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十一　　　　　宋代　钱时　撰 安帝 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每当看到前代外戚及其宾客扰乱奉公守法之事，给百姓带来祸患，原因都是执法懈怠，不能立即施行刑罚。如今车骑将军邓骘等人虽然怀有恭敬顺从的意愿，但宗族门户广大，姻亲不少，宾客中奸猾之徒很多，常常触犯禁令法典。你们应当明确地加以检查约束，不要彼此包庇。从今以后，即使是亲属犯罪，也不得有所宽贷。” 看这道检查约束的诏书，邓氏比章帝的皇后窦氏贤明得多了。话虽如此，与其用法律约束他们，哪里比得上用礼来教导他们？与其让他们因尊贵而骄纵、触犯禁令，哪里比得上退居一旁、不把邪僻之人接纳进来？邓氏临朝，首先提拔兄弟，决定垂帘听政的大事，在宫禁之中谋划，势焰日益炽盛，最终给后世留下祸患。和阴氏、马氏相比怎么样呢？我因此把这道诏书反复读了三遍，叹息着记录下来。尚书郎、南阳人樊准认为儒学风气日益衰落，上疏说：“臣听说，人君不可以不学习。光武皇帝受天命中兴汉朝，东西征战，忙得没有闲暇安居，但仍然放下武器讲习经艺，停下战马讨论道理。孝明皇帝处理众多政务，没有不尽心的，同时又留意古代典籍，专心学习经艺。每次举行飨射礼结束后，他端坐亲自讲说，诸儒一同听讲，四方都欣喜振奋。他又多次征召名儒，使他们分布在朝廷。每逢闲暇，便进行和悦的辩论，共同寻求政治教化的方法。期门、羽林以及身披铠甲的将士，全都通晓《孝经》，教化从圣上的自身行为开始，流传到蛮荒之地。因此议论者常常称颂那盛世，都说是永平年间。如今求学的人越来越少，远方尤其严重。博士倚着坐席不讲学，儒者争相谈论浮华艳丽的文章，忘记了直言忠谏，习惯于巧言逢迎。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颁下明诏，广泛寻求幽隐之士，宠信提拔儒雅之人，以等待圣上讲习的时期；精心选拔博士，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才。”太后非常采纳他的话，下诏命公卿和二千石官员各自举荐隐士、大儒，务必要选取品行高尚者，以勉励后进；精心选拔博士，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新君年少，继承大统，而士大夫的议论首先把崇尚儒学、讲习经学作为要务，可以说是知道应该先做什么了。话虽如此，谈论学习却不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准的，就不是帝王所说的学习。” 向君主进言，总是恳切强调法度；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祖宗无不如此。夏朝以禹为祖，商朝以汤为祖，周朝以文王、武王为祖，他们都是圣人。他们所学习的都是圣学，他们所施行的都是圣政，把这些作为家法来遵守，本来就是应当的。像孟子在战国时谈论王道，也让君主去看自己的祖先，难道可以吗？所以言论一定称说尧、舜；如果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陈述在君王面前。这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如同接薪传火，再没有别的道路。汉代以来，开创基业、传承统绪的君主，其纲纪法度难道没有可以遵守的吗？然而后继的君主和进言的大臣，往往说祖宗不足以效法，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樊准谈论学习，却只把光武帝、明帝作为标准，他哪里知道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才是真正所谓帝王之学呢？”}], 永初二年夏季发生旱灾。五月丙寅日，皇太后驾临洛阳寺和若卢狱，登记审察囚徒。洛阳有一个囚犯，实际上没有杀人，却在拷问下被迫自诬，身体瘦弱困顿，只能被人抬来觐见；他害怕狱吏，不敢申诉。临行将要离去时，他抬起头来，好像想要自行申诉。太后察觉并看见了他的神情，立即把他叫回来，询问详情，终于完全查明了冤情。当即把洛阳县令收捕下狱，依法治罪。太后尚未回宫，及时大雨倾盆而下。太后临朝听政，本来就已经不合古代制度，何况还亲自到监狱中登记审察囚徒呢？司寇若能任用得人，谨慎敬畏地处理狱讼，就能使天下几乎没有冤民，那才是可贵的。可是接受王嘉的师法而滥施刑罚，以满足自己的意志，那么天下如此广大，不能得到公平对待的人就会很多。难道一个妇人的耳目能够遍及一切吗？在监狱中卖弄小聪明，却在宫廷中丧失大体，这不是可以作为教训的做法。况且自从太后临朝以来，水旱灾害持续十年，盗贼在内部兴起，四夷在外部侵扰，阴气盛而阳气衰，这些都明白得可以验证。然而史官却只记载大雨，把它说成是对一个囚犯的感应，这是为什么呢？四年，邓隲当权，很能举荐和提拔贤士。弘农人杨震，孤苦贫寒却喜好学习，精通《欧阳尚书》，学识通达、博览群书。各位儒生称赞他说：“关西的孔子杨伯起。”他讲学二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礼聘和征召。众人都认为他年老而不得志，但杨震的志向更加坚定。邓隲听说后，征召了他。当时杨震已经五十多岁，后来屡次升迁，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他赴任经过昌邑时，过去举荐过的荆州茂才王密正任昌邑令，夜里带着十斤黄金来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王密说：“夜深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无人知晓呢？”王密惭愧地退了出去。后来杨震调任涿郡太守，性情公正廉洁，子孙常常吃蔬菜，步行出入。他的旧交有的想让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世称赞我是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个留给他们，不也是很丰厚的遗产吗？” 曾子说：“众多眼睛注视着，众多手指指着，这难道不令人畏惧吗？”子思也说：“君子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大概就在于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吧？”在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始终戒慎恐惧，这就是修养谨慎独处的学问。凡是小人做坏事，开始时没有不是庆幸别人不知道，暗中去做，最终便成为奸邪、盗贼，什么坏事都做。杨震不接受馈赠的黄金，还不能算是最高的节操；但他所说“怎么能说无人知晓”，确实是士大夫约束自己的开端。若能始终存有这种心念，内心反省而没有惭愧，即使在暗室、屋漏之下，也和处在众目众手之中没有不同，那么大概就能不欺骗自己了。延光元年，汝南太守、山阳人王龚，施政崇尚宽厚和谐，喜爱人才，礼遇士人，任用袁阆为功曹，并引荐郡人黄宪、陈蕃等人。黄宪虽然没有屈意应召，陈蕃却接受了吏职。袁阆没有刻意修养奇异的操守，却在当时获得了名声。陈蕃性情高明刚正，王龚都以礼相待，因此郡中的士人没有不归心于他的。黄宪世代贫贱，父亲是给牛治病的医生。颍川人荀淑到慎阳时，在旅舍遇见黄宪；当时黄宪十四岁，荀淑肃然起敬，认为他非同寻常，作了一揖便和他交谈，过了很久仍不肯离开，并对黄宪说：“您是我的师表。”随后荀淑先到袁阆那里，还没来得及寒暄问候，便反过来问道：“你们郡国有一位颜子，你认识吗？”袁阆说：“您见到我的叔度了吗？”当时同郡人戴良才华很高，性情高傲，但见到黄宪时从来没有不端正容色的；等回去后却茫然若有所失。他的母亲问：“你又从那个给牛治病的孩子那里回来了吗？”戴良回答：“我没有见到叔度时，自以为没有人比不上我；等见到他本人，才觉得仰望他时他仿佛在前面，转眼间又仿佛在后面，实在难以测量。”陈蕃和同郡人周举常常相互说：“如果一个月里见不到黄生，那么鄙陋吝啬的念头就又会在心中萌发。”太原人郭泰年轻时游历汝南，先去拜访袁阆，未住宿便离开；继续前往拜访黄宪，过了几天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