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坛问业卷十八

译天中辨别出雷根和雹子。如果没有风也没有雨，谁会不说天气晴朗？我说：“疾雷劈开山岳，晴天自在显现，漏出的光芒熄灭了火光，整理好衣冠。”终究是蒋公看得明白清楚。尊光说：“天命所涵盖的范围，依然模糊不清。”在这里所听到的和看到的，绝不依附他人。

译又列举蒋问的话说：周公驱赶虎豹犀象之后，防备舞弄百兽凤凰。论及他的性学，本无精粗之分，然而对于苗地的顽劣、殷商的顽劣，反而都感到棘手。这是因为人不如物，还是因为顽劣不易变得廉洁？尽性的炉火中决无先后之分。我说：试着问吕，而逺看而逺说：蒋公这个意思，似乎是从丘隅伐木的感发中得来的。尽性的炉火中只是人灰，难道人能像鸟吗？还是百分中的人，鸟能像人，已是千分灵。鸟飞、廉洁厌恶、来力格猛兽，不足以服朝涉之心。许孜、郭文、仁孚与异类，不足以通时贤之志。圣人的意思，只是千古上下顽劣懦弱难以兴起罢了。重华五十年不能感化父母，最终借助帝婿的功劳。西周十五世不能安定宝〇，终究依靠斧斨的力量。因此这性炉终究难以熄火，只将心目全付交盘。如此之外，有人人外有物，于田不必号哭等待天亮，不用仰思。野兽厌恶网罗，却是厌恶人。性恶民众憎恨其上，只是憎恨他习气深重。苗顽的侮慢自贤，殷顽的知疵反鄙。却是人人都有圣贤之心。虞庭的弊羽顿，干文公的破斨缺斧，只是此心不敢与鸟兽同流。千万不要在外头错怪人物，莫从这里轻别精粗。我说：蒋公也是这个意思而德。说：蒋公说无先后走作，便是一尽俱尽。我说：黎民于变四方是遒，这里岂论丹鸟赤乌？又何处胡飞乱跑？

又列举蒋问的话说：“七百归狱，三千出宫，片刻之事震动天下。布衣身中也有这一种消息。”先生救华亭三疏，解辽环万言，自然是斩蛇防蛟的手段。总之觑得一官七尺轻，欲验归仁。看此一日，我说：“这是拔剑驱蝇，何尝动得天下？”杜子美救次律，李青莲赎令公，在圣海澜中如勺盐水吐出。这勺水不成陂池，何处是真种消息？试着问黄共尔看。共尔说：“太原发迹，一半是要成家，神武挂冠，七分为要拔宅。”都有欲在那得能？仁仁者无欲，若不是半夜逾城，便是一朝断臂。管夷吾合九匡一，民到于今受赐；伯夷叔齐饿于首阳，民到于今称颂。一家靠才，一家靠节，都未尽得一日之力。吾门只是问心，未曾问世。任他半去半来，我自独克复。莫说这是大纲未到节目。我说：“梧桐一叶惊秋，这是天下归根时。”〇雪里野梅，放眼这是妙华结子缘由。信得过者说：“是天分从心。”信不过者说：“是神明防力。”莫听蒋公从臾太过。

又列举蒋问的话说：“圣门七十二子，个个中人；宋儒却说佛门祖师，个个奇伟。岂为澹收不住？正恐耳食的人便说文殊普贤骑得象王，压倒四科。”我说：“白日众眼自明，中夜吹灯莫说。此事不消再论，且问郑非愈，非愈说：‘任他骑得象王，终是獠头面。吾门三尺，不道桓文。’”

又列举蒋问的话说：二南，不是南国，而是南风，义取薰解，本诸舜。然而涂山氏女始作南音，则南的意义兼本诸禹。管子未为二南，所以有三归。房、杜诸公总是面墙，难道是豪杰无数，都因为不读《关雎》？我说：程正叔、苏和仲尚且因为不读《关雎》，何况别人？而德云何我说：试着问朱君荐，看君荐说：“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南有乔木，葛藟累之。”程、苏皆未有此意，而德说：正叔初直讲，到处见宰执、言论路和仲与贤士夫相处，极有情愫，岂不就是采荇萦藟？君荐说：这是一德相求，上事不关体面，党与他于此处虽不牵带，尚且未分明。而德说：元晦浙东纠唐三疏，恐怕也不读《关雎》。我说：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既然有士民遮诉，此事也难辍手。而德说：上有王淮乖异之心，下有同父离间之言，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如何参详？我说：兄辈看书渐细，如我所说，只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是发愤忘食，上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是乐以忘忧，上事周孔行径只在这里。覃精“鹊巢鸠居”犹是后人事业。君荐说：如何是后人事业？我说：周公东征，召毕居守；仲尼催驾，颜子安弦，人人如此，便是一家，何患做不成事业？

又列举蒋问的话说：“夏时本遵尧历，自商、周、秦至汉文、景都使用它，只以所建颁朔。《周书》说：‘夏数得天，百王所同，革命改正，以立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告، 还是从夏。’周公原不变四时之名，孔子恐怕无改周公之理，行夏时只是行《夏正》，以为燮理阴阳之本。如春行冬

译政令好比水，秋季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发生旱灾。明堂中的政事原本与《洪范》相关联。有人说：西汉人不信奉《左氏传》，并非不信奉《春秋》和《公羊》《谷梁》二传，也不怀疑周代的历法，后来的儒者苦苦强调夏历月份，似乎也是习惯于自己看到的说法，对听到的不同观点感到惊骇。前日讲得很明白，试着去问林朋防。看林朋防说：周公创立并改用夏历，似乎也令人奇怪。孔子效法近代的制度，反而觉得平常，不信从三家（《左氏》《公羊》《谷梁》）的旧说。且看十二公的经文：僖公十年冬大雪，如果是夏历月份下雪，有什么值得记载的？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如果是在寅月之后，哪有结冰的道理？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明显是亥月称为阳月。定公元年冬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明显是落叶时节豆类成熟。《春秋》自然遵循周代的历法，后人习惯于见到夏历，《竹书纪年》既然有《时训》篇，又用周历月份来命名篇章，意义浅薄平庸，徒然造成破绽。所说的“日出牵牛”，已经不是天鼋的首位。如果说斗柄指向中气，也违背了累积误差的原理。想必周人有另外的闰法，所以五年常常能校正三个春季。如今如果闰月不改变月份，就会出现两个丑月、两个寅月。如果让岁终后移，这就是三正依次建正调剂的精妙之处，不是夷狄所能达到的。难道周公不认识闰余和岁朔，反而让后辈错误地指出四立二分？如果说《小正》等书，决难比《时训》《月令》更精妙。假使百代君王都使用夏历，何必专门说“行夏之时”？想必列国暗中使用夏历，孔子见到这种情况，已经认为是灾祸，所以确凿地首先举出“春王”，不顾当时人私下称引古历。依据经文和传文，不要旁涉其他书籍，随意向羲和重新陈述《七月》。

译又举出蒋问的话说：“雅诗有‘五际’和‘风’‘颂’，按理说也应该有相应的篇章。只是商颂、鲁颂寥寥无几，颇难推算。至于六笙九夏，是否真的残缺不全？束广微补作的《亡诗》，固然不像刘原父认为的那样‘有声无词’，因为声音是由歌词产生的，似乎没有无词而有声的乐曲。有人以《天保》对应《南陔》，《常棣》对应《华黍》，《伐木》对应《崇丘》，《菁莪》对应《由仪》。如果以《时迈》为《肆夏》，《执竞》为《樊遏》之类，并且以《思齐》对应《齐夏》，《行苇》对应《族夏》，这种说法似乎也能讲得通。”朱熹（紫阳）原本扫除《诗序》，虽然属于偏颇之见，但就像《诗说》、《诗传》那样，也是商赐优伶某说：“谈论《诗经》不废弃旧说，是为了追溯远古的风俗，古人的意旨尚可推求，何妨以经传相参证？”郑夹漈（郑樵）当时有所错综，严坦卿也自有明白之处。朂之既然已有研究，便问朂之说：“《黄图》说《诗经》有三百十二篇，以当日轨道消长各六，加上巧言中的《何人斯》作为实数，共三百零六篇，减去《何人斯》以去除商颂，为二百九十九篇。日月运行，经理百世，决非后世所能变动。然而听闻师说，如果寻找《崇丘》、《由仪》等篇，就在《南山》、《蓼萧》之内，那么《南陔》等篇起初并未缺失。传述其序的人，不可能单独遗漏其文；得其声的人，不可能同时丢失其字。即便以《鱼丽》的次序来看，与《酌》、《桓》、《赉》、《般》的文章有何不同？难道一定要取材于《天保》而上至《彤弓》，下至如《斯干》非新宫、《楚茨》非《肆夏》吗？年代久远，音乐湮没，没有证据谁敢相信？六笙九夏，或许也保存了其微言大义，不必一定要施用于钟鼓了。”五际确实不是宣经圣门，也没有显明的说法。如果有闲暇，尚劳仰观，既然明白了三垣九野的谈论，可以废弃六笙九夏的辩论。寻声依永，称容明体，自然是申毛之后的乘势，何必烦劳蒋老推求？我说：“蒋公此道博深，还需见他求其堂室。”又举出蒋问的话说：“《三礼》分彚立例，以《小学》、《大学》、《系辞》、《杂卦》作为全书，尽是快事。只有乐律黄钟三寸九分与九寸尚没有确论。黄钟一错，诸律全差。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六律，都像是蛇足。请合并太玄、新书、元声、正声等说法，为乐全经，与《三礼》并悬宇宙。”我说：“蒋公发此宏愿，为天地开目。太玄得领乐书，是扬雄的爽籁，然而对于钟律实在未分明，何处下手？试问唐伯玉，看伯玉说：‘此道洞玑讲之甚明，无人体会。律起一尺二寸，截其阴阳以为上下二宫，故有夷则之上宫，黄鐘之下宫，分统十二，故有百四十四律，自京房至郑世子，无人看透，徒谓淮南吕韦横起疑端耳。周公测制律，以尺取晷，冬至日影一尺五寸六分，夏至日影一尺五寸，合此十二以为律本，益上则损下，益下则损上，律有阴管，吕有阳筩，分百二十进退其中，三万九千丝八千一百厘，是一是两，是五是十，夫子谈之廿年，无人肯信，枉令众儒聚讼经年也。礼书自是朱熹遗意，吴澄清业有定本，乐书备在文图，如是不信，周公制律之原，且勿再谈，古今钟吕之事。’我说：‘此道我虽屡说，实不分明。前在京师说律，即是历法，几乎被暗儒唾骂。今日谈之，又自梦梦，也是此道分数未得昌明也。’”

又举出蒋问的话说：“古历多疏，后历渐密。议论者说至元郭守敬而盛，也至元而衰。近来因日食刻数不合，将大统、回回、西域、满城四历一并比较，各验食图，也多错出。不知古历之疏，何以反得敬授精意？《黄图》自在太玄经世之上，定有南针。”我说：“此道都非一口所吐。刘歆、一行如在今日与之谈道，便有分晓，若与郭太史商量，亦有同异。卢肇不识夏潮，说是日光所迫，北人不见南极，便说地下无星。若说《易》即是历，枉被拘儒恼死也。此道讲亦二十年，无人肯信。试问唐君璋看？君璋说：‘《易》起六变以成十八，地行天周各有余分，交防之端起于直爻，月行在爻中与日相薄，岁十三周积余微，至六十岁以得食始，五百一十一岁以得防终，六千一百三十二月以通盈缩。凡《易》倍竖一百二十有八，以四周之，以三割之弧背矢十三强半，以度月规而交食，晦朔与爻相值，阴阳死生判于爻中，小之当辰，大之当岁。自有《易》来未之能举也。三统、大衍粗略发起其端，譬如太仓稍扬粒米，今日便举全囷示人，没人信得。西洋空窃蒙古之绪，满城又如郭史之波，比较食差以增减杪法，虚立损益以追提食分，纵曰得之，久必旋迷，近亦数年，岂能必世？吾门不造长历，可通三年；不靠一家，可包众历。想亦古有此法，可惜今无能证。蒋公以是相推，何不当前直’

译阐？某说：“七圣未曾制定历法，刻漏又该怎样呢？《春秋》之道有显明的时候，我不隐藏开头；《春秋》之道有施行的时候，我不遮掩结尾。可惜绣花的布破了，针脚却还没打开。”

译又举出蒋问的话说：“建文皇帝之后，在幕后策划变革的人极多，土木堡之变后逃回京城保住官位的也不少。齐泰、黄子澄、曹鼐、邝埜这些人，已经不值得谈论了。笃信学问、践行大道这一章，恐怕终究属于王阳明（新建伯）。但说过去的圣贤，起初没有呆板的事，留给后生晚辈，恐怕会引出乡愿、甘草（指无原则调和）那一类人。”我说：“周则岂敢当此，而说王阳明，恐怕也还没达到笃信学问、践行大道的境界。”我说：“笃信学问、践行大道，是潜龙阶段的人。王阳明遭遇时运、遇到明主，已经在飞龙在天之间，没有一个‘潜’字，就不能飞跃。试着问问杨玉宸看。”玉宸说：“张子房、李深源、刘诚意，都能达到这个境界。王景略，还有富贵之心呢。”

又举出蒋问的话说：“帝尧元年，经世推算为甲辰年，现在依据《竹书纪年》定为丙子年。尧在位一百年，依据经世从甲申年起算，那么舜元年就是己未年，中间隔世几乎有三纪（三十六年），不如《竹书纪年》丙辰年到己未年，正好是三年。”从获麟到现在两千三百多年，素臣（指孔子）自然很多，苦于没有阙里（指孔子故里），难道真是子舆（指孟子）结党营私，长久做秦人？闰冬，我因此再问谢有怀。有怀说：“共和年以前的世谱没有根据，《竹书纪年》丙子年，经世甲辰年，都是胡说。大约贤才，有时通达有时困顿。孟子离开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离开河汾讲学，河汾讲学距离濂洛理学，五百上下，已经难以整齐划一。”用文王、孔子的年岁来衡量，也可以有六百多岁。圣贤立身，必须是后天而衰老，如果被世数所局限，还是食气中人。不知道羲皇之前，能有多少个甲子？疏仡上下，听闻见闻哪家？且请蒋公题写他的阙里。我说：“蒋公这个意思，实在难以承受。生值开辟之前的关口，不要问斗虹之后的路，啼麟笑凤，果然是不祥之兆。”

又举出蒋问的话说：“世间没有一物不是日光穿透的。人心头的学问像一片太阳，才能贯穿六虚，透彻上下。只是担心太阳有中午偏斜的时候，还需要步步看取扶桑（日出之处）。”我说：“蒋公让人厌倦啊。这一片太阳在天地中，原本没有早晚，人被天地所隔，自然看不见太阳。其实日光没有一刻不贯穿心眸。”而德说：“这样的日光还是外铄，不是特地光芒。”我说：“天命叫做性，性不是外来的，心中是天。天有什么漏处？”试着问问王千里。看千里说：“天地隔不断太阳，太阳行于地下，夜气勾萌；血肉隔不断心，心行于体中，醉梦自觉。譬如没有地，太阳应当加倍明亮；假使没有身心，应当加倍美妙。”我说：“我还未学到，此举似乎像蒋公，应当发笑。”

又举出蒋问的话说：“圣人虽然遇到小事，在三才（天、地、人）不靠一家，还是靠自家罢了。到得自家作主，更没有三才。”我说：“蒋公教我阴阳刚柔仁义在人性中，只是一个中。认得中字，何必阴阳刚柔仁义而德？”德说：“此说靠不住。知微知彰，知柔知刚，还怕三立无一是处，无血皮中怎么下砭。”我说：“试着问问杨峻人看，杨峻人说：‘六爻总是一卦，三才都是自家粹精见性，旁通见情。只有这性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撰。不是太虚中间，更没有阴阳刚柔仁义也。’”我说：“我说的错，赖峻人分晓。”而德又说：“只靠自家，这里怎么能无倚？有胆有识，也还没到圣贤田地。”我说：“圣人何曾无胆无识？靠中而存，靠前而行，靠虚而游，靠实而成。这样独立，才能不惧；不惧才能无闷；无闷才能无倚。”杨峻人说：“不长夏以革，不大声以色，不识不知，顺应帝则。这里还靠什么？”我说：“还有帝则在。”峻人说：“有物有则，也不靠人；顺应帝则，也不靠天；则地之道，也不靠地。三极中间，一则命贯。这命贯的是什么东西？”蒋公直说：“自家所谓诚，是自诚；道是自道。”我说：“生平读书，只有此处未能直领，赖诸友分析明白。”

又举出蒋问的话说：“虞舜尽孝，夫子知天，都费了五十年工夫。文王受命，也在中年。大衍一关，实是百圣千贤上下证果。向后六十岁耳顺，受者弥虚。九十五岁耳提强益不息，一千二百岁崆峒问难，剖出阴阳原委，才能与日月参光。这样精进十分，始信生晓之无只归小慧（指天生的聪明只归于小智慧），学无厌倦坐证长生而德。”说蒋公善祝，孔蘧以来未有这段学问。召集毕吕散，都百余岁，不知中年与谁周旋，作如许学问。伯玉切磋于尼父，卫武提防于张仲，也都是半百之年，尚且说知非寡过。河汾十五岁就为人师，二程四十岁就拥皋比（指讲学），比起学易似乎太早。我说：“人寡过最难，只有力学可以自勉。”颜渊不贰，即使三十岁不以为夭。彭祖多欲，即使八百岁不以为寿。罗期生说：“蒋公既说大衍一关是千圣证果，则

译“五十岁学习《易经》是如何参悟防范的？”我说：“人生百年，躺卧休息就消耗了一半，只剩下五十年。即使是眼前活到百岁，也要再加上五十年的工夫。虞舜、文王、孔子、蘧瑗都在此处领悟了一半的工夫。即使是圣贤全副的精神，也没有全副的受用，做出一尺的成效，只能成就五寸。如果到了这个关口就应当证得果位，即使是孔子、蘧瑗，也包管不住。如果过了这个关口不能证得果位，即使是岐伯、黄帝、彭祖、老子，晚上死去也感到为难。认清这个关口是理、是数、是工夫、是效用，如果得到一百就能成就二百。苏东坡所说如果得到七十年就是百四十岁。从孔子看来，千年的工夫也只是一半的成就。学到天理纯净无余，尚有小过错难以去除。不要说五十岁知道过错就是终身不再犯错。”任对蒋公一一列举这些道理，不要从纸面上看做是阿谀奉承之词。

译第二天，朱伯勤从浦中来到，翻阅各位的义理论述，于是问蒋公：“提出这么多问题，哪一个是蒋公的大意？”我说：“不厌不倦，就可以这样说，这是蒋公的大意。”又问：“我们门派这么多条回答，哪一条是我们门派的大原则？”我说：“忘食忘忧，不知道衰老即将到来，这是我们门派的大原则。”伯勤又问：“蒋公的见解，从十二卷以上，提纲挈领，妙绪完备，我都听到了；从十二卷以下，鲁生、肇中所辑录的明理，博石、星赓、穆所记载的精微，勉励德行使之厚重，收录简略以达至理，超过百条，逾五万字。如果要请教裁取，该如何取舍？”我说：“任凭你看山看树，仍然是衰老将至疲倦而来，一部《易》书，只领会了‘自强不息’。”当时王丰功、陈无涯在座，我对伯勤说：“问他丰功说：‘卫武公学问老成，《抑》诗一篇四百七十字，字字都是坤道。皋陶智慧仁惠，天生知晓九德，一章总括十八个字，字字互体。为何专领乾爻？’”我说：“不是用九，哪能得乾元？正因为自强不息，所以才能谦抑。”陈无涯说：“早起晚睡，洒扫庭院内外，这是为民的篇章，此处便是强恕而行，还是致知格物？简朴而廉洁，刚健而充实，强毅而合乎义，此处若有一丝阴柔的念头，也是不知止。”大家讲论贯通，最后分明，都在两位老人身上。我说：“无涯教我，任凭对蒋公，一一举例说明，不要从纸上看作谀词。”

这一天，是丙子年二月九日。我年龄五十二岁，防中各位贤士请宫庶若椰先生提耳相赠。若椰翻阅各位问业的记录，如糠秕中的珍宝，得到十八条。起初显示闻道的艰难，最后显示成德的不易。在孔蘧寡过的年纪叮咛告诫，所以裁成我们这一党人，垂范引来后世的哲人，不算少了。因此记录若椰先生的问义篇，次序如下。

榕坛十八问【附】

有人报告君亲双亡，后天排云水两空痕。这是防平黄先生壬申年生日的诗。上面既然深知防平，首先答应召用推车过霹雳，又得到滂沱吐舌。防青天难道还担忧虎豹属吗？五十加年的生日，正是三千绕座的时候。漳潮各位贤士以璟幸托付三同，雌长数月远来授简，谦逊推辞未能，姑且在榕坛请教铎声，询问肤浅的疑惑，以当作席茅下风的拜谢。

问：益稷皋陶生逢重华，想必都有三十年的学问。由此推算，他们被任用应当在五十多岁。只是不知道所学何事？那时山经未作，苗谱稀传，律例乐岂有定本？莫非天人参半，还是从心性透悟？

问：文王五止具一部《河图》《落书》，这就是《易》有太极。如果在太极外更加无极，便落入老庄。即在卦象外另圈太极，也不是羲皇初笔吗？

问：中庸是船，一善是舵。如果没有舵，匠人只是岸横。一贯如树，学识如花，只取花，师傅终同缯剪。

问阿难，征心似乎与儒门不异，只欠戒惧这一着罢了。我们儒门自割卧榻左右间，听二氏鼾睡若以心论，统在天命范围。问周公驱逐虎豹、犀、象后，舞百兽、凤凰。论他的性学，本无精粗，然而对苗顽、殷顽反而都棘手。是因为人不如物，还是顽不易廉？尽性炉中，决无先后跑开。

问：七百归狱，三千出宫，片刻之事，震动天下。布衣身中，也有这一种消息。先生救华亭三疏，解辽环万文，自然是斩蛇斩蛟的手段。总之，看轻一官七尺，想验证归仁，看这一天。

问圣门七十二子，个个中人，宋儒却说佛门祖师，个个奇伟，难道是因为淡收不住？正恐文殊、普贤之辈耳食者，以为骑得象王、狮子就足以压倒四科也。

问：二《南》不是南国，而是南风。义本薰解，盖取诸舜。然而涂山女始作南音，南的取义，似乎兼取禹吗？管子惟未为二《南》，故有三归房、杜诸公，总是面墙。难道豪杰无数，都因为不读《关雎》？

问夏时，本遵尧历，自商、周、秦至汉文、景都用它，只以所建颁朔。《周书》说：“夏数得天，百王所同，革命改正，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祀，仍从夏。”周公原本不改四时之名，孔子恐怕没有改周公之理，行夏时，只是行《小正》，作为燮理阴阳之本。如春行冬令则水，秋行令则旱。明堂政事原本与《洪范》相关。

问雅有五际，风颂宜也有之。只有商鲁寥寥，颇难推算。若六笙九，果否缺残？束广微补亡，固然不是刘原父以为有声无辞，声由辞生似乎没有无辞有声之曲。或以《天保》当南陔，《常棣》当华黍，《伐木》当崇丘，《菁莪》当由仪；如以《时迈》为肆夏，《执竞》为樊遏之类

译而（他们）又把《思齐》当作《齐夏》，把《行苇》当作《族夏》，这种说法似乎也能讲得通。总之，这与《诗经》的教化作用无关。朱熹（紫阳）本来就想扫除《毛诗序》，虽然这属于偏颇之见，但他用《诗集传》来解说《诗经》，恐怕也如同商纣王的优伶（般轻率/戏谑）。

译问：将《三礼》分类汇编确立体例，以《小学》、《大学》、《系辞》、《杂卦》作为全书的准则，这真是件痛快的事。唯独乐律中黄钟三寸九分与九寸的说法尚无定论，黄钟一旦出错，其他各律便全都会偏差。京房的六十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都像是画蛇添足。请合并《太玄》、《新书》、《元声》、《正声》等各种学说，编成一部完整的乐经，与《三礼》一同悬挂于天地之间。

问：古代历法多粗糙，后世历法逐渐精密。议论的人说到了元代郭守敬时达到鼎盛，也到了元代开始衰落。近来因为日食的时刻数不合，将大统、回回、西洋、满城四种历法一并比较，各自验证的日食图也多有错误出现。不知道古代历法的粗糙，为何反而能体现“敬授民时”的精微意旨？《黄图》自在《太玄》经世之上，在易理与律吕参合之中，定有指南针般的准则。

问：《易经》八卦谈论兵法，《师》、《同人》、《谦》、《豫》等卦，是统御将领的要法；《坎》、《离》两卦相济，是战守的古法。如今朝廷的恩宠命令只是空有优待，只听说军队退居次位、哭号哀叹已经很久了，不改变忧虑恐惧的状态而自取灭亡。医巫闾山抵贺兰山一带，险要之地全成了敌人饮马的地方，山海的防守疲惫不堪。河套、大宁已成空巢，指望我们尾随其后尚且困难，更无望斩首敌将了。不知道败局落在哪一爻？如今推演循环应当参合哪一卦？问：靖难之役后，在幕后策划变革的人极多；土木堡之变，因逃跑而保住性命的官员不少。齐黄、曹邝等人，也不值得谈论。笃信《学道》这一章，恐怕终究属于王阳明（新建伯）。但说过去的圣贤，起初没有呆板的事，留给后生，恐怕会引出乡愿和甘草（平庸调和）的路子。

问：尧帝元年，《经世》推算为甲辰年，如今依据《竹书纪年》定为丙子年。尧在位百年，百年之外依据《经世》应当从甲申年开始，而舜帝元年为己未年，中间空缺的位置几乎有三纪（三十六年），不如《竹书纪年》可以依据。从获麟到现在二千三百年，我素臣自感多苦，没有阙里（孔子故里）那样的传承，难道真是子舆（孟子）结网，长久地做秦人的闰冬吗？

问：世间没有一物，不是日光穿透人心的。学问精诚如一片日光，才能贯穿六虚，透彻上下。只是担心太阳有中午偏斜的时候，还需要步步认清扶桑（日出之处）。

问：圣人虽然在三才（天、地、人）中遇到小事，不依靠一家，还是只依靠自己罢了。等到自己作主，便再无三才之分。

问：虞舜尽孝，孔子知天，都花费了五十年的工夫。文王受命，也在中年。大衍之数这一关，实为百圣千贤证得果位。向后六十岁耳顺，接受者更加虚空。九十五岁耳提面命，强行增益不息。一千二百岁在崆峒山问难，剖析出阴阳的原委，才能与日月参同光芒。如此精进，十分之中才悟得一。生来知晓的没有只归于小聪明，学习没有厌倦，坐而证得长生。

《榕坛问业》，是为我的漳州各位弟子讲论而发起的。夫子自壬申年回家，各位弟子跟随讲论，都在浦的北山。到甲戌年夏天，才进入郡城，在芝山的正学堂作为讲舍，其条约见于篇首。汇编成册的共十八卷。回忆乙亥年十月十六日，正当讲论时，皇命初下，报信的人到了，欢腾震动城邑。夫子正与各位弟子论文未停，守门人不敢上报。第二天，各位公卿劝驾，也恰逢岁末，夫子也还山守墓，未能再次印证。各位弟子所编次的问业，已得到十六七卷。二月九日，是夫子的诞辰，各位弟子合并前后的问修二业，向宫庶蒋先生请示。先生于是从问业中拈出十八条，推阐风气，以抒发美好的祝颂。于是又记录师说，汇编于末卷，以振起各篇。吕士坊实际纲纪其事，遂不揣冒昧执笔，以托付后学。丙子年夏，门人吕士坊谨识。

榕坛问业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