个确定的主旨。况且疆界官吏来报告，而鲁公告诫他，这与记载“战”字有什么关系呢？
谷梁氏说：“鲁国忌讳记载战败，只记载可以称道的事情。不提及交战的人，是因为我方战败。不记载‘及’字，是为了替鲁国忌讳。”
献可杜氏说：“《春秋》是公之于万世的史书，难道会偏私于鲁国吗？”我认为谷梁氏拘泥于为鲁国忌讳，不记载战败，认为记载战就是战败的说法，所以这样说。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左氏说：“蔡桓侯去世，蔡国人从陈国召请蔡季。秋天，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国人嘉许他。”
刘氏说：“考察此事，蔡国人嘉许他，那么一定是蔡国人迎接他了。蔡国人迎接他，按照左氏的体例应当说‘入’，不应当说‘归’。为什么说是‘归’呢？我认为如果蔡国人召请蔡季，应当记载‘归’，不应当记载‘自陈’。凡是记载‘自某国’的，都是寻求援助而回国的人。”
谷梁氏说：蔡季是蔡国的尊贵之人。
谷梁氏看到季用字来称呼，所以认为他是尊贵之人，却不知道经文中，凡是称叔、称季的，都是诸侯的弟弟。
鲁国与宋国人、卫国人攻打邾国。
左氏说：攻打邾国是宋国的意愿。
存耕赵氏说：宋国如果攻打邾国，鲁国适宜不跟随，哪有出兵跟随别人攻打其国家，却说不是我的意愿呢？我认为假设为宋国的意愿，左氏从哪里知道的呢？凡此种种都不是鲁国史官的文字。
冬季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左氏说：“不记载日期，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了。”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位居卿位，用来确定日期以符合礼制。日御不失误日期，在朝廷上授予百官。赵氏说：“不对。凡是不记载，或者是史官有缺漏，或者是年代久远抄写错误，哪里关系到日官、日御呢？”邦衡胡氏说：“朔，是日月运行的界限；日，是甲乙干支的纪事，不可不保存。那些缺失的，是年代久远脱落罢了。”左氏认为“不记载日期，是官员失误”，圣人的经典，难道是由日官决定的吗？
谷梁氏说：说朔不说日，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朔日。
陈岳氏说：“日食共有三十六次，没有朔日但有日期的有六次，没有朔日也没有日期的有两次，有朔日没有日期的，只有这一次。其他都完备记载。”何休说：“鲁公行为恶劣，害怕被杀，所以去掉日期。”苟说：“行为恶劣，那么桓公三年的日食为什么记载日期？”苟说：“害怕被杀，那么如果不记载去掉日期，有什么好处？”又庄公十五年、十八年都没有朔日和日期，那么有什么行为恶劣害怕被杀的呢？谷梁氏说：“日食发生在朔日，所以去掉日期。”如果这样，那么桓公三年、宣公八年为什么另外记载“日有食之”？刘氏说：“何休说去掉日期是不对的。日食，不是专门为鲁国发生的。《春秋》怎么能强行附会到鲁国呢？圣人记载灾异，是想让人畏惧罢了。如果像眭孟、京房那样指象求类，就像遇到鬼神通话一样。”
十八年春王正月，鲁庄公在泺地会见齐侯。鲁庄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公羊传》说：“鲁公为什么不记载‘及’夫人？夫人是外姓。夫人是外姓，为什么用内辞？其实夫人是外姓，鲁公是内姓。”
考察《公羊传》曾经说：“及和暨都是与的意思。”这里说与，对义理有什么妨害呢！
谷梁氏说：“泺地的会见，不记载‘及’夫人，为什么呢？因为夫人的地位，不列入计数。”
陆氏说：“妇人跟随丈夫的，哪里说夫人的地位？”
夏季四月丙子日，鲁庄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鲁庄公的灵柩从齐国回到鲁国。
谷梁氏说：去世称公，是举出上位者。
考察《春秋》十二公生前都称公，不只是去世称公，是为了举出上位者。况且举出上位者，是人子的言辞，而不是先王的制度，何必以此为义呢！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公羊传》说：“贼人没有讨伐，为什么记载安葬？仇敌在国外。仇敌在国外，那么为什么记载安葬？是君子的言辞。”
考察国君被弑贼人没有讨伐，不记载安葬。《左传》本来自己设立体例，《春秋》没有这个含义。况且父亲的仇敌，不与他共戴天，仇敌在国外却不再讨伐，是不义的。辨析又见于隐五年《左传》卫桓公的本义。
谷梁氏说：“安葬我们的国君，是承接上下文。国君被弑，贼人没有讨伐，不记载安葬。这里说安葬为什么呢？不责备跨越国境去讨伐在这里。”
即《公羊传》的说法。
三传辨疑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五
元 程端学 撰
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说：不称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
啖氏说：遭遇弑君则嗣子废立，即位的礼仪，左氏不理解其意，而说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况且父亲被他国所弑，其情势君主为什么不举其大而举其小，这不是通论。况且三月文姜才孙于齐，哪里妨碍正月即位呢？叶氏说：继承故君。凡是死得不正，都叫故。夫人三月孙于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