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説卷二十三宋洪咨夔撰昭公一

译这属于善于用战争来制服对方、施行刑罚的范畴。从前，晋悼公继承并修明晋文公、晋襄公的霸业，无终国的首领嘉父借着魏庄子进献虎豹皮的机会，请求与各个戎族讲和，最终晋国从中获得了利益。晋平公继位后，君臣以嬉戏怠惰、苟且偷安作为施政方针，将主持盟会的大权拱手让给楚国，却只与那些微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计较一时的胜负。今天所击败的无终国及众多狄族，就是先前所与之讲和的无终国与诸戎，虽然依靠欺诈取得了胜利，却难以凭武力使他们心服，内外离心离德，谁还愿意为我所用？晋国从此更加不能争强了。

译秋季，莒国的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国的展舆出逃到吴国。

莒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于是展舆即位。展舆虽然并非亲手弑君，但即位后不讨伐弑君之贼，这就丧失了作为国君应有的道义。齐国接纳去疾回国，展舆因此出逃。去疾被系连在莒国（表明其正统地位），而展舆则不被系连（表明其非正统）。如果百姓内心拥戴他，他就是国君；如果百姓抛弃他，他就是孤家寡人。这难道不令人敬畏吗？真是可怕啊！

叔弓率领军队划定郓地的田界。

趁时机谋取利益，这是普通人的行为。鲁国趁着莒君被弑而夺取郓地，又趁着莒君出逃而划定郓地的田界。季氏自以为抓住了谋取利益的机会。趁人之危，幸灾乐祸，进而做出恶行。《春秋》将“取郓”和“疆郓”接连记载，就是为了揭示这种逐利的缘故。

邾悼公

冬季，十一月，己酉日，楚灵王麇去世。楚公子比出逃到晋国。

舍弃经典而轻信传注，是学者普遍的弊病。郑伯在鄵地去世，他的死因很明确。《左传》却说子驷派刺客杀害了僖公，却以疟疾为由向各国报丧。楚灵王麇去世，他的死因也很明确。《左传》却说公子围入宫探病，勒死了他，也以疟疾为由报丧。《春秋》以天下为公，楚国虽然是蛮夷，对于弑杀頵、弑杀防等事都直书不讳，为何对公子围有私心而故意隐去弑君的事实呢？实际上他是正常死亡而非被弑。公子围产生篡位之心，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趁着郏敖因病去世，他杀死了郏敖的两个儿子并夺取了君位。公子比因此出逃。看“共王的儿子中围是长子”这一句话，伍举虽然巧妙地进行掩饰，但他的罪恶自然无法掩盖，哪里需要加上“弑”字才能知道他的罪恶呢？《公羊传》、《谷梁传》不说是弑君，只有《左传》说是弑君，这就叫做失实诬陷【按：此条《公羊传》、《谷梁传》无相关文字，但《谷梁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庆封被执时有“楚公子围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为君”的话。考证康王、灵王都是楚共王的庶子，郏敖是康王的儿子，那么《谷梁传》也认为麇的死是弑君。原文考证有误，在此谨加订正】

二年春季，晋侯派韩起来访问鲁国。

夏季，叔弓前往晋国。

秋季，郑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公孙黑。

当时公孙黑将要作乱，驷氏与其他大夫想要杀他。子产派官吏列举他的三条罪状后将其缢死，可以说是罪有应得了。但公孙黑并未失去大夫的身份，与他一同被杀的公孙者，是出于驷氏及其他大夫的谋划。即使是像子产这样贤能的人，也没有禀承君主的命令，正式判定他们应当被杀的罪名。唉！诸侯不应专断杀害大夫，而大夫却擅自杀害大夫，世道的变迁难道不令人深感叹息吗！

冬季，鲁君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季孙宿前往晋国。

衰微之世，诸侯侍奉盟主往往以过度行礼为勤勉。晋文公去世，鲁国开始参加丧礼，不记载具体人物。这时还沿用大夫送丧的常规制度。到晋襄公去世，记载公子遂前往晋国，卿共同处理丧事，这是第一次变化。晋景公去世，鲁君亲自前往吊唁，并且跨年留下送丧，这是第二次变化。晋平公宠爱的少姜去世，鲁君亲自前往吊唁，到达黄河就返回，这是第三次变化。每次变化都使得地位更加卑弱。虽然士文伯以少姜并非正妻为由，假装恭敬地来辞谢，而季孙前往致送襚服，晋国就安然接受。这说明晋国看重的是季孙的到来，而不看重鲁君的亲自到来。《春秋》接连记载这些事，晋国压抑鲁君的意思，鲁国君臣地位的轻重实情，就显而易见了。唉！礼制，如果别人不回报敬意，就应反躬自省。鲁君何不退一步痛惜被拒绝的耻辱，收敛轻浮之心，整顿君德，使人们改变视听，产生敬意和畏惧，以消除权臣逼迫驱逐的祸患呢。

三年春季，周历正月，丁未日，滕子原去世。夏季，叔弓前往滕国。五月，安葬滕成公。

秋季，小邾子来朝见。

八月举行大旱求雨仪式。冬季，下大雨和冰雹。

董仲舒认为各种冰雹都有逐渐胁迫的象征，刘向认为盛阳雨水温暖而滚烫，阴气胁迫它不能进入，就转化为冰雹。下大雨和冰雹，无疑是季氏胁迫国君的象征。而冰雹继干旱求雨之后出现，说明阴阳交战。大概国君虽然童心未泯，受制于权臣，常有不能忍受的情况。季氏以强力压制他，阳气正与阴气违背，阴气遂与阳气迫近，所以旱灾和冰雹相继发生，以示变异，最终阴气获胜。申丰归咎于藏冰不用，而没有触及阴阳乖戾、气候失常的根本，这难道是迎合世俗的言论吗？

北燕伯欵出逃到齐国。

《春秋》是为了扶植纲常伦理而作的，凡是记载国君出逃，君臣都要受到贬斥。为什么呢？国君不像国君，然后臣子不像臣子，那么国君应当被贬斥。国君不像国君，但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臣子可以驱逐国君吗？燕简公有很多宠妾，想要立她们所生的儿子为继承人，大夫们结党杀死了他的外宠，燕简公于是恐惧而出逃。作为国君不能守护宗庙社稷，以至于被强臣凌逼而出逃，所以用“出奔”来命名，以警示天下后世做国君的人。而国君因被逼迫出逃，各位大夫的罪责，也就昭然若揭了。

四年春季，周历正月，下大雨雪。

僖公时期下大雨雪，《公羊传》认为是冰雹。这次下大雨雪，《左传》认为是冰雹。雪是阴阳和谐的表现；冰雹是阴阳乖戾的表现，本来不同。但是下雨或下雪，寒暖过度，都算是灾害。凡是特别记载的，其危害百姓、摧残万物可想而知。雪虽然有润泽土地、丰沛恩泽的功效，但春天不是下雪的时节，何况下得很大呢？

夏季，楚灵王、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在申地会盟，楚国人逮捕了徐子。

楚国凭借宋国的盟约向晋国请求诸侯的服从，晋国举荐并给予了它。楚灵王于是在申地会合了十一个国家和淮夷。楚国在中原得志，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叔向先前有话说：“公室如今也到了衰微之世，政令掌握在家臣手中，百姓无所依靠。国君日

译不悔改，用音乐来消解忧愁。”由此可知，晋国的君臣把淫逸苟且当作常态，只计较眼前的岁月，即使不把诸侯交给楚国，又怎能禁止楚国自行设防呢？楚国的强大，并非它自己能够强大，都是中原各国自己不自强而招致的。然而自从在宋国结盟以来，似乎各国都争相趋向楚国。但详细考察这次会盟，陈、蔡、许、徐、顿、胡、沈、淮夷，向来都是属于楚国的；郑国也是两属的。旧时能够前来会盟的，只有小邾和滕；而齐、鲁、卫、邾起初未曾前往宋国，只是派世子代行。由此可见人心，难道甘愿顺从强大的国家吗？如果有办法维系他们，谁肯舍弃光明而进入幽暗呢？圣人不忍心看到中原各国都归附楚国，诸侯全都以爵位相见，所以用来区分他们与淮夷的不同。楚子拘捕了无罪的徐子，既然以爵位待他，又把他当作人看待，这也是为了保存徐国。

译秋季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以及淮夷攻打吴国，抓获齐国的庆封，将其处死，接着灭掉了赖国。

道义与私利不能并存，就像黑白分明一样。楚国攻打吴国，杀死庆封，似乎是为了道义，但随即灭掉赖国，则是披着道义的外衣来谋取私利，盗跖那样的贪婪之心就显露出来了。当初齐国的崔杼和庆封同流合污，互相勾结，用贿赂来逃避讨伐，自以为像泰山一样安稳，上天借卢蒲嫳之手消灭了崔杼，而庆封出逃到吴国，受封于朱方，财富超过了从前。如果不是上天又借楚围之手抓获并诛杀他，那么那些无视君主、积恶深重的人都可以长久保有富贵，这世间就没有道德的极限了。庆封虽然不是楚围所能讨伐的对象，但以贼人讨伐贼人，贼人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杀死庆封，诛灭他的全族，人心方才感到痛快，但转而发兵灭掉赖国，究竟有什么名目呢？徐国先前以无罪为由拘捕赖国，现在又以无名目为由灭掉它，上天难道又要助长它的恶行，为讨伐篡位者、铲除凶恶者提供借口吗？从史书中记载的“书伐”、“书执”、“遂灭”，可以看出凶焰正盛，无法遏止啊。

九月，鲁国攻取鄫地。

莒国以前灭掉了鄫国，这次是攻取莒国的鄫地。莒国侮辱鲁国，曾经非常严重。鲁国前年攻取郓地，今年攻取鄫地，报复莒国，已经太过分了，但意图还没有停止。《春秋》之所以推崇化解仇怨、平息怨恨。

冬季十二月乙卯日，叔孙豹去世。

穆叔因为做了深目豭喙的梦而受到宠幸，竖牛饿死在牛的手下，立庶子叔孙婼并让他担任相国。昭子即位后，到家中对众人说：“竖牛给叔孙氏带来祸患，使大宗混乱，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必须赶快杀了他。”竖牛害怕，逃奔到齐国。孟孙氏和仲孙氏的儿子在塞关之外杀死了他。孔子说：“叔孙昭子不费力气就能除掉竖牛，是不可能的。唉！怀藏私恩而泯灭大义，贪图自己的荣耀而忘记亲人的耻辱，后世都是这样。怎么能找到像昭子这样的人，与他一起讨论乱臣贼子的情状呢！”

五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国废除中军。

鲁国是大国，原本设有三军，季文子不体恤百姓，按丘赋出兵，暗中增加为四军，军制开始败坏。季武子不体恤国家，将四军缩减为三军，将公室分成三份，各占一份，季氏全部征收赋税，仍然不满足。又废除中军，将公室分成四份，季氏选择两份，孟孙氏和仲孙氏各占一份，都全部征收赋税并进贡给国君。从四军到三军，从三军到两军，季氏于是拥有了鲁国的一半，军制越是缩减，公室越是卑微，哪里还有恢复古制、回归正道的可能呢？自古以来，权臣以掌握兵权为重，季孙氏将公室分成四份，选择其中的两份，不仅鲁君的命令垂听，掌握着三家强弱的势力分布，更是为了吞并叔孙氏和仲孙氏的地盘。贪得无厌正急，哪里知道阳货已经在后面虎视眈眈呢？

楚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屈申。

鲁君前往晋国。

夏季，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两地来投奔鲁国。

秋季七月，鲁君从晋国返回。

戊辰日，叔弓率领军队在蚡泉打败莒国军队。

招纳逃亡者，接纳叛徒，鲁国成为逃犯的巢穴。又派遣将领用欺诈手段打败莒国军队，唉，太过分了！季氏治理国家，只要巧妙能得到土地，就没有不做的；只要欺诈能得到胜利，就没有不施行的；只要强力能得到国家，就没有不使用的。不久，南遗叛变，阳虎专权，而三家势力日益衰微，智谋和力量在这里用尽了。

秦伯去世。

冬季，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攻打吴国。楚国连续三年攻打吴国，好战必然灭亡，上天助长了它的祸端。《春秋》对待夷狄的态度不一而足，其始终共有三次变化，每次变化更加宽恕，宽恕得深就是忧虑得深。楚国、吴国、越国都因为僭越称王而得罪于《春秋》，州不如国，国不如人，这是严格限制它们的进位。所以楚国最初以州出现，接着以国出现，然后以人出现；吴国不再以州出现，直接以国出现，比楚国宽恕了。越国既不以州出现，也不以国出现，直接以人出现，比吴国更加宽恕。圣人难道轻易提升它们的地位吗？是世道变化如此。楚国兴起时，齐国、晋国交替称霸，抵御夷狄、尊崇华夏，规模整密，召陵、城濮之战，极力遏制并深深挫败它，它的进位艰难。吴国兴起时，晋国虽然继承霸业，难免借助吴国来制衡楚国，它的进位应该比楚国容易。等到越国与中原交往，晋国的君臣怠慢淫逸、苟且偷安，没有振兴文公、悼公事业的志向，越国于是依附楚国径直造访并横行，它的进位又比吴国容易。观察三国进位的难易，我们华夏各国的轻重强弱都可以推测出来。难怪圣人忧虑世道的心情，恐怕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六年春季周历正月，〇伯益姑去世。

〇文公再次参加夷仪的会盟，都以伯的顺序到达。筑城〇的那一年，来结盟，被贬为子。现在称伯去世，说明曾经恢复了他的地位。王室以公正为政，赏罚完全符合功罪，那么进退诸侯的权力都由我掌握。为什么在九年之间，予夺仅仅施行于微小的〇国呢？

〇秦景公去世。

夏季，季孙宿前往晋国。

〇杞文公去世。

宋国的华合比出逃到卫国。

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每天与宦官亲近，信任他们而不怀疑。外朝无耻的人，又自己结交内廷，内外勾结，彼此呼应，以实施欺骗君主、蒙蔽皇上的阴谋，哪里能计算得尽？宋平公先前因为寺人伊戾而杀了太子痤，后来因为寺人栁而驱逐大夫华合比。他埋坑用牲，同样相信有鬼魂显现，又同样援引向戌、华亥作为证据。又同样让国君有一丝清明，借鉴过去、警惕未来，谁敢再沿用已经烹杀过的旧计谋？而前后肤浅、浸染的行为，如同出一辙，浑然不觉，难道不是所谓的迷途知返的凶险吗？不仅如此，太子佐依靠华合比

译因此厌恶栁，想要杀他。等到服丧期间，栁在室内烧炭，快要烧到时就离开。等到〇，又有宠爱柔顺、谄媚、逢迎之人如此改变人吗？柔顺谄媚逢迎以巩固君主的宠爱，肤浅的谗言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实行自己的阴谋，这本来是宦官和女子的常态，而身为士大夫的人却低头结交，甘心附和，以谋求一时的富贵。妻妾在坟墓间都不感到羞耻，由此可以观察世道了。

译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求雨。

楚国大夫防罢率领军队讨伐吴国。

冬季，叔弓出使楚国。

齐侯讨伐北燕。

乱臣贼子凭借贿赂而免于惩罚，三纲伦理已经断绝。考察他们行贿的原因，也是随着世道的变化而变化。宋国华督弑杀国君，齐桓公从宋国取走郜国的大鼎，这是以宝物行贿。齐宣公篡夺君位，请求安定齐国，齐国人取走济水西边的田地，这是以土地行贿。到了卫国人弑杀国君又复立国君，晋平公逮捕卫侯，卫国把卫姬送回去，晋平公才释放他，这是以美色行贿。土地行贿比宝物更重，美色行贿比土地更隐秘。人欲横流，用贪婪助长淫欲，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如今齐景公讨伐北燕，惩治驱逐国君的罪行，晏子本来就以我国国君行贿为忧虑。燕国人把燕姬送回去，请求达成和议，未能成功而返回，这正是晋平公对待卫侯的方式。唉！施加于别人的，会反过来作用于自己，齐景公适宜哭着把女儿嫁给吴国。

七年春季，周王正月，与齐国讲和。

鲁国的政权掌握在三家大夫手中，公室权力四分五裂，齐国有什么可畏惧我们的，却急切地寻求讲和呢？齐国和鲁国都处于末世，齐景公抛弃他的百姓，百姓归附陈氏；与鲁国国君昏乱淫逸，百姓归附三家，情况完全相同。鲁君与吴国通婚，又与齐国女子通婚，吴国和齐国也先后发生类似情况。两国势弱，互相扶持，完全消除以前的怨恨，共同谋求休养生息，所以达成这次讲和。“及”是我向别人请求的辞令；“暨”是别人已经互相请求的辞令。这就是叔孙婼随即出使齐国主持盟誓的原因。

三月，鲁君前往楚国。

国家势力不能自立，左右受牵制，只能随人摆布，鲁国的君臣之所以在齐国和楚国之间往返奔波，就是如此。在此之前，楚国在申地会盟诸侯，鲁君没有成行，知道去留的道义了。章华台建成，楚国愿意与诸侯一起落成，防启强胁迫鲁君前往楚国。孟僖子不能主持礼仪，以前没有这种礼仪。楚国正日益强大，晋国正日益懈怠，鲁国只想弥补一时的缺失，以结交楚国免除祸患。前往是不适宜的，祝贺是不应当祝贺的，都顾不上礼仪了。问礼之道消亡而国家随之衰败，鲁国怎能不削弱呢？

叔孙婼出使齐国主持盟誓。

夏季四月甲辰初一，发生日食。

秋季八月戊辰，卫侯恶去世。

九月，鲁君从楚国回国。

冬季十一月癸未，季孙宿去世。

凡是日食，都是阴气侵凌阳气的罪过。晋平公问谁应承受灾祸，士文伯不以正道回答。说卫侯有大恶，鲁国将有大卿去世，而卫侯和季孙相继去世，确实有应验。然而季孙作为臣子，可以对应日食吗？大概是因为他独揽鲁国大政，人们侍奉他如同侍奉国君，各国也对待他如同诸侯。当武子病重时，蟜固不脱去齐衰丧服进入拜见，以示不畏。等到季孙去世，曾点倚靠他的门唱歌，以表明不参与。举国两位贤人，独自坚守礼制不屈服，难道不是国家命脉赖以仅存的依靠吗？

十二月癸亥，〇卫襄公。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说》卷二十四 宋洪咨夔撰 昭公二年

八年春季，陈侯的弟弟招杀害陈国世子偃师。夏季四月辛丑，陈侯溺去世。

凡是记载为“弟”的，都是兄长有爱护弟弟的心。招以前会盟以后，放逐都称公子。他杀害世子，却称弟，为什么呢？兄长有爱护弟弟的心，而弟弟不守弟道。依仗兄长的宠爱，杀害兄长的嫡子，并逼迫兄长至死，国家成为废墟。招的罪行罪不容诛。爱护弟弟，是天伦中最深厚的情感，哪里料到其嫉妒毒辣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这也是只知道爱护而不知道教育的过错。

叔弓出使晋国。

楚国人逮捕陈国使者干，征召军队杀害他。陈公子留出奔郑国。

陈国的罪责在于招，而干征召军队无罪却被杀害，所以不失其使者的身份。招杀害世子而立留为君，留是被贼人所立，听说楚国杀害使者而出奔，所以以公子记载，不以国君记载。

秋季在红地狩猎。

春季搜猎、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冬季狩猎，这是礼制。鲁国曾经大阅兵，曾经狩猎，未曾苗猎、秋猎，举行搜猎，礼制本来不合时宜。简阅车马步兵，也是有国者不能废除的。然而中军已经舍弃，公室四分，季氏选取两份，孟孙、叔孙各取一份，都全部征发而进贡给公室，公室没有百姓了。百姓各有归属，军队各有主人，人们私利其私，权力不相统属。虽然事奉晋国、与齐国讲和、与吴国通婚、与楚国友好，可以苟且求得眼前的安定，不能不联合士卒车马，参赞防御，共同简阅作为战备。从根牟到商、卫，革车千辆，都是三家的军队。《閟宫》诗说：“公车千辆，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这次狩猎，车马步兵还有公室的吗？所以不记载公。

陈国人杀害他们的大夫公子过。

举行大雩祭求雨。

冬季十月壬午，楚国军队灭掉陈国，逮捕陈公子招，放逐到越国，杀害陈孔奂，安葬陈哀公。

公子过、孔奂是招的党羽。陈国人杀害公子过，过本来有罪。哀公已经去世，嗣君又出奔，没有国君的命令而擅自杀害，所以不失其爵位。楚国杀害使者，又杀害孔奂，而杀害世子的招，则逮捕并放逐到越国。鲸鲵脱网，蛙黾被录，其量刑失当可知。况且又乘人之危，灭掉他的国家以作为自己的利益。楚国，实在是穿墙挖洞的强盗。陈国灭亡，而哀公安葬，可见人心未去，国脉犹存。灭亡而未真正灭亡，圣人大概为此庆幸。

九年春季，叔弓在陈国会盟楚子。

许国迁都到夷地。

夏季四月，陈国发生火灾。

许国因为是大岳的后代，屡次濒临灭亡而没有灭亡；陈国因为是颛顼帝族的成员，两次濒临灭亡而没有灭亡。所凭借的根基深厚啊。楚子乘

译公子招作乱，灭掉了陈国，让穿封戌担任陈公。那么陈国已经不复存在，而“防”的系辞归于陈国，“灾”的系辞也归于陈国，这是为什么呢？齐国人既已灭掉遂国，又在遂国将其尽数杀绝。大概是因为灭国并非遂国的罪过，遂国百姓仍有自我保全聚集、不愿顺从齐国而希望遂国得以存续的人。所以遂国又以国君的身份出现，陈国再次出现，也是这类情况。上天尚未厌弃陈国，百姓尚未背离陈国，虽然凭借武力灭掉了它，又怎能最终将其彻底消灭呢？禆灶说五年后陈国将重新受封，这是懂得天命却不懂人事的人。

译秋季，仲孙貜前往齐国。

冬季，修筑郎地的苑囿。

齐王的苑囿，百姓认为太大。鲁国什么时候才动用民力来修筑苑囿呢？季平子想要快速建成，叔孙昭子想要不要急于求成。昭子大概没有揣测到平子的心思。在中军尚未撤除之前，国君还拥有一定的民力；自从公室被四分之后，民心尽失，国君虽然愚昧昏庸，难道在言辞神色上没有丝毫流露吗？季孙想要鼓动国君的欲望而消磨他的不满，于是整治园囿来供国君游玩观赏，让他沉溺于耳目细微的娱乐，不知道这如同帽子上多余的装饰和废弃的帽缨一样是一种羞辱，而国家政权已经转移了。用芧草来博取猕猴的欢喜，用果实来止住婴儿的啼哭，这就是他的手段。否则，他为什么还爱护国君，让国君享有台池鱼鸟的乐趣呢？

十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齐国的栾施来投奔鲁国。

齐景公沉溺于游乐且欲望众多，滥用刑罚而吝啬施恩，这正是在为陈氏驱赶百姓。惠栾、高氏确实知道憎恶陈氏，本应兢兢业业地警戒，恐惧并谋划暗中制约、潜在抵御的方法，却依仗他们的富强，沉湎于酒色，不知道怨恨的积累和祸患的爆发。栾、施出逃，陈氏才开始壮大。晏平仲深切担忧齐国将落入陈氏之手，如果趁着两家兵争的契机，声讨他们扰乱国家的罪行，倡导国人一起驱逐他们，岂不是复兴公室的良机？晏平仲只是听任栾氏出逃，帮助陈氏壮大，因此知道他没有勇气。

秋季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率领军队讨伐莒国。

制作丘甲之后，四位卿大夫共同领兵讨伐齐国，大国本有三军，暗中增加成为四军。中军撤除后，三位卿大夫共同领兵讨伐莒国，名义上是两军，实际上却是三军。季氏统领全军，占据四分公室中的两份，叔孙氏和仲孙氏各统领四分公室中的一份，三家鼎立，互不统属，各自率领私兵，共同执行这次军事行动，合起来检阅，分头领兵，势力利益紧密而情义疏远，如同同室操戈的参商二星。这就是三桓子孙衰微的原因。

戊子日，晋侯彪去世。九月，叔孙婼前往晋国，参加晋平公的葬礼。

十二月甲子日，宋公成去世。

十一年春季，周历二月，叔弓前往宋国，参加宋平公的葬礼。

夏季四月丁巳日，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楚国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

陈夏徵舒弑杀国君，中原诸侯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了他；齐国庆封参与崔杼弑杀国君，中原诸侯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了他；蔡世子般弑杀国君，中原诸侯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了他。天下的大恶，终究没有逃避的道理，上天故意借楚国之手来执行讨伐。楚子杀般，般罪当讨伐而活着，名为诱骗，为什么以利心来讨伐呢？义与利的差别，不过一发之间，却区分了舜和跖。楚子奉孙吴之命讨伐陈国，说：“将要安定你的国家”，陈人听从命令，结果却被设为县。现在又用甜言蜜语和丰厚的财物诱骗蔡侯，趁其醉酒而逮捕并杀了他。命令弃疾包围蔡国，事情虽然符合道义但内心却是为了利益，用巧诈来施行欺诈，用欺诈来满足贪婪，东骗西哄，自以为没人比得上自己的智慧，却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一个“诱”字，就是《春秋》推究本心而定罪的依据。

五月甲申日，夫人归氏去世。

在比蒲举行大搜阅。

公室没有一兵一卒，每年两次搜阅，都是三家的军队。以前只是记载“搜”，现在却记载“大搜”。大概搜阅，是大夫使用诸侯的礼仪；搜阅达到“大”的程度，就是大夫使用天子的礼仪了。八佾舞、雍彻礼，无非是僭越天子的礼仪，然而不过是夸耀他们的家族。举行大搜阅则公然与国人公开进行，毫无顾忌。到了这一步，还指望他们顾忌国君和国母的丧事吗？桓公大阅，是以诸侯僭越天子；三家大搜，是以大夫僭越天子。《春秋》是为了扶植纲常而作，对此深感痛惜。

仲孙貜在祲祥与邾子会盟。

有德行的人不会孤单，一定有邻居。修养自身的人，不苛求别人，别人将观察而感化，仰慕而来，不期待亲近而自然亲近。否则，帮助的人少到极点，亲戚也会背叛，怎么能强迫别人依附自己呢？昭公即位以来，君臣如同晋国、楚国、齐国、宋国、滕国，没有一年不交往，盟国没有一个迹象。进入鲁国朝廷的，将近十年。邾国自古以来屡次朝见鲁国，现在也遭到侮辱，不再前来。孟僖子前往祲祥会盟，以修好礼仪。我们没有理由让他们来，应该轻如鸿毛了。

秋季，孙意如在厥憗与晋国的韩起、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华亥、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曹国人、莒国人会盟。

晋国自从重丘会盟之后，诸侯不再会盟达十八年；虢地会盟之后，各国大夫不再会盟达十年。而中原各国都奔走于楚国，晋君怠慢淫逸而臣子苟且偷安，不再念及继承霸业。陈国灭亡不能救援，蔡国被围又不能救援。昭公刚即位，韩宣子勉强举行厥憗之会，以谋划救援蔡国，但最终未能成功。由此可见，政令颠倒，没有能使国家强盛的人。这次会盟按大夫顺序排列没有讥讽的言辞，不足以讥讽，是不屑于教诲的意思。

九月己亥日，安葬我国的小君齐归。

《易经》说：“十年才命名，十年不可使用。”天有十日，循环一周必然变化。昭公在襄公的丧期，应该悲伤而有嘉美的容貌。现在母亲夫人的葬礼，仍然不知道悲伤。童心虽然过了十多年，还在这里没有改变，终究不会改变了。所以说：“下愚之人不可改变。”

冬季十一月丁酉日，楚国军队灭掉蔡国，抓获蔡世子有带回国。对于弑君贼臣，在官府和宫廷中的，杀无赦。蔡般遗留的孽种，楚国抓获带回国，仍然以世子身份系于蔡国，是因为诸侯没有霸主，强国恣意妄为，长期围困坚守，力量穷尽势力屈服，被以乱治乱的手段所灭，而没有人救援，真是可悲啊。

译悲哀啊。宋襄公企图称霸，在雎社祭祀时使用鄫子作为牺牲，结果他自己不得善终。楚灵王灭掉他国，在冈山祭祀时使用隐太子作为牺牲，结果他自己也不得善终。鲁国攻打莒国，在亳社祭祀时开始使用人牲献俘。《春秋》虽然避讳而不记载，但鲁公最终也不得善终。淫邪的鬼神并不灵验，有什么福气可以求得呢？山神和社神都是聪明、正直且专一的，用活人作为牺牲来求福，神灵难道会降福给他吗？

译鲁昭公十二年春天，齐国的高偃率领军队，将北燕的国君安置在阳地。

对于流亡在外的人，让他们回国容易，但让他们正式复位则很难。北燕国君逃往齐国是为了躲避国内大夫们的逼迫，史书只称他的爵位而不称其名，表示对他复位的认可。然而，这种认可是否正确呢？答案是否定的。齐国行事不能贯彻道义，处理重大事务不讲信用，导致燕国国君失去了真正的归宿。此前，齐景公曾亲自讨伐燕国以扶植简公复位，索取贿赂后才回国。如今只是派遣将领去安置，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征的辛劳，虽然可以将燕君送回都城，但被索取贿赂的私心所牵制，仅仅将他安置在阳地以敷衍请求罢了。信用和道义在哪里呢！这与后来齐国夺取郓地、让鲁君居住其中的用意是一样的。

三月壬申日，郑国国君姬嘉去世。

夏天，宋国国君派华定来鲁国聘问。

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

善待郑国以鼓励前来朝见的人，还担心他们不来，何况是不礼貌的对待呢？郑国已经不来朝见了。周桓公曾为郑国说话，以恭敬的态度迎接他们，还担心他们有二心，又进一步表示和睦，以招徕各国的友好。鲁穆叔曾为小邾国说话。周天子对待郑国，鲁国对待小邾国，如果不加敬重，自己就有对方不来朝见的恐惧，鲁国难道会卑视小邾国吗？如果郑国被晋国拒绝，难道还会再次被拒绝吗？鲁国是中原各国的表率，盟主经营、纠合诸侯的功业，常常以得到鲁国的支持为重，如今到了黄河就返回，这是昭公昏庸软弱的表现，不足以决定江湖中野鸭大雁的多少。晋国没有称霸的志向，也不以“机心一生，海鸥不下”为忧虑。

五月，安葬郑简公。

楚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成熊。

秋天七月。

冬天十月，公子憖出逃到齐国。

权臣强盛的灾难，比负隅顽抗的猛虎还要严重，不是赤手空拳所能搏斗的。齐国的栾施、高强厌恶陈氏，不能战胜而逃到鲁国。鲁国的南蒯、公子憖图谋季氏，不能战胜，南蒯凭借费邑叛乱，公子憖逃到齐国。智慧小而图谋大事，所以栾施和公子憖丧失宗庙、失去地位，情况大致相同，而陈氏、季氏给国家带来的祸患，也大致相同。然而，公子憖爱护公室的心意，是可以体谅的。

楚国国君讨伐徐国。

晋国讨伐鲜虞。

君子以信义为主，小人以机诈为功。晋国的荀吴舍弃战车、崇尚步兵，出奇兵使用诈术，在太原击败狄人。如今又使用灭虢国的旧计谋，假装防备齐军，向白狄别种鲜虞借道，于是进入昔阳，灭掉了肥国。信义一旦毁坏，机诈便层出不穷，而文公、襄公的霸业就衰落了。况且桓公、文公的霸业，以抵御楚国为最大要务，狄人虽然小，跳踉不安，全部置之不理。制服了大国，小国自然就会畏惧。晋国的霸业日益衰落，楚国寻求诸侯的归附而麇集而至，寻求婚姻而进献女子，灭掉陈国、蔡国，拱手旁观而不救援，又讨伐徐国，其横行霸道达到了极点。晋国却急切地只治理狄人，这还能算是知道要务吗？讨伐徐国，楚国是以爵位来举事；讨伐鲜虞，晋国是以国家名义来举事。导致楚国横行霸道的，都是晋国造成的，所以史书深深地贬斥晋国。

鲁昭公十三年春天，叔弓率领军队包围费邑。

季友贤能，行父有才干，宿狡猾，意如愚钝，四代相继，根基盘结，如果没有刚明之君、忠智之臣协力共济，盛极的阴气不是衰弱的阳气所能决断的。南蒯与叔仲、小公子憖图谋除掉季氏并将他们的家产归还给国君，公子憖向国君告发，于是跟随国君前往晋国。国君大概已经听到了他们的阴谋，如果上天保佑鲁国，趁着他们家族内部离间、家臣外部叛乱，一举拔除盘根错节的势力，以壮大公室，岂不是极大的幸运？然而国君德行不强，臣下谋略不正，南蒯害怕不能成功，于是凭借费邑叛乱，只能扰乱国家罢了。费邑不以叛乱记载，是因为国君参与了他们的阴谋，这是背叛季氏，而不是背叛国君。叔弓包围费邑，是为季氏讨伐罢了。此后公山弗扰又凭借费邑背叛季氏，不能自我遏制，这种没有君心的行为，怎么能遏制陪臣呢？难道是没有季氏的心吗。

夏天四月，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杀死了他们的国君芈麇。根据《左传》，楚平王篡位自立，公子比逃往晋国十三年，被召引而回国。起初并没有回国的心意，在邓地被胁迫结盟才进入楚国。楚国、蔡国的公子杀死了平王的两个儿子，推举公子比为王。也没有称王的心意。公子弃疾先清除王宫，派观从告诉干谿的军队，先回来的人恢复原职。军队溃散，平王自缢。也没有杀人的心意。没有回国的心意，没有称王的心意，又没有杀人的心意，却以弑君记载。《春秋》难道会轻易给人加上大恶的名号吗？看“自晋”这一措辞，就是有心了。卫国国君郑从楚国回到卫国，是因为楚国有支持；卫国的元咺从晋国回到卫国，是因为晋国有力量。凡是记载“自”，都是挟持有力者的支持而入，没有挟持就不能入。公子比挟持晋国的支持返回楚国，于是与群失职的宗族、仇憾的党羽内外勾结而自立。占据平王的巢穴，剪除平王的羽翼，使平王进无所容，退无所归而死。用刀杀人还是用棍棒杀人，都是杀人。逼迫而置于死地，不能说不是弑君。有人怀疑公子比不曾臣服于平王，不应当说弑？平王不是同父的兄长吗？圣人耳目所及，他记录公子比挟持外力而归、篡位阴谋已定，曲折情节，本末具备。只是经文质朴而传文详尽，所以学者舍弃经文而依赖传文，迁就其说法以求符合经文，而言辞多费解而简略。如果以传文折衷经文，就知道简严易直的奥妙了。

楚国公子弃疾杀死了公子比。

聚集众毒于一器，在搏杀撕裂噬咬之余独自存活的，必定是毒性最大的。平王长期居次，干谿的弃疾让他先回来，报告后军队溃散，平王自缢。公子比立未定，又以王至为由，周呼恐吓，使他自杀。深险变诈，一举吞并两兄，遂应验了当璧之兆，巧妙地扼住了手臂。平王篡位自立，而公子比杀了他；公子比弑君自立，而弃疾又杀了他。乖戾之气所聚，自相屠剥，固然是积恶

译灾祸必定会降临。观察弃疾怂恿比去弑君，随后将国家拱手让给乱贼，他用心谋划之狠毒，是蛊惑之害中最为巨大的。两部传记记载：“杀公羊”，又记载：“弑从公羊”。

译秋，晋悼公在平丘会见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八月甲戌日，在平丘结盟。晋悼公刚兴起霸业之初，在鸡泽结盟，而周王室的大夫单子也参与会见，是因为诸侯有异心，暂且借重王室卿士的威望。诸侯结盟之后，就把单子当作刍狗一样轻视。从此以后，会盟没有王室使者参加长达四十年。这次刘子忽然排在诸侯之上，必定有不得已的重大原因。大概自从晋国庇护孙林父，诸侯就产生二心；自从晋国接纳向戌，诸侯就离散。楚国在汉水之北气势嚣张，灭陈灭蔡，各国环视却无人救援。中原各国的士气已经低落压抑。所以又委屈刘子参加这次会盟，以维系诸侯的心。当时楚国兄弟互相残杀，接连犯下大恶，声讨其罪出兵征伐，正是晋国霸业复兴的时机。在邾国南部整顿军队，兵车四千乘，王室使者在前面，诸侯在后面，凭借这支大军进发，出兵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楚国虽然强大，可以凭借气势压制它，凭借道义倾覆它。然而晋国只能制服齐国来显示威势，却不能促成对楚国的讨伐。中原各国最终依然士气低落。再次记载平丘之会，《春秋》不仅对晋国有遗憾，也对刘子有遗憾。

鲁公没有参与结盟，晋国人拘捕季孙意如把他带回晋国。鲁公从平丘回国。

晋国霸业正兴起时，就厚待鲁国以维系各国的心；晋国霸业已经衰落，就轻慢鲁国以挫伤诸侯的士气。以前因为侨如的谗言，所以成公没有接见季孙行父；现在因为邾国和莒国的控诉，所以鲁公没有参与结盟。拘捕意如带回晋国，君臣同受屈辱，而季氏的罪状没有澄清，这难道是霸主应有的讨伐吗？鲁公因为会盟而招致晋国的责难，因为举荐正直的人而获罪，记载这件事而不避讳，是因为盟主滥用威权。

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国家的存亡，取决于人心的去留。一支军队可以祭祀夏朝，三户人家可以灭亡秦国。国家虽然灭亡，但有不灭的东西存在。陈、蔡曾经被楚国灭亡，现在用“自归”来表述，以前不参与平丘之盟的灭亡，以后不参与弃疾的专断分封，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灭亡陈、蔡的时候，悼太子的儿子吴和隐太子的儿子庐，不知道谁会被拥立，但都带着爵位回到本国。虽然被灭亡，但剩余的百姓仍然互相扶持。所以君主的遗嗣，有幸期待有一天的复兴。这是陈国灭亡而陈国的百姓没有忘记陈国，蔡国灭亡而蔡国的百姓没有忘记蔡国。何况弃疾篡位之初，战战兢兢不敢安宁。晋国正在平丘会合诸侯，又怎么保证他不来讨伐我们？因此假借兴灭继绝的道义，恢复两个灭亡的国家以及各个迁徙的国家，表示不是有所贪图而掠夺它们，并且让弃疾知道他的即位，一反以前的做法而谋求革新，那么反叛的人安心，窥探的人安定，离心的人聚合，而私下议论和诽谤的人止息。国家大概就安定了。弃疾善于为自己谋划，都是这类手段。《史记》记载平王用欺诈手段杀害两位君王而自立，害怕国人及诸侯背叛他，于是施恩惠给百姓，恢复陈、蔡的土地并拥立他们的后代，大概懂得这个意思。

冬十月，安葬蔡灵公。

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

吴国灭亡州来。

楚国、吴国都僭越称王。楚国灭亡国家通常称“人”，吴国灭亡州来却以国名称举。《春秋》难道对楚国宽厚而对吴国严厉吗？楚国所灭亡的，大多是与其盟国背叛自己的人；吴国直接灭亡别人的盟国来逞威风罢了。何况进入州来已经五十多年，像老虎一样贪婪注视，终于趁楚国动乱而灭亡它。从此灭亡巢国、灭亡徐国，其势力日益兴盛。晋国对吴国失责，是有原因的。

十有四年春，季孙意如从晋国回来。

意如在鲁国专权，大搜比蒲，敢于僭用天子的礼仪，用人祭祀亳社。开始效仿悖乱的风俗，以凶恶傲慢狠毒，助长无君之心。内部像疽痈一样内讧，外部像痱蹠一样隔绝，鲁国的命脉，还能存在多久？假如晋国因为邾国、莒国的控诉，拘捕他带回周王室，在市集示众。不仅为鲁国拔除一个蛀虫根源，也足以让各国大夫暴虐蔑视其君主的人知道警戒恐惧。却因为子服惠伯的私情释放他而让他回来。虎兕逃出笼子，伤害更多。鲁国的君臣，虽然高兴他侥幸免祸，也忧虑他不幸逃脱。告祭于宗庙，庄严如同鲁公回来，肆无忌惮，比没有被拘捕时更甚。危险啊！行父被拘捕带回，没有记载意如；意如被拘捕带回，却记载《春秋》。大概是深切痛恨鲁国有两个君主！不然，为什么去掉他的族称？

三月，曹伯滕去世。

夏四月。

秋，安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去世。冬，莒国杀其公子意恢。

放逐太甲到桐宫，如果有伊尹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伊尹的志向就是篡位。莒着丘，公卒蒲余侯，兹夫与公子铎为国家选择拥立，人心所支持的，庚舆因为郊公不贤而替换他，不能说没有功劳，但国君的废立完全出于大夫之手，这不是用来训诫后人的。所以不记载郊公的出奔，而记载他所善任的人。意恢被杀，是为了彰显当权者逼迫驱逐其君主，专擅杀害公子的罪过。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说卷二十五 宋洪咨夔撰 昭公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去世。

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籥舞进入，叔弓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

仲遂在垂地去世，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撤去籥舞，而其他音乐仍然如故。叔弓在武宫去世，这是临事的地方，籥舞进入，撤去音乐，完成祭祀，其他音乐全部撤除。君主对于卿大夫的丧事，恩痛不忍心举乐，可以说是符合礼制了。平常的事情为什么要记载？鲁公正畏惧三家的逼迫，恩痛的礼仪，是有所为而为之。何况鲁公居父丧，有

译嘉容；在母亲丧期，没有哀戚的神情，违背礼制的地方已经很多了。却唯独对叔弓尽到了礼数，他的用心难道是为了礼吗？公室衰微而私家强盛，礼制中有不得不尽到的地方【按：叔弓是叔〇的后代，并非三家中叔孙氏的叔弓。原文有误】

译夏天，蔡国的朝吴出逃到郑国。

进谗言的人没有止境，交错扰乱了四个国家。没有交结，谗言就无法施行；盗取人心的言语非常甜美，祸乱因此得以滋长。如果不甜美，谗言就无法侵入。费无极有害人之心。朝吴受到平王的宠信，却被安排在蔡国，费无极想除掉他。于是用处于下位受辱来恐吓他，让他谋求晋升。又用“其他几位大夫都比不上你”来恐吓上位的人，让他们尽快图谋朝吴。驱逐朝吴之后，又用“吴国人在蔡国，蔡国必定迅速背叛”来恐吓君主，让君主忘记驱逐朝吴的愤怒。朝吴被对晋升的嗜好蒙蔽，认为这是对自己忠诚。蔡国人被保全职位的欲望蒙蔽，也认为这是对自己忠诚。平王被忌惮才能的心理蒙蔽，又认为这是对自己忠诚。只看到他们献计谋的甜美，没有察觉他们挑拨离间、引发争斗的巧妙，谗言和盗取人心的言语扰乱国家，大体上都是这样。云霓和恶草，反复表达着同样的意思。每次读《离骚》都为之悲伤。

六月丁巳初一，发生日食。

秋天，晋国的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之前的讨伐以国家名义记载，这次讨伐以将领名义记载。晋国治理狄人毫不遗余力，荀吴作为将领，率领军队用变化欺诈取胜，善于作战的人要服受上等刑罚，所以他的名字不能隐去。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

十六年春天，齐侯讨伐徐国。

殉葬财物的人灭亡，征取利益的人危险，这是古今必然的道理。讨伐燕国，用燕国女子、瑶罋、玉椟、斚耳作为贿赂；讨伐徐国，用甲父的鼎作为贿赂。两次讨伐都指向齐侯，说明景公贪利无厌。唉！拥有马匹千驷，齐侯并非不富有，却不能止住牛山上的泪水。珍宝财物充满府库，究竟是为谁积聚呢？

楚子诱骗戎蛮子并杀了他。

楚国诱骗蔡般，与此处诱骗戎蛮子，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区分内外，罪恶有大小，所以罪责有轻重，这是固然的，但诱骗的用心则是相同的。大概人生而有欲望，见到利益就趋附，如果不是有学问来洞察事理，有礼义来维系内心，很少有不被打动的。垂棘、屈产的璧玉，马匹可以导致虞国灭亡；商于六百里的土地，可以导致楚国失败。难道不是坐以待诱至此吗？用武力攻击别人，还有胜负；用智谋欺骗别人，还有成败；用利益引诱别人，则百发百中。由此可知，诱骗是不仁中极其严重的。列国并非没有巧诈相倾，未曾记载“诱”，只有楚国两次记载“诱”，这是楚国狙诈积染的风俗使然吗？

夏天，鲁公从晋国回来。

成公七月前往晋国，三月回来；襄公十一月前往楚国，五月回来，都是因为送葬而停留。鲁公这次出行往返，经历了三个季节之久，说是因为邾、莒之事阻止鲁公，那么既然已经释放了季孙，就不应再将其作为鲁公的罪过。大概晋君年幼体弱，六卿奢侈傲慢，一味轻慢地对待鲁公，不理会岁月的流逝。晋国轻慢地对待鲁公，而不顾惜他的停留；鲁国轻慢地对待鲁公，而不急于他的归来。辗转淹留，如此迟缓长久，鲁公大概已经无能为力了。居住在郓，在干侯，这就是权变的开端。

秋天八月己亥，晋侯夷去世。

九月举行大雩祭。

季孙意如前往晋国，冬天十月，安葬晋昭公。

十七年春天，小邾子来朝见。

夏天六月甲戌初一，发生日食。

秋天，郯子来朝见。

鲁公即位以来，前往晋国，前往楚国，前往宋国，前往齐国，君臣的车辙没有一年停止，而从外面来的朝聘却很少。君主平庸，臣子僭越，国势日益削弱，老交情旧友好，望而却步，这也是人情的常理。而小邾和郯两国国君，独能在列国疏远抛弃之中，相继朝见鲁国，不因盛衰强弱而改变，能不说是贤德吗？看小邾穆公能回答赋诗，郯子能回答官名，那么他们都曾从事于学习，适宜他们知礼而好义。

八月，晋国荀吴率领军队灭掉陆浑之戎。

荀吴在春秋时期最善于用兵，他在大卤击败狄人，就舍弃战车而崇尚步兵；他讨伐鲜虞，就假装防守而借道；他灭掉陆浑，就先在洛水用牲祭祀，军队趁其不备而跟随。欺诈谋略，阴险计策，出入鬼神。战国时期孙武、吴起、廉颇、白起等人，都袭用他的余智来取胜。率领军队推荐以名字出现，所以显示荀吴应当服受善于作战的刑罚。陆浑自从秦、晋将其迁到伊川，屡次成为王室的祸患，打击并疏远它，难道没有道理吗？像野兽捕杀、除草一样，使没有遗留生育，那就过于残酷了。况且晋国已经灭掉潞氏，又灭掉甲氏及留吁；已经灭掉肥，又包围鼔。把鼔子鸢鞮带回来，现在又灭掉陆浑。他对各戎族用兵，惟恐一个计谋有所遗漏。而楚人横行中原，蚕食先王封建的国家，以饱溪壑，却没有人过问。谋划偏颇太严重了！诡道虽然得逞，对丧失的有什么补益呢？

冬天，有彗星出现在大辰。

太阳，是人君的象；心宿，是天王的庭。日食属于近处，彗星接着出现。这时，王室衰微而霸主衰落，诸侯弱小而大夫强大，中原微弱而僭乱横行。上天为此担忧，显示大变。而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不自忧其忧。过了四十多年，彗星再次出现在东方。而《春秋》成为战国，好比那船漂流，不知道停在哪里。可悲啊！

楚人和吴人在长岸交战。

吴楚互相攻击，是中原的利益。而长岸之战，春秋却为此担忧。大概楚、吴都强大，不忌惮我们中原，像两虎相斗，勇敢地为此战。然而天道崇尚阳而轻视阴，进阳而退阴。中原是阳，外域是阴。中原力量不足以制服外域，必须借助外域来制服外域。楚国正虎视眈眈，而吴国鞭打平王的尸体；吴国正嚣张，而越国把夫差困在甬东。这些都是上天用来帮助我们中原不足的。楚、吴难道能以目前的强大为足以依赖吗！

译鲁僖公十八年春天，周历三月，曹国国君曹伯须去世。

夏季五月壬午日，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发生火灾。

译宋国先前遭遇灾祸，便派伯氏管理里巷，在火未烧到的地方，拆掉小屋，涂抹大屋，陈列畚箕和绳索，准备好汲水的绳索和水罐，备齐盛水的器具，衡量轻重，蓄积雨水，堆积泥土和草帘，巡视丈量城墙，修缮守备设施，标记火道。派华臣准备正规徒役，命令遂正接纳郊区的保长，奔赴火场。派华阅督察右官，各官职做好自己的职责。向戌督察左官，也这样做。派乐遄准备刑具，也这样做。派皇郧命令校正派出马匹，工正派出车辆，备齐铠甲兵器，准备武备守卫。派西鉏吾准备府库守卫，命令司宫、巷伯警戒宫室。两军命令四乡正恭敬地祭祀，祝宗在四面的城墙下用马祭祀，在西门外祭祀盘庚，这是乐喜的政令。等到这时，四个国家同一天发生火灾，郑国发生火灾，在东门辞别晋国的公子和公孙，派司寇让新来的宾客出来，禁止旧宾客出宫，派子宽、子上巡视群屏，一直到大宫，派公孙登迁移大龟，派祝史迁移主祏到周庙，向先君祷告，派府人、库人各自警戒自己的事务。商成公警戒司宫，让旧宫人出来，安置在火烧不到的地方。司马、司寇列队在火道，巡视火烧到的地方，城下的人分伍列队登上城墙。第二天，派野司寇各自保卫他们的赋税，郊人帮助祝史在国都北面清除，在〇冥禳除火灾，在四鄘向回禄祈祷。记录焚烧的房屋并减轻赋税，给他们木材。哭丧三天，国都停止集市，这是子产的政令。后来桓宫、僖宫发生火灾，南宫敬叔命令周人拿出御书，等候在宫室。子服景伯命令宰人拿出礼书，等待命令。校人驾马，巾车给车轴涂油，百官各备其职，府库谨慎守卫，官员严肃供给，浸湿帷幕，郁攸跟随，覆盖公屋，从太庙开始，内外都顺从。公父文伯命令校人驾乘车，季桓子命令收藏象魏，富父槐去掉标记，清理道路返回公宫，这是鲁国的政令。宋、郑、鲁的防火政令大致相似，而减轻赋税给予木材，哭丧焚烧停止集市，是在大火熄灭之后。子产敬畏上天体恤百姓，不是其他诸子所能企及的，后世讲求防火政令的人，应当参考这些，不要仅仅归咎于天道。

六月，邾国人入侵鄅国。

秋天，安葬曹平公。

冬天，许国迁都到白羽。

十九年春天，宋公攻打邾国。

人的祸患，没有比知道错误却不改正更大的了，他的错误在于喜好道义，却不纯粹地遵循道义。邾国俘虏鄅国后返回，他的夫人向氏，本来就知道这是错误的，但俘虏没有全部归还，于是招致宋人的讨伐。宋国为了向宁的请求而攻打邾国，本来是正义之举，但围攻虫取，最终归于私利。所以向宁不认为这是恩德，随即叛变。通过比较这些事件来观察，可以作为鉴戒。

夏季五月戊辰日，许国世子止杀害了他的国君买。

这是圣人耳目所接触到的，谨慎地记载日期，确实是杀害无疑。臣子杀害国君，儿子杀害父亲，是天下极大的罪恶，怎么能轻易加诸于人？止不知道尝药而加上杀害的罪名，事情有比不尝药更严重的，怎么对待他？轻重有权衡，褒贬有等级。《春秋》之所以成为礼义的大宗，止以杀害记载，那么奉药杀害无疑了。传述者喜欢新奇，喜好奇异，常常把不杀害当作杀害，把确实杀害当作不杀害。学者又曲解来说明，圣人维持纲常的意思，在后世不明朗的，难道只有止这件事吗？假如止确实因为不尝药而杀害，又因为他哭泣自责而在死亡时记载日期、安葬时免除罪名，那么篡位杀害的大罪，也可以靠悔恨自赎，乱臣贼子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己卯日发生地震。

秋天，齐国高发率领军队攻打莒国。

冬天，安葬许悼公。

杀害国君的贼人没有讨伐就安葬，举国没有臣子之心。鲁国不能讨伐，又去防备安葬，鲁国也没有臣子之心。当时季氏有无君主的志向，杀害逆乱的國家都以礼接待，让国人习以为常、玩忽听闻、恬不为怪，自己的阴谋就成功了。所以蔡、许的杀害都记载安葬。

二十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曹国公孙防从鄸出逃到宋国。

大夫有罪，等待放逐到边境，三年不赐给他玉环，就离开，这是礼制。防在鄸等待放逐，还希望他的国君追念先世，喜欢当时让国的美德而恢复他，很久没有恢复，然后出逃，确实符合礼制。记载“从鄸出逃而不失族”，是责备曹君不能保全贤者的后代。不是为了贤者的后代隐瞒，也不是因为贤者的后代而记录。

秋天，强盗杀害了卫侯的哥哥絷。

郑国杀害三位公子，称为强盗；卫国杀害国君的哥哥，称为强盗；蔡国杀害他们的国君申，也称为强盗。国家有肆意行凶的强盗，没有人禁止，怎么成其为国呢？絷因为恶疾不被立为国君，卫侯应当亲近厚待，崇防使他无非分的忧虑。虽然絷亲近齐豹导致祸患，自己失去了保身之道，但大盗纵横，敢于侵犯尊贵。不仅忘记了投鼠忌器的意思，而且有剪除枝叶的心思。纪纲法度荡然无存了。所以《春秋》记载强盗，记载哥哥，以显示卫国的无政。

冬天十月，宋国华亥、向宁、华定出逃到陈国。

十一月辛卯日，蔡侯庐去世。

二十一年春天，周王三月，安葬蔡平公。

夏天，晋侯派士鞅来聘问。

鲁国侍奉晋国，压抑却更加笃诚，退却又前进，车辙交错没有虚度的年份。晋国自从韩起以来，来聘问不派遣一个使者，惠顾我们十九年。幸好士鞅前来，应该有仁风义气，披拂鼓舞，使知道大国可亲。然而却在礼法之外增加牢礼，不仅是轻视鲁国，实在是侮辱君命。周官行人的职责，上公九牢，诸侯七牢，多少等级分明，截然不容混乱。士鞅

译即使是诸侯大国的卿大夫，怎么能越过诸侯而逼迫天子呢？冒犯上级的人，是作乱的阶梯，六卿瓜分晋国，就是从这里决定的。

译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的南里，以此发动叛乱。

一种说法是，这三位大夫一同出逃；另一种说法是，这三位大夫一同叛乱。君主看待臣下像泥土草芥一样轻贱，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就像对待仇敌一样。宋元公不像个君主的样子，由此可以知道了。然而，臣下敢于对抗君主，难道是早晚之间积累而成的吗？华父督弑杀君主却没有受到惩处，反而确立了华氏的地位。从此华氏世代担任司马。向左师戌，对外结交晋国和楚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宁就是他的儿子，习惯于富贵而骄横奢侈，凭借积累的尊贵而简慢傲慢。势力一天比一天增长，像烈火一样日益猛烈，犯上作乱而不顾忌。起初，君臣互相交换人质并结盟；中间，君臣分守城门各自防守；最终，君臣分属两党互相战斗。这对国家有害，对家族有凶险，这是世袭权贵带来的祸患。《春秋》讥讽世袭卿大夫，是有原因的啊。记载“从陈国”，是为了彰显陈国人协助叛逆、供奉叛臣的罪责；“南里”隶属于宋国，是为了彰显他们进入国都发动叛乱，这与进入外邑的情况不同。

　　秋季七月壬午朔日发生日食

叔辄为日食哭泣，昭子知道他将死去。日食本来不是哭泣的理由，但日食发生的原因却是可以哭泣的。此前发生日食时，季平子已有不尊重君主的异心，并且吝惜使用祭品，权势日益加重，祸患日益加深。观察变故、洞察先机，对阴气侵凌阳气有所感触，怎能不为国家悲痛呢？昭子能够知道季平子的心思，为何偏偏不知道叔辄的心思呢？

　　八月乙亥日，叔辄去世

　　冬季，蔡侯朱出逃到楚国

莒国的展舆出逃到吴国，北燕的伯欵出逃到齐国，蔡侯朱出逃到楚国。有的称爵位，有的不称爵位，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不能保守国家，被自己的臣下驱逐，这一点是相同的。鲁昭公即位以来，被驱逐的君主已有三位，这种风气逐渐滋长，鲁国的祸患迫在眉睫了。明明知道祸变迫近，却不思考扭转局势的机会，而是安坐束手等待动乱，如同涉水过深淹没头顶，凶险还能归咎于谁呢？

　　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

　　二十二年春季，齐侯攻打莒国

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的南里出逃到楚国。

卫国的孙甯驱逐他的君主并进入戚地，以此发动叛乱，倚仗晋国作为靠山。宋国的华氏、向氏胁迫他们的君主进入南里，以此发动叛乱，倚仗楚国作为靠山。叛逆没有党羽，无法成就叛逆；奸邪没有朋党，无法容纳奸邪。所以《春秋》对于结党营私、助长叛逆的罪行，处罚尤为严厉。当宋国三位大夫逃往陈国时，因为陈国是楚国分封的，逃往那里可以得到楚国的援助，放弃君主而臣服于他人，这就是援助。太宰犯已经劝谏楚子，亢不衷却奖赏作乱的人。宋国人又因为拒绝防备越国的使者，没有楚国主持叛乱，扈氏虽然猖獗，怎会出入国都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呢？起初记载“出逃到陈国”，接着记载“从陈国进入发动叛乱”，又记载“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他们进入时有援助，出逃时有接纳，所以深深追究主持叛乱的罪责。叛臣如果没有人主持，大概就不敢轻易作恶，这是圣人维持人伦极致的深意。

　　在昌间举行大规模搜阅军队

中军被舍弃之后，国君没有一兵一卒，红及和比蒲曾经再次搜阅军队，百姓已经明白三家是他们的君主了。到了这时，季意如专权超过十五年，自从南遗公子慭谋划除去季氏，国君也听到了内情，猜疑裂痕逐渐扩大，驱逐君主的阴谋像箭在弦上而未发。于是又在昌间举行大规模搜阅，让国人习惯看到有私家而无公室。不久，君主被驱逐而百姓不惊恐，即使有不顺从的人，知道我有办法控制变故，也不敢行动了。这是后来脱去铠甲、拿着冰镇饮料傲慢对待国君的伏笔。先王通过搜、苗、狝、狩等田猎活动，使百姓遵循法度；季氏借此使百姓不遵循法度。《春秋》之所以深刻探究其用心，是因为为鲁国感到恐惧。

夏季四月乙丑日，周天子驾崩。六月，叔鞅前往京师，安葬景王。王室发生动乱。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因偏爱闺门内的私情，而破坏家庭法度更大的了。晋献公因为偏爱，杀嫡立庶，祸乱晋国好几代。齐桓公因为偏爱，五个儿子争夺君位，祸乱齐国也好几代。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即使有家庭，也不能相处一天。景王因为太子寿早逝，宠爱庶子朝，想立他为君。景王驾崩后，单子、刘子立太子同母弟猛为王，而朝发动叛乱。西方土地不安宁，问题就在王宫内部。邦君室，用“室”来指代，大概是治乱安危都由内部开始。没有自身端正而家庭不和睦，家庭和睦而国家不治，天下不平的。《春秋》推崇根本，从尊贵者开始，记载“王室乱”，是为了显示家法不立，风化不正，作为万世君主溺爱嬖幸、纵欲、徇私败坏伦理的警戒。并且显示诸侯没有人勤王，叔鞅目睹动乱却不图谋解决，鲁国的罪责是最大的。

刘子、单子带着王猛居住在皇邑。秋季，刘子、单子带着王猛进入王城。冬季十月，王子猛去世。

君主在前臣下在后，王猛以名字出现，而刘蚠、单旗不称名字，难道是因为他们对王室有功而褒奖他们吗？“以”字表示不应当这样做。不应当做却做了，那么这两人是有罪的，哪里是褒奖呢？得到百姓拥护才能成为天子，没有民心不知归附，大臣独自凭己意，废黜那个立起这个，却能保证拥戴之功的。景王驾崩后，国嗣未定，按宠爱则是朝，按次序则是猛，民心不能没有疑惑。大臣在这个时候以确立君主的大义，号召国人，使大家明白庶子不能干预嫡子，私情不能胜过公义，举国共同拥戴猛。王子朝难道是一个尹氏所能独立支撑的吗？而刘单支持猛，尹氏支持朝，分朋结党，以势力决定胜负，而名义实际上并未在人心确立。所以猛居住在皇邑，进入王城

译只有刘子、单子二人参与此事，国人没有参与。这就是动乱没有平定的原因。《春秋》两次记载“刘子”“单子”，是说：以此彰显二人过分自尊自大，只知道专擅立君之权，却不考虑安定君位的计策，他们的罪过与不知有君的人相等。周王直书其名，是因为违背父命争夺君位；最终称其为“子”，是因为尚未满一年。

译十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

二十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叔孙婼出使晋国。

癸丑日，叔鞅去世。

晋国人拘捕了我国出使的使者叔孙婼。

使者因为出使而被拘捕，拘捕使者是不合适的。史书既记载叔孙婼出使晋国，又记载他是使者，是为了表明他没有丧失使者的职责。熟读《诗经》三百篇，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的人很多，更何况在面临危险时能想到献出生命以完成使命呢？叔孙婼因为邾国向晋国控诉鲁国而出使晋国，他既援引周朝的制度以免除交讼的罪责，又赠送冠冕以消除受贿的嫌疑。他所居住的馆舍，每天必定修缮，以显示自己不急于脱身的态度。过了一年才被释放，接受礼节后回国，可以说没有辱没国君的使命了。叔孙婼大概是鲁国三家权臣中最贤能的人，所以《春秋》乐于记载他。

晋国人包围了郊邑。

先王同时分封诸侯，用来作为王室的屏障，其中同姓诸侯尤其重要，他们的安危存亡是与王室相同的。晋文侯在艰难中修筑防御，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周敬王即位，晋军包围郊邑，讨伐王子朝，并非没有勤王的功劳。但是史书用“围”字来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晋国对于平定王室之乱并不真诚。当动乱兴起时，晋国如果能像手足一样防范，像头目一样纠合诸侯，共同奖助王室，大国如齐、宋，小国如邾、莒，谁敢不服从？然而晋国却把它看得轻淡，等到有人告急才派遣将领，刚听说局势稍缓就立即撤军。各国袖手旁观，没有人敢号召。秦国、越国的强弱，与晋国毫无关系，最终导致斩蛇不彻底，养虎遗患，毒根在内结聚，外来的毒素更加滋生。天子甚至流亡在外，过了几年还没有安定。真诚地修筑防御的人，是这样的吗？远查成王封唐叔的意图，近考文公安定襄王的谋略，怎能不在此深深叹息。

夏天六月，蔡侯东国死在楚国。

蔡国被楚国灭亡，又被楚国扶植复国，其国君的废立予夺之权，都听命于楚国。所以朱逃奔楚国，不记载“入”；东国死在楚国，不记载“出”。然而东国实际上贿赂费无极，怂恿蔡国人驱逐朱而篡夺其位，东国死后，史书称他为“侯”，是为了彰显他曾经篡位。

秋天七月，莒子庚舆来投奔。

郊公居丧不悲痛，国人驱逐他，拥立庚舆。庚舆残暴且喜好剑术，国人又驱逐他，迎回郊公。国君无道，人心不附，失去社稷，罪责固然无法逃避。而在十年之间，驱逐国君、拥立国君，如同翻手一般容易，天理民心，几乎熄灭了。这就是鲁国人相互观望而趋向邪恶的原因。

戊辰日，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被杀，俘获了陈国的夏齧。

一百只猛禽不如一只鹗，一百只羊不如一只狼。兵家之所以贵在了解敌人和自己。吴国攻打州来，楚国设防，越国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军队去救援。令尹去世，军队溃散。跟随楚国的六个国家，应该审察大小强弱的形势，收敛军队与楚国一起撤退，然而他们却不衡量敌我，轻视强大的敌人，主动与吴国在鸡父交战。吴军一鼓作气，用诈术取胜。胡、沈的国君年轻而狂妄，于是招致灭身的祸患。陈国大夫夏齧勇猛而顽固，也因此被俘。力量既不能抗衡，智慧又相去甚远。吴国大概游刃有余了。史书记载打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而不记载楚国，因为楚国没有参战。

天王居住在狄泉。

王猛不记载名字，是因为天意认为他违背父亲遗志而争夺君位。敬王记载“天王”而不称名，是因为王猛最终乞求立他为君，得到了兄弟相继的正统地位。为政以德，就像北极星，安居其所，众星拱卫。居住有固定的地方，即使在涣散之时，天王居住在那里也没有灾祸。现在王子朝在王城，天王居住在狄泉，失去了固定的居所。天王因离开郑国而出逃，记载这件事而不记载“出”，虽然居所失去了常态，但没有离开京师的近郊，人心仍然知道有所归属。那么，居住在天下最广阔的居所，立于天下最正当的位置，行走天下最正确的大道，能不致力于此吗？

尹氏拥立王子朝。

大臣世代掌握国家权柄，沉溺于富贵，没有学问义理来涵养心性，权势足以行事，其他顾不上，心里想做的，没有人敢违抗，这就是天下国家祸乱相继，不知尽头的原因。《节南山》这首诗说：“尹氏太师，是周朝的支柱，不怜悯苍天，不应该空耗我的军队。”世袭权势的兴盛，民怨的深切，在幽王时已经显现。到春秋初年，尹氏最终又招致世卿的讥讽。过了两百年，他们的官职仍然世袭，根基深厚而气焰嚣张，威严约束素来如此，风向指示就能执行，排挤嫡子扶植庶子，孕育祸患引发争斗。王猛因此不安于君位，敬王因此不常居其位，扰乱天地的常理，毁坏古今的正义，都是世代掌握国家权柄造成的。所以用“氏”来记载。至于王子朝的拥立，询问众人，百姓不赞同；在黄河祭祀，神灵不接受，只是尹氏一族拥立他罢了。当时毛伯、召伯、南宫极、南宫嚚、甘桓公与尹辛同党，拥立王子朝，只记载尹氏，难道不是以首犯定罪吗？

八月乙未日，发生地震。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生了病，于是返回。

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而返回的有四次，只有这次说是因为生病，大概是为了表明前几次都是被晋国人拒绝，现在叔孙昭子被拘捕还没有释放的期限，不敢触犯他们的怒气而前进，借口生病而返回。仁爱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如果在我内心没有一丝愧疚，那么千万人阻挡我也前往，还有什么犹豫迟疑的呢？鲁公昏庸且邪恶，既不明白修身齐家的道理，有叔孙婼这样可任用的人，亲近亲人、尊重贤人这两点又都失去了，所以对内被强臣控制，对外被

译凌驾于大国之上，受惊的弓弦紧绷得厉害，黄河虽然一根芦苇就能渡过去，却不敢渡过。《易经》说：“被葛藤缠绕困扰，处于危惧不安之中，说是一动就会后悔，有了悔意后出征则吉祥。”为什么陷入困境却不知道悔改呢？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说》卷二十六 宋洪咨夔撰 昭公四年

鲁昭公二十四年春，周历二月丙戌日，仲孙貜去世。

叔孙婼从晋国回来。

《公羊传》记载“叔孙舍从晋国回来”，《谷梁传》记载“婼从晋国回来”，《左传》记载“婼从晋国回来”。有的称氏，有的不称氏，措辞不同，本来难以凭主观臆断来定论。至于在宗庙中报告，则是责备贤者的用意。先前孟懿子被拘捕而没有回国，而季平子被拘捕却回国了，这是因为季平子以国君的礼仪自居。昭子被囚禁超过一年，并不因不义而感到愧疚，他的贤德究竟如何呢？被释放回国后，他习闻季平子的事迹，却不深究其中的礼法，于是陷入了僭越报告归来的错误，而自己却浑然不觉。《春秋》对此深感惋惜。

夏五月乙未朔日，发生日食。

秋八月，举行大雩祭求雨。

丁酉日，伯郁厘去世。

冬，吴国灭掉了巢国。

楚平王凭借篡位登基，任用费无极，导致朝廷政事混乱废弛。太子建被废黜，家庭伦理崩坏，精神不振，气势衰微。楚国地大物博，方圆数千里，却修筑郢都城墙以畏惧吴国。吴国谋划对付楚国，必定先吞并小国以剪除其枝叶，攻击弱点以动摇其根本，然后一举将其防范。所以州来已被讨伐，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已被击败，如今又灭掉了巢国。这八个小国都是楚国的附庸，既然已被吴国践踏，那么楚国的党羽就衰落了，盟友就减少了。郢都虽然尚未被攻入，但已在吴国的掌握之中了。沈尹戌认为这是郢都灭亡的开始，是有道理的。

杞平公去世。

鲁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孙婼前往宋国。

夏，叔诣在黄父会见晋国的赵鞅、宋国的乐大心、卫国的北宫喜、郑国的游吉，以及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周景王去世，王室发生动乱，刘子、单子带着周悼王居住在皇邑，这不是小的变故。晋国与周王室是同姓亲属，地位上是方伯，却安然不知率领诸侯去勤王。到了第二年，才不得已做出围困郊邑的举动。周敬王成为东王，尹氏立王子朝为西王，这更不是小的变故。晋国不急于奔问官守职责，而是缓慢地派遣士景伯去周王室询问曲直的原因。又过了两年，才不得已举行黄父之会。寡妇不担心织布的纬线，却担忧宗周的灭亡，因为祸患将波及自身。如今王室确实动荡不安，如果不是子大叔启发范献子的机锋，恐怕还不会征召诸侯会盟。十个国家既已会盟，赵简子本应捶胸流泪，因为天子流亡在外，以此激发各位大夫的义气，鼓动军队直前，尽快将九鼎安置在泰山般安稳的地方，并且命令各国输送粮食给周王，配备戍守人员，约定明年迎回周王。如果知道周王应当迎回，何必等到来年？宋国的乐大心敢以不输送粮食来傲视盟主，大概已经窥探到晋国对周王室不真诚了。大国是屏藩，大宗是栋梁，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都以共同奖助王室为辞。晋国世代主持夏盟，难道不念及继承先业吗？《春秋》在这里知道晋国对周王室不真诚，所以没有褒扬的辞语；知道其霸业衰微，不值得责备，所以也没有贬低的辞语。

有鹳鹊飞来筑巢。

鹳鹊不渡过济水，而鲁国却有它。这是国君出逃、失去住所的征兆，已经显现了。《易经》说：各自端正性命，保持太和之气。圣人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以至于尽物之性，都是乾道的运用。防备鸱鸮的漂泊，鸿雁的哀鸣，鸨鸟聚集在苞栩树上，借物起兴，尚且以失去本性为忧虑，何况天运的变化，地气的转移，不该有的却有了，该穴居的却筑巢呢？因为一种生物失去本性，就知道万物失去本性；因为万物失去本性，就知道天地失去本性。所以《易经》的创作，圣人与天地万物同忧患。

秋七月，上辛日大雩祭求雨，季辛日又雩祭求雨。

祭祀不宜过多，也不宜过频。文公从正月不雨，直到秋七月，未曾求雨。如今因为干旱的缘故，不惜牺牲，一个月内两次求雨，不能说没有忧民之心。但其过失在于频繁，《说命》告诫不要亵渎祭祀。高宗肜日，也告诫典祀，不要过于亲近。亲近且亵渎，那么斋戒清明就会昏暗，精神就会涣散，神灵就不会享用了。这时鲁国君臣的情意正背离，阳气亢盛而不下济，阴气潜伏而不上承，乖戾之气熏灼，祸乱将起，频繁求雨对干旱有什么益处呢？从前圣君贤臣共同恭敬协作，以成就天下的治理。七政遵循日影，寒暑就平和；五行有序，风雨就顺遂，都是一德之和感召而来的。成汤在桑林祈祷，最终以斥责奸佞为责。宣王《云汉》的忧虑，最终以大夫君子为劝勉，意图在于此吗？

九月己亥日，鲁昭公出逃到齐国，驻扎在阳州。齐侯在野井慰问鲁昭公。阴气凝结冰层坚硬，不是一日积累的，而系用金柅，没有比起初更严密的。起初不制止，等到冰坚厚后才图谋，怎么能成功呢？季氏从季友到季意如，专权四代，予夺废置，全出自他们之手。国人只知道有季氏，不知道有国君。国君难以克制他们了。国君难以克制他们，难道就无可奈何而就此作罢吗？回答说：生病却轻率用药，以加速死亡，固然不可；完全不用药石，听任其自毙，也不可以。那么为国君谋划该怎么办？回答说：任用贤人不二心，去除奸邪不迟疑。贤人知道被任用，那么奸邪就不难去除。这是阴阳消长的道理。鲁国人不知道有国君，但心向公室，还有叔孙婼、子家羁在。这是剥极后的硕果，上天遗留下来作为复返的契机。有昭子的贤德，而国君不知道；有子家的忠诚，而国君不听从。反而与谗人侥幸图谋大事，轻躁招致祸患，还能怪谁呢？

译唉！孙氏就像夫人一样，孙氏在齐国，所以避讳提及此事。驻扎在阳州，进而到野井接受齐国的吊唁。鲁公向齐国求助的心情迫切，而齐国体恤我们的态度迟缓。齐国有陈氏，就像鲁国有季氏一样，他们同恶相济，难道会接纳鲁公吗？

译冬季十月戊辰日，叔孙婼去世。

昭子讨伐叛乱，跟随昭子到防地，这是牛器见识高明的表现；向郯子询问官职名称，这是昭子学问敏捷的表现。凭借高明的见识，辅以敏捷的学问，对于名分大义和重大戒律，心中了然，他怎肯低头顺从，追随杀害国君的贼人呢？修建郎囿，已经讥讽他役使百姓而求速成；日食出现异常，又察觉他不像君主而怀有异心。三次任命超越父兄，昭子甚至想与他争辩。言辞没有偏颇，这本来就是季平子所畏惧且深深忌恨的。鲁昭公平时没有识人的明察，有贤才却不能任用，等到想要讨伐季氏时，又恰逢昭子前往阚地，没有与他谋划，失去国家是理所当然的！那不畏强暴、正义表现在神色上的大臣还在，国君就能存在。昭子不甘受稽颡请命的欺骗，最终实现了祝宗祈死的志向。鲁昭公恢复国家，从此就绝望了！可悲啊。

十一年，己亥日，宋公佐在曲棘去世。

亲身遭受过老虎灾难的人，听到老虎就会胆战心惊；曾经受过疾病痛苦的人，看到痛苦就会心碎。宋国发生了华氏、向氏的叛乱，宋公几乎不能保全，创伤巨大，痛苦深刻。等到听说鲁公被季氏驱逐，内心惕然震动，奔赴晋国，谋划迎回鲁公。这难道不是以自己希望别人的心情，去推知别人希望自己的心情吗？况且精神在梦寐中感动，楄柎借干自己的形体，治理政令而急于救难，不废弃行动，最终在曲棘途中去世，可以说是懂得天命了。推己及人叫做恕，竭尽己力叫做忠。宋元公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吧？

十二月，齐侯夺取郓地。

依靠齐国的力量，夺取了郓地，鲁公却不能拥有它。鲁公失去国人的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鬷戾陷入包围去救季平子，鲁公的军队就放下武器坐着。昭子谋划安定众人并迎回鲁公，鲁公的军队却想杀他。大概鲁公的左右前后，都是季氏的党羽，戾气熏染渐深，逆谋盘结，不再可以用道义来率领，所以鲁公不能自己夺取郓地，而由齐国替他夺取。齐国夺取郓地让鲁公居住，其没有迎回鲁公的诚意，可以预料了。

二十六年春，周历正月〇宋元公。

三月，鲁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春秋》重视居守正位，改变它就会导致混乱。天王刚刚失去居所，而居住在狄泉；鲁公又失去居所，而居住在郓地。人道不能确立，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神器没有道义就不能得到，大宝没有德行就不能守持。人心聚合就成为君主，离散就只是平民罢了。所以国君用五事修养自身，关键在于恭敬；用二南治理家庭，关键在于端正；用九经治理国家，关键在于安定。上面没有失德，下面没有离心，爱戴他如同父母，畏惧他如同神明，尊崇他如同天地，仰视他如同日月。平时就像众星拱卫北极星，有危难时就像手足保护头目。哪有离开社稷、远离宗庙、淹留在外而没有人顾恤的呢？鲁公因为失德而失去地位，出逃不依托齐国，回国不返回国都。郓地介于内外之间，进退都触碰到藩篱，不得已而居住在那里。居住的不是他应有的居所。《易经》说：“穷极宏大的人必定失去居所”，所以接着是旅卦。

夏季，鲁公包围成地。秋季，鲁公会同齐侯、莒子、邾子、〇伯在鄟陵结盟。鲁公从鄟陵回来，居住在郓地。

鲁公失去地位离开国家，没有一民、一寸土地的所有权。郓地和成地，都是我的城邑，却劳累于夺取而疲敝于包围。上面失去了正道，民心离散很久了，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夺取郓地还有齐国作为主导，成地则是独自包围，鲁公真是孤立无援了。人们只看到申丰把财物送给梁丘据，认为上天抛弃鲁国，遏制了齐侯迎回鲁公的心意，却不曾想到齐景公起初就没有迎回鲁公的心意。在野井吊唁，是轻视鲁公。夺取郓地让鲁公居住在外，是疏远鲁公。不真诚就没有事物，人们得以窥见肺腑。这就是季氏的贿赂能在宠臣那里通行，宠臣的话能在景公那里通行的原因。景公没有迎回鲁公的心意，却还率领三个小国在鄟陵结盟来谋划这件事，欺骗鲁公更加严重了。鲁公在外而齐侯还关心鲁公，并且可以看出鲁公奉着神主出来，还不废弃告至的礼节。

九月庚申日，楚子居去世。

冬季十月，天王进入成周。

王者没有内外之分，他的出和入，都有表示外地的辞令。敬王居住在狄泉，在王城的东边，这就是东王。王子朝居住在王城，这就是西王。王子朝将要逃往楚国，天王从狄泉仅仅进入成周，其余的党羽还盘踞在王城。成周，是洛阳的下都，没有契合辰极的正位，而天王就安于那里，进入的不是适宜进入的地方。晋军攻克巩地，天王才进入，不为没有牧圉的辛劳，而天王以自入为文辞，不真诚于勤王，所以不勇于纳王。这就是天王进入成周而不是京师的原因。

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往楚国。

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君臣之道衰微。诸侯的国家，没有不被权臣控制的。王室也被权臣控制。所以王子朝的叛乱篡位，不是他所能做到的。尹氏主导这件事，逃亡不是他想要的。尹氏挟持他，王子朝的命令掌握在权臣手中。所谓“以能左右之也”。王猛进入，带他进去的是刘单。王子朝逃亡，带他出去的是尹氏。嫡庶顺逆的道理虽然不同，但君弱臣强的祸患则是一样的。可以不引以为鉴吗！召伯、毛伯是权臣的党羽，所以同罪。

二十七年春，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夏四月，吴国弑杀其君僚。

阖庐怀有弑君之心，蓄养鱄设诸来伺机刺杀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弑君应当归罪于光，而用国书罪名通国，没有臣子。季札在波流风靡中，独自坚守退让

译子胥的节操，可以说是贤德了。然而人们所推崇的贤德，是因为贤者能够维系世道的变迁，扶持人伦的根本，从而对天下国家有益，而不是仅仅能够洁身自好却无视人伦大义。僚被弑杀时，阖闾认为即使季札到来，也不会废弃自己。季札也自称哀悼死者、侍奉生者，以等待天命，谁被立为国君就顺从谁，因此他坐视君主被弑、国家危亡，竟然没有沐浴斋戒、请求讨贼的意思。假使凭借季札的贤德，向天子请示，告知四方诸侯之长，联合诸侯来执行天道的讨伐，那阖闾不过是砧板上的肉罢了。季札贤德有余而勇气不足，阖闾于是成为了不被讨伐的贼人。《春秋》记载全国性的弑君事件，季札的罪责本来就在其中了。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郤宛。令尹子常贪财且听信谗言，费无极进谗陷害郤宛，导致郤宛被杀。子常随后也杀了费无极以平息诽谤。郤宛和费无极都被杀，但只有郤宛被史书记载，且不失其大夫的身份。这是因为郤宛无罪。费无极在平王时期，驱逐朝吴，让蔡侯朱的灵柩出境，太子建杀了连尹奢，他嫉妒狠毒、阴险狡诈，像鬼蜮一样千变万化，举国都知道他是谗人，但平王的耳目被蒙蔽，没有人敢说话。等到昭王即位，完全听信他的谗言，结果自己身死族灭，才不过弹指之间。这就像永某氏养的那只猫，不知道家里已经换了主人，还像以前一样偷咬斗殴、凶暴肆虐。唉！谗人究竟有什么利益呢！

秋天，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犂、卫国的北宫喜、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在扈地会盟。专一叫做敬，心思两用就不是敬了。这次会盟，命令诸侯戍守周王室，并且谋划鲁国的事。心思两用，既不能专心为周王室，又不急于为鲁国，只是摆出形式来欺骗人。范献子从季孙那里收受财物，却以困难为由推托，难道仅仅是财物就能改变人的心吗？晋国有六卿，就像鲁国有三家一样，怎么肯赞同他们的君主为盟国呢？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对他们自己不利啊！难怪他们拘禁小儿子而失去大儿子。

冬天十月，曹伯午去世。

邾国的快逃奔到鲁国。

鲁昭公前往齐国，鲁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鲁昭公一年两次前往齐国，情势紧迫，言辞急切。齐国正把鲁国当作臣妾一样蓄养，视鲁国的肥瘦如同秦越之远，不放在心上。鲁昭公忍受屈辱报告到达，却居住在郓地，仍然没有醒悟齐国在欺骗他。《易经》屯卦六三爻辞说：“追逐鹿却没有虞人引导，只会进入林中。君子见机行事，不如放弃，前往会有吝惜。”如果鲁昭公早点采用子家的计策，幡然放弃齐国而另作打算，或许还能在灾难中自保。不见机行事，前往就遇到吝惜，不至于哭出血泪涟涟不止，真是令人叹息啊！

二十八年春天，周历三月，〇曹悼公。

鲁昭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齐国与鲁国是甥舅之国，晋国与鲁国是同姓之邦，鲁国侍奉齐国、晋国又都是有过无不及，患难相救，倾危相扶，应该像左右手一样，但君主被臣子驱逐，竟然没有得到体恤，去了齐国又去晋国，只是加重了耻辱。晋国没有继承霸业的志向，天王有难，还要等待告急才行动，怎么能不等待告急就急于救助鲁国呢？之前在扈地会盟谋划迎回鲁昭公，那是虚伪；现在留下鲁昭公竟然不逆送，那是实情。《春秋》为尊者讳，鲁昭公前往晋国到黄河就返回，与驻扎在干侯，都直书其事，没有隐晦的言辞，彰显季氏驱逐君主的始末，由于晋国偏袒季氏助长其恶，才达到这种地步，难道只是像《诗经》所说的那样流离失所、充耳不闻而已吗？从书法可以看出，圣人责备晋国很深，哀怜鲁昭公很切。

夏天四月丙戌，郑伯宁去世。六月，〇郑定公。

秋天七月癸巳，滕子宁去世。冬天，〇滕悼公。

人如果不仁，礼制又能怎样呢？这是孔子为季氏发出的感叹。鲁昭公出奔到齐国之后，鲁国与防、宋、曹、郑、滕、晋、薛的〇，共六次，都是季孙意如以礼与列国交往，与鲁昭公在位时没有不同。他们难道是喜爱礼制才这样吗？是向人显示从容整肃，使人安然看待鲁昭公的出奔，好像有君主又好像没有君主，却不讨伐季氏。唉，他们的用心太深了！

二十九年春天，鲁昭公从干侯回来，居住在郓地。齐侯派高张来慰问鲁昭公，鲁昭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

鲁昭公因为不被齐国体恤而求助于晋国，晋国因为鲁昭公在齐国安适，不接纳他，徘徊踯躅，过了一年才返回。像穷途末路的猿猴和狼一样，情状完全暴露。齐侯之前在野井亲自慰问，现在对鲁昭公更加卑视，派高张来慰问，不是慰问他不返回鲁国，而是慰问他不被晋国接纳。名义上是慰问，实际上是嘲笑。鲁昭公不堪忍受嘲笑，踉跄着又投奔晋国。晋国不接纳他依然如故，鲁昭公于是进退两难，最终成了干侯的鬼魂。晋国和齐国虽然都违背了拯救危难、体恤苦难的道义，但晋国偏袒臣子、拒绝君主，其罪过比齐国更重。

夏天四月庚子，叔诣去世。

叔孙婼请求迎回鲁昭公，没有生病就死了；叔诣想要迎回鲁昭公，也没有生病就死了。齐国人认为这是上天抛弃鲁国。季孙也自认为是天命，不是他的罪过。难道上天真的保佑恶人吗？这两个人不能忍受季孙意如的无道，想要讨伐却做不到，只能用一死来向国人谢罪。带着遗憾死去的人，不是天意。天意有时是确定的。

秋天七月。

冬天十月，郓地溃败。

灾难始于琐碎的小事，中期在焚次，最终在焚巢。鲁昭公大概都尝遍了。季氏四代专权鲁国，百姓只知道有季氏，不知道有君主。说甲执冰，举国都同恶。齐国人夺取郓地让鲁昭公居住，鲁昭公再次驻扎在干侯。郓地的百姓于是涣然逃散，使鲁昭公没有归宿。三纲五常沦丧殆尽，人可诛杀而家可淹没。然而鲁昭公只得到一个郓地居住，不能施加恩惠来维系民心，最终使百姓舍弃顺从而趋向叛逆，像鱼烂一样溃败。这与梁国的灭亡有什么不同呢？

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诸侯失去国家，寄居在其他诸侯国，是合乎礼的。进不能受到接纳，退没有归宿，那么寄居就不是合适的寄居了。鲁昭公起初不被晋国接纳，而驻扎在干侯，不过是暂时的。在郓地住了两晚郓地就溃败，没有归宿，而在干侯，那么寄居的痕迹就确定了。不应该在而在，不应该在却书写在，是为了保存鲁昭公的国家。国家不可一日无君，何况是一年的开始呢？

夏天六月庚辰，晋侯去疾去世。秋天八月，〇晋顷公。

冬天十二月，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到楚国。

力量穷尽不

译能够坚守，就会灭亡；贪恋生命而不肯战死，就会逃亡。逃亡与灭亡同时发生，吴国吞并小国，徐国未能保全，国家各自承担其罪责。吴国的志向在于谋取楚国，必定先剪除其外围势力。消灭州来，消灭胡沈，消灭巢国，又俘获钟吾国君，于是攻打徐国。徐国灭亡后，楚国的盟国几乎耗尽，攻入郢都的形势便形成了。这大概是伍员为他谋划的吧？

译鲁定公三十有一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定公流亡在干侯。季孙意如在适歴地方防备晋国的荀跞。

君主能够制定政令叫做义，臣子能够承受政令叫做信。君主受制于臣子，有美好的意愿却无法伸展，那么信与义就都丧失了。鲁定公连续几年流亡在晋国境内，晋定公屡次想要接纳鲁定公回国，范鞅因为索取财货的缘故，始终偏袒季孙意如并主张此事。晋定公美好的意愿被阻塞了。当时召见季孙意如前来，让他坐在堂下，用驱逐君主的罪名责问并诛杀他。这本来只是直咳唾之间的事情，却让荀跞在适歴迎接并防备鲁定公。过了四月，才到干侯去慰问鲁定公。这是把季孙意如看得重，而把鲁定公看得轻。君主的愤怒尚未平息，说“你暂且回去祭祀”。荀跞为季氏效力，这大概是范鞅的意思吧？范鞅就是所谓怀着私利来侍奉君主的人。

夏季四月丁巳日，薛伯谷去世。

晋侯派荀跞到干侯慰问鲁定公。

秋季，薛献公即位。

冬季，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

鲁国刚刚驱逐了他们的君主，黑肱背叛邾国，带着土地来投奔，这是同类气息相互感召。不把黑肱隶属于邾国，说明他不臣服于邾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称他为叛人，那么驱逐君主的罪行又该怎样呢？通过防备而显明了。

十二月初一辛亥日，发生日食。

鲁定公三十有二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定公流亡在干侯，攻取了阚。

阚是谁攻取的？是鲁定公攻取的。阚本来是我国的城邑，却费力去攻取，一民寸土，鲁定公都不能拥有。鲁定公为什么攻取阚？因为阚有历代先公的坟墓在那里，鲁定公心里好像说：我不能守护宗庙，还将保全坟墓。先公完整地交付了国家，不能保全国家却想着保全坟墓，以此作为孝道，大概是开始对回国绝望了。可悲啊！

夏季，吴国攻打越国。

越国再次被提及，越国跟随楚国攻打吴国，并非越国的本意。所以称越国为“人”，吴国初次攻打越国，是率先动武。所以称吴国为“国”，吴国不容忍，不称越国为“国”是因为它僭越称王，这都是排斥它们。天道尊重中国而轻视僭越悖逆，所以对于僭越悖逆的横行，常常暗中有所制约。吴国在越国挑起争端，这难道是越国日后像沼泽一样淹没吴国的伏笔吗？

秋季七月。

冬季，仲孙何忌会同晋国的韩不信、齐国的高张、宋国的仲几、卫国的世叔申、郑国的国参、曹国人、莒国人、薛国人、〇国人、小邾国人，修筑成周的城墙。

周成王经营洛邑，又建成成周，迁移殷商遗民作为京师的东都，然后又回到宗周。到了周平王遭遇犬戎之难，才开始迁都洛邑，成周还没有居住。周敬王遭遇王子朝之难，才开始进入成周居住。晋国联合诸侯的力量戍守成周，历时五年。周王想要向成王祈求福佑，请求修筑成周的城墙，使祸害远离屏蔽，这不是指望晋国修筑成周，而是指望晋国在王城铲除王子朝的党羽。王城的贼寇如果消灭，万乘之尊的君主自然尊贵，哪里还需要修筑城墙呢？晋国的政令下移，霸业日益衰微，以天王苟且偷安为幸事，而不以王室偏安为忧虑，于是联合诸侯的大夫重温盟约并修筑城墙，就撤回了戍守的军队。从此勤王的事情就结束了。不久，儋翩率领王子朝的党徒作乱，天王出逃居住在姑莸，修筑城墙有什么益处呢？从前王室从宗周迁到洛邑，已经承受了《黍离》般的悲伤，降格到成周，地位更加卑微。从此洛阳、河南遂分为东西周，直到周赧王分治而周朝灭亡，晋国实在是罪魁祸首。前面记载“入成周”，是为了表明天王苟且安定的不正当；后面记载“城成周”，是为了表明诸侯勤王的不彻底。

十二月己未日，鲁定公在干侯去世。

君子认为以正道而死为可贵，客死在干侯，难道是正道吗？季氏无君之罪，固然不容赦免。有百姓不能利用他们的力量，有贤人不能利用他们的谋略，而宗庙社稷丧失了祭祀的器具，不能挽回屯膏的凶险，鲁定公大概也有招致这些的原因。假使国人还有臣子之心，盟主不失方伯的职责，列国未忘患难相恤的道义，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记载“薨于干侯”，上述几方面的罪责都显现出来了。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说卷二十七《宋洪咨夔撰》定公上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先君不能以正道结束生命，那么继位的君主就不能以正道开始，鲁国就是这样。但是首年都以“正”字记载，唯独鲁定公没有“正”，为什么呢？因为君位空缺。所谓“正”，是周天子颁布的，诸侯禀承的，在朝会、盟会、宗庙祭祀、出政布令时使用的，用来谨慎人时的开端，严肃对天道的奉承。鲁昭公去世，太子衍被废黜，鲁定公以庶弟身份尚未入主，季孙意如大概以君主自处了。国家没有君主而上卿自居君主，举行月正元日的礼仪，天道失常，人伦失序，圣人深深担忧，所以删去“正”字，以保存万世纲常的道理，以遏制乱臣贼子的萌芽。况且“正”是用来纠正不正的。鲁定公不能在开始时得到“正”，能不思考在结束时如何纠正不正吗？孔子做大司寇，齐人归还疆土，孔子代理相事，参与国家政事，鲁国于是大治，如果让他长久任职，推展所以正一国的道理，去正天下，过化存神的妙用，范围曲成的功绩，都是鲁定公的归宿。奈何气节卑下而意志苟且，容易陷入邪道，难以矫正正道，贪图援立自己的私恩，忘记被阻逼的大辱，嗜欲发动而精神昏昧，谄媚之人进用而耳目混乱，接受女乐一次，三天不上朝，邪气增长而正气消减，前功尽弃，拿什么去纠正季氏的不正呢？这就是为什么开始时没有“正”，结束时没有“冬”。

三月，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的仲几。

晋国魏舒在狄泉联合诸侯的大夫，不是为了安定王城，而是为了修筑成周。齐国高张迟到，宋国仲几不接受功劳。大概窥探到他们没有安定动乱、建立功业的真实意图，而敢于轻慢命令。晋国

译如果打算把仲几作为罪人处死，天子的威严近在咫尺，应当向天子请示后再去讨伐，与各国共同抛弃他，难道不是名正言顺吗？却不向天子请示，擅自将人拘捕于京师。京师难道是晋国拘捕人的地方吗？近在京城，不请示就拘捕人，这是无视天子。既然已经拘捕，知道这样做不对，然后才将人送归京师，已经太晚了。所以史书只记载“拘捕于京师”，不记载“送归于京师”，以此来彰显他的罪过。

译夏季六月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鲁定公即位。

即位不记载具体日期，而这里却详细记录了日期，这是因为空出君位的时间太久，继承君位过于急切。国君去世，嫡长子即位，这是天地间的常规，古今公认的正义。太子衍在，季氏扰乱常规，废弃正义，想要从国外寻求国君，本应早日确定，却拖延到夏季，叔孙氏迎接灵柩，才让公子宋主持国家大事。群臣向子家报告灵柩到达和毁坏隤城的消息，公子宋先进入宗庙，将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然后即位。国家没有国君长达半年多，季意如大概已经行使国君的事务了。太子不被立为君，公子不被召见，季意如亲自行使国君的事务，国家与他没有不同的意见。像寒浞那样的恶行都可以触动，他却反复犹豫不敢行动，说是害怕王法的诛杀吗？京师的权威已经卑微很久了，害怕同盟国的讨伐吗？各国的权柄都已经下移，害怕国人不同意吗？百姓只知道有季氏，不知道有国君，这大概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季意如敢于擅自废立，却不敢篡夺大位，究竟害怕什么呢？我们的孔子在洙水、泗水之上讲道，无非是为了扶持纲常，卫国以正名为先，齐国以君臣各守本分为根本。季子然问子路、冉求，孔子告诉他们连弑父弑君的事都不会听从。季康子问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孔子告诉他哪里用得着杀人，八佾舞、泰山祭，都明确指责并严厉谴责，威严得如同秋霜烈日不可侵犯。他用来遏制乱臣贼子萌芽的方法，不必等到《春秋》写成才显现。这就是季意如之所以长期轻视大位却不敢行动的原因。曹操垂涎汉室江山，终身不敢篡位，评论者归功于东汉节义的力量，大概看到了这一点。

秋季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

桓公死在齐国，灵柩从齐国运回，从丙子日到丁酉日，才十几天。干侯虽然是晋国的境地，距离鲁国有多远？昭公的灵柩运回，竟然经历了三个季节之久。季孙氏难道没有心让灵柩回来吗？灵柩运回超过一个月，就安葬，礼仪太简薄了。驱逐国君导致客死他乡，死后又废黜嫡子，灵柩久久不到，到了又薄葬，并且想要隔绝墓地，厌恶他的谥号，季意如的罪过通天了。他还夸耀得意，建立武宫，按照旧例建立不该建立的宫室，以表达祈祷赐福的回报，欺骗天人和宗庙，小人真是肆无忌惮啊！

九月举行大雩祭。

建立炀宫。

冬季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

十月收获庄稼，黍稷重稑，禾麻菽麦。豆类成熟，正是时候。之前举行大雩祭，为干旱祈祷。干旱之后，草木都枯尽了，只有豆类幸存。豆类成熟一定较晚，又降霜冻死了它。百姓的粮食指望什么呢？季孙氏的恶行通天却没有人讨伐。怨恨郁结，乖戾熏蒸，所以百姓遭受旱灾和霜灾相继而来的祸害。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秋季楚国人攻打吴国。

冬季十月新建雉门和两观。

诸侯宫外的门叫皋门，朝门叫应门，里面有路门。天子宫殿加上库门、雉门和两观。《绵》诗表明诸侯没有雉门，是很清楚的。鲁国有雉门，又设置两观，是僭越。鲁国的僭越难以全部记载，《春秋》往往因事而记载。火灾始于两观，蔓延烧毁雉门。门阙是用来发布号令、颁布典章的。季氏的大恶未受讨伐，号令典章扫地以尽。所以天显示灾变来警告人。如果不听劝告，不畏惧天灾，反而增加其规模，新建它。他的心本来就以驱逐国君为能事，以僭越上级为常事。后来孔子在两观之下诛杀少正卯，如果早点掌握国政，一定有办法处置季意如了。

三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定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

权臣钳制国君的手段，在国君一举一动之初，威严约束所及，无不顺从他的意志，推童牛之牿而反用之。定公即位以来，未曾一次涉足边境，开始朝见晋国，就拒绝晋国使者的防备，然而带着怒气回来。大国在外部恐吓，权臣就容易在内部控制。范献子是为季氏谋划吗？唉！昭公因为被拒绝而不能即位，定公又凭借什么即位呢？

二月辛卯日，邾子穿去世。

夏季四月。

秋季安葬邾庄公。

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防地结盟。

四年春季，周王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

三月，鲁定公与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齐国夏在召陵会盟，侵犯楚国。

平丘会盟之后，晋侯不再会盟诸侯，已经二十多年了。到了这时，楚国与吴、越的争斗正激烈。刘文公立志攘除夷狄、尊崇华夏，中兴周室。王室安定，与晋国协同谋划，纠合十八个国家举行这次会盟，以图谋攻打楚国。诸侯庆幸典章制度的修明，乐于互相保护，没有一个人有异心。自桓公、文公相继称霸以来，没有像这样盛大的了。然而侵犯楚国就返回，从此大会盟就绝笔了。原因是什么呢？晋国六卿贪图利益自私，结党营私，互相角立。定公软弱不能控制，内忧正深，哪里有空暇继承霸业？这次会盟，由刘子主持，晋国不得已跟随。所以谋略刚合，随即就受阻，病危暂苏，垂灭的灯强行明亮，能长久吗？《春秋》详细记录并叙述，是为了彰显霸业的终结，并且悲叹刘文公有志而未能实现。

夏季四月庚辰日，蔡国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沈国，把沈子嘉带回去，杀了他。沈国，是个小国，它的去留有什么关系呢？

译关系到中原各国的强弱形势。晋国因为未能阻止召陵之会，便让蔡国去讨伐沈国。诸侯的军队尚未调头返回，蔡国就已经灭掉了沈国，擒杀了沈国国君，依仗权势逞威风，借法律之名行削弱之实，其残暴毒辣到了何等程度！晋国唆使猛犬，蔡国假借猛虎之力，罪责自有归属。因此史书将灭沈一事记载在防召陵之会，盟誓于臯鼬之间。

译五月，鲁公与诸侯在臯鼬结盟。

在夷仪设防，并在重丘结盟；在平丘设防，并在平丘结盟。设防与结盟大概是一件事。召陵已经设防，鲁公又与诸侯在臯鼬结盟，这是鲁公结盟的意愿。鲁公在国内受制于权臣，在国外被大国拒绝，恐惧得担心无法自立，所以趁着诸侯设防的机会，急切地寻求结盟，以借重诸侯的力量。鲁公的处境危险啊。君子端正地位、安守本分，不寻求让自己显得重要的方法，却想依靠别人来让自己显得重要，别人怎么能让我显得重要呢？

〇伯成在防地去世

六月，安葬陈惠公。

鲁公在防地，还没到那里，防地就安葬了陈惠公，这是季孙专权的表现。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专断。《春秋》特意通过这件事来显示这一点。

许国迁都到容城

秋七月，鲁公从防地回国。

刘卷去世。

上天要兴盛一个国家，必定为它产生贤人；上天要废弃一个国家，也必定夺走贤人使该国空虚。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谋划讨伐楚国，十八个国家欣然响应。虽然被晋国荀寅收受贿赂所阻挠，侵犯楚国后就撤军，如果刘文公还健在；后来的举动或许还可以图谋。为什么上天不保佑周朝？防地刚到，刘卷就去世了。因为《春秋》记载刘文公去世，我未曾不感到悲伤。这是孔明的用心。

〇安葬悼公

楚国人包围蔡国

晋国士鞅、卫国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蔡国因为一件皮衣的缘故，被楚国拘禁了三年，回国后跟随晋国。在防地灭掉沈国，在行楚之地，于是肆意发泄愤恨包围蔡国。形势紧迫啊。晋国救援蔡国，本该像救火救溺那样紧急，却与卫国一起讨伐鲜虞。鲜虞有什么罪，却屡次被讨伐呢？避开强国而欺凌弱国，舍弃急务而趋向缓事。晋国对诸侯没有诚意，可以知道了。

安葬刘文公。

冬十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楚军大败，楚国令尹囊瓦出逃到郑国。

谦卑的人，别人会推崇他；退让的人，别人会推举他。吴国危急，蔡国患难，因为蔡国，所以《春秋》提升吴子的地位。用“子”来称呼，是因为他们在患难中相互救助，符合中原正道。而且以此来使晋国感到羞愧。凡是军队能指挥左右的，称为“以”。吴国正强盛，蔡国能指挥左右，为什么？大概是因为牵制鹿角虽然贵在共同倒下，但连在一起的鸡尤其难以一起飞翔。吴子身在军中，而进退开阖完全听从蔡国。怨恨深重则报复必然残酷，形势紧急则力量自然加倍，于是让蔡国得以向楚国发泄怨恨，并打败楚军。虽然蔡国依靠吴国，吴国也依靠蔡国。世道浑浊，士人节操凋敝。晋国大夫如韩宣子、范献子，尚且不免因受贿而自累；而楚国受贿的大夫，如公子壬夫、追舒及申，都因此丧命。令尹子常所听闻的。纵欲不惩，嗜贿更甚，以求肃爽而止。唐成公因求佩裘而止。蔡昭侯，蔡国怨恨既深，挟持吴国致死，楚军告败，且进入郢都了。知道不能逃脱三位公子的诛杀，于是出逃到郑国。见到利益就趋附，不顾国家仇敌；见到祸害就逃避，不忧虑国家灾祸。身为大臣却如此，社稷依靠什么呢？前面记载楚军大败，后面记载吴军进入郢都，以此来掩盖囊瓦的罪过，严厉啊！

庚辰日，吴军进入郢都。

鞭打平王的尸体，娶昭王的母亲，都是狄人的做法。所以吴国以称号举败楚，就进而称子；进入郢都，就退而称国。狂乱。圣人改变内外不同的书写，栽培倾覆，都是自取。圣人之所以成为天。凡是军队进入国都，如入〇，入许，入曹，入滑，都以国名出现。这次进入不称楚，而称郢。楚国不能成国了。子囊遗言，修筑郢城。囊瓦又增修以自固，并非没有事先的准备。但政事因贿赂而成，刑罚因谗言而用，贪功而甘愿接受舒鸠人的诱惑，忌能而不采用沈尹戌的谋略，实行修怨，以不仁济之。等到国家有难，就离开而违背职责。大臣如此，这就是吴国长驱直入，如涉无人之境的原因。城池有什么可依赖的呢！确实，没有仁贤则国家空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发生日食。

夏，向蔡国运送粮食。

救灾恤难，是同盟国家的常道。现在蔡国遭受楚国包围，鲁国向它运送粮食，难道季平子执政，真的以周室急难为心吗？蔡国被晋国灭掉，不像召陵的沈国，利用吴国在柏举打败楚国，两大国所与，气势翕赫，所以用这个来结交它。不然，忍心对待其君主而不忍心对待同盟国家的饥荒，有这样的道理吗？

于越进入吴国。

吴国正进入郢都，越国已经进入吴国。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楚、越、吴的强盛，如果不是它们自我牵制，中原应当更加微弱了。然而吴国进入郢都，不称子，楚为吴入；不称楚，越之入吴，又以于越称之。虽然吴越自相攻击，是中原的幸运，但封豕长蛇，互吞迭噬，是圣人深恶的。

六月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

卿大夫去世，记载日期，礼仪有加。仲遂背负弑君的大恶，而记载日期去世，意如背负逐君的大恶，也记载日期去世。君主感激其援立之恩，而厚待送终之礼，所以谨慎记录。况且王法不行，伯讨不加，与盗跖在泰山脍人肝，而死于牖下，都是天之未定，圣人能不感动于中吗？

秋七月壬子日，叔孙不敢去世。

冬，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国防速率领军队灭掉许国，带着许男斯归来。许叔进入许国之后，迁都到叶，又迁都到白羽。

译（许国）又迁往容城。在辗转流离之后，其幸存下来的部分几乎灭亡，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灭亡十年之后，又在楚国围攻蔡国的战役中重新出现，虽然灭亡了但随即又复国了。屡次灭亡又屡次复国，可以相信大岳的后代，所凭借的福泽深厚【按《春秋》时代，许国共迁徙四次，鲁昭公九年，许国又曾迁往夷地，原文未提及】

译二月，鲁君入侵郑国。鲁君从入侵郑国归来。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躲避危险而趋向安全，是人臣追求利己的心理；喜欢专权而厌恶分权，是同僚嫉妒功劳的意图。鲁国为晋国入侵郑国，以讨伐胥靡之战的仇怨，并非没有卿大夫可以统帅军队，而鲁君亲自率军，大概是因为晋国的命令不可违抗。郑国也不是弱小的敌人，所以将对抗敌人的责任推给国君。如果不防备就会招致晋国愤怒，回国后若加以防备则制胜的功劳归于自己，这是选择利己而行的做法。郑国俘虏的献纳，两位卿大夫一同前往，功劳便无法被一人独占。这也足以看出季孙、仲孙互相猜忌而不肯相让了。

秋季，晋国人拘捕了宋国的使者乐祁犂。晋国先前拘捕了卫国石买，如今拘捕宋国乐祁犂，都记载为“行人”，没有失去使者的职分。乐祁犂出使晋国，向赵简子进献杨楯，却没有送给范献子，因此被进谗言而拘捕。赵简子和范献子本来都贪图贿赂，而杨楯是兵器，两人正暗中怀有互相吞并的志向，争夺尤其急切，愤怒尤其强烈。晋定公拘捕盟国的使者，以发泄权臣的私愤，不像君主的样子可以知道了。

冬季，修筑城中城。《谷梁传》认为是三家（三桓）所为，张公修筑城池以自固，国君寄命于虎口，力量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其实是三家修筑的。阳虎专权，想要除去三桓而取代他们，入侵郑国的战役，使季桓子陷入困境，报币之行，使孟懿子受困。他知道难免于祸患，所以从晋国回来，就修筑此城以自卫。阳虎也跟随结盟，国君和三桓在周社结盟，国人于亳社结盟，在五父之衢诅咒。大概是我诈你虞，互相防备。

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齐国曾经夺取郓地以安置昭公。昭公客死在干侯，郓地被齐国占有。所以两位大夫率领军队包围它。不久，齐国将郓地和阳关归还。阳虎于是居住在那里，以此执政。陪臣更加强大，祸乱由此兴起。纲纪不立，政事不修，却急于夺取城邑。得到马匹，怎么知道那不是祸患呢！包围郓地之后，季孙斯屡次劳民以逞私欲。都是仲孙忌怂恿的缘故。仲孙忌离去，用什么表示贬斥？措辞隐晦，好像缺文一样。《公羊传》认为是讥讽。两个名字，两个名字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讥讽？

七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

秋季，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齐国人拘捕卫国使者北宫结以入侵卫国，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晏子使他的君主显赫，显赫尚且不容易谋划，何况称霸呢？凡是霸业的兴起，必定有义举来激发人心的趋向，不是仅靠威势所能成功的。自从鄟陵结盟以来，晏子因为晋国失去诸侯，辅佐景公图谋继承霸业，不是不锐利，但行动不符合正道。召陵的防备，不亲自前往，又挟持郑国胁迫卫国，同为背叛晋国的盟约。国夏率领军队讨伐我国，并且先归还郓地以居住，阳虎让他作为内应，这难道是义举吗？这就是志向大、心力劳而功绩更加遥远的原因。

大雩祭。

齐国国夏率领军队讨伐我国西部边境。

九月，大雩祭。

冬季，十月。

八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君入侵齐国。鲁君从入侵齐国归来。二月，鲁君入侵齐国。三月，鲁君从入侵齐国归来。

战争没有常胜，所以胜利不可习以为常。鲁君习以为常于入侵郑国的胜利，连续两个月再次入侵齐国，都亲自前往而再次告庙。直到春秋时期严重为鲁君的危险担忧。季孙专权于鲁国，阳虎专权于季氏，内部祸难将要兴起，像燎原之火，不可遏制。而国君离开社稷，远远趋向敌境，一次进军没有功劳，竟然至于再次，轻佻到了什么地步！

曹伯露去世。

夏季，齐国国夏率领军队讨伐我国西部边境。

鲁君在瓦地防备晋军，鲁君从瓦地归来。齐国讨伐我国，晋国赵鞅、士鞅、荀寅救援我国，还没有到达边境，齐军撤退。鲁君前进到卫国地界的瓦地而防备它。鲁君防备外国大夫不止一次，这次唯独记载防备军队而不说“讳”，所以防备并不是忌讳，而是记载鲁君举动的轻率。一再入侵齐国，轻率地亲自前往，已经触犯危险之地了。晋国政令下移，三卿都有无君之心，哪里还有我们？鲁君以千乘之尊，越过边境造访他们的军中，不以礼制防备而以军队防备，能不为之寒心吗？凡此都可见圣人深切爱护君主的心意。

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入侵郑国，于是入侵卫国。

安葬曹靖公。

九月，安葬陈怀公。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入侵卫国。

冬季，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

天下有霸主，则诸侯依靠霸主而立；天下无霸主，则列国各自防守。等到同舟共济的形势，迫于蔓延火灾的情势危险，则互相救援互相保护以求安全。这就是郑国、卫国在曲濮合盟的原因。晋国失去继承霸业之道，齐国搂抱郑国结盟，在咸地胁迫卫国结盟，在沙地结盟，于是赵鞅有入侵郑国、卫国的行动，鲁国两位大夫也为晋国入侵卫国。两国正危急，应当成就于晋国，而晋国政令多门，内部祸难将要发作，有不足依靠的，于是互相保护聚集为此盟。从此晋国的盟会防备不再讲习二十余年，人心背离晋国，不可以再收回了。

在从祀先公时，盗窃宝玉和大弓。在从祀先公时，盗窃宝玉和大弓。阳虎将要除去三桓，顺从祭祀先公而祈祷，这是一种说法。阳虎起初以昭公的主位从祀太庙，以彰显季氏的罪过，取媚于国人，这是另一种说法。然而以陪臣专权，肆意做不道之事，哪有空闲祈祷？哪有待于取媚？只是以季孙家甲的众多，难以坐而拘捕，因此借先公的祭祀，在侍祠之时拘捕他们罢了。宝玉和大弓，都是祖庙的守藏，每次大祭则取出陈列，祭祀完毕收藏。如今祭祀先公，全部陈列在庭院。阳虎既已拘捕季孙，于是

译（阳虎）一并劫持了弓和玉离开，没有人敢与他较量。那么，跟随祭祀先公，以及盗窃宝玉和大弓，虽然是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如果除去三桓，那么三家就会像老虎一样有所攫取；国家的宝器，那么鲁国也就像老虎囊袋中的物品。不久在蒲圃杀害季孙，接着依次图谋其他，他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楚子询问周鼎，王莽夺取汉玺，盗贼的阴谋，大致相似。圣人目睹时事而省略了日期，甚至不及季孙被拘执、阳虎盗窃之时，这就是所谓的行为危厉而言语谦逊，含蓄隐晦其言辞以保全国家的体面。

译《经部·春秋类·洪氏春秋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说》卷二十八（宋·洪咨夔撰）定公下。

九年春，周历正月。

夏四月戊申日，郑国国君虿去世。

（鲁国）获得了宝玉和大弓。

大璜和封父龟，是天子的礼器；越棘大弓，是天子的兵器。经传记载宝玉和大弓，只是说它们都是鲁国的镇国之宝罢了。拥有国家的君主，守护着世代相传的镇国之宝却沦为盗贼，将来拿什么来保卫国家、侍奉宗庙呢？况且从前偷窃它们时，不知道是谁干的；如今得到它们，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纲纪法制荡然无存，听任他人随意取走，又相信它们会自行归还。阳虎当初偷窃弓玉，他的志向本来就是要吞并三桓家族乃至整个鲁国。蒲圃的刺杀未能得逞，阳关的叛乱已经逼近，他自知无益于使用，才将它们归还。失而复得，难道仅仅是高兴镇国之宝回归吗？危而复安，实在是深深庆幸国家的祸乱得以平定。

六月，安葬郑献公。

秋，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

齐僖公想要谋求霸业，与卫侯在蒲地歃血为盟。齐景公想要谋求继承霸业，与卫侯驻扎在五氏。行事不合正道，果真凭什么能成功呢？

秦伯去世，冬，安葬秦哀公。

鲁国参加了秦哀公的葬礼，秦国静观中原各国的纷扰，仅仅以国君去世和安葬被记载。

十年春，周历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夏，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见。鲁定公从夹谷回国。

阳货曾问孔子为何不及时出仕，孔子回答将要去任职。在此之前，孔子未曾为季氏效力，那是阳虎专权季氏的时候。阳虎失败后逃往三家，孔子正庆幸免于灾难。定公得以任用孔子，孔子也得以在季孙氏那里行事。这就像大病初愈，恐惧死亡降临，饮食起居的节制，不得不完全听从医生的安排。病愈后若拒绝医生，死亡也就随之而来了。鲁国自从被围困在郓地以来，齐国两次攻打我们，我们也两次侵犯齐国。忽然内部事务和外部祸患，灾难接连发生。等到孔子担任司寇，开始辅佐君主，一心致力于安静和平，降低心气与齐国讲和。内乱既已平定，外争又已消除。于是礼乐刑政，凡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都依次施行。国势得以确立，人心得以安定，日新月异。凭借这些，即使面对坚甲利兵，也有足够的力量去征伐。夹谷之会，孔子代理相礼之事，用武力威慑莱人，用刑罚处置优施，齐侯归还土地以谢罪。这难道不是文事与武备兼备的功劳吗？用智慧谋划，用仁德坚守，用勇气施行，天下通行的德行就完备了。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隂的土地。

树立标准，人们就会依从；引导方向，人们就会前行；安抚百姓，人们就会归顺；发动行动，人们就会和谐，这是上天的德行，人力在其中毫无作用。齐国先前将郓地归还给我们，阳虎占据那里。等到阳虎失败，便带着郓、讙、龟、隂的土地逃往齐国。凭借齐景公拥有千驷马车的骄横，晏子连豚肩都不肯施舍的吝啬，土地难道会轻易归还给我们吗？一份敬意足以胜过百种邪恶，一份真诚足以制服百种虚伪。在感化之下，他们大概没想到土地会归还，却自行归还了。这与虞、芮两国争执，文王教化使它们自行和解，道理相同。然而归还土地的道义刚施行，归还乐器的阴谋已经萌动。忠信不足，而变诈有余，这就是《春秋》贬斥齐国的原因。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

善于应对变故的人，静观众人的动向而察知其苗头，在细微萌芽之间，我能预见其所以然的缘故，振袖而起，发动无不命中。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叛乱，是堕毁费邑的契机；侯犯凭借郈邑叛乱，是堕毁郈邑的契机。这时孔子在鲁国被任用，道教的推行，不疾而速，齐人且明显地归还疆土，而郈邑在国内叛乱，为什么呢？郈邑大概是叔孙氏的私邑。大夫专权诸侯的国家，家臣专权大夫的家业，等级夷平，廉耻败坏，互相效仿而作恶，这是情理势之所必至。然而如果大夫不亲身遭受家臣的祸患，私邑就不容易堕毁，公室就不容易强盛。两家合力包围郈邑，军队两次出动都不能攻克，孔子大概已经暗中掌握了可以堕毁的契机了。

宋国乐大心出逃到曹国。

宋国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冬，齐侯、卫侯、郑游速在安甫会见。

齐景公得到晏子辅佐，他的志向未曾不想谋求霸业。晚年没有参加召陵之会，气势凌驾于盟主之上。不久郑国背叛晋国，齐国便与郑国在咸地结盟；卫国背叛晋国，齐国便与卫国在沙地结盟。至此便联合郑、卫在安甫会盟，并且以归还土地、促成郈邑堕毁为条件，与我们在黄地结盟。随后又在洮地与宋国会盟，趁着晋国衰微而笼络诸侯。谋划并非不好，但齐国终究未能称霸。谋求霸业的方法，不合正道。那五位霸主凭借的，也必定是以义理来济助权谋，然后才能长久维持盟主地位。当昭公被季氏驱逐，向齐国祈求哀怜、请示命令长达数年。如果齐国能兴师问罪驱逐国君的罪行，那么各国没有不响应的，称霸何难之有！失去了这个可以称霸的时机，才开始在诸侯分裂涣散之中搜罗他们，晏子的智慧也就终结了。

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十一年春，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邑叛乱。

宋景公因为乐溷的谗言失去了乐大心，因为向魋的宠幸失去了公子地，而一个弟弟、两个卿大夫都跟随他们出逃。君主不像君主，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在萧邑叛乱。乐大心从曹国来到，一同叛乱，臣子不像臣子。究其本末，景公起初无意驱逐弟弟，弟弟也无意离开国家，只是

译两位卿强行逼迫他出逃，因此史书记载他进入萧地以叛乱。于是辰在愤懑抑郁、无处排解之中发起叛乱，两位卿跟随他，乐大心参与其中，因此史书记载他们“及”（参与）和“助”（协助）。势孤力弱而亲戚背叛，处境困窘乖离而家人离心，鲁公丧失道义由此可见。然而兄弟虽然在墙外防范，抵御外侮，天理并未曾经泯灭。应当互相友爱，不要互相猜忌，人的私欲不可放纵。而世上那些失去同胞手足欢乐的人，都是从小的嫌隙开始，最终酿成大的裂痕。假使辰在迋地的小嫌隙上能够忍耐，那么出奔入叛的大裂痕从何而产生？又怎会至于冒犯天下的大禁忌，成为万世的耻辱呢？先前连续记载“出奔”，罪责在鲁公；后来特别记载“及叛”，罪责在辰、佗、彄、地、大心，他们是跟随叛乱的人，陈、曹是协助叛乱的人。所以作为君、臣、父、子、兄弟，都不可以不研读《春秋》。

译夏四月。

秋，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

冬，鲁国与郑国讲和，叔还回到郑国主持盟誓。

因争夺桑树而愤怒兴起，抬着尸体、挥动兵器，怨恨消除后便浇灌和解。欢乐如初，人心本就危险，难免有血气之争。危险得以平复，是《春秋》所极其看重的。然而郑人来改变和议，这和平并非真正的和平。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这和平并非他们适宜达成的和平。鲁君与齐侯讲和，莒国与郯国，莒国人不愿讲和，并非出于本心，不能强迫他们讲和。只有彼此都有厌战之志，内外没有宿怨之情，像春天冰消雪融，万般险阻都夷平，这才是百姓的幸运、国家的福气。鲁国与齐国、郑国近年互相侵犯，并非有大过错，只是一念之间不能克制自己罢了。孔子在鲁国任职，以视人如己为心，以建立最高准则为政，这疆界那疆界，都是我的子民，怎忍心让他们陷入刀兵之下？所以为了谋划我国，感化我们的国君，并推行于季孙氏，将讲和作为首要任务。虽然降低心气，言辞谦卑，礼节隆重，从而与齐国讲和，又与郑国讲和，叔还再次到郑国主持先前定下的盟约，也不敢畏惧。史书只写“及平”，不写“公”，可见国人的心，都乐于讲和了。《易经》说：“不能胜讼，回复正道，改变态度，坚守正固吉祥。”这就是讲和的道理。

鲁定公十二年春，薛伯定去世。夏，安葬薛襄公。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毁坏郈邑。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毁坏费邑。

秋，举行大雩祭。

冬十月癸亥日，鲁君与齐侯在黄地结盟。

十一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

鲁君从黄地回国。

十二月，鲁君围攻成邑，鲁君从围攻成邑回国。

自古圣贤治理天下，必定有经纶的学问。先经后纶，并非直接达成，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处理事情有道，建立事业有机，成就事情有权。时机到来，权变应对，与时偕行，纵横万变，不超出道。功业满一世而人们不知，射落高墙上的隼，君子得到可为之时，在王庭上行动；小人有难安之势，运用此道。孔子任鲁国司寇，仲由任季氏家宰，圣贤共同治理，没有比此时更兴盛的了。他说：“大夫家不藏兵器，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这本来是礼的大经。”而转移有机括，施行有端绪，必定不是直接达成的，因为人的常情，经历危险后才思求安全，遭遇祸患后才图谋福分。三家只知道专权国家，而不明白絜矩之道并非正道，家臣已经专权其家，如果不是身受家臣之害，怎肯为国家毁坏他们强盛的城邑？等到阳虎想除去三桓，而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叛乱，圉人已经杀了郈宰公若，而侯犯凭借郈邑叛乱。季孙、叔孙身受其害，而城邑有了可毁坏的时机了。然而想毁坏虽动于其心，而毁坏不出其手，还担心中途受阻或后悔，所以听任叔孙率领军队自行毁坏郈邑，季孙自行与仲孙率领军队自行毁坏费邑。动摇牙齿于既摇则不骇，摔碎瓦罐于手堕则无怨。声气不摇，形迹俱灭，而强公室、弱私家之势已立。《中庸》所谓“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四时错行，日月代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与天地同其大”，就是这个意思。至于毁坏成邑，则大概有待于时机，并非畏惧成邑的强盛。鲁君习惯于两邑的毁坏，不思成邑未有变，不可立即毁坏，于是贸然亲自率领军队围攻它。公敛处父得以凭借保障，为孟孙氏谋划。鲁君轻率举动，大抵如此。所以直到以危险知之，直到从围攻成邑的危险中，鲁君才知道毁坏成邑并非孔子所急。昭昭然明显了。明年摄相而鲁国大治，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凡是为了世道之坊，必将次第举行，天下不难治理。成邑何足虑哉！可惜啊，女乐至而膰肉辍，一息有不可留者，此道之将行将废，所以归之命。

鲁定公十三年春，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

夏，修筑蛇渊囿。

在比蒲举行大搜。

修筑囿、大搜，都在孔子离开鲁国之后。中军既舍，季孙意如曾经大讲比蒲、昌间之搜，使百姓习知有私室，而不知有国。所以昭公被逐，执冰以踞，恬不为怪。至此，两都既毁，公亲帅师围成。成虽弗克，民知有君矣。所以斯与叔孟一再合兵简习，以收前日之柄，而民非公有，公不复自将矣。然而孔子用舍进退之异，实系公私强弱之分。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秋，晋国赵鞅进入晋阳以叛。冬，晋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以叛。

自古国家祸乱，莫非养而成，激而动。晋政下移，六卿以贿为政，始相忌，继相恶。定公拱默于上，听其自为胜负，是养乱也。养乱如养痈，需时而溃。一旦赵鞅以私憾围邯郸，杀午。午党荀寅、士吉射伐赵氏，鞅奔晋阳。知文子、韩简子、魏襄子奉公以伐，旬范寅、吉射奔朝歌，相继据其邑以叛。势有所激也。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征伐自诸侯出；降而从大夫出，则无道甚矣。况家自有兵，人自为政，动干戈于

译在国都之内，而国君却不参与听闻。叛乱的迹象已经明显，他们进入晋阳、朝歌发动叛乱，不过是平日里没有尊君之心所显露出来的罢了。《春秋》省略了曲直是非的辨析，而探究其内心，发现他们都不知有君主的存在，于是一概用“叛”字加以概括。三位卿大夫背叛上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酿成了祸乱，其责任也就有所归属了。

译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

在政治清明公正的时代，人们没有结党营私的朋党，没有勾结私德的行径。一旦结党营私的风气形成，天下就没有公正的是非标准，只看哪一方人多势众、力量强弱来决定胜负。对内培植党羽以助长邪恶的阴谋，对外勾结外援以张扬逆反的态势，这样国家就不再是真正的国家了。晋国的三位卿大夫先后背叛君主，用王法来制裁他们，都不能免除诛杀。韩简子、魏襄子因为与荀氏、范氏结怨，便与赵氏结党，于是为赵鞅请求赦免，让他回国。讨伐荀氏、范氏时毫不留情，这是同罪不同罚。荀氏、范氏依靠齐、鲁、卫、郑的援助来对抗上级，最终没能战胜韩、魏、赵的强大势力，晋国从此被三家瓜分。确实啊，臣子结党，不是国家的福分。

薛国的人杀害了他们的君主比。

举国之人参与弑君，并不是说全国的人都要被诛杀。他们的君主完全失去了全国人的心，而全国的人都不知道有君主的存在。只要有一个人仗着大义去讨伐贼人，那么主谋的名分就显现出来了。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卫国公叔戍来投奔鲁国。卫国赵阳出逃到宋国。

人心都有明白和蒙蔽的时候，那么明白者被侵蚀而蒙蔽者占多数的情况就很多。家门内亲情亲密，床席间恩爱密切，自己不觉察。仲叔圉负责接待宾客，祝鮀负责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负责管理军队。卫国灵公虽然无道，但能保住国家，大概是有知人之明的。一旦被南子所蒙蔽，公叔戍想要除去南子的党羽，反而因被诬告而被驱逐。不久，他的儿子蒯聩也因为南子的缘故被驱逐。一年之间，出逃的人有四五个。虽然不能说没有被驱逐的原因，大体上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宠爱的妻子煽动淫乱，正处在这样的境地，能不警惕吗？

二月辛巳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掉顿国，把顿国国君牂带回去。

夏天，卫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

五月，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吴国国君夫差去世。

用欺诈对付欺诈，欺诈有时会用尽；用力量对付力量，力量有时会用尽。用尽了，那么我施加于别人的，别人也可以反过来施加于我。楚国的欺诈和力量，中原各国不能制服它；却在吴国那里用尽了。吴国的欺诈和力量，楚国人不能抵挡；却在越国那里用尽了。越国打败吴国，就是吴国用来打败别人的手段。顿、胡、沈、蔡、陈、许这些国家被吴国所用的权术，吴国轻捷剽悍而越国地势深险，所以越国能够制服吴国的困窘。况且阖闾蓄养专诸来刺杀僚，任用伍子胥来鞭打楚都郢，居心险恶，忍心害理，而自身死于兵祸，这也是天理循环必然报复吗？

鲁哀公与齐侯、卫侯在牵地会盟。鲁哀公从会盟地回国。

秋天，齐侯与宋公在洮地会盟。

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罪恶能在鲁国被容忍，那么也能在晋国被容忍；能在晋国被容忍，那么也能在各国被容忍。有国家的人不能不思考这种反作用。鲁昭公被强臣驱逐，晋国实际上是主使者，最终昭公客死他乡。等到晋国有叛臣牵涉其中，会谋救援范氏、中行氏，洮地的会盟也是为了范氏。所以范献子在外结交各国，而齐、鲁、宋、卫正仇视晋国，所以相继为其儿子谋划，就像晋国主使驱逐鲁君季氏一样。但是当时鲁君受制于三桓，齐君受制于陈氏，宋国的叛臣还盘踞在萧地，卫国父子争夺国家，祸乱即将兴起，却去帮助朝歌的叛乱，用不忠不义来劝诱他们的臣子，难道不为自己留后路吗？

周天子派遣石尚来归还祭肉。

大宗伯用祭肉来亲近兄弟之邦，诸侯协助天子祭祀，天子把福气均分给诸侯，互相亲近。进入春秋以来，鲁国未曾协助周王室祭祀，周王室也未曾赐给鲁国祭肉。一旦天子在文王、武王庙祭祀，派遣使者归还祭肉，而恩惠之术实行了。鲁哀公有什么修养而得到这个呢？大概是有原因的。齐国称霸而赐给祭肉，秦国强大而送来祭肉，这种稀有的礼节起初并不只施予鲁国。自从孔子担任大司寇，在夹谷会盟中主持礼仪，齐国人归还了侵夺的疆土。再过两年堕毁两座都邑，又过一年诛杀少正卯，参与国家政务三个月，商人守信于市场，男女有别于道路，安抚来者、感动和顺的效果日新月异。虽然因为接受女乐而离职，但余风未灭。孔子还认为鲁国可以改变，所以施予特殊的礼节来亲近它，如果孔子能完成摄相的事业，必将率领诸侯奔向清庙祭祀，而天子赐给鲁国的，也将恢复周公、鲁公的盛况了。可惜孔子离开得太快了。

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卫国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家道穷尽，必然乖离，所以接着是睽卦。君主的心被所宠爱的人迷惑，而父子天性之爱不能互相保全，难道只有卫国灵公是这样吗？南子与宋朝私通，蒯聩不能忍受像母猪公猪那样的侮辱，必定在言辞神色上表现出来。南子于是进谗言驱逐他，公孟彄、蒯聩的党羽也相继出逃。灵公被所蒙蔽的人迷惑，而骨肉分离，这就是孕育祸乱的原因。儿子虽然没有离开父亲的做法，但行为上还可以避免，以等待天性恢复，所以蒯聩不失为世子。

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狩猎，邾子来会合，鲁哀公亲临。

三家举行狩猎而鲁君亲临。邾隐公在比蒲会合鲁君，因为鲁国连续举行大规模狩猎的礼仪。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大概是有吞并邾国的意图，所以邾子来窥探，并且表示尊崇鲁国，想要弥补其缺失。第二年邾子来朝见，又来防备。再过两年仲孙伐邾。不久，季孙、叔孙、仲孙率领军队共同伐邾，夺取漷水以东、沂水以西的土地。邾国侍奉鲁国更加勤勉，鲁国图谋邾国更加急切。记载“来防”，显示邾国有疑惧之心。

修筑莒父和霄的城墙。

贤明的男子成就城池，贤明的女子倾覆城池。圣人因为女乐而离去，这是自己撤除自己的坚固防御。急忙修筑城墙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年没有冬天，不是文字缺失。昭公被强臣驱逐，鲁哀公即位不正，没有好的开始。孔子摄行相国职务，内部大

译治理你的君臣荒淫无度，视朝废弃礼仪，没有善终。没有开始所以不记载正月，没有结束所以不记载冬季【按洪氏以无冬为贬斥的说法，本于何休学派〇翁说：圣人难道因为去位的缘故就删去冬季不记载吗？辨析最为明晰，原文并非如此】

译鲁昭公十五年春，周历正月，邾子来朝见。

小老鼠啃食了用于郊祭的牛，牛死了，于是改卜另一头牛。

“晋”是角向上伸展，表示陷入穷困；“姤”是角向外发散，表示遭遇穷困。角是身体中尊贵的部分，尚且在上位陷入穷困，易经都以此警示危险，何况是阴类（鼠）去残害它呢？鲁国郊祭用的牛，是先占卜然后才放在涤宫饲养，所以所占卜的牛都是在郊祭礼五月之前确定的。季孙行父掌权时，小老鼠啃食了郊祭牛的角，牛死了。角的被啃食，意味着居上位者已经失去了其尊贵，何况全身都被啃食，不止一处，甚至导致死亡，这是大的被小的吞没。国家的命运还能长久吗？成公时免牛事件导致没有举行郊祭，国君和臣子没有醒悟，改卜牛而在夏天举行郊祭，可见他们不畏惧上天，比成公时更甚。

二月，辛丑日，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国。

《春秋》记载灭国，始于齐人灭谭，终于楚子灭胡。大体上都是不仁义的行为。而楚国像封豕长蛇一样，怀着贪婪无厌的欲望去行事，所以所灭的国家特别多。胡、顿本来是楚国的附庸，在召陵之会时才开始跟随晋国。胡国又趁着吴国攻入楚国，俘虏了所有靠近胡国的楚国城邑，本来就有被灭的理由。而楚国在一年之内，连续灭掉两个国家，其不仁义到了什么程度？《春秋》记载楚国时称其爵位，难道是允许它灭国吗？之前灭顿的是两个大夫，现在灭胡，楚子亲自行动，这是加重罪责的意思。胡子豹勇于俘虏大国，却怯于为社稷而死，为什么呢？

夏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

壬申日，定公在高寝去世。

庄公、宣公、成公三位先公死在路寝，僖公死在小寝，文公死在台下，襄公死在楚宫，定公死在高寝。路寝是正寝，其余都不是正寝，宫寝的制度，由此可以推知。

郑国罕达率领军队攻打宋国。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

邾子逃奔到防地。

秋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

八月庚辰日初一，发生日食。

九月，滕子来会葬。

在定公之前，在哀公之后，都不堪忍受强臣的侮辱，死在外面。定公将性命寄托在季氏手中，十五年，低头顺耳，不敢说一句不同的话，于是得以死在高寝，并按礼制安葬，这就是邾、滕两国为定公庆幸，接连而来的原因。奔丧会葬，是诸侯侍奉天子的礼节，两国以不合礼的方式施行，而鲁国安然接受，世道衰微，僭越不止一处，《春秋》必定谨慎记载不敢省略，是为了给万世留下防备的教训。

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慎终的礼节，臣子应当尽心。有一丝不敬，就是死罪。宣公安葬小君敬嬴，下雨没能安葬。庚寅日，太阳正中时安葬。谷梁氏认为防备不合制度，现在安葬千乘之君，却没有防雨的准备。占卜有确定的日子，到了却改换时辰，直到太阳偏西才下葬，匆匆忙忙完成事情。季氏在慎终的礼节上非常不敬。开始没能安葬，最后才安葬，庆幸得以安葬。

辛巳日，安葬定姒。

姒氏是定公的妾，哀公的母亲，继位不到一年，未正式确立夫人的地位，去世和安葬的礼节都从简，所以不称夫人、小君。定公谥号定，姒氏也谥号定，是跟随丈夫。襄公的妾母叫定姒，现在也叫定姒，大概不避讳与祖姑同谥了。

冬，修筑漆地城墙。

邾国的庶其带着漆地来投奔，已经好几年了。现在修筑城墙，将要对邾国有所行动吗？邾国奔丧归附，近来已经动了欺凌逼迫的阴谋。季氏用心之险恶，就是这样。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说》卷二十九 宋 洪咨夔 撰 哀公上

元年春，周历正月，哀公即位。

昭公不堪忍受季氏的逼迫而客死他乡，定公甘心受季氏的欺凌而善终。那么定公胜过昭公吗？回答说：昭公急躁，定公苟且，愤恨而死与厌世而生，他们违背君道是一样的。哀公继承定公而立，前有愤恨急躁的鉴戒，后有苟且偷生的惩罚，应当思考自我防备的方法，却苟且不知惩罚，急躁不知鉴戒，开始安于污辱而苟且偷生，最终因欺凌逼迫而轻举妄动，逐渐衰微灭亡的趋势于是形成了。孔子在定公、哀公年间，并非不知道时势转移而国运离去，能维持多久，仍然明确认为可以改变，脉象尚未断绝。当孔子离开鲁国去卫国时，季氏因为冉有有功，后悔没有充分利用圣人，思念他。于是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哀公如果能趁着季氏的思念，拉拢作为辅佐，那么真儒已经验证的效果可以立刻实现。然而“纳约自牖”，只听到问答的详细，而“日中见沬”，没有体现在施行的实处。田恒弑君，沐浴请求讨伐，难道只是为齐国考虑，正是为鲁国考虑。而推诿给三子，哀公不足以有所作为，在此决定了。后来想要去除三桓，君臣之间多有隔阂，奔卫适越，与昭公同类。一代之后，悼公像小侯一样，低于三桓的家，由此可知有圣人而不能用。即位虽然得其正，何不寻求保持君位的方法呢？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

骄奢淫逸，是伐国的斧斤；戒惧谨慎，是兴邦的药石。葛藟摇动，动则有悔，有悔则能出困，困所以能出困。吴国攻入郢都，秦国救援，楚国赖以幸存。到了舟师、陵师连续败给吴国，楚国非常恐惧。亡令尹子西高兴地说：“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把郢都迁到鄀地，整顿政治，以安定楚国。过了十年灭顿，灭胡，以至围攻蔡国。凡是以前背离我而跟随别人、乘约而肆意侮辱的，没有不报复的。而楚国的强大如昔，无敌国外患必亡。只有孤臣孽子必达，上天以入郢，警示楚国受伤，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