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十　　　　　　宋　钱时　撰

译太急，小弦就会断。陛下应当发扬先王之道，荡涤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笞杖刑罚，以救助众民，充分发扬最高的德行，以顺合上天的心意。”皇帝深深采纳了陈宠的意见，处理每件事都致力于宽厚。舜用宽厚来治理众人，商汤能够宽厚而且仁慈，周公也常常以使百姓富裕为主，并把不能宽厚、使内心狭窄，以及错误地惩罚无罪之人、杀害无辜之人，当作深切的戒惧。唉！身居上位却不宽厚，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应有的道理吗？先王以德行作为教化，以仁爱施行政令，本来没有不宽厚的。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王道停止，德行不足以使世道向善，后来才专门凭借刑罚办事。到了秦朝，这种祸害达到极点。汉高祖、汉文帝号称宽厚，但先王的教化还没有得到讲明，道德的恩泽还没有施行，秦朝的风俗仍然没有改变。汉武帝、汉宣帝接续而来，高祖、文帝的宽厚已经不再有一点相似之处，秦人残酷的刑法器具于是全都拿出来使用。有人看见汉元帝柔弱仁慈而不能奋发，汉朝日渐削弱，便认为德教和周公之政果真没有用，治理天下非得兼用霸道不可，这难道合乎道理吗？光武帝虽然号称与汉高祖相符，但宽宏大度却比不上高祖；明帝苛细明察，终于发展到严刑峻法，他家的法度大概也是有来由的。章帝即位，陈宠首先谈到这个问题，说明他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皇帝能够听取并采纳意见，努力实行宽厚政策，汉朝自孝文帝以后才又有了这样的气象。假如他能够沉潜、刚强、克制，三种德行没有偏颇，教化盛行，风俗不变，那么秦朝的风俗到这时就会被彻底洗刷，先王的政令也就有希望恢复了。可惜他没有进一步做到这些，只知道宽减刑罚，却不知道增进德行；天下的治理最终没有远远超过前代，有时反而还不如前代，这实在令人叹息。建初二年，皇帝想给几位舅父封爵，太后不答应。正逢大旱【原文‘防大旱’疑为‘方大旱’】，议论政事的人认为这是因为没有给外戚封爵，有关官员请求依照旧典办理。太后下诏说：“凡是议论政事的人，都是想讨好我来求取福分罢了。从前王氏五人同一天封侯，黄雾四处弥漫，却没有听说有及时雨降下。外戚一旦显贵兴盛，很少有不倾覆的，所以先帝防备舅氏，不让他们处在枢机要位。又有人说我的儿子不应当与先帝的儿子相等，如今有关官员为什么想拿马氏来比阴氏呢？况且阴氏的卫尉，天下人都称赞他；宫禁之中的侍从到了宫门，出来时连鞋子都来不及穿，这正是蘧伯玉那样的恭敬。新汤侯虽然刚强，稍有不合于理之处，但有谋略，能够据地而谈，一时无人能比。原鹿贞侯勇猛而诚信。这三个人是天下所选择的人才，哪里是别人能够比得上的？马氏远远比不上阴氏。我没有才德，早晚忧惧叹息，常常害怕损坏先帝和先后的法度；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罪过，我也不放过、不替他们隐瞒，昼夜不停地加以告诫，可是亲属犯禁仍不停止。为他们办理丧事、修筑坟墓，又不能及时察觉，这是我的话没有立住，也是耳目被蒙蔽了。我作为天下人的母亲，自己穿粗练制成的衣服，吃饭不求精美，身边的人只穿帛衣和布衣，不使用香熏装饰，是想亲自为下人作表率。我认为外亲见到这些，应当伤心而自我约束。但他们只笑着说，太后一向喜欢节俭；以前经过濯龙门上时，看见外家前来问候起居的人，车辆多得像流水，马匹多得像游龙，仓头穿着绿色褠衣，领袖却洁白鲜明，回头看看宫中侍从，远远比不上他们，所以太后没有加以谴责怒斥，只是断绝他们每年的供给，希望用这种默默的惭愧使他们内心感到羞耻，但他们仍然懈怠，没有忧国忘家的打算。了解臣下的，没有比君主更深的，何况是亲属呢？我难道能上对不起先帝的防范，下损害先人的德行，再次招致西京覆亡的祸患吗？我坚决不答应。”皇帝看了诏书，悲叹不已，又郑重请求说：“汉朝兴起以来，舅氏封侯，就如同皇子封王一样。太后如果确实存有谦让之心，又怎么能让我唯独不能施恩于三位舅父呢？况且卫尉年纪已大，两位校尉又患有重病；如果他们一旦去世，使我长久怀抱刻骨的遗恨，就应当趁吉日办理，不可拖延。”太后答复说：“我反复考虑这件事，是想使两方面都得到好处，难道只是想取得谦让的名声，却让皇帝背上不向外

译施恩的嫌疑吗？从前窦太后想给王皇后的兄长封侯，丞相条侯说：‘高祖约定，没有军功不能封侯。’如今马氏对国家没有功劳，怎么能与阴氏、郭氏中兴之后的功臣相等呢？我常常看到富贵之家，俸禄和官位层层叠加，就像再次结果的树，树根必定受到损伤。

译况且人之所以希望封侯，是想上可以奉行祭祀，下可以求得温饱。如今祭祀可以接受大官的赏赐，衣食可以依靠【原文‘防御府’疑有误】府中的余财，这难道还不能满足吗？一定非要得到一个县吗？我的考虑已经很周全了，不要再有疑虑。至孝的行为，以使父母安宁为上。如今接连遭遇灾变，粮价上涨了几倍，我昼夜忧愁惶恐，坐卧不安，你们却想先谋求给外家封侯，这不是违背慈母恳切的心意吗？我一向性情刚急，胸中的郁气不能不使它顺畅。儿子没有成年，是由父母作主；成年以后，就应当实行儿子的意愿。想想皇帝，他是君主。我因为还没有超过三年的期限，对自己的家族，所以能够专门作主。等到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再实行你的意愿。我只应当含饴弄孙，不能再参与政事了。”皇帝于是停止了请求。太后曾下诏告知三辅各地：马氏亲属中如果有人请托郡县、干扰吏治，要依法上报。太夫人下葬时，坟墓修得稍高，太后对此提出了意见。她的兄长卫尉马廖等立即削减外亲中那些谦逊朴素、具有义行之人的待遇；对于这类人，便常常用温和的话加以借贷或宽免，并以财物和官位赏赐他们；如果有丝毫过失，便先显出严肃的神色，然后加以谴责。对于车服华美而不遵守法度的人，就立即断绝宗属名籍，遣送回乡。广平王、钜鹿王、乐成王的车马侍从都很朴素，没有金银装饰。皇帝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太后于是分别赏赐他们钱五百万。内外都受到感化，穿戴服饰全都一致。各家感到的惶恐，比永平年间更加厉害。建初四年，有关官员接连援引旧典，请求给几位舅父封爵。皇帝认为天下丰收，正将迎来太平无事。癸卯日，于是封卫尉马廖为顺阳侯，车骑将军马防为颍阳侯，执金吾马光为许侯。太后听说后说：“我年轻力壮时，只仰慕史册，立志不顾性命。如今虽然已经老了，仍然戒惧贪得，所以日夜警惕自励，想着自行降低损耗，希望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辜负先帝用来教导兄弟、使他们共同怀有这一志向的苦心，希望到闭眼之日没有留下遗憾。哪里想到年老之后的志愿又不能实现呢？等到我去世那一天，将会长久遗恨了。”马廖等人一同辞让，希望只接受关内侯的爵位。皇帝不答应。马廖等不得已接受封爵，却上书辞去官位。皇帝答应了。五月丙辰日，马廖、马光都以特进身份退居府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家族法度的源流，实在不能不端正啊！看马太后训诫马防的诏书，使人反复诵读而恭敬叹服。太后竭力阻止兄弟封侯，足以看出明帝的家法；明帝不让后妃的家属封侯并干预政事，又足以看出阴氏的家法。这样的气脉相承，源流都是有来由的。在这方面，光武帝差不多应当感到惭愧。吕氏、霍氏之流，哪里值得一提呢？从当时来看，还看不出这样做的效果。等到太后去世，马氏诸人最终都因罪被免官。马氏被免之后，窦氏的权势日益强盛。到这时才知道太后的作为是无人能及的，而章帝的家法不如明帝，也相差得太远了。所以把这些事情详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是为了让后人有所观鉴。校书郎杨终进言：“汉宣帝广泛征召群儒，在石渠阁讨论并确定五经。如今天下少有事端，学者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但那些专门讲章句的人却破坏了经学的大体。应当仿照石渠阁的旧例，永远成为后世的准则。”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冬十一月壬戌日，皇帝下诏，命太常率领大夫、博士、郎官以及各位儒生，在白虎观会集【原文‘防白虎观’疑为‘会于白虎观’】，讨论五经的异同。又派五官中郎将魏应奉行皇帝旨意提问，由侍中淳于恭作答。皇帝亲自称制裁决，撰成《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以及广平王刘羡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些专讲章句的人破坏经学的大体，这是圣人经典中的大蛀虫，杨终这样说是对的。只是还不知道汉代儒生所说的“大体”，究竟指的是什么。温柔敦厚而不愚昧，是《诗经》的教化；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不虚妄，是《尚书》的教化；广博平易、善良宽厚而不奢侈，是《乐经》的教化；纯洁安静、精密深微而不伤害正道，是《易经》的教化；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而不烦琐，连缀文辞、比较事实而不混乱，是《礼经》和《春秋》的教化。知道它们所施行的教化，就知道什么是大体了。或者还不止如此。上天有春、秋、冬、夏四时，有风、雨、霜、露，没有一样不是教化；大地承载神妙之气，神气形成风雷，风雷流动而显现形态，万物显露而生长，也没有一样不是教化。知道它们所施行的教化，就知道什么是大体了。六经的旨意，不必离开自己的内心到别处去寻找。自从孔子去世，孟轲也去世以后，这种旨意寥落沉寂，几乎听不到有人传承，难道仅仅是因为遭受秦代焚书的灾难吗？汉朝兴起后，从灰烬残余中收集整理残缺的篇章，虽然加以表彰，校订其中的异同，但当时的传授不过是把传注当作学问；圣人经典的大体，人们都知道还有没有阐明的地方。然而杨终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后世又以时文取士，大概就不只是章句之学的问题了：争相追求奇特华丽，唯恐破坏大体还不够巧妙，不能用新奇的文辞让有关官员耳目一新；上下都安然把这看作理所当然，竟然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为大体着想，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所幸人心的灵明从来没有泯灭，圣人经典完整地存在着，可以证明其中并非虚妄；它们如同珍珠埋在泥中，如同黄金藏在沙里，灿然交错，光芒照耀天地，自有时机显露出来，使人坐见千年以前圣人的心意。乾道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本性和命运，圣人居于万物之首，天下万国都安宁。我冒昧认为，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接续圣学、昌明斯文，应当把讲明文章的体制作为第一要务。建初八年，下邳人周纡任雒阳令。他一到任，先询问当地大姓的主人姓名，属吏列举闾里中的豪强来回答。周纡厉声怒斥说：“我问的是像马氏、窦氏那些贵戚，你们难道只知道这个卖菜的佣工吗！”于是属吏们望风而动，争相效法，把严厉激切当作办事原则。贵戚们惶恐不安，京师肃然清平。窦笃夜间来到奸亭，亭长霍延拔剑指向窦笃，肆意辱骂。窦笃把这件事上报，皇帝下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到尚书处加以责问，又派持剑的武士拘捕周纡，押送廷尉。周纡在诏狱中关了几天，皇帝赦免并释放了他。

译章帝一向号称宽厚长者，我认为章帝的问题正在于不够刚强。窦皇后受宠势盛，本来已经大大损害了明帝的家风；章帝一度听信她的诬陷，杀死梁竦，梁竦的两个女儿梁贵人也因忧惧而死。于是窦氏一族骄横跋扈，势焰熏天。周纡任雒阳令时，贵戚惶恐不安，京师肃清，这究竟是谁在维持纲纪呢？是章帝。既然如此，何不借助周纡，使窦氏不敢扰乱天子的法度，难道这不是对国家体统大有好处吗？即使亭长有罪，也可以治亭长的罪。县令替天子守法，亭长替县令守法，轻重之间仍应当审慎辨别，怎么能大张旗鼓地派持剑武士，突然拘捕周纡，把他投入诏狱呢？湖阳公主的苍头杀人，董宣依法将其格杀；章帝因为那是姐姐的家奴，一时大怒，想把董宣置于死地。不久却终于下令让“强项令”出来，并赏赐钱三十万。可见他也知道刚正守法的人，君主不应因私情损害公义，所以才这样做。摧折刚正守法的官吏，助长骄横跋扈的势力，否则后果就太严重了。因此我说：章帝的问题，在于不够刚强。元和元年，尚书张林上奏说：“国家的经常费用不足，应当自行煮盐，并且重新实行汉武帝时均输的办法。”朱晖坚决认为不可，说：“均输法与商人贩卖没有区别。盐的利润归官府所有，百姓就会贫困怨恨，实在不是明主应当实行的办法。”皇帝因此发怒，严厉斥责各位尚书，朱晖等人都自行拘押入狱三天。皇帝下诏让他们出狱并训诫说：“国家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你们年老而有德，并没有过错；诏书不过是听过罢了，为什么要自行拘押呢？”朱晖于是称病严重，不肯再在议案上署名。尚书令以下的官员都惶恐不安，对朱晖说：“现在正面临责罚，为什么还要称病？这祸患可不小。”朱晖说：“我已活到八十岁，蒙受恩典得以参与机密事务【原文‘防恩’疑为‘蒙恩’】，应当以死报答。如果心里明知不可行，却顺从众议、附和雷同，就是辜负臣子的道义。如今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原文‘耳目无所闻见’语意或有脱误】，我甘愿接受死罪，于是闭口不再说话。”各位尚书不知如何是好，便共同弹劾朱晖。皇帝的怒意消解了，把这件事搁置不办。几天后，皇帝下诏派直事郎询问朱晖的起居，又让太医诊视他的病，令大官署赐给他食物。朱晖这才起身谢恩，皇帝又赏赐钱十万、布一百匹、衣服十领。做人臣的如果苟且顺从邪恶的谋划，轻率地开启逐利之端，损害百姓、蛀蚀国家，使祸患流传无穷，听到朱晖的话，也应当感到惭愧。汉武帝不知道节制，采用商人谋利的下策，于是盐铁和均输的议论兴起。如今幸而已经停止，难道还忍心重新开启吗？如果不是朱晖横身堵住冲口，以死力争而不顾，这件事几乎也不能避免。虽然如此，章帝开始时对他发怒，最终却受到感动而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且赏赐他，这说明仍然可以同他讲忠言。建初二年春正月乙酉日，皇帝下诏说：“现行法令规定：百姓生育子女的，免除算赋三年。如今凡是怀孕的人，赐给衣服和养育用的谷物，每人三斛；免除她的丈夫算赋一年，把这项规定著录为法令。”又下诏给三公说：“那些浮华的官吏，外表装饰得像是正确，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非常厌恶，也非常苦恼。安静办事的官吏，诚实质朴而没有华饰，日常计算似乎不足，按月计算却有余。像襄城令刘方，官吏和百姓异口同声地说他不烦扰百姓，虽然还没有其他特别的表现，这也大概接近我所说的那种官吏了。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聪明，把轻率当作德行，把严厉当作威势，这四种做法一旦有一种兴起，下面就会产生怨恨之心。我的诏书多次下达，车盖相接于道路，可官吏的治理没有改善，百姓有的甚至失去职业，这过错究竟在哪里？要努力思考过去的法令，使之符合我的心意。” 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了解人。”樊迟没有明白，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之人的上面，能够使邪曲的人也变得正直。”这就是万世任用官员的关键原则。能够采用这种方法，君子就会接连得到任用，天下也就太平了。因此，每一次选拔或黜退，都是人才兴衰的关键，也是风俗盛衰的征兆。想要在朝廷之上端正根本、澄清源流，如果不能辨别正直与邪曲，选拔和废置又违背正确的方法，只是勤于下诏、使车盖接连不断，也是没有益处的。建初三年，太尉郑弘多次陈说侍中窦宪的权势过于强盛，言辞十分痛切。窦宪憎恨他，于是诬陷郑弘，说尚书张林、雒阳令杨光是窦宪的党羽，在任期间贪婪残暴。奏章送上后，负责办理文书的官吏与杨光是旧交，便把这件事告诉了杨光。杨光回报窦宪，窦宪上奏说郑弘身为大臣，泄露机密政事。皇帝责问并斥责郑弘。夏四月丙寅日，收缴郑弘的印绶。郑弘亲自到廷尉那里，皇帝下令把他释放；郑弘于是请求退休回乡，皇帝没有答应。郑弘病重，上书陈述谢罪说：“窦宪的奸邪恶行贯通天地，海内之人都疑惑不安，贤者和愚者都憎恶他。人们都说窦宪究竟用了什么手段，竟能迷惑陛下？近来王氏造成的祸患，已经清楚可见。陛下处在天子的尊位，保有万世的国祚，却相信谗佞之臣，不考虑国家存亡的关键。我的生命虽然只剩片刻，死也不忘记尽忠，希望陛下诛杀四方之罪【原文‘四防’疑有误】，以满足人神共同积聚的愤恨和愿望。”皇帝看了奏章，派太医去诊视郑弘的病；等太医到达时，郑弘已经去世。听到善行便称赞，却不能任用行善之人；憎恶恶行，却不能除去作恶之人，这是亡国的重大弊病。窦宪的奸邪，皇帝是知道的。沁水之事，皇帝只是发怒斥责他，却没有依法治罪。郑▯之死，是因忠心激愤而引发的，皇帝只派医生去看望他的病，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沉溺于奸邪之人，是非不加判断。即使喜爱贤能、乐于行善，也只是表面上做做样子，又有什么用呢？司空第五伦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五月丙子日，赐给他俸禄，准其罢职，并按二千石的俸禄终身供给。第五伦奉公尽节，议论政事从不模棱两可。他性情质朴诚实，缺少文采，在任时以贞正清白著称。有人问第五伦：“您有私心吗？”他回答：“从前有人送给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逢三公选拔举荐人才，心里总不能忘记此人，却始终没有任用他。像这样，难道能说我没有私心吗？” 《泰》卦九二爻辞说：“包容荒远之人，徒步涉过大河，不遗弃远方的人才。”这是大臣用来广泛开辟进用人才道路的原则。然而，只要有一丝结党营私，就不是中正之道。因此，必须消除朋党，然后才能达到中正之道。难道能因为收受馈赠的缘故，便始终把送礼之人记在心里吗？心里不能忘记，说明内心已经被馈赠所动摇了。虽然没有收受，实际上仍等于收受；虽然没有任用，实际上仍等于任用。源头不堵住，水流就会滔滔不绝，这正是滋长、加重私心的病根。话虽如此，能够退还他的马而不接受，断绝与其交往而不任用，只因心中不能忘记就说有私心，那么第五伦也算贤能了。

译博士、鲁国人曹襃上疏，认为应当制定礼制，编成汉代的礼仪。太常巢堪认为，这是关系一代的大典，不是曹襃一人所能制定的，不能批准。皇帝知道诸儒拘泥束缚，难以和他们共同谋划创始，朝廷的礼制法度应当及时建立，于是任命曹襃为侍中。玄武司马班固认为，应当广泛召集诸儒，共同讨论得失。皇帝说：“俗话说，在道路旁边建造房屋，三年也建不成。各家讲论礼制，名义上是聚集讨论，实际上互相产生疑虑分歧，连笔也无法落下。从前尧制作大乐，有夔一人就足够了。”章和元年春正月，皇帝召见曹襃，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交给他，说：“这套制度散乱简略，有许多地方不合经典；现在应依照礼制加以订正，使它能够施行。”曹襃依照旧典，杂采五经及纤细记载中的文字，编纂天子直到庶人的冠礼、婚礼、吉礼、凶礼以及从始至终的各种制度，共一百五十篇，上奏皇帝。皇帝因为众人的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只接受了这部书，不再命有关官员评议上奏。汉朝至今已有三百年，礼制仍未建立，那么一代的政治教化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庸》说：“圣人的道多么伟大啊，浩浩荡荡，生发养育万物，高峻直达上天，宽厚优美而伟大啊！”这就是礼的精妙作用。所以说：“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要等待合适的人才能实行。”像曹襃这样的人，难道就是那个合适的人吗？大宗伯所掌管的礼制，从天子直到庶人，经典虽然没有全部记载完备，但《仪礼》等书大致可以考察。记载杂礼的文字可以混杂采用吗？礼，是用来治理大纲、确立根本、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的，并不只是说玉帛礼物而已。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汉代所能办到的。章帝完全排斥众人的意见，专门由曹襃一人完成礼制，却拿“有夔一人足够”来解释，这难道不是错误吗？以上是章帝在位十三年后去世，享年三十一岁。和帝 永元三年，窦宪已经建立大功，威势和声望更加显盛。他把耿夔、任尚等人作为爪牙，把邓叠、郭璜作为心腹；班固、傅毅一类人掌管文章，刺史、郡守、县令大多出自他的门下，争相向官吏百姓征敛，共同作为馈赠行贿。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举奏各地二千石官员以及牵连其中的人，被贬低品秩、免除官职的有四十多人。窦氏非常怨恨，但袁安、任隗一向品行高尚，也还没有找到加害他们的办法。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专擅权力，声势气焰与王氏没有不同，那么凡是出自他们门下的人，就像城墙上的狐狸、社坛旁的老鼠一样，谁能呵斥他们呢？袁安、任隗在这种时候竟能举奏，贬秩免官的有四十多人，可见当时还知道畏惧公论。袁安、任隗一向品行高尚，窦氏也没有加害他们，可见还知道畏惧正直之人。新莽掌权时，上下都随风倒，即使扬雄、刘歆这一类人，也都加入叛党，满朝没有一个人能替国家伸张正气。这样看来，正因为还有正直之人，才能扶持公论。政治道路虽然败坏，风节却没有衰落，所以窦宪最终被诛杀，而汉朝的国运也因此没有覆亡吗？诏令窦宪与皇帝的车驾返回长安。窦宪到达后，尚书以下的官员商议想向他下拜，伏地称万岁。尚书韩棱严肃地说：“对上交往不能谄媚，对下交往不能轻慢。礼制中没有‘人臣称万岁’的规定。”议论的人都惭愧地停止了。尚书左丞王龙私下写奏记，向窦宪进献牛和酒，韩棱举奏王龙，判处他城旦刑。我看自古以来，叛乱作贼的人即使想要窥伺君位，也还知道有所畏惧；往往是叛贼同伙互相怂恿，之后才敢肆无忌惮。窦宪倚仗功劳返回，愚蠢无知的人便纷纷产生闻风依附的意图。在当时，如果人人都像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韩棱严肃地说了一句话，大义的界限于是就清楚了；小人心中没有君主的念头，到此也将胆寒。因此，国家处于危急之时，如果没有忠臣义士，谁来维持国家的纲纪呢？永元四年，窦氏父子兄弟都担任卿、大夫和校尉，充斥朝廷。穰侯邓叠，邓叠的弟弟步兵校尉邓磊，以及元宪的女婿、射声校尉郭举，郭举的父亲、长乐少府郭璜，彼此结交勾连。郭举和郭璜都出入宫禁。郭举得到太后的宠幸，于是与人共同谋划杀害皇帝。郑众暗中得知了他们的阴谋。当时窦宪兄弟专擅权力，皇帝与内外群臣都无法亲自接触，身边陪伴的只有宦官。皇帝认为朝廷上下没有不依附窦宪的，只有中常侍、钩盾令郑众谨慎机敏而有才智，不侍奉豪强党徒，于是与郑众商定诛杀窦宪。因为窦宪在外面，担心他作乱，所以忍耐而没有立即发动。等到窦宪和邓叠都返回京师时，当时清河王刘庆受到的恩宠尤其优厚，常常入宫住宿。皇帝将要发动这项谋划，想取得外戚传递消息，又担心身边的人不敢去，于是命清河王暗中让千乘王刘伉在夜间单独入宫。又命清河王传话给郑众，索取旧例。庚申日，皇帝临幸北宫，诏令执金吾和五校尉整顿军队，屯兵守卫南北宫，关闭城门，逮捕郭璜、郭举、邓叠、邓磊，都下狱处死。派谒者仆射收缴窦宪大将军的印绶，改封他为冠军侯，与窦笃、窦景、窦瓌一同返回封国。皇帝因为太后的缘故，不想公开以诛杀的名义处置窦宪，于是为他选择严厉能干的相加以督察。窦宪、窦笃、窦景到达封国后，都被迫命令自杀。当初，河南尹张酺多次依据正法绳治窦景。等到窦氏败亡，张酺上疏说，当初窦宪等人受到宠爱尊贵时，群臣争相阿附，唯恐来不及，都说窦宪接受了先帝临终托付，怀有伊尹、吕尚那样的忠诚，甚至把邓夫人比作文母。如今严厉的威势已经施行，大家又都说他们应当处死，再也不顾前后变化，考察折衷其中的实情。臣私下见夏阳侯窦瓌常存忠诚善意，从前对臣说话时，常有竭尽忠节的心意；他约束告诫宾客，从未犯法。臣听说，王政对于骨肉亲属的刑罚，有三次宽宥的道理，宁可过于宽厚，也不能过于刻薄。如今议论者想为窦瓌选择严厉能干的国相，恐怕会逼迫过急，使他必不能保全，请适当给予宽贷和赦免，以崇尚厚德。”皇帝被他的话感动，因此只有窦瓌得以保全。窦氏宗族和宾客中因窦宪而任官的人，都被免职遣返回故乡。西京自成帝以后，历代都受王氏控制，终于导致国家政权转移，本来不值得再谈。孝宣帝那样英明，诛灭霍氏非常容易，但也往往要大费周章处置，然后才得以平定。和帝当时才十四岁，只在一举一动之间，就把窦氏除掉，如同撕裂老鼠一样，而且他的谋略安排精密周详。这样看来，难道不是汉朝的英明君主吗？然而从此以后，汉朝却逐渐衰微消亡，最终不能振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谋划不出于王公大人，而出于宦官；谋划出自哪里，权力就归向哪里。今天这件事，虽然符合明文法典，也合乎公众舆论，但看它隐藏机锋而不显露、毒害发作而不可测，正是阴谋巧计之人的作为，与其他时候祸害国家的事情实际上同出一根。因此，和帝虽然能够除去外戚的奸恶，但宦官开始掌握权力，也正从此时起成为汉朝深入骨髓的疾病，可悲啊！

译起初，班固的奴仆曾经醉酒辱骂洛阳县令种兢，种兢因此逮捕拷问他，窦氏的宾客又将班固收捕，班固死在狱中。班固曾经撰写《汉书》，尚未完成，皇帝下诏命班固的妹妹、曹寿的妻子班昭接续完成它。扬雄、班固，难道只是两汉的文章家，也是千古以来的文章家啊！然而扬雄侍奉王莽，班固侍奉窦宪，都没有得到善终；他们学问上不明白大义，丧失名节，贪图荣华、冒险求宠，做出猪狗一样的行为，却凭借区区辞藻在后世著称，真是遗臭万年啊！永元九年，皇太后窦氏去世。当初，梁贵人死后，宫中事务秘密，没人知道其中情况。皇帝是梁氏所生，舞阴公主的儿子梁扈派堂兄梁防向三府呈递奏记，认为汉家的旧典是尊崇贵人的母族，而梁贵人亲自养育圣上，却没有得到相应尊号，请求重新议论此事。太尉张酺说明情况，皇帝感动了很久，说：“依您的意见应当怎么办？”张酺请求追授梁贵人尊号，登记并录用她的舅氏，皇帝听从了。梁防贵人的姐姐、南阳人樊调的妻子嫕上书为自己申诉说：“我父亲梁竦冤死在牢狱中，尸骨无人收殓；母亲年过七十，弟弟梁棠等人又远在绝域，不知死活。希望请求收葬梁竦的朽骨，使母亲和弟弟能够回到本郡。”皇帝召见嫕，这才知道梁贵人被冤屈而死的情况。三公上奏，请求依照光武帝废黜吕太后的旧例，贬降窦太后的尊号，不应与先帝合葬。百官中也有很多人上书进言。皇帝亲自下诏说：“窦氏虽然不尊重法度，但太后常常自我谦抑退让；我奉事她十年，深思其中的大义，礼制中没有臣子贬黜尊长的规定，感情上不忍与她离弃，道义上也不忍损害她的尊号。考察前代，上官太后也没有被降黜，不要再议论此事。”丙申日，安葬章德太后。窦后诬陷杀害二位宋贵人并废黜太子，又想专门召入外戚而灭掉梁氏，她的过错罪恶昭然，不必再申说了。我认为，关于追尊梁贵人以及贬降窦太后尊号的事情，还是有理由可以说明的。皇后配享皇帝，就如同坤道承接乾道，不能有两个坤道；可以有两个皇后吗？所以，从三公、九卿直到八十一元士，都是臣，而天子独尊；从三夫人、九嫔直到八十一御妻，都是妾，而皇后独尊。妾不能僭越皇后，就如同臣不能僭越君主。皇后即使没有嫡子，而由庶子承继嫡统，那么就应当尊奉他的母亲为皇后，哪里有再尊奉其生母为皇后的道理？和帝固然是梁氏所生，但窦氏是先帝的皇后。既然有先帝的皇后在，后来继承先帝的人，又怎能追尊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呢？假如由旁支之子继承先帝，难道也要追尊他的生父为太上皇吗？宣帝为戾太子议定谥号时，有关官员上奏说，按照礼制，继承别人为后嗣的人就是对方的儿子，所以要降低其生父母的尊位，不能依祭祀尊祖的道理对待他们。这可以作为追尊生母的例证。姜氏参与弑杀桓公，第二年三月，夫人逃奔齐国，而《春秋》却不记载姜氏的名字。传注者说：“这是断绝不按亲属之礼对待她。” 窦后诬陷杀害梁竦，二位贵人又都因忧惧而死，这当然是人伦中最令人痛心的事情。然而窦氏是皇后，贵人只是妾。皇帝既然承继嫡统，就应当以窦后为母。何况梁竦之死虽然出自窦后的谋害，实际上是先帝杀了他，与姜氏的情况大不相同。作为别人的后嗣，怎么能因为生母的缘故，就追究并贬黜先帝的皇后呢？至于吕氏、武氏僭越而立异姓，断绝先君的世系，毁坏刘氏、李氏的宗庙社稷，这才是大逆不道，是所谓天下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诛杀。告知祖庙而废黜她，和姜氏受到同样的惩罚，并不过分。以上是和帝在位十七年后去世，享年二十七岁。殇帝 起初，皇帝先后失去十多个皇子。后来出生的皇子总是秘密地养在民间，群臣没有知道的。皇帝去世后，邓皇后才把皇子从民间接回来。长子刘胜有痼疾，小儿子刘隆出生才一百多天，于是迎立刘隆为皇太子。当夜便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处理政务。人的死生有命，富贵由天决定。何况帝王的继承人将要承受大统，成为宗庙社稷的主人呢？和帝因为失去皇子的缘故，竟把皇子秘密养在民间，群臣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古代君王的太子刚出生，就依照礼制举行相关仪式，有关官员整齐肃敬、端正戴冠来拜见他；经过南郊、宫门时就下车，经过宗庙时就快步行走，所以从婴儿时期起，教化就已经开始了。等他稍稍长大，便让他亲近师傅，使他听闻正直的言论、看见正当的行为。对照这种做法，和帝的举措实在荒谬悖逆。而且天下的变故常常出于意外，远在宫廷耳目无法触及的地方，难道把继承人养在民间，就是巩固国本的办法吗？又何况在仓促之间，从民间接回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立为皇帝，群臣又都不知道，这是真的吗？还是骗人的吗？邓太后虽然不能和吕氏相比，但这种可疑的迹象、祸乱的萌芽，以及贪图拥立幼儿、借口疾病废黜长子的做法，而不顾天下的大计，足以成为万世的鉴戒。延平元年秋七月庚寅日，敕令司隶校尉所属的刺史说：“近来有些郡国发生水灾，妨害秋季庄稼，朝廷对此只感到自责，忧虑、惶恐、悲伤、畏惧；可是郡国想要获得丰收的名声，虚饰美誉，于是反而掩盖灾害，多报开垦田地，不核查流亡人口，争相增加户口，隐瞒盗贼，使奸恶之人得不到惩罚，任用官员不按次序，选举人才不合适，贪婪苛刻、残酷狠毒，祸害延及平民。刺史低头塞耳，阿谀徇私、互相勾结，既不畏惧上天，也不在人面前感到惭愧。宽赦借贷的恩典，不可以屡屡依赖。从今以后，将要追究并处罚这些行为。二千石和长吏，各自如实核查所造成的损害，为百姓免除田租和刍稾。” 【原文阙失】《两汉笔记》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