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辨疑卷十
：「日髠之卒，所以谨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刘氏曰：「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谨商臣之弑乎？」日之何当？叶氏曰：「商臣之弑，不待日卒而谨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同此，宜亦当日，何为而独不日乎？楚子卒，见经者六，皆非弑也，而未有不日者。
译“记载楚成王去世的具体日期，是为了谨慎地对待商臣的弑君之事。对于夷狄，不论其是否合乎正道。”
刘氏说：“不对。如果不记载具体日期，难道就不谨慎对待商臣的弑君之事了吗？”记载日期有什么恰当的理由呢？叶氏说：“商臣的弑君之事，不需要等到记载日期来谨慎对待。”蔡世子般弑杀其君，情况相同，按理也应当记载日期，为什么唯独不记载日期呢？楚君去世，在经文中出现六次，都不是被弑杀的，但没有不记载具体日期的。
公孙敖如齐
左氏曰：「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徳之正也；信，徳之固也；卑让，徳之基也。赵氏曰：「此据《春秋》时事言之，非礼经本意。」去「左氏礼也」二字。刘氏曰：「左氏曰：『始聘，礼也。』杜云：『明诸侯谅闇，则国事皆用吉礼』，非也。左氏见当时诸侯废丧而聘，故推以为礼；杜氏见左氏有得礼之言，遂推以为当丧而吉，皆反经越礼，不可以教后世者也。此又明丘明不闻道于仲尼矣。仲尼不云乎：『三年之丧，自天子达。』」
二月，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左氏曰：「战于殽也。」晋梁▯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女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君子谓狼瞫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
非本义不録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曰：「▯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
刘氏曰：杜氏读“缓”字以上为一句，作字下为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凡五月也，不得云缓。杜氏本欲迁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则除丧在文二年十一月，因以文纳币为十二月，则与传合矣，而不顾理乖也。▯云：▯僖公缓，作主者，缓以下乃当为一句，言▯僖公而作主缓，即文二年经书作僖公主是也。今欲属缓于▯僖公，以明僖公为十一月薨，独不顾作主非礼也之语无所系，是传讥▯缓，又讥不当作主乎？茍欲遂已之説，党其所附，不求诸道，真可怪也哉！赵氏曰：左氏云：“烝尝禘于庙。”彼传意者，见前后经文唯有烝尝禘三名，以为祭名尽于此，殊不知《春秋》所记祭祀，唯记其失礼者，于禴祠无失礼所以不记。左氏不寻此意，遂云“烝尝禘于庙”。愚谓左氏谓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亦非礼也。礼既▯作主于墓，不终日而虞，岂待祔而作主乎？夫殷礼练而祔，周礼卒哭而祔。若如左氏説，则用殷礼者一年无主，用周礼者自▯至虞与卒哭无主乎？不通之论也。且作主之期，自天子达于庶人，亦不可言凡君也。
公羊》曰：「其不时，奈何？欲久丧而后不能也。」
刘氏曰：「文公自惰缓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乆丧？」
谷梁曰：「作为也，为僖公主也。立主，丧主于虞；吉主于练。作僖公主，讥其后也。作主，壊庙，有时日于练焉。壊庙，壊庙之道：易檐可也，改涂可也。」
案殷既练而祔，周卒哭而祔。而所谓祔者，不过以新主合祭于祖考之庙，告以祔庙之事。既祭之后，其新旧主各归其所，而未迁也。祖考旧主仍归祖庙，新主仍居灵座。至大祥，然后以新主入居祖考之庙，而祖考迁于髙祖之庙。髙祖为五世祖，为亲尽之主，于是始祧，所谓壊庙者也。其见于《仪礼》《丧礼》注文甚悉，而《大戴礼》《诸侯迁庙》篇亦云：「君及从者皆▯服」，则是三年之后，既除丧而迁矣。若依《周礼》卒哭而祔，则卒哭之后即除灵座，不识孝子之心安乎？否也。此理之决不然者，今《谷梁》谓于练焉壊庙，则是小祥之时即不奉灵座，此非小失也。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
左氏曰：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
译公孙敖出使齐国。
《左传》说：“穆伯出使齐国，开始聘问，这是符合礼制的。”凡是国君即位，卿大夫出使各国进行聘问，是为了实践和修复旧有的友好关系，缔结和巩固外援，与邻国和睦相处，以此来保卫国家，这是忠信、谦卑、退让的道理。忠，是德行的端正；信，是德行的稳固；谦卑退让，是德行的基础。赵氏说：“这是根据《春秋》当时的时势而言的，并非礼经的本意。”删去“左氏说符合礼制”这两个字。刘氏说：“《左传》说：‘开始聘问，符合礼制。’杜预说：‘说明诸侯在居丧期间，国家事务都使用吉礼’，这是错误的。《左传》看到当时诸侯废除丧礼而出使聘问，所以推断这是符合礼制的；杜预看到《左传》有符合礼制的说法，于是推断应当在居丧期间使用吉礼，这都是违背经典、超越礼制的，不可以用来教化后世。这也说明左丘明没有从孔子那里听闻大道。孔子不是说吗：‘三年的丧礼，从天子到平民都适用。’”
二月，春王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左传》说：“这是在殽山之战之后。”晋国的梁益耳为晋襄公驾车，莱驹担任车右。战斗的第二天，晋襄公绑住秦国的俘虏，让莱驹用戈砍杀他。俘虏呼喊，莱驹掉了戈。狼瞫捡起戈砍杀俘虏，擒获他跟随晋襄公乘车，于是被任命为车右。箕山之战时，先轸罢免了他，而立续简伯为车右。狼瞫愤怒，他的朋友说：“为什么不为此而死？”狼瞫说：“我还没有找到死的合适时机。”他的朋友说：“我与你一起为难。”狼瞫说：“《周志》上有记载：‘勇猛却伤害上级，不能登上明堂受祭。’死得不义，不是勇猛。共同使用（指共同承担职责）才叫勇猛。我凭借勇猛谋求车右之位，没有勇猛而被罢免，也是理所应当的。说上级不了解我，罢免我是合适的，这才算是了解我了。你姑且等待吧。”到了彭衙之战，军队已经列阵，他率领自己的部下冲向秦军，战死在那里。晋军跟随他，大败秦军。君子认为狼瞫在这里表现得像个君子。《诗经》说：“君子发怒，祸乱很快就能停止。”又说：“君王赫然发怒，于是整顿他的军队。”发怒不造成祸乱，而是跟随军队作战，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
不符合本义的不收录。
丁丑日制作僖公的神主。
《左传》说：“僖公迟缓制作神主，不符合礼制。凡是国君去世，卒哭祭后祔祭，祔祭后制作神主，在神主前单独祭祀；在宗庙进行烝、尝、禘祭。丁丑日制作僖公的神主，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
刘氏说：杜预把“缓”字以上作为一句，把“作”字以下作为一句，这是错误的。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第二年四月才制作神主，总共五个月，不能说迟缓。杜预原本想把僖公去世的时间改在十一月，如果僖公在十一月去世，那么除丧就在文公二年十一月，于是把文公纳币的时间定为十二月，这样就与传文相合了，却不顾道理相违背。我认为：僖公迟缓，制作神主的人，缓以下才应当作为一句，意思是说僖公迟缓制作神主，即文公二年经书所记载的制作僖公神主就是如此。现在想把“缓”归属于僖公，以说明僖公是十一月去世，唯独不顾“制作神主不符合礼制”这句话没有着落，这是传文讥讽迟缓，又讥讽不应当制作神主吗？如果为了坚持自己的说法，偏袒所依附的观点，不寻求大道，真是奇怪啊！赵氏说：《左传》说：“在宗庙进行烝、尝、禘祭。”那传文的意思，是看到前后经文中只有烝、尝、禘三个名称，以为祭祀的名称尽于此，却不知道《春秋》所记载的祭祀，只记载失礼的，对于禴、祠没有失礼所以不记载。《左传》不寻找这个意思，于是说“在宗庙进行烝、尝、禘祭”。我认为《左传》说凡是国君去世卒哭后祔祭，祔祭后制作神主，也不符合礼制。礼制既已在墓前制作神主，不到一天就举行虞祭，哪里等到祔祭才制作神主呢？殷代礼制是练祭后祔祭，周代礼制是卒哭后祔祭。如果按照《左传》的说法，那么使用殷礼的人一年没有神主，使用周礼的人从去世到虞祭与卒哭没有神主吗？这是不通的言论。而且制作神主的时间，从天子到平民都一样，也不能说凡是国君。
《公羊传》说：“不合时宜，是怎么回事？是想长久居丧却做不到。”
刘氏说：“文公自己懒惰迟缓不制作神主罢了，怎么知道他想长久居丧？”
《谷梁传》说：“作，是制作的意思，为僖公制作神主。立神主，丧主在虞祭时设立；吉主在练祭时设立。制作僖公的神主，讥讽它太晚了。制作神主，毁坏宗庙，在练祭时有特定的时间。毁坏宗庙，毁坏宗庙的方法：更换屋檐也可以，更改涂饰也可以。”
按：殷代是练祭后祔祭，周代是卒哭后祔祭。而所谓的祔祭，不过是将新神主与祖先的神主合祭于祖考之庙，告知祔庙之事。祭祀之后，新旧神主各自回到原来的位置，而没有迁移。祖考的旧神主仍然回到祖庙，新神主仍然留在灵座。到了大祥祭，然后将新神主迁入祖考之庙，而祖考的神主迁到高祖之庙。高祖是五世祖，是亲尽的神主，于是开始祧祭，这就是所谓的毁坏宗庙。这在《仪礼》《丧礼》的注文中非常详细，而《大戴礼记》《诸侯迁庙》篇也说：“国君及随从者都除去丧服”，这就是三年之后，除去丧服而迁移神主。如果依照《周礼》卒哭后祔祭，那么卒哭之后就除去灵座，不知道孝子的心安不安？不安。这是理上决不会如此的，现在《谷梁传》说在练祭时毁坏宗庙，这就是在小祥之时就不供奉灵座，这不是小过失。
三月乙巳日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左传》说：晋国人因为鲁公不朝见而来讨伐，鲁公前往晋国。夏，四月己巳日，晋国人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羞辱他。经书说：“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以此压抑他。前往晋国不记载，是避讳。
案经，凡公如他国，必书。至河而复，且书之。不见公，且书之。何独于此讳之而不书乎？此必不然者也。且公在丧服中，如晋来讨我，亦有辞，何为遽朝晋乎？使得罪于晋，晋将别有以责之，不必故使大夫与盟以耻之也。此皆左氏妄为之辞。
译查考经书，凡是国君前往他国，必定记载；到达黄河就返回，也记载；没有见到国君，也记载。为什么唯独在这里避讳而不记载呢？这一定不是事实。况且国君正处于丧服期间，如果晋国来讨伐我们，也有理由，为什么急忙去朝见晋国呢？如果得罪了晋国，晋国将会有其他理由来责备我们，不必特意派大夫参与盟誓来羞辱我们。这些都是《左传》编造的说法。
公羊曰：「此晋阳处父也，何以不氏？讳与大夫盟也。」刘氏曰：「非也。讳与大夫盟，没公足矣，何为去其氏？即内防者，及晋处父盟，何以辨乎？」陈岳氏曰：「茍讳之，没其盟而不书矣，安有止去其族而为讳也？」
谷梁曰：「不言公处父伉，也为公讳也。」何以知其与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晋？所耻也。出不书，反不致也。
以书日，而知其与公盟，尤臆度之甚者，辨见《左氏》《公羊》。
夏六月，公孙敖防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左氏曰：「公未至，六月，穆伯防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晋讨卫故也。书士縠堪其事也。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説。」
啖氏曰：一命之大夫，例皆书名，不论堪与不堪。存耕赵氏曰：晋相继伯，方求诸侯，乃使士縠尸其盟，开后世不可救之祸。左氏谓书士縠堪其事，不亦诬乎？愚谓公未尝如晋，左氏何得言公未至乎？如执孔达，又何为不经见乎？凡此类者，徒足以乱经耳，何益于本义哉！
谷梁曰内大夫可以防外诸侯
不知制此礼者谁欤？其非周公、孔子明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曰：何以书？记异也。大旱以灾书，此亦旱也，曷为以异书？大旱之日短而云灾，故以灾书；此不雨之日长而无灾，故以异书也。
案：大旱日短，既为灾矣。不雨即旱也，岂有不雨之日长而不为灾者乎？虽妇人女子，皆知其不然者也，何足辨哉！
谷梁曰：「厯时而言，不雨；文不忧雨。也不忧雨者，无志乎民也。」
献可杜氏曰：僖公书不雨者三，文公亦书不雨者三，而谷梁解之特异。夫《春秋》书年必具四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是以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春秋》所以析而言之者，盖不可阙首月以备四时也。今文公书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盖春夏自有异事以备四时也。十年、十三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其年之夏亦有异事，不复出首月而书不雨也。谷梁以二公所书之异，曲生外意，谓僖公得雨为有志于民，以文公不忧雨为无志乎民。谷梁盖贤僖公而为此説也。夫文公为人之君，岂独无忧旱之心邪？
八月丁夘大事于太庙跻僖公
左氏曰：「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闗，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啖氏曰：案宋当祖汤、郑，又诸侯不敢祖天子，故知此《左传》谬也。愚谓左氏此意甚善，然自汤不先契以下，与其所引《诗》，而又引「君子曰」以解之，疎阔不切，故畧之。
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
何氏曰：殷盛也。谓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异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礼，诸侯禘则不礿。愚谓以何氏説推公羊意，则与不王不禘之义大相戾矣。夫王者推其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若当时功臣皆祭之，则何氏谓殷祭为禘者非也。夫礼虽有诸侯禘而不礿之文，乃汉儒见《春秋》有禘而无礿，故自言之耳。盖《春秋》常事不书，故偶无礿；非常乃书，故有禘。汉儒不识《春秋》之防，遂谓诸侯禘而不礿。呜呼！陋哉！但恐公羊之所谓殷祭者，非何氏所説耳。
谷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着祫尝。祫祭者，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
案大事者，祫祭耳。故刘氏曰：“时祭曰有事，祫祭曰大事。”谷梁谓“大是事”，岂训诂哉？且尝是秋祭，祫是合祭，着祫尝之説，亦无理。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左氏曰：「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谓之
译公羊传说：“这是晋国的阳处父，为什么不称他的氏？是为了避讳他与大夫结盟。”刘氏说：“不对。如果避讳与大夫结盟，隐去国君的名号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去掉他的氏呢？如果是国内防制，与晋国的处父结盟，又怎么分辨呢？”陈岳氏说：“如果真要避讳，就不记载这次结盟了，哪有只去掉他的族氏来避讳的道理呢？”
谷梁传说：“不说是国君与处父结盟，是为了给国君避讳。”怎么知道他与国君结盟呢？根据记载了日期这一点。为什么不记载国君前往晋国？因为这是国君感到羞耻的事。所以出国不记载，回国也不致祭。
根据记载日期，就推断出他与国君结盟，这种主观臆测太过分了，辨析见《左氏传》和《公羊传》。
夏六月，公孙敖在防地会同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在垂陇结盟。左氏传说：“国君还没有到达，六月，穆伯在防地会同诸侯以及晋国司空士縠在垂陇结盟。这是因为晋国讨伐卫国。记载士縠，是因为他能胜任这件事。陈侯为卫国向晋国求和，拘捕孔达来取悦晋国。”
啖氏说：“一命的大夫，按惯例都只称名，不论能否胜任。存耕赵氏说：晋国相继称霸，正谋求诸侯归附，却让士縠主持盟会，开启了后世无法挽救的祸患。左氏说记载士縠是因为他能胜任，这不是诬蔑吗？我认为国君未曾前往晋国，左氏怎么能说国君未到呢？至于拘捕孔达，又为什么不见于经文呢？凡是这类说法，只足以扰乱经义，对理解本义有什么益处呢！”
谷梁传说：“国内的大夫可以会同外国的诸侯。”
不知道制定这种礼制的是谁？显然不是周公、孔子。
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七月
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记录异常现象。大旱造成灾害就记载为灾，这也是旱灾，为什么记载为异常？大旱时间短而造成了灾害，所以记载为灾；这次不降雨时间长而没有造成灾害，所以记载为异常。”
按：大旱时间短，已经是灾害了。不降雨就是旱灾，哪有长时间不降雨却不成为灾害的道理呢？即使是妇孺都知道不是这样，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
谷梁传说：“历数时间来说，不降雨；文公不担忧降雨。不担忧降雨的，是对百姓没有心意。”
献可杜氏说：“僖公记载不降雨有三次，文公记载不降雨也有三次，而谷梁的解释特别怪异。《春秋》记载年份必定具备四季，一季没有大事就记载首月，所以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降雨，三年春正月不降雨，夏四月不降雨。《春秋》之所以分开来说，大概是因为不能省略首月来凑齐四季。现在文公记载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七月，大概是因为春夏自有其他异事来凑齐四季。十年、十三年正月不降雨，直到秋七月，那年的夏天也有异事，不再列出首月而记载不降雨。谷梁根据两位国君记载的不同，曲解生出额外的意思，说僖公得到雨水是有志于民，说文公不担忧降雨是无志于民。谷梁大概是推崇僖公才这样说。文公作为国君，难道唯独没有担忧旱灾的心意吗？”
八月丁夘在太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牌位
左氏传说：“所以禹不先于鲧，汤不先于契，文王武王不先于不窋。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这还是以上代祖先为祖。”因此《鲁颂》说：“春秋不懈怠，享祀无差错。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君子说：“礼，是说后稷亲近而先于帝。”《诗》说：“问候我的各位姑母，于是也问候伯姊。”君子说：“礼，是说姐姐亲近而先于姑母。”仲尼说：“臧文仲不仁有三，无知有三：压制展禽，废除六关，让妾织蒲，这是三不仁。制作虚器，放纵逆祀，祭祀爰居，这是三无知。”
啖氏说：“按：宋国应当以汤为祖，郑国又不敢以天子为祖，所以知道这《左传》是错的。我认为左氏这个意思很好，但是从汤不先于契以下，以及所引用的《诗》，又引用‘君子曰’来解释，疏阔不切题，所以略去。”
公羊传说：“五年举行两次大祭”
何氏说：“殷是盛大的意思。指三年祫祭，五年禘祭。禘祭与祫祭不同的地方，在于功臣都参与祭祀。礼制规定，诸侯举行禘祭就不举行礿祭。我认为根据何氏的说法推究公羊的意思，则与‘不称王就不举行禘祭’的意义大大相违背了。王者推究其祖先所出的帝，在始祖的庙里祭祀他，并以始祖配享。如果当时的功臣都参与祭祀，那么何氏说大祭是禘祭就错了。礼制虽然有诸侯举行禘祭而不举行礿祭的文字，那是汉儒看到《春秋》有禘祭而没有礿祭，所以自己说的罢了。大概《春秋》常事不记载，所以偶尔没有礿祭；非常之事才记载，所以有禘祭。汉儒不懂《春秋》的笔法，于是说诸侯举行禘祭而不举行礿祭。唉！浅陋啊！只怕公羊所说的大祭，不是何氏所说的那样。
谷梁传说：“大事，是什么？重视这件事。着重祫祭和尝祭。祫祭，是将已毁庙的祖先牌位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祖先牌位都升上去，在太祖庙合祭。”
按：大事，就是祫祭。所以刘氏说：“时祭称为有事，祫祭称为大事。”谷梁说“大是事”，难道是训诂吗？况且尝是秋祭，祫是合祭，着重祫祭和尝祭的说法，也没有道理。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左氏传说：“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夺取汪地和彭衙后返回，以报复彭衙之战。卿不记载，是为了穆公的缘故，尊重秦国，称为
崇徳。」
刘氏曰：「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非也。于经，何以知其非？防者称人乎？」叶氏曰：「凡王之下士、外小国之卿与大国之士，皆一命书人。《公羊》所谓防者，《春秋》常法也，其名例固不可乱。此《春秋》别嫌明防之道，而传每于诸国以人见者，皆为贬卿之辞，必列其姓氏而曲为之説。以义考之，悉无所据。且此伐秦之人，谓之崇徳。《春秋》伐国而非其罪多矣，未尝皆见贬。秦穆公虽悔过，有用孟明之善，何为而遽尊之乎？」存耕赵氏曰：「圣人固不以秦人之悔过而卑中国也。愚谓穆公悔过虽见于书，然再伐晋以报怨，则是有悔过之言而无悔过之实。圣人不以人废言，故録之于书，其实何徳之可崇乎？晋虽不道，而秦亦有以取之，盖亦无有优劣矣。以爵氏为褒贬，岂特《公谷》之过哉？其取汪及彭衙，经所不书，则传亦未有可信者也。」
译崇德。”
刘氏说：“《春秋》不记载卿大夫的名字，是为了尊重秦穆公的缘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经文来看，凭什么知道这种说法不对呢？难道在防地作战时，秦国使者就称‘人’吗？”叶氏说：“凡是周王下面的下士、外服小国的卿大夫以及大国的士，都只称‘人’。《公羊传》所说的防地之事，是《春秋》的常例，其命名规则本来就不可以混乱。这是《春秋》辨别嫌疑、明确界限的道理，而《左传》对于各国史书中称‘人’的情况，都解释为贬低卿大夫，必定列出其姓氏并曲意解说。用义理来考察，全都缺乏依据。况且这次伐秦的人，被称为崇德。《春秋》中记载伐国而对方并非有罪的例子很多，并没有都加以贬斥。秦穆公虽然悔过，有任用孟明的善举，为什么就立刻尊崇他呢？”存耕赵氏说：“圣人本来不会因为秦人的悔过而轻视中原各国。我认为穆公悔过虽然记载在书中，但他再次伐晋以报怨，那就是有悔过的言语而没有悔过的实际行动。圣人不因人废言，所以记录在书中，实际上有什么德行值得尊崇呢？晋国虽然无道，但秦国也有招致祸患的原因，大概也没有优劣之分了。以爵位和姓氏作为褒贬的标准，难道只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过错吗？至于夺取汪地和彭衙，经文没有记载，那么《左传》也就没有什么可信的了。”
公子遂如齐纳币
左氏曰：「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
啖氏曰：鲁往他国纳币，事皆不书，凡书者讥也。他国来则书之，左氏不达此例。云襄仲如齐纳币为合礼，诬亦甚矣。胡氏曰：左氏谓礼固非，今考其嵗月，是三年内图婚，可谓之礼乎？更以公羊辨之，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言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满二十五月，是丧娶，此説最详。范甯曰：丧制未毕而纳币，非礼也。左氏以为得礼，是居丧可得而婚矣。叶氏曰：僖公以十二月薨，杜预以为月误，当为十一月。今以冬纳币，固未知其十二月与否，审十二月犹在禫，则纳采在三年之内矣，反以为礼乎？诸侯娶元妃，固自有时，而左氏以即位为节，尤见为妄。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防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洗，沈溃。
左氏曰：「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
凡曰逃者，不分上下，何训诂近似？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曰：「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来赴，吊如同盟，礼也。」案：王臣无外交，赴吊如同盟，岂礼也哉？
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陈岳氏曰：「苟以使于我，则书；则祭伯、凡伯、南季、毛伯、叔服、王季子皆使于我，胡不书之？茍为防▯而书，则诸防▯胡不书之？」愚案：「左氏谓王子虎即盟翟泉称王人者也；公羊、谷梁则指来防▯称叔服者也。于经皆无所考，而意之云尔。」
谷梁曰：「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来防▯，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尝执重以守也。」
啖氏曰：「叔服若是王子，则防▯之时，何得不书王子乎？」愚谓：「使尝执重以守国，亦天子之大夫耳。尤不可交政于诸侯。守国而交政于诸侯，是无天子也。」辨又见《公羊》。
秦人伐晋
左氏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经言「秦人而传言秦伯」，经不书取邑，而传言取王官及郊，凡此类皆所当删者也。且其言莫非功利之谋，而非《春秋》本义，其所引《诗》又无理趣，故不録。
雨螽于宋
左氏曰雨螽于宋坠而死也
季氏曰：“凡言雨者，着于上，见于下者也。其言雨，则众多可知。今言‘雨螽于宋’者，若书‘陨石’，所以记邻国之异也。愚谓据经，但言‘雨螽’，焉知其死？左氏盖以螽者，飞动之物，今言‘雨螽’，则疑其坠而死耳。然则左氏于其训诂，犹有未知也。”
公羊曰：「雨螽者何？死而坠也。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
李氏曰：「春秋书邻国之灾，若襄三十年齐大灾，昭九年陈大灾，十八年宋卫陈郑灾，庄十一年宋大水之类是也。公羊以为王者之后记异，谷梁以为志灾甚，杜预以为宋人喜获天祐而来告，皆非也。愚谓经但言雨螽，而左氏谓坠而死，何足辨哉！」
谷梁曰：「外灾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灾甚也。其甚奈何？茅茨尽矣。着于上，见于下，谓之雨。」
案经但言雨螽，安知茅茨尽哉？亦非以甚而书也。
冬，公如晋。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
左氏曰：「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案二年处父之盟，公实不如晋。左氏既妄为之辞，故此又有「晋惧无礼于公，请改盟」之説。盖此本鲁
译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
左氏说：“襄仲前往齐国纳币，是合乎礼制的。凡是国君即位，为了搞好舅甥关系，修好婚姻，迎娶元妃，来供奉祭祀的谷物，这是孝道。孝道是礼制的开端。”
啖氏说：“鲁国前往他国纳币，事情都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表示讥讽。他国前来纳币则记载，左氏不明白这个体例。说襄仲前往齐国纳币是合乎礼制的，诬蔑得太厉害了。”胡氏说：“左氏认为合乎礼制本来就不对，现在考察其年月，是在三年丧期内图谋婚姻，这能说是合乎礼制吗？再用《公羊传》来辨析，是讥讽在丧期内娶妻。如果娶妻在三年丧期之外，又讥讽什么呢？讥讽丧娶，是因为在三年丧期内没有图谋婚姻，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时未满二十五个月，这是在丧期内娶妻，这种说法最详细。”范甯说：“丧制没有结束就纳币，是不合乎礼制的。左氏认为合乎礼制，那就是说在居丧期间可以结婚了。”叶氏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杜预认为月份有误，应当是十一月。现在在冬天纳币，固然不知道是不是十二月，如果确实在十二月，还在禫祭期间，那么纳采就在三年丧期之内了，反而认为合乎礼制吗？诸侯娶元妃，本来自有时候，而左氏以即位为界限，尤其显得荒谬。”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叔孙得臣在防地会同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
左氏说：“凡是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主，叫做溃；君主逃离百姓，叫做逃。”
凡是说“逃”的，不分上下，为什么训诂如此近似？
夏天五月，王子虎去世。
左氏说：“夏天四月乙亥日，王叔文公去世，前来报丧，吊唁如同对待同盟国，是合乎礼制的。”按：周天子的臣子没有外交，报丧吊唁如同对待同盟国，难道是合乎礼制的吗？
《公羊传》说：“外国大夫不记载去世，这里为什么记载去世？因为他是新近出使我国的。”
陈岳氏说：“如果因为出使我国就记载，那么祭伯、凡伯、南季、毛伯、叔服、王季子都出使过我国，为什么不记载？如果因为参加防地会盟就记载，那么其他参加防地会盟的为什么不记载？”我按：左氏认为王子虎就是盟会翟泉时称为王人的那个人；《公羊传》、《谷梁传》则指前来参加防地会盟称为叔服的那个人。在经文中都没有考证，只是推测罢了。
《谷梁传》说：“是叔服。这是不记载去世的人，为什么记载他去世？因为他来参加防地会盟，我国记载他去世。”有人说：“因为他曾经执掌重器守卫国家。”
啖氏说：“叔服如果是王子，那么在防地会盟时，为什么不记载王子呢？”我认为：即使曾经执掌重器守卫国家，也只是天子的臣子。尤其不可以与诸侯交往政事。守卫国家却与诸侯交往政事，这是没有天子了。辨析又见《公羊传》。
秦人攻打晋国。
左氏说：“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烧毁船只，夺取王官和郊地。晋国人不出战，于是秦军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山的尸体后返回，于是称霸西戎，是因为任用了孟明。”君子由此知道秦穆公作为君主：用人周全，对人专一；孟明作为臣子：不懈怠，能恐惧思考；子桑作为忠臣：能知人，能举荐贤善。《诗经》说：“在哪里采集白蒿？在水池和小洲。用来做什么？公侯的祭祀。”秦穆公具备这种品质，早晚不懈怠，来侍奉一人；孟明具备这种品质，留下谋略给子孙，以庇护后代；子桑具备这种品质。
经文说“秦人”而传文说“秦伯”，经文不记载夺取城邑，而传文记载夺取王官和郊地，凡这类情况都应当删去。而且其言论无非是功利之谋，而不是《春秋》的本意，其所引用的《诗经》又没有道理趣味，所以不收录。
宋国降下蝗虫。
左氏说：宋国降下蝗虫，是坠落而死的意思。
季氏说：“凡是说‘雨’的，是附着在上面，显现于下面的东西。说‘雨’，就知道数量众多。现在说‘宋国降下蝗虫’，就像记载‘陨石’一样，是为了记录邻国的怪异现象。我认为根据经文，只说‘降下蝗虫’，怎么知道它们死了？左氏大概认为蝗虫是飞动的东西，现在说‘降下蝗虫’，就怀疑它们坠落而死。然而左氏在训诂上，还有不知道的地方。”
《公羊传》说：“降下蝗虫是什么意思？是死而坠落。为什么记载？记录怪异。外国的怪异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宋国是王者之后，记录怪异。”
李氏说：“《春秋》记载邻国的灾害，像襄公三十年齐国大灾，昭公九年陈国大灾，十八年宋、卫、陈、郑受灾，庄公十一年宋国大水之类就是这样。《公羊传》认为是王者之后记录怪异，《谷梁传》认为灾害严重，杜预认为宋人喜欢获得上天保佑而来报告，都不对。我认为经文只说降下蝗虫，而左氏说坠落而死，有什么可辩论的呢！”
《谷梁传》说：“外国的灾害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回答说：灾害严重。怎么严重？茅草屋顶都烧尽了。附着在上面，显现于下面，叫做雨。”
按经文只说降下蝗虫，怎么知道茅草屋顶都烧尽了？也不是因为灾害严重而记载。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左氏说：“晋国人害怕对鲁公无礼，请求改盟。”鲁公前往晋国，与晋侯结盟。晋侯宴请鲁公，吟诵《菁菁者莪》。庄叔带着鲁公走下台阶拜谢说：“小国受命于大国，怎敢不谨慎礼仪？您用大礼赐福，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况且小国的快乐，是大国的恩惠。”晋侯走下台阶辞谢，登上台阶完成拜礼。鲁公吟诵《嘉乐》。按二年处父的盟会，鲁公实际上不如晋国。左氏既然妄加言辞，所以这里又有“晋国害怕对鲁公无礼，请求改盟”的说法。大概这本是鲁国
左氏曰：「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
叶氏曰：「救未有言伐者，经书伐楚，盖不直救为缓，故明年楚卒灭江。若王叔桓公实同伐，则何以不书于经？愚谓经但书「冬，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而已。而左氏谓「冬以前，晋先仆伐楚以救江，至冬而又告于周，故王叔桓公、阳处父复伐楚以救江」，则是先仆自为一人伐楚，处父自为一人伐楚，一事而为两事，岂足据哉！」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为缓也？其为缓奈何？伐楚为救江也。」
公谷解其文而不解其义，何益于经哉？
谷梁曰：「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逺，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谷梁言「江逺楚近」，非也，乃「江近楚逺」耳。
四年春公至自晋
夏逆妇姜于齐
左氏曰：「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壊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
刘氏曰：「假令卿行，遂可谓之礼乎？愚谓使不使卿，春秋当书大夫之名，以见义，如纪履繻来逆女之类，可也。今经不书大夫之名，读者何所据而见义哉？」
公羊曰：「其谓之逆妇姜于齐何？畧之也。」髙子曰：「娶乎大夫者，畧之也。」
啖氏曰：「传无事迹，焉知娶乎？」大夫刘氏曰：「此虽孤经，无他证据。然鲁初纳币，乃用上卿，审娶大夫者，礼岂如此崇乎？」愚谓：「若娶大夫之女，经当书曰『逆某女于齐』，亦不得言『妇姜』也。」
谷梁曰：「其曰妇姜，为其礼成乎齐也。其逆者谁也？亲逆而称妇，或者公与？何其速妇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礼于齐也。曰：妇有姑之辞也。其不言氏何也？贬之也。何为贬之也？夫人与有贬也。」
刘氏曰：「且令非礼成于齐者，云公如齐逆妇姜足矣。文不当没公刺讥之事，未有没公也。此似不识《春秋》，不但失解而已。愚谓谷梁谓成礼乎齐，以其称妇故也。复曰妇有姑之辞，何其自返之速也？若宋荡伯姬来逆妇，杞伯姬来求妇，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侨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皆有姑之辞。谷梁亦尝自言之矣，何独于此解妇姜为礼成乎齐哉？」
秋楚人灭江
左氏曰：「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此等处引诗，皆左氏自为之，所以多无理趣。
卫侯使甯俞来聘
左氏曰：「卫甯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非本义不録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
左氏曰：「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防▯，礼也。」何氏曰：「礼，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礼。左氏以为礼，于义为短。」刘氏曰：「庶子为君，为其母无服，不敢二尊者也。妾母称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防之，何礼之有？」献可杜氏曰：「妾母之薨，天王既归含赗，今又使卿防▯，而左氏以为礼。杜氏以为不及事。谷梁以为鄙上之辞，皆非也。」
公羊曰：「其言归含且赗，何兼之？兼之，非礼也。」
赵氏曰：「公谷又云，讥一人兼行二礼，殊乖礼意。据礼，含赗禭止一人兼行耳。若每事须一人，则罄王朝之臣，不足以充丧礼之使也。」
谷梁曰：「含一事也，赗一事也，兼归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来，不周事之用也。赗以早，而含已晩。胡氏曰：「二传皆言兼之，成风僖公之妾母也。妾母不得上僣夫人，既僣称夫人，天王不能正，又使荣叔
译左氏说：“楚军包围江国，晋国先仆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冬天，晋国因为江国的缘故向周王室报告，王叔桓公、晋阳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在方城门外，遇到息公子朱就撤军返回了。”
叶氏说：“救援没有说‘伐’的，经文记载‘伐楚’，大概是不认为救援为迟缓，所以第二年楚国最终灭了江国。如果王叔桓公确实一同讨伐，那么为什么不在经文中记载？我认为经文只记载‘冬天，晋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罢了。而左氏说‘冬天以前，晋先仆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到了冬天又向周王室报告，所以王叔桓公、阳处父再次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这样就是先仆独自一人攻打楚国，处父独自一人攻打楚国，把一件事当作两件事，哪里值得依据呢！”
公羊说：“这是攻打楚国，说救援江国，为什么迟缓呢？怎么迟缓呢？攻打楚国是为了救援江国。”
公羊、谷梁解释文字却不解释义理，对经文有什么益处呢？
谷梁说：“这是攻打楚国，说救援江国是为什么呢？江国远，楚国近，攻打楚国，是用来救援江国的。”
谷梁说“江国远楚国近”，不对，应该是“江国近楚国远”才对。
四年春天，鲁公从晋国回来。
夏天，到齐国迎娶姜氏为夫人。
左氏说：“到齐国迎娶姜氏，卿不随行，不符合礼制。君子因此知道出姜不被鲁国认可。说：‘隆重地聘问却轻慢地迎娶，国君轻视她，立为夫人又废黜她，背弃信义而损害她的母家，在国家必然作乱，在家族必然灭亡。不被认可，是理所当然的！’《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得以保全。’说的是尊敬母家的意思。”
刘氏说：“假如卿随行了，就可以说是合乎礼制吗？我认为派不派卿，春秋应当记载大夫的名字，以体现义理，像纪履繻来迎娶女子之类，是可以的。现在经文不记载大夫的名字，读者凭借什么依据来体现义理呢？”
公羊说：“为什么称为到齐国迎娶姜氏为夫人呢？是简略的写法。”高子说：“娶大夫女儿的，是简略的写法。”
啖氏说：“传文中没有事迹，怎么知道是娶大夫女儿呢？”大夫刘氏说：“这虽然是孤立的经文，没有其他证据。然而鲁国最初纳币，却用上卿，如果真是娶大夫女儿，礼制难道会如此隆重吗？”我认为：“如果娶大夫的女儿，经文应当记载为‘到齐国迎娶某女’，也不该说‘妇姜’。”
谷梁说：“称为妇姜，是因为在齐国完成了婚礼。迎娶她的人是谁呢？亲自迎娶而称妇，或许是鲁公吗？怎么这么快就称妇呢？回答说：是鲁公。为什么不说是公呢？不是在齐国完成婚礼。回答说：妇是相对于婆婆而言的称呼。为什么不称氏呢？是贬低她。为什么贬低她呢？因为夫人也有被贬低的情况。”
刘氏说：“况且如果不是在齐国完成婚礼，说公到齐国迎娶妇姜就足够了。文辞不应该掩盖对公的讽刺讥刺之事，没有掩盖公的情况。这似乎是不懂《春秋》，不仅仅是解释错误而已。我认为谷梁说在齐国完成婚礼，是因为称妇的缘故。又说妇是相对于婆婆而言的称呼，怎么这么快就自相矛盾呢？如果宋荡伯姬来迎娶妇，杞伯姬来求娶妇，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侨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都有相对于婆婆的称呼。谷梁也曾自己说过，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解释妇姜为在齐国完成婚礼呢？”
秋天，楚国人灭了江国。
左氏说：“君子说：‘《诗经》说：只有那两国，他们的政令不得人心；只有这四国，于是探究于是谋划。’这是说秦穆公啊。”
这种地方引用《诗经》，都是左氏自己做的，所以多没有合理的意趣。
卫侯派甯俞来聘问。
左氏说：“卫甯武子来聘问，鲁公和他宴饮，为他吟诵《湛露》和《彤弓》，他不推辞，也不回答吟诵。让行人私下询问，回答说：‘我以为这是练习学业而达到的。从前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宴乐他们，于是吟诵《湛露》，那么天子当权，诸侯服从命令。诸侯对抗天子所憎恶的，并献出他们的功劳，于是赐给他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用来回报宴饮。现在陪臣来延续旧日的友好，您辱没身份赏赐我，我怎敢冒犯大礼，自取罪过呢？’”
不符合本义的不收录。
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周王派荣叔归送含玉，并且赠送赗车。
左氏说：“春天周王派荣叔来送含玉并且赠送赗车，召昭公来吊唁，是合乎礼制的。”何氏说：“礼制，尊贵者不向卑贱者送含玉，又不兼行两种礼仪。左氏认为合乎礼制，在义理上是短浅的。”刘氏说：“庶子做了国君，对他的母亲没有服丧，是不敢有两个尊位的意思。妾母称为夫人，周王不能纠正，又派公卿去吊唁，有什么礼制呢？”献可杜氏说：“妾母去世，天王已经送含玉和赗车，现在又派卿去吊唁，而左氏认为合乎礼制。杜氏认为来不及做事。谷梁认为是鄙陋上位的言辞，都不对。”
公羊说：“说归送含玉并且赠送赗车，为什么兼行呢？兼行，是不合乎礼制的。”
赵氏说：“公羊、谷梁又说，讥刺一人兼行两种礼仪，特别违背礼制的意旨。根据礼制，含玉、赗车、赠衣只由一人兼行罢了。如果每件事都需要一人，那么耗尽王朝的臣子，也不足以充任丧礼的使者。”
谷梁说：“含玉是一件事，赗车是一件事，兼着送回去，不是正统的。”说“且”，是记载兼行。不说“来”，是不周全事情的用途。赗车宜早，而含玉已晚。胡氏说：“两传都说兼行，成风是僖公的妾母。妾母不得上僭夫人，既僭称夫人，天王不能纠正，又派荣叔
归含且赗，故经书之，讥天王厚礼诸侯之妾母也，非讥兼也。」何休谓去「天」字以贬，亦非。且《春秋》尊王，安得贬乎？刘氏曰：「《春秋》恶归之云乎？岂曰恶兼之云乎？」又曰：「其不言来，不周事之用，亦非也。」宰咺岂周事之用乎？何以言来？啖氏曰：「承上言成风薨，不言来，可知也。」愚谓不言来，文势不可言来也。若曰「天王使荣叔来归含且赗」，则其文支矣，故不言来耳。何有别义哉？其曰「赗早含晩」，固然，然有大害理者，赗早含晩非所论矣。若但论早晩，则无异不能三年丧而缌麻之察而已。
译归含且赗，所以《春秋》记载此事，是讥讽周天子厚待诸侯的妾母，并非讥讽他同时赠送含玉和赗物。”何休认为去掉“天”字是为了贬斥，这也是不对的。况且《春秋》尊崇周王，怎么会有贬斥呢？刘氏说：“《春秋》厌恶的是‘归含’这件事吗？难道说是厌恶‘兼送’这件事吗？”又说：“经文不说‘来’，是因为不周全地使用了礼仪，这也是不对的。”宰咺难道周全地使用了礼仪吗？为什么说要“来”呢？啖氏说：“承接上文说成风去世，不说‘来’，是可以知道的。”我认为不说“来”，是因为文势上不能加“来”字。如果说“天王派荣叔来归含且赗”，那么文句就冗赘了，所以不说“来”罢了。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有人说“赗物送得早，含玉送得晚”，这固然如此，但其中有大违情理之处，赗早含晚本不值得讨论。如果只争论早晚，那就无异于不能守三年之丧，却去仔细考究缌麻之丧的细节罢了。
三月辛亥▯我小君成风
公羊曰成风者何僖公之母也
公羊谓僖公母，嫡母邪，妾母邪？嫡妾不辨，是无义也。何以解经哉？
王使召伯来防▯
谷梁曰防▯之礼于鄙上
谷梁不解《春秋》所书之防，而论防▯之礼，况鄙上之谈，全无礼乎？
秋楚人灭六
左氏曰：「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臯陶、庭坚不祀，忽诸。』徳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案楚若灭蓼，经当书之。若曰“不赴灭六”，何以赴？若曰“闻其事而史书之”，则臧文仲两闻之矣。鲁史安得不书？鲁史既书，其事既同，孔子安得削一笔一哉？皆所不解者也。
六年秋季孙行父如晋
左氏曰：「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
非本义不録
冬十月，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出奔狄。
左氏曰：晋搜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
刘氏曰：「左氏曰侵官也。案左氏此事始末，罪处父独有称赵宣子为能耳。改搜易将，皆出晋侯，何以为处父侵官邪？人君任贤不称，必将致败。茍食禄者举当谏君，况处父晋国太傅邪？事有不便，言之宜矣。以此为侵官，是教大臣拱黙也。左氏又曰：『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此欲致其法，必于侵官以涂汚处父耳。凡言党者，以其阴私比周，不以正举者也。若举不失人，亦何谓党乎？如处父之举赵盾，赵盾卒为良大夫；其退贾季，贾季卒为乱而奔，皆可谓当矣。非故有所厚薄也。春秋岂忽于此贬之耶？如使大臣见贤而举，谓之侵官；见贤而不举，乃其职矣，不亦谬乎？」康侯胡氏曰：「人君用人失当，则其国必危。凡立于朝者，举当谏君，况身为晋国太傅邪？若以为侵官，将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职，在位者常拱黙自全，阴听人主之所为，至于颠危而不救，则将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为持禄容身不忠之行，以误国家事者，必此侵官之説。」夫许氏曰：「处父贤赵盾而不可，姑射为国忠谋，岂曰党哉？使处父于此从容不言，以免为智者，是使国不用贤而用乱人也，非蹇蹇匪躬臣道之训也。」传又罪其改搜为侵官，当襄公时，晋政未乱，卿帅之重，孰能擅改？使谋出处父而公行之，又何咎焉？愚谓使贾季以私意使杀处父，经必不书「曰晋杀其大夫」。使赵盾为处父所荐，安得不杀贾季而容其奔狄？又使臾骈送其帑哉？大凡左氏造事迁就，类如此读者，以理求之，其伪自不能隠矣。
公羊曰：晋杀其大夫阳处父，则狐射姑曷为出奔？射姑杀也。射姑杀，则其称国以杀？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将使射姑将阳处父，谏曰：「射姑民众不説，不可使将。」于是废将，阳处父出，射姑入。君谓射姑曰：「阳处父言曰：『射姑民众不説，不可使将。』」射姑怒，出刺阳处父于朝而走。
陈岳氏曰：「春秋书杀多矣。君杀则称君，臣杀则称臣，盗杀则称盗，斯谓之君漏言称国，误矣。」刘氏曰：「处父见杀，射姑出奔，有何可疑，而明射姑杀处父乎？成十五年，宋杀其大夫山，宋华元出奔晋，然则杀山者亦华元乎？」愚谓：「审射姑闻襄公言，出刺处父于朝而走，当在襄公时，何为在襄公既▯之后乎？三传上欲解称国，以杀下欲解，既杀处父而射姑出奔，既不知事实，又不知春秋大义，故其穿凿如此。」
谷梁曰：“
译三月辛亥〇，我小君成风
《公羊传》说：“成风是谁？是僖公的母亲。”
《公羊传》称僖公的母亲，是嫡母呢，还是妾母呢？嫡妾不分，这是没有道义啊。怎么来解释经义呢？
王派召伯来防〇
《谷梁传》说：“防〇的礼仪在边境之上。”
《谷梁传》不解释《春秋》所记载的防〇，却议论防〇的礼仪，况且所谓边境之上的说法，完全没有礼仪可言呢？
秋季，楚国人灭掉了六国。
《左传》说：“冬季，楚国公子燮灭掉了蓼国。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被灭，说：‘皋陶、庭坚没有祭祀，被忽视了。’德行不能建立，百姓没有依靠，悲哀啊！”
按：楚国如果灭掉了蓼国，经文应当记载。如果说“没有报告灭六之事”，那报告什么呢？如果说“听说这件事而史官记载”，那么臧文仲两件事都听说了。鲁国史官怎么能不记载呢？鲁国史官既然记载了，事情既然相同，孔子怎么能删去一笔一画呢？这些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六年秋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左传》说：“季文子将要出使晋国，派人寻求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出行。那人说：‘将要用它做什么呢？’季文子说：‘准备防备意外，是古代良好的教诲。’寻求而得不到，确实是过错；寻求，有什么害处呢？”
不符合本义的不收录。
冬季十月，晋国杀了大夫阳处父。晋国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左传》说：“晋国在夷地阅兵，驻扎两军，让狐射姑统领中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从温地回来，改在董地阅兵，更换中军将领，阳子是成季的族人，所以偏袒赵氏，并且认为赵盾有才能，说：‘任用有才能的人，对国家有利。’因此，将他提拔。宣子于是开始主持国政，制定事务典章，纠正法律刑罚，审理狱讼刑案，督责逃犯，依据契约，治理积弊，根本在于礼制，延续常规职事，提拔被埋没的人才。完成后，交给太傅阳子和太师贾佗，让他们在晋国推行，作为常法。贾季怨恨阳子更换他的班次，并且知道自己在晋国没有援助。九月，贾季派续鞫居杀了阳处父。经文说：‘晋国杀了大夫，是侵夺官职。’十一月丙寅，晋国杀了续简伯。贾季逃到狄国，宣子派臾骈送他的家属。
刘氏说：‘《左传》说是侵夺官职。按《左传》这件事的始末，指责阳处父的罪名只有称赞赵宣子有才能这一条。改阅兵、换将领，都是出自晋侯，为什么说阳处父侵夺官职呢？人君任用贤能不当，必将导致失败。如果食禄的人都应当劝谏君主，何况阳处父是晋国太傅呢？事情有不妥当的，进言是适宜的。以此作为侵夺官职，是教大臣拱手沉默。《左传》又说：‘阳子是成季的族人，所以偏袒赵氏。’这是想加罪于他，必定用侵夺官职来污蔑阳处父。凡是说偏袒的，是因为私下勾结，不是公正举荐。如果举荐不失人，又怎么能说是偏袒呢？像阳处父举荐赵盾，赵盾最终成为良大夫；他罢免贾季，贾季最终作乱而逃跑，都可以说是恰当的。不是故意有所厚薄。《春秋》难道会忽视这一点而贬斥他吗？如果大臣见到贤能就举荐，叫做侵夺官职；见到贤能而不举荐，才是他的职责，这不是很荒谬吗？’康侯胡氏说：‘人君用人失当，那么国家必然危险。凡是立于朝廷的人，都应当劝谏君主，何况身为晋国太傅呢？如果认为这是侵夺官职，那么将相大臣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官有司失职，在位的人常常拱手沉默以求自保，暗中听任人主的作为，直到国家危亡也不救助，那还要那些辅佐的人做什么呢？率领天下臣子做持禄保身不忠的行为，从而误国误事的，一定是这种侵夺官职的说法。’夫许氏说：‘阳处父认为赵盾贤能而不可，姑且为国家出忠谋，怎么能说是偏袒呢？如果阳处父在这种情况下从容不言，以免除祸患，这是让国家不用贤人而用乱臣，不是忠诚不避祸的臣道训诫。’传又指责他改阅兵为侵夺官职，当襄公时，晋国政治未乱，卿帅权重，谁能擅自更改？如果谋划出自阳处父而公开实行，又有什么罪过呢？我认为，如果是贾季出于私意派人杀阳处父，经文必定不写‘曰晋杀其大夫’。如果是赵盾被阳处父推荐，怎么能不杀贾季而容许他逃到狄国？又怎么会派臾骈送他的家属呢？大凡《左传》编造事情迁就附会，都像这样。读者以道理推求，其伪诈自然不能隐藏了。
《公羊传》说：“晋国杀了大夫阳处父，那么狐射姑为什么出逃？是射姑杀的。射姑杀的，那么为什么称国以杀？是因为君主泄露了言语。怎么泄露言语呢？君主将要让射姑统领阳处父，阳处父劝谏说：‘射姑民众不悦，不可以让他统领。’于是废黜将领，阳处父出，射姑入。君主对射姑说：‘阳处父说：‘射姑民众不悦，不可以让他统领。’’射姑愤怒，出朝刺杀阳处父然后逃跑。
陈岳氏说：‘《春秋》记载杀人的很多。君主杀就称君主，臣子杀就称臣子，盗贼杀就称盗贼，这叫做君主泄露言语而称国，是错误的。’刘氏说：‘阳处父被杀，射姑出逃，有什么可疑的，而要说明是射姑杀了阳处父呢？成公十五年，宋国杀了大夫山，宋国华元出逃到晋国，那么杀山的也是华元吗？’我认为：‘如果射姑听到襄公的话，出朝刺杀阳处父然后逃跑，应当在襄公时，为什么在襄公既〇之后呢？三传上面想解释称国以杀，下面想解释既杀阳处父而射姑出逃，既不知道事实，又不知道《春秋》大义，所以穿凿附会如此。’
《谷梁传》说：
称国以杀，罪累上也。”襄公已▯，其以累上之辞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则下闇，下闇则上聋，且闇且聋，无以相通，夜姑杀者也。夜姑之杀奈何？曰：晋将与狄战，使狐夜姑为将军，赵盾佐之。阳处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今赵盾贤，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诺。”谓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诺。”襄公死，处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杀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诡辞而出曰：“用我则可，不用我则无乱其徳。”邦衡胡氏曰：“案经‘称国以杀’，君杀之也，岂有臣下相杀而称国乎？又是襄公已▯，方书杀处父，安得谓襄公漏言哉？”
译“称国以杀”，是因为罪责连累到上位者。”襄公已经去世，却用连累上位者的言辞来记载这件事，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泄露了机密。上位者泄露机密，下位者就会昏暗不明；下位者昏暗不明，上位者就会聋聩无知。上下既昏暗又聋聩，无法相互沟通，这才导致狐夜姑杀人的事件。狐夜姑杀人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晋国将要与狄人作战，派狐夜姑担任将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说：“不行。古代君主派遣臣子，是让仁爱的人辅佐贤能的人，而不是让贤能的人辅佐仁爱的人。现在赵盾贤能，狐夜姑仁爱，这难道不可以吗？”襄公说：“好。”于是对狐夜姑说：“我起初派赵盾辅佐你，现在让你辅佐赵盾。”狐夜姑说：“恭敬地遵命。”襄公死后，阳处父主持国政，狐夜姑派人杀了他。这是因为君主泄露了机密，所以士人在向君主进言时，用隐晦的言辞退出，说：“任用我就可以，不任用我就不要扰乱我的德行。”胡安国说：“查考《春秋》经文‘称国以杀’，是指君主杀了他，哪有臣子之间互相杀害而称为‘称国以杀’的呢？况且襄公已经去世，才记载杀阳处父的事，怎么能说是襄公泄露了机密呢？”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公羊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为不告朔？天无是月也。闰月矣。何以谓之天无是月？非常月也。犹者，何？通，可以已也。」
刘氏曰：「公羊」谓不告朔，礼也；犹朝于庙，非礼也。非也。闰虽无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闰在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当告也。若就前月告之，则先时；若就后月告之，则不及时。由是观之，闰自当告也。
谷梁曰：“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则何为不言朔也？闰月者，附月之余日也，积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丧事不数也。犹之为言，可以已也。”刘氏曰：“闰月亦有政，可得勿告乎？吾于《公羊》既言之矣。”朴卿吕氏曰：“置闰非人之私意也。以日月之行，一合朔而一置月，则闰月之置，亦以其合朔置之也。闰月虽无中气，而有朔望，孰谓闰月而非朔乎？”《公羊》以为天无是月，误矣。《谷梁》以为天子不以告朔，而丧事不数也，亦误矣。夫丧事之不数者，以年计，不以月计也。告朔则以月计也，孰谓天子不以告朔乎？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须句。遂城郚。
左氏曰：「春，公伐邾，间晋难也。三月甲戌，取须句，寘文公子焉。非礼也。」
赵氏曰：「若实如左氏，则经文当书以示讥。经既不书，何凭为实？且书取皆讥之。」叶氏曰：「文公子审叛其父，我取其邑而封之，辞不应无所贬。此理必不然者，盖传误。须句以为国也，使实有此，絶大皥之祀以与邻国叛臣，其辠又大于取邑，亦不应无异文也。」
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辞也，使若他人然。刘氏曰：非也。僖公时亦尝伐邾，取须句矣，何不为内辞哉？何休曰：所以深讳者，扈之盟不见序，并为敢邑故。案僖公取须句之年，与邾战于升陉，败内之师，理亦可讳，而何故不曰？以为内辞哉？又僖二十六年伐齐，取谷，书「公至自伐齐」者，公羊以为虽得意，且有后患，故从不得意之例以致公也。然僖公之后卒无患，今此縁取邑之故，故扈之盟不见序，可谓后有患，何不书「公至自伐邾娄」以起不得意乎？夫取谷无患也，书「公至」；取须句有患，不书「公至」，何二三哉？陈岳氏曰：外事多从赴告，内事多从旧史，日即日，不日即不日。公羊谓讳之不足取。
谷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谨而日之也。」
刘氏曰：非也。设不日，则听其取乎？诸取邑不日者，皆听之矣。叶氏曰：僖公既取须句，又取訾娄，一公而连取邾二邑，不谨而日。文公与僖公异世而再取，乃谨而日乎？其轻重不伦矣。此乃见内取邑十一不日，而此独日，故妄意之也。
宋人杀其大夫
左氏曰：「书曰：『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
赵氏曰：「若杀大夫众而不书名，则晋杀三郤，郑盗杀大夫，何乃悉书乎？故知妄也。」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啖氏曰：「公羊以三世内娶，便云三世无大夫，不近人理。」
谷梁曰称人以杀诛有罪也
此非盗贼之辞，安得称人？便为有罪乎？
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
左氏曰：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若有此四徳者，难必抒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毋淫子辟，无威。陈小而逺，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防如秦逆公子雍。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郫。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
译闰月不告朔，却仍然在宗庙朝见。
《公羊传》说：“不告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告朔。为什么不告朔呢？因为上天没有这个月。这是闰月。为什么说上天没有这个月呢？因为它不是正常的月份。‘犹’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通融，可以停止（告朔）。”
刘氏说：“《公羊传》认为不告朔是合乎礼的；而在宗庙朝见是不合乎礼的。这是错误的。闰月虽然不固定，但政令有常规，怎么能不告朔呢？假如闰月在十二月，必定有立春，立春时的政令是应当告朔的。如果在前一个月告朔，就过早了；如果在后一个月告朔，就赶不上了。由此看来，闰月自然应当告朔。”
《谷梁传》说：“不告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告朔。不告朔，那么为什么不说‘朔’呢？闰月是依附于月份的多余日子，是累积余数而形成的月份。天子不以此告朔，丧事也不计入月份。‘犹’的意思是，可以停止（告朔）。”刘氏说：“闰月也有政令，可以不必告朔吗？我在评论《公羊传》时已经说过了。”吕氏说：“设置闰月不是人的私意。根据日月运行的规律，每经历一个合朔就设置一个月，那么闰月的设置，也是依据合朔来设置的。闰月虽然没有中气，但有朔望，谁说闰月就不是朔呢？”《公羊传》认为上天没有这个月，是错误的。《谷梁传》认为天子不以此告朔，丧事也不计入月份，也是错误的。丧事不计入月份，是按年来计算的，不是按月份来计算的。告朔则是按月份来计算的，谁说天子不以此告朔呢？
鲁文公七年春天，鲁国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了须句。随即修筑郚城的城墙。
《左传》说：“春天，鲁国攻打邾国，是利用晋国发生祸难的机会。三月甲戌日，夺取了须句，安置了文公的儿子在那里。这是不合礼的。”
赵氏说：“如果事实真像《左传》所说，那么经文应当记载以示讥讽。经文既然没有记载，凭什么认为这是事实呢？况且凡是记载‘取’的，都是讥讽的。”叶氏说：“文公的儿子审背叛了他的父亲，我们夺取了他的城邑并封给他，措辞不应没有贬义。这在情理上必定不是这样，大概是传文有误。须句是一个国家，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断绝大皥的祭祀而把土地给邻国的叛臣，其罪行比夺取城邑更大，也不应没有不同的文字记载。”
《公羊传》说：“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呢？这是内辞，使得看起来像别人一样。”刘氏说：“不对。僖公时也曾经攻打邾国，夺取须句，为什么不用内辞呢？”何休说：“之所以深深忌讳，是因为扈地的盟会没有列入序位，并且是因为夺取城邑的缘故。”考察僖公夺取须句的那一年，与邾国在升陉作战，打败了邾国的军队，按理也可以忌讳，但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认为是内辞呢？又僖公二十六年攻打齐国，夺取谷地，记载“公至自伐齐”，《公羊传》认为虽然得意，但有后患，所以按照不得意的例子来记载公的归来。然而僖公之后终究没有后患，现在这里因为夺取城邑的缘故，所以扈地的盟会没有列入序位，可以说有后患，为什么不记载“公至自伐邾娄”来表示不得意呢？夺取谷地没有后患，记载“公至”；夺取须句有后患，不记载“公至”，为什么前后不一呢？”陈岳氏说：“外事多依据赴告，内事多依据旧史，有日期就记载日期，没有日期就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认为忌讳的说法不值得采纳。”
《谷梁传》说：“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记载日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认为再次夺取是正当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
刘氏说：“不对。假设不记载日期，就是听任他夺取吗？那些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的，都是听任的吗？”叶氏说：“僖公既夺取了须句，又夺取了訾娄，同一个国君连续夺取邾国的两个城邑，却不谨慎地记载日期。文公与僖公不同世而再次夺取，反而谨慎地记载日期吗？这轻重不分了。这是因为看到内史记载的夺取城邑十一次中没有记载日期的，而这次独独记载了日期，所以随意猜测罢了。”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左传》说：“经文说：‘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是因为人多。’并且说他们无罪。”
赵氏说：“如果杀大夫人多而不称名，那么晋国杀三郤，郑国盗贼杀大夫，为什么都详细记载了呢？所以知道这是妄说。”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呢？宋国三代没有大夫，是因为三代都在国内娶妻。”啖氏说：“《公羊传》因为三代在国内娶妻，就说三代没有大夫，不合常理。”
《谷梁传》说：“称‘人’来杀，是诛杀有罪的人。”
这不是盗贼的措辞，怎么能称“人”？就因此认为有罪吗？
戊子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令狐交战。
《左传》说：晋襄公去世，灵公年幼，晋国人因为祸难的缘故，想要立年长的君主。赵孟说：“立公子雍，他喜好善行且年长，先君喜爱他，而且靠近秦国，秦国是旧交。安置善人则稳固，侍奉长者则顺从，立受爱戴者则孝顺，结交旧好则安宁。因为祸难的缘故，所以想要立年长的人。如果有这四种德行，祸难必定能解除。”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受两位君主宠幸，立她的儿子，百姓必定安于他。”赵孟说：“辰嬴地位低贱，班次在第九人，她的儿子有什么震撼人心的力量呢？况且她是两位宠妃的淫乱对象。先君不能求得大位，而出奔到小国，这是避祸。不要立淫乱之子，不要立避祸之人，没有威严。陈国小而远，没有援助，将如何安定呢？杜祁因为国君的缘故，让位给偪姞而把她排在上面；因为狄人的缘故，让位给季隗而自己排在其次，所以班次在第四。先君因此喜爱她的儿子，而让他在秦国做官，担任亚卿。秦国大而近，足以作为援助。母亲有义，儿子有爱，足以威慑百姓。立他不也可以吗？”于是派先蔑、士会去秦国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陈国召公子乐。赵孟派人杀了公子乐于郫地。秦康公送公子雍到晋国说：“文公
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乃多与之徒卫。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辠？其嗣亦何辠？舍适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寘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堇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賔也；不受，防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冦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
译晋灵公入宫时，没有护卫，因此发生了吕郤之难，于是便给他增加了许多随从护卫。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啼哭说：“先君有什么罪？他的继承人又有什么罪？舍弃嫡长子不立，却到国外去寻求国君，将要把这个孩子放在哪里呢？”出了朝廷，穆嬴就抱着太子到赵氏那里，向宣子叩头说：“先君捧着这个孩子，把他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才能，我就受您的恩赐；如果没有才能，我只怨恨您。’现在先君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话还在耳边，您却抛弃他，这该怎么办？”宣子和各位大夫都忌惮穆嬴，而且畏惧她的逼迫，于是违背先蔑的意见，立灵公为君以抵御秦军。箕郑留守都城，赵盾统帅中军，先克辅佐他；荀林父辅佐上军，先蔑统帅下军，先都辅佐他；步招为赵盾驾车，戎津担任车右。军队到达堇阴，宣子说：“如果我们接受秦国的讲和，秦国就是宾客；如果不接受，秦国就是敌人。既然已经不接受讲和了，却又延缓进军，秦国将会产生轻敌之心。抢先行动以夺取敌人的士气，是军队中好的谋略。追逐敌人如同追赶逃犯，是军队中好的政令。训练士兵，磨利兵器，喂饱战马，士兵们就在草垫上吃饭，秘密行军，连夜出发。戊子这一天，在令狐击败秦军，一直追到刳首。”
啖氏曰：「上言背先蔑立灵公，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将下军，则是在晋也。何其自相背乎？经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外矣，言背可也，言将下军非也。盖先蔑时为下军将，而身在秦，故知误言也。」木讷赵氏曰：「晋襄公之卒于是期年，襄公之▯久矣，岂晋至是始谋立君？左氏之説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则蔑在秦；次言先蔑将下军，则蔑在晋。蔑既迎雍于秦，则必不肯将兵以拒秦。茍已将兵拒秦，岂容复奔秦邪？理无可通者，皆失之诬也。」黄氏曰：「据经文之次第，则传文诚不足凭，盖全与经文相背也。」愚谓：「经不言败，而传言败，秦师亦与经异也。夫左固多诬，然不应如此之详，盖别是一时事而误凑合于此，故不伦欤。」
晋先蔑奔秦
左氏曰：「己丑，先蔑奔秦，士防从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又不听。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曰：『为同寮故也。』士防在秦三年，不见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国，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与之同罪，非义之也，将何见焉？』及归，遂不见。」
邦衡胡氏曰：晋襄卒于六年，岂有至此尚未立君者？则是灵公已立，明矣。左氏求君之説未为合理。案六年传云：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不见先蔑之归，而此战序为下军之将，则谓先蔑在秦亦非也。此盖晋秦战而先蔑遂奔尔，不言出奔，自军中而去也。
公羊》曰：此晋先昧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外也。其外奈何？以师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案《公羊》见战后书先蔑奔秦，故以令狐之役为先蔑而贬称之耳，他无所考也。
谷梁曰不言出在外也
此説得之，但未若孙氏之説，尤明白。
狄侵我西鄙
左氏曰：「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晋。赵宣子使因贾问酆舒，且让之。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非本义不取
秋，八月，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防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防。凡防诸侯，不书所防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赵氏曰：案公虽后至，岂有不知其列防之诠次乎？左氏殊失之矣。刘氏曰：公后至不书所防，非也。案经与公盟矣，何谓后防乎？杜云：公后其防而及其盟，此饰非之言耳。防盟同地，防所以为盟也。今与盟不得云后防，且盟重防轻，不当稍责其轻。又已称公防诸侯矣，岂不及其防者乎？若实不及其防而及其盟者，书「公及诸侯晋大夫盟」乃可耳。左氏又曰：凡防诸侯，不书所防后也。案十五年防于扈，亦不序诸侯，宁复鲁侯后防邪？未可以类推也。黄氏曰：诸家皆祖左氏，以为公后至而讳之，殊不可晓。且夫子明书「公防」，后世安得自以公为后至邪？惟许氏、崔氏据经为説，然此时灵公尚幼，皆赵盾之为，二氏以责灵公，未审耳。是嵗中国始无伯主。
公羊曰：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诸侯不可使与公盟，眣晋大夫使与公盟也。
刘氏曰：「非也。在防者皆诸侯也，既与公盟矣，又何云眣晋大夫乎？且诸侯不欲与鲁侯盟，乃敢眣晋大夫使之盟乎？皆事之不然者也。」陈岳氏曰：「《公谷传》注以文公防取不得列于防，故诸侯不序，大夫不名。噫！宣公亦丧取，文公即位二十五月方纳币，宣公即位三月而逆妇，则文过浅，宣过深。凡传俱不可列，则新城之防，文公复列之；黑壤之防，宣公皆列之，何邪？」
谷梁曰其曰诸侯畧之也
刘氏曰：「不知畧之者何故哉？直强言之耳。」
公孙敖如莒涖盟
谷梁曰：「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临也不训位
译啖氏说：“上文说先蔑违背先蔑而立灵公，说明先蔑在秦国；下文说先蔑率领下军，则说明他在晋国。这怎么自相矛盾呢？经文说先蔑逃奔秦国，不说‘出奔’，说明他已在境外，说‘违背’是可以的，说‘率领下军’就不对了。大概先蔑当时身为下军将领，而人身在秦国，所以知道这是误记。”木讷赵氏说：“晋襄公去世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襄公去世很久了，难道晋国到现在才开始谋划立君吗？《左传》的说法不对。况且《左传》起初说先蔑出使秦国，那么先蔑在秦国；接着说先蔑率领下军，那么先蔑在晋国。先蔑既然从秦国迎接公子雍，就一定不肯领兵去抵抗秦国。如果已经领兵抵抗秦国，怎么容得下他又逃奔秦国呢？情理上无法通达，都是失于虚妄。”黄氏说：“根据经文的次序，那么传文确实不足为凭，因为它完全与经文相违背。”我认为：“经文不说战败，而传文说战败，秦军的情况也与经文不同。《左传》固然多有虚妄，但不应该如此详尽，大概是另一件事误凑合到这里，所以不合条理吧。”
晋国的先蔑逃奔秦国
《左传》说：“己丑日，先蔑逃奔秦国，士防跟随他。先蔑出使时，荀林父阻止他说：‘夫人和太子还在，却向外寻求国君，这一定行不通。你以生病为由推辞如何？不然就派遣摄职的卿以往，何必你亲自去？我曾与你同僚，岂敢不尽心吗？’先蔑不听，荀林父为他吟诵《板》诗的第三章，他又不听。等到先蔑逃亡，荀伯把先蔑的家眷以及器具财物都送到秦国，说：‘因为同僚的缘故。’士防在秦国三年，没见到士伯这个人，说：‘能在国内使人逃亡，却在这里见不到他，要他有什么用？’士季说：‘我与他同罪，并不是认为他做得对，还见什么呢？’等到士防回国，于是就不再相见。”
邦衡胡氏说：晋襄公在六年去世，难道有到这时还没立国君的吗？那么灵公已经即位，是明显的。《左传》关于寻求国君的说法并不合理。查六年传文说：先蔑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没见到先蔑回来，而这场战役中他担任下军将领，那么说先蔑在秦国也是不对的。这大概是晋秦交战而先蔑于是逃奔，不说‘出奔’，是从军中离去。
《公羊传》说：这是晋国的先昧。为什么称‘人’？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因为把他当作外人。怎么把他当作外人？因为率领军队把他当作外人。为什么不说‘出奔’？因为随即就在境外了。
查《公羊传》见到战后记载先蔑逃奔秦国，所以把令狐之战归因于先蔑而贬低称他为‘人’罢了，其他没有可考证的。
《谷梁传》说不说‘出奔’是因为他在境外。
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不如孙氏的说法，更加明白。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左传》说：“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派使者向晋国报告。赵宣子派贾季询问酆舒，并且责备他。酆舒问贾季说：‘赵衰、赵盾谁更贤能？’贾季回答说：‘赵衰像冬天的太阳；赵盾像夏天的太阳。’”
不符合本义的不采纳
秋季，八月，鲁公与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左传》说：“秋季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与晋国的赵盾在扈地结盟，是因为晋国确立了国君。鲁公迟到，所以不记载所会盟的诸侯。凡是会盟诸侯，不记载所会盟的诸侯，是因为迟到。迟到不记载，是因为该国君主不敏捷。赵氏说：查鲁公虽然迟到，难道不知道会盟的次序吗？《左传》大错特错了。刘氏说：鲁公迟到不记载所会盟的诸侯，是不对的。查经文与鲁公结盟了，怎么说迟到呢？杜预说：鲁公迟到会盟但赶上结盟，这是掩饰错误的言论。会盟同地，会盟是为了结盟。现在与结盟就不能说迟到会盟，况且结盟重要会盟次要，不应当稍微责备其次要。而且已经称‘公与诸侯会盟’了，难道没赶上会盟吗？如果确实没赶上会盟但赶上结盟，记载‘公与诸侯晋大夫结盟’才可以。《左传》又说：凡是会盟诸侯，不记载所会盟的诸侯，是因为迟到。查十五年扈地会盟，也不排列诸侯，难道又是鲁侯迟到吗？不可以类推。黄氏说：各家都祖述《左传》，认为鲁公迟到而隐瞒，实在不可理解。况且孔子明确记载‘公与诸侯会盟’，后世怎么能自认为鲁公迟到呢？只有许氏、崔氏根据经文来说，然而这时灵公尚幼，都是赵盾所为，二氏以此责备灵公，是不明察的。这一年中原开始没有霸主。”
《公羊传》说：诸侯为什么不排列次序？大夫为什么不称名？鲁公失去了次序。鲁公失去次序是怎么回事？诸侯不可以让与鲁公结盟，是晋大夫让与鲁公结盟。
刘氏说：“不对。与会盟的都是诸侯，已经与鲁公结盟了，又怎么说晋大夫呢？况且诸侯不想与鲁侯结盟，难道敢让晋大夫使他们结盟吗？都是事情不真实。”陈岳氏说：“《公羊》《谷梁》传注认为文公会盟取不得列于会盟，所以诸侯不排列，大夫不称名。唉！宣公也是丧娶，文公即位二十五月才纳币，宣公即位三月就迎娶妇人，那么文公过错浅，宣公过错深。凡传都不可以排列，那么新城会盟，文公又排列了；黑壤会盟，宣公都排列了，为什么呢？”
《谷梁传》说称‘诸侯’是略去他们。
刘氏说：“不知道略去他们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强词夺理罢了。”
公孙敖到莒国临盟
《谷梁传》说：“临是就位。为什么说‘位’呢？因为事先确定。为什么不说是‘事先确定的盟约’，因为不记载日期。”
临不训位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
左氏曰：晋人以扈之盟来讨。冬，襄仲防晋赵孟盟于衡雍，报扈之盟也。遂防伊雒之戎。书曰：「公子遂珍之也。」
刘氏曰：「左氏云『珍之也』，言遂权与戎盟，得事之宜，故褒称公子遂，非也。若称公子为褒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则贬矣。彼不谓贬何也？」叶氏曰：「扈非后至，书讨者误也。遂本以二事出，故以壬午盟赵盾，乙酉盟雒戎，相去四日，非一事再见，自不应去族。何珍之云？使戎果欲伐鲁，而遂专盟之，经与其遂事，则当于衡戎之后书『遂与雒戎盟于暴』，亦不得再见名字为美。若经不与之去族，不书，则与一事而再见者，何以辨？经不言遂，而传言遂，其妄可知。」献可杜氏曰：「左氏所谓『报扈之盟』者，解经之实也。而又曲生『来讨』之文，以合上传后至之解。既曰『报盟』，而又曰『来讨』，是自相背也。」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
公羊曰：「不至而复者，何？不至而复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则其言如京师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内辞者，臣子之辞，不敢昭君之恶，故有以婉其辞者也。然过之大者，亦未尝不存其实，故曰“公如晋，至河乃复”之类是也。国君且不得讳，曾谓为大夫为内辞乎？《公羊》既曰内辞矣，而又曰“遂在外”，也是自相戾也。
谷梁曰：「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则未复也。未如而曰如，不废君命也。未复而曰复，不专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复非复也。唯奔莒之为信，故谨而日之也。」叶氏曰：「言日者，别其复而后奔也。故经不言出，谓已出其国中，自境上奔也。与晋先蔑奔秦而不言出同。若未如而言如，不复而言复，不惟《春秋》虚加之文，乃使掩敖之恶，反为不废君命、不专君命乎？」侨如奔齐，纥奔邾，皆书日。此非嫌于不信者，亦何为而谨也？
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
左氏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复之，亦书以官，皆贵之也。」
啖氏曰：传言此二人不失节，故致误节义。为节非符节也。如孔父义形于色，而误为女色也。刘氏曰：左氏云司马握节以死，司城效节以出，公以其官逆之，故皆书官，非也。司马握节未如仇牧之手剑，司成奉身以退，不及荀息之死之。左氏摧彼二人为贬，申此二人为贤，轻重贸易，赏罚昏错，莫甚于此。且身居乱兵之中，茍弃节偷生，则为大辠。握节而死，大臣之常事耳。既无智力以御乱，又欲负节而私逃，亦大辠也。效节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见可贵之美。鲁公庸人不识大义，妄以其官逆之，春秋何为珍之邪。存耕赵氏曰：大夫二卿无辠死亡，此杀昭公之渐也。四人者忠于公室者也，而左氏谓之党，何谬邪。案周官惟守邦国都鄙及出使有节，六卿居官者未闻其有节也。宋有六卿，以王者后即周制也。司马司城何节之云，其死其亡，自当书官。左氏昧其义而妄为之辞。
公羊曰：「司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举也。曷为皆官举？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
啖氏曰：案此见以官称，是有大夫。公羊曷言无乎？刘氏曰：传二十五年，宋杀其大夫，不举名氏，以谓宋无大夫也。今此举官，亦云无大夫。若实内娶，无大夫者都无所举，或官举，或不举，何哉？愚谓宋无大夫，则何以为国？今见杀者出奔者谁邪？公羊之谬如此，其何以解经哉！
谷梁曰：「司马官也，其以官称，无君之辞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称，无君之辞也。」来奔者不言出，举其接我也。孙氏曰：「不书名者三，传之义皆所未安。何者？僖二十五年，宋杀其大夫，以官举也。此不书名，以官脱，可知矣。」刘氏曰：「谷梁曰：『其以官称，无君之辞也。』郑▯解云：『谓无人
译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在衡雍与晋国的赵盾结盟。乙酉日，公子遂在暴地与雒戎结盟。
左氏说：晋国人因为扈地结盟之事前来责问。冬季，襄仲在衡雍与晋国的赵孟结盟，这是为了回应扈地结盟之事。随后又与伊雒地区的戎人结盟。《春秋》记载说：“这是褒扬公子遂。”
刘氏说：“左氏说‘褒扬他’，意思是说公子遂权宜地与戎人结盟，符合事理，所以褒扬称他为公子遂，这是不对的。如果称公子是褒扬，那么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出使京师，又出使晋国，就被贬斥了。那为什么不说是贬斥呢？”叶氏说：“扈地并非迟到，记载‘讨’是错误。公子遂本来因两件事出使，所以在壬午日与赵盾结盟，乙酉日与雒戎结盟，相隔四天，不是一件事重复出现，自然不应去掉他的族氏。哪里有什么褒扬的说法？假使戎人真的想攻打鲁国，而公子遂擅自与他们结盟，经文认可他的行为，那么应当在衡雍结盟之后记载‘遂与雒戎盟于暴’，也不该再次出现名字以示褒美。如果经文不认可他而去掉族氏，不记载，那么与一件事重复出现的情况，如何区分？经文不记载‘遂’，而传文说‘遂’，其荒谬可知。”献可杜氏说：“左氏所说的‘回应扈地结盟’，是解释经文的实质。却又曲解生出‘前来责问’的文字，以配合上文迟到的解释。既然说是‘回应结盟’，又说‘前来责问’，这是自相矛盾。”
公孙敖出使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他逃奔到莒国。
公羊说：“没有到达就返回，是什么意思？没有到达就返回，是鲁国的委婉说法。是不应该让他去的。不应该让他去，那么说‘出使京师’是什么意思？是顺从了国君的意思。为什么不说是‘出奔’？因为他是在国外。”
所谓内辞，是臣子的言辞，不敢昭示国君的过错，所以有委婉其辞的情况。然而过错重大的，也未尝不保留事实，所以说“公如晋，至河乃复”之类就是如此。国君尚且不得避讳，难道为大夫就可以用内辞吗？《公羊》既然说是内辞，又说“遂在外”，这是自相矛盾。
谷梁说：“不记载到达的地方，是没有出使。没有出使就没有返回。没有出使却说出使，是不废弃国君的命令。没有返回却说返回，是不专断国君的命令。他的出使不是真正的出使，他的返回不是真正的返回。只有逃奔莒国是真实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叶氏说：“记载日期，是为了区别他先返回而后逃奔。所以经文不记载‘出’，是说他已离开国都，从边境逃奔。这与晋国的先蔑逃奔秦国而不记载‘出’相同。如果没出使却说出使，没返回却说返回，不仅是《春秋》虚加的文字，反而掩盖公孙敖的罪恶，说成是不废弃君命、不专断君命吗？”侨如逃奔齐国，纥逃奔邾国，都记载了日期。这并不是因为怀疑真实性，又为什么要谨慎呢？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鲁国。
左氏说：“夫人依靠戴氏的族人杀了襄公的孙子孔叔、公孙钟离以及大司马公子卬，他们都是昭公的党羽。司马握着符节而死，所以用官职记载。司城荡意诸来投奔，向府人交出符节后出逃。鲁君用他的官职迎接他，都恢复了他们的职位，也都用官职记载，都是尊重他们。”
啖氏说：传文说这两个人没有失节，所以导致对“节”的含义产生误解。这里的节不是符节。就像孔父义形于色，却被误解为女色一样。刘氏说：左氏说司马握着符节而死，司城交出符节而出逃，鲁君用他们的官职迎接他们，所以都用官职记载，这是不对的。司马握着符节而死，不如仇牧手持利剑；司城保全自身而退，比不上荀息之死。左氏贬低那两个人，褒扬这两个人，轻重颠倒，赏罚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身处乱兵之中，如果抛弃节操苟且偷生，就是大罪。握着符节而死，是大臣的本分。既没有智谋力量抵御祸乱，又想背着节操私自逃跑，也是大罪。交出符节而出逃，只是自求免罪罢了，不见得有什么可贵的美德。鲁君庸人不知大义，妄自用官职迎接他们，《春秋》为什么要褒扬他们呢？存耕赵氏说：两位大夫无罪死亡，这是杀害昭公的开端。这四个人忠于公室，而左氏称他们为党羽，多么荒谬。查考周官，只有守卫邦国都鄙以及出使的人有符节，六卿在官位上未曾听说有符节。宋国有六卿，是沿袭周制。司马、司城有什么符节可说，他们死或逃亡，自然应当用官职记载。左氏不明白其中的含义而妄加解释。
公羊说：“司马是什么？司城是什么？都是举官职而言。为什么都举官职而言？因为宋国三代没有大夫，三代在国内娶妻。”
啖氏说：查考这里用官职称呼，是有大夫。公羊为什么说没有呢？刘氏说：传文二十五年，宋国杀其大夫，不举名氏，认为宋国没有大夫。现在举官职，也说没有大夫。如果确实是因为内娶而没有大夫，那么什么都不会举，或者举官职，或者不举，为什么呢？我认为宋国没有大夫，那么怎么治理国家？现在被杀和出奔的人是谁？公羊的错误如此，怎么解释经文呢！
谷梁说：“司马是官职，用官职称呼，是无君主的说法。司城是官职，用官职称呼，是无君主的说法。”来投奔的不说“出”，是举其接待我的情况。孙氏说：“不记载名字的有三处，传文的含义都不妥当。为什么？僖公二十五年，宋国杀其大夫，用官职举称。这里不记载名字，用官职脱漏，可以知道了。”刘氏说：“谷梁说：‘用官职称呼，是无君主的说法。’郑玄解释说：‘谓无人
君之徳，皆非也。』既有其大夫矣，何谓无君？又晋杀其大夫却锜、却犨、郤至，并尸三卿，传曰：「自祸于是起矣。」亦可谓无君徳者，则曷为不以官称之？
译君子的德行，都不是这样。』既然已经有了他的大夫，为什么说没有君主？又晋国杀了他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一并杀害了三位卿，传文说：‘灾祸从此开始了。’也可以说是没有君主德行的人，那么为什么不以官职来称呼他们呢？
三传辨疑卷十
<经部,春秋类,三传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十一
元 陈端学 撰
文公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
左氏曰不书王命未▯也
刘氏曰：「传云王未▯也。」杜氏曰：「虽逾年而未▯，故不称王。使非也，诸侯逾年尚称公，王者逾年反不称王。毛伯求金，非王命可知也。」书《顾命》曰：「伯相命士须材。」此则冢宰当国之文矣。
公羊曰：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逾年矣，何以谓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称王也。未称王，则何以知其即位？以诸侯之逾年即位，亦知天子之逾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后称王，亦知诸侯于其封内三年称子也。逾年称公矣，则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縁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縁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縁孝子之心，则三年不忍当也。毛伯来求金，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金非礼也。然则是王者与？曰：非也。非王者，则曷为谓之王者？王者无求。曰：是子也。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无求而求，故讥之也。
赵氏曰：案前后例，逾年即成君。《公羊》言三年非愚，谓天子虽居谅闇三年，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然三年之内，其臣民不谓之王而谓之何哉？《顾命》曰：「王麻冕，黼裳。」又曰：「王再拜兴，王答拜。」《康王之诰》曰：「王出在应门内。」王义嗣徳，今王敬之哉！王若曰：「王释冕，反丧服。」则当时固称王矣。诸侯当丧称子者，以未见于天子而受命也。诸侯三年丧毕，以士服见于天子，天子命之衮冕之服，然后归而临其臣民，乃称职焉。夫天子为太子，受命于父，三年丧毕，见于庙而已。《公羊》既不知经理，又以意推之，宜其多妄也。其曰「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无求无理之甚。夫理出于天，而制作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岂特文王无求哉？
谷梁曰求车犹可求金甚矣
案诸侯于天子各有常贡，非常用之物，则有锡贡。求之之云，岂天子临诸侯之道哉？而曰求车，犹可；求金，甚矣，过矣。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襄王。
左氏曰庄叔如周▯襄王
公羊曰：「王者不书▯，此何以书？不及时，书；过时，书。我有往者，则书。」
案王者不书▯，不知出何典乎？其曰不及时，过时书则有之矣，然不可施之于此也。若曰我有往，则书，此可施之鲁史，不可施之笔削之《春秋》。何则？凡《春秋》之书，必有义也，非我有往则书也。
谷梁曰：「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天子志崩，不志▯，举天下而▯一人，其道不疑也。志▯，危不得▯也。日之甚矣，其不▯之辞也。」
刘氏曰：「志▯危，不得▯也。日之甚矣，其不▯之辞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师者，即防▯之人矣，何谓不▯乎？故以日月为例，其胶固至此。」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左氏曰：「夷之搜，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勲不可废也。』从之。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故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正月己酉，使贼杀先克。乙丑，晋人杀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晋人杀箕郑父、士谷、蒯得。」
案六年夷之搜，左氏序事错乱，不可信，先儒固已辨之矣。且左氏于夷之搜，既曰狐射姑将中军，以阳处父党于赵盾，谓赵盾能而使将中军矣；今又曰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以先克谓狐赵之勲不可废而从之。则是晋襄既用狐射姑，而又欲用士縠，又欲用梁益耳；既用赵盾，又用赵衰。一中军将耳，既以为子，又以为父，何其自相背邪？况先克见杀，而经不书；作乱见杀者五大夫，而经于二月仅书一先都。而士縠、箕郑父乃见杀于三月之间，若同时作乱，何不一时诛之？皆不可晓者也。左氏之不可尽信，类如此。而或者用传以疑经，其亦失是非之心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
谷梁
译《三传辨疑》卷十
《经部·春秋类·三传辨疑》
钦定四库全书
《三传辨疑》卷十一
元 陈端学 撰
文公
九年春，毛伯前来请求赏赐金。
左氏说：“不记载王命，是因为新王尚未正式即位。”
刘氏说：“传文说‘王尚未正式即位’。杜氏说：‘虽然已经过了新年但尚未正式即位，所以不称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诸侯过了新年尚且称公，君王过了新年反而不称王。毛伯请求金，显然不是奉王命而来。’《顾命》记载：‘伯相命令士须材。’这就是冢宰主持国政的记载。
公羊说：“为什么不记载是受命而来？因为正在丧期，新君尚未正式即位。已经过了新年，为什么说尚未正式即位？因为已经即位但尚未称王。尚未称王，那么凭什么知道他已经即位？根据诸侯过了新年就即位的惯例，也可以推知天子过了新年就即位。根据天子三年后才称王的惯例，也可以推知诸侯在其封国内三年称子。既然过了新年就称公，那么为什么在其封国内三年称子？这是因为顺应臣民之心，不能一天没有君主；顺应终始的道义，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不能空出一年没有君主；顺应孝子之心，则三年不忍心即位。毛伯前来请求金，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王者不应有所求，请求金是不合礼的。那么他是王者吗？回答说：不是。不是王者，那么为什么称他为王者？因为王者不应有所求。回答说：这是指新君。继承文王的体制，遵守文王的法度。文王的法度没有请求，而新君却请求，所以讥讽他。
赵氏说：“考察前后的体例，过了新年就正式成为君主。《公羊》说三年后才称王并非明智，是说天子虽然居丧三年，百官都总领事务听从冢宰，但在三年之内，他的臣民不称他为王而称他为什么呢？《顾命》说：‘王戴麻冕，穿黼裳。’又说：‘王再拜起身，王答拜。’《康王之诰》说：‘王走出，在应门内。’王继承美德，当今的王要恭敬啊！王说：‘王脱下冕冠，恢复丧服。’那么当时本来就已经称王了。诸侯在丧期称子，是因为没有朝见天子而接受任命。诸侯三年丧期结束，穿着士的服装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衮冕之服，然后回去治理他的臣民，这才称职。天子作为太子，受命于父亲，三年丧期结束，在宗庙朝见即可。《公羊》既不了解经义，又凭臆测推断，难怪多有妄说。它说‘继承文王的体制，遵守文王的法度’，文王的法度没有请求，这是极不合道理的。道理出于天，而制度由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制定，难道只有文王没有请求吗？
谷梁说：“请求车还可以，请求金就太过分了。”
考察诸侯对天子各有固定的贡赋，非常用之物，则有锡贡。说请求，难道是天子对待诸侯的方式吗？而说请求车，还可以；请求金，太过分了，是错误的。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襄王去世。
左氏说：“庄叔前往周王室吊唁襄王。”
公羊说：“君王去世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不及时，记载；过时，记载。我有使者前往，就记载。”
考察君王去世不记载，不知道出自什么典籍？它说“不及时，过时记载”是有的，但不能适用于这里。如果说“我有使者前往，就记载”，这可以适用于鲁国史官，但不能适用于笔削的《春秋》。为什么呢？凡是《春秋》的记载，必有义理，不是因为有使者前往就记载。
谷梁说：“京，大；师，众。说周，一定要用众和大来表述。天子志在崩，不志在去世，举天下而去世一人，其道不疑。志在去世，危险而不能去世。日之甚矣，其不去世之辞也。”
刘氏说：“志在去世危险，不能去世。日之甚矣，其不去世之辞也，这是错误的。上文说得臣前往京师，就是防备去世的人，为什么说不能去世呢？所以以日月为例，其固执到了这种程度。”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左氏说：“夷之搜，晋侯将提升箕郑父、先都，而让士縠、梁益耳率领中军。先克说：‘狐、赵的功勋不可废弃。’听从了他。先克在堇阴夺取蒯得的田地。所以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正月己酉，派贼人杀先克。乙丑，晋人杀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晋人杀箕郑父、士谷、蒯得。”
考察六年夷之搜，左氏叙述事件错乱，不可信，先儒已经辨明了。而且左氏在夷之搜，既说狐射姑率领中军，因为阳处父党同赵盾，认为赵盾能干而让他率领中军；现在又说让士縠、梁益耳率领中军，因为先克认为狐、赵的功勋不可废弃而听从他。那么晋襄公既用狐射姑，又想用士縠，又想用梁益耳；既用赵盾，又用赵衰。一个中军将，既认为是儿子，又认为是父亲，怎么如此自相矛盾呢？况且先克被杀，而经不记载；作乱被杀的五位大夫，而经在二月仅记载一先都。而士縠、箕郑父却在三月之间被杀，如果同时作乱，为什么不一起诛杀？都不可理解。左氏不可尽信，类如此。而有人用传来怀疑经，这也失去了是非之心。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谷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