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六　　　　　　宋　钱时　撰

译宣帝还在民间时，就听说霍氏日益尊贵显盛，内心一直不能安宁。亲自处理朝政以后，魏大夫任丞相，多次入宫进见，谈论政事。平恩侯和侍中金安上等人径直出入宫省，当时霍山掌领尚书事务。皇帝下令官吏和百姓可以上奏密封的奏章，不必经过尚书。群臣进见时，皇帝独自与他们往来。因此霍氏非常憎恨皇帝。皇帝也听说霍氏毒杀了许皇后，但还没有查明，于是把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兼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光禄勋，把霍光的次女婿、诸吏中郎将兼羽林监任胜调任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把霍光的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调任蜀郡太守，把霍光的群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不久，又把霍光的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调任少府。戊戌日，改任张安世为卫将军，统领两宫卫尉、城门和北军的兵力。任霍禹为大司马，只给他戴小冠，不给印绶，并罢免他的屯兵官属。特意让霍禹的官名与霍光同为大司马，却收回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绶，只任命他为光禄勋。又把霍光的中女婿赵平任为都尉、光禄大夫，统领屯兵，同时收回赵平的骑郡尉印绶。凡是领有胡越骑、羽林以及两宫卫队屯兵的职位，全部改用皇帝亲信许氏、史氏子弟来代替。班固在《汉书》中说霍光不学习、没有见识，对治国的大道理昏暗不明。以大将军的尊贵身份，亲自承担天下的重任，却让宗族亲戚分据重要职位、掌握兵权，环绕在朝廷之上；如果不是见识昏暗，怎么肯这样做呢？然而考察霍光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上官桀的变乱。他只知道把亲族遍置要职，培植党羽来巩固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名位器物并不是霍家一家的私有物。宣帝削弱霍氏的权力，彰明公道，选用天下忠诚贤能的人，谁会说不可以呢？为什么夺去霍氏的权力后，又改用亲信许氏、史氏的子弟呢？这样看来，这与霍光的见解有什么不同？看看霍禹曾说：“将军的坟墓还没有干，便把我们霍家全都排斥在外，反而任用许氏、史氏，夺走我们的印绶。”凶恶之人的谋划，正是因此产生的。这件事虽然是权势恩宠发展到极点后必然导致的结果，但宣帝的举措也不够正大，从而加速了祸乱，足以作为后世的警戒。十二月，皇帝下诏说：“近来官吏在使用法律时巧为文饰，法律条文日益苛深，这是我的德行不够造成的。判决案件不恰当，使有罪的人滋生邪念，无罪的人反遭杀戮，父子悲痛怨恨，我对此非常伤心。现在派廷史与郡共同审理案件。廷史职轻禄薄，应设置廷尉平，秩禄六百石，设置四人，务必使案件得到公平处理，以符合我的心意。”从此，每到秋季结束后请求复审判决时，皇帝常到宣室斋戒居住，亲自裁决案件，所判刑狱被称为公平。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如今圣明的君主亲自施行明察，即使不设置廷平，案件也将自然得到公正。如果要为后代开创长久的制度，不如删定律令；不纠正根本，却设置廷平来治理末节。等到政事衰败、听政懈怠时，廷平就会招致权力集中，并成为祸乱的开端。” 宣帝忧虑法律巧诈、条文苛深，于是另设廷平，斋戒居住并亲自裁决案件，他的用意是好的。然而既然用刑法来约束臣下，为什么还要终日把心思放在文法之吏身上呢？大概是因为宣帝的天性大体上刻薄，杂有霸道的习气，而且效法汉武帝的地方很多，所以才会这样。舜有爱惜生命的德行，周文王把百姓看作仿佛自己受了伤；上面树立榜样，下面立即跟从，教化像风吹过草地一样推行。天下即使有苛刻的官吏，又哪里会有任用他们的地方呢？又何必等到皇帝一次次斋戒居住、亲自裁决案件之后，天下才开始公平呢？于定国任廷尉时，百姓自然认为没有受到冤屈，当时的称颂可以与张释之相提并论；但他没能挽救赵氏，正因为韩延年、杨恽之类人的死，冤屈实在太大了。即使设置很多廷平，又有什么用呢？四年，勃海太守龚遂入朝任水衡都尉。在此以前，勃海及其附近各郡年年饥荒，盗贼同时兴起，秩禄二千石的郡守都不能擒获制服他们。皇帝选拔能够治理的人，丞相、御史推荐原昌邑郎中令龚遂，皇帝任命他为勃海太守。皇帝召见他，问道：“用什么办法治理勃海，使盗贼平息？”龚遂回答：“那里靠近海边，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圣明教化，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又不体恤他们，所以才使陛下的赤子在水泽之中拿着陛下的武器作乱罢了。现在您是想让我战胜他们吗？还是要安抚他们呢？”皇帝说：“选用贤良的人，本来就是想安定他们。”龚遂说：“我听说治理乱民，就像整理乱绳，不能操之过急，只有放宽缓办，之后才可以治理。我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用法律条文拘束我，让我可以一概酌情处理事务。”皇帝答应了，另外赐给他黄金，并派驿车送他到渤海郡界。郡中听说新太守到任，派兵前来迎接，龚遂全都遣返回去。他发文书命令属县，全部停止派官吏追捕盗贼。凡是拿着锄头、钩镰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盘问；拿着兵器的人才是盗贼。龚遂乘一辆车独自到达郡府，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立即解散，丢下兵器弓弩，拿起锄头、钩镰。于是全郡平定，百姓安居乐业。龚遂于是打开仓库，借粮给贫民；选用良吏，安慰、抚养百姓。龚遂看到齐地风俗奢侈，喜欢末业技巧，不从事农业，于是亲自带头实行俭约，劝勉百姓致力于农桑，按照每户人口数种树、畜养牲畜。百姓中有佩带刀剑的，就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并说：“为什么要佩带牛、佩戴小牛呢？”他慰劳百姓，巡视郡中，结果家家都有积蓄，诉讼也停止了。我由此更加验证了人心本来是善良的，人性本来是好的。即使一个人极其颠覆、狂悖，只要有一天受到感动，就没有不能改变的。居上位的人失去了做百姓父母的道理，百姓寒冷饥饿却不加体恤，反而激怒他们，使他们发生变乱，最终陷入邪恶叛逆的境地，再也没有自新的道路，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看看龚遂说百姓是“赤子拿着兵器”的话，便使人悲悯起来，产生怜恤之心。他一进入郡界，凡是前一天还无法擒获制服的人，无不放下兵器，回到田间。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本心受到了感动。然而，统治天下的人，难道不应该不要急忙把我们的赤子看作盗贼，思考用教化感动他们的正确方法，使他们生出羞耻，产生敬畏和仰慕，从而唤醒他们本来善良的本心吗？元康元年，魏相命令属吏到各郡国查办事务，官吏休假从家中返回官府时，也必须立即报告。四方如果有异常见闻，或者发生叛贼、风雨、灾变等事，而郡守不上报，魏相总是上奏说明。鲁君自称生长在深宫之中，从来不知道忧愁，也不知道恐惧，何况尊贵地做了天子呢？所以，不知道忧惧，是荒废安逸的开端；荒废安逸，是败亡的道路。孝宣帝起于民间，本来应该知道警戒。然而环境熟悉以后，时间久了就容易忘记。魏相身居相位，却总是把叛贼、风雨、灾变上奏报告，说明他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有人说，英明的君主和年少的君主，刚刚登上天子之位时，四方首先把祥瑞进献上来，而君主却不加拒绝；这就是打开谄谀之门，使臣下得以贼害君主。难道不应当警戒吗？

译三年，张安世认为父子两代都封侯，自己在位的权势过于显盛，于是辞去俸禄。皇帝下令在都内另设库藏，收藏张氏没有登记在名册上的钱财，数量以万计算。张安世谨慎周密，每当朝廷的大政已经议定，他总是称病离开。听到有诏令下达，便表现得很惊讶，派属吏到丞相府询问。朝廷大臣中，没有人知道诏令曾与他商议过。他曾经推荐过一个人，那人来向他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举荐贤能、选拔人才，怎么能接受私人感谢呢？于是断绝往来，再也不为他通报。有一名郎官功劳很高却没有得到调任，便向张安世自称其功。张安世回答：“你的功劳高明君主知道，臣下办事，何必自己说长道短呢？”始终没有答应替他请求。不久，那名郎官果然被选用。张安世看到父子都尊贵显赫，心中不能安宁，便为儿子张延寿请求外任补官。皇帝任命张延寿为北地太守。一年多后，皇帝怜惜张安世年老，又征召张延寿任左曹太仆。太阳到了正午就开始西斜，月亮盈满就会发生月食，这是古人用来告诫人不要盛满自满的道理。假使霍氏懂得这个道理，哪里会有灭族的灾祸呢？官职和赏赐，是君主的大权，不是臣下可以私自支配的。举荐贤能、选拔人才，不能夹杂私情；有功之人来道谢便升迁，也不能接受私人请托。大臣应有的体制，就应当如此。神爵元年，皇帝颇多效法汉武帝的旧事，谨慎举行斋戒祭祀的礼仪。根据方士的说法，又增设神祠。皇帝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以通过醮祭招致，于是派谏大夫、蜀郡人王褒持节去寻求它们。当初，皇帝听说王褒有杰出的才华，召见他，让他作《圣主得贤臣颂》。大意说：“世间必定先有圣明而有智慧的君主，然后才会有贤能英明的臣子。所以虎一啸叫就有凛冽的风，龙一兴起就会招来云。蟋蟀等待秋天而鸣叫，蜉蝣在阴气中出现。《易经》说：‘飞龙在天，利于见大人。’《诗经》说：‘想来众多贤士，正生于这个王国。’所以天下太平、君主圣明，俊杰贤能之士就会自然到来；上下都心怀愿望，欣然相遇而彼此喜悦。千年一遇的君臣相合，议论谋划没有疑虑。太平的责任得以完成，安闲自在的愿望得以实现，美善的征兆自然到来，寿命长久而没有尽头。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像王子乔、赤松子那样吐纳呼吸，超然脱离世俗、离开人世呢？”这时，皇帝很喜好神仙之事，所以王褒在答对中提到了这些。京兆尹张敞也上疏劝谏说：“希望圣明的君主有时忘掉车马游猎的爱好，斥退、远离方士的虚妄言语，把心思放在帝王的治国之术上，这样太平大概就可以兴起了。”皇帝因此全部罢免尚方等待诏命的人。汉武帝一生受方士之言迷惑，到晚年才开始后悔，这件事可以作为鉴戒。宣帝又有这种爱好，为什么呢？大体说来，他在即位初年，是非从来没有不明白的，好恶也从来没有不审慎的。以宣帝的英明爽利，看汉武帝过去的事情，分辨得清清楚楚，何止像黑白那样明显？然而到了这里，竟又踏上汉武帝的旧路而不醒悟，可见邪说多么容易使人迷惑，而一个人起初的清明又多么难以保持。即便如此，君主不可能没有过错，忧患不在于听不到过错，而在于有过错却不改。汉武帝受方士欺骗，却没有人忠诚地劝告他，难道是因为他任意轻易杀人，所以臣下最终不敢进谏吗？宣帝一旦有所沉溺，王褒、张敞便立即进谏，皇帝也立即改正，这正是他仍然十分幸运的地方。皇帝颇多修饰宫室、车马和服饰，比昭帝时期更加盛大。外戚许氏、史氏、王氏都尊贵受宠，谏大夫王吉上疏说：“陛下亲自具备圣明的资质，总理天下，只思考世间事务，想要兴起太平。每次诏书下达，百姓都欣喜得仿佛获得新生。臣私下思考，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恩惠，却还不能说是根本要务。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出现；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进言能够被听取，劝谏能够被采纳，然而还没有建立使万世长久安定的防范，把圣明君主推到三代隆盛的境界。他们所致力的，不过是考核簿书、断决案件、听理诉讼罢了，这不是太平的根基。臣听说圣王宣扬德行、流布教化，一定从身边开始。朝廷的制度不完备，就难以谈论治理；左右近臣不端正，就难以把教化推及远方。百姓弱小却不可欺压，愚朴却不可欺骗。圣明的君主独自在深宫中行事，做得好，天下都会称颂；做错了，天下都会议论。所以应当谨慎选择左右近臣，审慎选择任用的人。左右近臣是用来端正君主自身的，所任用的人是用来宣扬德行的，这才是根本。孔子说：‘使上位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这不是空话。君王尚未制定礼制时，应当取用先王礼制中适合今天的部分。臣希望陛下顺承上天之心，创立伟大事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共同整理旧礼，彰明王制，驱使一代百姓登上仁德长寿的境域；这样，风俗怎么会不如成康之世，寿命怎么会不如高宗呢？” 臣私下看到当今世俗中有些趋向和做法不合于道，谨慎地分条上奏，请陛下裁决取舍。”王吉认为，当时民间聘妻、嫁女没有节制，贫穷人家因此娶不起妻、嫁不起女，所以不敢生育子女。又因为汉家列侯可以娶公主，诸侯则由国人侍奉翁主，使男子侍奉女子，丈夫屈从于妻子，颠倒了阴阳的位置，所以多有女子扰乱政事。古代的衣服、车马，贵贱都有明确等级；如今上下僭越失序，人人都自行制作，因此贪图钱财、争逐利益，不畏惧死亡。周朝之所以能够达到治理，刑罚放置不用，是因为在邪恶尚未发生时就加以防禁，在恶行尚未萌发时就加以断绝。又说，舜、汤并没有沿用三公九卿那一套时代的旧规，而是任用皋陶、伊尹，使不仁之人远离。现在让庸俗官吏的子弟得以凭任子制度任官，大多骄横傲慢，不通晓古今，对百姓没有益处。应当公开选拔、访求贤才，废除任子之令。外戚和旧日故交，可以优厚地用钱财供养，不应让他们担任官职。废除角抵，减少乐府，裁省尚方，向天下明确表示节俭。古代工匠不制造雕琢奢华之物，商人不经营奢侈靡费的货物，并不是工匠、商人独自贤良，而是政治教化使他们这样。皇帝认为这些话迂腐空疏，并没有特别宠信重视他。王吉于是称病辞官归去。后世长期积累的习惯所造成的弊病，已经成为耳目所熟悉的常态；如果没有刚强明断、卓异通达的见识，卓然超出流俗之外，就很难一下子革除。孟子在战国时代谈论王道，各国君主都认为那对现实事务来说迂腐空疏；当时各国用兵争强，首先致力于权谋，他们认为孟子的主张迂阔，本来是理所当然的。王吉的话虽然不能与孟子相比，但看他所陈述的内容，往往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和风俗有关的地方尤其重大，而宣帝也竟然把他看作迂阔。沿袭常规和旧习，安于卑下浅陋，怎么能够革除弊病呢？即便如此，滕文公第一次见孟子时，孟子讲人性本善，说话一定称道尧、舜；这些话一旦进入滕文公心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三年之丧、井田制度等问题，后来接连不断地有所行动，终于不能停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心先受到了感动。王吉责备公卿只致力于考核期限、办理簿书、断决案件、听理诉讼，却不能建立万世长久的防范，把圣明君主推到三代隆盛的境界，这难道不是非常美好的吗？但他的学说只停留在整理旧礼、革除弊政这些事情上，没有看到所谓改变君主人心和心术的方法，所以即使有世间罕见的英明君主，最终也不能摆脱凡庸浅近，进入高明广大之境，恐怕确实是有原因的。

译二年，开始设置金城属国，用来安置投降的羌人。皇帝下诏举荐可以担任防羌校尉的人。当时赵充国生病，四府共同举荐辛武贤的弟弟辛汤。赵充国急忙起身，上奏说辛汤嗜酒，不可以掌管蛮夷之事，不如任用辛汤的哥哥来统率部众。当时辛汤已经接受了符节，皇帝下诏改用辛汤的哥哥临众。临众因病免职后，五府又共同举荐辛汤。辛汤多次醉酒，防守的羌人反叛，最终如同赵充国所说。辛武贤非常怨恨赵充国，上书告发中郎将卬泄露宫省中的话，卬被交给司法官吏审问后自杀。八议的条文，深深体现了先王忠厚宽仁的用意。汉代时，臣下平日有很大的功劳，却不能用来赎免一时的小过错，这是最为刻薄的做法。前后因小过错而死的人接连不断，实在令人叹息。依我看，赵充国老成持重、谋虑周密，筹划治理西羌，反复据理争辩，没有一句话不是出于忠诚；他究竟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地方呢？至于他上奏说辛汤嗜酒，不但没有对不起汉朝，又哪里对不起辛武贤呢？有弟弟却不能教导，赵充国只是以忠言相告，这正是有见识的人所应当恭敬行礼、引咎自责，并牢记为家庭训诫的事情。何况醉酒导致羌人反叛，果然与他所说完全相合，辛武贤反而敢因此怨恨吗？怨恨别人说了他的弟弟，于是杀死别人的儿子，辛武贤实在不值得称道；而宣帝竟忍心这样做，也太刻薄了！三年，东郡太守韩延寿任左冯翊。当初，韩延寿任颍川郡属官时，赵广汉在构陷、诛杀官吏百姓之后，当地风俗中怨恨仇杀很多。韩延寿改变做法，用礼让教导百姓，召集故老共同商议，制定婚嫁、丧葬、祭祀的礼仪品级，大体依照古礼，但不得超过法度。百姓都遵守采用他的教导。韩延寿做官崇尚礼义，爱好古代的教化，所到之处一定聘请当地贤士，以礼相待。他广泛谋划议论，采纳规劝争辩，表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而有德行的人，修治学校；春秋两季举行乡射礼，陈设钟、鼓、管、弦等乐器，隆重举行升降、揖让之礼；以及举行都试讲习武事时，设置斧钺、旌旗，练习射箭、驾车等技艺。他修治城郭，征收赋税，先明确公布日期，把按期办结作为大事。官吏百姓都敬畏他，纷纷趋向归附。又设置正、五长，互相率领，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准则，不得让奸人舍身进入冯翊任职。韩延寿巡视县境，到了高陵，百姓中有兄弟互相争讼田地，便自己来向韩延寿申诉。韩延寿非常悲伤地说：“幸而我充任郡中的表率，却不能宣明教化，以至于让百姓骨肉之间争讼；这既伤害风俗教化，又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蒙受耻辱。过错在我冯翊，我应当首先退职。”当天，他便以生病为由不处理政事，因而进入传舍卧床，关闭房门思考自己的过错。全县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县令、县丞、啬夫、三老也都自行拘系起来，等待治罪。于是，诉讼双方的宗族互相传告责备，这两个兄弟深深悔悟，都自行剃发、袒露上身谢罪，愿意把田地互相转让，至死也不敢再争。郡中一片和洽，没有不互相传告劝诫、勉励的，不敢再违犯。韩延寿的恩德和信义遍及二十四县，再没有人凭借词讼来申诉。推究他的至诚之心，官吏和百姓都不忍欺骗他。每当看见世俗之人说顽劣的百姓不可教化、古礼不可实行时，我没有一次不为此深切叹息。唉，竟然这样严重地诬蔑百姓！大宗伯用五礼来防止万民的虚伪，使他们归于中正，这正是古代圣人维持风俗的大法。所以说：“人如果没有礼，就接近禽兽了。”又说：“没有辞让之心，就不是人。”这种辞让之心，就是本心、本中、本正、没有偏倚的心；一旦真情和虚伪被凿开一道缝隙，欺诈变化就会层出不穷，开始分支离散，开始昏暗混乱，也就开始失去它的中正了。古代圣人于是依据人性本来固有的东西制定节文，并把它命名为“礼”。礼不是外在的东西。仲虺说：“用礼来制约内心。”所谓制约，就是不逾越；不逾越它的准则，就是礼。孔子说：“恢复礼就是仁。”所谓恢复，就是能够返回；能够返回到根本，就是礼。后世教化不明，风俗大为败坏，背弃恩德、损害仁义，破坏礼制、扰乱伦理，往往顺着人情的末流为它营造藏身之处，浩浩荡荡、混浊不清，只顺从欲望，安于卑下浅陋，沉沦于污秽之中，哪里还知道礼是什么呢！婚礼上谈论财物，彼此索求责难，夫妇之间采用夷虏的做法了；每天按照七日之数听从浮屠的教令，丧葬采用夷狄的教法了。承受雨露滋润却没有任何感动，斜眼看狐狸、苍蝇和蚊虫，却没有一点怜悯；只肥自己的嘴，只滋养自己的肚腹，终年到岁末，没有一个念头想到父母。回头看那些按照时令祭祀、思念父母的人，反而把他们看成怪物。祭祀兽类和鱼类，竟然还不如獾和獭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百姓的罪过。风俗虽然败坏了，但本心从未败坏。百姓虽然不是先王的百姓，但他们的心本来就是先王百姓的心。假使天下做郡守的人都像韩延寿，谁说古礼果真不可实行呢？骨肉之间发生诉讼，韩延寿关闭官署反省过错，兄弟便自行悔悟，终身再也不敢争执。谁说愚昧的百姓果真不可教化呢？宣帝如果不满足于杂用王道、霸道，而是选拔这样的人任用，让他倡导风俗，那么天下就都会成为颍州那样了。谁能说不可以呢？可是韩延寿却被刑罚杀死了。可惜啊！四年春，二月，因为凤凰、甘露降临并聚集在京师，赦免天下。颍川太守黄霸前后在郡中任职八年，政事越来越治理得好。当时，凤凰、神爵多次聚集在各郡国，颍川尤其多。冬十月，凤凰第十一次聚集在杜陵。宣帝时凤凰为什么这样多呢？依我这个愚见，像盖宽饶、韩延寿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当世的凤凰。前一年杀了盖宽饶，后一年杀了韩延寿，作为不祥之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可是只记载一种鸟，把它当作祥瑞，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孔子出生在周朝末年，发出凤凰不来的感叹，是在为世道叹息。鲁哀公到西边打猎获得麒麟，孔子便作歌说：“唐尧虞舜的时代啊，麒麟凤凰自由遨游；如今不是那个时代啊，你来这里还有什么追求？麒麟啊，麒麟啊，我的心忧愁！”于是《春秋》就绝笔了。唉，这叫宣帝怎么办呢？十一月，严延年因犯“不道”罪被判弃市。起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想跟随严延年参加腊祭；到了洛阳，恰好看见他审理囚犯，母亲大为震惊，便停留在都亭，不肯进入府中。严延年出来到都亭拜见母亲，母亲关闭门扉不见他。严延年摘下帽子，在门下叩头很久，母亲才见他，于是屡次责备严延年说：“幸而你得以担任郡守，专门治理千里之地，却没有听说你施行仁爱教化来保全安定愚民，只是依靠刑罚，过多地杀人，想用这样来树立威势，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严延年认罪，重重叩头谢罪，于是亲自为母亲驾车回到府舍。母亲完成腊祭后，对严延年说：“天道神明，不能让人任意杀戮；没想到我老了还要看见壮年儿子遭受刑戮。大祸将至了！我离开你向东回去，只是去扫除墓地罢了。”于是离开回到郡中，见到兄弟和宗族之人，又把这些话告诉了他们。过了一年多，严延年果然败亡。东海人没有不认为他的母亲贤明有智慧的。

译隽不疑和严延年的母亲，都是贤明的母亲。然而隽不疑的母亲在平时就教导他，所以他虽然严厉却不残酷；严延年的母亲是在他将要获罪时才责备他，所以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他的祸败。这两位母亲的高下，大概不能不在这里有所区别。有人说：看严延年的母亲能有这样的明白训诫，平时一定不是没有教导，只是严延年没有遵从教诲罢了。孔子说：“父母只是忧虑子女的疾病。”严延年使母亲忧心的情形就是这样，即使让他的母亲死一百次，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五凤元年秋，匈奴屠耆单于派先贤掸的兄长右奥鞬王和乌借都尉各率二万骑兵驻屯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当时，西方的呼掲王来与唯犂当户谋划，诬陷右贤王，说他想自立为单于。屠耆单于杀死右贤王父子，后来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又杀死唯犂当户。于是呼掲王害怕了，便反叛离去，自立为呼掲单于。右奥鞬王听说后，立即自立为车犂单于。乌借都尉也自立为乌借单于。总共有五个单于。屠耆单于亲自率兵向东攻打车犂单于，派都隆竒攻打乌借。乌借、车犂都失败，向西北逃走，与呼掲单于的军队会合，共有四万人。乌借、呼掲都取消单于称号，共同合力尊奉、辅佐车犂单于。屠耆单于听说后，派左大将都尉率四万骑兵分驻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自己率四万骑兵向西攻打车犂单于。车犂单于失败，向西北逃走。屠耆单于随即带兵向西南进发，驻留在闟敦地区。汉朝议论此事的人多说：“匈奴成为祸害已经很久了，可以趁它内部败乱而发兵消灭它。”皇帝下诏询问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望之回答说：“《春秋》中，晋国士匄率军侵入齐国，听说齐侯去世，便带兵返回。君子认为他不趁丧伐齐是高尚的，认为他的恩德足以使孝子服从，义理足以感动诸侯。前任单于仰慕教化、向往善道，自称为弟，派使者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没有不知道的。他还没有最终履行盟约，不幸被奸臣杀害。如今却去攻打他，就是趁乱而幸灾乐祸。他们一定会奔逃远遁；如果不是以义理而出兵，恐怕劳师而没有功效。应当派使者前去吊问，扶助他的弱势，救济他的灾患。四夷听说这件事，都会以中国的仁义为贵。如果终于能够保全恩义，使他恢复原来的地位，他一定会称臣归服，从此感念恩德；这样一来，德行就更加盛大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武帝一度受到聂壹的欺诈，诱使并袭击匈奴；从那以后，战争相连、祸患不断，没有一年不寻衅用兵，海内凋敝，户口减少了一半。即使把有罪的敌人赶到远方，幕南没有王庭，最终也没有抓住匈奴的要害。为什么呢？因为只是用武力使他们屈服，却没有办法使他们的内心服从。假使当时有萧望之这样的人，首先阐明大义，堵塞祸乱的源头，又怎么会使天下遭受这样的毒害呢？朝廷中的臣子不可以没有学识，实在太重要了。即使说他们是夷狄，颠倒纲常，但在感动他们时就会心怀感恩，在激怒他们时就会发怒，大家的内心是相同的。堂堂中国，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怎么能一旦趁着别人内部混乱，就把人逼入险境，这样做难道可以吗？评论者看到宣帝不劳烦征讨，匈奴便来朝见，就把这归功于武帝杀伐的效果，却不知道萧望之的这个建议之所以使匈奴内心服从，本来作用很大。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应当命令边郡都修筑粮仓，在粮价低时提高收购价格买进粮食，以使农民获利；粮价高时降低出售价格卖出粮食，称为常平仓，百姓认为便利。” 先王时代，补助有法度，周济救恤有政令，赊贷有时限。至于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购买民间积滞而无处使用的货物，这正是上下互相通融、君主和百姓一体的道理。桑弘羊凭借市场商人的智术，实行均输之法，堂堂天子的尊位，却下去争夺商人的利益，真可以说是残害百姓的人。哪里能找到耿寿昌这样的人，和他谈论常平的意义呢？常平这个名称一经确立，影响就流传万世。到了我本朝，又特意专门派使者掌管它，施惠更加广大。倘若有人担任常平的职务，却使百姓承受不平之叹，那么将要怎样向寿昌逃避罪责呢！甘露元年，皇太子性情柔和仁厚、喜好儒学，看见皇帝所任用的多是精通法令的官吏，用刑罚约束臣民，曾经侍奉皇帝宴饮时，从容地说：“陛下掌用刑罚过于严深，应当任用儒生。”皇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把王道和霸道混合使用，怎么能只任用德教，采用周朝的政治呢？况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晓时宜，喜欢以古非今，使人迷惑于名分和实际，不知道应当守持什么，这样的人哪里值得委任！”于是叹息说：“扰乱我家的人，是太子啊。”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孟子论述得很详细。他说：“凭借力量假借仁义的是霸道，实行霸道必须有大国；凭借德行施行仁政的是王道，实行王道不必等待大国。”又说：“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汤武是亲身实践仁，五霸只是借用仁义。”孟子回答齐王说：“孔子的门徒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事业的人。”回答公孙丑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做的事，难道你希望我也去做吗？”王道所可贵之处，在于纯粹的德；诸葛孔明亲身实行仁义。他表现在事业上，施行在政教中，即使不幸处于人道发生变故的时代，采取吊慰百姓、讨伐罪人的行动，也没有一件不是仁义的功用。圣明的君王不出现，法度败坏，纲常沦丧，礼乐和征伐从诸侯那里发出；到了春秋时期，天下大乱。于是齐桓公、晋文公一类的人，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在诸侯中称雄。然而王室还依靠他们得以维持，世道还依靠他们得以扶植，讨伐逆贼、诛除叛乱，仍然知道依照仁义来行事。孟子用一句话概括说：“借用仁义也可以成为万世不变的至理。”为什么呢？王道之君安然实行自己本来具有的东西，它的生发滋养就像元气；霸道之君并非本来具有，却借来使用，就像剪下花枝插入土中使它成花一类。子路、子贡怀疑管仲不仁，而孔子称赞他的功劳，并不是说他的功劳这样就可以算作仁。

译打个比方说，饥饿羸弱的人得到糠籺，还总比躺在沟中的瘦弱尸体好。孔子又进一步说明说：“像他的仁，像他的仁。”意思是说，只能说“像他的仁”，就明确表明他并不是真正有所得于仁。因此，即使他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一次匡正，最终也不能免于器量狭小、功业低下；借用仁义的人本来就是这样。既然如此，王道和霸道之间的区别如此分明，怎么可以混杂取用呢？孝宣帝自称本来把王道、霸道混合使用，不仅是不懂王道，实际上也不懂所谓霸道。真正懂得什么是霸道，就知道把妾当作妻子是不合义的；怎么肯让后宫的政君来娱乐侍奉太子呢？知道尊重贤人、培养人才以彰显有德之人；怎么肯让盖宽饶、严延年这类人仅因小罪而死呢？依我这个愚见，汉家的制度，不是王道，也不是霸道，大概只是战国遗留下来的风气，嬴秦的旧习还没有革除罢了。所以说：“如今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古代圣人相传的学问，起初没有别的学问；从十五岁求学直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说的就是这个；从穷究事物道理直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说的也是这个。不立志于此，就不足以称为儒者。因此，明白这个道理而面向南方为君，就是尧、舜、禹、汤、文、武成为君主的原因；明白这个道理而面向北方为臣，就是皋陶、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成为臣子的原因，并没有不同的道理。况且伊尹在莘野耕作，却与商汤同具一种德行；傅说从筑墙的工役中崛起，而使高宗明白“厥修罔觉”的妙处。他们所用的功力究竟在哪里呢？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是困穷的百姓，却提出治理国家的问题。孟子也把禹和稷称为同一道路。为什么说他们同道呢？太子虽然受到柔弱性情的困扰，但知道喜好儒学，也知道任用精通法令的官吏会造成什么结果；如果不是这样，他的见识本来就不会苟且。宣帝如果顺着他的爱好，寻求大儒来做他的师傅，使他逐步进入这条道路，不拘滞于章句文义之间，那么汉家的家风还可以大大改变，尊崇王道、轻视霸道的余音还没有远去，怎么会反而扰乱我家呢？偏偏认为德教不可行，只是一味采用条例，迎合庸俗儒生，以好古非今为是；这样任用他们，太子所能用心的，竟只在管弦音乐的末节。这就像鄙俗之人甘心处于卑陋之中，牢牢执着、顽固不可破，哪里知道诗书礼义是什么呢？不仅自己耽误自身，也连同自己的儿子一起耽误。即使有一天的高雅兴致，也将被压制而不能实现。难道不令人深深叹息吗？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到五原塞归附，愿意带着本国珍宝来朝见。三年正月，皇帝下诏让有关官员讨论接待礼仪。丞相、御史说：“圣王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来朝贺，其礼仪应当如同诸侯王，位次排列在诸侯王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认为：“单于不受正朔所施行，所以称为敌国，应当用不以臣下相待的礼节接待他，位次排在诸侯王之上。外夷叩头称藩，中国礼让而不使他称臣，这是羁縻的情谊，也是谦让所带来的福泽。《尚书》说：‘戎狄属于荒服’，是说他们前来归服，行动荒忽而没有常规。假使匈奴后代最终像鸟一样逃窜、像老鼠一样潜伏，缺席朝见和贡献，也不把它看作叛臣，这是万世长久的防备。”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称为北方藩属，来朝贺正朔，是因为朕的德行还不能广大覆盖他们，所以用宾客之礼接待；命令单于的位次排在诸侯王之上，赞礼、谒见时称臣而不称名。” 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这虽然是匈奴衰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宣帝有办法使他信服，所以才能招致他前来。假使当时五个单于争相自立，却采用那些议论者趁乱发兵的谋划，能够招致他来朝吗？我因此深深赞同萧望之关于不可幸灾乐祸的说法。既然前来朝见，以宾客之礼相待，总的说来也不能算错。荀悦却说，要服、荒服的君长，必须奉献王者的贡物；如果不供职，就应当加以责让和号令；把他们作为不称臣者对待，位次置于王公之上，就是僭越法度、失去秩序，从而扰乱天常。这大概是考察失误。《禹贡》所说的要服、荒服，大概在九州之内；虽然五服的制度总共二千五百里，但实际的界限是东边逐渐到海，西边延伸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达到声教所及之处，四方各自随着地理远近而划定界限。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河到西河相距千里，南河到恒山相距千里，这是甸服。南河到长江千里，长江到衡山千里，荆州南到衡山，正好合计二千五百里的数目。如果东河到东海千里、西河到流沙千里，就只有侯服和绥服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把要服、荒服作为边界，那么这两服就应当在东海之中、流沙之外了，本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冀州北部到恒山，已经逼近异域，即使侯服也不能完备，怎么能一概用五服来划定界限呢？所谓五服，只是取南方一个边境中最远的地方来确定制度；绥服以外五百里，与夷人杂居，只是和他们订立约束、实行羁縻罢了，所以称为要服。要服以外五百里，则与蛮人杂居，就像如今徭人、湖广各郡往往有这种情况，正处在荆州境内，古代称为荆蛮。《春秋》责备楚国不进献包茅，就是因为包裹在匦中的菁茅旧例属于荒服之内。没有听说九州之外、声教不能到达的地方，还要因为进贡之事责备他们。周武王讨伐商朝，后来又居住在丰、镐，把泾水、洛水以北的戎夷驱逐出去，规定他们按时入贡，所以也把那里称为荒服。到了周穆王时，周王已经不能到达那里，何况自汉朝兴起以来，匈奴强盛，世代与汉朝结为婚姻之国，这怎么能与荒服相比呢？如今他们前来朝见，就以礼接待，以恩德和信义结交他们，以德义使他们归附，只要让他们不成为中国的祸患就够了；他们反叛还是归服，可以置之于法度之外，不必过问。若一定要把他们屈居于王公之下，责令他们修治王贡，再加以责让、申明号令，那么不激起天下的变乱就很少了。我担心后世不明白荒服的意义，却相信荀氏的说法，所以特意把这一点说得很透彻。黄龙元年，皇帝下诏说：“听说上古治理天下时，君臣同心，举措和是非各得其所，因此上下和谐融洽，海内安康太平，那种德行已经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了。朕既然不明智，多次向公卿大夫申明诏令，务必实行宽大政策，顺应百姓的疾苦，希望能够比肩三王的盛德，彰明先帝的德行。如今有的官吏把不能禁止奸邪叫作宽大，把放纵释放有罪之人叫作不苛刻；有的却把残酷暴虐当作贤能，全都失去了中正。奉行诏令、宣扬教化，像这样难道不是荒谬吗？如今正值天下少有事变，徭役减少，兵革没有发动，可是百姓大多贫困，盗贼仍不停止，这过错究竟在哪里？只是计算簿册、制作空文罢了，专门从事欺骗蒙蔽，以逃避考核。三公却不把这当回事，朕将任用谁呢？凡是请求下诏减少士卒、徒隶以便自给的，一律停止。御史如果查察计簿，怀疑并非事实，就要加以审理，使真实和虚假不要相互混杂而造成混乱。”

译成汤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干文言说，应该用宽厚来安居其位，用仁爱来施行教化。仁，是人的本心；人的本心，空明而无固定形体，所涵盖的范围没有边际。本来从未有不宽厚的，本来从未有不广大的。只是私欲一旦树立，外物与自我相互遮蔽损害，本心的形体变得微小，局限在蜗牛角一般狭窄的范围内，这才失去了原本的宽大。宣帝平日施行法令，文吏用刑法约束臣下，确实是一个偏狭急迫、苛刻严酷的君主。假使他晚年确实有悔过之意，能够向内反省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思想，使天德光明融和，对天下一视同仁，反过来把刑名之治变为忠厚之政，把惨酷变为慈祥；公卿大夫都按照德行选任，政令教化都按照德行施行，天下百姓齐心归向教化，就会像风吹草倒一样，也会像驿站传递命令一样迅速。哪里会有平日所采用的是苛刻严酷的法律、所喜欢的是苛刻严酷的人，到了某一天却突然宣扬实行宽大政策，督责臣下，要求移风易俗，追赶并比肩三王呢？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反复查看那些诏令和禁防，虽然名义上说是宽大，却又说只是停止在编造计簿等表面文章，说臣下欺骗蒙蔽、逃避考核，说三公对此不放在心上，说御史的考察并不真实。这正是宣帝不能宽大的原因，难道可以把他过分诬蔑成宽大吗？以上记载的是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去世时四十三岁。《两汉笔记》卷六 <史部，史评类，《两汉笔记》> 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七　　　　　　宋　钱时　撰 元帝 初元元年，皇帝一向听说琅邪王吉、贡禹都通晓经书、品行高洁，便派使者征召他们。贡禹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皇帝多次谦虚地询问政事。贡禹上奏说：“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古道，遵从节俭的原则，大量削减车舆、服饰、御用器物，减去三分之二。选择后宫中贤良的，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遣送回家。至于各陵园中没有儿女的宫女，也应全部遣返。马厩中的马不必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城南苑的土地作为田猎之地。如今正逢天下饥荒，难道不可以大幅削减费用来救济百姓，以符合上天的意旨吗？上天生圣人，本来就是为了万民，并不是只让圣人自己享乐罢了。”天子采纳了他的善言，下诏命令各宫馆中很少临幸的，不要修缮治理；太仆减少供给马匹的谷物；水衡减少供养肉食禽兽的费用。这正是人君增进德行的第一关键。元帝在做太子时就已经知道喜好儒学，一即位，贡禹便首先因通晓经书、品行高洁而被征召任用；而且贡禹又是皇帝一向听说过的人。这种倾心向往，难道只是区区小事和末节吗？如果能够阐明圣学的精微，说明本心固有的善性，解除蒙蔽、消除疑惑，使天德光明融和，是非清楚明白，邪正自然分辨，刚强果断都出于真实的见识，那么即使性情柔弱也能有所坚持，即使怯懦也能作出决断。皇帝谦虚地提出询问，贡禹却请求他实行节俭。节俭固然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但帝王之学要清除源头、端正根本，还有更应当急切办理的事情。病人急于求医，却不能察知疾病的标本，也不明白应当使用什么药；这样的医生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这不是不想治病，而是想治病却没有治病的方法。因此，能够治愈太甲、成王之病的，必定要伊尹、周公这样的人才可以。二年，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掌管尚书事务，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任他的副手。萧望之是著名的儒者，他和周堪都因为过去担任师傅的恩德，得到天子的信任。天子多次召见他们，与他们谈论治乱，陈述王政。萧望之选拔举荐宗室中通晓经书而有德行的人散骑谏大夫刘更生，任为给事中；又让他与侍中金敞一同在皇帝身边拾遗补阙。四人同心谋划议论，用古代制度劝导皇帝，许多事情都想加以斥正。皇帝非常向往并采纳他们的意见。史高只是充任其位而已，因此与萧望之产生了嫌隙。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起长期掌管中枢机要，熟悉并精通文法。元帝即位后多病，因为石显长期掌管政事，又是宦官中没有外部党羽、精心专一而可以信任的人，于是把政事交给他办理，无论大小事情，都通过石显奏报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