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辨疑卷六
蔡乎？且既生二子矣，而有未言之理乎？其称君子曰，尤无意味。其曰“灭息”，经亦当书。今经不书，举无足信。
译是蔡国吗？况且已经生了两个儿子，难道还有不告知的道理吗？其中称“君子”的说法，尤其没有意义。其中说“灭息”，经文中也应当记载。现在经文中没有记载，全都不足为信。
谷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举之也。州不如国，国不如名，名不如字。」
刘氏曰：「案《谷梁》十年传云：『其曰荆者，狄之也。』今又云州举之也。若实狄之，则非州举之；若实州举之，则非狄之。而两説并存，不知果为狄之耶？其亦州举之耶？若曰州举之所以为狄之者，凡在夷狄尚不州举之，况楚非真夷狄乎？寻究二説，似前説本出《谷梁》，后説则掇取《公羊》之説例而续焉者也。不然，无为相异。」
冬，单伯防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谷梁曰复同防也
无益于经
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防于鄄。
谷梁曰复同防也
同前
夏夫人姜氏如齐
谷梁曰：「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礼也。」
辨见二年防于禚
十有六年秋荆伐郑
左氏曰：「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
夷狄聴命于中国，礼也。今中国不告夷狄，为不礼，岂礼也哉？况郑伯缓告楚之事，未可信乎？
冬，十有二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曰同盟于幽郑成也
桓公假大义以令诸侯，如天下翕然宗之，不特郑成而为此同盟也。
公羊曰同圣者何同欲也
诸侯有不服者，齐桓则伐之，灭之。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未必皆同欲也。」
谷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
赵氏曰：「何闗内外寮也？」愚谓：「尊周而不朝，又令自齐出，其曰尊周，特其名耳。凡言同欲、同尊周、同外楚者，皆以意解经，而非当时所取之义也。」
邾子克卒
谷梁曰其曰子进之也
不知孰进之，与究其归褒贬之説耳。先儒谓邾从比杏之防，而齐桓进之，葢意之也，非有所考也。
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詹
左氏曰齐人执郑詹郑不朝也
案去年十二月，方同盟不可谓不朝也。其左氏“意之”之辞与？
公羊曰：「郑瞻者，何？郑之防者也。此郑之防者，何言乎？齐人执之。书甚佞也。」
刘氏曰：「案《春秋》未有防者而得书于经，若詹为大夫而未命，又何别乎？」愚谓：「甚佞之説，亦意之耳。」
谷梁曰：「人者，众辞也。以人执与之，辞也。郑詹，郑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来，志之也。逃来则何志焉？将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郑詹，郑之佞人也。」
刘氏曰：「人者，众辞也。以人执与之辞也，非也。宋人执郑祭仲，邾人执鄫子，亦可谓与之乎？」又曰：「郑詹，郑之卑者，不志其志，何也？以其逃来志之也，亦非也。纪履繻、郑宛之类，亦同氏国，岂卑者则不志乎？且若所言卑者不志，而郑詹以逃来故得志也，诸侯之国逋逃之臣不可胜纪，何不尽书乎？假令郑詹就执于齐，不逃来鲁者，《春秋》遂不书「齐人执郑詹」乎？然则书「齐人执郑詹」，不为郑詹甚佞，而书亦不与齐人执之而书，为詹逃来书耳。如此，又安取书「甚佞」及与齐执之之义哉？」赵氏曰：「《公谷皆言微者为佞，书诸见执者，岂无罪乎？何独特书此佞？葢不知未命大夫被执亦书之，故造此义。若经言「自齐逃来」，足知见执，何假先书？」
夏齐人殱于遂
公羊》曰：「瀐者，何？瀐，积也。众杀戍者也。」
瀐当依左谷作殱。瀐与殱皆不训积。
谷梁曰：“殱者，尽也。然则何为不言遂？人尽，齐人无遂之辞也。无遂，则何为言遂？其犹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齐人灭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饮戍者酒而杀之，齐人殱焉。此谓狎敌也。”
刘氏曰：何以不言遂人？尽齐人无遂之辞也？非也。春秋本责齐灭人之国，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其文如齐人自死于遂耳，不以无遂故不言遂人，尽齐人也。又曰：无遂则其言遂何？其犹存遂也？亦非也。齐人实死于遂，自当记其死所，遂国虽灭，遂地犹存，理合必书，岂强存遂乎？若春秋不存遂者，可云齐人殱于
译《谷梁传》说：“荆，就是楚国。为什么称它为荆呢？是用州名来举称它。用州名不如用国名，用国名不如用名，用名不如用字。”
刘氏说：“查考《谷梁传》僖公十年的传文说：‘称它为荆，是把它当作狄夷看待。’现在又说用州名来举称它。如果确实是把它当作狄夷看待，那就不是用州名来举称；如果确实是用州名来举称，那就不是把它当作狄夷看待。而两种说法并存，不知道究竟是把当作狄夷看待呢？还是用州名来举称呢？如果说用州名来举称就是把它当作狄夷看待，那么凡是夷狄尚且不用州名来举称，何况楚国并不是真正的夷狄呢？推究这两种说法，似乎前一种说法本出于《谷梁传》，后一种说法则是摘取《公羊传》的体例而续加上去的。不然的话，没有理由相互矛盾。”
冬天，单伯在鄄地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
《谷梁传》说：再次会合在鄄地。
对经文没有益处。
鲁僖公十五年春天，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合。
《谷梁传》说：再次会合在鄄地。
与前文相同。
夏天，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谷梁传》说：“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礼的。”
辨析见僖公二年会合于禚地。
鲁僖公十六年秋天，荆国攻打郑国。
《左传》说：“郑伯从栎地进入郑国，迟缓地向楚国报告。秋天，楚国攻打郑国到达栎地，是因为郑国无礼的缘故。”
夷狄听从中原国家的命令，是合乎礼的。现在中原国家不通知夷狄，却说是无礼，这难道是合乎礼的吗？况且郑伯迟缓报告楚国这件事，未必可信呢？
冬天，十二月，鲁公在幽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共同结盟。
《左传》说：在幽地共同结盟，是因为郑国与齐国和好。
桓公假借大义来号令诸侯，如果天下都一致尊崇他，不仅仅是因为郑国和好而进行这次结盟。
《公羊传》说：同，是什么意思？是意愿相同。
诸侯中有不服从的，齐桓公就讨伐他，灭掉他。所以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主，未必都是意愿相同。”
《谷梁传》说：“同，是有共同点。共同尊崇周王室。不称鲁公，是因为内外官职混同，表示怀疑。”
赵氏说：“这与内外官职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尊崇周王室却不朝见天子，又让政令从齐国发出，所谓尊崇周王室，只是名义罢了。凡是说意愿相同、共同尊崇周王室、共同排斥楚国的，都是凭主观臆测解释经文，而不是当时所取的含义。”
邾子克去世。
《谷梁传》说：称他为子，是进升他的地位。
不知道是谁进升他的地位，与其追究褒贬的说法，不如……先儒认为邾国参加了比杏的会合，齐桓公进升了他的地位，这大概是主观臆测，没有考证依据。
鲁僖公十七年春天，齐国人抓获了郑詹。
《左传》说：齐国人抓获郑詹，是因为郑国不朝见齐国。
查考去年十二月，刚刚共同结盟，不能说没有朝见。这是《左传》主观臆测的话吗？
《公羊传》说：“郑詹，是谁？是郑国的佞臣。这里说郑国的佞臣，是什么意思？齐国人抓获他。记载他非常奸佞。”
刘氏说：“查考《春秋》没有佞臣而能载入经书的，如果詹是大夫而未被任命，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非常奸佞的说法，也是主观臆测。”
《谷梁传》说：“人，是众人的通称。用‘人’来抓获他，是委婉的说法。郑詹，是郑国的卑贱者。卑贱者不记载，这里记载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逃亡来到鲁国，所以记载他。逃亡来到鲁国为什么要记载呢？因为要记载他的结局，不得不记录他的起因。郑詹，是郑国的奸佞之人。”
刘氏说：“‘人’是众人的通称。用‘人’来抓获他是委婉的说法，不对。宋国人抓获郑国祭仲，邾国人抓获鄫子，也可以说是委婉的说法吗？”又说：“郑詹是郑国的卑贱者，不记载他为什么要记载呢？因为他逃亡来到鲁国所以记载他，也不对。纪履繻、郑宛之类，也同姓同国，难道卑贱者就不记载吗？而且如果像所说的卑贱者不记载，而郑詹因为逃亡来到鲁国得以记载，那么诸侯国家逃亡的臣子不可胜数，为什么不全部记载呢？假如郑詹在齐国被抓获，没有逃亡来到鲁国，《春秋》难道就不记载‘齐国人抓获郑詹’吗？那么记载‘齐国人抓获郑詹’，不是因为郑詹非常奸佞，而是因为记载齐国人抓获他，是因为詹逃亡来到鲁国才记载的。这样，又哪里能取‘非常奸佞’以及‘赞同齐国人抓获他’的含义呢？”赵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微贱者是奸佞，记载被抓获的人，难道没有罪过吗？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个奸佞？大概不知道未被任命的大夫被抓获也记载，所以编造了这个含义。如果经文说‘从齐国逃亡来到鲁国’，足以知道是被抓获，何必先记载呢？”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歼灭。
《公羊传》说：“瀐，是什么意思？瀐，是积聚。众人杀死了戍守的人。”
瀐应当依照《左传》和《谷梁传》作殱。瀐和殱都不解释为积聚。
《谷梁传》说：“殱，是尽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不称遂地？人尽，是齐国人没有遂地的说法。没有遂地，那么为什么称遂地？大概是还保留遂地。保留遂地怎么样？回答说：齐国人灭掉遂国，派人戍守它。遂国的遗民给戍守的人喝酒并杀了他们，齐国人被歼灭。这叫轻敌。”
刘氏说：为什么不称遂人？尽齐国人没有遂地的说法？不对。《春秋》本来责备齐国灭掉别人的国家，又戍守它以致自取死亡，所以文辞像是齐国人自己死在遂地，不是因为无遂地所以不称遂人，而是尽齐国人。又说：没有遂地那么称遂地是什么意思？大概是还保留遂地？也不对。齐国人确实死在遂地，自然应当记录他们死亡的地方，遂国虽然灭掉，遂地还存在，按理必须记载，哪里是强行保留遂地呢？如果《春秋》不保留遂地，可以说齐国人殱于
齐乎？又曰：此谓狎敌也？亦非也。灭人之国，使兵戍之，齐则无道矣。令齐不灭人国，不戍人地者，安取此祸乎？今谷梁讥其狎敌，似恶齐人灭遂未尽，戍遂未密，不顾遂不可灭，地不可戍也。
译难道是因为齐国吗？又有人说：这叫做轻敌吗？也不是。灭亡别人的国家，派军队去驻守，齐国就是无道了。假如齐国不灭亡别人的国家，不驻守别人的土地，哪里会招致这样的祸患呢？如今《谷梁传》讥讽齐国轻敌，似乎是厌恶齐国没有彻底灭亡遂国，驻守遂国不够严密，而不顾念遂国是不能灭亡的，土地是不能驻守的。
秋郑詹自齐逃来
公羊曰：何以书？书「甚佞也」。曰：「佞人来矣，佞人来矣。」陈岳氏曰：「苟曰甚佞，佞者国之私也。诸侯曷以及之？春秋曷以书之？斯责不为国死，难以惩执政，明矣。」
谷梁曰逃义曰逃
凡人逃者，不顾义而窃去也。谷梁意则近矣，语则未莹。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谷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虽为天子，必有尊也；贵为诸侯，必有长也。故天子朝日，诸侯朝朔。」
刘氏曰：寻谷梁氏意，似云王者月朔朝日，故日之始出有食之者，得见之也。案《礼记》天子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者，《明堂位》也。然则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后听朔；诸侯每月，先视朔而后朝庙乎？古礼既已散亡，今之説者不同，未足怪也。如谷梁之説，以述朝日，则是以解夜食则非。愚谓日而夜食，人所不见，亦不为异，《春秋》亦当不书。设使书之，独不可言「某月某日夜日有食之」乎？
夏公追戎于济西
左氏曰不言其来讳之也
啖氏曰：「书曰：追明已去，而逐之，有何讳乎？」
公羊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
刘氏曰：「公羊以大其未至而豫御之，非也。若未至而御，何得谓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虽多言烦説，犹不可解也。」又曰：「于济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齐师至酅，以立褒贬耳。彼自以弗及，故得书至，何足据乎？」
谷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追之，不使戎迩于我也。于济西者，大之也。何大焉？为公之追之也。啖氏曰：书济西，讥逺追也。言大，亦无义。刘氏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迩于我也。非也。戎若不来，公则无追。今以戎来，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后言追戎，何害于义？而必欲隠其一端之实事，虚説不使戎迩于我之末节，如此反为戎未尝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以眀不使戎迩于我者，则《春秋》所书伐我，是皆使其迩于我乎？又曰：于济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来，又不言济西，则当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于何所耶？然则此理所必书，何大之之有？
秋有▯
谷梁曰：一有一亡，曰有。▯射人者也。
此地本无，而忽有之，则为有。一有，一无之説，未解也。
十有九年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公羊》曰：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媵不书，此何以书？为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
孙氏曰：「若以书鄄为出竟乃得专之，则公子遂自京师遂如晋，春秋安得讥之？况冬齐与宋、陈加兵于鲁，岂安社稷、利国家也哉？书者为遂起尔。」存耕赵氏曰：「受命不受辞，谓聘礼耳。岂有以媵陈出而可以遂盟哉？既盟之后，齐、宋不至，尚且不可，况祸实在后耶？」石氏曰：「以此防人，后世犹有出疆矫制为国生事者，可朋许之哉？」刘氏曰：「公羊以为媵者，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陈人者，陈侯也，非也。云公子结以妾媵归，陈人之妇则文理不成，又无故贬损陈侯，使从人称正名之义。葢媵者非送女也，陈人者，陈大夫，不烦説矣。」
谷梁曰：「媵浅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见其辟要盟也？媵，礼之轻者也；盟，国之重者也。以轻事遂乎国重，无説。其曰『陈人之妇畧之也』，其不日，数渝恶之也。」
刘氏曰：「谷梁曰：『媵浅事，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鲁诚欲自托于大国者，岂敢以媵妇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于伯主哉？使者衔媵妇之命，而遂要大国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谓避要
译秋天，郑国的詹从齐国逃来。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因为记载了“他非常奸巧”。说：“奸巧的人来了，奸巧的人来了。”陈岳氏说：“如果说非常奸巧，那么奸巧是国家的私害。诸侯为什么要让他来？《春秋》为什么要记载他？这是责备他不为国家而死，难以惩戒执政者，道理很明白。”
《谷梁传》说：逃亡之义称为逃。
大凡逃亡的人，是不顾道义而偷偷离去。《谷梁传》的意思接近了，但言辞不够精当。
鲁僖公十八年春天，鲁王三月，发生日食。
《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不记载初一，是夜晚发生的日食。”怎么知道是夜晚发生的日食呢？回答说：“君王早晨要朝拜太阳，所以即使是天子，也一定有尊长；贵为诸侯，也一定有长辈。所以天子早晨朝拜太阳，诸侯早晨朝拜初一。”
刘氏说：推寻《谷梁传》的意思，似乎说君王在每月初一朝拜太阳，所以太阳刚出来时发生日食，能够被看见。查考《礼记》天子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在南门之外听政初一，这是《明堂位》的记载。那么天子每月初一，先朝拜太阳而后听政初一；诸侯每月，先视初一而后朝拜宗庙吗？古礼既然已经散失，现在的说法不同，不足为怪。如果按照《谷梁传》的说法，用来阐述朝拜太阳，那么用来解释夜晚日食就不对了。我认为白天发生日食而夜晚看不见，也不算是怪异，《春秋》也不应当记载。假使记载了，难道不可以说“某月某日夜里有日食”吗？
夏天，鲁公在济水以西追赶戎人。
《左传》说：不记载戎人来犯，是避讳。
啖氏说：“记载说追赶，说明戎人已经离去，而鲁公去追逐，有什么避讳的呢？”
《公羊传》说：“这里没有说讨伐的，说追赶是什么意思？是赞美他为中原诸侯追赶戎人。这里没有讨伐中原诸侯的，那么说为中原诸侯追赶是什么意思？是赞美他在戎人未到之前就预先抵御。说在济水以西是什么意思？是赞美他。”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赞美他在戎人未到之前就预先抵御，是不对的。如果戎人未到而抵御，怎么能称为追赶呢？这是不等攻击就自己溃败的，虽然多言烦说，还是无法解释。”又说：“在济水以西，是赞美他。这是想要引用追赶齐军到酅地，来确立褒贬罢了。他自己认为来不及，所以得以记载到达，有什么值得依据的呢？”
《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戎人讨伐我们呢？因为鲁公追赶他们，不让戎人接近我们。在济水以西，是赞美他。赞美什么呢？因为鲁公追赶他们。啖氏说：记载济水以西，是讥讽追赶得太远。说赞美，也没有道理。刘氏说：为什么不记载戎人讨伐我们呢？因为鲁公追赶他们，不让戎人接近我们。这是不对的。戎人如果不来，鲁公就没有追赶。现在因为戎人来犯，所以得以追赶他们。先说戎人讨伐，后说追赶戎人，有什么妨害道义呢？而一定要隐瞒一端的实事，虚说不让戎人接近我们的末节，这样反而成了戎人未曾讨伐我们，鲁公自己胡乱追赶。如果不记载戎人讨伐我们，想要表明不让戎人接近我们，那么《春秋》所记载的讨伐我们，都是让他们接近我们吗？又说：在济水以西，是赞美他。也是不对的。既然不记载戎人来犯，又不记载济水以西，那么就应当只说鲁公追赶戎人，不知道在哪里追赶呢？然而这是理必记载的，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
秋天有蜮。
《谷梁传》说：有时有，有时没有，称为有。蜮是射人的虫。
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忽然有了，就称为有。一有一无的说法，无法理解。
鲁僖公十九年秋天，公子结在鄄地送陈人的陪嫁女子，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公羊传》说：陪嫁，是什么？诸侯娶一国女子，就有两国去陪送，带着侄女和妹妹跟随。侄女，是什么？是哥哥的女儿。妹妹，是什么？是弟弟的女儿。诸侯一次聘娶九个女子，诸侯不再娶。陪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有越权行事。记载，大夫没有越权行事。这里说于是，是什么意思？聘礼，大夫接受命令不接受言辞，出了国境，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就可以专断。
孙氏说：“如果认为记载鄄地是出了国境才得以专断，那么公子遂从京师于是前往晋国，《春秋》怎么能讥讽他呢？况且冬天齐国与宋国、陈国对鲁国用兵，难道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吗？记载是因为越权行事罢了。”存耕赵氏说：“接受命令不接受言辞，说的是聘礼。哪有因为送陈国陪嫁女子而可以于是结盟的呢？已经结盟之后，齐国、宋国不来，尚且不可以，何况祸患实在在后面呢？”石氏说：“用这个来防备人，后世还有出疆矫诏为国生事的人，可以允许吗？”刘氏说：“《公羊传》认为陪嫁，是诸侯娶一国女子，就有两国去陪送。陈人，是陈侯，这是不对的。说公子结带着妾媵归来，陈人的妻子，那么文理不通，又无故贬损陈侯，使他从人称正名之义。大概陪嫁不是送女子，陈人，是陈国大夫，不必多说了。”
《谷梁传》说：“陪嫁是浅近的事，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避开胁迫的盟约。怎么看出是避开胁迫的盟约呢？陪嫁，是礼仪中轻的；盟约，是国家中重的。用轻的事于是国家重的事，没有道理。它说‘陈人的妻子是略去的’，它不记载日期，是多次违背恶意的。”
刘氏说：“《谷梁传》说：‘陪嫁是浅近的事，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避开胁迫的盟约。这是不对的。鲁国如果真的想要依附大国，怎么敢以陪嫁女子的名义派遣使者，从而招致霸主的罪责呢？使者带着陪嫁女子的命令，于是胁迫大国结盟，这才是胁迫的盟约。什么叫避开胁迫
盟乎？假令鲁以专使参盟于大国，虽不得盟而无怒。今乃饰卑者之任，而干大国之重，鲁何倒行逆施而为此哉？且鲁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妇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两端，若得盟，则固曰：『吾来盟也。』不得盟，则将曰：『吾非盟之求，而妇是媵尔。』今结既得盟，而春秋犹记其媵陈人之妇，何哉？且鲁之为此谋者，欲以诳齐、宋乎？则亦必诚有陈人之妇者，乃可施其谋矣。无陈人之妇，则不成为媵，而传又言『以轻事遂乎国重』，无説，乃似虚为此名尔，非实有陈人之妇也。推其意，无一可晓者，岂诚鲁人之事哉？岂诚鲁人之事哉？」
译是结盟吗？假如鲁国派遣专使参加大国的盟会，即使没能结盟也不会招致愤怒。如今却装扮成卑贱者的职责，去冒犯大国的庄重，鲁国为何如此倒行逆施而这样做呢？况且鲁国是想避开胁迫性的盟约，所以派遣使者以陪嫁妇女的身份前往，而不是以结盟的目的前往。他们的意图是想脚踏两只船，如果得以结盟，就肯定说：“我是来结盟的。”如果没能结盟，就会说：“我不是来求结盟的，而是来送陪嫁妇女的。”如今既然已经结盟，而《春秋》仍然记载他送陈国人的陪嫁妇女，这是为什么呢？况且鲁国策划这件事的人，是想欺骗齐国、宋国吗？那么也必定确实有陈国人的陪嫁妇女，才能施展这种计谋。如果没有陈国人的陪嫁妇女，就不能称为陪嫁，而《左传》又说“用轻率的事去成就国家的重任”，这没有道理，似乎只是虚构了这个名义，并非确实有陈国人的陪嫁妇女。推究他的意图，没有一项可以理解的，这难道真是鲁国人做的事吗？这难道真是鲁国人做的事吗？
夫人姜氏如莒
谷梁曰：「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
辨见二年姜氏防齐侯于禚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谷梁曰：「其曰鄙，逺之也。其逺之何也？不以难迩我国也。」
国有都，有鄙，故伐鄙曰伐，鄙深入曰伐。我皆直书耳。若曰不以难迩我国，则是齐、宋、陈之兵本及国都，而孔子私改鲁史曰“鄙以逺之”也。若止伐鄙者，又何为辞乎？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谷梁曰：「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正也。」
辨见二年姜氏防齐侯于禚
夏齐大灾
公羊曰：「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防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
为大瘠，则新宫灾，亦是瘠乎？刘氏曰：「春秋何以不言大瘠、大防，而乱火灾之名乎？其曰『何以书及我也』，亦非也。春秋岂其详外而畧内哉？」
谷梁曰其志以甚也
此説近之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谷梁曰妇人弗目也
郑嗣曰：“弗目，谓不目。言其地，愚案此义近之。然施之丈姜，则是知常而不知变者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公羊曰：「肆者何？跌也。大眚者何？灾眚也。肆大眚，何以书？讥。何讥尔？始忌眚也。」
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过也。放大过耳。如今之赦，忌眚，有何义乎？」刘氏曰：「经云『肆大眚』，而传谓之『忌眚』，其文与其理不可训解，葢不足难也。」
谷梁曰：「肆失也，眚灾也，灾纪也，失故也为嫌，天子之葬也。」
啖氏曰：言不赦，则似天子之防，弱鲁眚，畏之乎？若实有畏王之心，则自赦以除母辠，岂为得礼？且鲁庄未尝有怨齐之心，葬母岂有所忌？赦自赦耳，葬自葬耳，事不相闗。刘氏曰：若鲁欲葬文姜而自为此者，子固无赦母之道。若仲尼嫌文姜之葬而书此以示义者，则春秋之文无从而生。若赦出于天子者，何必缘丈姜之葬哉？且文姜之存而莫之讨也，今死矣，反待天子而葬乎？此皆不然者。愚谓庄公当时恐人之议其母，故因而为赦以息人言，亦未可知。但为嫌天子之葬之语，则不然也。
癸丑葬我小君丈姜
谷梁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案夫人者，一国之母，非君而何？且小君者，臣子称君夫人之常，春秋所书，必有所指，如此解经，未之难矣。
陈人杀其公子御宼
左氏曰春陈人杀其太子御宼
经曰公子当以经为正
谷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视，大夫命以执公子。」刘氏曰：「然则谷梁谓凡公子未命为大夫皆得称公子矣？非也。公子虽亲，然天下无生而贵者，是以命为大夫则名氏得两通，未命为大夫则得称名，不得称公子。观小白、去疾亦可以见之矣。」
秋七月丙申及齐髙傒盟于防
公羊》曰：「齐髙傒者，何？贵大夫也。曷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则曷为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
案公与大夫盟，春秋未尝不书，如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之类是也。何独于此讳与大夫盟乎？
谷梁曰不言公髙傒伉也
辨见公羊
冬公如齐纳币
公羊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亲纳币，非礼也。」
此其一义耳忘雠丧聘未论也
谷梁曰：「纳币，大夫之事也。礼有纳采，有问名，有纳徴有告期。四者备而后娶，礼也。公之亲纳币，非礼也，故讥之。」
案婚礼有六，谷梁止言其五，而纳吉不言，亦可见其语焉不详之病。余见《公羊》。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防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国何以？致危之也。何危尔？公一陈佗也。」
刘氏曰：「有致善，有致不善，皆妄説也，不可以通。」愚案：此着其逾年而返，废居丧告朔之礼，何危之哉？陈佗之比，亦无义。
祭叔来聘
谷梁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与使也。」
译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谷梁传》说：“妇人已经出嫁，不应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
辨析参见鲁庄公二年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的记载。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谷梁传》说：“经文称‘鄙’，是表示疏远。为什么疏远它呢？因为不把灾难看作临近我国。”
国家有都城，有边邑，所以攻打边邑称为“伐”，边邑被深入侵犯也称为“伐”。我都直接如实记载罢了。如果说“不把灾难看作临近我国”，那就是齐、宋、陈的军队本来已经到达国都，而孔子私自修改鲁国史书称“鄙”来疏远它。如果只是攻打边邑，又何必用这样的措辞呢？
鲁庄公二十年春，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谷梁传》说：“妇人已经出嫁，不应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
辨析参见鲁庄公二年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的记载。
夏天，齐国发生大灾。
《公羊传》说：“大灾是什么？是大饥荒。大饥荒是什么？是蝗灾。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灾祸。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波及到我国了。”
如果是大饥荒，那么新宫火灾，也是饥荒吗？刘氏说：“《春秋》为什么不称大饥荒、大蝗灾，而混淆火灾的名称呢？它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波及到我国了’，这也是不对的。《春秋》难道会详述外国而略写本国吗？”
《谷梁传》说这是为了表示灾祸的严重。
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鲁庄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谷梁传》说妇人不称名。
郑嗣说：“不称名，就是不称名。只说她的封地，我认为这个解释比较接近事实。然而把它用在丈姜身上，那就是只知常规而不知变通的人了。”
鲁庄公二十二年春，周历正月，赦免大罪。
《公羊传》说：“肆是什么？是跌倒。大眚是什么？是灾祸。肆大眚，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开始忌讳灾祸。”
啖氏说：“肆，是释放；眚，是过错。释放大过错罢了。就像现在的赦免，忌讳灾祸，有什么意义呢？”刘氏说：“经文说‘肆大眚’，而传文说是‘忌讳灾祸’，其文辞和道理都无法解释，大概不值得诘难。”
《谷梁传》说：“肆是失误，眚是灾祸，灾祸是记录，失误是缘故，是为了避嫌，这是天子的葬礼。”
啖氏说：如果不赦免，就似乎像天子的防备，削弱鲁国的灾祸，畏惧它吗？如果真的有畏惧天子之心，那么自我赦免以消除母亲的罪过，难道合乎礼制吗？况且鲁庄公从未有过怨恨齐国之心，安葬母亲难道有所忌讳？赦免是赦免，安葬是安葬，事情互不相关。刘氏说：如果是鲁国想要安葬文姜而自己做这件事，儿子本来就没有赦免母亲的道理。如果是仲尼忌讳文姜的安葬而记载此事以显示大义，那么《春秋》的文辞就无法产生。如果是赦免出于天子，何必因为丈姜的安葬呢？况且文姜活着时没有人讨伐她，现在死了，反而等待天子来安葬吗？这些都不对。我认为庄公当时恐怕人们议论他的母亲，所以借此赦免来平息人们的议论，也未可知。但说是为了避嫌天子葬礼的话，则不对。
癸丑日，安葬我国小君丈姜。
《谷梁传》说：“小君，不是国君。称她为君，为什么呢？因为她作为国君的配偶，可以称小君。”
按：夫人是一国的母亲，不是国君又是什么呢？况且小君是臣子称呼国君夫人的通例，《春秋》所记载的，必定有所指，这样解释经文，就不值得诘难了。
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
《左传》说：春天，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太子御寇。
经文称公子，应当以经文为准。
《谷梁传》说：“称公子而不称大夫，是因为公子没有被任命为大夫。称他公子，为什么呢？公子地位尊贵，大夫受命去执行对公子的处置。”刘氏说：“那么《谷梁传》认为凡是公子没有被任命为大夫都可以称公子吗？不对。公子虽然亲近，但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被任命为大夫就可以名和氏都通称，没有被任命为大夫就只能称名，不能称公子。看小白、去疾也可以看出来。”
秋七月丙申日，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
《公羊传》说：“齐国高傒，是什么人？是尊贵的大夫。为什么接近我国地位低微的人而结盟？是为了国君。国君为什么不称国君？是忌讳与大夫结盟。”
按：国君与大夫结盟，《春秋》未曾不记载，如“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之类就是。为什么唯独在这里忌讳与大夫结盟呢？
《谷梁传》说不称公，是因为高傒地位相当。
辨析参见《公羊传》。
冬天，鲁庄公前往齐国纳币。
《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讥讽什么呢？亲自纳币，不合礼制。”
这只是其中一个义理，忘记仇恨、丧失聘礼尚未讨论。
《谷梁传》说：“纳币，是大夫的事情。礼制有纳采，有问名，有纳征，有告期。这四者具备然后娶妻，是合乎礼制的。国君亲自纳币，不合礼制，所以讥讽他。”
按：婚礼有六礼，《谷梁传》只说了五礼，而纳吉没有说，也可以看出它语焉不详的毛病。其余参见《公羊传》。
鲁庄公二十三年春，鲁庄公从齐国回来。
《公羊传》说：“桓公的盟会不记日期，防地的盟会不致送，是信任他。这里的桓国为什么要致送？是危惧他。为什么危惧？因为国君和陈佗一样。”
刘氏说：“有致送善的，有致送不善的，都是妄说，无法通达。”我认为：这里指出他超过一年才返回，废除了居丧和告朔的礼制，有什么危惧呢？与陈佗相比，也没有意义。
祭叔来聘问。
《谷梁传》说：“为什么不称‘使’呢？因为他是天子的内臣。不认为他外交正当，所以不给予‘使’的称号。”
赵氏曰：「非天子之命耳，岂谓责其外交而去使字也？」愚谓：「春秋言使，则受天子之命矣，故言使则非外交，不言使然后为外交也。」寻谷梁不与使之意，乃似孔子去其使字以讥其外交，岂《春秋》直书其事之义哉？
译赵氏说：“不过是说没有天子的命令罢了，难道是说责备他进行外交活动而删去‘使’字吗？”我认为：“《春秋》中提到‘使’，就意味着接受了天子的命令，所以说‘使’就不是外交活动，不提及‘使’才是外交活动。”推究《谷梁传》不认可‘使’的含义，似乎像是孔子删去‘使’字来讥讽这种外交行为，这难道是《春秋》如实记载事实的本意吗？
夏公如齐观社
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观社，非礼也。」此説近之，但未详耳。
谷梁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观，无事之辞也。」以是为尸女也，无事不出竟。
案《易》曰：观国之光，观我生，观其生。孔子曰：观其所由。若此类者，岂皆非常与？无事辞乎？
公至自齐
谷梁曰：「公如往，时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惧焉尔。」
日月例辨见纲领
荆人来聘
公羊曰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
啖氏曰：「言荆来聘，则似举州皆来，故加人，无他义。」刘氏曰：「称人，即大夫辞耳。」
谷梁曰：“善累而后进之，其曰‘人’何也？举道不待再。”黄氏曰：“荆入春秋三加兵，中国今来聘称‘人’，乃以为进之也。”木讷赵氏曰：“若进之，圣人岂乐其僣聘问之礼哉？忧之益甚也。”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郑，何以复书？荆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书“人”，亦岂进之耶？
公及齐侯遇于谷萧叔朝公
谷梁曰：「及者，内为志焉耳；遇者，志相得也。」萧叔朝公，微国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来，于外也；朝于庙，正也；于外，非正也。
诸侯不朝天子，而朝鲁侯，虽于庙，亦非正也。及与遇辨，见隠四年，遇于清。
秋丹桓宫楹
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丹桓宫楹，非礼也。」
此説近之，但不言其所以非礼耳。
十有二月，甲寅，公防齐侯盟于扈。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我贰也。鲁子曰：我贰者，非彼然，我然也。
刘氏曰妄説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刻桓宫桷，非礼也。」
不言所以非礼
谷梁曰：「刻桓宫桷，丹桓宫楹。」斥言桓宫，以恶庄也。案不言桓宫，则所丹、所刻者何宫？故言桓宫者，制言之体然也。夫庄公之罪着矣，不待斥言桓宫而后见其恶庄也。
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
公羊曰何以书亲迎礼也
案庄公逆雠人之女，公羊葢闻之矣。反以为礼，岂不悖哉？况春秋常事不书，公羊尝自言之。今亲迎为礼，则是常事也。
谷梁曰：「亲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亲迎于齐也。迎者，行见诸舍，见诸先至，非正也。」
此説近之而未详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其言入何？难也。其言日何？难也。其难奈何？夫人不偻，不可使入。与公有所约，然后入。」
偻疾也。案先书公至自齐，而后书入陈，岳氏所谓书其实者，是也。若姜氏难之，与公有约，然后入，亦不在入字见意。况有约后入之云，本亿之之辞与？
谷梁曰：「入者，内弗受也。」曰：「入，恶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庙弗受也。其以宗庙弗受何也？娶仇人之子弟，以荐舍于前，其义不可受也。
父见杀而子娶其女，宗庙弗受，宜也。然不在入字见意，诚能通上文，纳币逆女，公至及此，姜氏入观之义自见矣。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
公羊曰：「宗妇者，何？大夫之妻也。觌者，何？见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见用币，非礼也。然则曷用？枣栗云乎？腶脩云乎？」
此説得之，但训宗妇不曰同姓大夫之妻，为少不明耳。以左氏既详，不得再录。
谷梁曰：「觌，见也。礼，大夫不见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妇道，故列数之也。男子之贽，羔、鴈、雉、腒；妇人之贽，枣、栗、腵、脩。用币，非礼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国体也，而行妇道，恶之，故谨而日之也。」
案经曰：大夫宗妇，乃同姓大夫之妇。寻谷梁意，一则似以大夫而用妇人之贽，不然何以曰「不正其行妇道与大夫国体也」？而行妇道，一则又似大夫与宗妇同时以币见夫人，不然何以曰「不言及不正其行妇道」？故列数之也。如是，则经中反多宗妇之辞，辗转求之，皆不可晓。假使大夫行妇道，亦不在「及」字求义，且经不可言大夫之妇，故但言「大夫宗妇」，则同
译夏，鲁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诸侯越过国境去观看社祭，是不符合礼制的。”这种说法接近正确，但不够详尽。
《谷梁传》说：“常规的事情称为‘视’，非常规的事情称为‘观’。‘观’，是表示没有正事的措辞。”认为这是为了迎娶女子，没有正事不应出使国境。
按《易经》说：“观察国家的光辉，观察我的生命，观察他的生命。”孔子说：“观察他所遵循的途径。”像这类情况，难道都是非常规的吗？都是表示没有正事的措辞吗？
鲁庄公从齐国回来。
《谷梁传》说：“鲁庄公前往齐国，时间正当。记载月份，是有原因的。前往时记载月份，回来时也记载月份，是因为有所畏惧。”
关于日月记载的体例辨析，详见纲领部分。
楚国派人来聘问。
《公羊传》说：楚国为什么称“人”？是因为开始能够进行聘问。
啖氏说：“说楚国来聘问，似乎像是整个州都来了，所以加上‘人’字，没有别的含义。”刘氏说：“称‘人’，就是大夫的称呼罢了。”
《谷梁传》说：“善于积累然后逐步提升，这里说‘人’是什么意思呢？推崇道义不需要第二次。”黄氏说：“楚国在《春秋》中三次被加兵讨伐，现在中国诸侯来聘问称‘人’，是认为这是进步。”木讷赵氏说：“如果是进步，圣人难道会喜欢他们僭越聘问之礼吗？只会更加忧虑。”如果不这样，二十八年楚国攻打郑国，为什么又记载呢？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攻打卫国，记载称“人”，难道也是认为进步吗？
鲁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萧叔朝见鲁庄公。
《谷梁传》说：“‘及’，是内心有所志向；‘遇’，是志向相投。”萧叔朝见鲁庄公，萧叔是微小国家的君主，未被周天子册封爵位，不记载“来”，是因为他在国外；在宗庙朝见，是合乎正道的；在国外朝见，是不合乎正道的。
诸侯不朝见天子，却朝见鲁侯，即使在宗庙，也是不合乎正道的。关于“及”与“遇”的辨析，见隐公四年，在清地相遇。
秋天，将桓公庙的柱子漆成红色。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将桓公庙的柱子漆成红色，是不符合礼制的。”
这种说法接近正确，但没有说明为什么不符合礼制。
十二月，甲寅日，鲁庄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
《公羊传》说：桓公时期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因为感到危险。为什么危险呢？因为我们有二心。鲁子说：我们有二心，不是对方那样，是我们那样。
刘氏说：这是胡说八道。
二十四年春天，周王三月，雕刻桓公庙的椽子。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雕刻桓公庙的椽子，是不符合礼制的。”
没有说明为什么不符合礼制。
《谷梁传》说：“雕刻桓公庙的椽子，将桓公庙的柱子漆成红色。”特意提到桓公庙，是为了厌恶庄公。按：如果不提桓公庙，那么所漆、所刻的是哪座庙呢？所以提到桓公庙，是制文的体例如此。庄公的罪过已经很明显了，不需要特意提到桓公庙才能看出厌恶庄公。
夏天，鲁庄公到齐国迎娶女子；秋天，鲁庄公从齐国回来。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亲自迎娶是礼制。
按：庄公迎娶仇人的女儿，《公羊传》大概听说了。反而认为是礼制，难道不荒谬吗？况且《春秋》常规事情不记载，《公羊传》曾经自己说过。现在亲自迎娶是礼制，那就是常规事情。
《谷梁传》说：“亲自迎娶，是常规事情，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是因为不认为在齐国亲自迎娶是正当的。迎娶，是在路上相见，在住所相见，先到达，是不正当的。”
这种说法接近正确但不够详尽。
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公羊传》说：“说‘入’是什么意思？是艰难。说‘日’是什么意思？是艰难。艰难在哪里？夫人不弯腰，不能让她进入。与庄公有约定，然后才进入。”
偻是弯腰的病。按：先记载庄公从齐国回来，然后记载进入，陈岳氏所说的记载实际情况，是对的。如果姜氏感到艰难，与庄公有约定然后才进入，也不在“入”字中体现意思。况且有约定后进入的说法，本来就是猜测之辞吧？
《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说：“‘入’，是厌恶进入的人。”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宗庙不接受。为什么宗庙不接受呢？娶仇人的子弟，把祭品放在前面，道义上不可接受。
父亲被杀而儿子娶他的女儿，宗庙不接受，是适宜的。但不在“入”字中体现意思，如果能贯通上文，纳币迎女，庄公回来以及这里，姜氏进入的含义自然显现了。
戊寅日，大夫和宗妇拜见夫人，使用玉帛。
《公羊传》说：“宗妇是什么？是大夫的妻室。觌是什么？是拜见。用是什么？用是不应该用。拜见使用玉帛，是不符合礼制的。那么应该用什么？枣栗吗？腶脩吗？”
这种说法得到了要点，但解释宗妇不说同姓大夫的妻室，稍微不够明确罢了。因为《左传》已经详细，不再收录。
《谷梁传》说：“觌，是拜见。礼制，大夫不见夫人，不记载‘及’，不认为实行妇道是正当的，所以列举数说。男子的贽礼，是羔、雁、雉、腒；妇女的贽礼，是枣、栗、腵、脩。使用玉帛，是不符合礼制的。用，是不应该用的。大夫，是国家体制，却实行妇道，厌恶他，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
按：经文说：大夫宗妇，是同姓大夫的妻室。推究《谷梁传》的意思，一则似乎认为大夫使用妇女的贽礼，不然为什么说“不认为实行妇道与大夫是国家体制”？实行妇道，一则又似乎大夫与宗妇同时用玉帛拜见夫人，不然为什么说“不记载‘及’不认为实行妇道”？所以列举数说。如果是这样，那么经文中反而多了宗妇的词语，辗转寻求，都无法理解。假使大夫实行妇道，也不在“及”字中寻求含义，况且经文不可以说大夫的妻室，所以只说“大夫宗妇”，那么同
姓大夫之妻，其义自见，故书法自不当言「及」。谷梁又曰：「男子之贽，羔鴈雉腒，则书称三帛二生一死贽者非与？」又曰：「大夫不见夫人，则礼称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执贽以见者非与？」且孔子何以见南子也？谷梁种种失言矣。
译姓大夫之妻，其义自见，故书法自不当言「及」。谷梁又曰：「男子之贽，羔鴈雉腒，则书称三帛二生一死贽者非与？」又曰：「大夫不见夫人，则礼称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执贽以见者非与？」且孔子何以见南子也？谷梁种种失言矣。
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
公羊》曰：「曹羁者，何？曹大夫也。曹无大夫，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曹羁？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
刘氏曰：「曹无大夫，非也。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圣人作《春秋》，岂遗之哉？又曹伯伯也，郑伯亦伯也。若以小国无大夫，郑亦宜无大夫，岂独曹哉？今《公羊》不曰『郑无大夫』，而独曰『曹无大夫』，似见曹之大夫着于经者少耳，非确语也。」赤归于曹，郭公。案此一事，推寻传注，初无义理，不知先儒颠倒缪妄，何乃至如此？陈岳氏曰：「国君出奔，或不爵者，与书大夫无异，故《公羊》以为大夫也。然国君出奔有无爵者，如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讵可谓大夫与？复有可以眀之经：先书『冬，戎侵曹』，次书『曹羁出奔陈』，次书『赤归于曹』。戎既侵曹，而羁出奔，是曹惧戎而出奔，眀矣。羁既出，而赤乃入，是君出而赤立，亦眀矣。愚谓设使曹羁为大夫，当戎之侵曹，正臣子见危授命之日，非三谏不从而遂去之时也，而遂去之，可谓贤乎？又使曹无大夫，则二十六年何以书『曹杀其大夫』乎？」
郭公
公羊》曰：「郭公赤者，何？曹无赤者，葢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谷梁曰：「郭公赤葢，郭公也？何为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
赵氏曰：「赤者，曹公子也。郭公，自是阙文，其文义都不相闗。《公谷》误甚矣。」刘氏曰：「《谷梁》曰：『赤者，郭公之名。』然则《春秋》何苦不曰『郭公赤归于曹』乎？言『郭公赤』足以见其为国君，言『归』足以见其外归，而颠倒迷错乃如此，何哉？梁亡，郑弃其师；纪侯大去其国。虽指意卓佹，然文义自眀，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葢有不知而作之者，岂谓是耶？」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
左氏曰嘉之故不名
赵氏曰：「聘，何可嘉？故知谷梁言天子之命大夫是也。」刘氏曰：「若使诸侯其卿大夫来聘，辄受一褒。春秋之中，来聘鲁者不可胜纪，则何不一一褒之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
孙氏曰：「案《周礼》《夏书》，凡救日食皆鼓，不书者常事也。鼔用牲于社，变常也。变常则书。若如左氏、杜预説，则孔子所书非正阳之月者皆空言也。《夏书》亦不当言，乃季秋月；《小雅》亦不当言十月之交。噫！是説也，启庸君、暗主荒怠，不畏天戒之心甚矣。」刘氏曰：「《夏书》记日食之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岂必正阳之月哉？日有食之，变之大者，人君当恐惧脩省，以答天意，岂但非正阳之月则安而视之哉？左氏之説缪矣。《春秋》所以书者，葢讥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公羊曰：「日食则曷为鼓用牲于社？求乎隂之道也。以朱丝营社。或曰：胁之；或曰：为闇，恐人犯之，故营之。」赵氏曰：「凡此皆失礼，乃书。」公羊言「求隂之道」，乃是得礼。据《书》《礼》，无朱丝营之文。
谷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礼也。用牲，非礼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鼔；诸侯置三麾，陈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言充其阳也。案天子救日，伐鼓于社；诸侯伐鼓于朝。今诸侯鼓于社，是僣天子之礼也。谷梁但知鼓之可用，而不知用鼓之所，是以许之以礼耳。如其鼓而得礼，则《春秋》不必书鼓，直曰‘日有食之，用牲于社’，岂不简洁也哉！”
伯姬归于杞
谷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防，无足道焉尔。」案《春秋》所以不书逆者，以其得礼为常事而不书耳。设使逆之道防，正公谷所谓非常者，也非常之事，固当书之以示戒。谷梁乃曰：「逆之道防而不
译冬季，戎国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
《公羊传》说：“曹羁是谁？是曹国的大夫。曹国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记载他？因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曹羁贤德？戎国将要侵犯曹国，曹羁劝谏说：‘戎国人多且行事不义，国君请不要亲自去抵挡他们。’曹伯说：‘不行。’曹羁三次劝谏，曹伯都不听从，于是曹羁就离开了曹国。所以君子认为他符合君臣之间的道义。”
刘氏说：“曹国没有大夫，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春秋》经文说：‘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圣人作《春秋》，怎么会遗漏他们呢？况且曹伯是伯爵，郑伯也是伯爵。如果因为小国没有大夫，那么郑国也应该没有大夫，难道只有曹国如此吗？现在《公羊传》不说‘郑国没有大夫’，却唯独说‘曹国没有大夫’，这似乎是因为曹国的大夫在经文中记载得少罢了，并不是确凿的说法。”关于“赤回到曹国”和“郭公”这一件事，推究寻查传注，起初就没有什么义理，不知道先儒颠倒错乱荒谬狂妄，怎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陈岳氏说：“国君出逃，或者不被授予爵位的，与记载大夫没有区别，所以《公羊传》认为他是大夫。然而国君出逃有不被授予爵位的情况，比如‘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难道可以说他们是普通大夫吗？还有可以说明的经文：先记载‘冬季，戎国侵犯曹国’，接着记载‘曹羁出逃到陈国’，再记载‘赤回到曹国’。戎国已经侵犯曹国，而曹羁出逃，这是曹国畏惧戎国而出逃，很明显。曹羁已经出逃，而赤才进入，这是国君出逃而赤即位，也很明显。我认为假如曹羁是大夫，在戎国侵犯曹国时，正是臣子面临危难献出生命的时刻，而不是三次劝谏不被听从就离开的时机，而他却离开了，这能称得上贤德吗？又假如曹国没有大夫，那么二十六年为什么记载‘曹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呢？”
郭公
《公羊传》说：“郭公赤是谁？曹国没有叫赤的人，大概是郭公吧。郭公是谁？是失去国土的君主。”
《谷梁传》说：“郭公赤大概是郭公吧？为什么称名呢？按照礼制，诸侯没有从国外回归的道理。从国外回归，是不合正道的。”
赵氏说：“赤是曹国的公子。郭公，自然是缺漏的文字，其文义都不相关。《公羊传》和《谷梁传》错误太严重了。”刘氏说：“《谷梁传》说：‘赤，是郭公的名字。’那么《春秋》何必不直接说‘郭公赤回到曹国’呢？说‘郭公赤’足以表明他是国君，说‘归’足以表明他是从国外回归，却颠倒迷乱错乱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梁国灭亡，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纪侯大大地离开了他的国家。虽然指意奇特，但文义自然明白，没有像这样改易首尾的。大概是有不知而妄作的人，难道说的是这个吗？”
二十五年春季，陈侯派遣女叔来鲁国聘问。
《左传》说：嘉奖他，所以不称其名。
赵氏说：“聘问，有什么可嘉奖的？所以知道《谷梁传》说他是天子任命的大夫是对的。”刘氏说：“如果诸侯的卿大夫来聘问，就受到一种褒奖。《春秋》之中，来鲁国聘问的人不可胜数，那么为什么不一个个都褒奖他们呢？”
六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祭祀。
《左传》说：“夏季六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祭祀，是不寻常的。只有在正月初一，邪气尚未发作，发生日食，这时才在社坛用币祭祀，在朝廷击鼓。”
孙氏说：“考察《周礼》《夏书》，凡是救助日食都击鼓，不记载的是常事。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祭祀，是改变常事。改变常事就记载。如果像左氏、杜预所说，那么孔子所记载的非正阳之月的日食都是空话了。《夏书》也不应该说，那是季秋之月；《小雅》也不应该说十月之交。唉！这种说法，开启庸碌的君主、昏暗的君主荒废懈怠，不畏惧上天警戒之心，太严重了。”刘氏说：“《夏书》记载日食的变异，季秋之月初一也有击鼓之事，难道一定是正阳之月吗？发生日食，是最大的变异，人君应当恐惧修省，以回应天意，难道只是非正阳之月就安然观看吗？左氏的说法错误了。《春秋》之所以记载，大概是讥讽他不击鼓于朝廷，却在社坛击鼓，又用了牺牲。”
《公羊传》说：“日食为什么击鼓并用牲祭祀于社坛？是寻求阴的道理。用红丝绳环绕社坛。有人说：是为了胁迫它；有人说：因为昏暗，怕人冒犯它，所以环绕它。”赵氏说：“凡此都是失礼，所以记载。”《公羊传》说“寻求阴的道理”，这倒是符合礼制。根据《尚书》《礼记》，没有用红丝绳环绕社坛的文字。
《谷梁传》说：“提到日，提到初一，是食正朔。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祭祀，击鼓是合乎礼的。用牲，是不合礼的。天子救助日食，设置五面旗帜，陈列五种兵器，五面鼓；诸侯设置三面旗帜，陈列三面鼓，三种兵器。大夫击门，士击柝。这是充实阳气。考察天子救助日食，在社坛击鼓；诸侯在朝廷击鼓。现在诸侯在社坛击鼓，是僭越天子的礼制。《谷梁传》只知道鼓可以使用，却不知道使用鼓的地方，所以认为这是合乎礼的。如果击鼓合乎礼，那么《春秋》不必记载击鼓，直接说‘日有食之，用牲于社’，难道不简洁吗！”
伯姬嫁到杞国
《谷梁传》说：“这里不记载迎娶，是什么缘故？迎娶的道理在于防范，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考察《春秋》之所以不记载迎娶，是因为它合乎礼制，作为常事而不记载。假如迎娶的道理在于防范，正是公羊、谷梁所说的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固然应当记载以示警戒。《谷梁传》却说：“迎娶的道理在于防范而不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
公羊曰：「其言于社、于门何？于社礼也，于门非礼也。」刘氏曰：「非也。若于社为礼，春秋当不书矣。」
谷梁曰：「髙下有水灾，曰大水。既戒，鼓而骇众，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众。」
案鼓为得礼，春秋不必书矣。夫庄公用鼓之意，本为充阳，若日食然，不然何以于社也？今谷梁以为鼓骇众，不惟不解《春秋》书鼓之义，亦不解庄公用鼓之意矣。
二十有六年曹杀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众也。曷为众？杀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灭。▯为不言其灭，为曹羁讳也。此葢战也，何以不言战？为曹羁讳也。”
赵氏曰：「曹小国，唯有二卿，何足为众？假如不死节，岂有举国卿尽杀之乎？」刘氏曰：「《公羊》曰：『不名众也』，然则杀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杀其大夫，又何以辨哉？凡《公羊》以大夫相杀称人，而君杀大夫称国，而不论大夫有辜无辜，故使曹、宋同文异义，是皆臆防也。」又曰：「此葢战也，灭也，亦非也。曹羁虽贤，何防掩君灭之祸乎？以曹羁之贤，遂讳曹伯之灭，又何义乎？晋之假道于虞也，宫之奇谏，推宫之奇之贤，则无以异于曹羁矣。《春秋》为曹羁讳，曹伯不为宫之奇讳，虞公何哉？以曹羁为大夫，辨见曹羁出奔。」
谷梁曰：「言大夫而不称名姓，无命大夫也。无命大夫而曰大夫，贤也。为曹羁崇也。」
刘氏曰：「谷梁曰：『大夫而不称名姓，无命大夫也』，非也。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虽尊卑不同，而岂无命哉？诸侯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国之卿三命，次国之卿再命，小国之卿一命。其于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畧称人。周衰礼废，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尽如古，见于经者亦皆当时之实録也。故隠桓之间，其去西周未乆，制度颇有存者，是以鲁有无骇、柔侠，郑有宛、詹，秦、楚多称人。至其晩节，无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等，日已益削，转从小国之例，称人而已。説者不知其故，谓曹、秦以下悉无大夫，患其时有见者，害其臆説，因复搆架无端以饰其伪。然此不足怪也，彼固不知王者、诸侯之制度班爵云尔，其又足辨乎？」愚案：曹臣虽贤，圣人不应加其大夫之号而复冺其名姓也，况未必贤乎？
二十有七年春，公防杞伯姬于洮。
左氏曰：「非事也，天子非展义不巡守，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境。」
此説得之
夏，六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陈郑服也
案齐桓用殷同之礼，十二年而后盟。经又不见陈人离贰之迹，左氏之説未详信否？
谷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后授之诸侯也。其授之诸侯何也？齐侯得众也。桓防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防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防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
案桓公以力假仁，如黄人同盟而不救其亡，救邢而次于聂，此不信也。灭谭，灭遂，降鄣，迁阳，僣天子盟防征伐，不仁也。然则许桓公以仁信者，过也。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
公羊》曰：“原仲者，何？陈大夫也。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难也。君子辟内难而不辟外难。内难者，何？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皆庄公之母弟也。公子庆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胁公，季子起而治之，则不得与于国政；坐而视之，则亲亲因不忍见也。故于是复请至于陈而葬原仲也。”
刘氏曰：非也。当是时，内难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见防逺举者，是谓忘宗国之乱，而贵一身之全，非贤智也。且季子于此奔陈，亦见衅端已成乎？则庄公既病而召季子，其衅端宜益深矣。季子何以得入而与国政？夫庄公病，季子羇旅在外，一旦召至，授之权柄，人莫能
译秋天发生大水灾，在社坛和城门击鼓并使用牺牲。
《公羊传》说：“为什么提到社坛和城门？在社坛击鼓是合乎礼制的，在城门击鼓是不合乎礼制的。”刘氏说：“不对。如果在社坛击鼓是合乎礼制的，《春秋》就不应该记载了。”
《谷梁传》说：“高处和低处都有水灾，称为大水。已经发出警戒，击鼓来惊动众人，使用牺牲就可以止住了。救日食用击鼓来集结军队，救水灾用击鼓来集结民众。”
我认为在社坛击鼓是合乎礼制的，《春秋》不必记载。庄公击鼓的本意，是为了充实阳气，就像日食那样，不然为什么在社坛击鼓呢？现在《谷梁传》认为击鼓是为了惊动众人，不仅没有理解《春秋》记载击鼓的意义，也没有理解庄公击鼓的本意。
鲁庄公二十六年，曹国杀了它的大夫。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名字？因为被杀的人多。为什么人多？因为被杀的不是死于曹君之手的人。君主死在位上，称为灭。为什么不说是灭？是为了给曹羁避讳。这大概是战争，为什么不说是战争？是为了给曹羁避讳。”
赵氏说：“曹国是小国，只有两位卿，哪里算得上人多？假如他们不死守节操，难道会有举国卿大夫都被杀的情况吗？”刘氏说：“《公羊传》说：‘不记载名字是因为人多’，那么杀三郤，为什么又记载名字呢？又说：‘不是死于曹君之手的人’。宋国杀它的大夫，又怎么区分呢？凡是《公羊传》认为大夫互相杀害称人，而君主杀大夫称国，而不论大夫是否有罪无罪，所以使得曹、宋两国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这都是主观臆测。”又说：“这大概是战争，是灭国，也是不对的。曹羁虽然贤能，为什么要掩盖君主被灭的祸患呢？因为曹羁贤能，就为曹伯被灭避讳，又有什么道义呢？晋国向虞国借道时，宫之奇进谏，推论宫之奇的贤能，与曹羁没有什么不同。《春秋》为曹羁避讳，曹伯不为宫之奇避讳，虞公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曹羁是大夫，辨析见曹羁出奔。”
《谷梁传》说：“说大夫而不称名姓，是没有受命的大夫。没有受命的大夫而称为大夫，是因为他贤能。是为了推崇曹羁。”
刘氏说：“《谷梁传》说：‘大夫而不称名姓，是没有受命的大夫’，不对。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大夫家，虽然尊卑不同，难道没有受命吗？诸侯大国，三位卿都受命于天子；中等国家三位卿，两位受命于天子；小国三位卿，一位受命于天子。大国的卿受三命，中等国家的卿受再命，小国的卿受一命。他们在周王朝都是士。受三命的以名和氏通称，受再命的称名，受一命的略称人。周朝衰微礼制废弛，强弱兼并，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见于经文的也都是当时的实录。所以隐公、桓公之间，距离西周不久，制度还有保存的，因此鲁国有无骇、柔侠，郑国有宛、詹，秦、楚多称人。到了后期，无不名氏通称了。而邾、莒、滕、薛等国，日益削弱，转而遵循小国的惯例，只称人而已。解说的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说曹、秦以下都没有大夫，担心当时有见到的，妨害他们的主观臆说，因而又无端构造成伪饰。然而这不足为怪，他们本来就不了解王者、诸侯的制度班爵罢了，又何必辩驳呢？”我认为：曹国的臣子虽然贤能，圣人不应加给他大夫的称号而又抹去他的名姓，何况未必贤能呢？
鲁庄公二十七年春天，鲁庄公在洮会见杞伯姬。
《左传》说：“这不是正当的事，天子不展示道义不巡守，诸侯不为民事不举动，卿没有君命不越境。”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夏天六月，鲁庄公与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共同结盟。
《左传》说：陈国和郑国顺服了。
我认为齐桓公使用殷同之礼，十二年才结盟。经文又没有见到陈国人背离的迹象，《左传》的说法未必可信？
《谷梁传》说：“同，是有共同之处。共同尊崇周王室。在这之后才授予诸侯权力。授予诸侯权力是什么意思？齐侯得到了众人的拥护。桓公的会盟不致送，是安定他们。桓公的结盟不记日期，是信任他们。信任他们的守信，仁爱他们的仁爱。衣裳之会十一次，没有尝有过歃血之盟。这是诚信厚重。兵车之会四次，没有尝有过大战。这是爱护百姓。”
我认为桓公凭借武力假借仁义，如黄人同盟而不救其灭亡，救邢国而驻扎在聂地，这是不守信。灭谭国，灭遂国，降鄣国，迁阳国，僭越天子进行盟会征伐，这是不仁。那么赞许桓公仁信，是过分的。
秋天，公子友到陈国安葬原仲。
《公羊传》说：“原仲是谁？是陈国的大夫。大夫不记载安葬，这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贯通季子的私行。为什么贯通季子的私行？是为了避开内难。君子避开内难而不避开外难。内难是什么？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都是庄公的同母弟弟。公子庆父、公子牙与夫人私通以胁迫国君，季子起来治理，就不能参与国政；坐着观看，因为亲近亲属而不忍心看见。所以在这时又请求到陈国安葬原仲。”
刘氏说：不对。当时内难尚未发作，有什么可避的？如果认为季子见机远举，这是说忘记宗国的祸乱，而看重自身的保全，不是贤智之人。况且季子在此时奔往陈国，也是看到祸端已经形成吗？那么庄公已经生病而召见季子，祸端应该更加深重了。季子怎么能进入而参与国政？庄公生病，季子羁旅在外，一旦召至，授予他权柄，人莫能
御者，此眀公子牙之徒祸犹未觏也。若彼之时祸犹未觏，况去庄公没尚数年，而遂云避内难出奔乎？且季子与其奔也，孰若勿奔以销解其谋，察识其势？若孔父之御乱也，而胡为背君捐国，使回皇于乱臣之手？此皆事之不然者也。愚谓内主恩，外主义，故异姓之卿道不行则去，贵戚之卿无可去之理，则死其位而已。然则君子避外难而不避内难也，公羊及其説矣。
译驾车的人，这是明公子牙那类人，灾祸还没有遇到呢。像他那个时代灾祸还没有遇到，何况距离庄公去世还有好几年，却说为了躲避内乱而出逃呢？况且季子与其出逃，哪比得上不出逃来消解他们的阴谋，观察识别他们的形势呢？像孔父那样抵御祸乱，为什么要背离君主、抛弃国家，让君主在乱臣手中颠沛流离呢？这些都是事情本来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对内秉持恩义，对外秉持道义，所以异姓的卿大夫道义不能施行就离开，贵戚之卿没有离开的道理，那就死守自己的职位罢了。那么君子躲避外难而不躲避内难，《公羊传》及其解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谷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讳出奔也。」
啖氏曰：「书葬之意，直讥季友之私行。彼是陈国大夫，安得书其卒乎？」愚谓：「经义本明，因传而晦者，若此类也。」
冬杞伯姬来
左氏曰：「杞伯姬来归寜也。凡诸侯之女归寜，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寜，曰如某；出，曰归于某。」
赵氏曰：「讥无父而来。」又曰：「凡内女称来，不宜来也。」左氏谓归寜曰「来」，言礼当来也。窃谓合礼者皆常事，不书，葢知非礼而来，故书云尔。愚谓夫人姜氏如齐，师如莒，亦可曰「夫人归寜乎」？
公羊曰直来曰来大归曰来归
赵氏曰：「公羊曰：直来，葢见无他事，殊不知经意。」
莒庆来逆叔姬
公羊曰：「莒庆者，莒大夫也。莒无大夫。」
莒子爵小国，一卿，安得无大夫哉？
谷梁曰：「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与之，来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与夫妇之称也。」
杜氏曰：「接内，谓与君为礼也。」愚谓：「来来，鲁而已，非以不主大夫直接内而书来也。其曰『叔姬』者，大夫自逆则称字，书法当然，非不正其接内而不与夫妇之称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頽有宠，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邉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邉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頽以奔衞。衞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頽。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室归，王处于栎。二十一年夏，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子頽。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衞，以其立子頽也。齐侯伐衞，战败衞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齐果以王命伐衞，衞逆王命。春秋当如书『王人子突救衞』而衞侯朔入于衞之意，以着衞辜，岂可但书『衞人及齐人战』乎？子頽作乱，事或有之；命齐伐衞，则未可信也。齐桓挟公行私，事亦有之；取赂而还，亦不若是之甚也。」
公羊》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为客，见伐者为主，故使衞主之也。曷为使衞主之？衞未有辠尔。败者称师，衞何以不称师？未得乎师也。”
刘氏曰：「公羊曰：『曷为使衞主之？衞未有辠尔。』非也。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当此之时，公羊以晋师夷狄之不若，则何以不使楚子主之？岂晋师未有辠，楚子有辠乎？是何自相反也？又曰：『败者称师，衞何以不称师？』未得乎师也，亦非也。茍衞未得成师，则春秋曷为书以偏战之辞？此为不知春秋之文，甚矣。」
谷梁曰：“于伐与战，安战也？战衞战，则是师也。其曰‘人’，何也？防之也。何为防之也？今授之诸侯，而后有侵伐之事故，防之也。其人衞何也？以其人齐，不可以不人衞也。衞小，齐大，其以衞及之何也？以其防之，可以言及也。其称人以败何也？不以师败于人也。”
刘氏曰：谷梁曰：“战，则是师也。其曰‘人’何也？防之也。”非也。凡道《春秋》通例，皆曰：“将卑师少称人。”何忽至此，而以为微之乎？又曰：“其人衞何也？以其人齐，不可以不人衞也。”亦非也。齐有辠，则防齐；衞有辠，则防衞。则可谓明矣。今欲防齐，因遂防衞。齐则有辠矣，衞则不知也，而曰“不可不人衞”。所谓不可者，安在哉？又曰：“衞小，齐大，其以衞及之何也？以其防之，可以言及也。”亦非也。衞欲战，则衞及齐；齐欲战，则齐及衞。《春秋》恶战，故常分别祸之所从起耳，不为国大小也。又曰：“其称人以败何也？不以师败于人也。”亦非也。设令齐将尊师众而败，衞将卑师少而胜，岂得不书“师败于人”哉？《春秋》之义，王道也；《春秋》之事，史记也。圣人岂必私以已
译谷梁传说：“经文只说‘葬’，不说‘卒’，是因为没有安葬。没有安葬却记载‘葬’，是为避讳出奔。”
啖氏说：“记载‘葬’的用意，只是讥讽季友的私行。他是陈国的大夫，怎么可以记载他的‘卒’呢？”我认为：“经义本来明白，因为传文的解释而变得晦涩的，就像这类情况。”
冬天，杞国的伯姬来到鲁国。
左传解释说：“杞伯姬是回娘家省亲。凡是诸侯的女儿回娘家省亲，称为‘来’；被休弃回娘家，称为‘来归’。夫人回娘家省亲，称为‘如某’；被休弃回娘家，称为‘归于某’。”
赵氏说：“讥讽她没有父亲而来到鲁国。”又说：“凡是鲁国的女子称为‘来’，是不应该来的。”左传说回娘家省亲称为‘来’，是说按照礼制应当来。我私下认为，合乎礼制的都是常事，不记载，大概是因为知道不合礼制而来，所以才记载。我认为夫人姜氏去齐国，军队去莒国，也可以说是‘夫人回娘家省亲’吗？
公羊传说：直接来称为‘来’，被休弃回娘家称为‘来归’。
赵氏说：“公羊传说：直接来，大概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殊不知经文的本意。”
莒国的庆来迎接叔姬。
公羊传说：“莒庆，是莒国的大夫。莒国没有大夫。”
莒子是子爵的小国，有一位卿，怎么可以说没有大夫呢？
谷梁传说：“诸侯把女儿嫁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婚礼，来者是迎接新娘的。不认为他迎接新娘的做法正当，所以不给予夫妇的称呼。”
杜氏说：“迎接新娘，是指与国君行礼。”我认为：“‘来’字，仅用于鲁国，并不是因为不通过大夫直接迎接新娘而记载‘来’。称‘叔姬’，是因为大夫亲自迎接就称字，这是书法的常规，并不是因为不认为他迎接新娘的做法正当而不给予夫妇的称呼。”
二十八年春天，周历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跟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
左传说：“起初，王姚受庄王宠爱，生了子颓。子颓受宠，蒍国担任他的师傅。等到惠王即位，夺取蒍国的园圃作为自己的苑囿。邉伯的宫室靠近王宫，王也夺取了。王夺取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地，并收回膳夫的俸禄。所以蒍国、邉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依靠苏氏。秋天，五大夫拥戴子颓攻打周王，没有成功，出逃到温。苏子拥戴子颓逃到卫国。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攻打周朝。冬天，立子颓为王。二十年春天，郑伯调解王室争端，没有成功，逮捕了燕仲父。夏天，郑伯于是把周王送回去，周王住在栎邑。二十一年夏天，郑伯将要护送周王从圉门进入，虢叔从北门进入，杀死了子颓。周王派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并且请求攻打卫国，因为卫国立了子颓。齐侯攻打卫国，战败卫国军队，用周王的命令数落卫国，索取贿赂后返回。齐国果然凭借周王的命令攻打卫国，卫国违抗周王的命令。《春秋》当时应当像记载‘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和‘卫侯朔进入卫国’那样，来彰显卫国的罪过，怎么可以只记载‘卫国人跟齐国人交战’呢？子颓作乱，事情或许有；命令齐国攻打卫国，则不可信。齐桓公挟持公义行私事，事情也有；索取贿赂后返回，也不至于如此过分。”
公羊传说：“攻打不记载日期，这为什么记载日期？是因为交战发生在到达的那一天。交战不记载攻打，这为什么记载攻打？是因为交战发生在到达的那一天。《春秋》中攻打的一方为客，被攻打的一方为主，所以让卫国作为主方。为什么让卫国作为主方？因为卫国没有罪过。战败的一方称‘师’，卫国为什么不称‘师’？因为卫国没有成建制的军队。”
刘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让卫国作为主方？因为卫国没有罪过。’不对。荀林父率领军队跟楚子在邲地交战。在这个时候，公羊认为晋军不如夷狄，那么为什么不让楚子作为主方？难道晋军没有罪过，楚子有罪过吗？这是自己前后矛盾。又说：‘战败的一方称‘师’，卫国为什么不称‘师’？因为卫国没有成建制的军队。’也不对。如果卫国没有成建制的军队，那么《春秋》为什么用偏战的措辞来记载？这是不了解《春秋》的文辞，太严重了。”
谷梁传说：“在攻打和交战之间，为什么交战？交战是卫国的交战，那就是军队。为什么称‘人’？是为了防范。为什么防范？现在授予诸侯权力，然后才有侵伐的事情，所以防范。为什么称卫国的人？因为称齐国的人，就不能不称卫国的人。卫国小，齐国大，为什么用卫国‘及’齐国？因为为了防范，可以说‘及’。为什么称‘人’而败？不是军队败给人。”
刘氏说：谷梁传说：“交战，那就是军队。为什么称‘人’？是为了防范。”不对。凡是解释《春秋》的通例，都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为什么到这里，却认为是微言大义呢？又说：“为什么称卫国的人？因为称齐国的人，就不能不称卫国的人。”也不对。齐国有罪，就防范齐国；卫国有罪，就防范卫国。这就很明白了。现在想要防范齐国，于是也防范卫国。齐国有罪，卫国不知，却说‘不可不称卫国的人’。所谓的‘不可’，在哪里呢？又说：“卫国小，齐国大，为什么用卫国‘及’齐国？因为为了防范，可以说‘及’。”也不对。卫国想要交战，就是卫国‘及’齐国；齐国想要交战，就是齐国‘及’卫国。《春秋》厌恶交战，所以常常区分祸患从哪里兴起，不是因为国家大小。又说：“为什么称‘人’而败？不是军队败给人。”也不对。假使齐国将领地位高、军队多而败，卫国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胜，难道可以不记载‘军队败给人’吗？《春秋》的道义，是王道；《春秋》的事迹，是史实。圣人岂能一定私
谷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州，举之也，善救郑也。齐能救郑，善矣。然原其所由，则有未善者。孟子所谓『乆假不归，恶知其非真有者』，谷梁之谓矣。其曰『州举之』，亦庄十年狄之之意，但不眀言耳。」
冬筑郿
左氏曰：「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刘氏曰：「郿者，何内之邑也？筑之者，何始作邑也？何以书？非常也。《诗》云：『筑室百堵，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不谓城邑也。邑之与都相较，无防欲差。邑于都而殊筑城之名，则国亦当殊，京师又当殊。而都以上通以城名之，何耶？愚谓城郎、城中丘、城楚丘之类，皆城邑也。若如左氏説，则皆为都矣。此不待辨而眀者也。」
谷梁曰：「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啖氏曰：「谷梁之説，当施之筑囿下。」刘氏曰：「此自筑邑尔，非园囿也。」解之惑矣。
大无麦禾
公羊曰：「冬，既见无麦禾矣。曷为先言筑防，而后言无麦禾？讳以凶年造邑也。」
刘氏曰：非也。筑防在冬初，五谷毕集，然后制国用在冬末，固有前后耳，岂故讳哉？愚谓《公羊》所谓讳者，史氏讳之乎？孔子讳之乎？谓史氏讳之，则筑郿与无麦禾，举鲁之人皆知之；谓孔子讳之，则后世之人亦知之。夏无麦而秋无禾，筑郿固在于冬矣，不可掩也。且孔子正欲此事以示戒，乃反颠倒其事以讳之乎？
谷梁曰：「大者有顾之辞也。」于无禾及无麦也。
圣人重民食，若但无麦，理亦当书。非因无禾始书无麦也。况大者非常之辞，非以无禾无麦而书大也。若嵗有麦，何妨自书大？无禾，若嵗有禾，何妨自书大？无麦乎？
臧孙辰告籴于齐
左氏曰：「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
左氏知告籴之为礼，而不知所以告籴之非礼。
公羊曰：「告籴者，何？请籴也。何以不称使？以为臧孙辰之私行也。曷为以臧孙辰之私行？君子之为国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籴，讥也。」
春秋书法，外大夫来，称使；内通外，但言“如此”，不言“如者”，存耕赵氏以为非聘，是也。且义在告籴于齐，岂可以不称使，谓其私行哉？夫国无麦禾而饥，臧孙安得私行而告籴乎？公羊以国无三年之委，一年不熟而告籴，为臧孙之私行，则是臧孙辰本公行。孔子责其无三年之委而夺其使，以为私行也，岂理也哉？
谷梁曰：「国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一年不升，告籴诸侯，告请也。籴，籴也，不正，故举臧孙辰以为私行也。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诸侯无粟，诸侯相归粟，正也。臧孙辰告籴于齐，告然后与之，言内之无外交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不言，如为内讳也。」
谷梁不责鲁人之无预备，而责齐之不归粟，与鲁之无外交，可谓失其轻重之权衡矣。且时无眀王，又无贤诸侯，安能闻隣国之饥，不待告而即归粟哉？夫告籴于齐，既眀书之，何必去一如字为内讳也？岂得公羊私行之説而演之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左氏曰：「新作延廏，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杜氏曰：日中春秋分也，治廏当以秋分，因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时。啖氏曰：若新作，不当云新也，马虽出入有时，何妨农隙脩之？刘氏曰：廏有壊烂及民闲暇之时脩之，是也，何害于出入马乎？愚案：新延廏有二不时，而左氏之不时，不与春月东作方兴而兴土木之功，一不时也；饥荒之余，上下困▯，正劝耕助不给之时，不务彼而务此，二不时也。若左氏所谓不时，特言其不于秋分脩之耳，其于春秋所指，邈乎其不相干矣。
公羊曰：「新延廏者，何？修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
此説近之，但以新为脩旧，则未然耳。谨案左氏解新为新作，过也；公羊解新为
译谷梁传说：“荆，就是楚国。这里称它为荆州，是举其大称，是为了褒扬它救援郑国。齐国能够救援郑国，是善举。然而推究其缘由，则有不够善的地方。孟子所说的‘长期借住而不归还，怎么知道他不是真正拥有呢’，说的就是谷梁传的意思。这里说‘举其州称’，也有鲁庄公十年狄人入侵时那种含义，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罢了。”
冬季，在郿地筑城。
左氏说：“筑郿，不是建都。凡是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地方叫都，没有的叫邑。邑称筑，都称城。”
刘氏说：“郿，是什么内部的城邑？筑它，是什么开始建立城邑？为什么记载？因为不寻常。《诗经》说：‘筑墙百堵，百堵皆兴，鼛鼓弗胜。’这不是指城邑。邑与都相比，没有防备欲望的差异。邑相对于都而区别筑与城的名称，那么国也应当区别，京师又应当区别。然而都以上都通称为城，为什么呢？我认为城郎、城中丘、城楚丘之类，都是城邑。如果按照左氏的说法，那么它们都是都了。这是不用辩驳就明白的。”
谷梁传说：“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加以管理，是不正当的。”啖氏说：“谷梁传的说法，应当用在筑囿的条目下。”刘氏说：“这是自己筑邑罢了，不是园囿。”这解开了疑惑。
大无麦禾。
公羊传说：“冬季，已经看到没有麦禾了。为什么先说筑防，后说无麦禾？是为了避讳在凶年建造城邑。”
刘氏说：不对。筑防在冬初，五谷已经收获完毕，然后制定国家用度在冬末，本来就有先后，哪里是故意避讳呢？我认为《公羊传》所说的避讳，是史官避讳吗？孔子避讳吗？说是史官避讳，那么筑郿与无麦禾，鲁国人都知道；说是孔子避讳，那么后世的人也知道。夏天没有麦而秋天没有禾，筑郿本来就在冬季，不可掩盖。况且孔子正想借此事以示警戒，反而颠倒其事来避讳吗？
谷梁传说：“大，是有顾惜之意的措辞。”对于无禾及无麦而言。
圣人重视百姓的粮食，如果只是没有麦，按理也应当记载。不是因为无禾才开始记载无麦。况且大是非常之辞，不是因为无禾无麦才书大。如果一年有麦，不妨自书大？无禾，如果一年有禾，不妨自书大？无麦吗？
臧孙辰到齐国请求买粮。
左氏说：“冬季，饥荒。臧孙辰到齐国请求买粮，是合乎礼的。”
左氏知道告籴是合乎礼的，却不知道所以告籴是不合乎礼的。
公羊传说：“告籴，是什么？请求买粮。为什么不称使？认为是臧孙辰的私自行动。为什么认为是臧孙辰的私自行动？君子治理国家，必定有三年的储备。一年不丰收，就请求买粮，是受到讥讽的。”
春秋书法，外国大夫来，称使；内通外，只说“如此”，不说“如者”，存耕赵氏认为不是聘问，是对的。况且义在告籴于齐，怎么可以不称使，说是私自行动呢？国家没有麦禾而饥荒，臧孙怎么能私自行动而告籴呢？公羊认为国家没有三年储备，一年不丰收而告籴，是臧孙的私自行动，那么臧孙辰本是公行。孔子责备其无三年储备而夺其使，认为是私自行动，哪里合乎情理呢？
谷梁传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国非其国。一年不丰收，向诸侯请求买粮，是请求。籴，买粮，不正当，所以举臧孙辰认为是私自行动。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国非其国。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互相赠送粮食，是正当的。臧孙辰到齐国请求买粮，请求然后给予，说的是内部没有外交。古代税收十分之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都充足。即使连年凶荒，百姓也不受害。一年不收割，而百姓饥荒，君子非议。不言，如为内讳。”
谷梁不责备鲁人无预备，而责备齐国不赠送粮食，与鲁国无外交，可谓失其轻重之权衡。况且时无明王，又无贤诸侯，怎么能听到邻国之饥，不待告而即赠送粮食呢？告籴于齐，已经明确记载，何必去掉一个如字为内讳呢？岂是得到公羊私行之说而演绎之吗？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左氏说：“新作延廏，记载是不合时宜。凡是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杜氏说：日中是春秋分，治廏应当以秋分，因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时。啖氏说：若新作，不当云新也，马虽出入有时，何妨农隙脩之？刘氏说：廏有壊烂及民闲暇之时脩之，是也，何害于出入马乎？愚案：新延廏有二不时，而左氏之不时，不与春月东作方兴而兴土木之功，一不时也；饥荒之余，上下困〇，正劝耕助不给之时，不务彼而务此，二不时也。若左氏所谓不时，特言其不于秋分脩之耳，其于春秋所指，邈乎其不相干矣。
公羊说：“新延廏，是什么？修旧。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
此説近之，但以新为脩旧，则未然耳。谨案左氏解新为新作，过也；公羊解新为
脩旧，不及也。何则？凡去其旧而一新之曰新，延廏非创也，因其旧而一新之耳。左氏乃曰新作，故曰过也。凡因其旧而葺之曰脩旧，新延廏非脩旧也，去其旧而一新之耳。公羊乃曰脩旧，故曰不及也。一过一不及，皆失新之之义。一字义且然，况本义乎？
译说“修旧”，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呢？凡是去掉旧的而全部更新叫做“新”，延厩并非新建，只是依据原有的基础而加以更新罢了。《左传》却说“新作”，所以说它过分了。凡是依据原有的基础而加以修缮叫做“修旧”，新延厩并非修旧，而是去掉旧的而全部更新罢了。《公羊传》却说“修旧”，所以说它不够恰当。一个过分，一个不够，都失去了“新”字的本义。一个字的含义尚且如此，何况是经典的本义呢？
谷梁曰：「延廏者，法廏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则何为书也？古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功筑罕；民勤于财，则贡赋少；民勤于食，则百事废矣。冬筑防，春新延廏，其用民力为已悉矣。」
此説得之特少凶年一节耳
夏郑人侵许
左氏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叶氏曰：「伐备钟鼓，声其辠也；袭侵密声，为暂事也。则侵非无钟鼓，但备而不作耳。」愚案：《诗》曰「侵自阮疆」，《书》曰「侵于之疆」，《周官》九伐：「负固不服，则侵之」，皆为侵夺其疆之义。左氏无钟鼓之云，非也。先儒有潜师掠境之説，葢本于左氏云。
秋有蜚
左氏曰：「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啖氏曰：此非为灾之物。春秋记异多矣，何必为灾乃书？莘老孙氏曰：经曰「有蜚」，非所宜有之为异，故书也。公羊曰：记异是也。左氏曰：为灾。案蜚岂为灾之物？又曰：凡物不为灾不书。案《春秋》灾异悉书，不必皆为灾也。鸜鹆岂能为灾乎？《春秋》何以记其来巢也？
谷梁曰一有一亡曰有
辨见十八年有▯
城诸及防
左氏曰：「冬十有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李氏曰：「凡书土功，非善之也。书于农隙，犹言愈于非时也。于春夏书讥，可知矣。其间亟兴土功而亟书之者，不系乎时与不时，皆讥也。若此前年冬筑防，大饥而告籴，此年春新延廏，于是又城诸及防，固非美其时，岂不谓亟而讥之乎？如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不止讥其非时，又讥其加度。」谷梁曰：「凡城之志，皆讥。」
谷梁曰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赵氏曰：「此但依先后次第，何必大小乎？」刘氏曰：「若言城诸防，则似一城，故从所先城记之耳。」
三十年夏师次于成
谷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鄣也。」
赵氏曰：「据齐伯已成，鲁为之弱，何敢议救？葢欲防围鄣，至成待命。闻鄣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无质，但存而勿解。愚谓若助齐围鄣，经当书之，如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之类。此必别有所为而弗果，用故春秋责其无名，轻次耳。事虽不知，而书法如此，义自见矣。夫经必待传而后眀乎？人自不察耳。」
秋七月齐人降鄣
公羊曰：「鄣者何？纪之遗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尽也。」
啖氏曰：纪之全国犹不敌齐，岂有一邑之民而能二十余年犹拒齐乎？故知鄣自小国耳。刘氏曰：《公羊》曰：「纪之遗邑也」，非也。纪灭乆矣，犹存鄣乎？又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迁之固曰迁之，非可相假借为讳避也。齐人降鄣，犹曰宋人迁宿迁之不可讳为降也，犹取之不可讳为迁也。文如日月，不可巧诬，而犹云云，多见其惑也。愚谓桓公灭谭、灭遂，且不为讳，安得取鄣而讳之，改为降乎？
谷梁曰：「降，犹下也。鄣，纪之遗邑也。」
辨见公羊
八月癸亥葬纪叔姬
公羊曰：「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隠之也。何隠尔？其国亡矣，徒葬乎？叔尔。」
献可杜氏曰：叔姬者，纪侯之媵。纪灭，则当即归于鲁，而又从纪季于酅，非礼之甚。卒葬固在于纪季矣。春秋岂隠而闵之？葢恶恶在其中，安可谓执节守义耶？又安可谓隠之耶？愚谓叔姬媵妾也。公羊曰：夫人误矣。自纪国已亡，叔姬不归于鲁，则死之而已，岂可从叛纪之叔哉？卒于叔，葬于叔，失节甚矣。使圣人隠之，则是姑息也，岂为之哉？
谷梁曰：「不日卒而日葬，闵纪之亡也。」
辨见公羊
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
左氏曰：「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案齐伐山戎，鲁不与焉，岂有自伐人而谋于隣国者乎？左氏见此遇之后即伐山戎，故附防耳。其曰「病
译《谷梁传》说：“延廏，是法定的马厩。经文说‘新’，是因为有旧事。有旧事，为什么还要记载呢？古代统治百姓的君主，必定按时视察百姓所致力从事的事情。百姓致力于劳役，那么工程建筑就少；百姓致力于财用，那么贡赋就少；百姓致力于饮食，那么百事就废弛了。冬天修筑堤防，春天新建延廏，这样使用民力已经太尽了。”
这种说法，只得到了“凶年”这一节的意思罢了。
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
《左传》说：“凡是军队行动，有钟鼓声音的叫做‘伐’，没有的叫做‘侵’，轻率突袭的叫做‘袭’。”
叶氏说：“‘伐’备有钟鼓，是声讨其罪；‘袭’和‘侵’是秘密无声，是为了暂时行事。那么‘侵’并非没有钟鼓，只是备着而不敲响罢了。”我认为：《诗经》说“侵自阮疆”，《尚书》说“侵于之疆”，《周礼》九伐中说：“倚仗险固不服从，就侵犯他”，都是侵犯夺取其疆土的意思。《左传》说没有钟鼓，是不对的。先儒有暗中出兵掠夺边境的说法，大概是根据《左传》来的。
秋天有飞虫。
《左传》说：“秋天，有飞虫，是因为成灾了。凡是事物不成灾，就不记载。”
啖氏说：这不是成灾的事物。《春秋》记载怪异现象很多，何必一定要成灾才记载？莘老孙氏说：经文说“有蜚”，是不应该有的怪异，所以记载。《公羊传》说：记载怪异，这是对的。《左传》说：因为成灾。我认为飞虫难道是成灾的事物吗？又说：凡是事物不成灾就不记载。我认为《春秋》灾异全部记载，不一定都是成灾。鸜鹆难道能成灾吗？《春秋》为什么记载它来筑巢呢？
《谷梁传》说：有一有亡叫做“有”。
辨析见十八年“有〇”。
修筑诸邑和防邑。
《左传》说：“冬十二月，修筑诸邑和防邑。这是记载适时。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结束，是为了警戒农事；火星出现时开始使用，水昏正时栽种，冬至时结束。”李氏说：“凡是记载土木工程，并不是称赞它。记载在农闲时节，还是说比不合时宜好一些。在春夏记载就是讥讽，可以知道了。其间频繁兴修土木工程而频繁记载的，不取决于是否合时，都是讥讽。像这前年冬天修筑堤防，大饥荒而告籴，今年春天新建延廏，于是又修筑诸邑和防邑，固然不是称赞其合时，难道不是认为频繁而讥讽它吗？像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门，不仅讥讽其不合时，又讥讽其过度。”《谷梁传》说：“凡是记载修城，都是讥讽。”
《谷梁传》说：可以修筑，是因为以大及小。
赵氏说：“这只是依照先后次序，何必分大小呢？”刘氏说：“如果说‘城诸防’，则像是一座城，所以从先修筑的来记载罢了。”
三十年夏天，军队驻扎在成地。
《谷梁传》说：“次，是驻扎，因为有畏惧。想要救援鄣却不能够。不说公耻于不能救援鄣。”
赵氏说：“根据齐桓公霸业已成，鲁国因此衰弱，怎么敢议论救援？大概是想要防备围攻鄣，到成地等待命令。听说鄣已经投降，所以没有行动罢了。然而疑事没有确证，只留存而不解释。我认为如果帮助齐国围攻鄣，经文应当记载，像‘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之类。这一定是别有所为而没有结果，所以《春秋》责备其没有名义，轻率驻扎。事情虽然不知道，但书法如此，义理自然显现。难道经文一定要等待传文才明白吗？是人自己不察罢了。”
秋天七月，齐国人使鄣投降。
《公羊传》说：“鄣是什么？是纪国的遗留城邑。‘降之’是什么？是夺取它。夺取它，为什么不说不‘取’？是为桓公避讳。国外夺取城邑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因为尽绝了。”
啖氏说：纪国全国尚且敌不过齐国，难道有一城百姓能二十多年还抗拒齐国吗？所以知道鄣是小国。刘氏说：《公羊传》说：“纪国的遗留城邑”，不对。纪国灭亡很久了，还存有鄣吗？又说：“降之，是取之”，不说取之，是为桓公避讳，也不对。取之就说取之，降之就说降之，迁之就说迁之，不可以互相假借来避讳。齐人降鄣，就像宋人迁宿迁不能避讳为降一样，就像取之不能避讳为迁一样。文字像日月一样明白，不可以巧言诬蔑，却还说这些，多见其迷惑了。我认为桓公灭谭、灭遂，尚且不避讳，怎么能取鄣而避讳，改为降呢？
《谷梁传》说：“降，是下的意思。鄣，是纪国的遗留城邑。”
辨析见《公羊传》。
八月癸亥，安葬纪叔姬。
《公羊传》说：“外国夫人不记载安葬，这为什么记载？是隐讳。为什么隐讳？她的国家灭亡了，只是安葬吗？‘叔’是她的排行。”
献可杜氏说：叔姬，是纪侯的媵妾。纪国灭亡，就应当立即归回鲁国，却又跟随纪季到酅，非常不合礼。死葬固然是因为纪季了。《春秋》难道隐讳而怜悯她吗？大概是厌恶恶行在其中，怎么能说她是执节守义呢？又怎么能说是隐讳呢？我认为叔姬是媵妾。《公羊传》说：夫人，错了。自从纪国灭亡，叔姬不归于鲁国，那就死节罢了，怎么能跟随背叛纪国的叔季呢？死于叔季，葬于叔季，失节很严重了。如果圣人隐讳她，那就是姑息，难道会这样做吗？
《谷梁传》说：“不记载死亡日期而记载安葬日期，是怜悯纪国的灭亡。”
辨析见《公羊传》。
冬天，公和齐侯在鲁济相遇。
《左传》说：“冬天在鲁济相遇，是谋划山戎。因为山戎危害燕国的缘故。”我认为齐国讨伐山戎，鲁国不参与，哪有自己讨伐别人而向邻国谋划的呢？《左传》看到这次相遇之后立即讨伐山戎，所以附会罢了。它说“病
刘氏曰：「非也。设若外为志，又志相得者，便云『公防齐侯遇于鲁济乎』？辨，又见隠四年。」
齐人伐山戎
公羊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葢以操之为已蹙矣。此葢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刘氏曰：非也。属桓公取鄣，讳之为降，又近上灭谭、灭遂，亦无所贬。夫桓公灭中国而不贬，今战山戎而贬侯，以人此可谓识轻重乎？且诚《春秋》意者，是开桓公得灭中国而不得战山戎也。此所谓小辨破道，小説破义，君子之所疾也。韩中父曰：僖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岂褒之乎？
谷梁曰：「齐人者，齐侯也。其曰『人』，何也？爱齐侯乎？山戎也。其爱之，何也？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则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尔燕，周之分子也。贡识不至，山戎为之伐矣。」
刘氏曰：「贬则人之爱，则人之谁能识其善恶哉？」愚谓爱齐侯者，鲁史乎？孔子乎？谓鲁史也，则桓非鲁君，史有直笔，何必爱之哉？谓孔子耶？孔子去齐桓已百年，已知齐桓全躯而归，何必改侯曰「人以爱之哉」？果齐侯耶？正当书之，为后世冒险侥幸之戒。若爱之危之，而人之，则后世何从而知之？孔子岂逆料谷梁能发其意，而改侯曰「人以待之乎」？山戎病燕，史记虽有其説，葢亦承左氏之误耳。吾未之信也。贡职不至，谷梁岂能知之乎？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
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临民之所漱浣也。」
刘氏曰：「非也。讥在筑台，不在临民。若不临民，台可为乎？台若不可为，虽不临民，犹讥之也。」
筑台于薛
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讥逺也。」
此説近之，但未尽耳。茍但讥逺，则近而逾制，将何为乎？
齐侯来献戎防
公羊曰：「齐，大国也，曷为亲来？献戎防，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获而过我也。」
案经直书「齐侯来献戎防」，岂止建旗，且来献防耳，非齐侯之过鲁也。
谷梁曰：「齐侯来献防者，内齐侯也。不言使，内与同，不言使也。献戎防军得，曰防戎菽也。」
刘氏曰：谷梁曰「内齐侯也」，不言使，内与同，不言使，使也，非也。去年齐人伐山戎，谷梁所以知其当为齐侯者，正以今年来献防者乃齐侯故也。然则齐侯己伐山戎，又来献防耳。何以见其是使人乎？鲁虽欲内齐，岂可便不殊齐侯之使？假令称齐侯使人来献防，文何以异于齐侯来献捷也？若都不称齐，又不言来，则信可谓内与同矣。今既称齐，又曰来献，齐非吾国也，来非不外也。虽匿其使名，犹是齐来献防也，安见内乎？又曰：「军得曰防，戎菽也。」案菽者豆耳，齐侯伐山戎乃取其豆与诸侯，不近事理。疑菽者此狄字也。谷梁解此「戎者即北狄也」，北字类卝，狄字类叔，传冩讹谬，又并为一字，不然无为如此妄解。愚案：《管子》曰「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谷梁岂据此以为义乎？使齐侯负菽而献鲁，不亦劳乎？又案：刘氏谓齐侯伐山戎者，本顺谷梁而为辞耳，非实称齐侯也。
秋筑台于秦
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临国也。」
案郎、薛、秦，皆鲁逺地也。公羊于郎，则讥其临民所漱浣；于薛，则讥其逺；于秦，则讥其临国。亦莫适主矣。
谷梁曰：「虞山林薮泽之利，或曰倚诸桓也。桓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鲁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一年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恶内也。」
案谷梁于二十八年筑郿，亦曰虞山林薮泽之利。啖氏谓其説当施之筑囿之下，此不过筑台耳，非囿也。而谷梁又以是言之，亦见其言无所当矣。且倚桓之説亦非也，鲁之三筑台，乃自荒耳，岂倚桓也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
左氏曰城小谷为管仲也
赵氏曰：不系之齐，非为齐也。孙氏曰：曲阜西北有小谷城，康侯。胡氏曰：孙，鲁人也，终身学《春秋》，其考此事详矣
译刘氏说：“不对。假如把‘外’作为志，又志相得，难道就说‘公防齐侯遇于鲁济’吗？辨析，又见于隐四年。”
齐人讨伐山戎
公羊说：“这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子司马子说：大概因为操持的事情已经紧迫了。这大概是战争，为什么不直言‘战’？《春秋》中势均力敌者称‘战’，桓公与戎狄，只是驱赶他们罢了。”
刘氏说：“不对。此前桓公夺取鄣地，避讳说是投降，又刚在上文灭了谭、灭了遂，也没有被贬低。桓公灭中国而不被贬低，现在战山戎却贬低侯，称‘人’，这能说是懂得轻重吗？况且如果真是《春秋》的本意，那就是开导桓公可以灭中国而不能战山戎。这就是所谓小辨析破坏大道，小解说破坏大义，是君子所痛恨的。韩中父说：僖公十年，齐侯、许男讨伐北戎，难道是褒奖他们吗？”
谷梁说：“‘齐人’，就是齐侯。说‘人’，为什么呢？是爱护齐侯吗？是因为山戎。爱护他，为什么呢？桓公国内没有原因，国外没有借口，诸侯跨越千里险阻，向北讨伐山戎，是危险啊。那么是反对他吗？是赞许他。赞许什么呢？那个燕国，是周王室分封的支系。贡赋不到，山戎因此讨伐它。”
刘氏说：“贬低就称‘人’，爱护就称‘人’，谁能识别其中的善恶呢？”我认为爱护齐侯的，是鲁史官吗？是孔子吗？说是鲁史官，那么桓公不是鲁君，史官有直笔，何必爱护他呢？说是孔子吗？孔子距离齐桓公已有一百年，已知齐桓公保全身体而归，何必改称侯为‘人’来爱护他呢？如果是齐侯，就应当如实记载，作为后世冒险侥幸的警戒。如果因为爱护他、担心他，而称‘人’，那么后世怎么知道呢？孔子难道预先料到谷梁能阐发他的意思，而改称侯为‘人’来等待他吗？山戎危害燕国，史记虽然有这样的说法，大概也是承袭左氏的错误罢了。我不相信。贡赋不到，谷梁怎么能知道呢？
三十有一年春，在郎筑台
公羊说：“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临近百姓洗漱的地方。”
刘氏说：“不对。讥讽在于筑台，不在于临近百姓。如果不临近百姓，台就能建吗？台如果不能建，即使不临近百姓，也应当讥讽。”
在薛筑台
公羊说：“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讥讽远。”
这个说法接近正确，但未尽善。如果只讥讽远，那么近而逾越制度，又该怎么办呢？
齐侯来献戎菽
公羊说：“齐，是大国，为什么亲自前来？献戎菽，是威慑我。怎么威慑我？旗帜经过我国。”
考察经文直接记载“齐侯来献戎菽”，岂止是建旗，而且是来献戎菽，不是齐侯经过鲁国。
谷梁说：“齐侯来献戎菽，是亲近齐侯。不说‘使’，是亲近与他相同，所以不说‘使’。献戎菽，军中获得，称为戎菽。”
刘氏说：谷梁说“亲近齐侯”，不说“使”，亲近与他相同，不说“使”，是错的。去年齐人讨伐山戎，谷梁之所以知道应当是齐侯，正是因为今年献戎菽的是齐侯。然而齐侯已经讨伐山戎，又来献戎菽。怎么看出他是派人呢？鲁国虽然想亲近齐国，难道可以就不区分齐侯的使者吗？假使称齐侯派人来献戎菽，文辞怎么不同于齐侯来献捷呢？如果都不称齐，又不说“来”，那确实可以说是亲近与他相同了。现在既称齐，又说“来献”，齐不是我国，来不是不外出。虽然隐藏了使者的名字，仍然是齐来献戎菽，哪里看出亲近呢？又说：“军中获得称为戎菽。”考察菽就是豆，齐侯讨伐山戎却取他们的豆献给诸侯，不合事理。怀疑菽是狄字。谷梁解释“戎者即北狄也”，北字类似卝，狄字类似叔，传写讹误，又合并为一个字，不然不会如此妄解。我考察：《管子》说“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谷梁难道据此以为义吗？让齐侯背负豆子献给鲁国，不也太劳苦了吗？又考察：刘氏说齐侯讨伐山戎，本是顺从谷梁而言，并非实称齐侯。
秋，在秦筑台
公羊说：“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临近国都。”
考察郎、薛、秦，都是鲁国的远地。公羊对于郎，讥讽其临近百姓洗漱的地方；对于薛，讥讽其远；对于秦，讥讽其临近国都。也没有确定的主旨了。
谷梁说：“担忧山林薮泽的利益，有人说倚仗桓公。桓公国外没有诸侯的变故，国内没有国事，跨越千里险阻，向北讨伐山戎，为燕国开辟土地。鲁国国外没有诸侯的变故，国内没有国事，一年劳役百姓，三时担忧山林薮泽的利益，厌恶内政。”
考察谷梁在二十八年筑郿，也说担忧山林薮泽的利益。啖氏认为这个说法应当用在筑囿之下，这不过是筑台罢了，不是囿。而谷梁又以此来说，也见其言不当。况且倚仗桓公的说法也不对，鲁国的三次筑台，乃是自荒罢了，岂是倚仗桓公呢？
三十有二年春，修筑小谷城
左氏说：修筑小谷城是为了管仲。
赵氏说：不系于齐，不是为了齐。孙氏说：曲阜西北有小谷城，康侯。胡氏说：孙，是鲁国人，终身学习《春秋》，他考察此事详细了。
。髙氏曰：小谷，鲁邑也。先儒以为齐邑，鲁为管仲城之，若然，亦当异其文而系之齐矣。且公虽感齐侯之私，岂肯为管仲城邑乎？彼殆见昭十一年申无宇曰：「齐桓公城谷而寘管仲焉」，故有此説。殊不知齐自有谷，如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宣十四年公孙归父防齐侯于谷，此齐谷也，非鲁之小谷。
译高氏说：“小谷是鲁国的城邑。以前的儒者认为它是齐国的城邑，是鲁国为管仲修筑的城墙。如果真是这样，经文就应当改变写法，将其归属齐国了。况且鲁公虽然感念齐侯的私恩，难道肯为管仲修筑城邑吗？他们大概是因为看到《左传》昭公十一年申无宇说：‘齐桓公修筑谷邑并安置管仲在那里’，所以才有这种说法。他们却不知道齐国本来就有谷邑，例如文公十七年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宣公十四年公孙归父在谷地抵御齐侯，这些提到的谷邑都是齐国的谷邑，并非鲁国的小谷。”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防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丘。」
左氏见宋序齐上，故为先见之説，以附防之，非实事也。左氏附防，大抵类此。
谷梁曰：「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间，去齐八百里，非不能从诸侯而往也。辞所遇，遇所不遇，大齐桓也。
刘氏曰：非也。诸侯相遇，何大之有？愚案：防盟侵伐，有从诸侯者矣。《春秋》未有以遇礼见而从诸侯者也，安得谓辞所遇哉？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曰：「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邦衡胡氏曰：「内杀大夫皆书刺，若季友以君命杀叔牙，当亦书刺，今不言刺而言卒，则非杀眀矣。若以为季友讳杀，则周公诛管蔡不当讳耶？叔牙之卒有不可知者。」髙氏曰：「此僖叔也，左氏具载季友杀叔牙之事，考之于经，全不寓防意。且公既有子，何必问后？正使问后，而叔牙輙以庆父对，若公以为不当立，则自不立耳，何至于杀叔牙耶？杀叔牙而反使庆父执国政，此又何耶？况此去公薨尚逺，岂公临终之事耶？公羊以为将弑庄公，此又无谓之甚者。以此言之，公子牙葢自卒耳。牙卒，其子乃公孙兹，兹之后则有叔孙得臣、叔孙侨如、叔孙豹、叔孙婼、叔孙不敢、叔孙州仇，皆执鲁国之政者，是以谨而志其卒。」
公羊曰：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季子之遏恶奈何？庄公病将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国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将焉致乎鲁国？”季子曰：“般也存，君何忧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谓我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庆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将为乱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药而饮之，曰：“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乎鲁国；不从吾言而不饮此，则必为天下戮笑，必无后乎鲁国。”于是乎从其言而饮之。饮之无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然则善之与？曰：“然。”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然则曷为不直诛而酖之？行诛乎？兄隠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
赵氏曰：案书公子常法也，叔肸书弟，自别有为，不得引以为义。刘氏曰：公羊云不称弟杀也，其意欲以不称弟起牙见杀，非也。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陈，不称弟，又何故哉？愚谓据公羊言，公子牙不过对庄公曰：「鲁一生一及，荐庆父耳。」季子亦不过言：「夫何敢将为乱乎尔？安得便弑械成乎？」使弑械成，必不以季子一言饮酖而即死也。且经书公子牙卒，与书大夫卒无异辞，不见与亲弑者同辞也。公羊之言不近人情，辨又见左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公羊曰路寝者何正寝也
此训诂得之义则未也
冬己未子般卒
公羊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称「子般卒」何？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子。般卒何以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无子不庙，不庙则不书葬。
髙氏曰：「景王既葬，王子猛卒，何以名？愚谓诸侯志葬，必有义，私諡与缓速是也。此未逾年之君，无私諡，故不书葬尔。非以有子则庙，无子不庙也。」
谷梁曰：「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
刘氏曰：「非也！若有所见，又不日者，岂不益眀乎？何苦日之与正卒相乱哉！」用此观之，非圣人之意，明矣。
公子庆父如齐
谷梁曰：「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讳莫如深，深则隠，茍有所见，莫如深也。」
啖氏
译夏季，宋公与齐侯在梁丘相会。
《左传》说：“齐侯因为楚国攻打郑国的缘故，请求诸侯在防地结盟。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夏季，两人在梁丘相会。”
《左传》因为宋公排在齐侯之上，所以编造了先见齐侯的说法，以此来附会防地结盟之事，这不是事实。《左传》附会防地结盟，大体都类似这样。
《谷梁传》说：“相会，是心意相投。”梁丘在曹国和邾国之间，距离齐国八百里，并非不能跟随诸侯前往。推辞所遇之会，而选择所不遇之会，是为了尊崇齐桓公。
刘氏说：“不对。诸侯相会，有什么可尊崇的？我认为：防地结盟和侵伐，有跟随诸侯的情况。《春秋》中没有以相会之礼相见而跟随诸侯的先例，怎么能说是推辞所遇之会呢？”
秋季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左传》说：“庄公生病，向叔牙询问继承人。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庄公又问季友。季友回答说：‘我愿以死辅佐公子般。’庄公说：‘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成季（季友）假借君命命令僖叔（叔牙）在鍼巫氏那里等待，派鍼季用毒酒赐死他，说：“喝了这杯酒，你就能在鲁国有后代；不喝，你不仅会死，而且不会有后代。”叔牙喝了毒酒，回去后到了逵泉就死了，后来立了叔孙氏。’”
胡安国说：“国内杀大夫都记载为‘刺’，如果季友以君命杀叔牙，也应该记载为‘刺’，现在不记载‘刺’而记载‘卒’，那就明显不是被杀了。如果认为是为季友隐瞒杀人之事，那么周公诛杀管叔、蔡叔难道不该隐瞒吗？叔牙的死因有不可知之处。”高氏说：“这就是僖叔。《左传》详细记载了季友杀叔牙的事，对照经文，完全没有防地结盟的意思。况且庄公已经有儿子，何必询问继承人？即使询问继承人，叔牙贸然以庆父作答，如果庄公认为庆父不该立，自然就不立他罢了，何至于杀叔牙呢？杀了叔牙反而让庆父执掌国政，这又是为什么呢？况且这距离庄公去世还远，难道是庄公临终时的事吗？《公羊传》认为叔牙将要弑杀庄公，这更是荒谬至极。由此说来，公子牙大概是自然去世的。叔牙去世，他的儿子是公孙兹，公孙兹的后代有叔孙得臣、叔孙侨如、叔孙豹、叔孙婼、叔孙不敢、叔孙州仇，都是执掌鲁国政事的人，因此谨慎地记载了他的去世。”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弟”而被杀？被杀为什么不记载为“刺”？是为季子隐瞒杀人之事。为什么为季子隐瞒杀人之事？因为季子遏制恶行，不把这当作国家的狱讼，顺着季子的心意而为他隐瞒。季子遏制恶行是怎样的呢？庄公病重将死，因病召见季子。季子到了，庄公把国政交给他，说：“我如果不起此病，我将把鲁国托付给谁呢？”季子说：“公子般还在，您担忧什么呢？”庄公说：“怎么能这样呢？叔牙对我说：‘鲁国一代父死子继，一代兄终弟及，您已经知道了。’庆父还在。”季子说：“他怎敢？这是要作乱吗？他怎敢？”不久叔牙弑君的器械准备好了，季子调和毒药给他喝，说：“公子听从我的话喝下这杯酒，就一定可以避免被天下人嘲笑，一定能在鲁国有后代；不听从我的话不喝这杯酒，就一定被天下人嘲笑，一定在鲁国没有后代。”于是叔牙听从他的话喝了毒酒。喝完后到了无傫氏，到了王堤就死了。公子牙现在的言辞，为什么与亲手弑君的人相同？对于君父，不能有弑杀的念头，有了念头就要诛杀。那么这是善行吗？回答说：“是的。”杀世子或母弟，直接称君主的，是表示厌恶。季子杀母兄，为什么是善行？诛杀不得避开兄长，这是君臣的大义。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诛杀而是用毒酒赐死？执行诛杀时，兄长隐藏逃跑，让他托辞好像因病而死，这是亲爱亲人的道理。
赵氏说：查考记载公子的常法，叔肸记载为“弟”，是有特殊用意，不能引为义例。刘氏说：《公羊传》说不称“弟”而被杀，其意是想以不称“弟”来引出叔牙被杀，这是不对的。二十五年公子友出使陈国，不称“弟”，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根据《公羊传》的说法，公子牙不过是对庄公说：“鲁国一代父死子继，一代兄终弟及，推荐庆父罢了。”季子也不过说：“他怎敢将要作乱呢？怎能说弑君的器械就准备好了呢？”如果弑君的器械准备好了，叔牙绝不会因为季子一句话喝毒酒就立即死去。况且经文记载公子牙卒，与记载大夫卒没有不同的言辞，不见得与亲手弑君的人言辞相同。《公羊传》的话不合人情，辨析又见于《左传》。
八月癸亥日，庄公在路寝去世。
《公羊传》说：路寝是什么？是正寝。
这种训诂得到了意义，但还没有得到义理。
冬季己未日，子般去世。
《公羊传》说：“子卒”说“子卒”，这里称“子般卒”是什么意思？君主在世时称世子，君主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过了一年称公子。子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因为他是未过一年的君主。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安葬；没有儿子不立庙，不立庙就不记载安葬。
高氏说：“景王安葬后，王子猛去世，为什么称名？我认为诸侯记载安葬，必有义理，私谥和缓急是原因。这是未过一年的君主，没有私谥，所以不记载安葬罢了。不是因为有儿子就立庙，没有儿子就不立庙。”
《谷梁传》说：“子卒，记载日期是正例。不记载日期，是故例。有所见，就记载日期。”
刘氏说：“不对！如果有所见，又不记载日期，难道不是更明显吗？何必让记载日期与正例相混淆呢！”由此看来，这不是圣人的本意，是很明显的。
公子庆父出使齐国。
《谷梁传》说：“这是奔逃，为什么说‘如’呢？隐瞒没有比这更深的，深就隐藏，如果有所见，没有比这更深的了。”
啖氏
曰：「若实奔而书曰如，乃是掩其恶也，岂其然乎？」刘氏曰：「闵公不书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弑尔，不足见庆父之贼也。《春秋》记诸侯大夫之奔，不必皆弑君也，书庆父奔亦何不可哉？且庆父亲弑其君，此鲁国人人之讐，奈何反掩匿蔽覆，不明白其奔，使弑君之贼不见乎？又文十八年十月子卒，其下则季孙行父如齐，亦有所见也。若以庆父之例推之，则行父亦弑子赤者耶？」何谓书如齐？莘老孙氏曰：「庆父如齐，非鲁人逐之，故不言奔尔。若《春秋》为之讳，则闵公二年出奔，又何以不为之讳哉？」
译说：“如果庆父实际上是逃亡，而《春秋》却记载为‘如’（出访），这难道是掩盖他的罪恶吗？怎么会这样呢？”刘氏说：“闵公不记载即位，足以暗示子般被弑杀，但不足以显示庆父是弑君贼。《春秋》记载诸侯大夫的逃亡，并不一定都是弑君之罪，记载庆父逃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庆父亲自弑杀国君，这是鲁国所有人的仇敌，为什么反而要掩盖隐藏，不明确记载他逃亡，使弑君的贼人不得显露呢？又如在文公十八年十月子赤去世，其下记载季孙行父出访齐国，也有其深意。如果按照庆父的例子来推断，那么季孙行父也是弑杀子赤的人吗？”什么叫作记载“如齐”？莘老孙氏说：“庆父出访齐国，并非鲁国人驱逐他，所以不记载为‘奔’（逃亡）。如果《春秋》为他避讳，那么闵公二年他出奔，又为什么不为他避讳呢？”
三传辨疑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七
元 程端学 撰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书即位乱故也
啖氏曰：国有危难，岂妨行礼？左氏解闵公不言即位，妄也。刘氏曰：左氏曰不书即位，乱也。杜云：国乱不得成礼，皆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则闵公立，至今已三月，乱亦定矣。言乱不得成礼，非也。且必若云，何以能朝庙乎？朝庙，岂非即位乎？济川何氏曰：左氏所云乱者，以庆父弑子般，国内震慴，故即位之礼有阙。然公子翚杀隠，防仲弑恶，彼时亦乱，何桓、宣独暇而即位乎？斯先君不以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也。
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孰继？继子般也。孰杀子般？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因狱有所归，不探其情而诛焉，亲亲之道也。恶乎归狱？归狱仆人邓扈乐。曷为归狱仆人邓扈乐？庄公存之时，乐曽▯于宫中，子般执而鞭之。庄公死，庆父谓乐曰：「般之辱尔，国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后诛邓扈乐而归狱焉。季子至而不变也。
刘氏曰：「公羊曰：『诛邓扈乐而归狱焉，季子至而不变也。』又曰：『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诛焉，亲亲之道也。』非也。庆父弑般，欲取其国，是时季子力不能诛，故遁逃他国尔。设令季子力防诛之，则庆父诛矣，何谓不探其情乎？愚案：左氏弑子般为圉人荦，而其事迹与此亦不相类，则二传所载未可尽信也。」
谷梁曰：「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亲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继之如君父也者，受国焉尔。」
案礼为之后者，为之子。又人君虽未逾年，一日立乎其位，则固一国之君也。谷梁乃曰：「亲之非父，尊之非君，以受国而继之，如君父，不可以训。」
齐人救邢
谷梁曰善救邢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
谷梁曰：「庄公葬，而后举諡。諡，所以成徳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谷梁知卒事加諡而不知私諡之非。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
左氏曰：「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
木讷赵氏曰：「庆父杀逆，岂肯复季子？左氏但以落姑之盟与季子之文相连，葢以庆父请之非也。」愚案：「庆父握兵权，专国柄，通乎君母，将以簒位，安肯复请季友以分权？木讷之説是也。」君举陈氏亦曰：「若庆父为之，则闵公不弑。以闵公之见弑，知非庆父意。」
谷梁曰盟纳季子也
亦左氏之意
季子来归
左氏曰季子来归嘉之也
公羊曰：「其称季子何？贤也。其言来归何？喜之也。」存耕赵氏曰：「国人谓季子真忠公室也，故愿其归焉。然患未作，则奉身以出；既归而遇乱，则奉僖公以奔。较之叔牙、庆父，为贤耳。」
谷梁曰：「其曰季子，贵之也；其曰来归，喜之也。」
赵氏曰：不言至，异乎执耳。《春秋》不为忧喜生文。愚谓左氏言嘉之，公羊言贤且喜之，谷梁言贵且喜之，皆以「子与」来归字生义，而不知圣人所书之防。夫鲁人惧其国之乱，而喜季子之归，尊爱之而以子称。鲁史亦喜之而书其来归之始。然季子之归，乃季氏僭鲁之初也。孔子因而不革，以见季子因国人归向而遂窃其国柄。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然则圣人果喜季子之归乎？
冬齐仲孙来
左氏曰：「书曰：『仲孙亦嘉之也。』」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寜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案齐使仲孙，虽非善意，然问鲁可取，未必然也。故叶氏亦以此为后世附益之辞。
公羊曰：「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
译《三传辨疑》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七
元 程端学 撰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
啖氏说：国家有危难，难道妨碍举行礼仪？左氏解释闵公不称即位，是荒谬的。刘氏说：左氏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杜预说：国家动乱不能完成礼仪，这都是不对的。去年十月，子般去世，那么闵公就即位了，到现在已经三个月，动乱也平定了。说动乱不能完成礼仪，是不对的。况且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能朝拜宗庙呢？朝拜宗庙，难道不是即位吗？济川何氏说：左氏所说的动乱，是因为庆父杀害子般，国内震惊恐惧，所以即位的礼仪有缺失。然而公子翚杀害隐公，逢仲杀害闵公，那时也是动乱，为什么桓公、宣公唯独有空闲而即位呢？这是因为先君不得善终，那么子弟不忍心即位。
公羊说：闵公为什么不称即位？继承被弑杀之君，不称即位。继承谁？继承子般。谁杀害子般？庆父。杀害公子牙，现在将要把他除掉。季子不能免于祸患。庆父弑君，为什么不诛杀他？将要除掉他而不能免于祸患，是为了遏制恶行。等到后来已经来不及，不探究实情而诛杀他，是爱护亲属的道理。把罪责归给谁？归给仆人邓扈乐。为什么归给仆人邓扈乐？庄公在世时，邓扈乐曾在宫中淫乱，子般抓住他并鞭打他。庄公死后，庆父对邓扈乐说：“子般侮辱你，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何不杀了他呢？”让他杀害子般，然后诛杀邓扈乐而把罪责归给他。季子到来而没有改变这种做法。
刘氏说：“公羊说：‘诛杀邓扈乐而把罪责归给他，季子到来而没有改变这种做法。’又说：‘等到后来已经来不及，不探究实情而诛杀他，是爱护亲属的道理。’这是不对的。庆父杀害子般，想夺取国家，这时季子力量不能诛杀他，所以逃往他国罢了。假使季子力量能够诛杀他，那么庆父就被诛杀了，什么叫不探究实情呢？我考察：左氏说杀害子般的是圉人荦，而他的事迹与此也不相类似，那么两传所载不能完全相信。”
谷梁说：“继承被弑杀之君，不称即位，是正当的。亲近他，他不是父亲；尊崇他，他不是君主。继承他如同君父一样，是因为承受国家罢了。”
考察礼制，作为后嗣的人，成为他的儿子。又君主虽然未满一年，一旦立于其位，就固然是一国的君主。谷梁却说：“亲近他不是父亲，尊崇他不是君主，因为承受国家而继承他，如同君父，这不可以作为准则。”
齐人救援邢国
谷梁说：称赞救援邢国。
夏六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庄公
谷梁说：“庄公安葬后，才举出谥号。谥号，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在去世的事情上加上它了。”
谷梁知道在去世时加上谥号，却不知道私定谥号的错误。
秋八月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
左氏说：“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齐侯答应了他，派人从陈国召他回来。公驻扎在郎地，等待他。
木讷赵氏说：“庆父杀逆，怎么肯恢复季子？左氏只是把落姑之盟与季子的文字相连，大概认为庆父请求恢复季友是不对的。”我考察：“庆父掌握兵权，专断国政，与君母通奸，将要篡位，怎么肯请求恢复季友以分权？木讷的说法是对的。”君举陈氏也说：“如果是庆父做的，那么闵公就不会被弑杀。从闵公被弑杀，知道不是庆父的意思。”
谷梁说：结盟是为了接纳季子。
也是左氏的意思。
季子回来
左氏说：季子回来，是嘉奖他。
公羊说：“称季子是什么意思？是贤德。说回来是什么意思？是欢喜。”存耕赵氏说：“国人认为季子真正忠于公室，所以希望他回来。然而祸患未作，就带着自身出走；既已回来而遇到动乱，就奉着僖公奔逃。比较叔牙、庆父，算是贤德罢了。”
谷梁说：“称季子，是尊贵他；称回来，是欢喜他。”
赵氏说：不称至，与执不同。《春秋》不因忧喜而造作文辞。我认为左氏说嘉奖他，公羊说贤德且欢喜他，谷梁说尊贵且欢喜他，都从“子”与“来归”字生出意义，而不知道圣人所书写的深意。鲁国人害怕国家动乱，而欢喜季子回来，尊爱他而以子称呼。鲁史也欢喜他而记载他回来的开始。然而季子回来，乃是季氏僭越鲁国的开始。孔子因循而不改革，以显示季子因为国人归向而窃取国家权柄。孔子说：“禄位离开公室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四代了。”那么圣人真的欢喜季子回来吗？
冬齐仲孙来
左氏说：“记载说：‘仲孙也嘉奖他。’”公说：“鲁国可以夺取吗？”回答说：“不可以。还秉持周礼，周礼是根本。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根本必先颠倒，然后枝叶跟随它。鲁国不抛弃周礼，还不能动它。您务必平定鲁国祸难而亲近它，亲近有礼的国家，凭借稳固的国家，离间携贰的国家，颠覆昏乱的国家，这是霸王的器具。”
考察齐国派遣仲孙，虽然不是善意，然而问鲁国是否可以夺取，未必是真的。所以叶氏也认为这是后世附加的言辞。
公羊说：“齐仲孙，是谁？是公子庆父。公子庆父，那么为什么称他齐仲孙？把他系于齐国。为什么系于齐国？把他当作外人。为什么当作外人？《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