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坛问业卷十三

译有人问：“今年军饷也需要七百万，何曾轻易出动十万大军？”用兵想要多，用饷想要多，商议想要缓，时日想要长。这四者合并，那么江汉地区的财力就不剩一丝一毫了。古代在庙堂之上就能战胜，难道一定要在炉灶之间去筹集钱财吗？鲁生说：“这样就有军队行动迟缓，军饷没有紧急输送，容易成功，难以恢复，该怎么办？”有人回答：“选拔一千人得到英才，节省士兵千人；选拔万人得到豪杰，节省战争百次胜利。天地的精英，都在人才，不在钱帛。人才重要而钱帛次要，商汤、周武王因此兴起；钱帛急切而人才迟缓，汉桓帝、汉灵帝因此断绝国运。”良医看病，有针灸而痊愈的，有服药而痊愈的，用药取方不过几种。等到不可救药，即使用车装载人参茯苓，哪有救的呢？鲁生说：“这样选拔将领比征收粮食更急，任用贤才比筹措军饷更急。如果贤才和物力都匮乏，仓促应对，该怎么办？”有人回答：“何曾见过水火断绝于天地之间，山川不生长草木？现在前面要举起殿梁，为何合抱的大木自己走来？”

译吕而德说：汉昭帝时，许多贤良文学之士大多议论罢除盐铁官营。那时天下太平，四海富足，但官营和私营都便利，盐价高而铁器质量很差，百姓饮食淡薄，手里拿着木耒木锄耕作，因此有了罢除盐铁官营的议论。如今如果仿照唐宋分道铸钱，钱币精良而私铸者少，界限分明而子母钱不散失，即使有私钱，也不会夺取铜的本源。就像开矿来补救铜源的枯竭，获取铜来资助中币的匮乏，不设立专门的矿官，由地方长官负责办理，免除其他地方的新摊派，抵偿多年的拖欠赋税，既不是厚资成为大盗所垂涎的目标，又有微薄润泽成为穷民所赖以生存的资源。比起按亩征收丘甲，想必也是春秋时期所不讥讽的。

我说：曾经读《小记》，看到采铜的辛苦，是开采白金的十倍。白金经过三次冶炼而成，青铜经过七次锻造才成。又以前在京师时，看到那些背负铜本的铜商，大多有十几万。现在虽然由各道分铸，没有运输的烦扰，但炉头的物役，种种耗费缠身。《诗经》说：“如果经商能三倍获利，君子是明白的。”这虽然是紧要事务，自有主管的人，不需要我们这类人去推求。

吕而德说：权万纪在贞观年间，天子正锐意追求至道，权万纪却以宣饶银冶为言，自取罪罚杀戮，贻笑后世。如今没有贞观那样的康阜之时，却有《大东》诗中“杼轴其空”的叹息。搜括已经穷尽，士民都困苦，贤者抱着言利的惭愧，智者怀着聚徒的恶意，相继闭口，以此为讳。不知唐宋利孔很多，尚且假手于冶铸，如今岁入很吝啬，怎能只靠田亩孤征呢？吴越旧赋已经重重者难增，楚豫旷土多荒芜者易散，闽广海边泥泊所产，滋种蚌蛤，没有太多余饶，即使全部输官，也不抵海王之入，徒然让士民侧目，都成为喧嚣诉讼罢了。政和年间，陈亨伯创设经制钱，大抵取自酒税及官卖契纸与公家出纳，每贯收取头子钱，犹如裴延龄的抽贯。至于算丁役，从人家盆盎以上，计值二十千者，都令出租，这样哪能不败坏？如今天下丰裕，官卖契纸虽然暂且实行，不及旁径，能得暇日明确政刑，敦尚礼义，在寇攘不及之处，行冶铸官山海之利，似乎无不可，但率由大体迫切，坐困何也？

我说：士大夫切勿言利。王安石才言利，吕惠卿、曾布在开始时谋划，杜公才、杨戬在终了时乘弊，而天下危险了。如今天下利孔也已尽泄，尚赖二百年宽大之力，徭役未起，海边山隅，一二微营，遗秉滞穗，与士民淡泊，可保还集田亩，加派尚是良家恒心，多赖如此。如果条例宏开，征求渐广，啸聚反侧之人，何可复言？

吕而德说：“如今岂有遗秉滞穗，僻谷穷崖，也是有力者所趋，倘若在官家，犹得征其涓滴之助。

我说：“民之困于官家与困于有力者是一样的，有力者割据尚纳微租，窦专而弊寡；官府征输，租不能饶，窦广而弊大。至于其取办，归于有力者，径窦一也。”

吕而德又说：“元和国计簿所计，天下方镇自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源、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搏、镇冀、范阳、沧景、淮西、齐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之外，每年赋入，仅浙东西、宣歙、淮南、江酉、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余州与南宋幅员不复相远，而卫兵八十二万，犹足供诸道驰驱。宋朝自淮河上下常三四百万，如今天下倍于元和，而沿边额兵不过十数万，动辄捉襟叹饷不给者，何也？

我说：“此事难谈，亦非书生所知。丘濬当嘉靖时，算羽林人等已两倍成化时，今又百余年，种种各倍或十数倍者，户口登耗又倍昔时，举一藩封，余可类推。”

叶文忠当时每叹金花正供宜在外库使廷臣易于参稽，今不可问，何独自一途乎？

吕而德说：“如此则积渐使然，何时可复？

我说：“天下有道，四海悦安，上有必世之任，下有三十年之福，饥戎荒札不复相继，蓄三年之贮，兴十万之师，犹摇尘灶上，纳帚奥中，何足难？”

吕远亦问：“苏子由对荆公称刘晏权衡国计，因时高下，能知万物之情，不敛于民而自足，今乃与桑弘羊、孔仅并称，得无为此老称屈乎？

我说：“冉求治赋，夫子明许其才，至论仁则曰‘不知’，甚而以为聚收，可见此途未是要急。如养草木植嘉谷，桔槔灌园，未是惠泽耳。”

吕远又说：“子贡货殖，夫子不许之，治赋货殖之才又劣于治赋？抑聚收之途又污于货殖耶？

我说：“货殖说不受命，聚收说鸣鼓而攻此意，自别要如颜子。匹夫尚不患贫，岂有天子食万方，每烦士夫忧其匮乏耶？”

许汝翼说：“信者，人君之大宝。学术治术，皆成于信，而”

译失败往往源于骄傲。没有忠诚诚信作为根基，骄傲就不会滋生；没有安逸享乐作为滋养，骄纵就不会形成。汉武帝喜好宏大、追求功业，穷兵黩武，导致天下空虚耗竭；汉文帝恬淡宁静、沉默寡言，致使仓库里的粮食腐烂、穿钱的绳子朽坏。这就是两家的典型表现。有人却说：汉武帝哪里曾经骄纵安逸？只是凭借文景之治以来积蓄的富余财力，施展了一番作为，使得漠北地区空旷无人，匈奴单于呼韩邪俯首称臣。到了元帝、成帝时期，国家财富已经极盛，权臣和外戚竞相骄奢，于是导致汉朝国运中途衰落，不得不重新创业。如果拥有汉武帝的才能，用忠诚诚信来秉持，用节俭来坚守，即使是古代的英明君主，又能超过他多少呢？

译洪尊光说：“钱财，是天地间最不平等的东西。自古以来的帝王，有担忧贫穷的，也有担忧富足的。周赧王有逃避债务的高台，秦始皇有渭南的宫殿。钱财自然是天下不可缺少的，为什么没有钱财会灭亡，钱财过多也会灭亡？五衢之地衣服破旧，齐国就衰弱了。齐桓公通过购买鹿而称霸，朝歌的鹤轩，卫国就败亡了。晋文公通过训导农业、鼓励学习而兴盛，这似乎又像是生财的作用，其中似乎有不同之处。杜祁公曾说：‘高官做私人的打算，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岳飞说：‘文臣不吝惜钱财，就是太平的征兆。’这两句话究竟适合谁呢？我说：这是尊光自己的解释，我不明白。”

罗期生说：“经典上说生财有四件事，都记载在《周官》中。比如三农生产粮食、六计考核官吏的说法，看来人口少容易稽查，而用度宽裕难以计算。如今军兴不止，财赋难以停止，节俭则士兵没有饱足，征敛则转运劳苦。敌骑突然来临，征召不能集结，势必养多年的士兵以等待一天的寇患。寇患到来则形势急促而力量集中，等待久了则形势懈怠而力量薄弱。彼此难以估量，战斗和防备都失去了，所以用节俭来应对转运，既不能救时；用征输来应对戈矛，又不能建功。桑弘羊、孔仅、杨可、曾延的计策，既刻薄地剥削百姓；赵充国屯田的说法，又取资于虚妄。究竟怎样才是上策？”我说：“这常常经过我的心，古今圣人谈论治平之事，再也不说到用兵。《论语》《大学》《中庸》只说即戎去杀，谈论征伐之事，再也不说到用饷。《江汉》《常武》只说不留不处。”期生说：“谈论治平不说用兵，这还可以领悟；谈论征伐再也不说到用饷，如何能通？”我说：“古代致师，每天行军有定数，克伐有期限，声罪致讨，安抚归服。虽然行六师之中，还在三餐之内。平时就裹粮，作为行粮。三年大赏，已经称疲惫极了，难道有天幸不至匮乏的事？看书中《九征》《牧誓》《泰誓》，也没有说馈饷的，何独《芑》《六月》如此呢？”期生说：“周家行师的方法，本于公刘。公刘说‘彻田为粮’，其军三单。又说‘乃积乃裹’，后又说‘彻彼疆土，乃疆乃理’，想来也是赵充国的祖意。决无三军万里不携带粮食的事。”我说：“赵充国只是可以守耳，虽然赵侯也没有亲身享用营屯的粮食，只是算计到此可以不错耳。诸葛亮开垦屯田，也未成就，只是意思镇定如此。古代彻疆自然是常法，不留不处，只为三农，安可以用六师的期限夺取三农的业呢？凡师在三代有讨有伐，在后代有守则战。讨伐有定，所以谦豫不以行师为嫌；战守无常，所以城漕已致击鼓之痛。如战胜在于庙堂，何必用耰锄防备介胄呢？”期生说：“如营屯果有未便，则转运何以不烦？处今道古殊有未合，不过是适时耳，何必同也？”我说：“节饷只有四事：定谋第一，选将领第二，因地第三，不惜费第四。”期生说：“既然说节饷，如何又不惜费？”我说：“大费，一日省事三年。”诗说：“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远伤。”

这天，与诸贤讲“大道”“生财”两节，遂推究至此。因忆前日戴仍曾问“来百工则财用足”的意义，我没有回答。因问仍朴，前日此问可是农末相互资用不？仍朴说：“如农末相互资用者，只是粟帛釜甑陶冶械器之类，于国家财用，岂有毫发之关系？”我说：“圣人有作，也只是宫室舟车棺椁杵臼耒耒弓矢诸财诸用，岂必黄金白银上币下币耶？”仍朴说：“三币之行，通于中古。百工的聚集，不过是耗费货物。每见通都大邑，群艺麇至，徒为侈靡，岂有实际用处？国家有大兴作、大征输，未必再资将作之力。何况兵赋乡师族师的事，能使天子充然不叹无财乎？”我说：“古代致财，只欲为用；现在致用，只欲为财。譬如现在用师介胄戈兵，一一朽蠹，有费十金之财，不得一金之用。等到防祭营筑，十金之用，遂费千金之资。丝缕赢于菅蒯，而织造贵在琢雕。若使百工子来，居市食饩，文巧有禁，贸易相需，取常供，时其任器，百家成林，各自勤本业，四方之贡，通变无倦何穷之有乎？”管仲吕公每作宝器，以敛重发轻，事虽杂伯于子母相权，义亦有取，因而收两府之职，致教化之效。楮币一一相互资用，何独农末如此呢？仍朴说：“这也是太平有道《周官》的常谈，施于今日，恐怕未能如此。”经说：“有财此有用，不说有用此有财也。”我说：“人与天地，此财各自无尽。用着他者，他自己能来；用不着

译它，它自己就会消散。有人到来，百工就是成就天地的法则，辅助万物适宜的本性。

译柯登南于是询问《周礼》一书，经以六官为纲，纬以三百六十职事为目，遭逢秦朝焚书的灾祸，冬官这一部分便缺失了。有人说冬官并未缺失，而是散见于其他五官之中；也有人说五官互相兼建，冬官也并未缺失。自从叶时、吴澄都主张这种观点后，那么河间献王当时，难道不知道它是全书，却故意说冬官有缺失，而用《考工记》来补全吗？我说：献王当时天下的藏书逐渐出现，考核极为精密，《周礼》五篇中没有司空的职属，而冢宰篇中有冬官六十职属的文字，那么它是缺失的文字无疑了。董仲舒与河间献王同时代，常说“冬就是空”，他的意思也是出于《周官》。窦太后斥责辕固说：“哪里得到司空城旦书来读它呢？”那么自秦汉之际已经没有这本书了。我想自古建国之后，宗庙社稷，城郭官府，井田庐舍，坟墓坛壝，大体已经确定，不再大兴工程。《诗经》说：“于是召司空，于是召司徒，让他们建立室家。”这是初创时的事务。如大禹平定水土，而后周公营建洛邑，等到万物役使已定，就不需要专设官员。井里乡遂沟洫的官员，疏通修筑，由地官司徒统领，已经明确完备其条文。关市舟车桥梁的事务，由川衡泽虞统领，不必完全保留其职权。后世太平盛世，人心容易浮动，有营造劳民伤财的事，先王预先裁制其端绪，使司徒得以兼摄司空的事务，极为简约，何必怀疑呢？柯登南说：董仲舒说“冬者空也”，大概是指刑威而言，如同霜雪不到地面而已，并非指冬官。《汉书》有“薪白粲”的文字，《周官》都没有，如府舍宫庙，岁时修治，怎么能就停止司空的事务呢？古话说“官事不兼摄”，难道有司徒可以代替司空，承受其利弊的吗？我说：《周官》中的刑徒都役使于司空，自搏杀焚弃，三赦三宽恕之外，司寇所送达，定罪坐牢的都由司空管理。司空虽然是专官，实际上与五官共同承担其劳苦。盛世五刑既少，徭役也省，五官互相权衡管理或许有这种情况。况且司徒申张五教的政务，其制度特别详细；司空谨慎兴作之防，其防备特别深远。如师保救谏不列在天官之中，缝染丝屦反而进入冢宰的治理，天官的治理越细，地官的治理越大，其义理可以推寻，那么彼此互相取用罢了。登南说：胡五峰也说冬官事务属于地官，大概因为田墅井牧乡遂之类都由司徒统领，其事则由司空担任。又有说地官遂人以下都属冬官的，哪个确切呢？我说：地官司徒所属最多，自任地以下，闾师、遗人都与司空相出入；自遂人以下三十五职属，都是司空的事务。秋官司寇，自墅庐以下二十职属，也都是地官及司空的事。凡是任地的事务，多方九职，任民都列在冢宰；八贡任力，又记载在地师、司马。自职方以下，有五方、三师；宗伯自职方以前，有冢人、墓士，分开则都是五官的人，合起来则都是司空的事。如同用刑者，五官各自用刑，不必都归于司寇；然而司寇自为邦禁，五官的刑罚都于是誓典。五官工事归于司空，而司空之工还于各职属。所以天文、室壁之北有土司空，井、柳之间有防酒食（注：此处原文似有讹误或特定天文官职名，依文意直译）。天官所以并统防人，地官所以兼执工役。登南说：这样则只设地官，不需要司空；或者设司空，不需要司徒了。我说：治地的道理，重在民事，其次及于市廛，大工散于五官。除修庙、葺宫室，闲暇时举行，小小工作可不烦六卿督管。所以说司空，空者，空也，藏也，因时任命罢了。现在如在冢宰中取缝、染、屦、幂，宗伯中取冢墓、巾车，司马中取自弓矢、甲弁、缮槀，司寇中取雍、萍、翨、柞、庶、穴、剪、茇，以成司空之治，其距离《考工记》能有多少，而需要一正卿治理呢？司空寄百工于五官，如同天子寄饮食、服御于冢宰，所以消除邪僻节省费用，使贡谀导淫者无处施展其丰豫。登南说：这样则冢宰篇所说的“司空率六十属”，杳无依据。吴幼清先生在“任土、国宅”之上加“惟王建国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二十”字，不是画蛇添足吗？我说：前贤读书要自详慎，“自任地、国家”上下要加“立春、布和”等语，乃以遂人诸条足于遗人、均匀之下，这都各有其取法。幼清的删定，河间的补记，要为《周官》功臣，不必讥讽。登南说：蔡九峰称周公正条治事之官，未及师保之职；冬日官阙首末，未备，乃周公未成之書，是这样吗？我说：秦人既改官仪，又废井田為阡陌，发徒骊山，穷力于阿房，取六国之匠营造无极，视先王之司空犹之枲耳耳。周公营洛，以土圭取景，及为明堂世室重屋，占卜丰鄗宅兆，折衷华素，都是秦人所厌观的。加上诸儒论难，俗主厌闻，

译厌恶而离开籍贯，这是想当然的事。然而现在《周官》中也没有缺失的事务，只有舟船桥梁罢了。选择住宅、营造坟墓的方法，完备地记载在《易经》中，有不是其他记载所能穷尽的。山泽二师，应当不会只谈论这些，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登南说：近来项仲昭太史，为了补全冬官的缺失，割取了天官中的司裘、兽人，地官中的均人、土均、艸人、稻人、山虞、泽虞、丱人、角入、囿人、封人，春官中的司服、冢人、墓大夫、巾车、裳人，夏官中的量人、司弓矢、槀人、职方氏、土方氏、刑方氏、山师、川师，却唯独没有涉及秋官，为什么呢？我说：凡是读书，由人来剪裁，由自己另作分别，有意不相非议罢了。登南说：议论事情也必须稳妥啊。如今说冬官可以互相权衡，又说秦人已经扰乱，那么两种意见相违背，以什么为准呢？我说：周朝占卜洛邑以后，不专门设立司空，虽然没有考证，然而像吉甫在朔方筑城，召伯治理疆土，申伯、谢伯都以上卿兼任方伯的职责，未曾专门设立司空。精简官职自然是防微杜渐的深意，扰乱自然是穷极末流的后果，有什么妨碍呢？况且像尚宝、太医、光禄、宫正、女御等都隶属于天官，太仆、鸿胪等都隶属于司马，行人隶属于司寇，世人都不议论，为什么唯独对司空、地官表示怀疑呢？吴幼清也说司徒掌管国家教化，不应当专门以管理土地为事，然而恒产与恒心，如果不让百姓明白其中的道理，也难以说通啊。登南说：像三公论道以及辅弼疑丞、史、祝的制度，在诸书中种种不同。《周官》缺失而不提及，唯独将师保谏救隶属于小司徒，为什么如此细微呢？我说：周朝旧府的典籍很多，像《逸周书》中自有《周官》的职方，以及《戴记》所保存的《明堂位》《王制》《玉藻》郊特牲》《月令》都各自成书，彼此互相印证，不是汇集众家而成一部书的。《周官》也是一本书，与《戴记》《檀弓》《夏小正》都是典要法籍所考证的，为什么一定认为是《周官》姬公所作，成周治理天下的书呢？登南说：郑康成确实主张这个观点，嘉靖年间曾经命令在科举考试中策问士子了，怎么能与《戴记》同等看待呢？我说：汉人学习《尔雅》，唐人推崇《孝经》，都是从朝廷选取，在学宫颁布号令，士子读书取其精核，就像吃鱼有刺、吃水果有辛辣味一样，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登南说：五官多奇字，意义在字形；考工多奇字，字形在字义。这是取法于哪里呢？我说：“我也粗略读过，读过自然就会明白。”

译柯威公又询问关于礼器的问题，说鲁国人祭祀上帝，必定先祭祀頖宫，那么鲁国有郊祀是确凿无疑的。《礼记》记载成王因为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所以命令鲁公使用天子的礼乐。又说孟春时节乘坐大辂，装载〇韣，树立旗章，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俨然以人臣的身份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说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杨升庵在《郊禘辨》中说这不是成王和伯禽所为。《春秋》记载庄公禘祭，认为禘祭的僭越始于闵公。记载四次占卜郊祀，认为郊祀的僭越始于僖公。《鲁颂·閟宫》第三章，只说成王命令伯禽以爵位受封罢了。庄公之子以下，赞美僖公郊祀之事，并未见出自成王。孔子在《春秋》中记载郊祀，从隐公开始到哀公结束，如果隐、桓、庄、闵时代有郊祀，为什么不记载？可见并非成王所赐，这是明显的。孔子对言偃说：“鲁国的郊祀和禘祭不符合礼制，周公的教化衰微了。”既然郊祀和禘祭确实不是周公所接受的，不知是谁授予僖公的呢？我说，在僖公时期，王室多难，齐晋开始称霸，惠王因为子頽之乱出居，襄王因为叔带之乱流亡，桓公、文公在中间匡扶襄王，楚国僭越称王的已经两代了。周王室尚且吝惜鼎隧的请求，闵公、僖公苟且继承混乱的局势，何事会特意请求郊祀和禘祭这样的大事，违背霸主的命令，触犯先王的法度呢？大概郊祀和禘祭的礼仪，白牡用于商，骍刚用于周，尊罍的制度，参用三代，都是成王所安定的。周公不应该在群公的庙宇中使用这些礼仪罢了。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在庄公庙进行吉禘。说吉禘，就像说吉月初，在庄公庙进行禘祭，报告即位并且初次相见。所以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三望。凡是《春秋》所记载的郊祀，都是因为占卜不吉才记载，并不是有郊祀就记载。从惠公以前，伯禽以下，又有十二公占卜郊祀而吉凶不一的情况很多。到僖公四次占卜郊祀不吉才记载罢了。难道龙旗承祀，六辔耳耳，就为了免除牺牲三望而歌颂吗？这时霸主都已去世，王室长久衰微，幸好还有鲁国号称秉礼之国，岁时禴禘，秉持遗留的典章，不足以非议。宣公乙卯，匡王在殡，占卜郊祀牛受伤，再占卜而死。戎楚观兵，大为衰败的征兆。成公丁丑，定王的丧期未满三年，鼷鼠两次吃食，牛角吴开始内侵。庚辰五次占卜郊祀不吉，成公在晋国被扣留，于是成为陵替的开始。襄公乙未夏四月，三次占卜郊祀不吉。鲁国开始修筑费邑。己亥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鲁国开始设立三军。定公丙午，哀公丁未，鼠吃牛，仍然不停止郊祀。衰绖之间，情文荡然。宗国的威望，于是又衰微了。所以《春秋》的意义，不记载事应，而考察异象以见邮，可以类推。观察其特别记载的，都是非常之事。并不是说鲁国起初不郊祀，每次郊祀都有不吉的占卜。既然这样，夏郊、秋尝，都是鲁国的常典。庄公之子，《春秋》不懈怠，特别歌颂鲁僖公，只是因为《閟宫》新修，归美于僖公。有人说这是史克及公子鱼的旧文，孔子借此保存巨典。并不是说《春秋》致贬，而《鲁颂》留褒。威公又问：“既然这样，《鲁颂·閟宫》，特别叙述姜嫄，难道是以姜嫄配天，以后稷主禘吗？”我说：“姜嫄只是叙述，作为周家的开始，未必特为姜嫄立庙，何况郊祀和禘祭呢？”威公说：“《礼记》称《閟宫》为姜嫄立廟，或者祭祀后稷而称姜嫄罢了。诸侯不祖天子，而祖其所从出者，常在七庙之外，别为立宫。如《竹书纪年》称周立高圉之庙，鲁立炀公之宮，就是这样。”我说：“如果这样，祭祀太姒而祖周公，已有女主司晨的嫌疑，何况荒洪俶傥之说呢？”大概叙述往事，则神明共推，《思齐》的雅与《閟宫》的颂，风会参差，隆污可见矣。

黄率中又问：“阴阳摩荡，便有害气吗？”胡五峰说：“观察阴阳的消长，就知道圣人的进退。如消长，则得时成功之说耳；如害气，则阳有阳九，阴有百六。”班固《汉书》认为其说本于仲尼，仲尼“十翼”未曾说出此事。王弇州以上元九章推演，无一符合者。尧、汤水旱差近其〇，超过这个就不能尽齐了。况且所谓阳厄，不必都是旱；阴厄，不必都是水。也有圣人明盛而当两厄之年者，为什么呢？我说：“此事已详细著于《易图》，因为非要切，未曾讲论耳。”班固据纬书积防，以三百四岁为德运，七百六十岁为代轨，千五百二十岁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岁为七精反初。当德运之穷，代轨出符间，有阳九、百六。如自周成王甲午至秦政十一年，八百七十年，先百有六年代轨为周顯王廿六年，王致伯命于秦之年，退其九年为秦政元年，是阳九、百六之年也。今以三易推之，知其为不然者：凡卦九变四千九十六，以六乘以之为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六，以气朔约之，得六十七年余一百六日，以

译日甲约之得六十八年余九十六天。凡是卦气交接除算，都在这防备之中。用三、四、九、六去乘算而得出灾年，虽然与孔子的灾年说法不同，但衡量于《易经》，其契合是一致的。《易经》六十四卦，都以先王君子的礼乐刑政为法度，达到治理、消除动乱，根本就在于此，必定要预先处置祸败以修治补救、扶持倾危，只需明了其意义，举出大象而施行，推度之说不足称道。

译林朋防于是问道：“神明能够预知未来，智慧能够储藏过去。孔子能够知晓百世以来的损益变化，周公能够推演夏、殷两代的历法，这都是将天地人三才如同明镜般映照，古今道理一致。如果认为储藏往事就是预知未来，那么从上元以来，历经千百岁，由后向前追溯，难道能够凭空契合吗？孔子说‘文献不足，如果充足就能验证’，这不过是关于文质通变的事情罢了，难道还有神明不可测度、烛照百世的吗？”我说：“像三纲五常、文质三统这些，哪里需要文献来证明？孔子想要说的，一定是当时世人无法说出的事情。即使像旧史所记载的，也不需要孔子发出这样的浩叹。”朋防说：“就像《易》《诗》《春秋》所阐述的，都是讲礼，礼就是历法。这是指德运所系，还是钟律度量所生，或者是经纬天地、彰显阴阳的道理呢？”我说：“现在说的都是，只是没有能够验证的证据罢了。”朋防说：“现在有许多文献，怎么说没有证据呢？”我说：“成周距离夏、殷不远，人们怀念古迹，每家都有前代遗留的典籍。孔子尚且感叹不足，何况三代以后呢？”朋防说：“孔子删述六经，就是千古不变的经典文献，从此储藏往事，从此预知未来，何必担心不足？但像《三易》所说，《诗》道一，《书》道六，《春秋》天道四，而《易》贯穿始终，这些都难以理解。如果从这四经上看天道和人道，从哪里得到验证呢？”我说：“这些都必须先明白天道，然后用人事去推演，自然就会透彻明朗。现在读书只谈论物理，哪有闲暇顾及这些？”朋防说：“天道和人事自相表里，《五经》都是这个道理。但像三代历律损益相生，年数延长或缩短，如同指掌般清晰。比如孔子定符，预先知道秦、刘禅代的事情，这是储藏往事所通达的，还是预知未来所领悟的？”我说：“只是这件事往过来续，储藏既无量，预知也无量，寒暑昼夜，只是一部《春秋》。古人常常问，什么东西最有益于人的神智？回答说只有读书罢了。”林非着说：“晋不敢发表渺茫的言论，只是问朱熹以‘审几’二字重注，慎独的丘文庄于是以‘审几微’作为谨守理欲初分的准则。晋认为‘审’字终究不如‘慎’字，‘慎’字是警戒恐惧，‘审’字是察别，在独知中间，再无错路。只要常警戒恐惧，神明便生，有什么差错？开辟这条歧路。”我说：“非着看得细致。邵尧夫说：‘思虑未起，神明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谁？’这正是慎独的要语。如果审理欲的初分，就是搬泥过水了。然而像独中几微萌动，正要审察，周濂溪所谓几分善恶，些许不善也会玷污善体，只是因为审察不精，使独知错过。曾说：‘慎者，圣贤所以致精；独者，圣贤所以至一。’话语虽然分开，意思其实完整。非着说：‘《易》称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这个吉字已经明白。程子又加一个凶字，如果独中只是一理，又加一个欲字，终究在性体上看不分明。我说：‘我们儒家再不要直接说性体，吉凶悔吝皆生于动。’加一个凶字，正自明白。独中有理便有欲，加上一个欲字，才使人警省。如果说：‘空山无虎，何以独行崖谷？毛骨俱寒。’”

非着又说：“喜怒哀乐中节的地方叫做中和，中节只是合乎天理。如果合乎天理而不顺于人情，圣人也不会违背道义去求取名誉。大禹格杀有苗，孔子诛杀少正卯，也有宽严互用的时候。后来情恕理遣的说法，恐怕是清谈的祖宗，以此来调和人罢了，怎么可以治理平定天下呢？”我说：“这种学问，不自王弼作祖宗，大概自颜子若无若虚而来。颜子一生的学问，只在过怒两个字。见到不迁怒、不二过，渐渐达到中和。见到中和，还未能不迁怒、不二过呢。”非着说：“中和已经是极致，怎么还没到不迁怒、不二过的地方？”我说：“中和是公众的厅房，不迁怒、不二过是自家安身立命的地方。各家安灶，不要占据堂心。”柯鲁生于是问：“前日下学上达的说法，略微讲不尽，今天再问这个意义，还有什么说法吗？”我说：“兄试着举例说明。”鲁生说：“朱熹开章训学为觉，后觉效仿先觉，可以说是效时是学，觉时是达。对吗？”我说：“这样只说得学达，说不得下学上达。”鲁生说：“王龙谿说：‘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的，虽至精微，都是下学的事；口所不能言，力所不能致，心思不能及的，都叫做上达。’石居引用‘天德王道，阴阳迭运，莫知其神’作为证据。龙谿认为不切题，究竟如何？”我说：“他们曾经自己梦说：‘口可言便有不可言处，力可致便有不可至处，心思可及便有不可及处。其可处都是人，其不可处都是天。’这样只说得上下，又怎么说学达？如果说：‘口所可言以达于不可言，力可致以达于不可至，心’

译思考那些能够触及的，以通达那些无法触及的。」像这样就越发隐微了，怎么能说是真切的学问呢？」鲁生说：「像这样又该从哪里着手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试着举例说明。」鲁生说：「比如做儿子、臣子、弟弟、朋友，在文章、品行、忠诚、诚信方面，实实在在，不求别人知道。即使是圣贤天地，也是这个学问，这个道理。」我说：「孝子忠臣，恭敬的弟弟，守信的朋友，一旦践行了这些，哪个人不知道？这难道是依靠天的学问吗？况且这几条，就像人家吃饭，难道需要向天告罪吗？又哪有天天享用太羹玄酒却向天诉说别人不知道是什么事的？又何必需要天知道其中的缘由呢？」鲁生说：「像这样，那么过去所说的讲习贯通就等同于暗中修行了，这是什么样的学问呢？」我说：「颜回有什么样的学问？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好学，孔子只提到颜回；说到颜回，只说不迁怒、不贰过。自己说到学问，只说不怨恨、不责备。人如果有一点怨恨责备的习气，即使有周公、孔子的学问，也与狠毒并列。人有学问，不沾染一点怨恨责备的习气，即使是日常洒扫，也与天地一样宽广。这里是学习，这里是通达，这里最实在最平常，这里顶端没有边际。这里实在信得过，就可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译柯鲁生说：“我们门中讲学，常有前后说法不同的情况，今天讲学问通达，与前几天截然不同。又如前几天讲‘笃信好学’一章，偶尔赞许善道的说法，向来评判各类文艺，只以笃守为主，这是为什么呢？”我说：“我向来缺乏特异之处，直接以笃守为主，这就像寒士持斋，能成就什么学问呢？如果讨论圣人的语意，只是靠守持的人多，学习而不守持，从哪里能得出善道呢？看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无道则隐’，这两点耻辱，精神都在于退藏一边。说‘有道则见’，贫贱只是附带说的罢了。‘乐行忧违’，坚定不可动摇，这样的人难道会在肉边拣菜吗？”鲁生说：“今天才知道我们门中讲学原本没有异同。”

榕坛问业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榕坛问业卷十四

明 黄道周 撰

漳州地区文章兴盛，就推葵圃郑家。葵圃郑观察和他的弟弟蓟州公，都以学问典雅相崇尚。观察去世后，孝廉海门和他的弟弟肇中，又以文行著称。肇中二十多岁，著诗及词赋数十卷。因为通家往来，我内心避讳他。既然在防中，问难非常谨慎。我心想郑观察作为农臣，上疏归隐，我当时还未成为诸生。等到在金处归来，多次交往，看见观察口中诵读《说苑》《韩诗外传》及《东莱博义》，动辄千百言，如同晨钟。如今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令人自惭耳。肇中既然敏捷喜好，不以为耻，我也来不及另外设一榻，于是对着众人坐说：“三十年前，我不懂历律之学，一天拜访郑观察，观察正取器量晷，问我：‘你知道北极出地有处中天吗？’我谢罪说不知道。又问：‘你知道表影有处倒南吗？’我谢罪说不知道。又问：‘知道日出入有非卯酉吗？’我又谢罪说不知道。观察便默然，另论《史》《汉》文章诸杂事。我回去惭愧悔恨不食。夜里拿着竹几坐在中庭，这样两年之间，二三百日，才知道南北中分、阴阳赢缩之说，并非观察授我诬也。”当时坐中没有问难，以为我与肇中自序家世罢了。肇中于是问：“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此章语意怎么样？”我说：“兄所疑何在？”郑肇中说：“此章以圣人、君子两格迥分，然而自尧舜而下，夫子所称也是君子。依中遁世，即称圣者，修己安物，尧舜犹难，君子圣人难道有两种学问吗？而且如性之称善，心之称恒，或许没有分别。大易以善称继，尚书以恒称心，现在又以有恒次于善人，明心与复心，难道有差等其间吗？”我说：“论学则圣人、君子也没有两样学问，论心则善人有恒也没有两样德性，只是风教不同，习染渐异。夫子劝人实地下耳。”向见吴云赤说：“圣人不难，只是有恒难也。”极有意思。肇中说：“圣人可作，要亦大关气数，岂是恒心所就？昔封德彝言末世人心渐漓，魏征云：‘如使人心渐漓，易代而后，岂当化为异代耶？’恒称君子，立不易方；大过称君子，独不惧，天下亦不少此等人。夫子品他在善之后，又若致绝望者，不知。”圣人、善人，的是何人？又不知。无恒，虚恒约，便可称善，亦可到君子。圣人不某说：“孟子说美、大、圣、神，夫子说不骄、不谄、不失其正，皆为圣了。”自夫子看来，何所不合？自我辈看来，自然人德性、问学、尊道之殊。如无尊工夫，任他常无常约，常虚不释老窖中，只是空山朴，何时得到君子位上？肇中说：“曾子说颜子从事在，若无若虚，不多不能上力想。”圣人都是此意，权作朴实呼唤示耳。且如善人为邦，善人教民，全是为上者主持风教，不知有何制置经略，可以即戎杀？莫亦如老氏所云：‘守啬去泰，能慈能俭，却马以粪’的意思？不某说：如此看来，圣人、君子，又是天下为，三代而上，羲农之俦了。夫子意，与观蜡礼书一样发慨。肇看得分明。肇说：“既如此看，何关圣学上事？”我说：“经世治心，都是要细明体用，都是要实，岂有两种道理？”肇说：“恐如此做去，到头亦只是恒心恒，不能到天下归仁地位。”我说：“如此所贵学也，凡学都是自家心细，如粗大便自虚张不老不实，且勿他本体虚无上事也。如论本体，天下归，岂有两样心性在？”

洪兆云说：“前日尝问善人是何等人，却道是西一流人。今日对郑肇中又道是老手段，释老两途，吾辈不齿，何得在君子而下有恒而上？”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