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四　　　　　　宋　钱时　撰

译建元二年，太皇太后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不喜欢儒术。赵绾请求不要把政事奏报到东宫，窦太后大怒，说：“这是想再做新垣平吗？”暗中搜求并查得赵绾、王臧违法谋利的事情，以此责让皇上。皇上于是废止明堂之事，已经兴办的各种事情也都废止，把赵绾、王臧交给司法官吏审治，两人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申公也因病免职归去。后世儒学常常不能胜过异端，并不是异端真的胜过了儒学，而是学习儒学的人没有能力胜过异端。孟子身处战国时代，固然以王政为主，却未尝不把转移君主心术放在首位。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才会有不忍伤害别人的政事，这是万世不变的根本途径。如今名义上称为儒学，根本功夫实际上却不能转移君主的心，于是急忙从事外在事务，以求外表好看。考察他们的实际行为，又不能说没有可议之处。一旦取得失败，自身也将不能保全，还能指望他们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吗？异端却不是这样，它不谋求治理天下的规划，只把清静修养作为实际功夫。一旦受到它的影响，病根深入膏肓，至死也不能改变。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它所学虽然不正，但所用功夫也说是在内心。武帝即位之初，用儒术选取士人，不到几个月，不仅兴办的事情全都废止，而且人也因案件而死，大家都说是太后喜好黄老学，实际上害了他们。却不知道王臧、赵绾本来就是自己招致祸患的。那么，儒者的学问果真不足以胜过异端吗？建元三年，皇上自从即位以来，广泛招募、选拔天下有文才和才智的人，给予他们不按常规次序升迁的职位。四方士人多上书谈论政事得失，甚至自我吹嘘、以求进用的人多到数千。皇上选拔其中才华卓异的人加以宠任。庄助最先被任用，后来又得到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人，他们都在皇帝身边。皇上常常让他们同大臣辩论，朝廷内外相互呼应，以义理写成的文章相辩论，大臣们多次理屈词穷。文帝一向嫌贾谊的言辞过于博杂，却在一年之内破格升迁到太中大夫。等到贾谊请求建立汉朝制度、改变秦朝法制时，文帝却谦逊退让，说来不及办理。一听到大臣们说他年少、初学便擅自掌权会造成纷乱的话，就疏远他，不再任用他。他提出让贾谊出任长沙王傅，于是贾谊便没有留在朝廷。建立汉朝制度、改变秦朝法制，说来不及办理，确实好像不能满足人的愿望。然而在继承帝位之初，如果轻率采用才俊之士的言论，使纷纷更改、变乱的祸端由此开始，那么文帝也不能说没有见识。因此，他虽然喜爱贾谊的才华，却始终没有采用他的主张；虽然破格升迁使他显贵，却始终没有让他得以在大臣之间离间。大臣，就是古人所说的百揆、四岳，对上与天子一同坐论治道，对下则表率统领群臣百官。伊尹说自己和尧、舜都有同一德行，意思是任用官员只选择贤能之才，身边辅佐之人只选择合适的人。一般官职，凡是贤能之才都可以任用；至于身边的重臣，则绝非有同一德行的人不可。如果不能任用，宁可不任用罢了。哪里有尊崇奖赏轻薄浮夸的才俊，把他们排列在身边，还让他们凭借辞辩互相折服，使大臣理屈词穷的道理？这种举措，同文帝相比怎么样呢？不过，这也是大臣不是合适人选的明显证明，并不是大臣们的罪过。武帝不知道大臣职位的重要性，所任用的又不是合适的人。也不能说他不是只任用合适的人；是武帝少年人的意气同轻薄才俊的心性相合，于是不知道有大臣。自此以后，奢侈之心一天比一天放纵，长途驾驭、远方控制，天下骚动不安，文帝、景帝几十年积累的元气几乎耗尽，全都是这些人实际在旁边煽动怂恿的。史官说朝廷内外以义理文章相互呼应，果真如此吗？不是。这一年，皇上开始微服出行。夏代的谚语说：“我们的王不出游，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王不巡游，我们凭什么得到帮助？”君王一次出游、一次巡游，都应当成为诸侯的法度。因此，顺着水流而下却忘了回来，叫作流；顺着水流而上却忘了回来，叫作连；追逐野兽没有满足，叫作荒；沉溺饮酒没有满足，叫作亡。武帝难道只是享受流连的快乐、做荒亡的行为而已吗？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的君主，尊崇虚妄的名声，夜间出行，在禾稼中奔驰，而百姓大声呼喊、辱骂。鄠、杜两县的县令想逮捕他，他便投宿旅店，店主人怀疑他是奸人盗贼，聚集年轻人想要攻击他。他刚刚处在天子之位，却不知道自爱自重，奢侈之心狂放纵欲，自身几乎不能保全。这样还凭什么成为天下的表率呢？假使贤人君子当时在他身边，有师保匡正、救助他的德行，他一定不至于如此。这可以作为万世的戒鉴。元光六年，武安侯田蚡任丞相。田蚡骄横奢侈，营造的宅第超过各家，田园极其肥沃；从市肆购买郡县的物品，车辆接连不断地行在道路上，并且大量接受四方的贿赂馈赠。他家中的金玉、妇女、狗马、音乐和玩赏之物，多得数不清。每次入朝奏事，一坐下来谈话就耗费很长时间，他所说的话皇上全都听从。他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直接做到二千石，权力甚至转移到皇上之上。皇上于是说：“你任命官吏已经任命完了吗？我也想任命官吏。”田蚡曾请求把考工的土地划给自己扩建宅第，皇上发怒说：“你为什么不干脆把武库也拿走？”从此以后田蚡才稍稍收敛。丞相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直接做到二千石，而史书说他的权力转移到皇上之上，这足以说明汉代丞相的权力很轻，而官吏全都由天子亲自任命，事实很清楚。冢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对百官没有不统属的；广泛招纳俊杰，把他们排列在各个官位上，正是他的职责。哪里有天子反而下来同他争夺权力的道理？任命官吏这件事，舜、禹居于百揆之位时，也都是四岳推荐的。丞相推荐人做到二千石，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由此说来，不是丞相不可以任命官吏；任命官吏却把它当作交易，这样的人才不是丞相。再看建元二年冬十月，武帝年纪还没有到弱冠，田蚡在霸上迎接淮南王刘安，突然说了悖逆的话，刘安大喜，于是厚重地赠送金钱财物，最终开启了反叛之心，造成元狩年间的变乱，这是出卖君主的奸邪行为。竟然把天子当作交易对象，而且对此毫不顾惜，又哪里有闲暇去谈论任命官吏可以不可以呢？

译当时皇上正在招纳有文才的儒者，皇上说：“我想要这样这样。”汲黯回答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外表却施行仁义，怎么能想要仿效唐尧、虞舜的治理呢？”皇上默然无言，怒气改变了脸色，便退朝了。公卿都替汲黯害怕。皇上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的愚直太过分了。”群臣都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要他们随声附和、迎合旨意，使君主陷于不义吗？况且既然已经处在这个职位上，即使爱惜自身，又怎么能顾及朝廷受辱呢？”孟子说：“养护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少，即使有不能保存本心的地方也很少；一个人如果欲望多，即使有能够保存本心的地方也很少。”心不能用保存或丧失来概括。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人人都有，并不是从外部灌输的。即使受到严重遮蔽侵蚀，也没有不存在的，只是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罢了。欲望不可以有，又怎么能只说减少欲望呢？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意念，也会使心昏昧、行为偏差；如果只说减少欲望，那就等于不能做到毫无欲望。这样虽然不能做到毫无欲望，却也不让欲望伤害本心，这难道可以吗？”孟子的话，大概是为了诱导初学者进步而说的。一个人完全没有牵累，精神明澈清明，这颗心就是仁，这颗心就是义，把它推广到四海都可以作为准则；无不是这颗心的妙用，哪里会有内心欲望很多，却能在外表施行仁义的道理呢？内心欲望很多，那么施行于外的东西不是仁义，就很清楚了。汲黯本来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仁义。他学习黄老之学，也知道欲望太多会损害心性，所以才说了这句话。然而他针砭武帝的病根，作用实在很大。再看汲黯的为人，风骨气节凛然不可屈服，如同秋霜和夏日，可以称为汉代臣子中的第一人。假使他能够以圣人为依归，学习我们儒家所谓的学问，那么他的成就哪里容易估量呢？如此美好的资质，却不免沉溺于黄老之学和公孙弘之流，于是世人以儒者称他，而汲黯又不免背上诋毁儒学的名声。儒学不可以诋毁，他大概是在斥责公孙弘。后世皇道没有建立，圣人之道不明，学者没有可以求教、取法的人，往往才高明、资质卓异的人，很少有不沉沦于异端的，不只一个汲黯如此，这实在可叹。元光二年，雁门郡的豪强聂壹借大行王恢之口说：匈奴刚刚与汉朝和亲，亲近信任边境，可以用利益诱骗它，引到伏兵处袭击俘虏，这是必定能够取胜的办法。皇帝下诏询问公卿说：“朕修饰子女，准备把她们嫁给单于，又用金钱、币帛、文绣厚厚地贿赂他；单于却一边等候朕的命令，一边更加轻慢，侵扰盗掠没有止境，边境受到祸害，朕非常怜悯他们。现在想要出兵攻击匈奴，怎么样？”大行王恢建议应当攻击。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任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任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任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任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任材官将军，率领三十万军队驻扎在马邑谷中，诱使单于前来，准备袭击他。单于进入塞内后察觉了此事，逃了出去。六月，汉军撤军，将军王恢因首先谋划却没有进军而获罪，被交付狱官，死于狱中。中原之所以不同于夷狄，是因为用德行怀柔他们，用信义使他们服从罢了。汉朝同匈奴和亲，本来就已经大错。哪里有答应和亲没有多久，便趁着对方亲近信任自己而诱骗他们前来，又设下伏兵袭击他们的道理？这是拿子女作为诱饵，冒险行事以求侥幸。市井中使用阴谋欺诈的人，有时还知道羞耻。谁能说堂堂中原竟忍心这样做呢？小人不顾大体，挑起事端、误害国家，大多就是这样。说起来实在令人悲痛。此后四十年间，匈奴进入上谷、雁门各四次，进入代、定襄各三次，进入渔阳、五原各两次，进入辽西、上郡、右北平各一次。对内空虚，却忙于对外，年年发生战争，天下萧条，户口减少了一半，实在是王恢开启了这个祸端。有人说：由此断绝和亲，似乎也不算错误。回答说：如果一定要断绝和亲，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却把它作为诱饵，又怎么可以呢？元光五年，女巫楚服等人教陈皇后举行祠祭和厌胜之术，又利用妇女施行媚道，事情被发觉后，皇上派御史张汤彻底查办。张汤深入追查，最终查清了相互勾连的同党，连同被诛杀的人共有三百多人。楚服在市中被斩首示众。乙巳日，赐给皇后册书，收回她的玺印和绶带，废黜她，退居长门宫。《周官》说，阍人掌管守卫王宫中门的禁令，奇异服饰之人和怪异之民不得进入宫中。先王防患于未然的用意实在深远。大体说来，邪术和旁门左道，唯独妇女最容易受迷惑。妖巫和幻惑妇女一旦进入宫中，没有不被她们扰乱的。即使是闾巷中的士人、庶民，直到公卿大夫之家，都应当对此严格防范，何况天子的宫禁呢？楚服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可是后来又有祭祀木人、施行度厄法的人进入宫中，最终酿成巫蛊之祸。这些都是武帝自己相信妖妄之说所导致的，难道不应当警戒吗？皇上为窦太主在宣室设宴，派谒者引领董偃进去。当时，中郎东方朔在殿阶下守卫宫殿，推开屏障上前说：“董偃有三条该斩的罪，怎么能进去呢？”皇上说：“你说的是什么？”东方朔说：“董偃以臣子的身份私下侍奉公主，这是第一条罪；败坏男女之间的教化，扰乱婚姻的礼制，损害君王的制度，这是第二条罪；陛下正值盛年，正在专心研究六经，董偃不遵循经书劝人学习，反而把奢靡华丽当作上等，把奢侈享受作为要务，尽情享受犬马之乐，极力满足耳目之欲，这就是国家的大祸害、君主的大害虫，这是第三条罪。”皇上沉默不答，过了很久才说：“我已经设宴了，之后再自行改正。”东方朔说：“不行。宣室是先帝处理政事的正殿，不合乎法度的政事，不能在那里进行。所以，淫乱的苗头发展下去，就会变成篡夺；正因为如此，竖刁因淫乱而导致祸患，易牙也成为祸患，庆父死后鲁国才得以保全。”皇上说：“好。”于是下诏停止宴饮，改在北宫设宴，引董君从东司马门进入，赏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从此日渐失宠。此后，公主和贵人多有逾越礼制的行为。东方朔以诙谐的方式侍奉在皇帝身边，却能提出这样正直的议论，实在令人欣喜。汉武帝才智很高，但过失也最多；他一时任用的人，往往都是只图快意、逞强任性的人，他们一味迎合他的喜好，彼此奉承，很少有人正面劝止和挽救他。如果有人能够正面劝止和挽救他，他也自然能够听取。假如朝廷上能根据事情随时进献忠言，而且都像东方朔这样正直，那么汉武帝一定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每当看见东瓯告急、聂壹设计欺诈时，事情可行与不可行有两种可能，他起初本来不会自行决定；如果不是庄助、王恢引发了事情的端绪，鼓动了他的狂妄念头，哪里会有后来穷兵远征的祸患呢？由此类推，值得长叹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因此对东方朔有所感慨，也更加替汉武帝感到惋惜。

译元朔五年，任命公孙▯为丞相，封为平津侯。丞相获封侯爵，从公孙▯开始。公孙▯生性猜忌，表面宽厚，内心深沉。凡是曾经与他有嫌隙的人，无论关系亲疏远近，他即使表面上与对方交好，后来最终也会追究并报复对方的过错。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公孙▯认为他善于逢迎，因此嫉恨他。胶西王刘端骄横放纵，多次犯法，被他杀伤的二千石官员很多。公孙▯于是推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相，董仲舒因病免职。汲黯常常诋毁儒生，当面触犯公孙▯，公孙▯想杀掉他。后来借一件事，他对皇上说：“右内史辖区内有许多贵人和宗室，难以治理，不是平素受人尊重的大臣不能胜任。请把汲黯调任右内史。”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内用君子而外斥小人，就是君子和小人都各得其位，所以是“泰”；内用小人而外斥君子，就是小人和君子都失去其位，所以是“否”。一个丞相掌握国政，却使君子不能留在朝廷内部，那么时局如何就可想而知了。邪与正不能并立，是与非也难以同时存在。小人的心思，只怕君子对自己不利，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困厄、排挤君子；所以他们让君子被屏斥、远谪、放逐，使君主终身见不到君子的面，然后一切都任由自己作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哪里会容许君子在朝廷上安稳待一天呢？汉武帝身边有汲黯、董仲舒，就像有麒麟、凤凰一样，真是世间罕见的祥瑞。公孙▯做丞相，正要开设东阁来招纳贤人，却首先用危险的手段中伤他所不知道的贤人，这究竟算什么贤能呢？史官说他心怀嫉妒，报复嫌隙；我认为即使没有嫌隙，公孙▯也不会容纳他们。大将军卫青虽然地位尊贵，有时也在宫中以侍中的身份侍奉皇帝。皇上有时蹲坐在厕所里接见他。丞相公孙▯入宫私下拜见皇上时，皇上有时连帽子也不戴。至于汲黯来见皇上，如果皇上没有戴帽子，就不肯接见他。皇上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奏事；皇上没有戴帽子，望见汲黯后，便躲到帐中，派人批准了汲黯的奏议。他受到敬重和礼遇，就是这样。大体说来，端正方直的人足以使人敬重，却往往很难使人亲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能顺从他人、阿谀逢迎罢了。汉武帝放纵任性，却唯独对汲黯这样收敛，如果不是汲黯有使他心悦诚服之处，也不可能如此。这对汉武帝来说，难道不是很值得欣喜的事吗？等到考察汲黯一生的经历，却常常因为他多次直言进谏而不能长久居于官位；听到有人说皇帝欲望太多，他就发怒变色；听到积薪的比喻，皇帝更加恼怒他的言论；汲黯劝皇帝藏匿马匹，皇帝对此默然；汲黯劝止把商人和市场治罪处死，皇帝认为他又在胡乱进言；汲黯劝作宗庙乐歌，皇帝不高兴；汲黯劝不要杀士人，皇帝认定他是愚蠢的。后来汲黯被免官，闲居田园；起用后出任淮阳太守，最终死在外地。他想做中郎，出入宫禁，弥补皇帝的过失、拾遗补阙，却始终不能实现。这样看来，皇帝虽然敬重他，实际上却从未真正任用他；难道不是因为皇帝一向畏惧他的严正，却未必真正知道自己所敬重的是什么吗？假如皇帝能够因为敬重汲黯而任用他，那么贤人就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天下和天意都能得到治理；难道他会甘心任用公孙▯、张汤之流吗？六年，当时汉朝接连多年每年征发十多万人攻打匈奴，斩杀、俘获敌军首级的将士得到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卒和战马死亡的有十多万人，军械和转运粮饷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于是大司农管理的经费耗尽，不足以供给作战将士。六月，下诏允许百姓购买爵位，也允许以财物赎免禁锢和免除赃罪；设置赏赐官爵，名为武功爵，共有十七级，总值三十余万金。凡是购买武功爵达到千夫爵的人，先可以授予官职。仕进做官的途径变得混杂而且多头并进，官职因此耗损废弛了。《左氏传》说：“上天生养百姓，又为他们立下君主，是让君主负责治理和养育百姓，不要使他们失去本性。”《尚书》说：“向四方征伐不守法度的人，使众多百姓得到安抚。”所以设置军队来威慑不守法的人，无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百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称为四海。上古圣王用来安抚远方人的办法，难道是无休止地征伐、以开拓疆土为利吗？他们归服，就安抚怀柔；他们反叛，就用武力威慑，使内外界限分明，不让他们危害百姓，也就够了。汉武帝耗尽中原的力量，来满足自己好大喜功、喜欢夸耀的志向；向西打通西南夷，向东设置沧海郡，向北修筑朔方郡，每年出兵攻打匈奴，动辄十多万人，驱使百姓走向刀锋箭镞，流尽膏血；所做之事远涉荒僻之地，大司农的费用枯竭，于是从各方面搜刮财物。后来虽然匈奴远远逃走，漠南没有了单于王庭，但国内却一片萧条。为了尺寸之地，不知道要用多少万万百姓的性命来交换！可悲啊。元狩三年，皇上招揽延请士大夫，常常唯恐人才不足。然而皇帝性情严厉，即使是群臣中一向受他爱护信任的人，有时稍微犯法，或有欺骗蒙蔽，也总是查办杀掉，从不宽容。汲黯进谏说：“陛下辛劳地寻求贤才，还没有完全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已经把他们杀掉了；凭借有限的贤才，却任意施行无止境的诛杀。臣担心天下的贤才将要被杀尽，陛下将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汲黯说得十分激烈，皇上很生气，却笑着开导他说：“哪个时代没有人才？只怕人不能识别他们罢了。如果能够识别人才，还担心没有人吗？所谓人才，就像有用的器物一样。有才能却不肯充分任用，和没有才能一样；既然如此，不杀掉他们还要怎么处置？”汲黯说：“臣虽然不能用言语说服陛下，但心里仍然认为这样不对，希望陛下从今以后改正，不要认为臣愚蠢而不懂道理。”皇上回头对群臣说：“汲黯自己说自己如果是善于逢迎的人就不行，却说自己愚蠢，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 赵简子派人聘请孔子，孔子到了黄河边，听说赵简子杀了窦犫、鸣犊和舜华，便面向黄河叹息说：“美啊，这水浩浩荡荡！我不能渡过黄河，这是命运吧。”子贡快步上前问：“冒昧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窦犫、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能大夫。我听说：剖杀胎儿、杀死幼兽，麒麟就不会来到它的郊外；把湖泽的水排干来捕鱼，蛟龙就不会居住在它的深渊；毁坏鸟巢、打破鸟蛋，凤凰就不会在它的城邑飞翔。为什么呢？君子会避开伤害同类的地方。鸟兽对于不义之事尚且知道躲避，何况人呢？上面有杀害贤人的君主，那么能够察知时机的士人只会逃走罢了。贤人远远逃避，而无耻之徒争相进用；至于那些触犯刑法而被杀戮的人，全都是扑向火焰的飞蛾。鸿雁飞入幽远高空，弋猎之人又能贪求什么呢？汲黯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担心贤才将被杀尽，没有人和皇帝共同治理。唉！这样的人果真算贤者吗？汉武帝将连得到他都不可能，何况能够得到他之后再杀掉他呢？至于贪图利益的人，嗜好财利，哪怕死上万次也不顾自身；即使杀掉这样的人，难道能杀尽吗？汉武帝不担心没有人，反而笑汲黯愚蠢，也是应当的。主父偃起初从齐国来，一年之内骤然被任用为大臣；他害怕主父偃的言辞，送给他的财物累计达千金。有人对大横的主父偃说：“我活着如果不能享用五鼎的食物，死后就会被放进五鼎中烹煮罢了。”第二年，他果然因齐国的事情遭到灭族。汉武帝杀害士人竟然如此残忍，而欺骗他人的人竟然也如此忍心杀害自己。这件事足以看清其中的道理了。

译四年冬，有关官员说，国家的用度已经非常空虚，而富商大贾铸造钱币、煮盐，财富有的累积到万金，却不帮助国家的急难；请重新铸造钱币来充实用度，并打击浮华放纵、兼并财产的人。当时禁苑中有白鹿，少府又有许多银和锡，于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镶上彩色花纹，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见皇帝、聘问馈赠时，必须先用皮币垫着玉璧，然后才能进行。又用银和锡铸造白金三种：大的铸成圆形，图案是龙，价值三千；次大的铸成方形，图案是马，价值五百；小的铸成椭圆形，图案是龟，价值三百。命令官府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私自铸造各种金钱的人都判死罪，但官民私自铸造白金的多得数不清。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主管盐铁事务；桑▯羊凭借计算才能掌管财政。东郭咸阳是齐国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两人都因此积累了数千金的资产。桑▯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善于心算，十三岁就任侍中，三人谈论财政利益之事，连秋毫般细微的数目都能分析清楚。下诏禁止百姓私自铸造铁器、煮盐，违者在左脚施黥刑，并没收其器物。公卿又请求下令各地商人和从事末业的人，各自申报所有财产，按每缗钱二千征收一算。至于百姓有轺车，或者有五丈以上的船，也都要征收一算。隐瞒不自行申报，或者申报不完全的，发配到边疆戍守一年，并没收其缗钱。有人能够告发的，把没收财产的一半赏给他。这项法律大体出自张汤；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说到国家用度时常常直到天晚，皇帝甚至忘了吃饭。丞相徒有其位，天下的事情都由张汤决定。百姓骚动不安，不能安生过日子，全都指责怨恨张汤。汉武帝造成的空虚耗损，根源在于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恭谨节俭。为什么呢？他们节省费用，崇尚朴素，以身作则，两位皇帝前后相继，共四十年；粮仓里的粟米腐烂了，钱串上的钱也朽坏了，天下富足，并不是上天降雨、鬼神输送来的。汉武帝继承帝位，只看见财物用度丰足，却不知道这些财富从哪里来，因此胆量和欲望都膨胀，耳目被声色充满，任意施为，没有时间考虑后果。譬如富贵人家的子弟，习惯于尊贵显盛，挥霍无度，意气骄纵，把妄为当作常态，很难再收敛。一旦供给不足，就刻剥百姓，苟且搜求，卖掉田地房产，典当簪珥和各种器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却始终没有醒悟；这说的就是汉武帝。周公作《无逸》，开头就陈述耕种收获的艰难；《七月》一诗更写到男子耕田、女子养蚕，以及蔬菜瓜果生长、腌制的时节，细微之处无不具备，正是担心成王年少，突然处在富足兴盛的时代，奢侈之心容易产生。经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又说：“君上要使臣民富厚，才能安居。”汉武帝使国内空虚，却经营外部事务；危及国家命运，却征战远方夷狄；国家经费极度空虚，窘迫到无法继续下去，这时本来可以很快下诏悔过了。可是他正甘心让酷吏在上面残酷虐害，让善于精细计算的人在下面搜刮猎取，放纵如豺狼虎豹、羔羊幼犊般的群体而不加怜恤，这哪里像百姓的父母呢？后世继承帝位的年轻君主，难道不应当警惕眼前的富足，而自行助长奢侈之心吗？六年，大农令颜异被杀。起初，颜异因为廉洁正直逐步升迁，做到九卿。皇上和张汤已经制造了白鹿皮币，便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说：“如今王侯朝贺使用苍璧，价值数千万；反而用来衬垫苍璧的白鹿皮价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皇帝听了不高兴。张汤又和颜异有嫌隙。后来有人以其他事情告发颜异，皇帝便交给张汤审理颜异。颜异曾和宾客谈话说：“起初诏令下达时，有不便利之处，我没有回应，只是稍微动了动嘴唇。”张汤奏告颜异说：“身为九卿，看到诏令有不便之处，不入朝进言，却在腹中诽谤，按罪应当处死。”从此以后，便援引“腹诽”作为比附定罪的法律，公卿大夫大多谄媚逢迎以求取容。想要给人加罪，哪里还怕找不到罪名？像张汤杀颜异，真可以说是连罪名都没有。即使颜异有值得议论的地方，难道也应当判到“腹诽”之罪吗？这更加足以证明颜异的贤能，以及张汤巧妙诋毁、凶残无状。自古以来小人掌权，必定先设立法律来钳制人的言论。腹中诽谤尚且要死，何况谁还敢公开发言？卿大夫谄媚逢迎、求取容悦，全都跟着张汤做了。做君主的，为什么不谨慎选择所信任的人呢？两年后，张汤最终因犯罪自杀。考察历代酷吏的传记，很少有能善终的。杀人的事情在君主耳目中习以为常，其实就是在教君主将来杀自己的方法。‘出尔反尔’，这句话确实可信。元鼎四年初，条侯周亚夫担任丞相，赵禹任丞相史，丞相府中都称赞赵禹廉洁公正，但周亚夫不任用他，说：“我非常知道赵禹没有危害，然而他用法过于深刻，不可以处在大府之中。”等到赵禹任少府时，他比九卿更为严酷急切；到了晚年，官吏都务求严厉苛刻，而赵禹反而被称为宽厚平和。中尉尹齐一向以敢于诛杀著名，等到担任中尉，官吏和百姓更加困敝。这一年，尹齐因不能胜任而获罪抵刑，皇上于是再次任命王温舒为中尉，赵禹为廷尉。后来四年，赵禹因年老被贬为燕相。汉朝宽厚的风气始于汉高帝，形成于汉文帝；刻薄的祸患则在汉景帝时出现苗头，到汉武帝时形成。汉高帝以宽大厚道的长者自居，扶持正义向西进军，刚入关时就订立三章之约。汉文帝崇尚仁慈友爱，废除了肉刑，当时将相无不努力实行宽厚政策，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禁令和法网宽疏，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汉景帝继承其后，虽然减少了笞刑的法定数目，但刻薄的祸患已经露出苗头。为什么呢？汉景帝的刻薄，首先表现在晁错所施行的权术和谋略上。到了汉武帝，终于发展到极其惨酷的程度，数十年的宽厚风气再也没有一点影子。汉宣帝中兴以后，接连沿袭这种做法，以刑名法术约束臣下，奉为家法；其势如水火滔滔蔓延，再也无法降止回头。唉！一个时代的风俗，必定有一个人使它形成，也必定有一个人使它败坏。形成和败坏的变化，虽然取决于君主德行的盛衰清浊，但促成形成或败坏的关键，则在于任用君子还是舍弃君子、任用小人还是舍弃小人。唉，实在令人恐惧！我因此考察赵禹一生的始末，以及上下各代的变化，为此深深叹息。当时，官吏治理都以惨酷苛刻为时尚，只有左内史儿寛劝勉农桑，放宽刑罚，审理狱讼，务求得到人心；他选择任用仁厚之士，推求实情并体恤下属，不追求名声，官吏和百姓都非常信任爱戴他。收取租税时，他根据宽严情况酌情裁定，和百姓互相借贷，因此租税有很多没有收上来。后来发生战争征发，左内史因租税征收不足而考核列在末等，按理应当免职。百姓听说他将被免职，都害怕失去他；大家用牛车，小户用肩挑背负，缴纳租税的队伍络绎不绝。考核成绩于是改列为最上等，由此皇帝更加认为儿寛奇异。

译自古以来的贤人哲士，无论到哪里都能实行自己的志向；说他们因为有所阻碍而不能实行志向，大概是不对的。因此，可以做官就做官，把志向实行在使君主受益、使百姓受惠上，这就是实行志向；可以隐退就隐退，把志向实行在挂冠辞职、退居隐处上，也同样是实行志向。不幸处在危险的国家，侍奉昏乱的君主，按道义不能离开而又无法离开，即使像龙逢、比干那样死于进谏，志向也未曾不曾得到实行。所以说：身处富贵，就在富贵中实行志向；身处贫贱，就在贫贱中实行志向；身处夷狄之地，就在夷狄之地实行志向；身处患难，就在患难中实行志向。哪有居官任职、承担责任却不能尽到自己的职分，只把过错归咎于时势不可作为的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内心没有坚定的操守，志向在于随从别人；污浊之人相互扶持，合在一起成为同一类人，因此剥削下民、讨好上级，贪求所得、害怕失去，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这是否合乎义理罢了。当时官吏治理以惨酷苛刻为时尚，好像处在汤锅之中；儿寛担任三辅长官，一境之内的百姓却如同沐浴在春风和煦的气息中，竟能做到这样。他不但最终能够免除祸患，皇帝也还认为他奇异。谁说违背时势、妨碍风俗而做君子，就果真不能实行自己的志向呢？元封二年，皇上因旱灾忧虑。公孙卿说：“黄帝时代封禅时，天旱使封禅之地干旱了三年。”皇上于是下诏说：“天旱，是不是因为封禅之故呢？” 黄帝，是古代的圣人。他通晓变化，使百姓适宜，所以垂衣而治天下。舟车、门柝、臼杵、弧矢这些便利器具，之所以能取法于《易》，无非都是百姓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东西，哪里是迂腐偏僻、虚幻怪诞、游离于世俗之外的事物呢？孔子整理经书，讨论三坟五典，黄帝、高辛氏以上的事都略去，并不是因为它们怪诞才略去的。三坟讲的是大道，五典讲的是常道，古代圣人相传，本来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上古洪荒时代以及垂示后世、建立教化的事还不完备。孔子将要取法这些内容，用来作为历代帝王的准则和万世不可磨灭的目标，所以从唐尧、虞舜以后写起，下至周代罢了。《周礼》是周公的大训。如果其中涉及怪诞之事，那么三皇五帝的书为什么会由外史掌管呢？战国时期纵横之术盛行，异端纷纷兴起，凡是借黄帝之名著书的，如道家、名家、阴阳家，以及小说、医卜、神仙之类，数不胜数。至于封禅、登天以及恍惚无根的言论，汉代方士往往把它们归为一类，这岂不是对黄帝极大的诬蔑吗？假使古代圣人举行过封禅，那么二帝三王也会举行了。以血祭祀五岳，圣人经典中明明都有记载，却没有听说过封禅的名称，何况还有所谓“干封”呢？君主能够因旱灾而忧虑，这正是心怀恐惧、修养省察的开端，群臣应当竭尽忠诚加以警诫劝告，使他改正过错、增进德行，以消除上天的灾变。公孙卿是什么人，竟敢这样大肆作妄诬之说，欺骗君主、欺骗上天而又欺骗天下人；而皇帝竟也坦然接受他的欺诈之言，不感到惭愧吗？唉！还是太愚蠢了啊！三年，把朝鲜划分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玄菟、乐浪原本是箕子受封的地方。从前箕子居住在朝鲜，用礼义、耕田、养蚕、纺织来教导百姓，并为百姓制定八条禁令：互相杀人，要按当时的规定偿命；互相伤害，要用谷物赔偿；互相盗窃的，男子没入为盗者家中的奴仆，女子为婢女；想要自行赎身的，每人要交五十万钱。即使赎回成为平民，仍然被当地习俗所羞辱，婚嫁也没有人愿意接受。因此当地百姓最终不再互相盗窃，门户也不用关闭。妇女贞洁守信，不邪淫；他们在田野间饮食使用笾豆，都邑中也很仿效官吏，往往用杯器进食。郡刚设置时，从辽东选取官吏。官吏看见百姓没有关门收藏财物，后来商人前往，夜间便行窃，风俗逐渐变得浅薄。如今触犯禁令的情形逐渐增多，已经达到六十多条。孟子说：“恻隐之心，人人都有；羞恶之心，人人都有；辞让之心，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人人都有。”陆文安公也说：“东海有圣人出现，他的心与我的心相同，他的理与我的理相同；南海有圣人出现，他的心与我的心相同，他的理与我的理相同；西海、北海有圣人出现，他的心与我的心相同，他的理与我的理相同。”所以，具有这种心却自称不能做到的人，是自己伤害自己的人；侍奉这样的君主却说他的君主不能行善的人，是伤害君主的人；治理这样的百姓却说他们不能向善的人，是伤害百姓的人。把道理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拿去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验证也不会迷惑，这些道理明白灼然、不可诬蔑。哪里有中原与夷狄的区别呢？关键只在于居于上位的人如何教化他们。朝鲜远在海外，只受到箕子恩泽一次，习俗就醇厚美好到这种程度，何况生长在二帝三王衣冠礼乐之地，难道会有不能教化的人吗？虽然如此，《国风》所讥刺的事情，距离周代先王还不远，却已经败坏风俗、扰乱伦理，说起来也足以令人羞惭。汉武帝距离箕子已有将近千年，而箕子留下的遗风余韵却好像一日之间传承下来，难道中原百姓反而不如夷狄，几位大圣人的教化竟还不如箕子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居住在海岛上，质朴诚实、未受雕饰；一个国家之内各自形成自己的风俗，耳目没有受到惨烈事物的刺激，心志没有受到外物的动摇，淳厚的气质和美好的本性没有受到损耗。因此一旦接受了箕子的教化，世世代代守护而不改变。这并不是有意要固守，而是安于日常生活的常道，自然而然不会改变。中原却不是这样，教化一衰败，真情与虚伪便互相攻伐，奸邪的声音、淫乱的色彩以及浮华奢靡的事物层出不穷，凡是接触眼目、感动耳朵的，无不是损害心志的东西，而且越来越炽烈，如火焰不断燃烧；越来越泛滥低下，如洪水滔滔不绝。先王的教化之所以容易败坏，而中原的风俗反而不如远方夷狄那样美好长久，难道是形势必然导致的吗？况且我对此很有感触：人的内心本来没有不善的，人的本性本来没有不善的，这固然如此。然而增进德行非常困难，趋向邪恶却很容易。就像崇尚《诗》《书》礼义的族类，耳目每天都熟悉贤人君子的行为，不能说不美好；但不幸一旦有小人倡导邪说，往往就会冲垮堤防，顺着水流向东奔涌而无法遏止。箕子传承千年的国家尚且在一日之间败坏，辽东的小吏不知道一旦败坏之后还能不能有人使它恢复；即使箕子【阙】能够恢复，又怎么能长久呢？我因此对‘风俗逐渐浅薄’这句话感到痛心，感伤败坏风俗、破坏教化的开端，而深深叹息。

译五年，皇帝认为有名望的文臣武将将要用尽，于是下诏说：“大概有非同寻常的功业，必定要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来建立。所以马有时奔跑跳跃，却能日行千里；士人有时背负不合世俗的名声，却能建立功名。那些不受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士人，也只在于驾驭他们罢了。命令州郡考察官吏和百姓中才能优异、非同寻常的人，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绝远国家的人。”汉武帝选取士人，却把放纵不羁作为标准，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君主的喜好和厌恶，是风俗的关键。上面用放纵不羁来寻求人才，下面的人也就以放纵不羁为目标而奔逐，彼此相互影响，终于形成风气，声势一传开，风气便随之改变。这样却希望士人的习气美好，成为国家的光荣，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舜是大圣人，首先举用的是八元、八恺。即使生在百世之后，只要坐下来想象宣扬仁慈、宽厚和顺、明察诚信、笃实诚敬的美德，仍然会觉得它们如春风和暖之气扑面而来，如参、芩、耆、术等药物可以养生，如麒麟、凤凰出现而成为天下祥瑞。周公告诫成王，第一说：“大概只有吉善之士。”第二说：“大概只有能够任用平常人的人。”诗人也用“蔼蔼王多吉士，蔼蔼王多吉人”来称颂。这样看来，唐尧虞舜和周成王时期的太平和谐，也只是因为圣明的君主在上，而所任用的本来就是具有太平之德的人。不过，他们教育人才有方法，培养人才有长期积累，所以任用人才时，无论选取谁，都是君子。后世既不培养也不教育，不专门选取德行，反而只取放纵不羁之人，以满足任用非同寻常人才的需要。平时没有事情时，他们狂妄放纵、大声呼叫，任意逞强妄为，无法约束。一旦发生事端，就受到煽动而出动，聚集成为群盗，图谋僭越作乱、奸邪违法，即使触犯典章、被杀身亡、诛灭全族也不顾惜，这些都叫作放纵不羁的人。任用或舍弃人才的时候，为什么不也谨慎确定标准呢？《两汉笔记》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五　宋代钱时撰写 武帝 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孙卿、壸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说：“历法纲纪已经败坏废弛，应当改定正朔。”皇帝下诏让儿宽与博士赐等人共同商议，认为应当采用夏历。夏五月，皇帝又下诏让公孙卿、壸遂、司马迁等共同制定《汉太初历》，以正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夏代以寅月为正月，商代以丑月为正月，周代以子月为正月，但孔子唯独说要按照夏代的时令行事，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建子之月，黄钟律管中一阳之气开始潜藏发动；到了三阳之气，天地交合通泰，万物发生的功效于是显著。后来顺应天地的规律，辅助天地的宜适，那么以寅月的孟春作为一年的开始，才是最合乎时令的正道，确实不可改变。这大概就是孔子回答治理国家的问题时，首先想要端正历法的原因吧？《周官》说，正月初一，开始调和；解释的人认为，周代的正月就是夏历的十二月，颁令斩取冰块时，所说的正月却是夏历正月。我认为这两处说的都是夏历。难道没有看到《秦纪》以十月作为岁首，以及本书以正月作为岁首的记载吗？依此类推，所谓建子，只是以十一月作为岁首；建丑，只是以十二月作为岁首，而四时的次序和十二个月所对应的月份，从来没有改变。因此从秦代到太初以前，采用建亥之法，每年岁首一定记作某年冬十月，而春正月则接在后面。既然如此，正月初一怎么能够说是建子呢？如果是建子，十一月正值严冬，却说它‘开始调和’，本来就是不可能的。然而考察《春秋左氏传》却又不同：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正逢冬至，这显然是把建子之月作为春季正月，而把亥月作为季冬，时令和月份都改变了。既然如此，《周礼·凌人》所说的‘以岁末十二月下令斩取冰块，春天开始治理冰鉴，夏天分发冰，秋天清刷冰鉴’，难道会是卯月寒气才开始消退就立即分发冰，午月以后天气才最炎热却反而不再用冰吗？如果不是这样，就必定是采用某一朝代的正朔；可是周公的六典和孔子的《春秋》为什么会这样不同呢？莫非六典写成时，虽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