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坛问业卷五

译不过是说不到日月罢了。将“知”字作为进德修业的法门，在我心中，法力的光明便一齐通透。看世间浅显的事物都显得深邃，粗陋的事物都显得精微，腐朽与神奇都遵循这同一奇妙的道理。所以即便反向思考、静默内观，也无法阻挡这种领悟。虽然确实指出了“知”字，但终究是领悟到了无穷的精妙，就像看到日月的人称其为潮汐一样。在孔子身上，不厌烦也不疲倦，愤激与喜悦相互彰显，哪里有开始和结束的区别呢？然而像这样的事，如果不切实地进入其中，全都如同梦话一般说不清楚。譬如文章技艺，不是一次次地反复实践，就领略不出其中的奥妙。

译第二天，许二懋问：“圣人的教化，根据地域树立义理，说在诗、礼、乐中兴起确立准则，说在道、德、仁、艺中立志、依据、依靠、游息。这‘知、好、乐’，不知究竟指什么？”夫子生平常说“仁智”，‘知’是智，‘好’且‘乐’的是仁。我想夫子说的只是仁智罢了。我说：“公西华看不厌倦，也是这个意思。却是指出仁智的精神，而不是指出仁智的具体本事。”二懋说：“夫子既然不明确指示人，后人没有可把握的，就不得不从学问中树立义理。从学问中树立义理，那么诗、书、礼、乐、道、德、仁、艺都在其中了。”我说：“道艺有穷尽，精神无穷。仁圣是不厌倦地去做，不厌倦并不是仁圣做出来的。只要明白‘知、好、乐’中间意思的不同，是人是物是理是义，都不必分别了。”夫子生平说到博学，便说是射、御、听琴、观器，反而说是圣神妙理。再不要在‘之者’中间兴云起雾，只信里面的意量无穷罢了。

柯鲁生说：“圣门的关键，只在‘知’上。到头来快乐的境地，只是完满这个‘知’。从‘知’到‘乐’，只是夫子领出自家的本分。到了‘乐’的时候，也没有住法吗？”我说：“这个义理已经讲得很熟了。比如夫子说过，这未曾知道的。孟子说不知道舞蹈。到了‘乐’的时候没有境界了，难道还有别的精神压在‘乐’之上吗？”

卢孝登问：“这个‘知’是本来之知，还是穷理之知？如果是本来之知，那么不学之知，就是舞蹈，何必需要‘乐’来转变步伐？如果是穷理之知，那么不改之乐，只在如愚，何必需要‘知’作为关头来想？这个‘知’也不是发慧，偶尔尝到这个‘乐’，难道是层层经历所到的吗？”我说：“这件事只须沉浸，切勿揣摩。古人曾说：‘三年口不敢谈利害，不敢言是非；又三年，口更言利害，更谈是非。’又说：‘忘仁义礼乐’，虽然是外道，却是读书人的真消息。天下容有圣人堕体黜聪，绝没有贤者胶着新知、停滞旧故。如果是本来之知，不需要转变步伐，那么周公、孔子的觉悟与梦境只是孩童。如果说是不改之乐，不需要破关，那么伊尹在莘地耕作就毫无道义。我们人本来是精微防范而来，不是混沌而来。如果是混沌而来，只是一块血肉，哪有聪明关窍？如果是精微防范而来，任是死去生还，也要穷理读书。夫自家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又说：‘不知老之将至’，一语之下有此三转。如果是为人，自然要尽人道；如果是好学，自然要尽学理。孟子说：‘尽其心者’，只是此心难尽。每件事只领三分知，不到好好，不到乐。虽有十分意量，也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满天明月也是裹被度身。意量欲穷，四处雷霆，自有一天风雨。切勿说云散家家春来，树树也。”

唐伟伦问：“如此看，那么致知的义理深于良知，乐天的义理齐于好学。见今世达人皆尊自然而轻视穷理，古来有道者皆遗弃好学而崇尚乐天，为什么呢？”我说：“《易》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乐天不从好学，这乐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良知不由致知，这良究竟何至？‘良’有三个训释：良，说善；说常；说小顷。说善的，从继善来。所称柔顺利贞的，是说常的，犹称良常。所谓‘厥有恒性’的，是说小顷的，犹称良久。良已所谓‘乍见夜气’的，是说自然的，不过是不学不虑一段而已，也是不学不虑而良，不是不学不虑才解释为良。人读书都要读其易者，难处放过。如果生成潇洒者，顽皮无碍，问他所知、所好所乐中间开放，果是何物，也复茫然。晋人道解饮者自知饮趣，如果不解饮者，闻酒辄醉，难道也复领醉妙吗？”伟伦说：“如此那么知如知味之知，好如好色之好乐如在中之乐，只是自家领略，如何度得别人？”我说：“只指出此法，人人自知，自家认得是学大家认得是道，勿复问人，此中是什么学、什么道也。”刘赓美说：“此章极是关键，如夫子说出自家像赞，画出自家神明。如吾十有五章，十年一转，每转每十年，只是这副精神，由生入化。未审不惑知命时，可以便到乐田地不也？”我说：“曲肱疏水此事，岂判十年？闻道得还是少时最颖，四五十来只是悲悯念多，浩落致使少矣。圣贤精神深防变化，故有唱不如叹，叹不如泣者。”罗近溪先生少年颖悟，谓孔颜只是个乐，如此看，荣启期、林类岂不是贤于闵、冉吗？”赓美说：“亦只是此不如光景，前后环生，到处自得其所不可知处，正如百尺橦竿，坐盘舞也。”我说：“正是孟子最善看书说，深

译造逢源，生恶可已，正从此处得来的。向来王丰功最得此意，郑孟儲已曾到此，诸多得者但谈之不透耳。”赓美又说：“前日对张德声问‘数之’字，今日对许二懋问‘数者’字，都不。”实指只惝恍说去，如在圣门，岂有此等言教？”我说：“精神为圣，心力为仁，屡屡言话，这是诗书礼乐之所包胎，道德仁艺之所抽畅。”为何看他惝恍？刘赓美说：“向偶见江右艾生评文说：‘圣人立言不附礼乐刑政，不附理數帝王，而深防于数。’与学者唯吾夫子能之，似以此处防言只是性学也。”我说：“性道与仁如何言说？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也说“乐善不倦”，古今多少圣贤，不敢于江汉源头酣歌鼓掌，奈何动指蚤虱以为车轮也？

译郑孟储又问：“古人要寻找孔子和颜回的快乐所在，今人却认为快乐也不是最终的归宿。孟子说‘圣人的境界不可测知’，系〇说‘未曾有人真正知晓’，在这点上是否还有进一步的见解？”我说：“如果说有进步，那么‘不知老之将至’便是进步到了忘记忧愁的境界；如果说不算进步，那么‘乐水乐山’难道比在濠水之上观鱼浅薄吗？”

侯晋水也问：“孔子和颜回只是快乐，然而谈论快乐的人，中间明明有一个根本的种子，并不是单纯的光是乐趣。但是说‘知’不如‘好’，‘好’不如‘乐’，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说：“确实如此。这类心眼，要在‘知’的地方打开。”前几天各位贤者都问：“生来就知道的人，喜好古代并勤勉追求的人，中间实际上指的是什么？”我也未曾分别注解。子贡有话说：“夫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无法听到。”既然有“好古敏求”这四个字，难道还担心空泛歧误、错下心目吗？晋水又说：“可以共同学习，未必可以共同追求道；可以共同追求道，未必可以共同坚守；可以共同坚守，未必可以共同通权达变。”这是进步的法则，还是转变的法则，还是论心地不同、阶梯难以跨越呢？我说：“夫子立言，随着光芒所映照，接受者各自不同，引导者从我出发。合起来看是道，分开看是学。有了这两章，使得一世浅薄的人、全都粗疏的人、全都细密的人，前后牵引，使得那些脚步不稳的人再也没有踉跄的地方，不要再比青配白、看朱成碧了。”

杨玉宸说：孔子和颜回得力之处，发愤忘食是什么事？欲罢不能，又是什么事？不过只是一个“知”，光芒包罗天地，自家本性与万物相互激荡，并力赶上，教人休歇却休不了的工夫。清净时觉得日光朗照天空，任凭飞跃，无论敏求博约，都着不得力，自有一段活泼泼的景象。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正是“知”达到极致的景象。今人不识致知的入门，空把孔颜乐处虚贴商量，无论拾级循途得不到，即使兀坐静参也得不到。我说：如贤者所说，都不须疑难。从前湖州问程叔子，直接以诚正立论，在这“知”字上还隔着一层。伯子见濂溪重证所乐，也未曾一日道破。今日说是性光无量，与万物相互映照，从此更寻实义，不落慧空，才相信曲肱疏食不是黄虀数根，弄风吟月也不在头巾话下。谢尔载说：大家说这“知”字，未曾分明说这“乐”字，枉成活泼。想其中消息，〇至自迎，学人只应循序渐进宁为其难，勿为其易，才可以谈论学问的要语，性情的防耳。我说：连日来都是此说，不须疑难。于是诸贤豁然开朗，复寻前日不厌之说。

第二天，多以〇神为问者，我说：“夫子已对宰我说明，一部《中庸》，只有诚明两字。诚明之道，听不以耳，视不以目。千百手眼，只是独能知，能睹，能闻。果是何物？只因为人要说〇神，才以诚字替他，不料已说了诚字。今又纷纷要道〇神。”

吕而德说：“孔子有言，气者神之盛，魄者〇（形）之盛。〇神即是气魄。又说体魄在下，其气在上。如此〇神判然是两物，合之则生，离之则死。为何专指防显之间？”我说：“不识生死，只看夣觉；不识〇（形）神，只看心目离合屈伸，千倍分明。”而德又说：“圣人与〇（形）神合，其吉凶似世间别有〇（形）神。”尧夫谓：“一念未起，〇（形）神莫知，似〇（形）神判然身外。”与《礼记》中庸之言，何者最合？”我说：“合则都合，离则都离，不贵众见只贵独知。”

吴共玉问：人心自有〇（形）神，则齐明盛服，就是〇（形）神情状？何消指出祭祀一条？若祭祀是为世人说教，则郊社禘尝如何？是圣贤妙防？我说：此处切勿粗看《中庸》一书，只此二字，日用饮食，无人味嚼。试问“天命”二字，如何是“命之于天”？“率性”二字，如何是“率之于人”？天人中间承接一路，有觉有知，果为何物？从此推求，觉造化之迹，二气之良能，皆是误认了，何况世人绘空虚画鼎也？

罗期生说：“书言周公多才多艺，能事〇（形）神。〇（形）神如在人心，要此才艺，何事？且如果〇（形）神流行空际，亦与才艺何涉？”我说：“此则不知有无，但人如曾子，始于空中见得十手十目；人如孔子，始于默地认得多见多闻。如不是周公，如何能与〇（形）神合德？”郭受子说：“如此得无戏论？《中庸》不过要人修身，才把齐明盛服四字指出修身的要领。如《论语》说正衣冠尊瞻视俨然如神，此与志意清明亦无二义。”我说：“如此则近着这边。”

陈非鱼说：如此，则是人自为〇（形）神也？如何说是使天下之人？我说：人自为〇（形）神，只是使却一人，天下共一〇（形）神，便

译让天下的人都退却了。非鱼又说：人身具备精、气、神，精与气既然已经化为形体，那么神依附在哪里？离开了精气变成游魂，那么神且没有精气，凭什么来主宰人？我说：这就不理解了，暂且去问唐君璋、杨玉宸吧。非鱼先前问君璋，君璋说：夫子前几天回答蒋仲旭说：“山川不变，云雨按时兴起，人与神同是一物。”这话明白了，何必再怀疑？《中庸》两篇的义理已经显明，开头讲天命，结尾讲天载，这是说神之外，没有别的了。天人相接，只是一条路，在性命之际听看。《通书》以诚通诚，进而知道几微；《西铭》以不愧屋漏为无愧；庄周以虚室生白为吉祥；武王以洒扫庭内为奏格。像这样，神难道关乎魂气之间的事吗？又问玉宸，玉宸说：神就是天命，体物不可遗漏，就是片刻不可离开；不见不闻，就是不睹不闻；斋戒明洁盛装，就是戒慎恐惧的工夫。《中庸》要说：“诚是天的道理，追求诚是人的道理。”恐怕人太偏离中间，指出神浅浅地在人心目中，使隐怪收起其伎俩，小人吐出其精诚。所以下章说“如神无疑”，都是这日常的道理。饮食知道味道，说“非礼勿动”，先敬先信，都是这斋戒明洁盛装。指掌渊源，如果说神由斋明而产生，斋明与神映现，还是像取灯写影，得到人物的意蕴不尽精微。张非熊说：我也看出舜、文王、武王、周公都是斋明的人，奏格、笃恭都是斋明的事，但不知道斋明盛服算是未发的大本，还是看作已发的达道呢？我说：这里喜怒哀乐都没有着落处，直是搏动天地，屈伸万物，宇宙形声一出一入，了无寻觅处，算是阴阳头脑极处藏身。非熊又说：造化的痕迹，“迹”字当作何解？我说：既然是“迹”字，何须解释它？两义已经明白。于是各位贤者更换话题再次提问。

译谢有怀于是问道：“古今道统中的见知与闻知，薪尽火传，难道还有其他的归属吗？然而孟子称颂尧舜的见知，只列举了禹和皋陶，没有提到稷和契；称颂商汤的见知，只推崇伊尹和朱仲；称颂周文王的见知，只推崇吕望和散宜生，其余的人都没有提及，这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对禹和皋陶记载得很详细，自然是以禹和皋陶为首要，这是简略列举形成的文辞。伊尹、朱仲以下的人，也互相包含在内，何必疑惑呢？”谢有怀说：“孟子自任为见知，还是闻知呢？五百年来前后共推崇两个人，到了伊尹身上反而成了独自支撑，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古人观察得极为分明。孟子之前既然有颜回、曾子，后来不数韩愈、董仲舒，因为年代相近，独自支撑很难。看他没有两次感叹，如同一个结绳，断绝了五百年的路头，这极是可怪。汉人大力推崇董仲舒，距离孟子的时代正好五百年。荀卿之前也依附孔子，却没有人推崇他。譬如一年，尧舜是春，商汤是夏，周文王是秋，孔子是冬。孟子如同秦人在冬后设置闰月，既然是闰月，就不包含中气。在二千一百六十年间，于二气运行中合成了闰月。所以孟子望之慨然，获得麒麟到现在又二千一百多年了，五百年的气数不同，见闻杂出。孟子之后无人继承，那就只能付之梦梦罢了。切勿谈论此事，恐怕门外的人笑话我们。”谢有怀说：“王通距离董仲舒，如同董仲舒距离孟子；今天距离元公，如同元公距离王通。为什么说不能继承？”我说：“人只要真实地看见和听见，不要自己创造，也不要依傍他人。我们只是瞻仰礼敬日月，怎么能望气推星呢？”

洪兆云问：“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这是曾子的见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这是孟子的闻知；“元公说明，通公溥似说思曾之道，明诚而已。”程朱后来只说和说敬，难道是闻见不同，还是悟头顿别？我回答说：“只是几个字，亲身实践，没有一处不同，切勿说是介陌画阡，南门北户。”

张师义说：“我们立身，以孝为本，体顺而行，没有很大的阻碍。然而像几谏这一件事，就是格格不入，难以完全做到。”我回答说：“为什么？想想看。”张师义说：“孔子也说，当不义时不可不争。争与几，已经相差数里。几还有怨有劳，争怎么能没有劳没有怨？如果作为臣子，苦口尽言，反而被摈逐，难道是道有未尽，还是有命存在呢？”我回答说：“对臣子来说，自然是道有未尽。”张师义说：“尽道应当如何？”我回答说：“孔子说明，只是敬。汉人常说，孝生于敬。延叔坚是东汉名儒，说仁生于孝。蔡、郑诸贤各自举为笃论。孝能生仁，有子已经谈论过。敬能生孝，自然是临深履薄，上事人。知道它本于曾子，不知道是《论语》中的常谈。新台二子、三闾大夫，都是因为敬身未至，有什么命呢？”

苏伯韡问曾子说：“孝者所以事君。”又说：“事君不忠，非孝。”他告诉子夏说：“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亲谏，有君可论。是为至乐。”后来齐国聘请他为卿，他却不去，说：“我不远离亲人而为人役使。”鲁君派人送给他邑，他反复不取，说：“受人者常畏人。”圣贤言行各有至情，道理相同而迹相不同，为什么这样？我回答说：“未曾见过曾子，不知道其原因。”话音刚落，众人默然。

苏伯韡又问：“孔子治理鲁国三个月之间，让畔别涂，羔豚不饰，齐鲁归侵疆，许大作用，为什么不能使当宁听政权相却乐？难道是机权不同，还是行止由天呢？”我回答说：“这也无法知道，一个假司寇当作真宰相，难怪人眼不热，幸好是季氏相知，如果遇到别人，横招大祸。”苏伯韡说：“为什么竟然这样？”我回答说：“赵汝愚、朱晦庵现在可见，放下不要谈论。”

黄介俶问：“上智下愚，同是一性，为什么说不移？难道是教为中人而设，性也为中人而命吗？如果说性有智愚，应该是命无继善。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难道是习能移性，性不能移习吗？不知道不移两字从哪里说起？”我回答说：“益之为言迁善改过，上知下愚都是积习所成。积习既成，迁改不动。如他性初，何曾有上智下愚之别？切勿如程伯子所说‘气质不同，变化未易也’。”

魏秉德问求放心。孟子说：“求则得之。”又说：“弗思耳矣。”求可即是思吗？《易经》说：“何思何虑？”又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分明担心思也有坐驰，了此思不思间如何得存养入手？我回答说：“这也曾经讲过，《易经》说：‘咸其脢，无悔；咸其腑，凶。’此动而不动处，是神明后膛；此不动而动处，是鸡犬下路。”魏秉德说：“此位果在何处？如在腔子里，容易跑掉；如在宙合中，何必收拾他？”我回答说：“宙合中也要管，腔子里也要看。”

译集义所生，岂有不见身人便成登格的？

译王丰功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洪范》说：‘言从作乂。’曾南丰说：‘若在千里之外也能应验。’这种解释可以互相参证吗？”我说：“言语好比引路，行动好比走路。圣贤的经典著作，只是为了给我们开辟道路，至于那些辎重行李，不过是跟随在后面的脚力罢了，中间亲身践行，有什么可说的呢？千万不要被旁门左道的言论所误导。”

他又问：“‘几事不密，则害成’，这话可信吗？如果这样说，那就只适合蹑手蹑脚、附耳低语，在深宫中谋划了。《洪范》说：‘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如此明目张胆，想必‘文理密察之密’与‘退藏之密’的意思不同吧。”我说：“你们看得都很好。”荀子说：“大周生大明。”董仲舒说：“修身没有比幽静更好的。”这两种说法都有弊病，由此可见你们的见识远胜于荀子和董仲舒。

我于是问各位贤士平时是否也曾浏览过图书？林朋防说：“也曾看过。”《易经》说：“参天两地而倚数。”朱熹的本义认为：“天圆地方，圆者直径一而周长三，方者直径一而周长四。”关子明认为：“数兆于一，一尚不可用，生于二，成于三，二三为五，五是参两。”苏子瞻说：“天一天三，天五叫做参；地二地四，叫做两。一三五依序而成九，二四依序而成六，这就是倚数。”三种说法纷纭杂乱，哪一种恰当呢？我说：“朱熹的本义自然是汉唐旧说，是气象初生时的根本，千古圣贤推演不尽，只是方圆象器，探究难以穷尽，若能穷尽此事，天下也就没有难事了。”朋防说：“关子明和苏子瞻难道没有穷尽吗？”我说：“关子明占验极精，苏子瞻神识迥异，但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弄明白。周公本来是用蓍草确立器物，通过表测象，才确定方圆，以土圭为准，八八之中，加倍其廓，一百二十八作为方形，再次用矩复为方形，卦象就完备了。总共一百二十八，四周的数是五百一十二，以七分之，每份七十三，去掉七不用，削去棱角使其变圆，得三百六十，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去掉两存参，则二百一十六，去掉参存两，则一百四十四。以廓为径，存八则象盈，去八则气虛。以径为规，视期则稍饶，视象则稍缩，都是前参后两，前两后参。夏至日晷二百一十六，冬至日晷一百四十四，北极出地三十四，下距南极二百一十六，南极入地三十四，上减天平一百四十四，都是以天表准于土中，参两倚数的道理都在这里了。关子明、苏子瞻想必也完全看到了这个意思，只是从源头上说出了一端，含吐未明，又把蓍草的意义与图书混淆了。蓍法主七，象法主八，两种本体不用而用九六，用蓍草揲之，三四之余作为四九，三八之余作为四六，两个四一个八的余数，四个八两个四的余数，四七是参两的开始，兆数未明，两卦互藏而数的意义才显著。现在有一种方法简易直接，以三命阳，以两命阴，三三为乾，三两为坤，二两一三以索出三阳，二三一两以索出三阴，九六七八其义容易寻找，概称为月分，通为周甲，参两倚数，一目了然。”朋防说：“这虽然是布蓍求卦的方法，如何用直径和比率来方圆，就能穷尽变化行神之道呢？”我说：“神精魄，其大小幽明，全在日月直径和方圆之中。”正是天地日月，开启人的神智。人在这里看得分明，世上更没有不明的事。圆神方知，明明示人。为何又说此义未尽呢？朋防说：“如此则关、苏的神识有所不到，为何平常推崇他们？”我说：“前辈读书，虽有偏全，终究没有卤莽。”

洪尊光又问：“《典谟》之乱不记录齐桓公五命之辞，却记载秦穆公还殽之誓。王豳而在外，既然保存了桓叔朱襮之章，又详细记载了寺人白颠之作。圣人所学何事？”我怀疑他说：“自然是风声不同，气象先见。如季札听秦音以为是夏声，难道也是偶然吗？”我年轻时作此论，现在谈论的人多不切要。尊光又问：“《诗》有商颂不及夏声，难道九德、破斧诸歌都无足录吗？”又诗有五际：“谓大明在亥，四牡在寅，嘉鱼在己，鸿雁在申，天保在卯，祈父在酉，载芑在午。”如此七际究竟依据什么？我说：“七十二纬书不再保存。《书凿度》、《鱼龙》、《神雾》，谁还能辨别这些？”往日张镇朴屡次问四始，也是想钩引出纬书罢了。我实在没读过纬书，从何辨别这些确切的道理？早年作《易杂图》，曾一度寻究，现在各位贤士已把它当作哑钟，如何再翻臭腐以为神奇？尊光说：“不问精详，且粗问大意，什么是四始五际？”我说：“周自文武至宣平，两雅大小共一百零五篇，诸王所历三百八十四岁，约九十年以为一始，七十三岁以为一际。小雅自《鹿鸣》至《无羊》三十篇，亡诗有六，古人以此列于大

译大抵战国时期诵读《诗经》的士人，曲解学问以迎合秦朝，将“大明当亥”作为秦人更改年号的开始，以十月为岁首。汉高祖登基，也正值己亥年；丙寅年作为居摄元年，己巳年作为新室元年。东汉的腐儒又附会这种说法，作为王莽篡汉的辅佐依据，所以说“大明在亥，是水德之始；四牡在寅，是木德之始；嘉鱼在巳，是火德之始”，以此来顺从新莽取代汉室的变革。然而光武帝建元之年是乙酉年，只是应当变革政治的年份；高祖起兵，正处在午亥交替之际，《鸿雁》、《祈父》并非兴起的原因，而谶纬之学在后汉兴盛，是因为权位所借，长呼多风，其势不可阻挡。”尊光说：“如果这样，那么纬书全是荒谬虚妄，为何汉儒要用它来诬陷孔子？”我说：“圣人门下原本就有这种说法，谶纬之言既已断绝，至高之道难以听闻，不知道当时五际究竟始于何时终于何时，肯定不在《小雅》前二十五篇之内。”

译谢尔剡问：“二南、雅、颂是乐章，难道诸国的风诗就不配乐吗？然而季札观乐，都歌遍了各国的风诗。《史记》说‘诗三百五篇’，孔子都为之弦歌。如果认为只有合于礼的才配乐，又似乎凡诗都可以入乐。郑夹漈论孔子删诗，只是取其声调。各国各自有一种音律，只有邶、鄘、卫三国相近，声音容易混淆。所以说：‘自卫反鲁，然后乐正。’这个说法如何？”我说：“歌风诗，何独季札？自子产、子太叔等贤人都歌郑风。原宪在匡床吟唱商颂，何独孔子呢？孔子周游列国以来，对众音都详加审察，从道理上讲也是这样。声音有正邪之分，道理关乎邪正，水土、天时与律吕相通。另外，素王有一番政令，不再是学士所能窥测的。如果说邶、鄘、卫三国相近，声音易混淆，才需要急于纠正。这并不对。鲁、卫是兄弟之国，诗书相互涉及。《尚书》中《费誓》只是一篇，《酒诰》一并涉及三等。诗中《閟宫》称颂邶、�，又列出三国，不是至道再次烦扰，必定是沬土难变。”

朱季乂又引用魏祖所驳斥的牛〇嘘灰和猛的说法，怀疑测律不需要〇气，都说得对，只是在制律的损益之处尚未深入研究罢了。蒋仲旭问禘祭，自从既灌之后，孔子就不想看了。程子说成王赐予，伯禽接受，都不合礼。然而《吕氏春秋》称惠公向周天子请教郊庙之礼，周王派史角回报，如果成王已经赐予，那么惠公又何必请教呢？《祭统》统称成王、康王赐予鲁国重祭，如果成王已经赐予，康王又何必再加封呢？《诗经》称庄公之子龙旂承祀，《春秋》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四次卜郊，那么这郊祭应该从僖公开始吗？我说程子说得对，《祭统》等书所载不假。当惠公初年，幽王、平王构乱，晋、郑两侯实际夹辅周室，没有特殊的礼遇。郑人夺取郐国，天子不讨伐，已经是大的赏赐。等到后来文公再次安定王国，请求隧葬不被允许，天子仍以大事未改为辞，哪有惠公无故专门请求大祀的道理？大体上成康所赐既非寻常典制，白牡骍刚也不是创举。每次郊祭必卜，每次禘祭必请，自然是故府所存的礼制，不敢逾越。隐公既然以摄政身份即位，亲近钟巫。桓公又以弑君方式即位，不书即位，享祀不懈怠，不是僖公又是谁？四次卜筮不从，难以称颂。承祀符合典制，必定在初年，又何必怀疑呢？仲旭说如果是这样，孔子为何说不想看？《礼记》又说孔子说杞国的郊祭是祀禹，宋国的郊祭是祀汤，鲁国的郊禘不合礼。想周人既以后稷配天，那么鲁人不应以后稷郊祀了。我说鲁人也避讳后稷配天的说法，不歌《思文》而颂《閟宫》。既与明堂制度不同，又以姜嫄为始，对上酬答大功，对下长养侯伯。即使是夷戎诸丑，听到上辛郊禘，不敢拘执其大夫，为何非要驳斥他。仲旭说如此，那么孔子为何不想看？我说此义既然难以明白，人事不同，礼乐也各异，俯仰之间，真难以下手。

游鳞长问：“《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到邲之战，不赞成晋而赞成楚；黄池之会，开始进吴子。那么夷狄本来可以主持华夏盟会吗？”自《春秋》之后，吴楚的势力雄于天下，文物相继兴盛，延续至今。孔子岂知日后吴越疆域、楚汉之事呢？我说：“吴楚称王，不是孔子，谁敢废黜他们？”北有戎，南有夷，习见则狎昵，远闻则怪异。在唐盟戎，在潜防戎，不见深讥；邲战右楚，黄池予吴，又何必遽然以为异乎？天下甚小，一王甚大，须知吴楚时〇称人称子，下笔甚难。”

吴云赤问瞆辄之事，一经子贡品题，已有定案。正名之论，对子路抒发，未有分张。子郢既无立身之理，卫辄又无让位之情，若要正名，作何分晓？我说：《春秋》于蒯聩出奔，两书世子。《论语》在灵公之时，屡次称无道世子，自是当立，无道有什么值得依仗？蒯聩以父在不抗灵公，卫辄岂得以祖亡复抗蒯聩？蒯�居戚一十二年，卫辄岁时何以动问？止于此处，想极难通达。何必避位郊迎，乃称合礼呢？云赤说：蒯�若为赵鞅所立，难道此名便正当？我说：石曼姑若杀蒯�，难道卫辄无子弑父之名？人至拒父，哪知有祖？随他不正，切勿再谈。

张勗之问：“星官之说，有傅说、虎贲、幸臣、谒者、柱�、九卿、司空、轩辕分野之义。有晋、郑、燕、韩、赵、魏、河内、中山，如今闽粤亦〇牛女，这是历代画蛇添足，还是冯相所辨？且如周官保�辨别州土，至于薮泽、六畜、男女，无一不详，为何独不详星野所属？”僧一行说：“星土以精气相属，不拘于方隅；分�以山河为界，不系于都邑。”是否？我说：“此说阐于左氏，皆以始封之国更�日月太�所在，主其祭祀。如自战国以来，日�屡更，卜象异食，颛�太�岂复安存？且

译如今普天之下本是一体，却划分为两京，分离为十五个区域，哪里会有战争割据、各行其是的情况呢？必定如《易经》所说：“在天形成天象，在地形成地物”，那么苍龙向东昂首，白虎向西摆尾，如今冬夏两季跨越其中部，怎能轻易断定呢？我先前在杂图中，也曾大致描绘光气，区分晨昏，想要逐一考证灾祥，以彰显其应验，只是未能做到罢了。勗之说：“《春秋》不记载灾异应验，汉高祖进入函谷关时五星聚合于井宿，应验在三月，而史书误记为十月。推演历法的人说没有连续日食，而汉唐史书所载连续日食有两次，阴霾风雨，百里之内情况不同，却有人用日食的晦明来区分祸福内外，这难道是习惯性的揣测讹误，还是文辞胜过史实呢？”我说：“如果论及常理，那么宇宙之内，有什么事物是没有的呢？如果论及怪异，那么戒慎恐惧，难道属于妖祥吗？也只能就眼前所见自行参究罢了。”

译张镇朴问律吕相生，只能顺次生成，从子到丑，依次减损和增益，到六达到极点，到十二又返回，为什么又要隔八相生，使得阴阳易位，昭穆次序不合？我说：“娶妻生子，是古人常谈，阳不改变位置，而阴者改姓。”《关雎》《鹊巢》，是万物开端的象征，何必对此有疑问？如果要顺次看，只从黄钟八十一分依次减损到无射四十四分六厘，从应钟42分6厘依次增益到大吕75分1厘，阳顺阴逆，两路分明，哪有丝毫差错？韶年看书，再不要潦草，不要自以为是。像司马迁这样的人，圣人之下，有他的聪明，难道会被淮南王误导吗？瞿徵君和李文利等贤人，都没有深入理解这个意思，却过度编撰，徒然伤害作者的心。京房从仲吕以下，又生出六十律，已经非常精密；万宝常又画蛇添足。读书之道，到汉代兴盛，也到汉代断绝。我从少年时，常推演李书“本三寸九分”的说法，到24、25岁才知道它的错误，到40岁才知道它的正确。离合的原因，各自不同。这个道必须用心研究，静心思考，尊重古代，回归本源，不是声音和书籍所能动摇的。

唐君瓒问井田制度，三代通行，东迁之后，经界逐渐衰败。孔子在鲁国三个月没有改变，丘甲王半山，才要实行，就失败了。难道是时势不同，还是法度不明确？我说这件事，谈论的人已经很多。封建制度已经不同，井田怎么能再设立？程子说要有《关雎》《麟趾》的意思，才能实行《周官》的法度。比如州县争一个界限，十年不明，何况清理千家破产？孔子不改变丘甲，子产只治理洫伍，得其大意，使都鄙里甲井然有序，岁时考核，区分良莠，自然催征不烦辞讼，都扫除礼乐易兴，盗贼不犯，贤者三年，圣人在一个月内，不为虚妄。

君瓒又问：“之前张镇朴问京房变律，儒者认为无用，为什么说它精密？”我说：“他还不改变古法，只是推演得多，遂成六甲的〇。想自从容挠造法以来，遂应有此弦桐金石。统由此分，不必嶰谷之竹，止于箫管。”君瓒说：“如京君的意思，以黄钟至仲吕止，当甲子到乙亥。执始至南中，当为丙子所治理。丙盛至内负戊子的分，分动至物应庚子的域。质未至南事癸亥始完。这样黄帝造律还有不完之历，伦容制器只属东方之管。不如万宝常以十二复统十二，至百四十四律，然后再旋宫易齐正变，各尽如何说他蛇足？”我说：“京君递推此法至48律，已极短不能成声。自惟汗生依据行，依据行生包育丁亥分上，已进入子宫。包育生谦待戊午分上，变为已未。何得再增加许多？必如十二各自为部，不必与仲吕相接。使黄钟隔八自应月时，仲吕以下别间日甲，使十与十二彼此相因，那么分乌南事而下，依然可增加。何必以〇云袭高曾之貌乎？”君瓒说：“月时也是此甲子，岁日也是此甲子，何必再造？”我说：“既然包举，那么是京房精密。”君瓒说：“谦待到南事，为何错了一宫？南事还黄钟午不生子，如何依他？”我说：“这是他疑误处理，不曾错，可以再调。大抵变化〇神极于54，诗自两雅南北分行，到此交限已缺6章，无声之声，变律之律，再等达人一为整顿。”

王千里问管氏器小，看管子才极广泛，思极精密，只是才思多了，正枘不能量凿，驾车不能教钓，管子分别为之，故觉得器小。夫子分别看他，故器小，愈发见抑是原本处不同。我说说器便自小了，夫子许他器者都是要用的，如夫子做尧舜用得，管氏做稷臯陶也。颜渊问为邦，夫子说出六事，哪一件是管氏做得。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时不是有足之铛，藏时不是可卷的席。人到藏时，虽是瑚琏球璜与釜甑一般，于密原头，岂有一丝毫气色。设使管仲终身商旅，岂有素

译关于李陵这件事？司马迁怀有如此壮烈的初心，李陵却忽然落魄，令人感叹。这其中的情由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说：「赓穆为何要问这个人？看事情必须看得极大，看人心必须看得极细。汉朝留着一个李陵，能成就什么大事？失去一个李陵，又能防范什么大事？千古以来的圣贤，难道会因为一个人而判定生死吗？司马迁当时如果救得了李陵，李陵不过是个边疆的将领，反而会动摇将士们的军心；李陵即使报效国家，也不过是斩杀几个敌方的王侯，反而会开启疆场战争的祸端。可惜司马迁学问不够深厚，被气节所打动罢了。」赓穆说：「也只是为他叹息罢了。这一节关系到李陵的身名，还比不上司马迁无缘无故因为这件事，写出一部《史记》，所关系到的事情重大得多。」我说：「赓穆怎么还是存有豪杰文人的心态呢。文人看事情极不透彻，豪杰做事极利害。即使汉朝没有一部《史记》，也少得了什么大事。只是司马迁到了那个境地，只能做到这样，所谓百丈高的文楠烧成了灰，也没用了。看他《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极为明白，使人觉得颜回、闵子骞不做官，地位极高。」

译林非着问：“夫子不贬斥老子，后人却苦苦攻击佛教和道教，原本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支流泛滥罢了。完全倒过来，如果用末流来指责源头，那么李斯学习荀子，王安石学习《周礼》，难道可以株连到孔子吗？我说：非着跟随我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要追问他的渊源？如果这样，后人学习孔子有弊病的，只管呼喊门徒来攻击自身。如果不这样，且依照孟子的说法，长长久久地亲近，不要问别人的佛道老庄。”

张元屛问：晦庵（朱熹）诋毁苏轼而赞许王安石，人们说晦庵对王安石有爱而不知其恶，对苏轼有憎而不知其善，还是喜欢苏轼而知其恶，厌恶王安石而知其美呢？我说：晦庵作为后辈对前辈有什么爱憎，不过是非之心有不盲从众人的地方。苏轼对人情事理透彻，如果学问精纯，怎么能远远超过程颢、程颐？当时街巷里的老人都认识苏学士，晦庵说他有纵横家的习气，何曾冤枉他？王安石对人情事理不能透彻，学问不能精纯，他的文章意识自然横绝一代，后来举世诋毁他为邪奸，晦庵说他是学问品行中人，何曾阿谀他？元屛又问：王安石作诗骂韩愈，晦庵也认为这是他的错，却又收录为名臣，将他与韩愈、范仲淹并列。我说：这是因为他本朝前辈的文章功业显赫于一代，怎么能贬低他？元屛说：君子的是非自有公论，难道会被前辈压倒吗？况且如陆九渊与晦庵意见不同，便产生许多议论。抚州有王安石祠，陆九渊又作记颂扬他，反而与晦庵意见相同。不知道王安石当时何等才学压倒时贤？我说：王安石的文才自然是精坚，苏东坡最不服人。路过浔阳见到王安石壁上的诗，为他瞻仰吟咏两夜才离去。如今的人只是横生诋毁罢了，君子只要虚心采纳善言、汇集正义，切勿凭借己见贬驳前贤。

这天，问难已经结束，我因为空疏粗略地应对，还有遗留的意义。谢尔剡将去三山，偶然谈到“补〇神”的意义。我说：“这个题目千万不要直接指着〇神看。”尔剡说：“也知道是在显与隐之间，见闻之外领会意神。然而《中庸》已经说出〇神为德，怎么能冷落他？”我说：“〇神即是《中庸》，寻常耳目能听能看。寻常不听不看，说有看有听，怎么不是至德？如果说〇神灵通，怎么能与人并列看待？”尔剡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易经》说：‘天尚且不违背，何况于人呢？何况于〇神呢？’〇神自然是在人之后来的。”

张子京最后问：“《诗》《书》之余，六艺必须通晓，自古人培养人才，一定有这样的方法。现在士子受限于科举法令，举业既未能精通，哪里有空暇顾及操缦、杂服、射御、书数这些科目？偶尔有意志到达，回顾本来，废然返回了。将遵循什么道路，使制作度数也能尽心，帖括文辞也能应世？在文艺中便看到经济之用。”我说：“在文艺中要看经济，难道是帖括所能收束的？读书人只管读书，想着应世，就是欺世。岁月很长，工夫无尽，何曾见人逼切下工，就能济事？”司马光说：“万事只要缓图，只须无助无忘，得其先后罢了。”子京说：“什么是先后的顺序？”我说：“先心后目，先目后手，先经后史، 先史后籍，先做圣贤，后做孝廉秀才，先做孝廉秀才，后做官人。”

榕坛问业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榕坛问业卷六

明 黄道周 撰

士人分别百日，苦于不刮目相看，是因为致思功夫少，随眼时多。人的福分事业，九分都在眼上。此物下不清灵，就没有清灵去处。人能时时致思，便觉得眸子静深，不逐物走闪。遇到有自得处，廓然千古。上下千古圣贤留下这些文字，只恐人心眼放不清灵，天地也恐人心眼放不清灵，所以留下这些文字。不然羲皇一画，鼻上两眉，大体也不须作。秋爽渐深，繁阴欲落，试问诸贤，临卦称八月，此义何在？

洪尊光说：“临为丑月，观为酉月，临观相反临方壮而观始衰，反临为观二阳之用错而居外，所以有凶。”我说：“此解极分明。圣贤看书，只是一正一反内为君子，外为小人。顺道为吉，从逆为凶。临以君子居内事穷势极，遂有八月之凶。范仲淹出任鄜延路，见吕郑州。郑州说：‘在中朝尚不能料理阃外，在阃外怎么能成就帷幄之业？’等到西事出现，韩琦、范仲淹相顾追思郑州的话，临卦的八月，范公当之。”尊光说：“那么观卦为什么不作此解？”我说：“观以君子在外，势极而反，不推荐有孚，也是声实所致。”李深源羁旅江右，至十余载，最终元载也去相业，颙然观之，不推荐李公当之。尊光说：“那么易的吉凶，只看阳有消长阳自复至夬，只是阳内而渐长阴自姤至剥，只是阳外而渐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