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十一　　　　　宋　钱时　撰

译有人问郭泰：“奉高的器量，譬如小水沟，虽然清澈，却容易舀取；叔度的胸襟浩大，仿佛千顷大湖，澄清它也不清，搅浑它也不浊，是不可测量的。”黄宪起初被举为孝廉，后来又被公府征召，朋友劝他出仕，黄宪也拒绝了。他暂时到京师一趟便返回，最终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四十八岁时去世。三代以后，人才没有比汉代末年更盛的了。唉！人才越盛，世道反而越衰败。为什么呢？圣明的君主不再出现，群邪掌握政事，士人君子受到时局变化的激发，出于忠诚和愤懑而奋发，于是风骨气节显著起来，这难道是他们能够自行选择的吗？然而大体上多半激烈直切而少有宽厚平和，富有锋芒而缺乏含蓄温润。日日孕育、月月酝酿，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大概是有原因的。只有黄叔度浑厚自然，没有显露棱角，接近他的人看不见他的边际。这虽然是天资纯美、如璞玉般无瑕的结果，但如果没有涵养和实践、由自己体会所得的功夫，也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可惜他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无法看到他学问的深浅。史官说他“深邃啊，仿佛接近道”，还不能算是真正了解黄宪的评论。三年年初，樊丰、周广、谢恽等人见杨震接连进谏而皇帝不听，便无所顾忌，伪造诏书，调发大司农的钱粮、大匠所掌管的刑徒和木材，各自修建坟墓、住宅、园池、庐舍和楼观，劳役和费用无数。杨震又上疏说：“臣身居台辅，不能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发生地震，那天是戊辰日，三者都属土，位置在中央，这是中臣和近官掌握权力、任意行事的征象。臣私下想到，陛下因为边境尚未安宁，亲自厉行俭朴，宫殿墙屋倾斜，只是支撑修补而已；可是亲近的宠臣还没有做到断金般同心，反而骄横放纵，超过法度，多次请求调用刑徒，大肆修建住宅，卖弄威势和福祸，沿路喧哗。地震这样的变异，大概就是因此发生的。又值冬季没有积雪，春节前后没有下雨，百官忧心焦虑，而修缮营造仍不停，这确实是导致旱灾的征兆。希望陛下振作刚健的德行，抛弃骄奢的臣子，以承受上天的警戒。”杨震前后所说的话越来越激切，皇帝已经对他不满，而樊丰等人都侧目而视、愤恨怨恨，只因杨震是著名儒者，不敢加害。防河间人赵滕上书指陈政事得失，皇帝发怒，于是将他收捕，送入诏狱拷问，以欺罔皇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定罪。杨震上疏营救他说：“臣听说殷、周的圣明君王，若小人怨恨辱骂，便反过来更加敬慎修德。如今赵腾因激烈攻击、诽谤性的言语获罪，这和亲手杀人犯法是有区别的，请求减免他的罪过，保全赵腾的性命，以此来引导樵夫和普通人的言论。”皇帝不听，赵腾最终死在都市。等到皇帝东巡，樊丰等人趁皇帝在外，竞相修建宅第。太尉属官高舒召来大匠令史查验，查出了樊丰等人伪造的诏书，便把情况全部奏报，准备等皇帝回京后上呈。樊丰等人惶恐不安，防太史说星辰发生变异逆行，于是共同诬陷杨震说：“自从赵腾死后，他深深怀恨怨恨，而且邓氏的旧属官也怀有愤恨之心。”壬戌日，皇帝车驾回到京师，便及时派使者到太尉府收缴杨震的太尉印绶。杨震于是关闭柴门，断绝宾客往来。樊丰等人更加憎恶他，命大鸿胪耿实奏称杨震身为大臣不服罪，心怀怨望，于是有诏令遣送他回本郡。杨震走到城西夕阳亭，便慷慨激昂地对他的几个儿子和门人说：“死，是士人的正常归宿。我蒙受恩遇，居于上司之位，却痛恨奸臣的狡猾而不能诛杀，厌恶宠妾扰乱政局而不能禁止，我还有什么脸面重新面对日月？我死后，用杂木做棺材，用布做单被，只要足以遮盖尸体即可，不要送回墓地，不要设置祭祀。”于是饮毒酒而死。弘农太守移书良承樊丰等人的旨意，派官吏在陕县拦截停留杨震的灵柩，让棺材暴露在道路旁，并罚杨震的几个儿子替官府传递文书，沿途的人都为之流泪。当时，朝廷成了群小之徒的巢穴，只有杨震竭尽忠诚、奉献气节，极力直言并排斥、救助，上了好几次奏章，切中时弊的要害。如果能够听取采纳他的意见，采用他的谋划，局势只要稍作转变就可以大为改观；但他最终竟被宠臣近幸一伙排挤而死，那么天下大势也就不必再加以讨论了。即便如此，仍有可以议论的地方。永宁元年，杨震任司徒；第二年太后去世，王圣以及李闰、江京的阴谋开始实施。杨震身居大臣之位，是国家的栋梁，本来应该防微杜渐，遏制祸乱的萌芽，对外整肃朝纲，对内清理宫闱；但他却坐视群小鼓动君主的听闻、掌握国家政权，任意诛杀斥逐亲王贵戚，不能及早采取措施。等到事情平定，依靠权贵要人，才在众人面前喋喋不休地争辩，已经太晚了。他首先弹劾王圣，后来又弹劾刘瓌，意见既然不能施行，反而徒然招来愤怒怨恨，进退去留的原则也应该早早决定。后来第二年，杨震任太尉，又弹劾王圣等人兴建宅第；再过一年，又极力弹劾樊丰等人玩弄威势和福祸。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效果，他自身的处境于是更加危险。临将饮毒酒时，他才开始叹息说：“我痛恨奸臣的狡猾却不能诛杀，厌恶宠妾扰乱政局却不能禁止，我还有什么脸面重新面对日月？”这正是君子之所以为他惋惜、但对杨震仍有不满意之处。以上是安帝在位十九年后去世，享年三十二岁。顺帝 北乡侯病重，中常侍孙程对济阴王刘保的长兴渠说：“济阴王按嫡长统绪，本来没有失德之处，先帝却听信谗言，因此被废黜。如果北乡侯不能起死回生，我们共同断然处理江京、阎显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长兴渠表示同意。又有中黄门、南阳人王康，原来任太子府史，以及长乐太官丞、京兆人王国等，都依附并赞同孙程。江京对阎显说：“北乡侯的病没有好转，国家的继承人应当及时确定，为什么不早点征召各位王子，选择一人安置为帝呢？”阎显认为有理。辛亥日，北乡侯去世。阎显向太后报告，秘不发丧，反而重新征召各位王子，关闭宫门，驻兵自守。十一月乙卯日，孙程、王康、王国和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进、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人在西钟下聚集谋划，全部割断单衣作为盟誓。丁巳日，京师以及各郡国十六处发生地震。这天夜里，孙程等人共同前往崇德殿上，随后从章台门进入。当时江京、刘安以及李闰、陈达等人都坐在省门之下。孙程和王康一起上前斩杀江京、刘安、陈达。

译李闰掌握权力已久，受到省内众人的服从，孙程等人想推举他为主，于是举刀威胁李闰说：“现在应当拥立济阴王，不得动摇。”李闰说：“好。”于是扶起李闰，一同到西钟下迎接济阴王，拥立他即皇帝位，当时他十二岁。戊午日，派使者进入省中，夺取了皇帝的玺绶。皇帝于是驾临嘉德殿，派侍御史持节收捕阎显以及他的弟弟、城门校尉阎耀、执金吾阎晏，并将他们下狱诛杀；家属全部迁徙到比景，把太后迁到离宫。己未日，打开宫门，撤除驻兵。壬戌日，下诏给司隶校尉，只有阎显、江京的近亲应当伏罪诛杀，其余人务必宽贷。孙程等人全都封为列侯：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邑九千户，黄龙食邑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食邑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食邑四千户，魏猛食邑二千户，苗光食邑千户，这就是十九侯。另加赐车马、金银、钱帛，数量各有差等。李闰因为先前没有参与谋划，所以没有受封。提升孙程为骑都尉。宦官平定祸乱，这是天地间的大变，自古以来从未有过，难道还忍心说起它吗？然而追寻祸根，则是从郑众开始的。为什么呢？窦氏被诛杀，只有郑众参与谋划；从此宦官掌权，得以决定外戚的生死。一次诛灭窦氏，第二次诛灭邓氏，再一次诛灭阎氏，而天子的废立，最终也出自宦官之手。十九侯的事情，难道是一天一天突然造成的吗？即便如此，它的血脉源流也有更早的来由。伊尹、周公已经不可再见，即使只能得到像霍光那样受先君遗命的顾命大臣，纵然有一百个郑众，又能做什么呢？只是继承皇位的君主年幼，太后擅自临朝，所以阉宦得以得志，在宫廷中把天子当婴儿一样玩弄，窃取、摆弄国家权柄，如同掌中股间的物件一样，实在令人叹息。有人说：“济阴王刘保既然因为谗言废黜太后，又想长期专擅国政，贪图拥立年幼的君主，如果不是孙程、王康一类人出现，天下的事情恐怕会有非常值得忧虑之处。”这话似乎也不能轻率评论。回答说：“小人出来掌握国命，难道全都荒谬悖逆吗？但天下的权力归到他们手中，在人心愤懑不平的时候，他们所作所为也必定有深深迎合天下公论的地方，然后当时的君主和后世的君主才会甘心听从他们的命令。窦氏的奸邪，不同于王莽；如果说不是郑众的力量造成的，那本来就不可这样断定。” 唉！纲纪沦丧，法度败坏，世道日渐衰落，没有伟大的君子作为中流砥柱来挽救颓败的局势，反而让小人对天下有了功劳！国家权柄的柄把，因此再也没有回到应有之处，这就是我又一次叹息的原因。司空刘授因为阿附恶逆之人、征召任用不合适的人，被免职。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宫阙前追诉杨震的事情，诏令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赏赐钱一百万，并按照礼制把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远近的人全都赶来，有一只一丈多高的大鸟，停集在杨震的灵柩前。郡府把情况上报，皇帝感念杨震忠诚正直，下诏又用中牢的祭品祭祀他。士大夫身处人臣的朝廷，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应当使后世能够观瞻。若贪图眼前微小的荣宠，就会辜负天下的清议；如果只贪求一时的宠爱和利益，就会留下万世的羞辱。在君子看来，这不只是像犬豕处在泥涂中、蛆蝇处在粪秽里一样。他们当时还洋洋得意，自以为得志，实在可悲啊！延光二年，杨震任太尉。耿寳、阎显向杨震推荐人选，杨震没有听从。司空刘授听说后，立即征召了这两个人。因此杨震更加被他们怨恨。我每次看到这件事，都让人来不及不唾弃斥责。小人的情状，竟然可以恶劣到这种地步！三公同列，事情本为一体，本应竭尽力量、秉持公正、坚持正道，共同振兴朝纲，辅佐扶持宗庙社稷；可是他们竟背弃忠直而追随邪媚，讨好权贵以求容身，结果一败涂地，祸患转眼便接踵而至。是非善恶、黑白曲直都明明白白。因此想到世间如果没有公论，那么盗跖也可以和伯夷、叔齐相提并论了。身处宠辱之境，怎么能不仔细思量呢？阳嘉二年六月丁丑日，洛阳宣德亭地面裂开，长八十五丈。皇帝召集公卿所举荐的敦厚朴实之士，让他们对策；又特别询问当世的弊病以及施政所应采取的措施。李固回答说：“臣隐居民间，痛心伤怀，实在是因为汉朝兴起以来三百多年，贤明圣德的君主相继而立，共有十八位，难道他们没有偏爱乳母的恩情，难道忘记了给予贵爵的宠爱？可是他们向上敬畏天威，向下依据经典，知道这样做不合义，所以没有封爵。如今宋阿母虽然有重大的功劳和勤谨的德行，但只增加赏赐，就足以酬报她的劳苦。至于分封土地、建立封国，实在违背旧典。听说阿母本性谦虚，一定会谦让，陛下应当允许她辞让封国的高位，以成就长久安宁的福祉。妃后之家之所以很少能够保全，难道是天性本来如此吗？只是因为爵位尊贵显赫，专门总揽权柄，天道厌恶盈满，而自己不知道收敛，所以才至于倾覆。先帝宠遇阎氏，给他们的位号升得太快，所以他们遭受祸患竟然没有隔多久。老子说：‘前进太迅猛的，退步也会很快。’如今梁氏是外戚，居于椒房，按礼制可以不受臣礼，以高爵尊奉他们，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他们的子弟和各房亲属，荣宠显贵一并增加，这和永平、建初年间的旧例大概不同。应当命令步兵校尉梁冀以及各位侍中回到黄门所属的官署居住，使权力离开外戚，政务归于国家，岂不是很好吗？”又说，诏书之所以禁止侍中、尚书中臣的子弟担任官吏、察举孝廉，是因为他们掌握威权，容易容纳请托的缘故。然而中常侍身处皇帝身边，声势震动天下，他们的子弟以俸禄出仕，竟然没有限度。虽然表面上假托谦逊沉默，不干预州郡事务，但谄媚虚伪的人却望风而动，争相举荐。如今可以为他们设置常规禁令，使他们与中臣受到同样的限制。又说：“把它比作人的身体，本朝就是心腹，州郡就是四肢。心腹疼痛，四肢就不能行动。所以臣所忧虑的是心腹的疾病，不是四肢的祸患。”又说：“应当罢退宦官，削弱他们的权势，只设置两名中常侍，选择方正刚直而有德行的人，减省事务，侍奉左右；设置五名小黄门，选择有才智而娴雅的人，在殿中供职。这样一来，议论的人就能心悦诚服，太平盛世也可以实现。”皇帝看过众人的对策，把李固评为第一，立即让宋阿母出宫回到私宅，所有中常侍都叩头谢罪，朝廷肃然整顿。任命李固为议郎，但宋阿母的宦官们都憎恨他，伪造飞章来陷害他，使他获罪，事情从宫中传出。大司农、南郡人黄尚等人为他向梁商求情，仆射黄琼又出面为他申辩，过了很久才得以释放，出任洛令。

译李固弃官回到汉中。看顺帝只阅览李固的奏对，就立即让阿母出宫回家，诸位常侍全都叩头谢罪，朝廷于是肃然。他的是非之心果断坚决，毫不疑惑，难道还不足以有所作为吗？然而李固最终还是遭到诬陷，不能凭一时的安定保全自己，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心腹之患存在的缘故。当时，宦官凭借定防之功，外戚依仗宫闱的宠幸，内外相互据守，祸患盘踞在心腹之中。左雄、黄琼、李固、周举这些人，极力进言，竭尽论说，在朝廷上大声疾呼，并不是不足以使一时的公论痛快；但天下的大势最终仍没有得到补益。朝廷之上，小人掌握主宰权，进言陈述的人越恳切，嫉恨他们的人就越深；正直之士越竭力挽救，陷害他们的人就越厉害罢了。若不是有英明的君主，天性德行刚健，坚定信任正直忠诚之言，彻底明察奸邪，使他们能够进言施行而不受谗毁，身体安然且不遭祸患，实在看不出有成功的可能。汉安元年，派侍中河内人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魏郡人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别巡行各州郡，表彰贤良，显扬忠诚勤勉之人；对贪污有罪的人，刺史、二千石要用驿马押送上报，墨绶以下的官员则立即逮捕查办。杜乔等人接受诏命到达所属州部时，只有张纲把车轮埋在雒阳都亭，说：‘豺狼正挡在路上，还何必问狐狸呢！’于是弹劾上奏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说他们凭借外戚身份承受恩宠，居于阿衡的任职，却专门肆意贪婪索取，放纵横行到了极点，广泛培植谄媚之徒，来伤害忠良，实在是上天威严所不能赦免、死刑所应当加施的罪人。我谨列举他们不忠于君主的十五件事，这些都是臣子们切齿痛恨的事情。奏书呈上御览，京师震惊恐惧。当时皇后的宠爱正盛，梁氏各房姻亲遍布朝廷，皇帝虽知张纲的话正直，却不能采用。张纲的话，可以说是医治沉重病患的针砭。顺帝醒悟过来，思考应当如何处置，那么当时积久难治的痼疾就可以立即起死回生。可惜他为什么不能采用呢？然而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皇帝正沉溺于宠爱之中，没有刚明果断的决断，而梁冀的跋扈，又哪里会甘心接受把话全部说尽呢？看张纲这篇奏辞，沉痛深切，勇往直前、突然发难，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顾，大概是被忠诚激愤之情所激发，而说出了轻率鲁莽的话。根据当时的事势判断，可以断定它未必能够有所补益。因此考察自古圣贤遭遇时势阻隔，却能够施行自己志向的方法，实在不止一种。处在危险的国家，侍奉昏乱的君主，心里明知事情不可为，但道义上不能容许自己沉默不言，这是比干因进谏而死的情形。进谏不被实行，言语不被听取，但道义上又不能不离去，这是孔子不解下冠冕便离开的情形。也有人处在危疑变故之中，事情难以直接实现，必须从容周旋、委婉曲折，然后才能成功，这就是狄仁杰对待武后、陆贽对待德宗的情形。武则天本来敬重梁公狄仁杰，然而她有阴险狠毒、狡猾险诈的姿态，篡夺李氏天下，以武氏取代唐朝而建立周朝。在那个时候，如果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竭力抵制拒绝，撞槐树、折门槛，以伸张自己耿耿不忘的忠心，那么不但不能成功，还会激起变故、误了大事，连自身也不能保全，又把国家宗庙社稷置于何地呢？德宗是猜忌的君主，宣公陆贽在国运正艰难的日子里，不能用委蛇曲折的方式来伸展自己的志向，一开始就采取激烈的态度，触犯了德宗所忌讳的事情，那么不但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进言，连前往忠州也根本不用等到变故平定之后了。大体说来，把话全部说尽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这是人之常情。朋友有过错，按道义应当忠实劝告，也一定要迂回周详、委婉曲折，使自己的话能够发挥作用，然后才可以医治他的毛病。即使他不能立即听从，也不至于造成龃龉，还可以从容地继续进言，希望他或许能够醒悟。譬如治病的医生，如果不察看虚实以及补益、攻治的适宜与否，一开始就使用猛烈的毒剂，突然攻下，人的元气一败，形势便不可挽回；即使有金丹大药，也无从使用。何况臣下侍奉君主呢？文帝喜爱贾谊的辞才广博，一年之内越级升迁到中大夫，不能说不是遇到了知己的君主。可是贾谊大声疾呼，在一时之间把胸中蕴藏的全部意见都发泄出来，这未免太急躁了吧？苏文忠公的话说得好：‘绛侯亲手拿着天子的玉玺交给文帝，灌婴联合十万军队来决定刘氏与吕氏的胜负，而且他们又都是高帝的旧将；这种君臣相互投合的关系，难道只是父子骨肉手足吗？一旦想让他们全部抛弃旧有的一切而谋求新的做法，也已经很难了。’ ‘作为贾生，应当在上取得君主的信任，在下取得像绛侯、灌婴一类大臣的信任，从容不迫地逐渐浸润，与他们深相交结，使天子不产生疑心。’大臣不嫉妒，然后就可以任凭我施展，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这句话虽然还不完全纯正，实际上也是处置贾生问题的至理之论。所以我每次看到后世新即位的君主或年少的君主有乐于行善的诚心，而公卿大臣又知道尊重君子的美意时，总认为在这种时候，绝不能不用委曲周旋的办法。刚正正直之士，即使内心有非常不平之处，也暂且应当顺着君主的诚心来辅导培养他，借着他的美意来顺势引导，使君主的德行一天天更新，使善类不受阻塞延误，这样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如果一旦把所有话全盘倾倒出来，以满足自己想说话的愿望，即使幸运地全部得到君主听取采纳，仍恐怕会被猜忌憎恶，指为朋党；否则，就连想在朝廷上求得一天的安稳也不可能了。这对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世道衰败，道德微薄，阿谀逢迎、苟且求取富贵利禄和仕途通达的人，像向坟墓乞求祭祀食物却不知羞耻的人一样，到处都是。像张纲那样埋轮直谏的气节，哪里容易多见？然而士君子立身处世，忠于君主、爱护国家，有不能不深思远虑的地方，所以我才把这些话极力说出来。以上是顺帝在位十九年后去世，享年三十一岁。冲帝 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二岁。太后临朝听政，任命太尉赵峻为太傅，任命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与记录尚书事务。人才，是国家的元气。梁后临朝，首先任用李固，这个用意难道不是非常美好吗？如果一心信任他，不从中阻隔，使他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学和抱负，那么即使君主年幼、国家危急，也还可以在国脉将要坠落时扶持它，岂不是仍然值得庆幸吗？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名义上尊重君子、实际上任用小人更大的了：把权力交给小人，以俸禄爵位宠爱他们，却不让他们承担实际事务。当时有梁冀在，即使有一百个李固，也无法把他怎么样。即便如此，假如梁冀有一天醒悟，收敛自己并退下来听从意见，处在无权无用的位置，遵循君子的规范，那么梁氏一家可以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可惜他为什么最终仍然迷惑不改呢？可悲啊！以上是冲帝即位六个月后去世，享年三岁。质帝

译征召清河王刘蒜和渤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纉，他们都来到京师。清河王为人严肃庄重，举止行动都有法度，公卿都归心于他。李固对大将军梁冀说：‘如今应当册立皇帝，应该选择年长、聪明、有德、能够亲自处理政事的人。希望将军慎重详察大计，考察周勃、霍光拥立文帝、宣帝的事迹，警戒邓氏、阎氏因偏爱幼主而获利的教训。’梁冀不听，和太后在宫禁之中决定计策，迎接刘纉进入南宫，封他为建平侯。这一天他就即皇帝位，时年八岁。刘蒜罢职回到封国。奸臣专擅君命，只怕年长的君主对自己不利，即使天下遭受祸败，也有所不顾惜。然而依我看来，对他们来说，拥立年长君主的利益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拥立年长者，拥立有德者，宗庙社稷就能安定；前面有定防之功，后面没有居宠之祸。不仅可以长久守住富贵，免于刑罚杀戮，宗族亲党也能一同保有荣耀而不遭祸患。这种利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大呢？贪图拥立幼弱君主，灾祸很快就会到来，前车之覆接连不断，最终仍不醒悟，实在可以作为万世的警戒。太后把政事交给宰辅处理，李固所说的话，太后大多听从。凡是黄门宦官所憎恶的人，全都斥退遣送。天下人都盼望天下太平，而梁冀深深嫉恨这件事。当初顺帝时所任命的官员，很多没有按照资次升迁；等到李固掌管政事，上奏免去了百余人。这些人既然怨恨李固，又希望依附梁冀求得庇护，于是共同制作飞章诬告李固说：‘太尉李固借公事谋私利，依照正道行邪事，离间皇帝亲近的外戚，抬高自己并结交朋党。大行皇帝停柩未葬，路人都掩面流泪，李固却独自用胡粉修饰面容，搔头弄姿，盘旋俯仰，从容迈着妖冶的步子，曾无一点惨痛悲伤、憔悴哀悼之心。山陵尚未修成，他就违背并更改旧有政令；有好处便称说是自己的功劳，有过错便归于君主。斥逐近臣，使他们不能侍奉送葬，作威作福，没有谁比李固更厉害。儿子的罪过，没有比连累父亲更大的；臣下的罪恶，没有比毁害君主更深的。李固的过错罪衅，按事理应当处死。’奏书呈上后，梁冀把它拿给太后看，并让太后下令处理这封奏书，太后没有听从。李固斥逐那些群小，是正确的；朝廷道路清肃，公正的舆论相互一致，也是适宜的。天下人都一致响应，已有天下太平的希望。然而祸根没有除掉，只是剪除了枝叶；那些同恶之人相互结党，如同捍卫头目一样，难道是一个太后所能作主的吗？贤人君子不幸处在这样的时代，想要施行自己的志向，只会因此加速灾祸，实在可悲。以上是质帝即位一年，被梁冀弑杀，享年九岁。《两汉笔记》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