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坛问业卷六

译阴不与阳相对立，就像小人不与君子并列抗衡，何必说复卦的边都是从阳生出，姤卦的边都是从阴升起呢？」我说：「这话也有道理，只是恐怕习惯旧说的人会掩耳不听，试着举给洪兆云看。」看兆云说：「《易经》说一阴一阳，阴升则阳降，阳长则阴消。小人与君子，相互依存交替胜负，哪有小人不动，君子自己消长的道理？」我说：「尊光也有道理，只是讲得不够明白罢了。」大凡气没有寒暑，时间没有凉热，寒暑凉热都是由太阳运行产生的。太阳运行向北，阳气逐渐上升；太阳运行向南，阳气逐渐下降。上升时白天变长，刻漏显示昼长，阳爻增多；下降时白天变短，刻漏显示昼短，阳爻减少。白天的长短都产生于太阳，不产生于月亮，所以说阳自己升降，阴没有消长。大抵寒暑凉热，就像气运的盛衰，气运的盛衰听命于君主心志的高下。君主心志盛明，阳气充满周遍，那么百草滋生，万物温暖；君主心志衰暗，阳气衰竭，那么百草凋枯，万物冻折。并不是有一个阴物当头与太阳相抗衡，像黑光对于曦影那样。兆云说：「自有圆图以来，就形成两画，复卦以阳在左，姤卦以阴在右，六变相继而起，阴阳各分以形成卦序。就像人有男女，脉分左右，明明如此，怎么能说阴不双行，阳自开辟？一年十二月，只是阳光的自行进退罢了。」我说：「以太阳为主，那么寒暑实际上不是两件事，以君主为主那么邪正实际上不双存，君子远离则小人自然亲近，君子亲近则小人自然远离。难道一边生出小人，另一边就离去君子，像阴阳那样代谢吗？大抵阳爻像一天，运行有赤黄两道，分为六画，赤黄之外都是白道，不记录太阳运行就变成黑道，这就是所谓的阴爻。兆云说九道都有太阳运行，月亮与太阳相追逐，日月都在九道之中，阴阳都在六爻之内。如果说有阳无阴，实在没有听说过。尊光说：太阳能产生寒暑而月亮不能产生寒暑，古今凉热产生于太阳运行而不产生于月亮运行。举其大概，就说阴长阳消；核其精微，就只是一个阳自己消长，就像月亮那样。说其大概，就说明生魄死；究其情实，就只是这个明自己盈虚罢了。我说今天的谈论，特别胜过《肇论》。」

译尊光于是询问“临”与“观”的含义，为何有时是给予，有时是追求？我说：贤人在朝内，其道义有余，有余称为给予；贤人在朝外，其势力不足，不足称为追求。禽赐衡量听闻政事，说：是追求呢？还是给予呢？我看待“临”与“观”二字极为精妙，“临”便与君主心意相通，“观”便与百姓情感共鸣。洪尊光说：“临”如同至和、嘉祐年间，文彦博、杜衍、富弼、韩琦相继执政，各位君子都在朝内，然而不知道王安石、吕惠卿的奸邪，等到熙宁年间祸乱爆发，朋党之争兴起，其根源芽苗早在景祐年间之前就已存在。“观”如同元丰末年，天下正苦于新法，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六七位君子持守国政，声望所归，观察时势进退，又成就了元祐之治，虽然绍述之论继起煽动，宋朝社稷趋于倾颓，但各位公卿的出仕与退隐终究没有违背道义。嘉祐年间的君子亲身享受了治世的实绩，元祐年间的君子亲身享受了治世的名声，论及各位贤人的学术，古今罕见，却都不能维持百年的国运，一反一复不出十年天下就发生巨变，为什么呢？我说：孔子常说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见到仁政，守成的君主只想要安于常规，如同遇到好卦象，不要轻率改变，才一反正就背离了本体而作用异化了。有病的躯体两次更换医生，自然无法起色。尊光说：医生看的是手法罢了，既然已经错用，难道能不纠正吗？我说：只能纠正一次，不可再错。戴眉仲说：士人君子生平都谈论挽回世运，宋朝各位贤人竭力挽回，每次挽回，对立面反而更加恶劣，好像天生有四个吕夷简、两个范仲淹，就有四个蔡京、两个章惇，怎么说不不是阴阳消长呢？我说：只是君主的心意容易偏向，便造成南北两派分立，譬如人虽然双眼并存，但终究看不见双眼。眉仲说：国运所困厄，圣人难以维持，火在水中终究燃烧不得，陈希夷想去除北军，于是有了建宁之祸，李德裕想铲除神策军，于是遭遇甘露之灾，譬如冰冻的人，虽然靠近火，又能奈冰何？我说：这也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人生病到了极点，难道没有人的意志，便自然与死亡为邻，北方寒冷深沉，虽有日光，也自然与冰相战，并非从病起就有死亡产生，一旦进入姤卦，便结成冰霜。晋朝自怀帝、愍帝之后，国运已属于刘渊、石勒，所依赖的是王导、戴渊、周顗在中间挽回，宋朝自徽宗、钦宗之后，天下都落入金、元之手，所依赖的是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在起初敦厚培养，假使晋、宋没有这些君子，难道能与正统并列看待吗？

戴眉仲说：“既然说不落入阴阳，为何又成为世运？”我说：“气有阴阳，时有寒暑，人有男女，日有昼夜，都是积累而成的自然，次序可以辨别。至于治乱的胎息，结于毫忽之间的差错，长短各自不能整齐。夏、殷数百年，陈、隋数年，除非是圣人，听到音乐见到礼仪，看到开始就知道终结，哪里还有能拿着刻漏来计算其延长或缩短的人呢？前宋君主德行清明，虽然刻漏短促也如同清明的白昼；后汉君主德行暧昧，虽然历时长久也如同隆盛的阴气。一消一长，只在君主的心意。贤人生在其中，只如同风雷为太阳效力，终究无法与君主的心意相持。”眉仲说：“这样就是无用挽回了。”我说：“风雷得到效用，虽然不能改变夏天变成秋天，也自然能造福百姓、化育万物。”

林非着当时在丛桂堂中看书，于是问我们门派常说从春秋己未年到洪武戊申年，整整是一部《易经》。宋九青给谏曾经送给我们门派诗说：「二千九十年，俯仰在冠袜。」这是什么解释？我说：从己未到戊申二千九十年，只相当于一半的《易经》。完整的《易经》一部四千三百六十九，以一半分割为二千一百八十四，剩余九十四年。上面除去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下面合计洪武三十五年，正好得到九十四年作为半部《易经》。非着说：这样那么乾坤中间的三十二卦，断自宣王、幽王之际，下至洪武、永乐，应当以永乐壬午年作为乾卦的开始，以宣王己未年作为坤卦的初始。现在从隐公元年开始，下至洪武元年，前后三分除去九十四年，那么阳节阴节缩减的部分已经很多，为何步数遥远却能相合？我说：论卦的周期则是二千四百八十四，已经相当于乾坤的中间；论气的周期则是二千一百六十，也居于常规的一半。用五百一十乙来约算，已满四周内盈余四十六，外缩减九十四，以陪衬除去盈余在己未元的一半，其数目可以推致。非着说：我们门派不曾谈论数目，如果谈论数目，那么一代的盛衰，正如同寒暑昼夜，可以推测而知，为何治乱无常，听任君主的心意，或延长或缩短，难道不可度量吗？我说：数百年在天地中，只成为一个周期；数十年在天地中，不当一日。譬如一天风雨阴晴，经过数时多次变化，虽然在眼前，也不能再知道。至于积累久了气运统齐，那么春天的涝灾秋天的旱灾，自然可以推知。所以举半部《易经》可以印证全部，藏往知来在此，过半不要对痴人说梦话，姬公也。

尊光问：“乾坤、坎离、咸恒、两济、夬姤、剥复，为何作为初终中？”我说：“兄把圆方二图仔细熟看，自然通晓。”尊光说：“我们门派说方圆二图，不是龟龙的最初，所以不玩味。”我说：“论羲轩本易，则现在就是今经；论易简自然，则圆图体备矣。”尊光说：“既然以

译如今经文既然就是古图，那么什么东西叫做《周易》呢？”我说：“爻辞自然是周代圣人撰写的，象辞和序卦的次序想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看它统摄梳理数千百年的道理，清晰如明镜映照，想必不是中古时期才开始形成的。”

译尊光又问：“大衍之数五十，河图加五，洛书减五，孔子说五十，学习《易经》于此，您怎么看？”我说：“岁法闰余的完备都从此得出。”尊光沉默不语。我说：“试着去问唐伯玉，看看他的见解。”伯玉说：“这也只是迹象，比如一年三百六十天，气盈五日有余，便是河图的象；朔虚五日有余，便是洛书的象。”我说：“五十的含义，有什么不通的？从开端起步，在中间举正，在年终归余，纵横屈伸，都从此观察。一六因之而皆为水，二七因之而为火，三八因之而为木，四九因之而为金。视听说貌，秉持智慧而发出，便是建立锡命之本。”伯玉说：“这些学生们都知道。”又如四十九，自黄道赤道上下，挂一两分，在创义之外，别有深奥的防备吗？我说：“除了众人知晓的，谁为深奥？太咸卦岁四千三百六十九，去掉其体岁四十九，也成深奥之义。然而自孔子上下，未曾从此留心，只是作为睿中关参假未透，尚须八百彭祖之年。”

尊光又说：图以生为序，左旋；书以克为序，右转。《乾坤凿度》说：天左旋，地右转，想必也是这个意思。我说：试着问唐君璋？看君璋说：此说完备在《黄图》。《黄图》序说：赤极相距各五十五天，日竞旋，地牵其中，积迟而右。一岁之行一百五十六分，满六十三岁而退一度，故七政地道皆为左旋，因其迟沓遂成转右。尊光说：那么圣人何以于此异同？我说：圣人别有所见。

黄介俶与非着同在丛桂堂中，见到尊光多次问历象，因而问五运六气参错难齐，要从岐黄以来，着于天官，子午卯酉作为少阴君火，阳明燥金，辰戌丑未作为太阳寒水，太阴湿土，寅申巳亥作为少阳相火，厥阴风木，对化反治，司气间化，每五年而迁，其六气循环，都以风热暑湿燥寒为序，现在文图中却有十二气，燥金，艮金，风木，敷木，湿土，刚土，寒水，明水少阴君火，厥阴游火，少阳相火，少阳游火其司天司泉都不遵循古法，为什么呢？我说《素问》内经以运气治民间之疾，此法主感，感而治之在于外，所以以风热暑湿燥寒各司六十日，看其主客以为化胜，文图以图书系天下之命，其道主应，应而之治在于内，所以以心包三焦游腾四火丽于君相以视腑脏各应喘息以为标本，诊治不同，而天人共事，防备严密由中，其效一也。介俶说，古经皆云五脏六腑，现在说阴有五脏，脏有五系，上阴之君心悬于肺，所以肺与心别自为系，阳有四腑，腑有四个房，下阳之君胆悬于肝，所以胆独为一系，以上五阴虚胃以与心，以下四阳实胃以与胆其合则十，其别则九，合为十，别为十八，为什么呢？我说，凡人本天而生，五运六气九图十书，八卦只是一物，信得过者隔墙闻声，洞见腑脏，信不过者涤肠剖腹，只是采生。

另一日，尊光又引所亲谈太乙六日将直符之说。我说：“吾门小步，不道遁奇。”尊光说：“自东汉以来，任文公、蓟子诸贤，皆通壬乙之书，何遽无？”我说：“伊自为风角家言耳，不涉壬乙。六朝来，唯梁武最好奇遁。侯景师至都城，羊鸦仁败于东，帝犹据式命将，以廉贞游弈为不败。汴京之乱，郭京、孝竭等，皆取丁甲链为神兵，以此覆亡者不可胜数。吾门尊祖，自军旅已谢，未学何须问此之营。”

唐伯玉又问：“黄图阳得一、三、五、七、九，阴得二、四、六、八，何故遗？”我说：“亦是箕、孔之所不用，整整百万与不复相追。”伯玉说：“整整百万，则是天地全数，何故不与日相追？”我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易象分之，只九十九万五千三百二十八，尚余四千六百七，夫子不用其余。”伯玉愕然，我说：“且去思量得其端绪也。”

另一日，伯玉、君璋又与尊光问我说：“己得端绪不？”伯玉说：“未也。”我说：“得到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便整整百矣。”君璋亦愕然，我说：“且去思量得其端绪也。

另一日，尊光又问前说何以不得端绪？我说：人事差池，天道可见。见后者为赢见前者为缩。西狩获麟，是见缩；蒯瞆入卫，是见赢。公孙宿以郕叛于，是春秋正命前后准差凡二百四四年，余五百七十六，

译这就是它的头绪。尊光也感到惊愕。我说：试着举出来给伯玉看。过了几天，伯玉又问。我说：已经自己明白清楚了。我们门下读书，只要明白；既然不明白，《论语》《大学》《中庸》，难道会阻断人的思想之路吗？伯玉说：怎样理解整整百万？我说：只是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怎样理解春秋正命？我说：七十三乘以六十四。

译尊光说：“我们门派既然不讲数理，怎么又说到这个？”我说：“这是《易经》中防范画卦的文字。”尊光说：“既然是防范画卦的文字，为什么说不明白？”我说：“胸腹容易看见，心胃难以摸索。”

于是大家扫除了戴眉，仲复问：“有道心就有人心，有德性就有气性，也如同阴阳合体而出，虽然有分别，却不能分离。如何能够用道心消融人心，用德性变化气性？”我说：“昼夜都是同一道心，看不明白人心，就会兴起风雷；同一德性，感得躁暴的气质，就与人不同。能够恭敬宁静，处处见到极致，就不再区分昼夜风雷的不同，也不再区分养心养气的差异。”

一日，林朋防来拜见，我问：“圣贤的言语，都有来历。《中庸》凭空说出，造端致曲。‘端’字既然是圣贤常谈，那么‘曲’字有什么来历？”朋防说：“前日领受过学问，致知格物。事物不曲不直。《易经》称龙蛇之屈，精义入神。《礼记》称物曲本天殽地，神体物，圣人曲成万物，正是在这萌芽之处，实实在在地致力。此处隐微未显未见，然而到显见时却无复致力之处，正是在独知处。衷曲自语，事事见得自己不对，有一两处郁结未达，尽力托出便是诚明的路头。”我说：“这与克己有无分别？”朋防说：“克己似乎属于践形尽性的一类人，致曲似乎属于格物致知的一类人。克己应当行，致曲应当知。”我说：“曲成万物而不遗漏，追溯其源头更没有分别。有不善未尝不知，这‘曲’是最分晓的。”

尊光又问：“《关雎》、《鹿鸣》，冠于风雅，然而齐鲁韩三家都以《关雎》为康王政衰之诗。杜钦传说：‘佩玉晏鸣，关雎刺之。’汉明帝诏书说：‘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太史公说：‘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琴操》谓《鹿鸣》是大臣所作，王道衰，贤者隐，所以大臣托之讽谏。由此看来，《诗序》参差，都不是圣门本说，晦翁尽删之，是对的。我们门派时常为什么不喜晦翁删序？”我说：“诗多谲谏，主文而无罪。像这样的诗，性情礼义，前贤尚且说是刺时，那么郑卫淫诗或许是刺时所作，而晦翁都说是淫者之口，此处乖谬害意，拘泥词句并非认为他删诗序不对。”尊光说：“如此则诗自正雅而外，都有刺而无颂，所以颂自命篇，风自称讽雅有正变，讽颂互参，观其命名，思过半矣。”我说：“如此看甚明白。大抵诗为礼乐之渊薮，乐由礼生，风得乐之意，雅得乐之理颂得乐之容，所以为礼家皆有礼颂，颂是容也，非诗也。声容相宣，也间有叶诗者，而道不尽于诗。凡是诗必依韵，韵必和声，如《清廟》之什，六章无韵；《臣工》等什，四章无韵；《闵予》等什、《酌》、《桓》、《赍》、《般》皆无一韵。以《振鷺》、《白馬》推之，知其皆为容也。”尊光说：“然则鲁商二颂又何以皆韵？”我说：“世代既殊，作者异义，要如周公所裁定，皆非寻常之所思度。”尊光又问：“三百篇而后降为乐府，似乎与风雅相近，如‘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有蟋蟀思居之遗；‘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有小宛温恭之风；‘马啖柏叶，人啖柏脂，不可長饱，聊可遏饥’，有苕华星罶之慨。自唐代以来，始有近体，未知近代五七言还可继承三百篇吗？”我说：“这是词人口唾。”尊光为何掇他？周家以来，山甫张仲之精于性命，申伯召伯之懋于事功，卫武召康之邃于道德。今绎其词，如‘诞先登于岸，俾尔弥尔性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古训是式，威仪是’，‘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昊天曰明，及尔出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精言〇语，防绎无穷。使汉儒作之，则朴确无光；使宋儒作之，则枯朽就烂矣。声律虽细微，本于神明，岂有无圣贤之学作神明语者？六朝以来，唯有彭泽。晋宋以上，只推魏武。要其所得，自成专门。陈伯玉掠皮而多肤，杜子美学心而或滞。过此以往，也是郑卫之舆儓，鼛鼗之操挝矣。尊光说王，龙门尚采汉魏以方古诗，难道这脉于今而绝？我说间亦有之，霓裳羽衣，何必与韶舞争陈。

吕而德曾过尊光所，因与尊光论士人虽是读书，到底是个名位，终日披阅只是得些利害盘在心上，与圣贤何涉？想在此处定有笃实功夫，才能压倒群

译动。我说，这件事只有李延平讲得好。延平说，古代的学者读书，只求明白大道，大道明白了，生死都不能动摇他的内心，何况得失荣辱？现在的人读书，只求应付世事，应付世事就连锥刀之利都能动摇他的内心，何况生死名位？我说，现在的人最怕说一个“道”字，说一个“道”字就像犯了祖宗的忌讳，泛泛读书只是动嘴皮子，既然顺从了趋利避害，读书也就成了趋利避害，到头来什么时候能跳出这个圈子？而德说，怎么跳得出去？我说，先破除对生死的执着，再破除对名位的执着，已经破除了名位，就更没有趋利避害了。而德说，这样看待道，渐渐落入禅宗的空虚。我说，我们的道与禅门，只是有学与无学的区别。

译尊光说：“生死只是一天的事，难道会有天天生死的情况吗？”我说：“正因为这一天的生死，才让人空费百年的思量。”

吕而远因为读史，接着问：“西晋东迁，北宋北狩，同样是衰败。为什么太兴之后，晋朝的国运尚且尊崇，能以白版之身凌驾于五胡之上？建炎之后，宋朝的社稷却变得卑下，连帝王之尊都屈服于金人的诏令之下？”我说：“刘曜、石勒起初兴起时，局势尚未稳定，而且氐、羌内部的祸患还无暇顾及。金人积蓄威势，灭掉辽国后，气势便不可阻挡。”吕而远说：“刘曜、石勒席卷中原，势如扫落叶。周访、祖逖虽然有小胜，但未能损伤他们丝毫。乌珠穆沁虽然已经渡江，但广德、高桥、静安、和尚原等处的军队，往往能够克敌防守。况且在靖康年间，河东失去的不过恒、代、太原、泽、潞、汾、普这几个郡；河北失去的不过真定、怀、卫、浚这四个州而已。其余四五十个州郡以及两路的兵马尚存，不像怀愍时期幽、冀、并、兖都已成为异族之地。然而满朝大臣病弱不堪，连磕头都来不及。以宋朝对比晋朝，就像奴仆对比主人一样。可是世人都推崇宋朝，不推崇晋朝？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宋朝人只有两个黄潜善、汪伯彦，就已经抵得上十个石勒了。晋朝人虽然有两个王敦、苏峻，却抵不上一个王伦。可见宋朝的人才太好了。”吕而远说：“王导、庾亮、温峤、陶侃祖逖、桓彝，论他们的志向和品行，怎么能与李纲、宗泽相比呢？至于韩世忠、岳飞、杨沂中、吴玠，自然不是周访、祖逖、桓彝、陶侃所能比及的。似乎也不是人才的过错。”我说：“人才只看一个，哪里能个个都让人信得过呢？王猛、崔浩、张宾，也与管仲一样收到了成效。信不过的，像王莽、王安石，只是庸碌之辈。”

吕而远又说：“世事本来难以预料。王夷甫卖牛车，谢安石辞谢桓温的帅职，都是一样的。安静而成败不同，澶渊之议，土木之变，都借用了天子的威势，但安危的道路却不同。当汴京危急时，唐恪曾对钦宗说：‘唐朝自天宝之后，屡次失败又能复兴，只因为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现在应该留太子留守，皇上亲自去洛阳，接连占据秦、雍之地，统领天下兵马，以图复兴。’唐恪活着不足以保全国家，这话也不算大错。土木之变时，还有主张这种说法的人，说死守社稷是诸侯的事，天子外出居住，《春秋》没有贬责。李伯纪对此看得不分明，难道是这样吗？”我说：“论事必须剖析道理，剖析道理必须预先确定。唐人还有奉天之筑，宋人起初没有雍、洛之谈。临时逃窜，让辎重车辆来不及跟上，而敌骑紧随追击，哪里比得上死守更好呢？土木之变是偶然，车辕依旧，而徐有贞等人倡导这种妖言，真该活活割掉他们的舌头。”

吕而远又说：“古今四次党祸，都是小人制造的名目，凡说出这个字，就不忍听闻。现在士大夫平时动不动就说别人结党，似乎把自己当作独立的人，不知道这话出自何时？”我说：“从王猛、王子朝的党羽开始。唐虞只说协和恭敬、和衷共济，夏商只说荡平正直，孔子常说‘吾党’，异是天下一统，哪里去找这种名目，掩耳掩口，真是怪事。”吕而远又说：“一病十医，这病好不了，太和之党，牛李之争，一起一伏，不足以祸害唐朝，直到训注进入宫中，黄河才大溃；绍述之党，王马波澜，一起一起，不足以祸害宋朝，直到蔡京用事，边患才四起。大体上，士大夫肆行毒害，祸害尽于士大夫，非同类当权，祸害就牵连到宗社。”我说：“我们谈道，不需要涉及这些。”

尊光又说：“‘屯见而不失其居，防杂而着’，这怎么解释？”我说：“就是说屯卦显现而隐藏，防卦杂乱而显现。”尊光说：“古今什么意义足以对应？”我说：“齐小白、晋重耳足以对应。齐国有无之难，鲍叔牙已经先奉小白逃到莒国；等到难作，管仲才奉子纠逃到鲁国。雍廪难作，小白从莒国先进入，震内坎外，不失其位，都先走一步，所以说‘屯见而不失其居’。重耳困于蒲，狄国娶于齐，秦国亲身经历各国，在外十九年，六十二岁才返回。内有兄弟之患，下有吕、郤之难，内险外止，虽然晚走一步而天下称颂，所以说‘防杂而着’。”尊光说：“鲍叔牙、管仲也应当是见而不失其居；狐偃、赵衰、先轸也应当是杂而着。”我说：“君相自是一体，狄仁杰也是见而不失其居，李深源也是杂而着。”尊光说：“梁公自是杂而着，邺侯见而不失其居。”我说：“许得梁公，那么离邺侯还远吗？”

吕而远说：“庐陵王起初并未失德，在艰难中养晦在外十五年，免于诛夷之祸，这也是见而不失其居。睿宗委蛇称嗣，两次称太弟，一次遭遇五王之变，一次遭遇重俊之难，最终借其子以显，这也是防难而着。可惜其中没有臣子。肃宗在灵武即位，代宗避难于陈州，事情虽然不同，但见杂递应，比起宋朝的事，康王兼有之，可惜李纲等贤臣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我说：“康王怎么能比得上唐宗？”

译逺说：“宋代的各位贤臣也难以与唐代相比。”我说：“韩魏公在危难中见到危机却不失其位，赵汝愚在杂乱中行事却显著，那么逺你怎么看？”我说：“韩魏公在英宗时期，两宫关系尚未调和，英宗的疑忌之病屡次发作，太后每次面对群臣都呜咽流泪，英宗每次面对近侍都丢弃药石并斥责辱骂。魏公对太后称颂慈爱，对皇帝称颂孝道，悲痛到了极点，感动天地。到了撤帘听政的那一天，天下肃然起敬，充分看到了他治理国家的大才，所以见到危机而不失其位，魏公当之无愧。赵知院在绍熙年间，光宗不能执掌朝政，嘉王没有接受明确的诏令，留正已经离去，宪圣太后的旨意尚未下达，徐谊指责他坐视韩侂胄专权，因此两人在巷中相遇。赵知院在中间权宜行事，对内请示指挥，对外更换袍服帷帐，在须臾之间，朝廷内外安然无事，所以他在杂乱中行事却能显著，赵相当之无愧。有宋以来，只有这两位公卿，一位被称为有经纶之才，一位被称为有果断之行。唐代各位大臣未见能与之匹敌的。而逺说：‘张柬之、魏元忠等人怎么样？’我说：‘那也是果断行事、培育德行的一类，未见有经纶之才。而逺说：‘唐代的家法不好，被女主和宦官长期积威所胁迫，动摇艰难；宋代的家法好，曹太后、韩太后的盛德与大臣同心协力，如同家人平定外寇、靖平内难，事事都不如唐人。假如宋代的君臣遇到唐代的种种危难，不知会如何颠倒混乱。’我说：‘才与运、君与臣往往相互匹配，唐人豪华所以显现才华，宋人老实所以显现德行，文与质循环交替，自然达到那种境界，虽然是君主和宰相造成的，也是气运使然。’

译尊光说：“像这样是气数命运使然，汉、晋、唐、宋逐渐不如从前。难道今人比前代差吗？”我说：“从春秋到元朝，不过是半部《易经》。现在处于混沌初开的起始阶段，行事能与伏羲、神农同等功效，怎么是前代可以比拟的？”

尊光又问：“以前称邺侯梁公，不知道梁公凭什么配得上邺侯？梁公侍奉叛逆的妇人，周旋于奸佞之间，到老而死，没有建立任何功业，被妇人女子讥笑，不过是杜鸿渐一类人。我说，怎么又把他与杜相并列？”尊光说：“肃宗在灵武时，没有接受父亲的命令，朔方各位将领都受过玄宗的特殊恩惠，天下人仰慕谈论开元天子，无不感叹。杜鸿渐有才华声望，见太子不想念君父，于是上笺劝进，这不过是趁时倚势谋取高位罢了。”我说：“太上皇在马嵬时，已有此命，太子一到灵武，自然是天下归心。当时长安沦陷，逆贼横行，长安百姓一夜之间多次呼喊说太子兵到了，京畿豪杰往往杀贼以响应官兵。灵武如果不即位，谁从蜀中迎接旧天子？借助九五之尊的地位，收拢将士的心，未尝不可。邺侯看事极明白。当时长安收复时，肃宗想上表请求太上皇自己回到东宫，邺侯惊说：‘这样太上皇一定不来，只应当说马嵬请留，灵武劝进。’现在幸好成功，早晚思念，为群臣祝贺，上表请求太上皇回京，以尽孝养。后来太上皇看到表文，果然如邺侯所说，那么灵武劝进未尝不是对的。”尊光说：“难道不是太急躁了吗？”我说：“在草创时期治理国家，能够盘桓等待的，自然是圣贤。上面说的譬如梁公背负巨大的才能，飘然远去，难道不是绝世吗？但预料当世不再有梁公，不得不从容地鞭策五王之后，凡是看贤者，也不要草率。”

尊光于是问宋仁宗是天下贤主，一时名士都聚集在朝廷，而任用舍弃意见不合，最终形成党争，为什么呢？我没有回答，说：“试问吴云赤，看云赤怎么说？”也是吕坦夫造就的。尊光说：“吕坦夫是天下贤相，治理内外，包容保护各位贤人，而言论抵触，于是触犯众怒，为什么呢？”云赤说：“后宫之事人所难言，各位贤人一个为国母，一个为国本，动不动就伏阙上书，吕文两公出仕退隐之际，似乎有瓜葛。一次驱逐孔道辅，再次驱逐石介，而舆论骚然，盛名于是受损，君主宰相之间，不得不分担过错。”尊光说：“吕公也是贤者，岂肯以内侍只言片语报复于龙轩潞公之盛？雅量岂至于以益州奇锦结交宫掖？君子不幸遇难，明哲保身的原因也多以含垢忍辱为大。如果值王吕章蔡，岂敢以此言相加之？”云赤说：“如此才成就二公，不然哪有六十年天下？”我说：“防云澹，河汉也自然斐然。”

尊光又问：“用舍行藏，看得圆融变化？仲尼以下，只许子渊如此。仲尼皇皇，揖见七十二君；子渊独在陋巷弹琴，终身不仕。王仲淹上十二策不被任用，退居河汾，他的门徒房、魏都成为贞观名臣。两人相隔一千多年，大致形影之间，师弟上下，出处各不相同，难道是时命使然？也是识趣各别。”我说：“圣贤出处，不关乎识趣，也不由时命，而是要吞吐天下在两袖子，或开或合，完全不由人。”尊光又说：“古人如此者甚多。何充、何准兄弟趋向不同，梅福、严光、翁倩同道；释之、长公以父子而不相侔，尚长、禽庆以友朋而一致，这岂能尽能吞吐天下，开合由己耶？”我说：“如果没有济世的才能，只能量时而施，半依时命，半成识趣。荣枯之际，万树同风。”这次不谈课义，只与尊光诸位贤人在曲室上下，于是又辨析往事，问及文献，没有指摘旁印，当时尚希望尊光焚毁其残草。

榕坛问业卷六

<子部,儒家类,榕坛问业>

钦定四库全书

榕坛问业卷七

明 黄道周 撰

九十两月以文宗至欲停课义。唐伟伦说：诸生虽然就试不过数日，闲暇时间很多。张敬夫在军旅簿书之际，不废讲章。蔡季通向患难奔窜之余，屡次质疑义。现在方清平，捉笔如茶饭之有，客人怎么就停止饮食呢？我笑着说：家有宾客，也看主人忙定耳。聊举四义听诸位贤人作止，以毕两月之程。一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节，其次是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另一为告诸往而知来者，其次是知其性则知天矣。伟伦于是问：吾门屡次说求仁致知，这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我说：能近取譬，是一句话还是两句话？读书人立心须要极细，细到尽时条理分明，自然到仁田地。如取譬之处是致知，近取之处便是求仁也。伟伦说：如今日说知三者则知修身，告往知来，知性知天，这种种知果由学问，果不由学问？我说：如不由学问，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