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八　　　　　　宋　钱时　撰

译名声和节操的风气一旦树立，士人的习气彼此承继，时间越久越加勉励。因此，身体可以死亡，正义却不可屈服；朋党可以被斥退，操守却不可困顿。即使国运危急得像系在旒旗上的玉串一样，乱臣贼子最终也有所畏惧而不敢妄动。这同西汉末年相比怎么样呢？我正是因此对光武帝这一举措以及上下世道的变化再次深有感触。建武二年春正月庚辰日，把所有功臣都封为列侯。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都食邑四县。博士丁恭议论说：“古代分封诸侯不过方圆百里，强化中央而削弱地方，这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如今封给四县，不合古代制度。”皇帝说：“古代国家灭亡，都是因为无道；没有听说过功臣封地多便导致国家灭亡的。” 汉高帝大规模封赏诸将，封地相连达几十座城，并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形势所迫。后来叛乱者接连而起，几乎被诛杀殆尽，而汉高帝自己最终也死去了。到了后汉光武帝时，封地大多不过四县，大概是有所鉴戒了。等到回答丁恭的话时，光武帝却说：“没有听说过功臣封地多便导致灭亡，为什么呢？”如果这样，那么荆楚、九江的土地，为什么不分给各位将领呢？这句话大概出于权宜欺诈。只有我艺祖安排处置功臣，最为得体：以恩德待他们，却不给他们实权；使他们享受富贵，却不让他们的势力足以作乱，真是万世不易的法则啊！阴乡侯阴识，是贵人的兄长。他凭军功本应增加封赏，阴识叩头推辞说：“天下刚刚平定，将帅中有功的人很多；臣凭借外戚身份托身掖廷，已经承受爵位和封邑，又加以封赏，这不是向天下显示公正的做法。这会成为亲戚接受赏赐、国人计算功劳的情形。”皇帝听从了他。皇帝因为阴贵人平素性情宽厚仁慈，想立她为皇后；阴贵人以郭贵人已有儿子为由，始终不肯接受。六月戊戌日，立贵人郭氏为皇后，以她的儿子刘强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西汉都城中的妇女祸乱，说起来实在令人悲伤叹息。这都是君主徇私任情、溺爱宠妃而不选择配偶造成的，所以有人贪图荣华、冒险争宠，不知礼法，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如果阴识推辞封赏，以及他的妹妹谦让皇后之位，都有这样深远的见识和卓越的远见，怎么会有灭宗误国的祸患呢？虽然可以说前代的败亡提供了惩戒，但如果不是他们家族一向家风美好、兄弟又都贤明，也绝不可能如此。因此特意把这些事并列记载。宋弘任大司空时，推荐沛国桓谭为议郎、给事中。皇帝命桓谭弹琴，喜爱琴声繁复。宋弘听说后很不高兴，等桓谭从宫中出来，便穿戴整齐朝服坐在府上，派官吏召他来。桓谭到了，宋弘没有让他入座，责备他说：“你能自己改正吗？还是要让我因为举荐你而受到法律处分吗？”桓谭叩头道歉，过了很久宋弘才让他离开。后来皇帝大宴群臣，又让桓谭弹琴。桓谭见到宋弘，举止失常，皇帝觉得奇怪而询问原因。宋弘于是离开座位，脱下帽子谢罪说：“臣之所以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忠诚正直引导君主，却使朝廷沉溺于郑声之乐，这是臣的罪过。”皇帝改变了脸色，向他道歉。孔子回答治理国家的问题，最后以放弃郑声作结。郑声不被摒弃，柔靡之乐彼此崇尚，扰乱耳朵、放荡心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作为臣下，应当防止过失、纠正错误，匡正君主不正当的心意，努力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孟子说，用言语逢迎别人，和穿墙入室的盗贼同类。何况用繁复的乐声来逢迎自己的君主呢？臣下如果把逢迎君主作为心意，那么凡是邪僻取悦、谄媚献巧的事情，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因此想到世俗音乐的不正已经十分严重，唯独琴声接近古乐，具有和平雅正的声调，足以涤除淫邪、消解鄙陋暴戾。古代君子无故不离开琴，并不是因为它能取悦耳朵，而是用来涵养德性。可是如今竟拿它作为献媚取悦的工具，唉！琴难道是用来献媚取悦的工具吗？湖阳公主刚刚守寡，皇帝和她一起评论朝臣，暗中观察她的心意。公主说：“宋公的威仪容貌、德行器度，群臣没有人比得上。”皇帝说：“我正准备为你谋划这件事。”后来宋弘被召来见皇帝，皇帝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然后对宋弘说：“俗话说，地位高贵了就容易换朋友，富贵了就容易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吗？”宋弘说：“臣听说，贫贱时结交的朋友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让她离开正室。”皇帝回头对公主说：“事情不能成功了。” 汉朝皇室的家法大体不正。看看董偃、丁外人的事情，即使是民间的粗俗之人也还以此为耻，但当时的君主却不认为奇怪。这实在是因为高祖起于平民，礼法一向不明，内廷家门一向不严肃；源头既然混浊，水流自然也会混浊不清。光武帝想要惩戒前代的过错，那么端正根本、整顿家庭，就是第一件紧要的事务。湖阳公主刚刚守寡，皇帝却启发她改嫁，这是教导自己的姐姐失去节操。宋弘已经有妻子，皇帝却诱使他换妻，这是教导臣下做不义之事。

译传记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贞烈的女子不侍奉两个丈夫；夫妻同食一牢之肉，死后也应同穴而葬。” 一旦得志，便互相抛弃背离，这本应是市井无赖都不忍心做的事，难道竟认为读书士大夫可以这样做吗？名节有亏，操守不能树立，欺骗君主、蒙蔽上级，出卖主人、请求投降；凡是为了苟求富贵、功名、通达，甘心做出猪狗一样的行为而不顾的人，都是这种轻易换朋友、换妻子的人的心态。君主如果说出这样的话，不仅无法端正教化的根本，还将凭什么要求臣下不怀有二心呢？鲁阳公主做张敖的妻子，已经有多少年了？汉高帝一受到娄敬的劝说，就立即想把她夺走嫁给匈奴；这同废弃原妻而娶皇帝的姐姐，正相类似。这些都是苟且把事情办成，却不明白大义。我因此更加替光武帝惋惜。建武四年，隗嚣派马援前往察看公孙述。马援和公孙述是同乡，过去关系很好。马援以为自己既然到了那里，公孙述应当同他握手相迎，像平生好友一样。然而公孙述大肆陈列宫廷侍卫，迎接马援进来，行完交拜之礼，就让他出去住馆舍。又替马援制作都布单衣和交让冠，在宗庙中让百官列队，安排旧日交游的座位。公孙述乘鸾旗旄骑护卫的车驾，鸣跸清道后登车，弯腰曲身入内，宴请官属，场面十分盛大。他想授予马援封侯和大将军的职位，宾客们都很高兴，想劝马援留下。马援晓谕他们说：“天下的胜负还没有确定，公孙述不肯吐出口中的饭去奔走迎接国士，与他谋划成败，反而修饰仪表，像偶人一样。这样的人哪里值得让天下士人长期滞留呢？”于是辞别回来，对隗嚣说：“子阳不过是井底之蛙，却妄自尊大，不如专心经营东方。”隗嚣于是派马援带着书信到雒阳。马援刚到，等了很久，中黄门才引他进去。光武帝在宣德殿南廊下，戴着[字迹不清的帻]坐着迎接他，笑着对马援说：“你往来于二帝之间，如今见到你，真使人惭愧。”马援叩头辞谢，接着说：“当今世上，不只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君主。我和公孙述同县，年轻时关系很好。我先前到蜀地，公孙述让人陈列卫士，然后才让我进去。如今我远道而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或奸人，却这样简易地接见我呢？” 皇帝又笑着说：“你不是刺客，只不过是个说客罢了。”马援说：“天下反复无常，盗用帝王名号的人多得数不清。如今见到陛下胸襟开阔、气度宏大，和高祖相符，才知道帝王自有真正的气象。” 对于英雄豪杰，只有宽宏的气量才能容纳他们，不能用琐碎的计较使他们屈服。高帝自己说过：‘在帷幄之中运筹谋划、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我不如子房；充实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使粮道不断，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军队，作战必胜、攻城必取，我不如韩信。’然而一代豪杰没有不甘愿受他任用的，都是因为佩服他的宽宏。光武帝的智谋风采、料敌制胜，各方面都超过高帝；至于气象，却终究不如高帝。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如他的宏大。他超过高帝的地方，正是他不及高帝的原因。即便如此，把他同高帝相比，确实不如；但若同隗嚣、公孙述之流相比，差距却大得不可计量。这大概就是马援一见光武帝便倾心归附的原因吧？建武五年，皇帝下诏征召处士太原周党、[会稽（原文作“防稽”）]严光等人到京师。周党入宫觐见时，伏在地上而不行拜谒，只陈说自己愿意守持平生志向。皇帝年轻时曾和严光一同游学，登位后，按他的形貌特征访求，终于在齐国找到了他；多次征召之后，严光才来到。皇帝授予他谏议大夫的官职，他不肯接受，离去后在富春山耕田垂钓，最后在家中寿终。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隐居，这是圣贤出仕和退隐的大原则。不过，若隐居却不能求得自己的志向，行义却不能贯彻自己的道，那么连出仕和退隐的根本都还没有弄明白，又有什么值得谈论隐居或出仕的呢？所以，自古以来避世的士人中，有些胸怀道义、涵养德行，在乱世出仕，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处事含晦而道德彰明，箕子假装疯狂就是这样。有些适逢改朝换代，义理上不肯改事他姓，坚守节操，至死不变，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就是这样。有些见阴柔之势逐渐增长、祸乱将要发生，知道要防备而远远退避，所谓“肥遯”之道就是这样无可疑惑。有些上下不相交，守俭约的德行以避祸，不能用爵禄来荣耀他们，这就是“大人”处于否塞而最终通达的情形。有些在蛊乱败坏到极点、无法有所作为时，只求独善其身，以守道为乐而忘却权势，这就是不事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的人。有些安处平易之地等待命运，不求闻名显达，只按自己的身份行事，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能自得，这就是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的人。有些自知学问还不足以成就自身，德行还不足以改善世道，于是潜藏而不炫耀，随时势变化而进退；他们隐而未显，行而未成，所以君子不用他们。至于那些没有志向经世济民，不以明白人伦为贵，枯死在山岩洞穴之中，脱离纲常之外，沉溺于虚无寂静，固守一偏一曲来自我欣赏的，不过是故意隐居、行为怪异，是万世名教的罪人，并不是我们圣人所说的道。有人说：春秋末年，世道也已经败坏到了极点，孔子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难道不是说无道就应当隐居吗？难道事情真是这样吗？回答说：经受磨砺却不变得锋利，染上黑色却不变黑，这是圣人的作为。南容、蘧伯玉等人，孔子屡次称赞他们。至于“任用我就出来做事，舍弃我就退藏”，孔子却只对颜回说：“只有我和你有这种志向。”这说明出仕还是退藏，取决于君主是否任用，而不取决于世道治乱。伊尹无论天下太平还是混乱都出仕，既到桀那里，也到汤那里，这正是他成为圣人的责任所在。傅说、吕望恐怕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哪里是南容、蘧伯玉一类人所能比拟的呢？后世不再以德行、道艺选取士人，士人也不再以德行、道艺作为学问；从儿童时期起，就把富贵、利益和显达作为标准，那么幼年所学的是什么道，成年后又想实行什么事业呢？污浊成为风气，节操廉耻和正道衰落，鼓动整个世代走上追逐浮名、争竞求进的道路，贪图荣华而不知羞耻。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人脱离权势利禄，退居山林泉石之间，安闲恬淡地退隐终身，即使他的进退消长未必完全合乎圣人的中道，但他的风节凛然，足以激荡衰颓的风气、砥砺污浊的世俗；这就是严光、周党一类人，后世仍然值得取法。至于他们所学究竟如何，这里来不及评论。出仕和退隐的道义，是士君子的根本大要，我所以极力论述这些，是希望和求学的人共同把它弄明白。

译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日月底，发生了日食。执金吾朱浮上书劝谏说：“从前尧、舜盛世，尚且要经过三次考核；大汉兴起时，也要积累多次功劳和考绩。官吏都长期任职，甚至做到子孙相继。那时的官职，怎么可能全都治理得好？议论的人难道不会喧哗吗？大概是因为天地间的功业不能仓促完成，艰难的事业应当经过长久的岁月。近来郡守、县令屡屡更换，新官迎来旧官替代，使人疲于道路奔波。考察他们任职的日子很短，还不足以显现他们的政绩。既然又施加严厉急切的要求，人人都不能自保；迫于被举劾，害怕受到讥刺，所以争相粉饰虚假，希求虚名。这正是造成日月运行失常征兆的原因。事物骤然生长一定容易夭折，功业仓促完成也一定很快败坏。若摧毁长久的事业，去建立速成的功业，并不是陛下的福分。希望陛下把心思放在经年累月之后，以一世之后的太平为目标，天下就十分幸运了。”皇帝采纳了他的话，从此牧守更替颇为简少。自古以来，圣王任用和黜退官员的法度不明，封建制度也就败坏了。只有选择贤能而长期任用，或许还可以挽救一些。舍弃这一点而寻求风俗教化的美好，终究只是苟且之道。为什么呢？君子的事业规模，必须经过岁月逐渐磨炼；小人的志虑，却常常只图旦夕苟且。因此，选择贤能却不长期任用，即使有教化，怎么能很快取得信任；即使有事业，怎么能突然成功？这样也不过是中途停止、半途废弃罢了。何况还不选择贤能呢？《易》说：‘日月得到天的支持，才能长久照耀；四时不断变化，才能长久成就。’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道，天下才会教化成功；不能长久坚持自己的道，却想使教化成功，没有这样的道理。卓茂担任密县县令，刚到县里时有所废止和设置，官吏百姓都嘲笑他。邻近城邑听说后，也都讥笑他无能。过了几年，教化才盛行起来。假如当时不到两三年就把他调走，那么后来取得的成效又怎么能显现出来呢？建武七年，大司农江冯上书说：“应当命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司空属官陈元上书劝谏说：“臣听说，以臣为师的是帝王，以臣为宾客的是霸主。所以周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公以夷吾为仲父。近代则有高帝以优厚的礼遇对待相国，太宗把宰辅的权力交给他们。到了新朝灭亡时，王莽遭逢汉朝中衰，专擅掌握国家大权，以苟且的手段窃取天下。他何况还自以为是，不信任群臣，夺去公辅的职权，损害宰相的威势，把刺探举发当作明察，把激烈攻讦当作正直，甚至让近侍仆从告发君主，使长子和弟弟反过来告发父兄。法网严密，刑法严峻，大臣无从施展手脚。然而他不能禁止董忠的谋划，自己反而成为世人的戮笑对象。如今四方仍然扰乱，天下尚未统一，百姓都在观察和听闻，睁大耳目。陛下应当修明文武圣王的典章，继承祖宗留下的德政，劳心礼贤下士，屈己待贤。实在不应当让有司以督察公辅为名。”皇帝听从了他的话。汉朝承袭秦朝的弊陋，使后世不再知道三公的重要性，这从高帝时就开始了。并不是没有三公，而是三公的名分不正。三公名分不正，是因为不知道三公实际应当担任什么官职。君德没有辅佐，国体得不到尊重，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错误辗转相承，到这时凡有变更，只有设置一名太傅作为上公，而太尉、司徒、司空的名号始终没有改变。这不仅是不知道三公的重要，连同六卿也一起不认识了。若道德隆盛，作为帝王的师傅和保傅，真正如同伊尹担任阿衡、周公和召公辅佐周王，那么当时的小臣怎么敢提出督察的请求，光武帝又怎么敢把吏治事务责成他们呢？光武帝既然正以吏治事务责备三公，即使让司隶校尉督察他们以下的官员，又有什么可奇怪的？陈元不能阐明《周官》的本意，只举高帝优待相国的礼制作为法式。相国所受的礼遇果真优厚吗？请求田地住宅，就立即被逮捕下狱；如果说应当坐而论道，难道会是这样吗？孟子说：‘你确实只是个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难道不是见识浅陋吗？’ 皇帝喜欢图[疑为“谶”]，和郑兴讨论郊祀之事，说：“我想用图[疑为“谶”]来裁断这件事，你看怎么样？”郑兴回答说：“臣不谈图[疑为“谶”]。”皇帝发怒说：“你不谈图[疑为“谶”]，难道是在非议它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对于经书有些还没有学到，并不是有所非议。”皇帝的怒意这才消解。郊祀是国家的大礼，古代圣人制定的制度，明白清楚得很。马援对皇帝说：“您博览经学，难道平常对这件事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吗？为什么竟错误地相信妖妄之说，用来欺骗自己呢？”于是考察汉朝历代君主，因为不明白正道，所以多被异端迷惑。文帝先崇尚黄老之学，后来变化为武帝相信神仙之说，再后来王莽便凭借符命向天下约定未来。这些都是光武帝亲眼看见的，完全可以省察。然而他对图[疑为“谶”]之说最终仍然迷惑而不醒悟。人主不能不学习，思想学说的源流不能不端正，实在太重要了。郑兴既然知道这种说法错误，就应当阐明圣人典籍，启发并使君心觉悟。天地鬼神在上面临鉴，即使不幸像桓谭那样被贬逐而死，也是臣子事奉君主的一种成效，难道不是非常伟大吗？他一遇到皇帝发怒，就立即迎合附和。严光曾说：“阿谀奉承、顺从旨意，最终会身首异处。”像郑兴这样的人，在天地之间还能到哪里逃避罪责呢？建武九年，盗贼杀死阴贵人的母亲邓氏和弟弟防。皇帝非常悲伤，封贵人的弟弟阴就为宣恩侯。又召见阴就的兄长、侍中阴兴，想封他为侯，并把印绶放在面前。阴兴坚决推辞说：“臣没有冲锋陷阵、首先登城的功劳，却使一家数人同时享有爵位和封地，这会让天下人失望，实在不是臣所愿。”皇帝赞许他，没有强行改变他的志向。阴贵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阴兴说：“外戚之家往往苦于不知道谦让退避，嫁女就想配给侯王，娶媳妇就斜眼窥视公主，我心里实在不安。富贵是有尽头的，人应当知足；越是夸耀奢侈，越会受到众人的议论。”阴贵人受到感动，深深地自我谦抑，最终没有替宗族亲属求取官位。自古以来，贵戚很少有不遭遇祸患的，都是因为贪恋宠爱和利益而不知满足，处于盛满之时而不知戒惧。阴贵人的兄弟肃然收敛，把退让谦逊作为家风，他们的话切实无愧于古代贤人，可以作为后世万代外戚的标准。因此，史书不再逐一记载他们的事迹。

译建武十二年，公孙述处境危急，对延岑说：“事情应当怎么办？”延岑说：“大丈夫应当在死境中求生，难道能坐等困穷吗？财物很容易聚集，不应当吝惜。”公孙述于是把金帛全部散发出去，招募敢死之士五千多人，交给延岑统率。延岑在市桥假装竖起旗帜，鸣鼓挑战，同时暗中派奇兵从吴汉军队后面出击，袭击并击破汉军，吴汉落入水中，攀住马尾才得以逃出。汉军只剩七天粮食，暗中准备船只，想要逃走。蜀郡太守、南阳人张堪听说后，赶去见吴汉，劝说公孙述一定会失败，不应当撤军。吴汉听从了，于是故意示弱来挑逗敌军。冬十一月，臧宫的军队抵达咸阳门。戊寅日，公孙述亲自率领数万人进攻吴汉，派延岑抵挡臧宫。双方大战，延岑交战三合、三战三胜，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士兵都没有吃饭，又十分疲惫。吴汉于是派冯异军中的高午、唐邯率领数万精锐攻击延岑，公孙述的军队大乱。高午冲入敌阵刺杀公孙述，刺穿了他的胸部，他坠下马来，左右把他抬入城中。公孙述把军队交给延岑，当夜便死去。第二天早晨，延岑带着城池投降。辛巳日，吴汉把公孙述的妻子儿女全部杀灭，公孙氏全族也被诛灭。延岑随后放纵军队大肆抢掠，焚烧公孙述的宫室。皇帝听说后非常愤怒，责备吴汉，又责让刘尚说：“城池投降三天，官吏百姓都已经归服，儿童和老母亲以万计；一旦放纵军队纵火，听来令人鼻酸。” 刘尚是宗室子孙，曾经任过官职，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地，再看看放走小鹿和分食肉羹这两件事，哪一件更仁慈？实在是丧失了斩杀将领、慰问百姓的道义。” 光武帝告诫冯异时说过：“征伐不一定要夺取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之后使百姓安定聚居罢了。诸将不是不能勇猛作战，然而喜欢抢掠；务必各自约束整顿自己，不要使郡县受到苦害啊！”这番话，正是高帝所以开创基业、光武帝所以重新建立汉朝的原因。四海之内的百姓，都是我的赤子；不幸沦落到异类统治之下，难道是他们本心所愿吗？消灭那些首领，使百姓恢复原来的生活，恩泽与天相配，让大家共同获得更新，应当使他们欣喜得像脱离豺狼虎豹的群体、又得到慈爱父母一样，这才是汉朝真正做到尽善尽美。过去冯异巡行南阳时，多有侵扰暴虐，以致邓奉反叛；如今蜀地已经投降，却不致力于安定百姓，又放纵军队大肆抢掠，这究竟是为什么？残暴凶狠，和项籍没有区别；慰问百姓、讨伐罪人，难道应当这样做吗？光武帝没有先记录他的功劳，反而首先追究他的过错；不因平定敌人而高兴，却因放纵军队虐害百姓而发怒，这样才可以体察赤子之心，具有做百姓父母的体统。起初，公孙述征召广汉人李业为博士，李业坚称有病，不肯起身任职。公孙述羞愤而不能罢休，便派大鸿胪尹融奉诏命胁迫李业：如果起身任职，就授予公侯之位；如果不起身，就赐给毒酒。尹融劝说道：“如今天下分崩离析，谁知道是非呢？您却凭区区自身去试探不可测的深渊吗？朝廷贪慕您的名望和德行，使官职空缺、职位虚置，到今天已经七年；四时的珍贵供品也没有因此忘记您。您应当上为知己效力，下为子孙着想，使自身和名声都得以保全，岂不是很好吗？”李业于是叹息说：“古人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在混乱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君子见到危难便献出生命，为什么还要用高官厚禄来诱惑我呢？”尹融说：“应当叫来家人，同他们诀别。”李业说：“大丈夫早已在心中决定了，哪里还需要妻子儿女参与呢？”于是饮下毒药而死。公孙述以杀害贤人的名声为耻，派使者吊祭，赠送百匹布帛作为助丧之物。李业的儿子李翚逃走并推辞，不肯接受。公孙述又征召巴郡谯玄，谯玄不肯前往，公孙述也派使者拿毒药胁迫他。太守亲自到谯玄的庐舍劝他赴任，谯玄说：“保全志节、成全高尚品德，死了又有什么遗憾？”于是接受毒药。谯玄的儿子谯瑛哭得泣血，向太守叩头，愿意拿出家钱一千万来赎父亲的死。太守替他请求，公孙述答应了。公孙述又征召蜀郡人王皓，王嘉担心他不肯前来，先把王皓的妻子儿女拘禁起来。使者对王嘉说：“赶快收拾行装，妻子儿女就可以保全。”王嘉回答说：“犬马尚且知道自己的主人，何况是人呢？”王皓先自刎，把首级交给使者。公孙述大怒，于是诛杀王皓的家属。王嘉听说后叹息道：“太晚了啊！”于是面对使者伏剑而死。犍为人费贻不肯在公孙述手下做官，便把身上涂成癞疮的样子，假装发狂来躲避征召。同郡的任永、冯信都假称双目失明，以推辞征召。光武帝平定蜀地后，下诏追赠常少为太常，张隆为光禄勋；谯玄已经去世，便用中牢祭祀他，并命令有关地方归还他家缴纳的钱财，同时在李业的里门上立表彰牌。又征召费贻、任永、冯信，后来任永、冯信因病去世，只有费贻出仕做到合浦太守。我每次看到后世那些手持节操、为义而死的人，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恭敬赞叹。即使《诗经》所说的保全自身、《易经》所说的避开灾祸，其中或许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这里也来不及讨论了。唉！人谁不想要富贵？谁不贪生怕死？只是有谁肯甘心舍弃富贵而走向死地呢？世道衰败、风俗浇薄，人欲横行奔涌，只顾贪求眼前的虚荣，没有人明白天下的大义。平时没有事情时，窃取职位以求容身；一旦遇到危急疑惧，就争着投降，唯恐落后。像这样的人，实在连犬马都不如。他们和李业、谯玄、王皓、费贻诸人相比，究竟怎么样呢？这些人固然见识卓越，远远超出流俗之外，但也因为具有忠贞的本性、刚毅的资质，有些东西不是世俗所能改变的。像这些人的操守，进入尧舜之道、接受托孤寄命，不过是额外的小事罢了。子路在卫国做官，临死时还系好帽缨，这难道还值得特别称赞吗？建武十三年，有外国献来一匹名马，每天能行千里。又进献一把宝剑，价值百金。皇帝下诏把剑赐给骑士，把马用来驾鼓车。族獒说：“犬马如果不是当地的物种，就不应蓄养；珍禽奇兽也不应在国家中繁育。召公恳切劝谏，只是希望武王退却而不接受罢了，没听说接受之后却轻贱使用它们的。人和物虽然不同，但如果违背其才能而使用，使它失去适宜的位置，结果是一样的。因此古代圣人不使任何一物失去适宜的位置。光武接受进献的千里马，却把它安置在鼓车下面，用来表示它没有用处。哪里比得上文帝谢绝进献，做得合乎体统呢！” 朱祐上奏说：“古代人臣接受封爵，不加授王爵。”丙辰，诏令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都降爵为侯。丁巳，任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当时，宗室以及封为侯而国家断绝的诸王，共有一百三十七人。

译晋文公对王室有大功，向襄王请求开通隧道。襄王不答应，说：“这是王者的制度；在没有取代先王德业的情况下，不能同时有两个王，这也是叔父所厌恶的。不然，叔父既然有土地又要开隧道，还用得着请求什么呢？”文公于是害怕了，不敢违背。唉！衰微的周朝君主竟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孔子作《春秋》，在月份上加“王”字，在“王”上又加“天”字，以此彰明尊位不能有两个上主的道理。楚国虽然僭越称王，按例削去王号而称作“子”。对于君臣间的大义，严肃地体现了天尊地卑、不可逾越的原则。后世相承，终于把王爵当作封国的惯例。《春秋》以后，没有人再阐明这个道理，而朱祐说到了这一点，真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吴汉从蜀地整顿军队回来，到达宛地，诏令他经过家乡时上坟祭扫，赐谷二万斛。夏四月，到达京师。于是大宴将士，增加功臣的封邑，重新封爵，共三百六十五人；此外因外戚恩泽而受封的有四十五人。确定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邑四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邑六县；其余各有不同。已经去世的功臣，就增加封给他们的子孙，有的改封给旁支子弟。皇帝长期处在战事之中，厌倦武事，又知道天下疲敝耗损，想要安乐休息。陇、蜀平定以后，除非有紧急警报，便不再谈论军旅之事。皇太子曾问攻战的事情，皇帝说：“从前卫灵公询问军阵，孔子不回答，因为这不是你所能及的事情。”邓禹、贾复知道皇帝要停止战争、修明文德，不愿功臣拥兵聚集在京师，于是交出铠甲兵器，专心于儒学。皇帝也对此思虑，想确定功臣的爵位和封土，不让他们因担任官职而获罪，于是撤销左右将军的官职。耿弇等也上交大将军、将军的印绶，都以列侯身份回到府第，加授特进，奉朝请。邓禹内在品行淳厚完备，有十三个儿子，分别让他们专攻一门技艺，整治家门，教育抚养子孙，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和资鉴。他使用封国和封邑的收入，不经营产业牟利。贾复为人刚强坚毅、正直方正，具有许多重大的节操。他回到私人府第后，闭门不出，以培养自己的威望。朱祐等人推荐贾复适合担任宰相，皇帝当时正以处理政务的能力要求三公，所以功臣都没有被任用。因此列侯中，只有高密侯、固始侯、胶东侯三人能够与公卿共同商议国家大事，受到的恩遇非常优厚。皇帝虽然约束功臣，却常常能够委曲宽容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贡的珍奇甘美之物，必定先全部赐给诸侯，以至太官没有剩余。因此他们都能保全福禄，没有受到诛杀责罚的。收回功臣的兵权，撤销将军官职，不再任用他们为三公，这样处置功臣就很好了，也足以革除先汉的弊病，为后代留下法则。此事虽然是光武的见识和气度超越常人，采取了这样的举措；但邓禹、贾复诸公俨然具有儒者的气象，知道防止长远的嫌疑，解除兵权、崇尚学问，以成就光武的志向，这难道也是绛侯、灌婴一类人所能赶得上的吗？既然如此，忠臣义士为国捐躯、建立拥有土地的大功，也应该知道怎样自处了！甲寅，任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窦融自认为不是旧臣，一旦入朝，地位却在功臣之上，每次上朝准备进见时，容貌、言辞和语气都极其谦卑恭敬，皇帝因此更加亲近厚待他。窦融谨慎小心，长期感到不安，多次推辞爵位。他上奏说：“臣窦融有儿子，早晚教导他们学习经艺，不让他们观看天文、阅读谶记，实在是想让他们恭敬谨慎、敬畏行事，谨慎守道，并不希望他们拥有才能，更何况还要把连城广土、旧日诸侯王的封国传给他们吗？”于是又请求找机会求见，皇帝不准。后来朝会结束，窦融徘徊在席位后面，皇帝知道他想辞去官职、归还封土，便命令说：“公暑热，而且自行方便；如今相见，应当谈论别的事情，不得再提这件事。”窦融于是再也不敢重复陈请。光武不任用功臣为三公，所以处置功臣是妥善的；但他却用处理政务的能力来要求三公，那么处置三公难道没有不够妥善的地方吗？三公的名称虽然与古代不同，但论道理、治理国家，这正是他们的职责，怎么可以用处理具体政务的能力来要求他们呢？如果以具体政务来要求三公，那么三公的选任就只根据处理政务的能力来取人，不再知道道德的重要性了，这样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后来某年春正月，大司徒韩歆因为直言而自杀，欧阳歙代替他；冬十一月，又因度田不实而死在狱中。又过了五年，大司徒戴涉因牵连犯有纳入旧太仓令罪而下狱死亡，并且因为三公接连获罪，一并被免职。窦融，唉！光武每件事都惩戒先汉的弊病，却轻易杀害大臣，竟与武帝、宣帝时代没有不同，都是因为不知道三公究竟是什么官职，却要求他们取得具体政务上的成效。真是令人感叹不已！由此看来，窦融这一天恳切地辞让，也可以说是具有先见之明了。《两汉笔记》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