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坛问业卷八

译空，是因为屡次不增益所以空，还是因为屡次不推测所以空呢？孔子生平未曾谈论天命，只有这一章谈论天命。天命之中不包含任何具体事物，本来自足，起初就没有空与增益的说法。没有空与增益，所以没有得与失；没有得与失，所以没有推测也没有遗忘，只是清静虚淡，这就与天命比较亲近。如果占卜推测、谋划经营，那就与货利比较亲近罢了。世人谈论天命，都侧重于得失这一边，所以有增益、有推测，有气数与人事的差别。哲人谈论天命，侧重于清静虚淡这一边，所以没有增益、没有推测，没有得失与是否恰当的忧虑。太阳去月亮来，寒冷去暑热来，光明产生，岁月成就，这就是看见天的天命。说空不对，说增益不对，说推测不对，说中不对，说不推测不中也不对。说屡次不推测而中，自然推测而中也不对。如果能够完全达到空，这种游于虚无的境界，也与道相合。大抵承受天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难以穷尽，有知难以到达，物理尚未穷尽，本性认知难以达到，确定的思虑，离推测有一丈远，离空有一尺远。空是万物穷尽而无物，是天命以前的上位之事。推测是因意念产生认知，是人生以后的下位之事。屡空是天与人隔照之间的状态，屡中是物理隔照之间的状态。比如一件事摆在面前，有对有错，有得有失。屡空的人只说“我生以来与万物平等，起初没有对错，起初没有得失”。屡中的人便说“某处是对错，某处是得失”。至人看来，在安定的思虑之中，万物全部显现，空也不空，中也不中，对错得失如同天命一般，一丝一毫都清晰可见难以逃脱。如此便说“屡”字不对，说“无不中”不对，说“无不空”也不对。所以说“空空”，又说“竭”字。“竭”字是孔子用得极谦卑极朴实的字。如同泉水枯竭自中而出的竭，圣人在空之下说竭，犹如在无能之下说“何有何有”，在下位说“未能”，也只是对照着说没有了，并非深奥的义理。如此“屡中屡空”便成了深奥的义理了。秉德又说：“先正曾经说，道如同倒扣的盆，本来空无所有。射箭的人如果说无所有，未曾不中，然而却多了一箭。”我说这话近似，却不是这样。难道是颜回射覆，从一到十常说空？子贡射覆从二到一，常无不中吗？道包含万有，还未曾有空者得到它。本源一路十中八九，推测者得到它发生一路十中二三。子贡在万有路上见得七八，只是格物，物还未穷尽。颜回在本源无路上见得八九，已经是物格，与知至相邻了。他们常说，世俗儒者只晓得格物，不晓得物格，正是这样。秉德又说，颜回博文约礼，屡空，难道是堕落贬斥吗？子贡已悟性天道，屡中，难道依靠占卜推测吗？孔子一个题目用空，一个题目用亿，能相差到这种地步吗？如果把亿当作格物，空当作物格，那么格物与物格中间，也相距千里吗？我说，箭射出时万里同观，箭到达时只有一箭之地。巧箭不射高棋，莫着，射是巧力所生。推测是明聪间隙显现，难道静观动照不是一样的神灵吗？只是静观无碍，动照容易穷尽罢了。秉德说，如此那么颜回如果推测，也有不中；子贡如果不推测，也有不空吗？我说，自然是这样，才称为顺命。如果在亲人面前，违背一念的，不成孝子，还推测什么？

译吕而德说：“颜回常常处于空乏之境，似乎是一丝牵挂都没有。但他问如何治理国家，担子如此沉重，圣贤决不是淡泊无事的。只是箪食瓢饮、饥寒交迫，换个地方都一样。大禹、后稷和颜回，内心全是空明无物，处处通达无碍。如果依靠技巧手段，终究会忙乱不堪。所以孔子在回答问仁时，指出‘克己复礼’，这正是‘屡空’的要领。朱子说：把‘屡空’作为‘克己复礼’的要领，也是可以的。‘克己复礼’归于仁，是返归简约的路径；‘屡空’接近道，是顺应天命的路径。《易经》说：穷尽事理、尽性以至于命，理穷尽了然后性才尽，性尽然后命至。命至是造化的本源，不着一物以生万物。返归简约是穷理之后，不遗漏一物以至于无物。圣贤读书，如同看卦，一正一反，推究始末，自死而生，自生而死。子贡只说正卦，自下而上，爻位的吉凶都分辨得清，也不是技巧作用，只是没有看透全部的《易经》。”吕而德问：“大禹、后稷是怎样的？”朱子说：“大禹、后稷六爻皆动，颜回六爻皆静。子贡是怎样的？”子贡只是看卦。

周房仲也问“仁”这个字，关系到礼乐。颜回问仁，孔子对他讲礼；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对他讲乐。如此包罗万象、滴水不漏，就他自身而言，说博说约，说出“竭”字，未曾变成空谈。如今孔子直接认为这是“屡空”，“空”与“竭”究竟有什么区别？如果仁者点点滴滴，都有渊源，怎么能像泉水枯竭那样说呢？如果说天命本源包藏万有，怎么会有空尽的事情？前几天也说日月星辰，何曾空到如此地步？孔颜被说成枯肠短气，这里也阐发不了性道，当作什么体悟？朱子说：外道说的“空”字极大，如空洞之空，所谓能透过墙壁看到另一方的人，没有墙壁山岳都看成空洞，这边通透那边，像琉璃瓶一样。譬如人在家乡看长安胡同，明明朗朗在宫墙之外看人家房舍，一一分明，都是亲身到那里识光所射，也是心力所及，像亲到一般，所以预先处理五脏直破症结，不需要剖割立刻见效的神方，这就是所谓的仁。其实圣人没有这种奥妙，只是才力智识都常用过，不留丝毫，像富家翁发财施舍、造桥修梁，救饥拯溺，对待下属礼贤敬神奉公，将巨额金钱多年用尽，只留下自身衣食粗足，福也不生，祸也不至，但有儿郎不叫富子，只说是某家遗孩，人人都要看这个，这便是“屡空”与“货殖”对照的模样。孔子不曾发财，原来无物，众宝咸归，叩其囊袋依旧萧然，所以直说无知，直说“竭”字。颜回已曾发财，私下所藏一朝费尽，无高无坚，无前无后，搬舍几回，想罢不能，所以既说才竭，又说如有。子贡未曾发财，只是治家誓发大愿，想等满车满篓博施某方广济某众，只存誓言未曾施舍，所以孔子名空空自呼云竭，颜回称既竭仅得屡空，子贡多财从无立愿，子路车裘无复舍处，圣门学问不过如此。”外道不懂拾取影响，便以施舍立论，称仁称礼都是依傍孔颜误尝他药。周房仲说，这样那么空竭大小原是造命浅深，怎么又说不是？朱子说：天命群生却没有如此劳费，仁义礼智随家俱有，不自己为宝，贼也不恼，如自称财与贼偕来，凡是有非礼等事，都是发财所致。如无非礼等事，已是万宝咸归，孔颜赤身，其富敌国。子贡拮据经营，误坠金火，被司马迁加诬，荡家破产。论他发心，何尝不知，所以舍财顺命，顺天撒财，已名仁方，不称大药。虽然称大药，不落空藏。

唐君瓒问：“仰钻瞻忽，这财用在何处？堕体黜聪，这财散在何处？”朱子说：“不用，何得散处？”唐君瓒说：“他归并谁家？”朱子说：“东家不要，西家不要，只为子贡拖累许多。”

林非着写《云圣贤不作戏论》。今天为何作此说？朱子说：孔子发此论时，何曾管你徒弟，使颜渊喟然兴叹罢了。林非着说：晋思大智，也喜欢问察，深山不废见闻。孔子如果用一贯之道接引学识，容易说去，用空竭接引学识，如何说得去？朱子说：千贯万贯，才以空竭接引他。他如无一贯，奈何以空竭接引他？林非着说：这岂是前日学问要损德性要益之说？朱子说：这也不同，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这是我们的茶饭，茶饭恰好，岂常损益？纵然有损益，如何并尽？这是万宝船中，琼林库里，发此大义。林非着说：如贫子便接引不上吗？朱子说：贫子已生成近道，且如颜回以下都是贫子。林非着说：才说他仰钻，自是财多，今又作财少了？朱子说：他看孔子便是财少了，财少用大去竭，愈加窘迫；财少用少去竭，愈加迟缓。有财遮蔽，不见自身，不见天命，所以凭空想

译亿，越去除越偏差。非着说：这又是每日减损的说法。王龙谿说：古人的学问，只求每日减损。圣人本来空无，贤人屡次空无。颜回懂得了减损负担的方法，所以他的过错很少。我说：大错特错，颜回若是这样减损负担，孔子难道是抛弃负担吗？非着说：龙谿又说，进入圣境的途径，必须有核心要领，不是依靠听闻见识来修补一些东西罢了。我说：这也不同，多闻多见，是我运用财富的时候；少悔少过，是我散尽财富的时候；不见不闻，是我财富枯竭的时候；无悔大吉，是我将财富合并归于天命的时候。财富少则困窘自身，财富多则困窘性命，财富空无则性命恢复，财富枯竭则智慧完备。这只关乎修养工夫，不关乎本体上的事。

译谢有怀于是问子舆说：“谈论天命大多偏向气数这一边，但天命中也包含本性。”这是从理的角度来谈论天命。子思谈论天命大多偏向理这一边，引用《诗经》中关于天命的诗句，认为那似乎只是指气数罢了。不知道这一章所说的“不受命”究竟是指什么？如果是上天降下的命运，怎么能不接受？如果是五行赋予的本性，又岂是人力所能争辩的？如果是贫富智愚都归于这同一命运，那么贫穷的人可以变富，愚笨的人可以变智，人事与天道合二为一，那么子贡所领悟的就已经比颜回更深了。孔子这番议论又有什么高下之分呢？

我说：“正要讲明这件事，天命中的理与气，就像人的形与神，从一开始就同时承受，没有分层。顺则全都顺，逆则全都逆。善于持家的人，即使饿死，也要俯仰拾取；善于读书的人，即使愚钝，也要旁征博引。有了这一条途径，才能见到工夫，这是道教的根本。”如果谈论天命的本源，那么只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不学不问，清明在自身，志气如同神明。如果看待名利也淡泊，才情也淡泊，自然理气两路都清澈。如果看待名利也不淡泊，才情也不淡泊，自然理气两路都浑浊。子贡已经是圣贤，但拿他和孔子、颜回相比，就觉得不同。《诗经》说：“抱着被子和床帐，实在命运不同。”人都是这同样的命运，只是因为遵循它的方式不同，所以有了差别。《诗经》说：“天命没有定数，我不敢效仿我的朋友自我安逸。”孔子在这里也没有太多的高下评判。

有怀说：“这样的话，在理的层面上就没有什么分歧了。”我说：“用财与不用财，横逆的命运与不横逆的命运，这都是根据人的体悟来讨论的。他最初的体悟有什么不同？生命开始时，宝物和聪明都无处附着。涉足世事之后，穷人羡慕宝物，富人羡慕聪明，难道还能区分哪个是理哪个是气，哪个是内哪个是外吗？”

有怀说：“这样的话，经营财富就必须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难道一定要像庄子所说‘堵塞天赋的漏洞’吗？”我说：“积累学问和增殖财富同样是聚敛，穷究事理和考察事物同样是启发。身体积聚而使之空虚，那么微小的云彩也不会被污染；空虚而使之积聚，那么射覆的游戏也是徒劳。”孔子明确借这些话，开启人们顽固的癖好，学者不要分成两路，自取纠缠。

蒋仲旭说：“孔子与曾参、子贡都谈论‘一贯’，却不把曾参、子贡并列提起，只拿颜回作为对照，难道是因为曾参的聪明压不住子贡，颜回的愚鲁应当超过曾参吗？天下的见闻决难消除，人心的聪明一定不可缺少。从德性上体悟防范，那么‘屡空’与‘屡中’都透显灵心；从问学上体悟防范，那么‘多能’与‘一贯’都验证实业。陆九渊既然尊崇德性，就希望达到颜回的‘空’；朱熹既然主张问学，就推崇子贡的‘中’。子贡既然听闻了性道，却始终不放弃‘多能’，难道有子贡终年经营财富而不明白‘多能鄙事’的说法吗？”

我说：“如果兄长确实有所见，不随人空谈。子贡从门而入，看见夫子百官宗庙纵横美富，自己却像贫家一样匮乏，不觉礼拜终身投地。颜回从门而出，看见一身赤体萧然不系一物，确实是富翁的亲生子，不向人家争气争财。曾参稍微宽恕自身，也曾出入孔门颜门，也曾模仿子贡的家庭，见得可休便休，得足且足，怎么能教化度化子贡招归颜回呢？陆九渊专主德性，不入宫墙，只是贫儒自我珍视其身；朱熹兼道问学，若见孔子宫墙，犹如在台阶下办事，世人嗤嗤剥食。子贡如果与子贡共事圣门，才知道‘屡空’大难度日，‘屡中’不是寻常耳。”

仲旭又问：“颜回‘屡空’，还说有怒有过，不知道怒过在哪里？”孔子说：“无恒之人，为有为盈，为防。”曾参说：“颜回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难道颜回自我勘验？如果多若有，若实便是可怒，便自以为过吗？

我说：“常无常虚，常约，是圣心的恒体。若无若虚若寡，是圣学的复机。”恒说“立不易”，方才复说“不远而复”。耽着虚无，见有约寡，这也当怒当过，何独见有见多见实才为过呢？想来过怒，也是人生所应有的，雷霆薄蚀，上载难除，只是回复不可频繁，悔恨不可只知而已。

仲旭说：“前日曾说，在过怒上用工者，到底是个过怒；学识上用工者，到底是个学识。如何从此见得本体？”

我说：“不迁不贰上，便见本体；寡尤寡过上，便见工夫。若要认定虚无约寡，与认定实在盈多，更无差别。”

洪尊光于是问：“孔子说子贡不受命，子贡反而说孔子天纵，想必是子贡终年钦佩孔子的美富，是天无所吝，他自己鄙陋，是天有所啬。如颜回萧条，赐既不安，如孔子美富，赐又有限，所以竭力蓄聚，不能拼舍，要与造物相争，致使外人怀疑于孔子。若非子贡自家与颜回对照，谁知颜回与子贡自己已经不同呢？”三代以下，这种见识极少。竹林诸贤脱略世故，二阮几乎达到‘屡空’，安丰几乎达到‘货殖’，世人皆以放纵看待他们，不知诸贤于

译在才能与命运的关系上，我也略有所见。我不才曾说：“各位贤人在孔夫子那个时代，尚且做不成琴张、曾晳那样的人，更何况能望及颜回、子贡呢？颜回、子贡的精明之处，都在于天性、大道与天人之际，其他弟子只是摆脱了世俗事务罢了。”在孔门中，只有孔夫子谈论酒，其他贤人都不敢谈论。如果在危乱之际，用酒来隐藏自己，《康诰》中说的酗酒怠慢，难道不足以招致杀身之祸吗？嵇康的才情风韵最高，却借着醉意替人起草文书，这就好比贞洁的妇女醉酒而行淫乱之事，虽然能让小人称赞他谨慎，又怎比得上让俗人称赞他狂放呢？凡人的品格，除了孔门四科之外，都是不可学习的。子路、冉求、宰我尚且需要有所节制，更何况其他人呢？尊光说：“像山涛那样具有经世济民之才，向秀那样思虑精湛，怎么可以缺少他们呢？”我说：“用颜回、子贡来对照他们，只有屡次失误、屡次败亡，这既与德性无关，也与学问无关。”尊光说：“何晏、王弼怎么样？”我说：“这些人还勉强可以算在虚无简约之间。”尊光说：“虚无简约，为什么也会扰乱天下？”我说：“晋人常说，秦朝崇尚法律，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也是虚无所致吗？”尊光说：“那帮人的虚无，在孔门中常常被反复提及，防备得当的话，或许也相近吧？”我说：“正因为世人看他们相近，才全靠颜回、子贡竭力支持。”

译王千里问：“《易》中的恒卦，只有卦辞说亨通、利贞、无咎，六爻中没有一爻是得吉的，只有九二爻说无悔，为什么能把它列入九德之中，并与复卦相提并论？”我说：“恒，是德行的稳固。泽山（咸卦）极为静止，而圣人用‘感’来命名它，感应便常常变动；雷风（恒卦）极为运动，而圣人用‘久’来命名它，久长便常常静止。以静止来确立运动的主体，以运动来实现静止的作用。少男在内，少女在外，他们的情感容易感应，因为感应，所以用虚静来持守；长女在内，长男在外，他们的道理可以长久，因为长久，所以用恒常来持守。用虚静来平抑作用，用恒常来端正主体，使迅速的事物能够长久，使长久的事情不轻易改变。其关键只在于不被情欲所牵累罢了。咸卦因为年少而处于静止，没有情欲的感应，不伤害和谐，所以守正都吉利；恒卦因为年长而处于运动，情欲不能宣发，不是违背就是孤立，所以守正有两爻凶险，一爻吝惜。圣人的道理，归结于和平罢了。”王千里说：“贞是有恒的根本德行，吝是无恒的羞愧之心。不恒既然已经应当羞愧，有贞为什么还会得到吝惜？况且如初爻、五爻两爻的贞，都得到凶险，六三这一爻又得到吝惜，那么无恒的羞愧，它的意义是什么？”我说：“古人用贞和悔来分别内外，贞虽然是恒的根本德行，然而夫妇长久，阴阳有常，得到恒就足够了。再加上贞，运动就变成了变象，这就是造成内部凶险的原因。”王千里说：“这样的话，与我的心性德体有什么关系？”我说：“安顿心性居家过日子，难道有两种样子吗？譬如把无当作有，把虚当作盈，把简约当作防备，所以无恒产生羞愧。只如长久本来是无，本来虚，本来简约，对于我的身心德业，难道有长进吗？这就是贞吝。”世俗的儒者沉溺于旁门左道，专门固守初体，像官员内眷一味追求空寂，自认为贞正，就有追求深奥顺从妇道的嫌疑。仔细玩味这些话，特别通达至高的德行。

魏秉德因为王千里问《易》，又问先后天八卦的方位，截然不同。先儒说四正方位有交感，所以乾坤交其中爻，作为水火父母，谢权退居西北、西南的位置。三女跟随坤，三男跟随乾，作为人道的根本。这种说法对吗？我说这也是一个方面，与伏羲、文王的防备有什么关系？伏羲以气来说，其道从天文；以象来说，其道从地。从天文的根本在于日月，从地的根本在于山川。山川自西向东，日月自东向西。日月以简易效法运动，所以天地处于南北；山川以险阻分别功能，所以乾坤引导于两隅。二气有递相兼有的位置，经纬各自在它的方位。五行以左旋一周，金木各自包含两象。这些道理都完备记载在图中。我们这些人如果还没有研究心性，暂且放置不问。王阳明说算得吻合时，又有什么益处？这虽然不对，然而圣贤这种学问极难听闻。得到它的皮毛，对形象面貌没有益处；得到它的形象面貌，对神妙义理没有益处。只是让浅学小慧的人玩弄青火罢了。秉德说，这样的话，《皇极经世书》一书，为什么详细完备地阐述这个义理？我说，我见解如此，与世人通行的说法不同，闭门讲论不是这样，怎么酬答伏羲、文王？杨峻人因此问，古今诸贤谈论《易》的很多，而孟子七篇不曾引用《易》，难道是不肯谈论？还是有别的见解？其他书可以作为证据吗？我说孟子起初没有其他书。峻人说，刘向、郑玄、严君平、周敦颐、二程、司马光、邵雍、朱熹都屡屡谈论《易》。如果说天道难闻，那么七位圣人说的已经很多；如果说末世人不领悟，那么诸贤追求的已经至极。孟子为什么不谈？难道是知道后世有扬雄这样的人将对大《易》产生怀疑，于是放置不论吗？还是“时”字一个字已经概括了各种奥妙，“利”这个词，又妨碍了初意，暂且藏在其中，引而不发吗？我说，多亏兄长这个问题，引而不发，是孟夫子的本意。中道而立，是孟夫子的准则。说一个“时”字，一个“中”字，就了结了一部《易》，不需要再说了。峻人说，还有说的地方吗？我说，穷尽事理，竭尽本性以至于天命，这是圣贤的奥妙造诣，一生愤懑乐于此，总括起来就是时止时行，不过是其中的影子罢了。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又说事天立命，又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都与它合拍，更没有再言语说的去处。峻人说，《易》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么圣人的意思，终究不可见吗？向来揣摩还是言语上的事，孟子的意思尚且不可见，怎么理防？我说：前几天也曾与谢有怀讲过，只是没有明白。如果要明白，又是后来唇舌的根本。峻人说：是我亲自问不明白，那就是我的罪过。我说：古今来只有一件大事，才要读书。《论语》末篇感慨于雌雉，《春秋》末篇感慨于获麟。孟夫子七篇到末尾说出易理、易象、易运、易候，都是古今诸儒所没有说的。详细说去，使人烦心；潦草说出，又使人怪叹。凡《易》六十四卦，合乾坤、坎离、颐、大過、中孚、小过往复不变，为七十二卦。爻象相乘，得到三万一千一百零四。以岁朔乘之，通卦大周五百零四年，加上气盈七年，得到五百一十一年。而《易》象初周盈虚合计，得到五百一十八年。余数的积累，五大周而余两年，为圣贤闻见

译至于防备。古代历史模糊不清，用《竹书纪年》来考证：帝舜元年己未，即位于冀州，距离上元甲子一千五百五十五年，是伏羲、神农时代的开端，年代久远无法考证。只有帝舜五十年，加上禹、皋陶直到商汤，夏朝历法四百七十年，总共得到五百一十八岁，这是商汤在陑地战胜昆吾的年份。商汤元年癸亥，即位二十九年，殷朝历法四百九十六年，加上伊尹、莱朱直到周文王，再用周武王七年补充，总共得到五百四年。周武王元年己卯到周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四十八年后进入春秋时期，又过了一百七十二年，到沙随之战那年，孔子出生，总共五百一十一年。从周灵王庚戌年以后，帝王的正统都在孔子身上，直到获麟事件之后，正统中断。孟子的出生，距离孔子的出生总共一百四十岁，三周之后，怀疑设置了一个闰月，而圣贤的见闻不再能够遵循。从获麟到光武帝中兴，又过了五百零四年。到宋仁宗天圣、明道年间，五周再设闰月，各位贤人又出现，虽然圣人的正统没有延续，但听闻遥远、见识广博，无愧于孔门。从光武帝到现在一千六百一十年，距离圣人更加遥远，帝王正统高悬，总共三千六百多年。天道普遍光明，素修引分，学习《易经》的人与孟子一同感叹。峻人说：这样想，也大概不能详细听闻。然而我们的见闻本于觉知，觉知的先后，与世数无关。如果以世数论，那么正德、嘉靖年间，文清、敬斋、文成、近溪等贤人讲论，难道减少于关洛学派？现在以听闻、见识要求人，谁肯恭敬承受？我说也是，际盛生于当时，令人欣喜有凤鸣图出的意思，迂腐的谈论越想，不觉茫然。

译峻人又问：历代年谱，班固、司马迁两家记载遂有大差异。共和以前既然没有谱牒，不知子由的古史以及邵氏的《经世》以什么为依据，却错误地增补殷历，径直追溯到唐尧年代，始于甲辰年，接于己未年呢？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尚且存疑，今天为何要依据它作为标准？难道不是因为崇尚远古而轻视近世吗？我说：共和以前既然没有谱牒，幸好有《竹书》，不得不遵从。邵雍（尧夫）固然聪明博通，但广博综合并非他所习练的，难道能不参考司马迁、班固，只依据《世本》，凭空推演百世之上的历史，像邵氏《经世》那样吗？从帝舜九年甲子，到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已经一千八百岁了，何来五百年的周期之说？考察历数难道不遥远吗？古今遗留的书籍，只有汲冢和孔壁出的书最值得观看。我平生不敢凭空臆测来依附旁人的学问。

又说：凡人读书，在没有根据的地方，最要有根据。

洪兆云问说：“前日承蒙教诲，‘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是每件事、每个时刻念头都有，只是恰好显现罢了。果然没有等级次第，看得极是。”我说：“如果说没有等级次第，这却又是有也无呢？有志、有据，哪能没有依、游？人生只有这一股精神，先要拿得坚定，在坚定中扩充得宽松，便是得力受用。只是点点滴滴，在圣贤的道理中辨别其生熟罢了。”一天之中，心眼拿定，不走错路，不放松功夫，不追逐枝叶，又不枯寂；做事使精神处处贯注，随其所见，处处留心，便是绝大的成就。然而不如按次第安排去做，到了依仁的地步，旁通六艺，无所不可，这样又更为快乐。

林非着因此问：“游艺是怎样的？既然不是必须的，为何不除去？”我说：“世上再没有僵板的圣贤，站在悬崖边垂足，转眼便跌倒。端正拱手之余，也有歌咏。凡是日常用的文章，正是道德的通途，据德依仁的快事，只是不宜颠倒来做罢了。‘八字’中一个字错挂不得。‘志仁’‘志德’尚且可以通融，‘一志落艺’便是奴才。学者常常把‘八字’时时当作关口，看它的着落，最有实用，最有生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这样着眼。”非着又问：“《达巷章》说‘博学而无名’，‘说何执’说射御，不知指归何在？拈出‘射御’有什么妙义？”我说：“‘无成名’别人看得忙急，夫子却看得等闲；‘博学而无名’别人看得宽泛，大夫子却看得细微。‘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不知其仁焉用佞？’夫子此处说极分明，不要支离解说。

李质嘉问禘祫之说，诸儒互有异同。马融、王肃都说禘大祫小，郑玄则相反。贾逵、刘歆则说一祭二名。吴氏征以肆祼为禘，馈食为祫，丘文庄说禘是禘其自出之帝，为东向之尊；祫是合群庙之主于太庙。朱子说禘为大祭，王者有禘有祫，有祫无禘。祫则群主皆在，禘则群主不在。纷纷云何？我说此义备于《王制》，诸贤讲之甚详。不过当时有《周礼》、鲁礼沿袭不同，或有夏殷祭名混于时享，字义互异，何关巨典乎？《礼纬》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百王的通义。然而以郑注观之，不过是鲁的王礼罢了。鲁礼三年丧毕，皆祫祭于大庙。如文公二年大事太庙于祫已早；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于禤已速。一祫一禘相距八年，所以僖公、宣公皆八年秋有事于大庙。二年之祫，合有一禤在八年之内，如文公祫后，明年春祫于群庙是也。或并在一年，如闵公二年四祫，五月吉禘于庄公是也其皆五年者，如昭十五年禘于武公，昭二十五年将禘于襄公是也，考诸公有禘祫互举者，亦有祫一遗者矣。天子诸侯之丧毕皆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祭。杜元凯谓禤为三年一大祭，传有禤祭而无祫祭之文，则禤祫一也。唯时祭则祭始祖与祫主不及祫主与大祭为别耳。《王制》本文云：天子犆礿祫禤祫尝祫蒸，诸侯礿则不祫，祫则不尝，尝则不蒸，蒸则不祫。又云：诸侯礿犆祫一犆一祫。又云：尝祧蒸祫。言诸侯之祫不能兼礿，唯一犆一祫而已，注云：礿则不祫者，虞夏之制，南方诸侯春祫竟来朝，故阙夏祫。祫则不尝，西方诸侯行夏祭竟来朝故不尝。尝则不蒸，此北方诸侯秋祭竟来朝故不蒸。蒸则不祫，此东方诸侯冬祭竟来朝故不祫也。天子则每岁祫祭，唯春未告成就亲庙祫祭耳。古者天子郊皆三年，今特代举之，犹古者免丧而行祫之义。董仲舒以为人子事亲岂有间年始举之理？然自历代损益，间行以时，亦无三年五年之别，今官家每岁祫祭，皆称曰祫，立春出

译君主在太庙主持祭祀，虽然称为单独祭祀，其实不过是春祠夏禴的常规仪式。立夏、立秋时报告丰收的物产，于是将两位祖先合祭于大殿，这叫做时祫。季冬占卜吉日，隆重报告一年的功绩，于是将四位祖先合祭于大殿，这叫做大祫。祫祭都属于禘祭，盛大的飨宴配以天神，这又是郊祭与禘祭的区别。其中的义理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古今议论纷纷，只是关于圜丘祭天、方泽祭地，以及始祖、世父在祧室行禘祭的分配问题，这才值得怀疑罢了。然而自从帝王不再沿袭古礼，王者不再沿袭古乐，根本在于以精纯的祭祀来感通幽明，天子所议定的神灵都顺服，又有什么不可行的呢？沈若木当时刚入会，没有领会前面的说法。又问关于“克复归仁”的界限。我说：“我向来也没有见到这种说法，只见到人有了‘己’便不仁，有了‘己’便傲慢，傲慢便无礼，无礼便与天下隔绝；没有‘己’便细微，细微便尽礼，尽礼便与天下相通。”老子说：“说我伟大却很像不成器，如果像器便早已细微了。”克己，只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一竭尽，精神力量一一振作，要达到极细微的地方。虽然外界的无礼不能沾染，仍须像荡涤邪秽一样用功，所以洗心退藏，不陷入沉潜或高明的弊端。像刚强的人实在克制到了柔顺，像柔顺的人实在克制到了刚强，事事物物都从理路上梳理得清明。虽然视听言动没有一个是“我”，自家的气质如此，这就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识就达到了极致。所以天下再也没有隔绝，再也没有人说我无礼不成器，这就是天下归仁。若木说：“这样的归仁，还是在效验上看的吗？”我说：“没有施药，自己却健康强壮，克制得一身能日行千里，怎么能说是效验呢？”当时听的人还觉得惊愕，好像从未听说过。

译张朂之最后说道：“天下没有人不称颂孔子，唯独我们门徒只推崇孟子，而下面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认识圣人。根据孟子所认识的圣人，高的不过说他是‘集大成’、‘圣之时’；低的则说他是‘不为自己做得过分’的人。不知道当年孔子的门徒以及他的亲生子女，竟然说孔子贤于尧舜，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日月并列，与天地相比，谁见过这是对的？我说：孟子自己认为是对的。张朂之说：那些孔子的门徒和至亲，早晚领受教诲，怎么会有不对的呢？我说：如果这样，谁还能学习夫子呢？譬如学习天，没有什么可学的地方，只说天不为自己做得过分，天是圣之时，难道不亲切吗？一定要像颜回那样仰视高深、钻研坚固，瞻前顾后，这样谈论天，又没有什么可学的地方，只能谈博学、谈简约、谈文献、谈礼仪，如同看见日月星辰、四季寒暑，知道它们的次序，逐渐显现天心罢了。这样也还是平易，不为自己做得过分。张朂之说：如果这样，那么尧舜价值万镒，孔子价值九千镒的说法又怎么解释呢？我说：站在高处容易呼喊，他们心思粗疏，怎么能够明白呢？”

榕坛问业卷八

<子部,儒家类,榕坛问业>

钦定四库全书

榕坛问业卷九

明 黄道周 撰

乙亥年春天，浦中的几位朋友在墓下建造了一间讲室，很久都没有建成。五月我进入郡城，朋友们又继续旧业。初六日在坛次聚会，拜谒朱晦翁完毕，坐定。我说：“分别很久，苦于没有长进，今天你们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朋友们沉默不语。我说：“有一件事想与各位高贤商议：‘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是几层事，几层学问？‘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则隐’，这是何等样人？‘有道而贫贱，无道而富贵’，是耻辱，这是何等样心事？在这里能看透的人，才见读书有用，不然到了有求死不得的地方。”洪兆说：“琦说这应当是学。天下有通达与困顿，人身有出仕与隐居，两者如同风雨晦明起倒相逐。要知道我们自身有不随起倒的地方，如眼前昏乱，坐在暗室中，或作夜行人，提着灯到天亮，都是颠倒为他。一心追逐外物喧闹，使白天变成黑夜，如同发疯的人，毫无明白，徒然为清醒的人发恨罢了。”善于学习的人从这里见道，相信天有晦明，人有出处，时时都是学，不被一切利欲勋名所扰乱。《诗经》说：“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又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正是这样的意思。我说：“是看得极好。”林朋说：“说到学去，想只是道。”子张说：“信道不笃，人都晓得读书，只是一无所获。”也有终年讲学，不认识一个道字。识得道字，真是入水蹈火不淫不移，知几其神，应时则出任。即使经史尽灰，仍然诵读，自在眼上，不靠诗书，胸前不依靠事业，更有何人能够欺骗他。《诗经》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又说：“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正是这样的意思。我说：“是都看得极好，但我现在不知如何是学，如何是道罢了。”

卢孝登于是问：“好学、善道二者合一的功夫，还是学是平时求志，道是出世事业呢？”我说：“如果是出世事业，又学什么呢？”孝登说：“如果是志上的事，何必从危乱否泰上着眼？”我说：“天下是道场，学是科仪，引身躲闪不得，只有人信守不定，便随风落入魔道罢了。”孝登说：“信守如何靠得住？狄梁公侍奉女儿，主张德远扶持衰弱的国运，巢父许由遇到让位的朝务，伯夷遭遇鼎革，这难道是信守不到吗？又如李元礼、范孟博、樊英、陆藏用等人，难道是不学，也成就了一种道理罢了。”我说：“如果是学道人，在这里再开心眼。”卢说：“如果道字看透，才于危乱否泰看得明白，学是学这个，守是守这个，天下身心别无两道，穷通兴废合乎节律明通。”我说：“这里颜回、闵子骞低头，唐伟伦说：‘笃信好学，不是理明识深，怎么就可以出处无憾？如王荆公一类人，好学而入于贼；扬子云一类人，好学而入于愚，都自谓知道而终于离道甚远。且如霍光、金日磾都未曾好学，而受顾命行大事，如同他们平素习惯的那样，似乎在这里有先一步，法学道还是第二义的。’”我说：“谁接受这种说法？王荆公、扬子云总因为不学道罢了。金日磾要在笃守上得力，看他扑杀弄儿，分明合乎道。霍子孟不学，终于因权死；周亚夫木强似父，也不善终；绛侯沈识晚年也与陆贾诸公往来，长多少学问。如果要寻找先一步，应当从何处着眼？”伟伦又说：“夫子为龙德一人，说‘无可无不可’，又说‘天生德于予’，如此信守，难道是学问得来的？现在说‘笃信’两语，便概括出处大事，也依附帖括如何就可以施行？”我说：“你想仲尼自信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