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十二　　　　　宋　钱时　撰

译孔子说：‘得不到中行之士同他交往，那一定要找狂者和狷者吗？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大体说来，致力于学习应当先培养气节，只有在行为操守上不苟且，然后才可以和他一起进入道的境界。被牵累纠缠而沉溺其中，不能从流俗中自行拔出，积久难治的病已经深入膏肓，却想谈论高尚的事情、做高尚的人物，难啊！这就是狂者、狷者仍然有可取之处的原因，而皇极的教化也只有那些不偏离中正、没有遭受罪咎的人才能承受。世道衰败，风俗浅薄，污浊成为风气，上下互相助长，习惯于无耻，就像蛆蝇生长在腐臭污秽之中，生死都在粪溷里，混混沌沌、随波逐流，竟不知道回头。回头看汉朝末年那些坚守节操、端正操守、挺然独立的人，差别何止如霄壤！如果当时有圣人作为归依，一转变便进入尧舜之道，那么一定不会有赐予货殖的行为，一定不会有求取聚敛的行为，也一定不会有商人般追逐华美纷华的行为。他们见解必定果断，不沉溺于凡俗浅近；他们操守必定坚定，不被气质习性动摇。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可惜他们生不逢时，皇帝不能建立中正之极，只是随着各自偏胜的势力，没有人能够挽回局面。世道越昏暗，他们抗志越高；变化越激烈，他们立身行事越严峻，铮铮然与群小争胜负，互相标榜，树立声名。朝廷内外都承受这种风气，互相以褒贬人物为能事，终于造成党锢之祸。我因此为这类人的不幸而悲痛，又为他们深深叹息。以上是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灵帝 建宁二年年初，李膺等人虽然被废黜禁锢，天下士大夫却都推崇他们的道义，把朝廷视为污秽之地；仰慕他们的人唯恐赶不上，彼此更加互相标榜，并给他们分别加上称号。以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所谓“君”，是说他们为一世所共同尊崇。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防为“八俊”；所谓“俊”，是说他们是众人中的英杰。郭泰、范滂、尹勲、巴肃，以及南阳宗慈、陈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为“八顾”；所谓“顾”，是说他们能以德行引导他人。张俭、翟超、岑晊、苑康，以及山阳刘表、汝南陈翔、鲁国孔昱、山阳檀敷为“八及”；所谓“及”，是说他们能引导人们追随并尊奉贤者。度尚，以及东平张邈、王孝、东郡刘儒、泰山胡母班、陈留秦周、鲁国蕃、东莱王章为“八厨”；所谓“厨”，是说他们能用财物救济他人。等到陈蕃、窦武掌权，又重新举荐提拔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诛杀后，李膺等人又被废黜。宦官憎恨李膺等人，每次下诏书，总是重申对党人的禁令。侯览尤其怨恨张俭；侯览的同乡朱并一向奸佞邪恶，又被张俭所弃，便迎合侯览的意图，上书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另行互相署名号称，共同结成朋党，图谋危害社稷，而张俭是他们的首领。诏令公布朱并的奏章，逮捕张俭等人。冬十二月，大长秋曹节因此暗中示意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对参与钩连结党的诸人进行查办，其中有前司空虞放，以及李膺、杜密、朱防、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求下令州郡逮捕治罪。当时皇帝年仅十四岁，问曹节等人：“什么叫钩党？”他们回答：“钩党，就是党人。”皇帝问：“党人为什么要作恶，而要诛杀他们呢？”他们回答：“他们都互相推举同党，想要图谋不轨。”皇帝问：“图谋不轨是想做什么？”他们回答：“想要图谋社稷。”皇帝于是批准了他们的奏章。有人劝李膺说可以逃走了，李膺说：“遇到事情不能逃避艰难，犯了罪不能逃脱刑罚，这是臣子的气节。我已经六十岁了，生死自有命数，逃走后还能到哪里去呢？”于是前往诏狱，受拷打而死。他的门生和旧日属吏也都被禁锢。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尚未登记在名册上，所以没有受到牵连。景毅感慨地说：“我本来认为李膺贤德，才送儿子拜他为师，难道可以因为名册漏记而苟且偷安吗？”于是亲自上表请求免官归家。汝南督邮吴导奉诏逮捕范滂，到了征羌县，便抱着诏书闭门留在传舍中，伏在床上哭泣，全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范滂听说后说：“这一定是为了我。” 范滂立即亲自到狱中去。县令郭楫大为惊讶，出门解下印绶，拉着他一起逃走，说：“天下这么大，您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范滂说：“我死了，祸患就会止息，怎么敢因为我的罪连累您，又使老母亲流离失所呢？”他的母亲也来到他身边。范滂向母亲诀别，对她说：“仲博孝顺恭敬，足以供养您；我跟随龙舒君到黄泉之下，生死各得其所。只希望大人割舍这份难以忍受的恩爱，不要再增加悲伤。”母亲说：“你如今能够和李膺、杜密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憾？既然已经获得美名，难道还想长寿，两者可以兼得吗？”范滂跪下接受母亲的教诲，拜了两拜告别。他回头看着儿子说：“我若要你作恶，恶事又不可以作；若要你行善，那么我自己却没有作恶。”路人听到这些话，没有不流泪的。党人中被处死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迁往边地。天下的豪杰以及有品行义行的儒学之士，宦官一概指为党人。有彼此结怨的人，便借机互相陷害；因细小嫌隙而产生的愤怒，也被滥行牵入党人之中。州郡承受诏旨，有些人从来没有与党人交往，也同样遭受祸害。被处死、迁徙、废黜或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郭泰听说党人被杀，私下为他们悲痛，说：“《诗经》说：‘贤人一个个亡故，国家因此困苦。’汉室已经灭亡了！” 只是还不知道乌鸦将栖息在哪里，最终会停在谁家的屋檐上罢了。郭泰虽然喜欢品评人物，却不发表危急激烈的言论，所以能够处在污浊的时代而没有招致祸患。《易经》说：‘天地之气不能交合，就是否卦；君子因此节制德行以避开祸难。’孔子又说：‘国家无道时，行为要高危自守，说话要谦逊退让。’汉朝末年的那些士人，都是一时有名的气节之士，卓然有志于天下；他们对群邪阻塞道路感到愤怒，对公正舆论不能伸张感到悲伤，怀着一片爱君忧国的忠心，想要发抒却无法施展，因此发表危急的言论和惊骇的议论，痛切地抨击并竭力排斥群邪，却不知道说话不谦逊、德行不节制，并不是我们圣人处在否塞之世的道理，最终遭受祸患，难道值得奇怪吗？虽然如此，他们对于天下大势所起的作用，却不能说不重大。自安帝、顺帝以来，国家命运时断时续，危险得像系在高竿上的旒旗；奸人玩弄权术，朝廷纲纪昏乱，而宗庙社稷之所以还能勉强保存，是因为朝廷内外还有这样一些人，作乱的贼徒仍然知道有所忌惮。如果没有钩党之祸，忠臣义士被斥退而死，一个也不会留下，那么国家所凭借的元气就会被彻底扫荡。于是英雄豪杰从内心轻视君上，各自谋划，天下四分五裂的形势也由此开始了。唉！天下就像一件空器，有人便显得贵重，无人便显得轻贱。贵重时安稳如泰山，轻贱时危险如累卵。党锢之祸发生后，群盗接连兴起。从此，在朝廷内部便轻视窥伺朝廷，在外部则割据土地；这是国家没有君子所造成的后果。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够治理好呢？

译中平六年夏，皇帝去世，皇子刘辩即皇帝位，太后临朝听政。任命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共同掌录尚书事。何进既然掌握朝政，因对蹇硕图谋自己的行为愤怒，暗中谋划诛杀他。袁绍劝何进把宦官全部诛杀。秋七月，袁绍又劝何进说：“从前窦武想诛杀宦官，却反而被他们害死，只是因为言语泄露。五营兵士都畏惧宦官，而窦氏反而任用他们，结果自取祸灭。如今将军兄弟都统率精锐部队，部曲中的将吏又都是英俊有名望之士，乐意竭尽力量听从命令，事情完全掌握在手中。这是上天帮助的大好时机。将军应该为天下除去祸患，以名声流传后世，不能错过。”何进于是禀告太后，请求罢免中常侍以下的宦官，用三署郎官补充他们的职位。太后不听，说：“宦官统领禁省，这是从古至今汉家的旧制，不能废除。况且先帝刚刚抛下天下，我怎么能仓促地同士人一起处理政事呢？”何进难以违背太后的意旨，同时又想诛杀那些放纵作恶的宦官。袁绍认为宦官亲近至尊，负责传达和收受诏令；现在如果不把他们全部废除，以后一定会成为祸患。而太后的母亲舞阳君以及何苗多次接受宦官的贿赂馈赠，知道何进想诛杀宦官，便屡次向太后进言替他们遮掩，又说大将军擅自杀害身边近臣，专权而削弱社稷。太后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何进新近显贵，平素敬畏宦官，虽然表面上仰慕袁绍所说的大义名声，内心却不能决断，所以事情长期没有决定。袁绍等人又替他谋划防备之策，多次召集四方猛将和各地将领豪杰，让他们一起带兵向京城进发，以此威胁太后。何进认为这样做有道理。典军校尉曹操听说后笑道：“宦官这种官职，古今都应当存在，只是历代君主不应把权力和宠信交给他们，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既然要治他们的罪，诛杀首恶就行，一个狱吏便足够了，何必纷纷召来外地军队呢？如果想把他们全部诛杀，事情必然泄露；我看这样一定会失败。” 宦官是汉氏心腹之患，祸根由来已久。若把这种真挚的、愤恨时世、嫉恶如仇的忠心，一旦掌握国家大权而处在君主之上，那么清理宫禁、整肃宫廷，确实是当时最紧迫的要务。然而天下的事情，治理有标有本，施行有先有后；权衡形势，采取权宜办法，本来就有不能径直推行、仓促施行的情况。窦武、何进的失败，确实是有原因的吧？国家有宦官，就像内宫有受宠的女子和妾室一样，他们逐渐渗入君主身边，能够以细微影响深入肌肤，所说的话最容易被采纳。何况汉廷宦官窃取政令、玩弄权力，已经形成惯例；当继承君位的是幼主、母后临朝的时候，那些早晚侍奉迎合、在君主身边办事的人，哪里只是像骨肉亲属那样相互依靠呢？外朝的疏远之臣，难道能够立刻动摇他们吗？灵帝即位时才十二岁，刘辩即位时才十四岁，正处在幼稚年少、茫然无所适从的阶段，怎么能够挺然独立，特意成为公道的主持者呢？作为大臣，真正看清天下大势，就应当宽容他们、暂且容忍，不要急于同群小发生冲突；对于朝廷积久的弊病，应当从容渐进地处理，不要严厉逼迫，仓促之间惊动众听；同僚一心，把辅导培养君主的德性作为自己的责任，尊崇有道之士，让他们担任君主的师傅和保傅，纠正君主的习气，启发他的本心。本心没有遮蔽，是非就会日益明白；是非日益明白，邪正就会日益分辨。仇士良尚且把君主读书当作戒条，何况让君主知道学习呢？邪正一旦清楚，君子就会日益亲近，小人就会日益疏远；那时便可以任凭自己施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哪里还值得谈论宦官呢？窦武、何进辅佐受遗命托孤的幼主时，却没有听说他们有这样的谋划。灵帝即位八个月，祸衅就开始发生；刘辩即位才五个月，灾难就发生了。他们看待群小，茫然得像面对棋局，争着在第一着棋时分出胜负；诛杀奸恶的谋划还没有实行，而违逆君命的诉告却先传入宫中，怎么会不失败呢？何进被杀以后，袁绍于是率兵驻扎在宫阙之下，关闭宫门，不分大小把宦官全部逮捕诛杀，以至于天子仓皇奔逃，狼狈不堪，夜间追逐萤火的微光逃走。忠君爱国的道义，难道应当有这样的举动吗？除掉祸患却丧失自身性命，除掉小人却丧失天下，唉，实在令人痛惜。以上是灵帝在位二十二年，去世时三十四岁。献帝 九月，董卓在崇德前殿召集群臣，便胁迫太后，准备废黜少帝，说：“皇帝居丧期间，没有做人子的心意，威仪也不像君主。现在废为弘农王，拥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袁隗解下皇帝的玉玺和绶带，交给陈留王；又扶着弘农王走下殿，面向北方称臣。太后悲痛哽咽，群臣含着悲伤，没有人敢说话。董卓又提出：“太后逼迫永乐宫，使先帝忧愁而死，违背了婆媳之间的礼法。”于是把太后迁到永安宫，并大赦天下。董卓率领百官上书，请求追究陈蕃、何武以及各位党人的冤屈，全部恢复他们的爵位，派使者前往吊祭，并提拔任用他们的子孙。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勲荀爽为司空。当初，尚书武威人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人伍琼劝说董卓：“纠正桓帝、灵帝的政治弊病，提拔任用天下名士，以收取众人的拥护。”董卓听从了他们，命周毖、伍琼与尚书郑太、长史何颙等人淘汰污秽邪恶之徒，显扬提拔被埋没的人才。于是征召处士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又重新任命荀爽为平原相。荀爽走到宛陵时，改任光禄勲；任职三天，便晋升任命为司空。从接到征召命令到登上三公之位，总共只有九十三天。又任命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荀爽等人都畏惧董卓的暴虐，没有谁敢不赴任；只有申屠蟠接到征书后，别人劝他前去，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董卓始终不能使他屈服；申屠蟠七十多岁时，以寿终。辨别是非的心，人人都有，不能靠文章辞藻欺骗世人。董卓身居首相之位，礼制上高于百官，却不能端正自身来率领下属，也不能推诚相待来任用贤能。作为乱贼，他自己知道背负天下公议，却小心翼翼地贪恋优厚爵禄，借名流来作为粉饰自己的工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董卓确实是大奸臣，没有什么罪责可以逃脱。假如他真能有所醒悟，悔恨自己的错误，召集诸位贤能，诚心委任倚重他们，使朝廷一下子转变为君子执政的局面，使宗庙社稷安定、天下清平安宁，那么不仅自身可以免于刑戮，也可以长久保有禄位。这样改正过错、补救罪行，或许还差不多可以做到。然而董卓并不是这样。唉，他也太愚蠢了！况且天下的治乱，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势；君子的出仕或退处，也应当有确定的判断。他如果果真是贤者，怎么可以被小小的计谋所牵制呢？劝谏不能实行，言语不被听取，恩泽不能施加于百姓，却只知道闭口不言、守住职位，安然不知羞耻，这又怎么能称为贤者呢？申屠蟠不过是一个贫困的处士，前面没有陷入党锢之祸，后来也没有遭受贼人的罗网；他超然高远，声誉不可被众人玷污。到了万世之后，他仍将与荣光同在。君子应当仔细审察这一点。

译建安元年，曹操在许地，谋划迎接天子。众人认为山东尚未平定，韩暹、杨奉自恃功劳而骄横放纵，暂时还不能迅速制服。荀彧说：“自从天子蒙尘以来，将军首先倡导义兵，只是因为山东扰乱，来不及远赴迎接。如今銮驾回转，东京荒芜，义士有保存根本的愿望，百姓怀有感念旧都的悲哀。如果确实趁此时奉迎主上，以顺应众人的愿望，这是最大的顺势；秉持至公来使天下归服，这是远大的谋略；扶持宏大的义理以招致英俊人才，这是最大的德行。四方即使有违逆之心，又能有什么作为？韩暹、杨奉哪里值得忧虑！如果不及时决定，使豪杰产生异心，后来即使忧虑，也来不及了。”韩暹自恃功劳，专横放纵，董承很忧虑这件事，便暗中召请曹操。曹操于是率兵前往雒阳。到达后，便上奏列举韩暹、杨奉的罪行。韩暹害怕被诛杀，单骑逃奔杨奉。皇帝认为韩暹、杨奉有护卫车驾的功劳，下诏一概不予追问。辛亥日，任命曹操兼领司隶校尉，掌录尚书事。曹操于是诛杀尚书冯硕等三人，这是讨伐有罪之人；封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这是赏赐有功之人；追赠射声校尉沮儁为弘农太守，这是怜惜他为守节而死。曹操引董昭一同入座，问道：“如今我来到这里，应当采取什么计策？” 董昭说：“将军兴起义兵，诛讨暴乱，入朝迎接天子，辅佐王室，这是春秋五霸的功业。现在下面的将领，各人心意不同，未必会服从。如今如果留在这里匡正辅弼，事情形势不利，只有迁移车驾到许地才行。”曹操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意愿。”曹操又问：“杨奉就在附近的梁地，听说他的精兵，他会不会成为我的牵累呢？”董昭说：“杨奉党羽援助少，正想同人结成依凭；镇东费亭的事情，都是杨奉决定的，应当立即派使者送上丰厚礼物答谢，以安定他的心意。可以说京都没有粮食，想让车驾暂时前往鲁阳；鲁阳靠近许地，转运稍微容易，可以免除县中粮食缺乏的忧虑。杨奉为人勇敢却缺少谋虑，一定不会产生怀疑。”曹操说：“好。”随即派使者前往杨奉那里。庚申日，车驾出了轘辕向东行进，于是迁都许地。己巳日，天子驾临曹操军营，任命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在许地开始建立宗庙和社稷。董卓制造祸乱，军队遍布天下。在那个时候，如果真有人能够在艰难中捍卫王室，诛讨叛逆，一心奉事君上，而不从中谋取私利，那么他的名分最为正当，言辞也最为顺理。忠臣义士听到风声便会奋起，慨然从内心归服。已经准备好仪仗，就一定不会抛下天子向西离去；既然已经安抚接纳百姓，也一定不会背弃他们向东归还。这样，汉朝的国运将由危而安，刘氏的统治将由衰落而复兴，丰功伟绩流芳万世，难道不伟大吗？曹操却不是这样。他内心怀有羿、莽那样的奸诈，表面借用文王、武王的名义；对于一时之间那些可以用欺诈和武力战胜的人，固然加以扼制并夺取其权力。至于英雄豪杰之士，却不是能够欺骗和控制的，所以双方斗智斗力，彼此争相施展爪牙，曹操最终无法战胜他们，天下三足鼎立的形势也由此形成。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却是窃取国家。天下的清议没有加罪于吴、蜀，而曹操却是汉朝的贼，虽历经万世也不能磨灭这一罪名，实在可悲。建安七年，曹操下书责令孙权送来人质。孙权召集群臣商议，张昭、秦松等人犹豫不决。孙权带着周瑜到吴夫人面前共同决定此事。周瑜说：“从前楚国刚开始受封时，土地不足百里；后来继承者贤能，扩大土地、开拓疆域，于是占据荆州、扬州直到南海，传承国业、延续国运九百多年。如今将军继承父兄留下的基业，又兼有六郡的军队，兵精粮足，将士听命；即使把山铸成铜、把海水煮成盐，也有足够的资财。境内富足，百姓不想作乱，有什么逼迫而要送人质呢？人质一旦送去，就不得不与曹氏互相呼应；既然互相呼应，曹氏有命召唤，就不得不前往。这样一来，便会被别人控制，最终不过得到一个侯爵印信、十几个仆从、几辆车、几匹马，难道能同面向南方称孤道寡相比吗？不如不要派送人质，慢慢观察形势变化。如果曹氏能够率领义兵来匡正天下，将军再侍奉他也不晚；如果他图谋作乱，他自己忙于灭亡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伤害别人呢？”吴夫人说：“公瑾的意见是对的。公瑾与伯符同年，只小一个月，我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你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于是没有送出人质。江东的形势，是由赤壁这一战决定的。曹操攻破荆州，乘胜向东进军，号称有八十万军队。假如不是周瑜谋划并决定这一重大计策，六郡的兵众，哪里足以依靠呢？因此评论者便说，这是周瑜的第一功劳。依我看，拒绝把人质送去，几乎像把孙权当作小孩子看待一样；一旦送入人质，别人就可以控制他的性命，后来即使想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也不可能了。周瑜说：“如果曹氏率领义军，以正天下，那么对付他还不算晚。”这时本来就把老瞒曹操视为贼，认为人人都可以诛杀他，怎么能送入人质，坐等受他束缚呢？建安十五年，周瑜请求孙权夺取蜀地，并吞张鲁，然后占据襄阳来防备曹操，这一规模谋划确实很严谨。不久周瑜就死了。假使周瑜还在，一定不肯把荆州借给刘备。刘备得到荆州后，吴、蜀的形势才开始分开；吴、蜀一分开，江东从此便再也没有进取的可能了。周瑜的才略，固然不敢拿他同王佐之才相比，但一个人的存在，竟能如此关系国家大势。我因此把这些全部说出来。孙权也不能讨伐贼臣来扶助汉室，却急急忙忙向曹氏称臣。曹操还没有篡位之前，他就已经处在曹操之下了。回头看“还不算晚”这句话，岂不是多么相悖啊？偏安一隅，向乱贼称臣，僭越名号、窃取帝号，最终究竟能做什么呢？建安十二年初，琅邪人诸葛亮寄居在襄阳隆中，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的人没有谁赞同他。只有颍川的徐庶和崔州平认为确实如此。刘备在荆州，来到襄阳访求士人。司马徽说：“读书人和庸俗之士，哪里懂得时势？懂得时势的人，是杰出的人才。这里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是谁？”司马徽说：“诸葛孔明、庞士元。”徐庶在新野拜见刘备，刘备很器重他。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是卧龙。将军愿意见他吗？”刘备说：“你和他一起来。”徐庶说：“这个人可以前去拜访，却不能委屈他来。将军应该屈尊亲自去看望他。”刘备因此前往拜访诸葛亮，去了三次才见到他。于是屏退旁人说：“汉室衰败，奸臣窃取权命。我没有正确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但才智谋略浅薄短促，于是因而猖狂失措，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而志向仍未改变。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计策？”诸葛亮说：“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之众，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同他争夺天下。孙权占有江东，已经历经三世，国家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之士又为他所用；这个势力可以同他结为援助，却不能图谋夺取。

译荆州北面据有汉水、沔水，南面利益可以尽收南海，东面连接吴地，西面通往巴蜀，这是用兵争夺的地方，但它的主人不能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方圆千里，是天府之地；刘璋昏暗懦弱，张鲁在北面，百姓富足、国家富裕，却不知道保全救济，贤能聪明的人都希望得到明君。将军既是帝室后裔，又以诚信仁义闻名天下，如果能够跨有荆州、益州，守住它们的险要，安抚和协调戎、越各族，同孙权结好，内部修明政治，对外观察时局变化，那么霸业就可以成功，汉室也可以复兴了。”刘备说：“好。”从此同诸葛亮的感情日益亲密。关羽、张飞对此不高兴，刘备解释说：“我有孔明，就像鱼有水一样。希望诸位不要再说了。”关羽、张飞才停止议论。三代以后，见识卓越、忠心贯通天地，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大概很少，怎么敢轻易诋毁他呢？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却以尧舜之道为乐；孔明亲自耕种于南阳，却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大概见到昭烈帝后，又说霸业可以成功，那么他所学习的并不是古代帝王之学，就很明显了。跨有荆州、益州，是诸葛亮早已确定的谋划。长期借孙权的荆州而不归还，假装归附蜀地的刘璋而夺取他的土地。两地的国家虽然都属于汉室，但同盗贼相比也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然而用欺诈手段夺取它们，本来就是不可以的。即使齐桓公九合诸侯、匡正天下，也不应当这样做。荆州既已分割，吴、蜀之间就已经有了争执。关羽进攻樊城，可以说是诛杀曹操的一大机会，却不知道孙权的谋划，后来竟使吴、魏联合讲和，导致关羽死亡。回头看结好并结为援助的话，难道不是没有兑现吗？孔明的功劳固然很多值得记载，但《春秋》责备贤者全面周备，所以我仍然对此耿耿于怀，觉得不能满足。二十四年，魏王曹操上表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兼领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派校尉梁防入朝进贡，又派朱光等人返回。孙权上书向曹操称臣，并称说天命。曹操把孙权的书信拿给外廷看，说：“这个小子是想坐到我的炉火上吗？”侍中陈群等人都说：“汉朝的国运已经终结，并不是只在今天才这样。殿下的功德巍巍，众生都在仰望。所以孙权在远方称臣，这是天意与人心的响应，是不同地方同声相应。殿下应当登上正统帝位，还犹豫什么呢？”曹操说：“如果天命在我身上，我就是周文王了。” 曹操尚未显达时，听到许邵所说“乱世奸雄”的评语，便大喜而去；他的贼心已经显露出来了。建安元年，迁都许县，于是他把汉室的权力看成已经如同袋中之物。十七年，享有赞拜不名、佩剑穿鞋上殿的特权。第二年，封为魏公，加九锡。又过两年，杀害伏皇后，毒死皇子。第二年，进爵为王。第二年夏天，设置天子的旌旗，出入时使用警跸。冬天，戴十二旒的冕冠，乘金根车，册立太子。到这时，篡夺汉朝的全部形态已经具备了。到了此时，孙权上书称臣，朝廷中又请求他登上正位，他却假托周文王来为自己掩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前代儒者说，东汉都城的风俗美好，所以乱臣贼子还畏惧名分和道义，能够自我克制，这当然说得好。依我看，大概另有解释。曹操是奸雄中的极端人物，他从群盗之中奋起，而他借以号令天下的，只不过是辅佐汉室的名义罢了。袁绍、袁术、吕布、刘表虽然已经被诛灭，但吴、蜀正在形成鼎立之势。一旦去掉所依凭的汉室名义，立即正式确定帝王名号，那么堂堂的敌国都将同我并称皇帝，难道还能控制得住吗？看曹操称王，刘备也称王；曹丕篡位称帝，刘备立即也称帝，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篡乱的事实已经发展到极点，却独自保留一点名义，忍着不取，难道真是因为有礼义廉耻之心吗？他平日里还想把奸诈谋划隐藏起来，希望借着奉汉室之名进行征讨，以实现统一天下的图谋，原因就在这里。不久，曹操死去，曹丕立即篡夺汉室，急急忙忙，丝毫没有拖延。老奸巨猾与儿子的做派，二者的区别清清楚楚，而曹操的行迹也再无法掩盖了。以上是献帝在位三十一年。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夺汉室，把献帝奉为山阳公。建兴十一年，献帝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昭烈帝 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汉中王在成都武担山以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夺汉室，这一年已经改年号为黄初。考察昭烈帝即位时上奏告祭的文书，其中说的是“惟建安二十六年”，这是汉朝的正朔，蜀汉未曾改用其他正朔。现在依从这一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章〕 人心的公道，是天下的正理，万世都不能磨灭。因此，故国的家族和遗族沦落在异国，一旦在道路上遇到先世的奴仆，仍然依依不舍，不忍不流露出眷恋旧主的心情。何况延续了四百年的帝王遗绪，有人能够起来继承它，难道能因为处在偏远地区、属于遥远后裔，就把他排除在外吗？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篡夺汉室。第二年夏四月，昭烈帝在蜀地即皇帝位。这说明天命还没有断绝，人心还没有厌弃汉室，汉氏的血脉也还没有坠落。我对于曹丕特意写作“篡”，并把昭烈帝列在两汉之后，以此完备一代始末，同时让乱臣贼子知道，万世的公论严正凛然，始终如一，希望他们或许能够知道畏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章武三年，昭烈帝病重，命令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以尚书李严作为辅臣。昭烈帝对诸葛亮说：“您的才干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安定国家，最终完成大业。如果嗣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您可以自行取而代之。”诸葛亮流泪说：“臣怎敢不竭尽辅弼之力，献出忠贞的节操，直到以死相继。”昭烈帝又写诏书告诫太子说：“人到了五十岁还称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是挂念你们兄弟罢了。要努力，要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做。只有贤能和有德，才能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浅薄，不足以作为榜样。你要同丞相共事，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夏四月癸巳，昭烈帝在永安宫去世。【《三国志·魏书》记魏帝之死用“崩”，《蜀书》记蜀主之死用“殂”，所以《资治通鉴》据此沿用：魏称“帝”，蜀称“主”，而死亡都写作“殂”。昭烈帝继承武帝、祖帝二祖，统绪属于汉，不同于曹氏篡贼。前代儒者的标题本来就把蜀主称为帝并写作“崩”，现在特意依从这一写法。】

译建安十三年，有人劝刘备攻打刘琮，说这样就可以得到荆州。刘备说：“刘荆州临死时把孤儿遗属托付给我，如果背弃信义来使自己获利，是我不做的事。”又到建安十六年，庞统劝他夺取益州。刘备说：“如今同我势如水火的，是曹操。曹操用急迫对人，我用宽缓；曹操用暴虐，我用仁爱；曹操用诡诈，我用忠诚。我每次都同曹操反着做事，这样才可以成功。现在如果为了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怎么能这样做呢？”当时群雄竞相奋起，彼此用阴险诈术相互制约，而刘备能够有这样的见识。后来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却始终没有改变最初的志向；他的见识谋虑确实高远，卓绝地超过了世俗之人。所以到了这一天，他吐露肺腑之言，光明灿烂，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曹操一生奸诈诡谲，像穿墙盗窃一样；汉室的权鼎将要死亡时，他却只琐琐碎碎地谈到分香、卖履之类的事情，真实感情一旦流露，哪里能够勉强呢？有人听到“您可以自行取代”的话，便议论说，昭烈帝知道嗣子庸弱，打算笼络孔明而任用他。唉，市井小人的谋算，哪里知道这种正大无私的用心呢？普通人把一支簪子藏在匣中来使自己富足，还要苦苦为子孙身后的事情筹划。汉高帝经历百战才拥有天下，到了晚年，却被宠幸的妃嫔迷惑，最终给吕氏留下了祸患。我因此三次叹息，把这些话写在昭烈帝的记载中。安乐思公 建兴五年三月，丞相诸葛亮率领各军向北驻扎汉中，派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领留守府中的事务。临出发时，上疏说：“先帝开创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如今天下分成三国，益州疲敝，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攸关的时刻。然而宫中的侍卫之臣在内不懈怠，外面的忠诚志士舍身忘己，大概都是追念先帝特殊的待遇，想要在陛下身上报答先帝。陛下实在应该广泛听取意见，以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德行，扩大志士的气概；不应该妄自菲薄，说出不合义理的比喻，以致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惩罚、赞扬、批评，不应当有所不同。如果有人作奸犯科，以及有人尽忠行善，都应当交给主管官员评议他的刑罚或奖赏，以显示陛下公平严明的治理；不应当偏袒私爱，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志向思虑忠诚纯正的人，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向他们咨询，然后再施行；这样一定能够弥补缺失和疏漏，得到更多的好处。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善良公正，通晓军事，过去曾经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众人商议推举向宠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向他咨询，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和睦，使各类人员都得到适当安排。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同臣谈论这些事情，没有一次不因桓帝、灵帝而叹息、痛心遗憾。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忠贞正直、愿意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可以计算着日子等待了。臣本来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作，只想在乱世中勉强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中闻名显达。先帝不因为臣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屈尊亲自前来，在草庐中三次拜访臣，向臣询问当世之事；臣因此感动奋发，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命。后来遇到国家倾覆，臣在军队败亡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中奉行诏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谨慎，所以临死时把大事托付给臣。臣接受遗命以来，早晚忧虑叹息，担心托付的事情不能成功，从而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充足，应当鼓舞并统率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能够竭尽自己的愚钝力量，铲除奸邪凶恶，兴复汉室，回到旧都；这就是臣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得失利弊，提出全部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兴复汉室的成效托付给臣；如果不能成功，就治臣的罪，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发扬德行的言论，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过失，以彰明他们的怠慢。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来询问探求正确的道理，考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臣承受恩德，感激不尽。如今将要远行，面对这篇表章流下眼泪，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于是出发，驻军于沔阳。臣子的节操，没有比公正忠诚更重要的了。不公正，就无法使天下人心服；不忠诚，就不足以担当天下的事务。《出师表》正是武侯用来光辅年少君主、经营谋划中原的思想所在，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我曾考察诸葛亮接受遗命的情况：这一年就同吴国联合讲和，又过两年平定南中，再过两年才出兵汉水、沔水一带，最能看出当时进取的规划，以及他慨然自许、期望一定成功的决心。他的谋算策略，一定有确定的见解。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年岁，使他能够充分施展全部才能，也许还可以恢复中原旧日的局面，可惜武侯不幸去世了。武侯一死，难道就是汉朝国运的终结吗？以上是安乐思公在位四十一年。景耀六年投降魏国，魏国命他为安乐县公。晋太始七年去世，谥号为“思”，享年六十六岁。《两汉笔记》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