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

《春秋》以三传为近古，后世的注疏家离得越远，见解就越奇特，而且越不能得其正理。就像不记载隐公即位这件事，左氏认为是摄政，大概是引而不发，似乎是对的。公羊传认为是因为桓公尊贵，就已经失之偏颇了。只有谷梁传，一则说是成全隐公的志向，再则说是成全人的美德，最后说是轻视千乘之国而蹈行大道，这才持论平正而不苛求。然而三传就能得到圣人笔削的精义吗？我不敢相信。而后世的人操同室之戈，持独出之见，想要胜过别人反而蒙蔽了自己，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比如洪咨夔《春秋说》中论隐公，直接认为是作伪日拙，吹求实已甚了。他的言论大概出于卢仝《春秋摘微》的绪论【卢仝《摘微》说：隐公越次而立，长久不归位，外表显示摄政而内心实际夺取，所以不书即位，明白《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这本书长久散佚，只有宋代杜谔《春秋防义》采纳其说，现在在《永乐大典》散篇内搜集整理得到】。卢仝距离三传已有千百年，而洪咨夔又距离卢仝四百多年，拾人唾余而以为自出己见，这怎么能欺骗千载的公论呢？说这是责贤者备，还属于偏袒一方罢了。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洪氏春秋说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洪氏《春秋说》三十卷，宋代洪咨夔撰。洪咨夔字舜俞，于潜人，历任端明殿学士，事迹具见《宋史》本传。这本书洪咨夔自序称“自从考功员外郎罢归，闭门深省，作《春秋说》”。查本传称理宗初年，洪咨夔任考功员外郎，因忤逆史弥远，又上言李全必为国家祸患，被李知孝、梁成大弹劾，削职家居七年。这本书大概就是那时所作的。又本传只称洪咨夔所著有《两汉诏令撷抄》《春秋说》等书，而都不记载其卷数。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的话说“只有三卷”，而《永乐大典》中吴潜所作的洪咨夔行状则说《春秋说》实为三十卷。现在考订这本书篇幅繁重，断非三卷所能尽。吴潜与洪咨夔同官相契，应当亲眼见过他的手定之本。吴任臣所说的大概是后来传闻之说罢了。这本书明畅而考据事势，推勘情伪，议论尤多，前人所未有。比如以“书公子友如陈”为季氏专鲁之始，以晋侯执曹伯负刍而不为曹立君，正为异日归之之地，以“书大搜昌间”为季氏示威于众，以胁迫国人，都得到笔削微意。只是说庆父出奔是季友故纵，说刘子、单子以王猛入王城为不知有君，颇有纰缪。然而弃短取长，其卓然可传者不能没也。现在《两汉诏令》等书久已散佚，这本书也无传本，只有《永乐大典》尚多载其文，谨搜集编次，厘正讹舛，仍分为三十卷，以还旧观。至于《春秋》经文，三传各有异同，现在洪咨夔原本经文已不可见，就其所论推之，知其大概多从左氏，而间亦参取于公谷。现在并加案语附识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原本已佚，而别家经解又绝无征引，无从辑补，现在也暂且缺之。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自序

帝王的诰命止于平王国，风气变于《黍离》。圣人伤王者之不作，因鲁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极。天命流行于人极之中，无一息间断。人只是不知道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说吉凶祸福天未尝定，往往无天而动于恶。然而天虽有时而未定，终必有时而定。天者定，则人者屈，此人极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乱臣贼子所以惧也。那些乱臣贼子惟利是计，岂惧夫空言之贬、身后之辱哉？惧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为利也。所以凡犯天下之清议，冒天下之大罪，能逭诸一时，不能逭诸异日；能逭诸其身，不能逭诸其子若孙。人谁无爱身、爱子孙之念？知天命有不可逭，则欲动于恶，将有所惧而戢。此拨乱反正之笔，所以有功于人极也。且《易》《春秋》在鲁，皆所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穷而天理灭，其卦为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纯乎剥者也。以齐桓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当一爻，阴愈进则乱愈甚。盟宋之后，晋以天下之权授之楚，而大夫专盟，诸侯皆廪廪乎赘斿之危，五阴之剥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权授之吴，吴、楚与越参立而交横，大夫各朵颐其国，祸乱极矣。而获麟于西狩，乱极必治，安知无王者作？此硕果不食，剥所以不终于剥也。

译《春秋》因哀伤王道不再兴起而开始，因庆幸王道重新兴起而终结。因为鲁国圣贤的恩泽尚未消亡，经过一次变革就可以达到大道，所以寄托它来训诫万世。天道是最高的教化，圣人的德行是最崇高的，都完备地体现在行事之中，坚定地遵循它就能治理好，违背它就会混乱，得到它就能生存，失去它就会死亡。确实，人的准则如果没有《春秋》就不能确立。我自从考核政绩罢官归乡，闭门深刻反省，对圣人以天道治理人心的意图有所感悟，于是撰写了《春秋说》。天目洪咨夔舜俞作序。

译《春秋说》自序考证

第一页后三行，“不能逭诸其子若孙”一句，考《平斋集》版本没有“若”字，现在依据《永乐大典》原文保留。

第一页后三行，“知天命不可逭”一句，《平斋集》中“天命”作“天定”，现在依据原文保留。

第一页后七行，“以齐桓霸天下始末求之”一句，《平斋集》为避宋钦宗名讳，将“齐桓”改为“齐威”，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改正，后文仿照此例。

第二页前七行，“违之则乱”三句，《平斋集》中“违”字作“失”字，且没有“得之则生”两句，现在依据《永乐大典》原文增补修改。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说》卷一 宋 洪咨夔 撰 隐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元”是乾卦的元；“春”是乾卦的亨；“正”是乾卦的利；“贞”都是天的德行。君王具备这些德行，然后才能称王天下；诸侯具备这些德行，然后才能统治一国并侍奉君王。继位之初，记载这些，是希望君王从开始到终了，都能与天道一同运行。之所以将正月系于王，是因为“王”是夏商周三代的通称；而“天王”则专指周朝而言。三代所崇尚的，虽然时代不同，但在行事方面，商周未曾不同于夏。只是自古帝王继承天意出来治理天下，没有比正朔更重要的了。在正月的上日，从文祖那里接受终命；在正月的初一早晨，从神宗那里接受天命。有所授予，就有所接受，所以正朔具备，谨慎开端的道理也就完备了。《春秋》有五个开端，有“正”而没有“朔”，圣人尚且爱惜祭祀用的活羊，难道认为正朔可以省略吗？鲁君继承君位，都不向天王报告，他在禀承正朔方面，在初政时就已经失礼了，所以不记载“朔”，以彰显其无所承继；而记载“正”，是为了保存王权。即位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举行即位礼仪就记载。隐公不记载，是因为他以摄政自居，而没有举行即位礼仪。自从有天地以来，君位没有世代断绝的。尧年老时舜摄政，实际上是辅佐尧；周公摄政，成王已经即位，都不是取代君主。以摄政欺骗天下，从隐公开始。世子必须向王报告，隐公不是所应报告的；国家统绪必须属于父亲，隐公不是所属之人【按《谷梁传》有“先君既胜其邪心以与隐”一句，那么隐公的即位并非没有父亲的命令】。衡量于礼，反求于心而感到不安，于是声称桓公年幼而摄政，等待他长大再归还君位。立国十一年而不归还，这真的是摄政吗？起初谋求逊让君位的名声，最终享受独揽大权的利益，弄虚作假日益拙劣，隐公的心迹败露了。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记载私下结盟的开始。结盟不是治世所崇尚的，尔虞我诈，然后才有盟约。没有长久可以信赖的。鲁国与邾国邻近，隐公占据非其应占之位，心中不安，所以拉拢邾国作为亲密盟友。说他是摄政求好，符合实情。附庸国通常记载名，如萧叔之类。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舜对待象，纯粹出于天性；周公对待管叔、蔡叔，奉行天意；郑伯对待共叔段，是人欲战胜而天理灭绝了。《诗经》说：“哥哥和弟弟啊，互相友爱啊，不要互相猜忌啊。”共叔段不守弟道，罪过固然不可掩盖。庄公猜忌他，又更加过分。怀着宿怨杀死共叔段，迁怒以报复姜氏，这样的大恶难道可以后悔吗？所谓“克”，没有比克制自己更好的，没有比克制别人更不好的。庄公不能克制自己，却去克制他的弟弟，没有人心了。圣人记载“克”字以彰显其心，严厉啊。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隐公以庶长子身份违背父命而自立，借口摄政来欺骗国人。这是王室应当过问的。周朝正处衰微，不能过问而确立君臣大义，但周礼尚未泯灭，力量虽然不能过问，但不容不觉察其欺骗。隐公立国数月，天王首先归还桓公母亲仲子的赗礼，以显示桓公应当即位，并且大事渲染，派遣冢宰前来，在失礼之中，大概还存有权衡。隐公轻视王室，安然接受其礼，毫无警惕畏惧之意。天王的权衡也就无法实行了。以矫枉过正的礼仪，作为开启宠幸招致侮辱的开端。坐而论道的人，不得不承担责任。所以宰咺以名贬斥，王系于天尊，是周朝；仲子系于惠公，是正桓公之位。不称“夫人赗”，是因为不应当赗赠。一句话包含多种意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对自己有愧疚而向他人求助，虽然委屈自己结交他人，不认为是耻辱。这是情势所迫。隐公以千乘大国的身份，向下与宋国的卑者结盟。大概是因为居摄政之位而内心怯懦，正想与宋国交好，以培植党羽。虽然卑者抗礼，也不敢计较。圣人以此为耻，所以记载“及”而不记载隐公【按此条经文，三传都认为鲁国以微者与盟，所以不记载其人。只有赵匡认为隐公亲自与盟，忌讳而不记载。原文所说大概本于赵氏之说】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天子的宰官刚刚以非礼受辱于鲁国，祭伯又不受命令而出，无名而来，周朝的纲纪荡然无存了。凡是记载“来”，都不记载名，其所以来的意图。

公子益师卒

平王的丧事，隐公不吊唁；惠公的丧事，隐公不临吊，对亲近的人尚且薄待，对其他人无所不薄。先公的儿子益师，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呢？所以记载“卒”而不记载日期。

二年春

用正来纠正天下的不正，这是君王的大权柄。隐公不知道有王，即位不正，已经过了一年。君王不知道纠正什么，所以从此直到隐公去世，没有王正。

公防戎于潜

记载私下防备的开始，周礼规定蕃服，世代一次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