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坛问业卷十五

译处理下位之事。”石星云：“极知道修养自身的事情很难，居敬的道理很宏大，然而像舜那样恭敬自身而南面称王，也是五位大臣和四位朋友的力量，难道是自己垂衣拱手、不动声色就能达到无为而治的道理吗？当尧的时候达到大治，也用了半个世纪，璇玑玉衡考察并整齐历法，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上面不能消除降下的灾害，下面不能感化顽固奸佞的意志，丹朱傲慢在家游荡，共工在外毁坏堤防，难道是自己恭敬修养没有达到吗？”皋陶论述治理国家只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是智慧方面的事，安民是仁爱方面的事，古今舍弃这两件事决没有太平的日子。大禹也说：“知人就是明智，安民就是恩惠，能够明智且恩惠，还担忧什么欢兜？还迁徙什么有苗？还畏惧什么巧言令色、大奸大恶之人？”尧不了解舜，舜不了解禹，皋陶虽然磨砺国土、踏平台阶、手足生茧，也奏效不了丝毫的治理成效。夫子说“敬”字已经到了安人、安百姓的层面，不知道能否达到知人、任官的层面？我说：“君主秉持敬，敬则心体清明，与天道相同，敬庶民与敬士大夫，敬天地祖先与敬自身，哪里有分别的人？君主一息不敬，就会有侮慢自贤、违背正道败坏道德的事情。宣扬文德、舞干羽、流放诛杀，也是从敬上做出来的，难道只是知人、任官而已？”皋陶说：“每天宣扬三种德行，早晚勤勉明察，就能治理好家；每天严肃只敬六种德行，就能治理好邦国。”这是从敬上而知人的实际成效；“协调百姓，敦厚叙理九族。”这是从敬上而安民的要点。石星云：“这样看来，子路问‘如斯而已’，莫非是要穷究这里吗？”我说：“这里也不消穷究，领会了‘敬’字自然到这里；不领会‘敬’字，虽然知人安民，也”没有一处着落。桓景对于管仲晏婴，汉文帝、唐太宗对于黎老，何尝不一留心，只是自己不敬人，才造就的业绩也无足观。何况平章的业绩，石星云如此，那么尧舜尚且担忧，只是说敬的难，不是说修己安百姓的难。我说自然，是修己安百姓难，所以需要敬。如果不为天下百姓，比起自己有什么用？石星云如此，那么尧舜尚且担忧，也只是秉持敬罢了。我说尧舜此心，也只是无己，无己之处也只是不安，一个“敬”字了得，百样修己，百样修己也了不得，一个“敬”字也。石星云且说，一个修己了得，千样安人安百姓也了不得，一个修己也。我说这样说更分明。郑肇中说圣贤立言很简，只得其要领所在。尧舜相继一百多年，竭尽数十圣贤的力量，使百姓脱离鸟兽龙蛇之中，夫子只以一个“敬”字了之。黄帝亲身经历七十多次战斗，从虎兕魑魅之中夺取天下，夫子只说他垂衣裳而天下治。圣贤开世治定功成有时只用这一字，何况继体守成，礼明乐备，也用这一字不了。如果承继衰败之后，处于匡正攘除之时，仁明武三个字尚且以为难，难道玉色金声能收拾得去？我说正于此中见他浩大。黄陵结袜，众多士人归心；防稽式蛙，严厉的人动容。何况帝王神明上事？肇中说且不论帝王，只如逢掖拱摄在田野之下，也有尊道的功夫，须才，须识，须学，须力自伊尹、胶鬲、管夷吾、百里日以来，动心忍性，增益多少。子路一天诵读不忮不求的诗，夫子就针砭他的不足。圣门当时不以一道自名，如今诸儒主张静良知之说，都是捷径了。程门独举此法，至今不绝，然而竟没有人能以“敬”字安人安百姓的，想不是看“敬”字差，是看“修己”字差。我说己如一间屋子，人百姓如屋子中的物品，敬如主人翁提匙照钥，主翁精神没有损失，屋子中事事不失，何关屋子事？肇中说极知道“敬”字极大，但要勘验“敬”字何等经纶？我说竖天立地，安世安身，只一个“敬”字经纶无万。

译赵与莲病后初愈，尚未发表言论，与石星一同前来，于是说道：“知人则哲，连帝王都感到困难。‘敬’字是圣贤的关键所在，而‘哲’与‘惠’又是另外的天赋，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比如帝尧对于共工、伯鲧，明明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却又让他们在九年间昏乱沉溺，使百姓受苦。我说：各位贤臣都是明德之后，世家大族，要甄别清除实在很难。再加上上天尚未厌弃灾祸，警戒我们不止。舜当时出身侧陋，伯禹尚未成长，怎么能轻易下手？古人都说：国家根本不可轻易动摇。帝尧明明对众臣说：‘朱顽劣争讼’，如果不是帝尧以敬德感通上天，谁敢说出这样的话。赵与莲说：放齐的罪过比驩兜还重，也只是因为奸佞，未曾进谗言。后来之所以免于四凶之罪，马融、郑玄都认为‘朱’是帝尧之子，孔安国认为‘朱’是国子爵位，是另一个人。仲康时有‘朱侯’，顾命中有‘朱之舞衣’就是证据。我说：唐虞五等爵位不在岳牧之上，‘朱子’是小国诸侯，没有明德大功，岂能突然承受登庸之举？如果有这样的举动，那么四凶的惩处就不会晚于驩兜了。赵与莲说：齐、兜的谗佞自在朝廷之中，既然帝尧明明知道，为什么不早点放逐诛杀？我说：小人自然是心地不明，看不清楚他们。起初也并非想要助长恶行，只是看人才情偶然投合，后来不得不这样。尧的仁德如天，只是哀悯他们，等到他们败坏，自然有人与他们计较。赵与莲说：这样的话，那么九年咨询百姓昏乱沉溺，圣人怎能漠然于心？我说：圣人只是恭敬专一于咨询，自然有人出来与他商量。皋陶说：谨慎修身，思虑长远，去掉一人而后无可继任，去掉一罪而后不可与之图功，这难道是谨慎修身思虑长远的防备吗？凡是圣人的意量极大，谋划极远，只是心细罢了。此处要安顿天下，还安顿不下寸心。赵与莲说：‘敬’在何处最难？回答说：敬妻子僮仆难。又在何处？回答说：敬乡里愚笨不肖之人难。又在何处？回答说：敬巧猾奸雄难。赵与莲说：程伯淳在此处说飨亲飨帝。我说：伯淳的意思极远，我的意思凡近，且看，飨亲飨帝果然也难于这三者吗？

侯晋水说：“‘敬’字是千古传心之法，舍弃了‘敬’字，无论做不成尧舜，做百姓也不成。我们门派说明善求仁，如果没有‘敬’字，何处讨工夫？《中庸》怕人把‘敬’字看得太容易，才说出‘戒慎恐惧’，与《论语》的‘畏’字相互阐发。《尚书》说：‘君子所其无逸’，又说：‘皇自敬德，安人安百姓’，已包含在‘敬’字内。夫子再拓出‘安人安百姓’不知‘安人安百姓’是‘敬’的作用，还是修己的分量？至‘安人安百姓’才完成吗？”我说：“刚才说是本体，已在本体上有人有百姓，已修得‘安人’也‘安百姓’也‘安’，所差的只是‘人安’‘百姓安’‘己还未安’罢了。”晋水说：“这样的话，那么百姓安，尧舜还病未安。想只是修己难，修己要到‘安人’‘安百姓’，虽尧舜犹难。”《西铭》诸书，被世儒翻剥已尽，今对人说本体，便是套了。刚才说出‘敬’字，生出许多礼乐经济，便是‘安人’‘安百姓’为‘敬’的作用。不知此‘敬’安分量，亦曾到‘不言不动不赏不怒笃恭’去处？不，我说：“自然是如此，才说尧舜犹病。凡就己身看出天下痛痒不获，皆是己身罪过；就天下看出己身为巢，皆是己身病痛。尧舜授受之际，无故说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八字便是古今君臣所断舌。才知他看‘敬’字极精，看‘己’字极一。虽说‘风动时雍’，圣人实亦未能如此。

洪尊光因问《大禹谟》篇有‘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两语，在‘四海困穷’之上，今《论语》尧咨无‘敬修’语，则禹命亦应无之，而夫子以‘敬修’告子路，则‘敬修’两字是危微精一之大结局。从来讲学说‘精一’‘危微’‘执中’，无说‘敬修’‘可愿’者，唯季路愿闻子志，夫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于此发出‘敬修可愿’之防。想安人、安百姓，亦是愿力则然要实实做到如此，真是尧舜犹病。圣贤事业做未出，手已出，手未出头，都是存留此愿，使天下后世想见圣心力，正是君子无己之思。我说如此，才是读书。

吴云：赤云，夫子敬修之论，实出自虞廷。然自济南伏生授书二十八篇无《禹谟》；《禹谟》出自孔壁，《舜典》得于大航头。前人多疑之者，不知是孔子述《禹谟以申其意，抑是《禹谟依圣论以行其书耶？我说：孔壁中五十八篇与伏生合得其半，只多二十五篇，余漫灭不行。宁道中有依

译旁边的人问吗？云赤说：蔡九峰曾经说，汉代儒者把伏生的《尚书》视为今文，今文的语句反而难以诵读；安国的《尚书》被视为古文，古文的语句反而通顺。今文与古文相反的原因，是说今文出自女子之口，古文经过儒生的润色罢了。然而伏生凭记忆背诵经文，反而得到了那些难懂的部分；安国校勘古书，反而得到了那些容易的部分。《尚书》经过这两人的手和口，文势语意截然不同，怎么能说是孔子的原本呢？我说：《尚书》在孟子那里就已经不完全可信了。刘歆常说：与其因怀疑而删去，不如因怀疑而保留。现在不论《敬修》是孔子的阐述，《虞典》是《禹谟》的依托。孔子既然如此，从“危微”垂训以来，只有这两个字最为精纯专一，我们可以没有疑问了。

译吕而远又问：“伏生之女既然传下了《尚书》四十七篇，河内女子于是献上了《泰誓》的简册，梅赜在晋朝中期才呈上孔壁之书，姚兴在齐时于是补全了《舜典》的缺漏。难道是因为前汉时期古书难以阅读，等到末世蝌蚪文才变得明白吗？司马迁曾经跟随安国学习《尚书》，他在撰写本纪时也没有《舜典》、《禹谟》，只是把《禹贡》、《洪范》放在《尧典》之后。如果真有这些篇章，司马迁也应当见过。司马迁不知道有‘危微精一’、‘执中敬修’的学问，是因为未曾读过，而不是见识达不到。贾谊、董仲舒也未曾读过这些书。贾谊谈论性、神、明、命，董仲舒谈论二中、两和，都极其精微，没有涉及《禹谟》中的话语。朱晦庵说：‘前汉的文章厚重有力量，《孔书》在东晋才出现，大多传述格物致知的道理极为轻浮，怀疑是《孔丛子》之类的人伪造的。’蔡九峰也认为孔安国的书序绝不类似西汉的文字。然而古今绝学由此书开启，这也是东晋诸位贤人的功劳。我说：‘古二十五篇深奥的义理，难道是后世儒生所能企及的吗？过去有人怀疑《礼记》各篇是汉儒杜撰的，晦庵也说汉儒深醇没有比得上董仲舒、贾谊的，董、贾怎么能写出《礼运》、《礼器》、《郊特牺牲》那么多文字？东晋诸位贤人既然不能写出一本书序，怎么能创造出那么多精微质朴深奥的言论？’而远说：‘孟子谈论伊尹也略微依傍，如‘天诛’、‘造攻’、‘徯我后’、‘天视自我民视’等语，都违背谬误了。孔子说的话又只是隐约影响，如‘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却凭意思构成义理。想来当时清谈已久，入理逐渐微弱，那些浩荡的人用翻弄庄子的方式成为释家，那些典则的人用兴起义理附会经典，这是他们擅长做而不觉得难的。’我说：‘随他们假托圣贤之言，我已经真正得到了刍荛的采择。’

洪尊光又问：“前日曾问《三坟》书是真是假？我们门派直接认为它是堪舆家的言论，这本书中没有一字涉及堪舆，难道是欺骗吗？”我说：“正好当作那种书罢了。”尊光说：“也整齐严密，高洁有意思。现在看王辅嗣的《略例》，也是训诂而来，怎么能如此创义排比，浑成如张天觉、张正仲之辈？自己作几句话，不成有此手段，便与《皇极》、《潜虚》并驱争先，何苦托之于洪荒之远？”我说：“他正要凌驾前人罢了。过去有人做《正易心法》，托名为麻衣道者，张南轩、李寿翁极力推崇信服。晦庵怀疑其凡近之意，是时人所为，放置不看。一天有湘阴主簿戴师愈来拜见，就谈论麻衣道者，于是历次叩问，果然是此老所作。”尊光说：“麻衣易只是几句活话，剽窃撰造得来。《三坟》整齐，张、毛之辈如何能成就？”我说：“看他辈做《楞伽经》何等精密，凡是晋人见到诸高士翻译梵书，高动天子，便想反归于经；宋人见到王家父子杜撰传注，震摄天下，便想压之以古，所谓神农之言耳。如果能说到敬修，可愿精一危微，我也跟随。”稽首也。

吕而远说：“异教等书，尽有见到此者，我们门派为何不说？”我说：“他们何曾梦见？修己可以安人，修己可以安抚百姓，修己以敬，正是中和的根本，礼乐的渊源，九德九歌之所从出。历代帝王，只有温恭只台，敬止敬胜，四位君子罢了。其余便未能到此田地。”而远说：“孔子对颜渊说：‘一日归仁，若此之易。’对子路说：‘敬修犹病，若此之难。’为什么呢？”我说：“论一日修己，也安得百姓，是圣贤的力量；论终身复礼，也有犹病之心，是圣贤的心力。”而远又说：“子贡要博济，孔子也说尧舜犹病；子路要安百姓，孔子也说尧舜犹病；立人达人，也说己；克己修己，也说己。可见圣人极无多子作用。”我说：“而远如此分明。”

吕而德问：“敬字是千古心法，不漏纤毫，而仲弓问仁章添出恕字，张问政章添出忠，及问仁又添出众忠二字，难道敬字犹有所未尽吗？宋儒加一和字，莫亦是此意吗？”我说：“此意极细，看来只是修己罢了。有己才取譬得人，是圣贤将身说法，以敬去修己，才有本体工夫，是圣贤以法作身。恕字是将身作法，恭忠是以法作身，再不从人身上讨下手也。和中是中之作用，中是敬字养成得来，无做中和不出，所以中庸说戒慎恐惧，只于敬字上加一倍工夫。”而德说：“然则和字是如何看？”我说：“程伯淳称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卑诈之心入之，此与敬以直内同意。谓敬为和乐则不可，然敬则自然和耳。伯淳之意亦以和是敬字养也。”而德又说：“正叔亦云敬而无失便是未发之中，敬不可谓之中，但敬而无失即是”

译“所以中也”这句话，与前面的话语相互阐发，大意也是说中和是由恭敬修养而成的。然而这话的意思难道没有滞涩不通之处吗？我说：话语虽然有些滞涩，但大意已经十分清楚。而李德又问：程明道曾经说，只有先达到诚，然后才能做到敬；如果没有达到诚，却必须先做到敬，然后才能达成诚。敬与诚难道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吗？我说：程明道也是从《中庸》中看出来的，诚是天道的体现，敬是人道的体现。修养自己就要修养到诚的境界，达到了诚，便与天地同为一体。侍奉双亲、侍奉上天，祭祀双亲、祭祀天帝，都只是这一个意念，上至天地下至万物，神鬼草木鸟兽，也都只是这一个意念。而李德又说：程明道还说过“体信达顺”的意思，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达到了诚自然就明达了，人心自从恭敬之后，自然各种杂念不再扰乱，处理事情也就精细详密。

译沈若木于是问道：“人生下来本性是安静的，这是天赋予的本性。人们因为结党营私、交往往来，思虑日益纷乱。贤能的人因此，致力于外在而追逐末节；不贤的人因此，放纵欲望而败坏法度。所以圣贤左边刻铭右边刻箴，都强调‘敬’字。如果能把初始的本体认识得清清楚楚，只要一个‘主静’就足够了。为什么又要加上‘敬’字呢？”我说：“纯公也说静坐独处并不难，难的是身处广阔居所应对天下事务。人们都在静处生出动念，天理都在动处显现静定。除非是木头石头，才能以静为根本。”若木说：“如果要体察‘诚’字，直接在静中看得分明。”我说：“不是有了‘敬’，哪里看得出来。上至下至，鸟兽虫鱼草木，个个都是诚，个个与鬼神同体。要在静中观察它们的根本，只占百分之一。”若木说：“如果是这样讲‘敬’，却把上下鸟兽虫鱼草木都当作天地鬼神来看待吗？”我说：“自然是这样。”若木说：“释家可有这种意思吗？”我说：“他们看作石火电光，怎么会有这种意思。”若木又说：“《东西铭》可有这种意思吗？”我说：“他也说了二三分，从此修持悟得一半。”

这是防备次第的道理，因为诚是不可掩盖的，如此罢了。去年讲解义理，已在“使天下人”处说得明白。石星不忘前面的义理，因此问“鬼神”二字，只是在不看不听中有看有听，这也就是致知，也就是格物，只是借祭祀来说罢了。《大学》首传就说，这叫诚于中，形于外。这个鬼神去洞察小人的肺腑。《中庸》下段又说，诚则形，形则著。这个鬼神去赞颂圣贤的功德。世间只有这两种鬼神，都在不看不听中，有共同看共同听的妙处，有不可知不可能的奥秘。算来只是人心实在有此理，动而为意。此意不诚，便有诸多邪魔阴慝变现手脚。此意一诚，便有诸多神明圣贤当身显现。显现与隐微，这是千古人的大关键。诚中形外，这是千古幽明的大界限。知道的人认为是天命人性，不知道的人认为是精气魂魄。把祭祀说个影子，所以说诚之不可掩如此罢了。如此罢了三字，赞得使天下圣人贤人愚夫愚女一齐痴呆，触动他们的心目。人能看透这一章的，才允许他格物致知，不然且去正心诚意吧。我说都说得对，任凭你举出这些一一示人。

戴昌祖明远当时刚受教未领会前面的说法，因此问《中庸》一书究竟阐明一个“诚”字？然而不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言诚，不在天地鸢鱼间言诚，独在鬼神间言诚。不知此处鬼神究竟是指祭祀对越的鬼神，还是程子所说的天地功用造化之迹呢？我说：程张所说的鬼神是天地以上的事，《中庸》所说的鬼神是人身以上的事。心如火，火辄有影。天地以生物为心，生物便有屈伸；人身以交物为心，交物便有隐见。都是实形取影，或正或倒，或因远或因近。在天为灾祥，在人为寤寐，在日常为听睹形声。极奇极怪，极平极常。心力大的看鬼神也大，心力小的看鬼神也小。精的看精，粗的看粗。善于谈论鬼神的莫过于《易》概括的一句话：“以斋戒神明其德”，其实只是诚字。不诚的人看子臣弟友，天地鸢鱼也没有一物；诚的人看天下无形无声、无手脚、无肺腑所在，个个是我心光所照，所以能应酬一世变化天下。所以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知道神所做的事吧？”明远说：如此看来，祭祀的鬼神是为人心写照，卜筮的鬼神是为人心传响。有形写照的见于祭祀，有声传响的见于筮龟。何处是性命所在？我说：这无形声的便是性命所在。明远说：若这些全都是意，意生想，想生妄，如何能得到至诚所在？我说：如此才要诚诚。意只是慎独。慎独处从一物看到百千万物显现出来承受，只如好色恶臭感目触鼻，自然会防，不假推求。所谓知至，知至就是明诚。明诚便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其吉凶。

吕而德又说：“我们门中常说礼乐精微，关乎天地，非圣贤不能识，非圣贤不能用。然而考据古礼书，自享祀至于明堂，不过是报本追始，尽其诚敬而已。贾谊有言：‘祭祀祷祠，非礼不诚，推其大旨，不过是防其邪物，止其嗜欲，温恭朝夕，执事有恪罢了。’诸繁重简易，与时隆替，没有难知的学问，难行的事情。况且如宾尸酬酢，歌奏异宜，也本于人情，加之节文，没有怪诞。至于明水、鸾刀、鞂本的设置，袒割求祊，坐奥的仪式，也是古礼相沿习，不是创制。其他如丧礼的招魂，乡饮酒的四座，庙位的西首，以及飨礼的先爵，卑贱后差贵者，肴膳下洽，乐人始奏，都是事理宜然，没有甚远于人情的。为什么必定要周公始

译郑康成开始引用谶纬来解释礼经，其中关于五帝诸神的说法，稍微有些怪诞，但如今也没有人遵循它。古今礼制的意旨，差别并不很大。只是古人斋戒时，多次进献饮食，都有牺牲和甜酒，现在人们吃素，气氛截然不同，但神明洁净洗涤的意义是一样的。我们门人常说礼乐精微，它的道理在哪里？我说：“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古人用音乐来节制礼仪，礼仪之所以能感动天地、格致神明，都寄托在音乐上。现在的人把礼仪当作音乐，音乐之所以能调和人情、通达事理，都混杂在礼仪中。没有文采也没有声音，我又哪里足以知道呢？”而德又曾说：“前几天我对各位兄长说，遇到无法理解的地方就说：‘暂且读读《周礼》看，《周礼》有什么好？’胡五峰、苏子由指责它疏漏谬误，比如建立土坛超过制度，冢宰掌管财利，甸师接受赋税，内宰设立市场，阍人掌管禁令，女祝祈祷消灾的说法，种种迂腐谬误，不仅仅是青苗法、国服制度而已。”晦翁也说：“《周礼》这本书，不敢让学者看，学者先要调理身心，学习《周礼》却是后面的事。我们门人怎么让人去看？”我说：“读书必须心思精细，心思粗疏的人再看也不懂。看《周礼》，《周礼》之后自然能耐烦，知道它的弊病。我至今还不能做到。”况且像《周礼》大司乐这一章，没有经过秦朝焚书，河间献王搜集的古书中，这是最先出现的。玩味它，能增长人的神智，决不是后世儒者所能伪造的。人们都说这东西害人，一害刘歆，二害苏绰，三害王安石，也应当试一试，看看它的灾祸祥瑞如何罢了。

译洪以仪说：“扶光先生刚下达教诲，就询问古礼乐中是否有如今干支风水的说法。《春秋》记载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国夫人敬嬴，因下雨未能安葬，庚申日正午时分才安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日安葬我国国君定公，因下雨未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时才安葬。古人占卜宅地已有确定的区域，昭穆次序可以遵循，然而既然占卜日子遇到下雨而推迟，那就是不择定日子了。如今把占卜宅地的礼仪听任给地师趋利的谋划，悬系于时日，有时一天不葬，就推迟数年，这能说是合乎礼吗？”我说：“这件事谈论的人已经很多，何必由我们这一门来打破其关键。”

当时是仲冬，我从天治初回来第三天，己酉日鸡已归巢。漳郡发生地震，有声音。许尔翼说：“《春秋》记载灾异，不记载事应，大概认为是阴气盛。”晋国伯阳说：“阳气被阴气掩盖，而不能出来。”文公元年九月癸酉日地震，《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祸在公子遂。又过了九年公子遂的祸事发生，这一年姜氏从齐国回来。又过了九年姜氏大归齐国，那么救郑国的功劳就是襄仲祸事的开始。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日地震，又过了十六年子野去世，昭公即位，鲁国从此开始衰落。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日地震，那时还是昭公在位，而祸乱在王室。二十三年八月乙未日地震，那时还是王室在位，而祸乱且在昭公，都预先有征兆，那么太严重了！文王、周公的仁爱，不只是当面教导，还提着耳朵告诫。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日地震，五月辛卯日桓宫、僖宫发生火灾，那么季氏的恩泽也将尽了。五次地震之中，始于臣子，而中于国君。江都王所不称道的，而其义理鲜明不可讳言。大地多次震动，二百四十年之中，列举其重大的，表明大地在日光下退缩，而明显地为之系联，以显示失去静止的常态。《易经》说：“妻道，臣道，如果不合乎道，那么仲尼就不记载了。”说不足以警戒。如今〇月藏伏而地震，又显著地在周，那么就是正月。三始之内，阳气与阴气交战，而雷又多次轰鸣。这在古代，曾经有过吗？我说：“我们郡僻在海边，离太阳又近，盛阳伏在地底，与阴气相迫，如同人体中脉经过井原，稍有滞涩战栗，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凡是雷震不超过百里，汉元初元年、三年都因闰月郡国地震，只有永和二年、元嘉元年闰月地震在京师，这足以占验。自汉代以来，盛冬地震，屈指可数，只有大历二年、贞元二年地震在京师，宋景德元年、熙宁元年都因闰月地震在京师，当时君臣敦厚朴实告诫，士人有常业，人怀安土，不值得忧虑。凡是占验，家不占国，郡邑不占天下，京房的飞〇也说是某处有灾而已。君子痛惜自身，即使是匹夫落入沟壑，尚且为之惊惧，何况天地？刘向看见鲁国地震，就指列国诸事以为正应，文义极其疏漏。刘向的兄长所陈述的，都与刘向旨意不同，也足以称道。

谢有怀于是问：“天德、王道、圣门，只允许颜子内圣外王，千古只允许尧夫，不知两位贤人究竟在何处下手？”我说：“也在复卦处下手。”有怀说：“复卦中可有动吗？”我说：“复卦中怎么能不动。”又说：“复卦中可有悔吗？”我说：“怎么能既复又悔。”有怀说：“如频复者，不可言复，《易经》既说厉，又说无咎，为什么呢？”我说：“复而随即复之，称为休复，休复是临卦；复既见阴，复动而之阳，称为频复，频复是明夷卦。临卦以体休，明夷卦体厉。”有怀说：“临卦到八月而凶，何以得吉？”我说：“临卦当丑月，严寒战兢，与乾同德而有忧色。凡是《易经》十二变而尽一卦，日数其阳，月数阴。复卦自下上七日，以至于乾；临卦自遁来八月，以至于坤。盖自八变而阳气尽了。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诚心内在形于外，那么有什么远悔呢？颜子不善未尝不知，知未尝复行。尧夫子说：‘能立于无过之地，那么物莫之能伤。’箕子也立于无过之地，然而至于无咎而已。”有怀说：“如此那么何处分辨他是天德王道？”我说：“静处敬便见天德，动处敬便见王道。”

王丰功于是问：“下学上达，莫非也是敬吗？”我说：“明水鞂本可祀上帝，如何不是下学上達？”丰功说：“夫子说‘不怨不尤’，此处只是修己，修己尚有学问，如果事事去知与怨尤念头，有何分别？凡人精神必须有安顿自得所在，如无安顿自得所在，虽然不怨尤，并敬人敬身都是落空。不知道尧舜当时所学何学？”我说：“孟氏有言：‘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夫子也说：‘舜好问好察迩言。’圣贤学问只是敬人敬身。天子之不矜夸，匹夫之去怨尤，都有二三十年学问。如果要安顿，看此廓中安顿多少人，多少百姓又何处安顿

译《诗》《书》。

译戴石星在晚间又问《大学》中关于“至善”的论述，又问关于“知止”的论述，不知道至善是体还是用，并且知止是否也有体和用？我说：前几天说过，这个“明明”的是体，这个“明明”的是用，随着事物而“明明”的是体，这个“不明不止”的是用。石星说：邵尧夫曾经说天以用为本，以体为末；地以体为末，以用为本。这是什么说法？我说：他只是说动静罢了。天没有一息不动，星辰银河只依靠它才显得不动，所以说以体为末；地没有一息不动，江河草木只依靠它才显得动，所以说以用为末。其实这话不精妙，他先前又说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所以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所以静。体用动静的说法大致分明，但本末这两个字用得并不恰当。石星说：他为什么这样说？我说：尧夫观察事物想要剖析分明，只是因为事物有本末这一句，用自然跟随体，动自然跟随静，在体用中间可以知命，在动静中间可以知性，哪有从此横着划分本末的道理？石星说：动静体用原本就分明，确实为他下一个本末才稳妥？我说：天以用为体，所以举末而见本；地以体为用，所以举本而见末；火以用为体，所以静而归本于天；水以体为用，所以动而流末于地。石星说：这不过是概括而言罢了，其实理是如何？我说：气没有不动的，理没有不静的。静本是立体的，动末是致用的。水火得天之气，藏体于金木；金木得到地之理，致用于水火。人亲近金木而急于水火，仁义为体，礼智用。静体既立，动用不竭。石星说：这样则礼智是仁义的末了吗？凡说这类话难得明白，不知道宋代诸贤谁最明白？我说：李伯纪、张复之最明白。石星问：是怎么说的？我说：李伯纪对高宗说：凡是人心真诚就公正，公正产生明察；怀疑就自私，自私产生昏暗。张复之对亲近的人说：人大事小事须要用智，智就像水一样，不流动就会腐臭。百件小事不用智，临到大事哪里有智来呢？伯纪明于其本，复之明于其用，伯纪明体，复之明用。石星说：这样则伯纪特别胜过复之？我说：也就像金木不胜水火。郑肇中说：周濂溪、张子厚自然是明诚通，复之宗，难道张李二公所能企及的吗？我说：以程明道的温粹，不能转移。临川正叔的诚敬，不能感孚。神庙濂溪、张子厚，还是我辈学问，如何得了？敬修之局，肇中说：“君子正本而已。”天地也有用其本、不用其末的。人急水火，水火岂能遍给天下？我说：“水火自然遍给天下。”君子敬修不到，安人、安百姓，犹如串钱、株木，无当天地之藏。

榕坛问业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榕坛问业卷十六

明 黄道周 撰

乙亥年仲冬，刘赓穆兄弟在天治山顶建造房屋，张朂之、杨元实和我一起到天治。赓穆刚以选贡的身份来到，没有拜见客人，也从山中防备归来，已经过了初旬的期限，于是在十六日聚集在榕坛。我因为讲论两年大防，只为明善致知，听闻已经熟习，声实未综，恐怕渐渐成为朋从往来的累赘，或者有謏闻动众的嫌疑，决定在这一天锁结讲事。坐定，于是问各位朋友历来之义，都是风波，要得风恬浪静，岛屿安然如何可到？可惜这两年讲论未闗至极也。洪兆说：历来说到致知求仁，都闗至极，何谓可惜我说：大家实勘此处，乘乘莫亦是风翻波邹，偶尔成文，岂便是破船安家，坐得住？赓穆说：何谓破船安家，坐得住？我说：《大学》开头说“止至善”，说“知止有定”，此处风浪一齐焦干，不知何日大家坐耳。唐伟伦遂问：至善果是什么？如是明新大业，穷极到头，无一缺陷虽千万年，尧驰舜骤，无有法则，此“止”字是不止义；如是性分原头，继本事，无一夹杂，虽一晌间渴睡坐，亦闗至极，则此“止”字是顿悟法也。我说：正要走耳，看大业做本分也，走走不止，时气尽神枯，走止时，神昏气倦也。伟伦说：此则是参驳止法，如何是至善本莫是如西山所云，同原太极否我说：贤且坐定，然后思量。黄率中说：“止至善”之学，自夫子始明之，尧舜传授不说至善，只说“精一”，“精一”即至善之防也。且如孟子说“性善”，又疏出美、大、圣、神；夫子说至善，却指出定、静、安、虑此岂有体用之殊欤我说：美、大、圣、神是善的分量定、静、安、虑是止的意思不闗体用。率中又问：“乾道变化，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