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春秋穀梁传注疏》 晋 范宁 疏 唐 杨士勋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序
序
[疏]释曰:此题,诸本文多不同,晋、宋古文多云《春秋穀梁传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传序》者。然“春秋”是此书之大名,传之解经,随事则释,亦既经传共文,题名不可单举。又此序末云“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故今依上题焉。此序大略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陵”,尽“莫善於《春秋》”,释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隐终麟之意。夫圣哲在上,动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洎乎周德既衰,彝伦失序,居上者无所惩艾,处下者信意爱憎,致令九有之存唯祭与号,八表之俗或狄或戎。故仲尼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其始隐终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传有三”尽“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释三传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绝,秦正起而书记亡。其《春秋》之书,异端竞起,遂有邹氏、夹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传。邹氏、夹氏,口说无文,师既不传,道亦寻废。左氏者,左丘明与圣同耻,恐诸弟子各安其意,为经作传,故曰《左氏传》。其传之者,有张苍、贾谊、张禹、翟方进、贾逵、服虔之徒。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齐人,受经於子夏,故《孝经说》云“《春秋》属商”是也;为经作传,故曰《公羊传》。其传之者,有胡母子都、董仲舒、严彭祖之类。其道盛於汉武帝。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穀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穀梁》,擢千秋为郎,由是《穀梁》之传大行於世。然则三家之传,是非无取,自汉以来,废兴由於好恶而已。故郑玄《六艺论》云:“《左氏》善於礼,《公羊》善於谶,《穀梁》善於经。”是先儒同遵之义也。言“《左氏》善於礼”者,谓朝聘、会盟、祭祀、田猎之属不违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谶”者,谓黜周王鲁及龙门之战等是也。“《穀梁》善於经”者,谓大夫曰卒,讳莫如深之类是也。其三传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尽“《穀梁传集解》”,释己注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晋书》范甯字武子,顺阳县人,为豫章太守,父名注。长子名泰,字伯伦;中子名雍,字仲伦;小子名凯,字季伦。其从弟则注云“邵曰”是也,言“先君”则父注是也。以传《穀梁》者虽多,妄引三传,辞理典据不足可观,故与一门徒商略名例,传示同异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据,别为《略例》一百馀条是也。其《春秋》及经传之名,在后别释。谓之序者,序述经传之旨,并明巳注作之意也。
昔周道衰陵,乾纲绝纽,乾,其连反,天也。纽,女久反。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彝伦,以之反;彝,常;伦,理也。攸斁,丁故反,字书作,败也。弑逆篡盗者国有,弑,申志反,又作杀,音同。篡盗,初患反,《尔雅》云:“取也。”淫纵破义者比肩。淫纵,子用反。
[疏]“昔周”至比肩。
○释曰:“仲尼之修《春秋》,因衰乱而作,故序先述周道衰也。云“昔”者,范氏晋世之人,仰追周代,故曰“昔”。云“周道衰陵”者,总述幽、厉以来也,指衰极言之,则平、桓之世也。知者,幽、厉虽则失道,名器未失,《诗》犹入《雅》;平王东迁之后,下同於《国风》,政教所被,才及郊畿,仲尼修《春秋》,以平王为始,知衰极是平、桓也。“衰陵”谓衰弱陵迟。云:“乾纲”者,乾为阳,喻天子,坤为阴,喻诸侯;天子总统万物,若纲之纪众纽,故曰“乾纲
译《春秋穀梁传注疏》 晋代范宁作注 唐代杨士勋作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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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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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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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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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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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释曰:这个篇题,各本文字大多不同,晋代、宋代的古文本多称《春秋穀梁传序》,世俗本也有直接称《穀梁传序》的。然而“春秋”是这本书的大名,传文解释经义,随事而释,既然经与传共用文字,题名就不可以单独举出。又此序末尾说“名为《春秋穀梁传集解》”,所以现在依照上面的题名。此序大致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周道衰陵”到“莫善於《春秋》”,解释孔子修《春秋》的原因,以及始于隐公、终于获麟的意义。圣哲在上位,行动必定合乎适宜,而正直的大臣和优秀的史官能够施行善政,所以能使善人受到鼓励,淫邪之人感到畏惧。等到周朝德政衰败,常理秩序丧失,在上位的人无所警戒,在下位的人凭个人好恶行事,导致九州之内只剩下祭祀和名号,四方风俗有的像狄人,有的像戎人。所以孔子向乐师校正《雅》、《颂》,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其始于隐公、终于获麟,规范自然具备。第二段从“《春秋》之传有三”到“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解释三传的产生以及是非得失。孔子去世后微言绝迹,秦朝统一后典籍散亡。《春秋》一书,异端学说竞相兴起,于是有了邹氏、夹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的传文。邹氏、夹氏,只有口说没有文字,老师不再传授,其道也就逐渐废弃。左氏,左丘明与圣人同感耻辱,担心各位弟子各自安于己意,于是为经作传,所以叫《左氏传》。传授左氏的,有张苍、贾谊、张禹、翟方进、贾逵、服虔等人。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左氏》未能立于学官。到平帝时,王莽辅政,才得以设立。公羊子名高,齐国人,从子夏那里受经,所以《孝经说》说“《春秋》属商”就是这个意思;他为经作传,所以叫《公羊传》。传授公羊的,有胡母子都、董仲舒、严彭祖等人。其道在汉武帝时兴盛。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鲁国人,一名赤,从子夏那里受经,为经作传,所以叫《穀梁传》。传给孙卿,孙卿传给鲁人申公,申公传给博士江翁。后来鲁人荣广大善于《穀梁》,又传给蔡千秋,汉宣帝喜好《穀梁》,提拔千秋为郎,从此《穀梁》之传在世间大行。那么三家之传,是非没有取舍,自汉代以来,废兴只取决于好恶罢了。所以郑玄《六艺论》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这是前代儒者共同遵循的道理。说“《左氏》善于礼”,是指朝聘、会盟、祭祀、田猎之类不违背周朝典制。说“《公羊》善于谶”,是指黜周王鲁以及龙门之战等。说“《穀梁》善于经”,是指大夫称卒,讳莫如深之类。三传的是非,序文中自然具备。第三段从“升平之末”到“《穀梁传集解》”,解释自己注述的意图,并序录《集解》的人。查《晋书》范甯字武子,顺阳县人,任豫章太守,父亲名注。长子名泰,字伯伦;中子名雍,字仲伦;小子名凯,字季伦。他的堂弟就是注文中说“邵曰”的那位,说“先君”就是指父亲范注。因为传授《穀梁》的人虽然多,但妄引三传,辞理典据不足观,所以与门徒商讨名例,传示同异。所谓名例,就是范氏所依据的,另外编为《略例》一百多条。《春秋》及经传的名称,在后面分别解释。称为序,是序述经传的宗旨,并阐明自己作注的意图。
从前周朝道统衰败,天纲断绝,乾,音其连反,指天。纽,音女久反。礼坏乐崩,常理败坏。彝伦,音以之反;彝,常;伦,理。攸斁,音丁故反,字书作,败。弑逆篡夺的人各国都有,弑,音申志反,又作杀,音同。篡盗,音初患反,《尔雅》说:“取也。”淫乱放纵败坏道义的人比比皆是。淫纵,音子用反。
[疏]“昔周”到比肩。
○解释曰:“孔子修《春秋》,因衰乱而作,所以序文先述周道衰败。说‘昔’,范氏是晋代人,仰追周代,所以说‘昔’。说‘周道衰陵’,是总述幽王、厉王以来,指衰败至极而言,则是平王、桓王之时。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幽王、厉王虽然失道,但名器未失,《诗》还列入《雅》;平王东迁之后,下等同于《国风》,政教所覆盖,才及郊畿,孔子修《春秋》,以平王为始,知道衰极是平王、桓王之时。‘衰陵’谓衰弱陵迟。说‘乾纲’,乾为阳,比喻天子,坤为阴,比喻诸侯;天子统领万物,如同纲纪众纽,所以说‘乾纲
”。云“绝纽”者,纽是连系之辞,故昭十三年《左传》云:“再拜皆厌纽。”《玉藻》云:“纽约用组。”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纽之绝,故曰:“绝纽”。云“礼坏乐崩”者,通言之耳。知非乐是阳,故以“崩”言之,礼是阴,故以“坏”言之者,正以《诗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明知通矣。云“彝伦攸斁”者,《尚书?洪范》文也。礼以安上治民,乐以移风易俗,礼乐崩坏,故常道所以败也。“弑”谓臣弑君,“逆”谓子弑父,“篡”谓以庶夺正,“盗”即哀四年传云“春秋有三盗”是也。
译所谓“绝纽”,纽是连系的意思,所以《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再拜时都压住衣带。”《玉藻》记载:“衣带的系结用丝带。”诸侯背叛,天下分崩离析,就像衣带断裂一样,所以说“绝纽”。所谓“礼坏乐崩”,是泛而言之。知道乐属阳,所以用“崩”来表述;礼属阴,所以用“坏”来表述,这正是依据《诗序》所说:“从微子到戴公,这期间礼乐废弛败坏”,由此可知这是泛称。所谓“彝伦攸斁”,是《尚书·洪范》中的文句。礼用来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乐用来改变风气、移易习俗,礼乐崩坏,所以常道因此败坏。“弑”指臣子杀害君主,“逆”指儿子杀害父亲,“篡”指庶子夺取正位,“盗”就是《左传》哀公四年传中所说“春秋有三盗”那样。
是以妖灾因衅而作,衅,许靳反。民俗染化而迁,阴阳为之愆度,为之,于伪反,下同。七耀为之盈缩,缩,所六反。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疵,才斯反。厉音例,又作疠。
[疏]“是以”至“疵厉”。
○释曰:宣十五年《左传》云:“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是妖灾因衅而起也。云“阴阳愆度”者,谓冬温夏寒,失其节度。云:“七耀盈缩”者,谓日月薄食,若晦食则是月行疾,食朔与二日是月行迟。又《五行传》云:“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朓则侯王其恭,侧匿则侯王其肃”,是由君行使之然也。五星亦有迟疾,故襄二十八年《左传》云“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是也。谓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谓之“七曜”。五星者,即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是也。云“川岳崩竭”者,谓《周语》云幽王之时,三川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类,即梁山沙鹿崩是也。云“鬼神疵厉”者,旧解以为“鬼神”即宗庙,是也。“疵厉”谓灾变也。言人弃常制,致宗庙之灾,即桓宫新宫灾是也。今以为“鬼神为之疵厉”,即《国语》云“杜伯射宣王於镐”,《左传》云:“伯有之鬼为厉是也。
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缺,丘悦反。弁,步寒反。刺,七赐反。此所引皆《诗》篇名,《谷风》在《邶风》,余皆《小雅》。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扈音户。讽,方凤反,又作风。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
[疏]“故父”至“诗赋”。
○释曰:“今范引此者,即周道之衰微,废此五事,为此仲尼作《春秋》也。故《孔丛》云“孔子读《诗》至《小雅》,废卷而叹,感《诗》修《春秋》”是也。云“《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诗?小雅》,周幽王废太子宜臼,故大子之傅作诗以刺之。云《桑扈》之讽兴”者,《桑扈》亦《诗?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故作是诗以讽之。云“《谷风》之篇奏”者,《谷风》,卫人剌其君无德,故令国内之人得其新婚者并弃其旧室,风俗衰坏,故作是诗以刺之。言“奏”者,谓奏进此诗,与上文“作”、“兴”不异,但述作之体,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诗?小雅》,以幽王不亲九族,故作诗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显,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驹》之诗赋”者,《白驹》,《诗?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贤,致使贤人乘白驹而去也。此引《诗》之次,先云《小弁》,后言《白驹》者,以父子是人伦之端首,六亲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则有君臣,若君臣礼废,则上下无序,故次《桑扈》。夫妇者,生民之本,室家之原,欲见从近及远,故夫妇先九族,是以《谷风》在《角弓》之上。《白驹》是贤人弃君,又非亲戚,故最后言之。或当随便而言,更无次第之例。知者,《白驹》是宣王之诗,而言在幽王之诗下,是无先后之次也。
天垂象,见吉凶。见,贤遍反。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行,下孟反。增脩德政。
[疏]“天垂”至“德政”。
○释曰:《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则日月之曜,成形则山川之形。“见吉凶”者,即上“七曜为之盈缩,川岳为之崩竭”是也。独言天象者,旧解云,尊作法之本,明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以为川岳崩竭,亦是天使为之,故总言“垂象”以包之。云“圣作训,纪成败”者,谓若《春秋》书日食、星陨、山崩、地震,记灾录异,善恶褒贬等,皆所以示祸福成败之原,存亡得失之本,欲使人君戒慎其所行,改修德政,以消灾咎也。
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藐,亡角反。履霜坚冰,所由者渐。
[
译因此,妖异灾祸因祸端而兴起;“衅”字读作许靳反。民俗受教化影响而变迁,阴阳因此失去正常的节度;“为之”的“为”字读作于伪反,下文相同。日月五星因此出现盈缩现象;“缩”字读作所六反。山川因此崩塌枯竭,鬼神因此降下灾祸;“疵”字读作才斯反,“厉”字音例,又写作“疠”。
【疏】“是以”到“疵厉”。
○解释曰:宣公十五年《左传》说:“天违背时令就是灾,地违背物性就是妖,人违背道德就是乱,乱了就会生出妖灾。”这就是说妖灾是因祸端而兴起的。说“阴阳失去节度”,是指冬天温暖夏天寒冷,失去了正常的节度。说“七曜出现盈缩”,是指日月发生亏食,如果在晦日发生月食,就是月亮运行过快;如果在朔日或初二发生月食,就是月亮运行过慢。又《五行传》说:“晦日月亮出现在西方叫做朓,朔日月亮出现在东方叫做侧匿,朓则诸侯王应当恭敬,侧匿则诸侯王应当肃穆”,这是由于君王的政令导致的。五星也有运行迟疾的现象,所以襄公二十八年《左传》说“岁星在星纪,却侵入了玄枵”,就是这个道理。称为“七曜”的原因,是日月五星都照耀天下,所以称为“七曜”。五星,即东方的岁星,南方的荧惑,西方的太白,北方的辰星,中央的镇星。说“山川崩塌枯竭”,是指《周语》中说周幽王时,三川震动,伯阳父说:“从前伊水洛水枯竭而夏朝灭亡,黄河枯竭而商朝灭亡。”“岳”是山之类,即梁山、沙鹿山崩塌就是这种情况。说“鬼神降下灾祸”,旧解认为“鬼神”即指宗庙,这是对的。“疵厉”指灾变。说人废弃常制,导致宗庙的灾祸,即桓宫、新宫火灾就是这种情况。现在认为“鬼神降下灾祸”,即《国语》中说“杜伯在镐京射杀宣王”,《左传》中说“伯有的鬼作祟”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父子之恩缺失,就产生了《小弁》的讽刺;“缺”字读作丘悦反,“弁”字读作步寒反,“刺”字读作七赐反。这里引用的都是《诗经》篇名,《谷风》在《邶风》,其余都在《小雅》。君臣之礼废弃,就兴起了《桑扈》的讽喻;“扈”音户,“讽”字读作方凤反,又读作风。夫妇之道断绝,就奏响了《谷风》的诗篇;骨肉亲情离散,就彰显了《角弓》的怨恨;君子之路阻塞,就赋写了《白驹》的诗篇。
【疏】“故父”到“诗赋”。
○解释曰:“现在范宁引用这段,是因为周道衰微,废弃了这五件事,为此孔子作了《春秋》。所以《孔丛子》说‘孔子读《诗》读到《小雅》,放下书卷叹息,感于《诗》而修《春秋》’就是这个意思。说‘《小弁》的讽刺产生’,《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篇目,周幽王废黜太子宜臼,所以太子的师傅作诗讽刺他。说‘《桑扈》的讽喻兴起’,《桑扈》也是《诗经·小雅》中的篇目,讽刺幽王君臣上下举动没有礼法,所以作这首诗来讽喻。说‘《谷风》的诗篇奏响’,《谷风》是卫国人讽刺其君主无德,导致国内新婚者都抛弃旧妻,风俗衰败,所以作这首诗来讽刺。说‘奏’,是指进献这首诗,与上文‘作’、‘兴’意思相同,只是叙述写作体裁,为了避免文字重复罢了。说‘《角弓》的怨恨彰显’,《角弓》是《诗经·小雅》中的篇目,因为幽王不亲近九族,所以作诗讽刺,说族人怨恨明显,所以说‘《角弓》的怨恨彰显’。说‘《白驹》的诗篇赋写’,《白驹》是《诗经·小雅》中的篇目,宣王末年,不能任用贤人,致使贤人乘白驹离去。这里引用《诗》的顺序,先说《小弁》,后说《白驹》,是因为父子是人伦的开端,六亲中最大的,所以先说。其次是君臣,如果君臣礼废,则上下无序,所以接着是《桑扈》。夫妇是生民的根本,家庭的起源,想要体现由近及远,所以夫妇在九族之前,因此《谷风》在《角弓》之上。《白驹》是贤人背离君主,又不是亲戚,所以最后说。或许只是随意而言,并没有严格的次序。怎么知道呢?《白驹》是宣王的诗,却排在幽王的诗之后,这是没有先后次序的。
上天垂示天象,显示吉凶;“见”字读作贤遍反。圣人作出训诫,记载成败。想要人君警戒谨慎自己的行为;“行”字读作下孟反。增进修德行德政。
【疏】“天垂”到“德政”。
○解释曰:《易经》说:“在天形成天象,在地形成形体。”形成天象就是日月的光辉,形成形体就是山川的形状。“显示吉凶”,就是上面说的“七曜出现盈缩,山川崩塌枯竭”。只说天象,旧解认为,尊崇法度的根本,说明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认为山川崩塌枯竭,也是上天使之如此,所以总说“垂象”来包含它。说“圣人作出训诫,记载成败”,是指像《春秋》记载日食、星陨、山崩、地震,记录灾异,褒贬善恶等,都是为了显示祸福成败的根源,存亡得失的根本,想要使人君警戒谨慎自己的行为,改修德政,以消除灾祸。
大概教诲你时诚恳恳切,听我说话时却漫不经心;“藐”字读作亡角反。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这是由渐次积累而成的。
○释曰:言此者,明圣人虽作法,愚者不能用也。言我教诲汝王谆谆然,何故听我言藐藐然而不入?此《诗?大雅?抑》篇,刺厉王之诗也。云“履霜坚冰”者,《易?坤卦》初六爻辞,《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引之者,取积渐之义也。
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观古乱反朱干设而君权丧。丧,息浪反,下“道丧”同。下陵上替,僣逼理极。替,他计反。僣,子念反。天下荡荡,王道尽矣。
[疏]“四夷”至“尽矣”。
○释曰:“云“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云“交侵”者,谓交相侵伐也。云“华戎同贯”者,谓诸夏与夷狄无异也。旧解“四夷交侵,华戎同贯”,指谓当《春秋》之时,今以为文势在幽王之上,则当亦兼据幽、厉以来,故《节》诗刺幽王云“斩伐四国”,又曰“国既卒斩”,及宣王、幽王并为夷狄所败,则此段序意论衰之积渐,不直据《春秋》之时明矣。云幽王见祸,平王东迁者,《周本纪》幽王既得褒姒,废申后而黜大子宜臼,申侯与鄫人及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之下,尽取周贿而还,乃与诸侯就申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东迁洛邑是也。云“两观”巳下者,昭三十五年《公羊传》云:“子家驹谓昭公曰:‘诸侯之僣天子,大夫之僣诸侯久矣。’公曰:‘吾何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则诸侯不立两观,周衰,诸侯僣而置之,是臣无有事君之礼也。天子之舞始设朱干,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权丧失也。云“僣逼理极”者,谓僣上逼下之理至极也。据君失权言之是逼下,以臣陵君是僣上。或以为直据臣言之,理亦通也。云“王道尽矣”者,言法度废坏尽也。
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喟,起愧反,又苦怪反。“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大师音泰。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於《国风》,齐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复,扶又反。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被,皮义反。
[疏]“孔子”至“后也”。
○释曰:旧解引杨雄《剧秦篇》曰:“当秦之世,海水群飞。“海水”喻万民,“群飞”言散乱。又引《孟子》云:“当尧之世,洪水横流。”言不复故道,喻百姓散乱,似水之横流。今以为沧海是水之大者,沧海横流,喻害万物之大,犹言在上残虐之深也。云“就大师而正《雅》、《颂》”者,大师,乐官也,《诗》者,乐章也,以大师掌《诗》乐,故仲尼自卫反鲁,就而正之。直言《雅》、《颂》者,举《雅》、《颂》则《风》诗理在可知。又《雅》、《颂》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为师挚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师挚直闲《关雎》之音而已。《诗》之颠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离》於《国风》”。杜预注《左氏》云“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是也。然则作《诗》之体,《风》、《雅》先定。《黍离》若是《风》体,大师不得列之於《雅》、《颂》之中;若是《雅》、《颂》之体,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风》诗之中。而云“列《黍离》於《国风》”者,诗人咏歌,实先有《风》、《雅》之体,《黍离》既是《国风》,诚不可列之於《雅》、《颂》。但天子不风,诸侯不雅,仲尼刊正,还同《国风》,亦是仲尼列之。
於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拯,拯救之拯。颓,徒回反。鼓芳风以扇游尘。
[疏]“於时”至“游尘”。
○释曰:“平王四十九年,隐公之元年,故曰“接乎隐公”。亦与惠公相接,不托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赖晋郑,至於末年,陵替尤甚,惠公非
译○解释说:说这些话,是为了阐明圣人虽然制定法度,但愚昧的人却无法实行。说我教诲你这位君王如此恳切,为何你听我的话却如此轻慢而不采纳?这是《诗经·大雅·抑》篇中讽刺周厉王的诗句。说到“履霜坚冰”时,这是《周易·坤卦》初六爻的爻辞,《象传》说:“踩到霜就知道冰会坚硬,这是阴气开始凝聚。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就会达到坚冰的程度。”引用它,是取事物逐渐积累的意思。
四方夷狄相互侵扰,华夏与戎狄混同无异,周幽王因为暴虐而遭遇祸患,周平王因为国力微弱而东迁。征伐不再由天子下令,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所以诸侯设立两观而臣下的礼节消亡,诸侯使用朱干而君主的权力丧失。“丧”读作“息浪”,下文“道丧”的“丧”同此音。下级欺凌上级,上下秩序颠倒,僭越逼迫的道理达到了极点。“替”读作“他计”,“僣”读作“子念”。天下动荡不安,王道已经穷尽了。
[疏]“四夷”到“尽矣”。
○解释说:“四夷”是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总称。“交侵”是指相互侵伐。“华戎同贯”是指华夏与夷狄没有区别。旧的注解认为“四夷交侵,华戎同贯”是指《春秋》时代,现在我认为文势在幽王之前,那么也应该兼指幽王、厉王以来的情况,所以《节》诗讽刺幽王说“斩伐四国”,又说“国既卒斩”,以及宣王、幽王都被夷狄打败,那么这段序言论述衰败的逐渐积累,不仅仅依据《春秋》时代是很明显的。说幽王遭遇祸患,平王东迁,据《周本纪》记载,幽王得到褒姒后,废黜申后并贬退太子宜臼,申侯联合鄫人和犬戎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抢尽周室的财物后返回,于是与诸侯在申地拥立太子宜臼,这就是平王,东迁洛邑就是这样。说“两观”以下的话,据昭公三十五年《公羊传》记载:“子家驹对昭公说:‘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已经很久了。’昭公说:‘我有什么僭越呢?’子家驹说:‘设立两观,乘坐大路,拿着朱干玉戚来舞《大夏》,用八佾来舞《大武》。’”那么诸侯本来不设立两观,周室衰微,诸侯僭越而设立,这是臣下没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天子舞蹈才使用朱干,诸侯现在也使用,这是君主的权力丧失了。说“僣逼理极”是指僭越上级、逼迫下级的道理达到了极点。从君主失去权力来说这是逼迫下级,从臣下欺凌君主来说这是僭越上级。或者认为只是针对臣下来说,道理也通。说“王道尽矣”是指法度废坏殆尽。
孔子看到沧海横流,于是感慨叹息说:“喟”读作“起愧”,又读作“苦怪”。“文王已经去世,文化难道不在我这里吗!”意思是文王的道统丧失,复兴它的人在于自己,于是他就向大师校正《雅》、《颂》,“大师”读作“泰”。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将《黍离》列入《国风》,使齐王的德行与诸侯相当,以此来表明他不能恢复雅正,“复”读作“扶又”。政教风化不足以覆盖众诸侯。“被”读作“皮义”。
[疏]“孔子”到“后也”。
○解释说:旧的注解引用扬雄《剧秦篇》说:“当秦朝时,海水群飞。”“海水”比喻万民,“群飞”说散乱。又引用《孟子》说:“当尧帝时,洪水横流。”意思是不再回到原来的河道,比喻百姓散乱,像水横流一样。现在我认为沧海是水最大的,沧海横流,比喻危害万物之大,就像说在上位者残虐之深。说“就大师而正《雅》、《颂》”,大师是乐官,《诗》是乐章,因为大师掌管《诗》乐,所以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就向大师校正。只说《雅》、《颂》,举出《雅》、《颂》那么《风》诗的道理自然可知。又《雅》、《颂》的功绩大,所以孔子先用心于此。知道不是师挚整理的,所以孔子不校正,师挚只是熟悉《关雎》的音律而已。《诗》的颠倒,仍然是孔子改正的,所以此序说孔子“列《黍离》於《国风》”。杜预注《左氏》说“后来孔子删定,所以不同”,是对的。那么作《诗》的体例,《风》、《雅》先确定。《黍离》如果是《风》的体例,大师就不能把它列入《雅》、《颂》之中;如果是《雅》、《颂》的体例,孔子也不能把它退到《风》诗之中。而说“列《黍离》於《国风》”,诗人咏歌,确实先有《风》、《雅》的体例,《黍离》既然是《国风》,确实不能列入《雅》、《颂》。只是天子不作风,诸侯不作雅,孔子刊正,还同于《国风》,这也是孔子列入的。
当时接着隐公,所以借此作为开始,概括天地二仪的化育,赞颂人道的幽深变化,举出得失以彰显升降,阐明成败以著录劝诫,拯救颓败的纲纪以继承三皇五帝,“拯”是拯救的拯。“颓”读作“徒回”。鼓动美好的风气以扇动游尘。
[疏]“於时”到“游尘”。
○解释说:“平王四十九年,隐公元年,所以说‘接乎隐公’。也与惠公相接,不托始于惠公,因为平王初年,仍然依赖晋郑,到了末年,陵替尤其严重,惠公非
是微弱之初,故不托始於惠公。隐公与平王相接,故因兹以讬始也。“该”者备也。“二仪”谓天地,言仲尼修《春秋》,济群物,同於天地之化育。云“举得失以彰黜陟”者,谓若仪父能结信於鲁,书字以明其陟;杞虽二王之后,而后代微弱,书子以明其黜。云“明成败以著劝诫”者,成败黜陟,事亦相类。谓若葵丘书日,以表齐桓之功;戎伐凡伯,言戎以明卫侯之恶。又定、哀之时为无贤伯,不屈夷狄,不申中国,皆是书其成败,以著劝善惩恶。云“拯颓纲以继三五”者,於时王侯失位,上下无序,纲纪颓坏,故曰“颓纲”。今仲尼修《春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拯”者救溺之名,言欲拯此颓纲,以继三王五帝。先言三王者,欲见三王可以继五帝,从小至大之意,或亦随便而言。云“鼓芳风以扇游尘”者,旧解以正乐为芳风,淫乐为游尘。乐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风”。淫乐鬼神不享,君子不听,故曰“游尘”。或以为善之显著者为芳风,恶之烦碎者为游尘,理亦足通耳。但旧解云范氏别录如此,故两存之。
译这是微弱之初,所以不把开端寄托在惠公身上。隐公与平王相接,所以借此来寄托开端。“该”是完备的意思。“二仪”指天地,是说孔子修撰《春秋》,救济万物,等同于天地的化育。说“举得失以彰黜陟”,是指如果仪父能在鲁国结下信义,就书写他的字以表明他的升进;杞国虽然是二王之后,但后代微弱,就书写他的爵位以表明他的降黜。说“明成败以著劝诫”,成败与黜陟,事情也相类似。是指如果葵丘会盟书写日期,以表彰齐桓公的功绩;戎人讨伐凡伯,提及戎人以表明卫侯的罪恶。又如定公、哀公之时没有贤明的霸主,不能压制夷狄,不能伸张中原,这些都是书写他们的成败,以彰显劝善惩恶。说“拯颓纲以继三五”,当时王侯失去地位,上下没有秩序,纲纪颓败,所以称为“颓纲”。如今孔子修撰《春秋》,效法尧舜,遵循文武的制度。“拯”是拯救溺水者的名称,是说想要拯救这颓败的纲纪,以继承三王五帝。先说三王,是想表明三王可以继承五帝,由小到大之意,或许也是随意而言。说“鼓芳风以扇游尘”,旧解认为正乐是芳风,淫乐是游尘。正乐可以降下天神,引出地祇,所以称为“芳风”。淫乐鬼神不享用,君子不聆听,所以称为“游尘”。有人认为善行显著的是芳风,恶行烦碎的是游尘,道理也足以通晓。只是旧解说范氏《别录》如此,所以两者都保留。
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衮,古本反;衮冕,上公之服。片言之贬,辱过巿朝之挞。贬,彼检反。巿朝,直遥反。挞,吐达反。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匿,女力反。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
[疏]“一字”至“典也”。
○释曰:言仲尼之修《春秋》,文致褒贬。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传竹帛,则宠逾华衮之赠,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於《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贬,则辱过巿朝之挞,若宣八年仲遂为弑君不称公子是也。言“华衮”则上比王公,称“巿”、“朝”则下方士庶。衮则王公之服而有文华。或以对“巿”、“朝”言之,“华衮”当为二,非也。云“德之所助,虽贱必申”者,谓若吴是东夷,可谓贱矣,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贤而进称爵,是其申也。云“义之所抑,虽贵必屈”者,谓若秦术是卿,可谓贵矣,而文十二年以其敌晋而略称名,是其屈也。云“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者,旧解若公子翚假桓公之势,匿情於隐,可谓非人臣也,故隐四年、十年皆贬之,是不得逃其罪也。云“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者,谓若公弟叔肸不食逆主之禄,潜德昧身,不求宠荣之名,独运其道,宣十七年著名《春秋》,是无所隐其名也。或以为“匿非”谓隐匿其非,便於旧解。
先王之道既弘,麟感而来应。麟本又作驎,吕辛反,瑞兽也。应,应对之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於斯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邪,似嗟反。莫善於《春秋》。
[疏]“先王”至“《春秋》”。
○释曰:“先王”谓文武。言仲尼修《春秋》,贵仁重德,崇道抑邪,弘大先王之道,麟感化而至。杜预解《左氏》,以为获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后麟至者,以麟是神灵之物,非圣不臻。故《论语》云:“夙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礼器》云:“升中於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公羊传》曰:“麟有王者则至。”《援神契》曰:“德至鸟兽则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则五灵不至也。当孔子之世,周室陵迟,天下丧乱,岂有神灵之物无故而自来?明为仲尼修《春秋》,麟应而至也。然则仲尼并脩六艺,何故不致诸瑞者?先儒郑众、贾逵之徒,以为仲尼修《春秋》,约之以《周礼》,修母致子,故独得麟也。或可仲尼脩六艺,不可五灵俱来,偶然麟应,馀不至也。“因事备”者,谓从隐至哀,文武之道协,嘉瑞来臻,是事备也。“终篇”者,谓绝笔於获麟也。
《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臧,子郎反。否音鄙,又方九反。臧否犹善恶也。褒贬殊致。
[疏]“《春秋》”至“殊致”。
○释曰:“圣人作法,本无二意,故传虽有三,而经旨一也。云“臧否不同,褒贬殊致”者,“臧”谓事有所善,“否”谓理有所恶,以臧、否既异,故褒贬亦殊。谓若隐元年《左氏》贵仪父结盟,《公羊》善其趣圣;僖元年《公羊》善齐桓存邢,故称“师”,《穀梁》以为不足乎扬,故贬之;隐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为桓母,《公羊》以为隐母,《穀梁》以为隐妻,是三传异也。
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
[疏]“盖九”至“义乖”。
○释曰:《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既没,诸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凡为九。一曰儒家流,凡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盖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心於六艺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为高也”。二曰道家流,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盖出於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於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三曰阴阳家流,凡三十一家,三
译一个字的褒奖,恩宠超过华贵礼服的赏赐。衮,古本反;衮冕,是上公的礼服。一句话的贬斥,耻辱超过在街市朝廷受鞭打。贬,彼检反。巿朝,直遥反。挞,吐达反。德行所辅助的,即使地位卑贱也必定显达。道义所抑制的,即使地位尊贵也必定屈服。所以依附权势、隐瞒过错的人无处逃避罪责,匿,女力反。隐藏德行、独自践行正道的人无处埋没名声,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重大准则,是历代君王通用的法典。
[疏]“一字”到“典也”。
○解释曰:说的是孔子修撰《春秋》,文辞中寄托褒贬。如果蒙受孔子一个字的褒奖,名字得以传载于竹简绢帛,那么恩宠就超过华贵礼服的赏赐,就像定公十四年石尚想要名字载入《春秋》那样。如果被一句话贬斥,那么耻辱就超过在街市朝廷受鞭打,就像宣公八年仲遂弑君却不称公子那样。说“华衮”则是向上比拟王公,称“巿”、“朝”则是向下比拟士人百姓。衮是王公的礼服且有文采。有人认为相对于“巿”、“朝”来说,“华衮”应当分为两样,这是不对的。说“德行所辅助的,即使卑贱也必定显达”,是说像吴国是东夷,可以说是卑贱了,但襄公二十九年因为季札的贤能而进爵称爵位,这就是显达。说“道义所抑制的,即使尊贵也必定屈服”,是说像秦术是卿,可以说是尊贵了,但文公十二年因为他与晋国为敌而略称其名,这就是屈服。说“所以依附权势、隐瞒过错的人无处逃避罪责”,旧解认为像公子翚假借桓公的权势,对隐公隐瞒实情,可以说是不像人臣,所以隐公四年、十年都贬斥他,这就是不能逃避罪责。说“隐藏德行、独自践行正道的人无处埋没名声”,是说像公弟叔肸不食逆主之禄,隐藏德行、晦迹全身,不求宠荣之名,独自践行其道,宣公十七年名字载入《春秋》,这就是无处埋没名声。有人认为“匿非”是指隐匿其过错,这就便于旧解。
先王的道统已经弘大,麒麟感应而来响应。麟,本又作驎,吕辛反,瑞兽也。应,应对之应。因为事情完备而终结篇章,所以在这一年停笔。成就天下的事业,定夺天下的邪正,邪,似嗟反。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
[疏]“先王”到“《春秋》”。
○解释曰:“先王”指周文王、周武王。说孔子修撰《春秋》,崇尚仁德,尊崇正道抑制邪僻,弘扬先王的道统,麒麟感应教化而至。杜预解释《左氏传》,认为是获得麒麟后才作《春秋》。现在范氏认为作《春秋》之后麒麟才至,因为麒麟是神灵之物,没有圣人不会到来。所以《论语》说:“凤凰不飞,黄河不出图,我大概完了。”《礼器》说:“升中于天,而凤凰降临,龟龙显现。”《公羊传》说:“有王者则麒麟至。”《援神契》说:“德行达到鸟兽则麒麟到来。”这不是有明王,五灵就不会到来。在孔子时代,周王室衰微,天下丧乱,难道有神灵之物无故自来?明显是因为孔子修撰《春秋》,麒麟感应而至。那么孔子同时修撰六艺,为什么没有招致其他祥瑞?先儒郑众、贾逵等人,认为孔子修撰《春秋》,约之以《周礼》,修母致子,所以只得到麒麟。或者可以说孔子修撰六艺,不可能五灵都来,偶然麒麟感应,其余不到。“因事备”是说从隐公到哀公,文武之道协调,嘉瑞到来,这是事情完备。“终篇”是说在获麟这一年停笔。
《春秋》的传注有三种,而作为经文的旨意只有一个,臧否不同,臧,子郎反。否音鄙,又方九反。臧否犹善恶也。褒贬殊致。
[疏]“《春秋》”到“殊致”。
○解释曰:“圣人制定法则,本来没有两种意图,所以传注虽然有三种,而经旨只有一个。说“臧否不同,褒贬殊致”,“臧”指事情有善,“否”指道理有恶,因为臧、否不同,所以褒贬也不同。比如隐公元年《左氏传》认为仪父结盟是贵礼,《公羊传》认为他趋向圣人是善;僖公元年《公羊传》认为齐桓公保存邢国是善,所以称“师”,《穀梁传》认为不足以赞扬,所以贬斥;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传》认为是桓公之母,《公羊传》认为是隐公之母,《穀梁传》认为是隐公之妻,这是三传不同。
大概九流分立而微言隐没,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
[疏]“盖九”到“义乖”。
○解释曰:《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去世后,各位弟子各自编成一家之言,共为九类。第一类是儒家流,共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加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大概出自司徒之官,辅助君主,顺应阴阳,阐明教化,游心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加重其言论,在道上最为高”。第二类是道家流,共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源大概出自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道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这是人君南面之术。合于尧的克让,《易》的谦谦,一谦而四益。这是它的长处”。第三类是阴阳家流,共三十一家,三
百六十九篇。“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於禁忌,泥於小数,舍入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盖出於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凡七家,三十六篇。“盖出於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八十六篇。“盖出於清庙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夫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七曰纵横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盖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尚诈谖而弃其信”。八曰杂家流,凡二十家,四百三篇。“盖出於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九曰农家流,凡九家,百一十四篇。“盖出於农稷之官,播百穀,劝农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也”。此九家之术,“皆起於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於诸侯”。云“微言隐”者,仲尼没而微言绝,故云“隐”也。云“异端起而大义乖”者,谓同说儒家,三传各异,俱述经旨,而理味有殊也。“微言绝,大义乖”,亦《艺文志》文。李奇云:“隐微不显之言也。”
译共一百六十九篇。“大概出自羲和之官,恭敬顺承上天,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恭敬地教导百姓农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的人来做,就会受限于禁忌,拘泥于琐碎的小术,舍弃人事而听任鬼神。”第四类是法家流派,共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大概出自掌管刑狱的官员,奖赏守信、惩罚必行,用来辅助礼制。《易经》说:“先王以此严明刑罚、整顿法度。”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苛刻的人来做,就没有教化,抛弃仁爱,专门依赖刑法。”第五类是名家流派,共七家,三十六篇。“大概出自掌管礼制的官员。古时候名分地位不同,礼制的等级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啊!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这是他们的长处。”第六类是墨家流派,共六家,八十六篇。“大概出自宗庙之官。住茅屋、用未加修饰的椽子,因此崇尚节俭;奉养老人,因此主张兼爱;选拔士大夫进行射礼,因此崇尚贤能;祭祀时尊崇父亲,因此尊奉鬼神;顺应四季行事,因此反对宿命论;以孝道对待天下,因此主张上同于天子。等到偏蔽的人来做,只看到节俭的利益,因此非议礼制;推行兼爱的意图,却不懂得区分亲疏。”第七类是纵横家流派,共十二家,一百零七篇。“大概出自负责外交的行人之官。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又说:‘使者啊,使者啊!’说的是他们应当根据权变和时宜处理事务,接受使命而不拘泥于言辞。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僻的人来做,就崇尚欺诈而背弃信用。”第八类是杂家流派,共二十家,四百零三篇。“大概出自议论政事的官员,兼采儒家、墨家,融合名家、法家,知道国家体制中有这些方面,看到王道治理无所不贯通,这是他们的长处。”第九类是农家流派,共九家,一百一十四篇。“大概出自掌管农业的农稷之官,播种百谷,鼓励农桑,以满足衣食需求。所以八政中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货财。孔子说:‘所重视的是百姓的粮食。’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鄙陋的人来做,认为不需要圣王,想让君臣一起耕种,违背了上下的秩序。”这九家的学说,“都兴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凭借武力争雄,各自引用一端,推崇他们所认为好的,以此来游说,以迎合诸侯”。所谓“微言隐”,是指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所以说“隐”。所谓“异端起而大义乖”,是说同样解说儒家经典,三家传注各不相同,都阐述经书主旨,但义理滋味却有差异。“微言绝,大义乖”,也是《汉书·艺文志》中的文字。李奇说:“这是隐微不显的言论。”
《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鬻音育。拳音权。文公纳币为用礼。《穀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纠,居黝反。《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祭,侧界反。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闚也;闚,本又作窥,去规反。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嫡,丁历反,本又作適,亦同。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强,其丈反。
[疏]“《左氏》”至“者也”。
○释曰:鬻拳兵谏在庄十九年,文公纳币在文二年,卫辄拒父在哀二年,不纳子纠在庄九年,祭仲废君在桓十一年,妾母称夫人在隐二年。
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当,丁浪反,下同。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舍以音舍。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於希通哉!难,乃旦反。
[疏]“凡传”至“通哉”。
○释曰:三传殊异,皆以通经为主。“当”者谓中於道也。言圣人之经,以必中为理。其理既中,计无差二,而三传殊说,故范氏言不得不择善而从之。云“三传殊说”者,若隐二年子氏之说,僖八年用致夫人之谈是也。择善而从之,季姬之遇鄫子,注云《左氏》“近合人情”,是也。“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者,谓若子纠、卫辄,范氏注别起异端;季子潜刃,注云“传或失之”;天子六师,方伯一军,示以凝滞;南季之聘,传言“非正”,范所不取,是也。
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瑰,古回反。各信所习,是非纷错,错,七洛反。准裁靡定。裁,在代反,又音才,下同。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父子异同,谓刘向好《穀梁》,刘歆善《左氏》。之论,力困反。石渠,其居反,阁名,汉宣帝时使诸儒讲论同异於石渠阁也。分争,争斗之争。废兴由於好恶,好,呼报反。恶,乌路反。盛衰继之辩讷。字书云:“讷,或作呐,乃骨反。”《字诂》云:“讷,迟於言也。”包咸《论语注》云:“迟钝也。”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
[疏]“而汉”至“息也”。
○释曰:旧解云,“瑰望”者,据容貌言之。“硕儒”者,大德之称,或当“瑰望”犹美望也。云“各信所习,是非纷错”者,若贾谊、刘歆之类,服虔、郑众之徒,皆说《左氏》之美,不论二传之得也。云“父子异同之论”者,若刘向注意《穀梁》,子歆专精《左氏》,是其异也;贾景伯父子及陈元父子皆习《左氏》,不学二传,是其同也。或解“异同”总据刘向父子言之,理亦通。云“石渠”者,汉之学名,论事校文,多在其内,故张平子云:“天禄石渠,校文之处。”“分争”者,若刘歆欲专立《左氏》,而移书大常,诸儒不从,反为排摈;陈元上疏论二传之短,亦被喧嚣,是也。云“废兴由於好恶”者,若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学兴,仲舒之义立;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道起,刘向之意存也。云“盛衰继之辩讷”者,若武帝时《公羊》师董仲舒有才辩,《穀梁》师江翁性讷,《公羊》於是大兴,《穀梁》遂尔浸废;其后鲁人荣广善《穀梁》,与《公羊》师眭孟辩论大义,眭孟数至穷屈,《穀梁》於是又兴,《公羊》还复浸息。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复论其得失,故云可叹息也。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移验反。巫音无。《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婉,於阮反。《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
[疏]“左氏”至“已矣”。
○释曰:左丘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属辞比事,有可依
译《左传》认为鬻拳以武力劝谏是出于爱戴君主,鬻音育,拳音权;认为文公接受聘礼是遵循礼制。《谷梁传》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尊崇祖先,不接纳子纠是厌恶内部邪恶。纠,音居黝。《公羊传》认为祭仲废黜君主是行使权变,祭,音侧界;认为妾母被称为夫人是符合正道。认为以武力劝谏是爱戴君主,这就意味着君主可以被胁迫;认为接受聘礼是遵循礼制,这就意味着居丧期间可以结婚;认为拒绝父亲是尊崇祖先,这就意味着儿子可以背叛父亲;认为不接纳子纠是厌恶内部邪恶,这就意味着仇敌可以被容纳;认为废黜君主是行使权变,这就意味着国家神器可以被窥伺。闚,本又作窥,音去规。认为妾母是夫人,这就意味着嫡庶可以等同。嫡,音丁历,本又作適,意思相同。像这类说法,伤害教化、损害道义,是不能强行解释通的。强,音其丈。
[疏]“《左氏》”到“者也”。
○解释曰:鬻拳以武力劝谏的事在庄公十九年,文公接受聘礼的事在文公二年,卫辄拒绝父亲的事在哀公二年,不接纳子纠的事在庄公九年,祭仲废黜君主的事在桓公十一年,妾母被称为夫人的事在隐公二年。
大凡传文以贯通经义为主,经义以必然恰当为道理。恰当没有第二种可能,而三部传文说法不同,怎么能不抛弃它们拘泥不通的地方,选择好的而跟随呢?既然不能全都恰当,那么本来就可能全都失误。如果言辞幽深绝妙,选择好的却没有可跟随的,怎么能不全部舍弃以求得宗旨,依据道理来贯通经义呢?舍,音舍。即使我所认为正确的,道理也没有完全恰当,怎么可以因为求得恰当的困难,就让自己断绝希望通达呢?难,音乃旦。
[疏]“凡传”到“通哉”。
○解释曰:三部传文差异很大,都以贯通经义为主。“当”是指符合大道。说圣人的经书,以必然符合为道理。其道理既然符合,计算没有差错和两种可能,而三部传文说法不同,所以范氏说不得不选择好的而跟随。说“三部传文说法不同”,比如隐公二年子氏的说法,僖公八年关于致送夫人的谈论就是如此。选择好的而跟随,比如季姬遇见鄫子,注解说《左传》“近合人情”,就是这样。“全部舍弃以求得宗旨,依据道理来贯通经义”,是指像子纠、卫辄,范氏注另起异端;季子藏刀,注解说“传文或许有失误”;天子六军,方伯一军,显示其拘泥不通;南季出使,传文说“不合正道”,范氏不予采纳,就是这样。
而从汉朝兴起以来,杰出有威望的大儒,瑰,音古回。各自相信自己所习学的,是非纷乱交错,错,音七洛。标准裁定没有确定。裁,音在代,又音才,下文同。所以有父子观点不同的争论,石渠阁分争的学说。父子观点不同,是指刘向喜好《谷梁传》,刘歆擅长《左传》。论,音力困。石渠,音其居,是阁名,汉宣帝时让各位儒生在石渠阁讲论同异。分争,是争斗的争。经学的废兴取决于好恶,好,音呼报。恶,音乌路。盛衰接着辩论与迟钝。字书说:“讷,或作呐,音乃骨。”《字诂》说:“讷,说话迟缓。”包咸《论语注》说:“迟钝。”这大概不是通达方圆的至理,确实是君子所叹息的。
[疏]“而汉”到“息也”。
○解释曰:旧解释说,“瑰望”是根据容貌来说的。“硕儒”是大德的称呼,或者“瑰望”还是美望的意思。说“各自相信所习学的,是非纷乱交错”,比如贾谊、刘歆之类,服虔、郑众之徒,都称说《左传》的美好,不讨论另外两传的得失。说“父子观点不同的争论”,比如刘向注重《谷梁》,儿子刘歆专精《左传》,这是他们的不同;贾景伯父子以及陈元父子都习学《左传》,不学习另外两传,这是他们的相同。有人解释“异同”总括刘向父子来说,道理也通。说“石渠”,是汉朝的学名,论事校文,大多在里面进行,所以张平子说:“天禄石渠,是校文的地方。”“分争”,比如刘歆想专门确立《左传》,而写信给大常,各位儒生不从,反而排斥他;陈元上疏论述两传的短处,也受到喧嚣指责,就是这样。说“废兴取决于好恶”,比如景帝喜好《公羊》,胡毋生的学问兴起,董仲舒的义理确立;宣帝擅长《谷梁》,而千秋的道义兴起,刘向的意思存在。说“盛衰接着辩论与迟钝”,比如武帝时《公羊》师董仲舒有才辩,《谷梁》师江翁性格迟钝,《公羊》于是大兴,《谷梁》于是渐渐废弃;后来鲁人荣广擅长《谷梁》,与《公羊》师眭孟辩论大义,眭孟多次陷入穷困理屈,《谷梁》于是又兴起,《公羊》还复渐渐停息。道义有升降,在于其人,不再讨论其得失,所以说可叹息。
《左传》华丽而丰富,它的缺点是迷信。艳,音移验。巫,音无。《谷梁传》清静而委婉,它的缺点是简短。婉,音於阮。《公羊传》善辩而裁断,它的缺点是世俗。如果能够丰富而不迷信,清静而不简短,裁断而不世俗,那就是深通其道的人了。所以君子对于《春秋》,终身研习罢了。
[疏]“左氏”到“已矣”。
○解释曰: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典籍,组织辞藻,排比史事,有可依据
据。杨子以为品藻,范氏以为富艳。“艳”者,文辞可美之称也。云:“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申生之讬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厉,彭生之妖是也。云“清而婉”者,辞清义通,若论隐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谓元年大义而无传,益师不日之恶略而不言是也。云“辩而裁”者,“辩”谓说事分明,“裁”谓善能裁断,若断元年五“始”,益师三“辞”,“美恶不嫌同辞,贵贱不嫌同号”是也。旧解以为“裁”谓才辩,恐非也。云“其失也俗”者,若单伯之淫叔姬,鄫子之请鲁女,论叔术之妻嫂是非,说季子之兄弟饮食是也。云“没身而已矣”者,三传虽说《春秋》,各有长短,明非积年所能精究,故要以没身为限也。
译依据。扬子认为其特点是品评人物,范氏认为其特点是富丽华美。“艳”字,是称颂文辞优美的用语。说“其弊病在于巫”者,是指多叙述鬼神之事,预言祸福的期限,如申生托付狐突,荀偃死后不接受含玉,伯有的作祟,彭生的妖异等就是如此。说“清而婉”者,是指文辞清通、义理通达,如论述隐公的小恩小惠,虞公的中等智慧等就是如此。说“其弊病在于短”者,是指元年大义却没有传文,益师不记载日期的恶略之处而不加言说等就是如此。说“辩而裁”者,“辩”是指叙述事情分明,“裁”是指善于裁断,如断元年五个“始”字,益师三个“辞”字,“美与恶不嫌用同样的辞,贵与贱不嫌用同样的号”等就是如此。旧有的解释认为“裁”是指才辩,恐怕是不对的。说“其弊病在于俗”者,如单伯淫乱叔姬,鄫子请求鲁国女子,论述叔术娶嫂的是非,讲述季子兄弟的饮食等就是如此。说“没身而已矣”者,是指三传虽然都解说《春秋》,但各有长短,明白不是一两年所能精深研究的,所以要以终身为限。
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轸蕃,方元反,又作藩。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姪,姪,徒节反,《字林》丈一反。杜预注《左氏传》云:“兄子曰姪。”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严之训。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近,附近之近。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
[疏]“升平”至“也已”。
○释曰:此范氏言已注述之意也。“升平”者,晋之年号。“岁”谓大岁也。“大梁”是十二次名也。“先君”谓宁之父注也。“门生”,同门后生。“故吏”谓昔日君臣,江、徐之属是也。“兄弟子侄”,即邵、凯、雍、泰之等是也。“六籍”者,谓《易》、《诗》、《书》、《礼》、乐与《春秋》也。“服、杜”者,即服虔、杜预也。“何、严”者,即何休、严彭祖也。“近十家”者,魏晋已来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程阐、徐仙民、徐乾、刘瑶、胡讷之等,故曰“近十家”也。范不云注二传得失,直言注《穀梁》肤浅末学者,旧解以为服、杜、何、严皆深於义理,不可复加,故不论之;以注《穀梁》者,皆不经师匠,故偏论之。或当方便注《穀梁》,故言其短也。
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昊天不吊,大山其颓。昊天,胡老反。《诗》云:“欲报之德,昊天亡极。”本又作旻,亡巾反。匍匐墓次,死亡无日。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日月逾迈,逾音榆。跂及视息。跂,丘弭反,又丘豉反。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严霜夏坠,坠,直类反。从弟彫落,从,才用反。二子泯没。泯,忘忍反,又作汦。天实丧予,丧,息浪反。何痛如之!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
[疏]“於是”至“《集解》”。
○释曰:“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别为略例百馀条是也。言“旻天”者,以父卒,故以杀方言之。“旻天不吊”,哀十六年《左氏》文也。云“大山其颓”者,《礼记?檀弓》文也。“集解”者,撰集诸子之言以为解,故曰集解。杜预云:“集解者,谓集解经传。”与此异也。
卷一
卷一
◎隐公起元年,尽三年
[疏]“春秋”至“第一”。
○释曰:“春秋”者,此书之大名。传之解经,随条即释,故冠大名於上也。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编年记事,年有四时之序,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举“春秋”二字以包之。贾逵云:“取法阴阳之中。”知不然者,以《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岂是取法阴阳之中,故知非也。《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所书,《春秋》是也。右史所书,《尚书》是也。则《春秋》立名,必是仲尼以往,三代以来,不审谁立之耳。仲尼所修谓之经。“经”者,常也,圣人大典,可常遵用,故谓之经;穀梁所脩谓之传,不敢与圣人同称,直取传示於人而已,故谓之传。《鲁世家》隐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孙,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隐”者,谥也。《周书?谥法》曰:“隐拂不成曰隐。”鲁虽侯爵,据臣子言之,故谓之公。《说文》“第”训次。谓次第之中当其一,故谓之第一。
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预曰:“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正音征,又如字,后皆放此。
[疏]注“隐公”至“月也”。
○释曰:何休注《公羊》,取《春秋纬》“黄帝受图,立五始”,以为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五者同日并见,相须而成。又云:“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公羊》又引“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故
译升平末年,岁星在大梁,先君北巡回驾,方元反叛,又作藩乱。停驻在吴地,于是率领门生故吏、我的兄弟子侄,姪,音徒节,《字林》音丈一。杜预注《左氏传》说:“兄之子叫姪。”研究讲解六经,其次及于三传。《左氏传》有服虔、杜预的注解,《公羊传》有何休、严彭祖的训释。解释《穀梁传》的虽然将近十家,近,是附近之近。都是肤浅末流之学,未经名师指导。言辞义理典章依据,既无可观之处,又引用《左氏》、《公羊》来解释此传,文义违背,这危害就大了。
[疏]“升平”到“也已”。
○解释曰:这是范氏陈述自己注述的意图。“升平”是晋朝的年号。“岁”指大岁。“大梁”是十二次的名称。“先君”指范宁的父亲范汪。“门生”,是同门后生。“故吏”指昔日的君臣,江熙、徐仙民之类是也。“兄弟子侄”,即范邵、范凯、范雍、范泰等人是也。“六籍”,指《易》、《诗》、《书》、《礼》、乐与《春秋》。“服、杜”,即服虔、杜预。“何、严”,即何休、严彭祖。“近十家”,魏晋以来注《穀梁》的,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程阐、徐仙民、徐乾、刘瑶、胡讷之等,所以说“近十家”。范宁不说注二传的得失,只说注《穀梁》肤浅末流者,旧解认为服、杜、何、严都深于义理,不可再添加,所以不论及;因为注《穀梁》的,都不经名师指导,所以偏论及。或者是方便注《穀梁》,所以言其短处。
于是于是斟酌名物条例,陈述疑难滞碍,广泛展示诸儒同异之说。苍天不佑,大山将颓。昊天,音胡老。《诗》说:“欲报之德,昊天无极。”本又作旻,音亡巾。匍匐墓旁,死亡无日。匍音蒲,又音扶。匐,音蒲北,又音服。日月流逝,逾音榆。踮脚盼望视息。跂,音丘弭,又音丘豉。于是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自记录所识,并陈述其意。学业未及完成,严霜夏坠,坠音直类。堂弟凋落,从音才用。二子泯没。泯音忘忍,又作汦。上天实在丧我,丧音息浪。何痛如之!现在撰集诸子之言,各自记录其姓名,名叫《春秋穀梁传集解》。
[疏]“於是”到“《集解》”。
○解释曰:“商略名例”,即范氏别为略例百馀条是也。说“旻天”,因父卒,故以杀方言之。“旻天不吊”,哀十六年《左氏》文也。说“大山其颓”,《礼记·檀弓》文也。“集解”,撰集诸子之言以为解,故曰集解。杜预说:“集解者,谓集解经传。”与此不同。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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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起元年,尽三年
[疏]“春秋”到“第一”。
○解释曰:“春秋”,此书之大名。传之解经,随条即释,故冠大名于上也。名叫“春秋”,因史官编年记事,年有四时之序,春先于夏,秋先于冬,故举“春秋”二字以包之。贾逵说:“取法阴阳之中。”知不然者,因《孝经》说“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岂是取法阴阳之中,故知非也。《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所书,《春秋》是也。右史所书,《尚书》是也。则《春秋》立名,必是仲尼以往,三代以来,不审谁立之耳。仲尼所修谓之经。“经”,常也,圣人大典,可常遵用,故谓之经;穀梁所修谓之传,不敢与圣人同称,直取传示于人而已,故谓之传。《鲁世家》隐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孙,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隐”,谥也。《周书·谥法》说:“隐拂不成曰隐。”鲁虽侯爵,据臣子言之,故谓之公。《说文》“第”训次。谓次第之中当其一,故谓之第一。
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预说:“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正音征,又如字,后皆放此。
[疏]注“隐公”到“月也”。
○解释曰:何休注《公羊》,取《春秋纬》“黄帝受图,立五始”,以为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五者同日并见,相须而成。又说:“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公羊》又引“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