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坛问业卷十二

译说出真正的意旨，才明白此心澄明，不被私欲扰乱，与“无妄”各正其位的含义对照得十分清晰。这个“正”字就是端正真实，再无其他解释了。」孟老夫子为什么说“必有事焉而勿正”？汉代儒者都将“正”解释为“期必”，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人们读书都难免有疑惑错误，依赖而逺来体察考证。《尔雅·释诂》中“正”字有十种解释，没有说是“期必”的。《说文解字》说“反‘正’为‘乏’”，篆书中“正”与“已”字形相近，应当是“乏”与“已”的误写。有事勿乏，就像“不乏祀”中的“乏”；有事勿已，就像“纯亦不已”中的“已”，这样义理通畅，语句也顺了。」而逺说：「这个解释极其明白，将“正”解释为“必”，想必诸儒也有其依据。」我说：「这个道理除了《尔雅》还能依据什么？大概“期必”也如同“正鹄”的说法，把“正”当作射靶罢了。」《礼记》说“诸侯自为正之具”，从未把“正”当作“期必”。而逺又说：「魏国司马称陜西人称着意为所想，这是以俗通书，而不是以书通俗。」《卦传》说“之卦”原本有偏往的意思，平常解释“所”字，何必用“区阴”来诠释呢？我说：「刚才才说过，兄长又分析得十分明白。」

译郑孟储说：“先前所说的关于‘正心’与‘复性’的话，比起‘正心’与‘复性’本身尚且有所不同。‘正心’与‘复性’只是说，如果有愤怒等情绪，心便不正；如果没有愤怒等情绪，心又怎么算正呢？不见闻知味被视为身体未修养，如果见闻知味，身体又怎么修养呢？他们委婉引导，未曾说人心本体虚空，不能执着于外物，也未曾说意识等都是外物感应所致，与真心无关。今天所说的与‘正心’‘复性’截然不同，只是直接认为愤怒等情绪都源于身体，那么正心，就要先修身了。什么是正心？要执着吗？我说：如果从心产生，就是要执着；如果从身体产生，就是后起的执着。知见觉闻都从心产生，情欲畏恶都从身体产生。人们在这里看不分明，所以颠倒；如果看得分明，那么脏腑官骸个个都是性光所摄受，身心修正，哪里会有两条不同的工夫路径呢？”

柯登南也说：先前正常的言论，此心的本体，应当寻求在愤怒、恐惧、忧虑、快乐中不发生迁移的地方，而不是就在愤怒、恐惧、忧虑、快乐中去寻求心。好比巨石压住草，石头下面的草自然暗中滋生，只有体悟精妙、运用神妙，才能断绝情识的萌芽，达到静正自在。我说：这话非常恰当。人从身体上去寻求心，就像在国家中找国王，终究会被权贵扰乱；从心上寻求身体，就像坐在王位上找国家，只觉得殿宇随身。愤怒等情绪之所以不能得其正，只是从身体上去找心，修养检束不上；戒慎恐惧之所以能得其正，只是从心上找身体，隐显分明。登南又说：这一章先辈虽然以身为心，也没有错处，只是以见闻知味作为修身的验证，这里稍微有点错。好比禅宗七处征心，在眼叫看，在耳叫听，在鼻闻香，在口谈论，在手提携，在用脚奔跑，这已经和食色同流了。难道知觉运动就可以说是心，见闻知味就可以说修说正吗？我说：这里只是修身的佐证，贞复等先辈都看得分明。外道七处征心，只是说得意边各条路径，未曾从心中看得入。夷出晋，赫赫如常。

柯鲁生说：“《大学》讲正心，不讲心如何正，讲不在，又不讲心如何在。阿难说：心不在有，也不在无，也不在根，也不在尘。像这样见闻知味，分明心在根里。老子所说的绵绵若存，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被佛老精妙地解说一番吗？”我说：“试着问问杨峻人。峻人说：‘我们门中说正心，就是真实端整的心。他们说的只是猜谜。’我表示认可。又问郑孟储，孟储说：‘正心的意义，已经全在诚意章里了，不需要再说。’这是从身边发出的，不正不修的样子便倒剔分明。就像下一章说齐家，不需要再说修身，只说不修不齐的样子，也自然明白。”我说：“孟储说得对。凡是心正的只是自慊，心不正的只是消沮闭藏。在的只是诚存于中，不在的只是形掩于外罢了。”峻人又说：“执着有就不是有，执着无就不是无，于是使空门说胜绝内不出，绝外不入，也为异学开宗。理防于视听饮食之间，检防于喜怒哀乐之际，便是我们儒家实落正修的学问。不知道这里在格致原流上，还有远近浅深的区别吗？”我说：“这里说格致，没有远近浅深。世间多少读书人，博览典籍，正是为了身心对簿。一事露出肺肝，虽然千种学问，也自然无益。”

又说：“喜怒哀乐是主人分上的事，视听饮食是僮仆分上的事。主人体简，僮仆事烦。人到了睡觉时，便没有视听饮食的作用，却应当在睡后认得喜怒哀乐之性。”善于读书的人，只就梦寐一事仔细思量，便识得圣贤下手的要路。

谢尔载说：七情之中，怒最难融化。颜回的工夫，不迁怒为要。然而这是阳刚一路的人，如果是阴柔的人，终日是好乐忧患恐惧罢了。我说：七情到这里动，相互勾连。通达的人多是喜怒，穷困的人多是忧惧。平常时多是喜怒，变故时多是忧惧。中间连带根叶相牵，只使常变穷通不妨碍我的本性，自然喜怒哀乐各正其所。尔载说：常变穷通是命上的事，喜怒哀乐是性上的事。尽性而后至命，难道需要至命而后尽性吗？我说：只是穷理。尔载说：思量梦寐一事，也是穷理吗？我说：这里已有存养工夫。

尔载又说：“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如果就生质所近的，制其一偏，久当融洽了。好比愤怒一路，当头下手，能使众情都归于正吗？”我说：“这就是颜回所难的，穷理尽后，如扫云雾，自然看见天日。”尔载又说：“龟山先生说：‘心到寂然不动，方是极致。’古人所贵洗心也。东坡曾说：‘既醉之后，方识此心之正。’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东坡自勘，旁人不知，大约他也寡欲，寡欲自然静正。未入夜气悔恨一路，难道思虑浑忘，便是寂感遂通了？”罗期生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译此处难以区分体用。《近思录》却说：“心有指本体而言的，有指发用而言的。”本体似乎对应未发状态，发用似乎对应已发状态。愤怒、恐惧、忧虑、喜悦等情感，似乎有未发的本体，正需要静观；看、听、感觉、认知等能力，似乎有已发的作用，正需要动态体察。七情的发动，如同《易经》的六爻，必须逐一占卜审视，难道还有不动之处，可以把握至极而存养的吗？”我说：“既然明白身体是六爻，自然相信心是太极。”期生说：“身体是六爻，如何取用？”我说：“随着身体所处的位置，各有其中位，中位不移动，本末内外，自然恰到好处。内为贞卦，外为悔卦，贞与悔、刚与柔，心安居其中。就像金蜂子迅速趋向嗜欲，有开启必定有先导，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期生于是问：“六爻的卦象，变动不齐，大略以上下为本末，如咸、艮、壮、履等卦都像人直立的身体，心在第五爻的中位，与第二爻相应，天君（心）主事则处处得吉，四肢主事则悔恨吝惜杂生。所有的愤怒、恐惧、忧虑、喜悦，都产生于四肢，不产生于心吗？”我说：“期生看得分明，多惧多凶，都产生在腰背之间，或跌倒或颠仆，都发生在本末之间，只是误把身体当作心，于是导致六爻变动。凡是《易经》中三百八十四爻，只有六十爻不归于四肢的过错。”王千里说：“爻象变动能够破坏本卦，四肢妄动感应能够破坏本心。这样说来，修身也是正心的要义，为什么说倒置呢？”我说：“没有心哪能有身体？偃师制造的木偶，依然是束草。平常疲惫困顿，百体如同尸体，譬如睡卧之时，听到呼唤便醒，难道有掀开被子、收敛双脚，能让心事神明吗？”千里说：“熟睡中听到呼唤，心从哪里来？如果从声音来，那就是知觉从外而来；如果从心来，那么心起初没有知觉。”我说：“这是静爻的偶合。”然而触动如论所说，正体与寤梦相互遵循，才相信此心依然不动。

译吕而德于是问：“《易经》中六十个爻不与四肢的过失相对应，想必是五位中的中爻还有四个爻与它们分担过失，这是为什么呢？”我说：“是师、履、恒、兑。”而德说：“履卦的九五与兑卦的九五，虽然处于盛满的卦位且正当，但都有危险；师卦的六五、恒卦的六五，虽然顺应行动的卦体没有邪僻，但也有凶险。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凡是《易经》每次变动都有正位，正位在二、五之中；每次变动都有正理，正理在全象之内。履卦象征君臣，兑卦象征朋友，君臣朋友不能忘记自己的位置。比如汉高祖上厕所时接见朝臣，邓通、戚夫人奏乐以延请高士，郦食其赤脚退步，灌夫因半跪而愤慨，都是因为高位者缺乏柔顺之功。师卦称动众，恒卦为守独，动众贵在长子的功勋，守独崇尚妇人的志向。行动于阴柔以怀有竞争躁动之心，那么弟子就会给长子带来凶险，妇人就会追随丈夫行事。九节度使因弟子导致李郭军队覆灭，童贯因妇人引发马赵的祸端，动静刚柔的道理，由此可知了。”

而德又说：“中爻也是中位，为什么凶险的征兆比五爻还多？”同人卦的六二以正应而得吝，随卦的六二以正应而有失，剥卦的六二因蔑视正固而得凶，颐卦的六二因违背常理而失类。凡是上经四卦以阴爻动者，虽然正固却有过失，无应则皆凶。姤卦的九二有妨碍宾客的鱼，井卦的九二有射谷的鲋鱼，损卦的九二凶险生于固守，节卦的九二凶险生于不出。凡是下经四卦以阳爻动者，无应则有失，有应则为凶，而节卦唯独因无应而极凶，这是为什么？我说：“君道用一，臣道用二，上经以阳为主，下经以阴为主。以阳为主者，阴动而有应，其过失小；阴动而无应，其过失大。以阴为主者，阳动而顺应时势，其过失小；阴动而失时，其祸患大。阴阳刚柔、仁义三才的正应乘于二、五，处处显著。”

思孟老说：“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这‘思’字正是尽存的关键方法。”艮卦不出位，也是这个意思。在此参透，才能见到曾子与孟子同源。

周房仲说：“咸卦的九四说‘思’，艮卦的六四说‘身’，那么《易经》的四爻应当是人身的中际，是愤怒、恐惧、喜好、忧患产生的地方。四爻还未当位。艮卦称五爻为‘辅’，已过了一层；咸卦称五爻为‘脢’，又同艮卦的背。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感应到心，虽然动也是静；用言语感应，虽然根本也是末节。”房仲说：“这样的话，咸卦的‘脢’又称‘志末’，这是为什么？”我说：“‘脢’字的字义尚须明白。本义说是背上的肉，背是五脏所系，最初没有附着肉的地方。说者读‘脢’为‘梅’，如颔下的梅核，是人迎中路。言语饮食上下迎接之处，才一感动，便有逐末之思。颐卦的违背常理，咸卦的辅颊，两义在此互通。谨慎节制可以无悔。凡是说‘脢’为背肉，感应而无思的，尚属滞义，再须推求。”

而远又说：“定静安虑，自然是止后的消息，如果在止前寻求知，还有穷理博约许多要务。开口便说良知，已是急于下剂，下手定要格物，又恐怕为药添病。今天才相信身家上有愤怒、恐惧、喜好、忧患、亲爱、敬畏、哀矜、傲慢懒惰许多种物，物物有知，物物有止。能格得明通不乱我性，然后心体才真实端整，不然只是意识用事，终日奔波飘摇无定。”我说：“此处格物还差累黍，如要实做，须就在梦寐中间认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识。情形动处其实非心，神识静中未必是性。再破除神识以纳心端重，合形情以归性。始如此。十年洞见天地日月星辰，才有定静的田地。”而远说：“这样的话，中人上下永远没有知止的期限，不如阳明教人良知发自不虑。”我说：“而远试自不虑，看得和顺发挥，果真成了什么？”而远说：“蓍龟也自不虑，已到至精至变至神的田地，寝时梦寐，死后神灵活坐，闭眼当有蓍龟之意。”我说：“这样的话则是高贤独手。”而远又说：“穷理读书患不致用，今天谆谆只道性命身心，至于如疆域民生日益困顿，便自整顿不来，虽颜回、闵子骞振袂不能成风，若禹、皋复生必更有学问，岂能坐视疮痍日课空虚乎？”我说：“禹稷颜闵一样苦心，何曾别有学问？如要学问，黄农七十二战，岂有兵书？烈山粒食，天下未开泉府也？”而远说：“军旅之事仲尼不谈，然如方叔、召虎之伦，南靖淮夷，北驱猃狁，吉甫、张仲之辈，坐筹帷幄，远御朔方，难道只借虚声都不讲究？”我说：“征伐之道详于易书，周公破斧缺杵，精神所注毕在爻象，苦人全不讲解耳。”而远说：“此亦要事，试为后人说破。”我说：“易作兵书，只有八象，水守火攻、远明近险而已。师、同人、谦、豫，此是驭将要法，将一而专，兵静而整，中权后……”

译刚劲，是将帅所驾驭的，不出中爻的范围，远可以制服戎狄，近可以征伐城邑国家。师、谦、豫三卦都使用它，同人卦用兵少，师、谦、豫三卦用兵多；同人卦用于险阻之地，师、谦、豫三卦用于平原之地。用于险阻之地的，如赵奢奔赴阏与，卷起铠甲登上城墙，而秦军不知应对。用于平原之地的，如王翦取代李信，坚守营垒利用闲暇，而楚军被歼灭。劳谦的吉祥，天子按辔下车以示谦下。严师由豫的获得，将军饮酒从容而消除诡计。这四卦，古今都使用它们，内外前后的道理都可以言说。坎离两卦相辅相成，自黄帝、神农以来就是战守的方法。坎卦因险而利于防守，所以李牧推崇雁门的谋略。离卦因明而利于进攻，所以崔浩策划柔然的功绩。王霸的不救，马武、义真的不救，陈仓险要而不失信义。虞诩日夜兼程前进，马隆转战千里，没有不成功的凶险。明察近在内侧的，在庙堂上计算胜利，所以李绛拿出重赏给魏博，李德裕传檄三镇而平定泽潞。久战取胜并非疲惫，明察在于外侧的，在行阵中决断机宜，所以裴度接纳李佑而平定蔡州，韩愈听从柏耆而收复德棣。远震而行志，这八个卦象，具备各种方法。神明的变动，在于其人。怎么能说军旅之事，圣贤不谈，韬略之书，经典完全遗漏呢？而远说战守的方法，只在于远近水火，如谦豫两卦，只是震艮起作用。为什么呢？我说行军的道理，没有比专一更珍贵的，丈人的威严，不分散给弟子。谦豫专一于将帅，虽然面临三四爻，都在中权之中。艮卦限制在内侧，所以征伐城邑国家。震卦震动在内侧，所以利于建立诸侯。艮震的意义，与坎卦并行，其专一意志而整齐从容是一致的。而远说这样，那么什么才是长子呢？我说二与四同功异位，互卦为震。三与五一同功异位，互卦为坤。震为长子，坤為弟子。里卦为复，复为丈人。而远说这样，那么复卦的上六不利行师，也与师卦的六五相同吗？我说复卦的穷尽，没有明远的功绩。师卦的中也有分权的势力，不明而分权，有什么功绩呢？而远又说夬卦去掉一阴，势如颓墙，归妹卦外震悦在于内。一个说不利于即戎，一个说征凶。为什么呢？我说夬卦以崇尚武力为心，崇尚它就穷尽。归妹卦以留恋栈马为意，即出而反，与四象四事完全不相关合，值得保存证据吗？而远又说防卦的上九不利为寇，利于御寇。那么周公还有为寇之心吗？我说防卦内险而外艮，宜守而不宜攻。写《易经》的人首先著明这个意义，后来的师谦两卦都出于此。夫子说凡是用兵，与百姓共同产生，戈矛的创造，与角斗同时开始，只希望这条路不被愤怒所利用罢了。

译张镇朴说：我们门派常说《易经》的道理与人事相互呼应，不知道在实际运用时应当如何观察把握？况且像焦延寿的《易林》四千九十六卦，句句奇验，不过是占卜试探罢了，怎么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不占卜就知道吉凶呢？又比如光武帝对吴汉的谋划，崔浩对柔然的预测，万里之外决胜，不差毫厘，这都是凭借知识和经验得来的，难道是占卜推测就能做到的吗？我说：《易经》说“爱憎相互攻击而产生吉凶，远近相互取舍而产生悔恨吝惜，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而产生利害”。凡是《易经》的情理，亲近而不能相得就会凶险，或者受到伤害。又说：“柔顺作为道，不利于远行。”仅仅在这爱憎、远近之间，自然形成爻象。吴汉与刘尚分兵驻扎二十多里，形势上不能互相救援；魏主到达涿邪山，也是功亏一篑，形势上不能穷追猛打，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镇朴说：论大势则天下犹如一个身体，论至理则一个身体已经比天下更广阔。君子平时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以践行人伦的大道，等到事情回报与预期相反，那就是命运了。如果有趋利避害的心思，那么臣子就没有死忠，儿子就没有死孝，整天走在无害的路上，这难道是《易经》中因贰济行的意思吗？我说：晋朝吕稽常作这种论调，认为占卜可以废除。我看到圣贤不废除占卜，《礼记》说善行归功君主，过错归咎自己。《诗经》说：“只有龟甲能纠正它，武王才能成就它。”古人每件事都不敢自认为神智，凡是动员大众，兴办大工程，必定借助占卜，用来断绝邪谋，收敛智虑，使人反省自身有寂然感应的意思，从而通达。死忠死孝，自然是在颠沛流离中不违背时事；洗心退藏，自然是在平常生活中潜泳于时事。京房、郭璞遭受祸患，自然是站在危墙之下，怎么能让存养心性的人动容呢？

吕而德于是询问下学上达的界限，我说我不懂，试着问林朋防看看。朋防于是说：昨天曾经问过，乾为成象，坤为效法。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近类比万物，都是坤道。所以必须使用坤道，人生立足就在下面，开口就是学习。只有敬义直方，不需要学习，也要从静辨中来。不从静辨中来，就有无数风雾遮盖在上面，冰霜之祸，都是由学者自己造成的。豪杰处心积虑不肯放下，逐渐形成，有这种不屑于下学的一念，直到乱臣贼子也做得出来。有这种专心下学的一念，直到天地变化，草木繁茂也做得出来。《易经》说：美在其中，而畅达于四肢，发见于事业，是美的极致。草木扎根于地，一屈一伸，禽鸟孵化于巢，载飞载翔。当它们用力时，只是本色，一日变化，都不自知。江水向下流，河源出山，匹夫立志，星蜺变天，这些事难道是人的思想所能达到的？而德说：坤为效法，这效法的时候，已经是上学了。圣人只是尽人事，事事都是下学。越下越学，十二种制作各有其学，作者不是下，取者不是上，只是一念孜孜不倦，各有窃比。眼耳放低，心神安定，即使天德健行，也是这个意思。既然都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没有不通透的了。先儒也说：达在学中有独知而不自知的妙处，所以不说人知，又说知我的是天吗？朋防说：上下中间如何观察把握？而德说：乾坤上下，只有这个学，人人到处是，人人不到处。到处众人眼睛同垂，不到处众人脚步齐绝，便说达天，又有什么妨碍？我说：这样就是同是这个意思。

李质嘉说：“圣人不知不能，只是夫妇与知与能。上面用曾子以忠恕悟一贯，子贡以文章悟性命之道，这都是学达本旨，怎么能遗漏？但只以逊志时敏为谈。”我说：“夫子自道好古敏求，从古至今，中间几千层事，登了一级，又有一级以上。只这一件事，是我的性命，是我的身心。只这是孝，只这是敬，只这是仁，只这是信。这便是下学上达，难说双脚踏地，一手指天也。”质嘉又说：“程子曾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学得忠恕两字，便在乾元之巅。夫子还说：‘违道不远。’譬如孔道上达两字，已到京师，不远两字，犹在郊圻之内。不知道下学上达，别有顿路，还是渐门？”我说：“夫子七十年，只说一句，三千秋解贯未了，难道这里还有顿路？”

这天说话已经很多，学达之义不易晓了。诸贤再商量，见宾承祭之义，复以乾道坤道来谈。我对朱季又说：“前日此义讲之已明，主敬行恕虽有敬恕之分，不过诚之一字。”季又说：“克己复礼，岂亦是诚字？”我说：“然。”季又说：“既是如此，则都是乾道也，朋防为什么说圣贤都是坤道？”我说：“何曾见坤道不是至诚？”郑长生说：“圣人教人皆由知入，故说知止而后安虑。孟子不动，亦自知言入手。如伯夷、伊尹，

译知道是巧，以行为圣。如果有力量到了而技巧没到的，还可以仔细考察。如果技巧到了而力量没到的，怎么激励他，使他登上百步之路呢？某说：“轻弓弱箭，随人自己拉开；大弓强弩，连秋毫都射不穿。”孔子说：“用力的程度不同，我没见过力量不够的。”

译柯威公又问：释家在心性这一路上辨析得极为明白，所以偏差之处只是在于致用不同。我们儒门却说他连本体也没有察明，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哪里是他察明的地方？威公说：世尊告诉阿难，你的心、你的身体以及山河大地都是圆满微妙光明的，这里是他察明的地方。我说：既然圆满微妙光明，那必定是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心，就不应该另外有一个圆满微妙光明的东西；如果不是你的心，这圆满微妙光明又依托在哪里，来照耀你的身体、大地、山河都成为影子呢？我说我们儒门在这里要实地体认，由精气所生，由精气所成，从晋地进入夷地，光辉显赫，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便与鸟卵一同坠落。

杨元实又问：“圣贤所喜好和厌恶，各有不同。作《易》时的忧患，独自知晓的恐惧，何尝不得其正？只有愤怒这一条路，最费心思检点防范。当它发作时，如何节制？当它未发作时，如何消融？”我说：“我也未曾着手实践，只是像看火一样，知晓得极其真切，自然就不会去吃炽热的炭火。”司马君实说：“忍耐过几次，自然就不动了。”这如同顽固忍耐，也与心体无关。

唐伟伦说：释家也只是顽固忍耐，不知痛痒，久而久之只是不闻不见，不再知道滋味的人。这样不在中心的人，可以就当作顽空来看吗？不，我说：顽空的人是舍弃身体和家宅，不在中心的人是追随主人出家。如果是我们的门徒，只管养育，等他成就，可以做君主可以做王。

王述之问：养心养气，是孟子一生的学问。庄子说不用心去听，而用气去听。气能回复精气于心吗？还是心气之间可以认识防希？防希之间可以认识性体吗？我说：性体说大，比天地还大；说小，比针尖还小。长如豆芽，消如雪片。述之说：这样，那就是道心了。难道尧舜不增加，桀纣不减少的，也是这个吗？我说：这里防希，岂容驳斥推卸。孟老说：如果得到它的养育，没有东西不长；如果失去它的养育，没有东西不消。一部《大学》的格物致知，开头只是这个东西。说心也可以，说性也可以，说气也可以，只是不要把它放逐给鸡犬，放牧给牛羊罢了。张昂生问：由仁义而行，不是实行仁义，那么这防希发扬光大，生长布满，更不需要养育了吗？我说：明察以来，也有三十年的工夫，如何能自生自长？

黄介俶问：“思不出其位，夫子又说‘出入无时’，如果心体时常出入，怎么禁得住它？如果心位，一定要敦临，怎么离开这壳子？”我说：“负扆只是座头马足，周游天下，只扶持幼主，不要树立重臣。”

吴云赤问杨龟山说：六经不说修性，只有扬雄说了。晦庵讲“时习”，也以“明善复初”来解释，那也是修性。“易”说“尽性不修”，从哪里能尽？“大学”只说“至善”两个字为性体。定符说“定静安虑”四个字为心中实境。后来一部《中庸》，都作为“知止”一节的注脚罢了。以前讲“正心修身”，就把“知止”说起，那么“诚意”“知止”同为一义。“大学”为什么区别“自命”篇？我说：“意识情欲，总之不是心，事物纠缠，所以不止。”诚者，是明德所从生；明者，是群邪所由息。没有这静定之心，从哪里能看见他真正的面目？再寻找前面的义理，极其分明。

赵希五问夫子：“叙述书籍断自唐虞，那么尧舜以前断无值得记录的。而连山、归藏出于元丰，《三坟诸篇》间多伪造，秦火之后不足复存。然而郑夹漈博极群书，还取连山、归藏之篇，为什么呢？”且如连山首艮，紊乱君臣；归藏首坤，亵渎父子。不知夏商二代何以用之？我说：“世远无稽，不敢臆说。然而古人用易各有所取，先天之卦以复卦为首，复卦下震而上坤，为冬至之始。中间纯坤为大雪末候，右边次为剥卦，剥卦下坤而上艮，为大雪初中之交，都是子月。三代异建，而子为岁初，古今不易。读剥卦的以为首艮，读复卦的以为首坤，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如后天五行之序，都始于土。艮为戊土，与坤对化在东北、西南之分。夏人建寅，寅始於艮而达于震，震兼木火。巯、离又以木火次于东南。坤为己土，丑也是阴土。酉、丑始兑，兑涵金水而处於西。干、坎又以金水次于西北。所以纳音十甲有火、木，木、火、水、金、金、水、土相次周流。轩辕氏所以宅丘。我们读书，自经史以外，可置不道，独有图书起义，未能忘怀。

许尔翼问蔡氏《皇极内篇》与太玄、潜虚孰为优劣？我说：太玄如左氏，潜虚如公羊，皇极如谷梁。左氏博深，岂是公羊、谷梁可及？然而以揆于《春秋》，也如同外甥之于外祖。尔翼说：王通《续经》与扬雄《拟易均之僭妄，其罪孰

译（他们）争辩高下吗？我说：河汾先生（指司马光）处于没有王位的时代，有德行而无官位，撰写《元经》，以接续断绝的统绪，始于金墉之年，终于陈朝灭亡之岁，上考察天道，下顺应德符，有什么过错呢？《循环》《中论》言辞简练而精要，意蕴广博而通达。桓谭感叹《法言》，司马光信服邵雍，自孔子以来，谁能多相比拟呢？尔翼又说：有人议论河汾先生援引王、魏，怀疑这是后人的著作，暗中比拟孔子，仍有优孟衣冠之意。我说：孟子自学孔子，后世共同尊崇；范仲淹私下向孔子学习，怎么就说是僭越呢？假如王、魏都有罪过，那么柳下惠、周敦颐难以与元圣同列，冉求、子路也不在祭祀之列了。后人读书，还有什么用处？黄率中最后想问邵雍的学问。我说：我起初不认识率中。他说：我们门人常说，邵雍的学问整齐而疏略，扬雄的学问杂乱而严密。如果要整齐而不疏略，严密而不杂乱，难道可以始终闭口不言吗？我说：邵雍的学问完备在《皇极经世》等篇章中，与木舌（指沉默）何干？率中说：本来就难以解释。我试着举例给率中说：乾遇巽为月窟，地逢雷为天根，《姤》《复》两卦自立冬夏至之中，为什么夏至属于物，冬至属于人？我说：他用阴阳平分人物，若论那细微差别，也没有分别归属的路径，探窟知物，蹑根识人，偶然兴致所至而成韵罢了。率中又说：“三十六宫都是春。”解释的人说乾三宫，震、坎、艮各五宫，合计十八宫；坤六宫，巽、离、兑四宫，合计十八宫，总共三十六宫。这个义理如何？我说：东方生喜，对俗人论难，被士大夫所非议。邵雍也喜欢谈论术数诵说，于是使末俗竞相效仿。早年修养疏阔，常被人嘲笑。大凡《易》六十四卦，一反一复，只得到三十二卦，除去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相合相对，则减去四卦为二十八，得到日躔的分宫；反复则增加八卦为三十六，得到日宫的周甲。大凡七十二卦中分起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然而这也是从邵雍开始阐明的，这是浅儒的耳语，不值得再谈论罢了。吕而德说：向来谈论自评断人物、督责幽奥者，大多不多谈。近来稍微开阔，如率中的疑难，起初并非顽固，也已与他剖析。不知前日伯玉所问的大咸象数，为什么付之偕来，一字不答。我说：“正因为攻坚，须留节目。如逢破竹，何必畏惧迎机？”而德说：“伯玉也已仰钻多时，犹迷路径。其余人迷迷糊糊，更从哪里问起？”我说：“想谈格物，且辨身心礼乐渊源，还需他日。”而德说：“房玄龄、杜如晦、王通、魏徵，同在河汾之门，不膺礼乐之托付，难道有王弼、郑玄、贾逵、马融就能绝尘而奔？”我说：“向荣之木，皮理不彰；垂实之材，文肌如绘。房、杜既有事业，岂能与贾、郑同其镂心？”而德说：“防龙契稷，既遭盛时，又听闻绝学，这是天地所开，还是圣贤有造？”我说：“元凯比德，各自尧年，侧陋咨求，为日久矣。想益、稷、皋、防，生值重华，皆有三十年学问，而出身遥远。”云：“向才许我积精十年，洞达仪器，以此相比，差不为晚。”我粲然一笑。

译榕坛问业卷十二

子部，儒家类，《榕坛问业》

钦定四库全书

榕坛问业卷十三

明代 黄道周 撰

乙亥年秋季，天下正推崇辟雍的典礼，以拔贡生比照乡试举人，奋发激励的风气非常兴盛，会试中得中者，游鳞长、刘赓美并作为领袖。柯鲁生从省试归来，又修习各项学业，于是问道：“古今急务，没有比理财更重要的了。管仲说：‘积蓄在不枯竭的仓库，收藏在不耗尽的府库，其方法不过是官府垄断山海资源，囊括百姓的利益罢了。’计然说：‘懂得争斗就要修备，顺应时势就要懂得物产，其方法不过是了解万物的行情，行动如流水般顺畅。’然而有人用来成就霸业，有人用来积累财富。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也被称为善于心计。桑弘羊通过均输法征调追逐，刘晏通过卖盐雇佣漕运，两者似乎有优劣之分，但都是君子所不称道的。然而当国库匮乏，边疆危急，增加赋税则田亩不会增加，增加税户则诽谤怨恨之声日盛，铸造钱币则本末难以充裕，煮盐则乱民结党聚集，征收商税则关卡市场的弊端达到极点。当权者束手无策，如果让这几个人在今天兴起，怎样才能使百姓不叫苦，国家有余财呢？”我说：“往日讲解生财的章节，正是这个意思。”鲁生说：“圣人説‘人口众多而粮食消费少，劳作迅速而使用舒缓’，现在如果从这四个方面来讲，天下户口不及明朝初年，而游手好闲的惰民、纨绔子弟和冗杂官吏，比古代多百倍，加上四方多事，军队不可撤除，军饷不可缺乏，在人口多寡、劳作疾缓的关键时刻，才刚一清理，则祸难岌岌可危，摇手不要动罢了，谁敢诵读圣贤之言呢？不如暂且就这几个人手下商讨权宜之计。”我说：“管仲治理齐国，官府垄断山海之利，移到其他国家，也不能这样。刘晏卖盐，甚至用盐作为漕运的雇佣费用。卜式说：‘朝廷只吃租税穿衣纳税罢了，却坐在市场贩卖。’刘晏又掌握雇佣的利益，虽然是救弊取盈，终究不是士大夫所从事的。”鲁生说：“轩辕取庄山的金，太公制定圜府的法令，难道一定要专门借助海王吗？如果有计谋，那么李泌的染败缯，陈恕的给茶本，尚且还可以做，何况盐铁是天地宝藏，把盐推广到茶，把铁推广到金，使世上有管夷吾，必定不至于仰屋叹息无处着手，难道要借助整个齐国的力量吗？”我说：“周人征收漆林税二十分之一，而五金、贝、玉石与货物一起流通，盐铁之利，不是到管夷吾才开始开辟，只是管夷吾做得太严密罢了。管夷吾施行法令，先对大姓富子，各自借给他们钱，骈邑的女闾，无功者不得一日索取掠夺，可得数万金，这件事既然已经难以施行，区区计算每人一箸一鍼，岂能成就九合诸侯的功业呢？天下要治理，必须给与夺取没有弊端，天下要充盈必须赏罚分明，给与夺取没有弊端，盗窃的臣子不起，赏罚分明，寇盗掠夺不行。杨可的告缗，元载的陌钱，姚璹的输俸，裴延龄的抽贯，各种各种细微之事，真无助于权宜之计。”鲁生说：“宋代缗钱最多，起初只有茶酒两件事。天禧年间茶税不过三十多万，庆历年间酒税达到一千七百多万贯，各路盐税不过其一半罢了。《康诰》对酒严厉，诫汉唐申禁于卖酒。盛世既然舍弃这两条，而专一于盐利。行盐既有固定地区，偏远地区盐价不能骤增，只有关卡市场行货及西南竹木稍称大务。遇到大匮乏，因而修庄山圜府的政令。如宋人在楚蜀两浙淮南淮北洛中闽广各地设立炉头，分界行钱，率千万万，每年的收入都是现在的百倍。又不得已，如元人在上都云州兴和宣德蔚州奉圣州及鸡鸣山房山黄芦三义等金银冶，听任百姓采炼，以十分之三上缴官府。这些都不算琐碎，而全部置之不道，孤注于田亩，难道能得其大者吗？如赏罚与夺，自是八柄上的事，大司农所不征收，如同清理河源以遏制颓波，如何可以效仿呢？”我说：“方今盛世，良政美意，只在不税茶酒，不计算丁钱，不税间架罢了。如果事事都施行，岂能成就今天的治理？宋代每年输送折币以奉契丹，也多出于葭芦兴和等州。各道炉头每年的收入不计其数，然而耗费于郊祀赏赉俸需，也以万万计。今天下匪颁禄与用费很节省，各道军需九边饷额本色民运略微足以相补，为何急于采用末世的措施呢？古人以大兵大工大荒大疫视为权计，不过是节省其储备，一举而安置，没有多年牵连溪壑的填补。宋代疆域不及古时，而财赋倍于今日。唐代自从藩镇发难，无年不兵，财赋也倍于今时，究竟虚耗如委川泽。假使当时天子知道四方已经贫困，海内已经枯竭，另作一番勤勉图谋，安知没有破敌复疆之日？而终年赏赐士人，继夜供给孤寡，使财尽于漏巵，祸成于中飽，实在可惜。”鲁生说：“大工大荒大疫，这些偶尔发生有数可稽，大兵一动难以首尾兼顾。宋代禁军每年吃五十千，汉代段颎用兵一万二千人，一年也吃二百四十亿。如果出动十万之师，一年须几百万，岂能再靠正供旧额所能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