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三　　　　　　宋　钱时　撰

译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穿戴周朝的冕，音乐就用《韶》舞。”竟然一句也没有提到教化，难道这样做就足以治理国家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孔子说冉雍可以面南而立、任君主，便是认可他的才德；漆雕开自己还不能相信任官之事，孔子便对此感到喜悦。孔子这些话，是针对颜氏弟子而发的。假如道德不足以仁爱百姓，教化不足以改善风俗，那么即使舞《韶箾》、奏《桑林》，就说这是虞、商之治，也本来是不可以的。因此，没有六律就不能校正五音；但没有师旷那样的聪慧，也不能运用六律。没有规和矩就不能制成方形和圆形；但没有离娄的明察和公输子的技巧，也不能运用规矩。秦朝的法律，是凶暴之人用来害人的工具，怎么可以一天也继续实行呢？贾谊已经这样说了，文帝却谦逊退让，说暂时无暇，这是为什么呢？莫非是因为刚即位，致力于安静无为，暂且沿用旧制，不敢变更吗？还是因为道德应当放在首位，教化方面也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办理呢？到了太初年间，才开始使用夏历，以黄色为尊，以五为数，确定官制，协调音律，直到宗庙和朝廷的礼仪，没有不改变的。然而汉朝治理天下的道术，本来在武帝时期也不过如此，表面虽有改变，实质仍然没有改变。可惜啊！二年，皇帝宠幸的慎夫人在宫禁中，常常和皇后同席而坐。一次就座时，郎署官员袁盎把慎夫人的座席往后拉开。慎夫人生气，不肯入座，皇帝也发怒，起身进入宫中。袁盎于是上前劝说道：“臣听说尊卑有次序，上下关系才会和谐。如今陛下既已立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与主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况且陛下宠幸她，就应该厚厚赏赐她；陛下为慎夫人所做的事情，恰恰是在给她招来祸患。陛下难道没有看见人彘的事吗？”于是皇帝才高兴起来，召见慎夫人，把这些话告诉她。慎夫人赏赐袁盎黄金五十斤。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整治家庭更优先的；而整治家庭的方法，没有什么比谨慎防范更严格。古代天子立皇后，后宫设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用来处理天下的内政，并明确彰显妇女顺从的规范。因此天下内治和谐，家室也能得到治理。九嫔掌管妇学的法则，用来教导九御，她们都隶属于冢宰。三夫人对于皇后，就像三公对于君王，坐在那里讨论妇礼，并没有具体官职，难道会让孽妾僭越上位、彼此共同造成淫乱吗？后世选妃不以德行，而只宠爱满足情欲的人，感情泛滥、逾越名分，败坏礼制、扰乱伦理，以至骨肉相残，身体涂满鲜血，四方诸国交相作乱，九庙变成废墟。这大概不只是一个人彘所造成的祸患。慎夫人与皇后同席，天子在宫禁中出行到上林苑，这些行为已经渐渐成为常态，迹象十分明显。袁盎劝谏，文帝很高兴，慎夫人又跟着赏赐他。这虽然是出于害怕祸患，但如果慎夫人不是贤良之人，也不能做到这样。她穿衣服时衣裾不拖地，确实很符合弋绨的朴素风格。整治家庭的方法，难道就应当这样吗？五月，文帝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之旌，树立诽谤之木，用来沟通治理国家的道路，招来进谏的人。如今法律规定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会使群臣不敢尽情说话，而君上也没有途径听到自己的过失，将凭什么招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呢？应当废除这些罪名。” 朝廷把言论当作禁忌，并不是国家社稷的福分。况且天下有道，百姓就不会议论；如果确实有值得议论的事情，又怎么能禁止人们说话呢？即使禁止，又有什么好处呢？君上不再背负忌讳过失的名声，臣下也有敢于直言的气概；政事明白通达，听到意见就改正，气息流通顺畅，脉络贯通，天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秦朝无道，却时时刻刻害怕别人议论，于是严设诽谤、妖言之法，甚至私下交谈的人也要弃市。这不只是君主一个人的罪过，往往是奸臣误国，唯恐自己的过错被君主知道，所以钳制天下人的嘴巴，蒙蔽君主的耳目。这就好像市井小孩子想让别人看不见自己，反而自己遮住两只眼睛一样，实在可悲又可笑。到了后来，盗贼遍布天下，二世却不知道；军队攻入宫闱，二世也没有察觉。他这才愤怒地责问宦官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宦官说：“如果臣早些说，大家早就被杀了，哪里还能保有如今万乘之尊、四海之富，想请求做一个百姓都不可能了？”难道还只是不能招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吗？前三年冬十二月，免去丞相周勃的职务，遣送他回封国。乙亥日，任太尉灌婴为丞相。禹任百揆时征讨三苗，周公任冢宰时征讨淮夷。古代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大圣大贤，所以毕公以司马之职而任太师，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既可以作文臣，又可以作武将，入朝做宰相、出外统领军队，有什么可选择的呢？汉代的太尉，是司马的职务。用太尉来任丞相，还保留着古人文武不分的意味。然而，人物却大不相同。绛侯、灌婴一类人，能够守城陷阵，跟随高帝从草野起兵，平定天下；赏赐他们可以，尊贵他们也可以，让他们掌握兵权也可以，但冢宰的职务，难道是他们所能胜任的吗？高帝临终时，说周勃可以任太尉。文帝即位，陈平却把右丞相之位让给了周勃。唉！冢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辅佐君王治理国家，难道是用来奖赏武夫勇将功劳的职位吗？陈平既然知道宰相是这样重大、要在上辅佐天子，却把它让给周勃，为什么呢？汉朝草创之初的事情，姑且不论。汉朝到了文帝时，应当知道该慎重选择了。一次任用周勃失误，又一次任用灌婴失误，前后相承，名分就更加不正。后来把丞相改为大司徒，本来就已经错乱；再后来竟把大司马置于司徒之上，专门总领军国大事，始终没有弄清楚冢宰究竟是什么职务。真是令人感叹不已啊！起初，赵王敖把美女献给高祖，美女受到宠幸并怀了孕。等到贯高的事情败露，美女也因受牵连而被关押在河内。美女的母弟赵兼，便通过辟阳侯审食其向吕后说情。吕后嫉妒，不肯为她申辩。美女已经生下孩子，愤恨之下便自杀了。官吏抱着她的孩子去见皇帝，皇帝感到后悔，给孩子取名叫长，让吕后抚养他，并把他的母亲安葬在真定。后来封刘长为淮南王。淮南王年幼时失去母亲，常常依附吕后，所以在孝惠帝、吕后时期得以没有祸患；但他心里怨恨辟阳侯，认为辟阳侯没有在吕后面前极力争取，才使他的母亲含恨而死。文帝即位后，淮南王自以为是皇帝最亲近的人，骄横傲慢，多次不遵守法令，皇帝总是宽容放纵他。这一年，淮南王入朝，跟随皇帝进入苑囿打猎，和皇帝同乘一辆车，常对皇帝说：“大兄，王有才力，能够举起鼎。”于是他前去拜访辟阳侯，从衣袖中取出铁锤击打辟阳侯，又命随从魏敬割断辟阳侯的颈部；然后飞驰到宫阙之下，袒露上身谢罪。皇帝怜悯他的心意，因为亲属故旧关系而赦免他，不予治罪。当时，薄太后、太子和各位大臣都畏惧淮南王。淮南王因此返回封国后，更加骄横放肆，出入时声称清道警跸，发布制书，礼仪待遇近似天子。袁盎劝谏说：“诸侯过于骄横，必定会产生祸患。” 皇帝没有听从。

译元年，有关官员请求早日册立太子。皇帝说：“朕既然没有德行，即使不能广泛寻求天下贤能圣德之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却又说要预先册立太子，这是加重说明朕没有德行。”又说：“楚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淮南王是朕的弟弟。如今不加选择而只说一定要立自己的儿子，别人会认为朕忘记贤能有德之人，只偏爱儿子，这不是忧虑天下的做法。”唉，这话说得多么美好！三代以来，听到过这样的话吗？六年，淮南王刘长终于因谋反而死。难道不是这种大公无私的言论，反而给了凶恶叛逆之人可乘之机吗？回答说：“即使如此，文帝也不能说毫无罪过。”他感念同胞亲情，始终不忘友爱，为淮南王选择师傅，明示礼义，不让他陷入邪道，这样做是可以的。可是如今淮南王骄横傲慢、不守法令，皇帝却宽容放纵他；他仇杀辟阳侯，皇帝却赦免而不治罪；他出入时声称警跸，发布制书，待遇比拟天子，有人进言便不听；他自行制定法令，在封国施行；驱逐汉朝设置的使者，请求自行设置丞相；二千石官员也曲意顺从他，事情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他擅自杀害无罪之人，给人封爵甚至封到关内侯；多次上书言辞不恭顺，皇帝才开始严厉责备并委婉劝谕，把这作为警戒，已经太晚了。郑庄公把共叔段安置在京邑，祭仲说：“不要让他的势力滋长蔓延，蔓延开来就难以图谋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除尽，何况是君主宠爱的弟弟呢？”郑庄公说：“做了许多不义之事，必定会自取灭亡。”这人的话多么残忍啊！文帝虽然友爱弟弟，不能与郑庄公相比；然而把淮南王的恶行养成，却不能用义理裁断他，二者终究是一样的。爱他的人，难道正是因此给他招来祸患吗？张释之担任公车令时，太子和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经过司马门却不下车。于是张释之追上去拦住太子，梁王也不能进入殿门，张释之便弹劾他们“不在公门下车，是不敬”，并上奏此事。薄太后听说后，文帝摘下帽子向她谢罪，说自己教导儿子不够谨慎。薄太后于是派使者奉诏赦免太子和梁王，他们这才得以入殿。纲纪，是天子的纲纪。臣下替天子守护纲纪，天子又加以伸张，这样上下之间就不会逐渐衰败，世道也就能建立起来。太子和梁王经过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便弹劾他们不敬；文帝立即摘下帽子向太后谢罪，并责备自己教子不严。像这样，谁还敢扰乱纲纪呢？由此观察当时的臣下，大多都严格遵守法令，使人肃然感到法度不可轻慢，这都是文帝有意培养形成这种风气和节操的结果。因此，袁盎拒绝让座，是使宫妾受屈而伸张纲纪；张释之弹劾太子不在司马门下车，是使世子受屈而伸张纲纪；周亚夫在细柳营拒绝迎接，是使天子的尊严受屈而伸张纲纪。这就是天下没有混乱、文帝之所以被称为贤君的原因。我恭敬地把这些事表述出来，作为后世扰乱法度、徇私枉情者的警戒。六年，梁太傅贾谊上书陈述防范之策说：“要使诸侯国稳固，必须消除彼此相疑的形势；下面的人多次遭受祸患，上面的人也多次为此忧虑，这实在不是安定君上、保全臣下的办法。我私下考察以往的事情，大体上都是势力强大的先反叛。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却最完整，势力弱却最忠诚，这不只是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从前假如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数十座城而称王，那么即使他们现在因残破而灭亡也可以；假如让韩信、英布等人排列为彻侯而居住，那么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也可以。由此，治理天下的大计就可知了。要让诸王都忠诚归附，不如使他们像长沙王那样；要使臣子不被醢杀，不如使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使天下安定，不如多封建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了，就容易用道义驾驭；国土小了，就不会产生邪心。使天下的形势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没有不受控制、听从命令的。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像车辐聚集到车毂一样一同前来归命天子。划分土地，确定制度，使齐、赵、楚各自分成若干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按次序接受祖先的分地，土地分尽就停止。分地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就建立为国，先空置在那里，等到他们有了子孙，便全都让这些子孙各自统治一寸土地、一个民众。” 天子对此没有任何私利，确实只是为了安定政治而已。这样，即使把年幼的君主安置在天下之上，也能安然无事；即使让遗腹子在朝廷中坐在委裘之上，天下也不会混乱。” 汉朝鉴戒秦朝孤立无援而灭亡的教训，大肆分封同姓诸侯，使他们跨州兼郡，连接数十座城，宫室和百官的制度都与京师相同。史家说这是纠正弯曲过了头，是对的。贾谊请求多建立诸侯国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可以说是针对当时情况的正确议论。他的主张如果得到采用，哪里会有七国之乱呢？主父偃只是窃取了这个主张，在元朔年间以后实行罢了。议论此事的人不免替文帝感到惋惜。然而依我观察当时的形势，大概也是有原因的。文帝以前，异姓诸侯王接连反叛而被诛杀，而同姓诸侯本来没有一人叛乱。高后临朝时，擅自封吕氏诸人为王，汉朝的国运已经中断八年了。假如没有朱虚侯、东牟侯和几位大臣共同起兵诛灭诸吕、安定刘氏，那么汉朝能不能仍然成为汉朝，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呢？文帝从藩王府入继大统，当时只是续接已经寒冷的灰烬、延续将要断绝的命脉；尾大不掉的祸患还没有显现，而宗室强大的助力才刚刚形成。后来虽然有济北王、淮南王的事变，但刘兴居的叛乱起因于失职和被夺功，很快就失败而死。厉王刘长，当时的议论往往责怪朝廷没有为他设置严格的傅相，使他骄横放纵、没有法度，以至于此。然而这件事一被察觉，他就被废黜迁徙，不能再有所作为，并不是由于封地广大。贾生年少时向文帝痛哭进言，他的心意恐怕还没有完全与文帝相合。七国叛乱以后，它的祸害才明显显现，天下已经没有异姓诸侯强大造成的忧患，所能忧虑的只有同姓诸侯了。只看到了同姓诸侯的危害，却看不到他们的利益，这与文帝时大不相同了。这大概就是主父偃的主张能够实行的原因吧？即便如此，如果以先见之明、以大义割断私恩、预知事变并消除祸患来责备文帝，那么文帝也不能说没有罪过。

译夏、殷、周作为天子，都延续了几十代；秦作为天子，却传到二世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远，为什么三代的君主能够长久行道，而秦朝却暴虐无道、迅速灭亡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一定按照礼仪举行相关仪式；有关官员整齐肃敬、端正戴冠去拜见他，经过南郊和宫阙时要下车，经过宗庙时要快步行走。所以太子还是婴儿时，教育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他到了能够有所认识的年龄，三公、三少便向他讲明孝、仁、礼、义，用这些来引导和训练他，随即让他离开邪恶之人，不使他见到恶行。于是从天下选取端正之士、孝悌之人、见闻广博者和有道术者来辅佐保护他，使这些人与太子共同起居出入。所以太子刚出生就接触正当的事务，听到正当的言论，走正当的道路，前后左右都是正人。长期同正人相处，就不能不正，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的话；长期同不正之人相处，就不能不变得不正，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国的话。孔子说：‘少小时形成的习性像天性，长期习惯了就像自然如此。’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行为亲切自然而不感到惭愧；教化与内心一同形成，所以行中道就像本性一样。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为他们辅佐和教育太子的措施具备了这些条件。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竟让赵高担任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审理刑狱；他所习得的，不是斩首、割鼻之类的刑罚，就是诛灭他人三族的做法。胡亥今天即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诚进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妖言惑众，他把杀人看得就像割除野草一样。难道只是胡亥本性邪恶吗？实在是引导他的人所教给他的并非正理。俗语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它留下的车辙清清楚楚可以看见。然而后面的车不避开它，便又要翻倒。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良在于及早进行教导并选择正直的近臣。内心尚未放纵时就先加以教导，教化就容易形成；向他开启道术、智慧和仁义的要旨，这就是教育的力量。等到他长期服习、积累成惯，就只能依靠身边的人了。胡人与粤人生来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不同；等到长大形成各自的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相互沟通，有的即使至死也不相互往来，这就是教育和习染造成的。因此我说：选择近臣、及早教导，是最急迫的事。教育得当而左右近臣正直，太子就会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尚书》说：‘一个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这正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务。” 我读到贾谊文章中的这一章，没有一次不反复吟咏叹息。人所习染的是邪是正，就像白绢一样，投入丹砂便变红，投入墨汁便变黑，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接触声色和玩好之物的时间很少，亲近老师和傅相的时间很多，尚且还担心像鸿鹄将要飞来那样，学习一日曝晒、十日寒冷，何况不选择老师和傅相，每天同不正之人相处呢？所以贾谊这些话，可以昭示万世；但不知道他所说的正人究竟是什么人，道术究竟是什么道，谕教究竟是什么教罢了。距离圣人越来越远，异端邪说日益兴盛，当时的学者不是归入黄老之学，就是归入申韩之学；奉行申韩的讲申韩，奉行黄老的讲黄老，各自固守自己的学说，自以为是。文帝是贤君，贾谊的话还在耳边。没过多久，晁错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首先请求选择圣人的学术赐给太子，而他的主张却在于使太子懂得法术权数；晁错是主张申韩之学的。他把刑名方面的书当作圣人的学术，本来就是如此。文帝难道认为晁错不正而仍任用他吗？晁错难道认为自己的学说不正却还要这样进言吗？这就更加可怕了。后世士大夫的议论，没有不说君主所学的是帝王之学，而不是儒生的章句文墨之学，这当然是对的。但他们是否真正知道帝王之学，又应该把力量用在哪里呢？有人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舜的学问。有人说：‘安定你所止息之处，谨慎对待细微之事，保持安康。’这是禹的学问。有人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利益；努力彰明大德，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这是汤的学问。有人说：‘于此继续光明，恭敬而止；不刻意求知，不自以为智，顺从上帝的法则。’这是文王的学问。难道不应该从这些话中深入探求其精微之处，从而得到所谓帝王之学吗？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欺骗人的空话，就是徒具形式的文章。只是指出路径、指点迷津，却看不出确切的内容，那么有志于圣人之学的人，究竟要把力量用在哪里呢？三代以前的情况，已经不能详细知道了。只有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著作，从启发、引导、训诫、诱导开始，直到养成德行，教育的方法井然有序，典章法则都保存在那里。假如有圣王兴起，感念贾谊的话，并一概以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讲明圣人之学的标准，那么差不多就不会违背正道了。至于老师和傅相是否正直，又在于上位者以古代圣贤为标准来选择他们。十二年，晁错对皇上说：‘重视粮食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换取赏赐、减免刑罚。现在招募天下人把粮食交给县官，可以凭此授予爵位，也可以凭此免除罪刑。爵位是皇上所能专擅的东西，从口中说出便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植的东西，生长在土地上并不缺乏。获得高爵和免除罪刑，是人们非常想要的。让天下人把粮食运到边塞，以此接受爵位、免除罪刑，不过三年，边塞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百姓把粮食运到边塞，便可授爵、免罪。赏罚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却不是君主可以私自支配的东西，而是上天所授。因此说：‘上天把有德之人任命为君主，赐予五等服饰、显示五等功章；上天讨伐有罪之人，施用五种刑罚。’所以古代的圣王用官爵来尊崇德行，使行善的人受到勉励；用刑罚来抵偿罪过，使作恶的人受到惩戒。行善的人受到勉励，天下就没有谁不乐意做君子；作恶的人受到惩戒，天下就没有谁不以做小人为耻。如今为了重视粮食，却让君主掌握的权柄听命于富民之手，晁错是不值得说的了。但文帝也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吗？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罪，依法应当受刑，文帝下诏将他逮捕押送到长安的诏狱。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的父亲担任官吏，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却因犯法而应当受刑。我痛心地想到，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过刑的人肢体不能重新接合，即使后来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宫中做官婢，以此赎免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天子怜悯她的心意，五月下诏说：‘《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有人犯了过错，教导还没有施行，刑罚却已经加在身上；有的人想改正行为、做好人，却没有途径。想到这些，我非常怜悯。刑罚甚至要截断肢体、刻伤肌肤，使人终身不能恢复，这种刑罚多么痛苦，却没有施以恩德，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吗？应当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替代。全部命令罪人按照罪行轻重服刑，只要若干年内不逃亡，便予以赦免，把这些规定完备地制定成法令。’

译文帝废除肉刑，是正确的。古代圣人使用肉刑，难道就不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古代政治清明的时代，有井田用来供养百姓，有学校用来施教，有比、闾、族、党作为居住组织，有冠礼、婚礼、丧祭作为礼制。凡是用来改善人心、使风俗淳厚的办法，没有不尽力做到极致的。然而仍然担心有人或许会陷入不合义理的行为、扰乱我们的风俗。因此为他们制定法制加以防范，在衣冠上画出标志以示威严，在象魏上悬示法令使人明白熟悉，又在每年按时宣读法令来训诫晓谕他们。这就是明示刑罚用来辅助教化。使百姓因刑罚而受到约束，是为了降低刑罚的使用。好生之德深入民心，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肉刑虽然具备，却未必会实际使用。后世教化不明，先王用来改善人心、使风俗淳厚的办法，全都荡然无存。每当看到所谓一家之内，大的罪行可以杀人，小的过失也可以议罪，我没有一次不因此痛心疾首。唉！这是谁的过错呢？人的欲望横冲直撞，风俗败坏，没有礼义，把荒谬当作常态。爪子锋利的就互相抓挠，力量强的就互相搏斗，纷纷扰扰，和禽兽没有区别。上位者不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古人借助刑罚来辅助教化、降低刑典，本来是出于哀怜悲悯而不忍伤害百姓的用意，后世却把这一切都借来作为压服百姓的工具。所以刑罚越繁多，奸邪之事反而越不能禁止。既然如此，把肉刑说成很重，肉刑果真很重吗？文帝说教化还没有施行，刑罚却已经加上，实在令人敬佩。即便如此，这件事恐怕也不容易轻率地下结论。我因此在废除肉刑这件事上，感叹世道变化已经不同于古代，而为此深深叹息。当时皇上已经亲自实行玄默之治，将相又都是旧日功臣，大多质朴少文；他们以秦朝灭亡的政治为戒，议论和施政都致力于宽厚，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教化推行于天下，告讦的风气改变，官吏安于职守，百姓乐于自己的产业，积蓄年年增加，户口逐渐繁衍，风俗淳厚，禁令和法网宽疏；对有疑问的罪案予以宽宥。因此百姓受到的刑罚大为减少，以至于一年审断的案件只有四百起，出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是最美好的习俗，也是最值得赞美的。羞耻和厌恶之心人人都有。知道什么该羞、什么该恶，那么看见别人的过失，就像看见自己的过失一样，自然应当以谈论它为耻。所以凡是轻易议论别人，整天喋喋不休、摇唇鼓舌，却不知道羞耻的人，一定是内心安于不义，连自己的可耻之处也不知道羞耻。何况朝廷的议论，是四方行动的枢机；一件事说对或说错，都会成为天下的模范。后世风俗浅薄败坏，不仅不以谈论别人过失为耻，反而诋毁大道，诬蔑毁谤正人，揭发隐私，依据传闻而失实，借此媚上，借此谋求自身利益。他们这样的用心，甚至还不如穿墙偷盗的人和猪狗，却反而厚着脸皮自我辩解，认为自己得计了。这样下去，凭什么培养廉耻的节操、厚植淳厚风俗的根源呢？文帝时，并没有一切都具备像先王盛世那样的道德教化。公卿之间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于是教化便推行天下，告讦的风俗改变，风气转为淳厚，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由此可见，人心本有的善良从未消灭，只要有所感应就会有所回应，就像草随风而倒。孟子说：‘不知道羞耻的羞耻，就没有羞耻了。’朝廷之上，只要知道有所羞耻，天下人的羞耻之心就会产生。为什么身居上位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呢？十五年，赵人新垣平凭观望云气来拜见皇上，说长安东北方有神异之气，呈现五种颜色。于是修建渭阳五帝庙。十六年夏四月，皇上在渭阳五帝庙郊祀五帝，于是把新垣平提升到上大夫，赏赐累计达千金，又让博士和诸生摘取六经中的内容，撰作《王制》，谋划巡狩、封禅之事；又在长门道北面修建五帝坛。异端邪说善于制造幻惑，真是厉害啊！武帝喜好大事、喜欢夸张，他受骗于文成将军、五利将军，原本是应当的。文帝崇尚朴实，做天下人的先导，本来是收敛浮夸、致力实际的君主；贾谊请求废除秦朝法令、建立汉朝制度，他却谦逊退让而无暇实行；张释之进言有利于国家的事务，他首先告诫说：‘把议论说得浅近些，不要过分高深。’这样的人，谁还能用邪说诱惑他呢？新垣平是什么人？他的话一被说出，竟然就得到尊贵和宠信。修建庙坛，议论封禅，彼此共同做出不合礼制的礼仪，却没有察觉。这难道不是因为公孙臣所谓土德之应动摇了文帝的心，而神气呈五色的说法又在郊祀五帝之后变成妖妄之说吗？周公作《无逸》，最后说：‘古代的人尚且彼此训诫告诫，彼此教导训诲，百姓没有谁互相欺诈张扬、制造幻妄。若不听从这些话，人们就会受到这种训诫，进而改变、扰乱先王的正当刑法。’唉！这完全可以作为警戒了！新垣平又说：‘我观察到太阳一天两次居中，过了一会儿太阳退回去又再次居中，于是开始改以十七年为元年。’ 太阳每天运行一度，一年绕天一周，片刻不停，时刻也没有差错，怎么会有退回去又再次居中的道理呢？一天之内太阳不会两次居中，也如同一个君主不会两次建立元年一样。妖人习惯制造虚幻妄诞之说，或许还能因此扰乱愚昧之人的耳目，难道说文帝也会相信它吗？没过多久新垣平的骗局败露，这本来可以悔悟了。然而改元的错误最终成全了他的欺诈，文帝却没有改变，于是使后世万代承袭这一错误。后来竟有一个君主改用几个元年，这种说法就是从新垣平开始的，实在令人替文帝惋惜。二年八月，申屠嘉任丞相。申屠嘉为人廉洁正直，家门不接受私下拜谒。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宠爱，赏赐累计达到巨万。文帝常常宴饮，邓通在家中受到的宠幸无人能比。申屠嘉常入朝，而邓通坐在皇帝身旁，礼仪上有所怠慢。申屠嘉奏事完毕，便进言说：“陛下宠爱群臣，就使他们富贵；至于朝廷的礼法，却不能不严肃。”文帝说：“你不要说了，我偏爱他。”退朝后，文帝坐在丞相府中。申屠嘉发檄文召邓通到丞相府，说他不来就处斩。邓通恐惧，入宫向文帝说明。文帝说：“你只管去，我会派人召你回来。”邓通到了丞相府，摘下帽子，赤脚而行，叩头向申屠嘉谢罪。申屠嘉安坐不动，也不还礼，斥责说：“朝廷，是高帝的朝廷。邓通不过是个小臣，却在殿上嬉戏，这是大不敬，按法应当交给官吏处斩。现在就执行斩刑。”邓通不停叩头，额头都磕出了血，申屠嘉仍不解意。文帝估计丞相已经把邓通逼到困境，便派使者持节召邓通，并向丞相解释说：“这是我的弄臣，您把他放了吧。”邓通到了文帝那里，哭着说：“丞相差点杀了我。”

译有虞氏的朝廷把花言巧语、虚伪媚态而极其奸邪的人视为可怕；孔子回答治理国家的问题时，也说要远离佞人。文帝平日里自己穿粗劣的黑色丝织衣服，帷帐不用刺绣，乃至宫室苑囿、车骑和御用服饰，都以俭朴为天下表率；他停止修建露台，营治霸陵，没有一件事不是以朴素节俭为先。可是到了邓通这里，文帝一有所沉溺，赏赐便累计巨万，还赐给他铜山，常到他家宴饮，宠幸无人能比，竟完全不像平日的作为；邓通还在殿廷之上嬉戏，而丞相申屠嘉对此进言十分切直。文帝却说“你不要说，我偏爱他”，并发檄召邓通、使他受辱；随后又说“这是我的弄臣，您把他放了”，夺去了自己的明智，几乎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文帝对宠爱之人的依恋如此深重，不能割舍。小人可怕而难以远离，像文帝这样的贤君尚且不能免于此，后世万代难道不应深以为戒，痛下决心杜绝这种弊病吗？七年，遗诏说：“朕既没有德行，不能辅佐百姓；如今死去，又使人们长久穿着重丧服临丧，使他们遭受寒暑的侵袭，令失去父亲的孩子和失去孩子的父亲悲哀，伤害老年人的心愿，损害他们的饮食，断绝鬼神的祭祀，从而加重朕的无德，朕将如何面对天下？应命令天下吏民，诏令到达后哭临三日，全部脱去丧服；不得禁止娶妇嫁女，也不得禁止祭祀、饮酒、吃肉。各自料理丧事，服丧临丧的人都不得赤脚；绖带宽不得超过三寸，不得用白布装饰车乘，也不得动用兵器；不得征发百姓到宫殿中哭临。殿中应当临丧的人，早晚各哭号十五声，礼毕即停止。不是早晚临丧的时候，禁止擅自哭临。棺材下葬后，穿大功丧服十五日，小功丧服十四日，缌麻丧服七日，然后脱去丧服。” 服丧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再满一年举行大祥祭，过一个月举行禫祭，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君主和亲属都遵行，三代以前从未改变过，难道可以任意轻率地改变吗？春秋以后，礼制废弛、音乐败坏，当然有不能完全依照古制的地方。宰予是洙泗门下的高材生，尚且提出守丧一年已经太久的问题。滕国世子实行三年之丧，而他的父兄和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是鲁国，先君没有这样实行过，我们先君也没有这样实行过。”由此就可以看出问题。然而从未有像文帝这样断然制定三十六日的丧制，并以功丧、缌麻之服替代斩衰丧服的，于是使短丧相承，成为历代的典故。这等于教天下后世的臣子对君主和父亲都忍心薄待，难道不是荒谬吗？即使如此，景帝尤其应当获罪。滕国世子不能自己决定，又去问孟子。孟子说：“这件事在于世子自己。”世子说：“是的，这确实在我。”文帝姑息迁就，以为这就是仁，却不明白先王的大道，本来如此。提出意见却不实行也就罢了，做景帝的难道独独没有人子的心吗？难道独独不能用义来决断，采取滕国世子的见解吗？屈到喜欢吃菱角，病重时召来宗族老人，嘱咐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了祥祭，宗族老人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却命令撤去。君子说：“即使违背礼制而主张一种原则，果食之丧尚且不能遵从父亲去做不合义的事，何况父亲命令实行短丧，便照着执行，吃稻米、穿锦衣而心安理得，这怎么可以呢？”于是考察高帝死后二十三日下葬，惠帝死后二十四日下葬，文帝才死后七日便下葬；而且文帝即位四年就修建顾成庙，又预先营治霸陵，这些都不合典制。这是因为朝廷中的大臣没有懂得礼制的人，所以错乱荒谬到这种地步；因此即使实行短丧，也不把它当作异常。以上是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去世时四十六岁。景帝 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去世。当时内史晁错屡次请求单独进言，景帝总是听取，对他宠幸有加，使九卿都受到压制。法令有许多被修改制定。丞相申屠嘉自觉失势，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因此憎恨晁错。晁错任内史时，向东出行不方便，便另开一扇门向南出去。这扇向南的门，正是太上皇庙的外墙。申屠嘉听说晁错凿穿宗庙的墙，便上奏请求诛杀晁错。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晁错，晁错害怕，夜里入宫拜见皇帝，自己说明情况。景帝上朝后，申屠嘉请求诛杀内史晁错。景帝说：“晁错凿穿的不是宗庙正墙，而是外墙；原来那里有官舍，所以凿洞通行。而且又是我让他这样做的，晁错没有罪。”丞相申屠嘉谢罪，退朝。申屠嘉对长史说：“我后悔没有先杀掉晁错，反而上奏请求杀他，结果被晁错算计了。”回到住所后，因气愤吐血而死。晁错因此更加显贵。这件事足以看出，景帝沉溺于晁错的权术机变，而不够正大。申屠嘉任丞相时，首先折服了无礼的小臣。文帝虽然极其宠爱邓通，申屠嘉发檄召他，文帝也不敢庇护，只是在估计邓通已经陷入困境后才召他回来。这种气象庄严得如同泰山高岳，使朝廷的体统更加尊重。景帝即位后，本应敬重申屠嘉，以诚心把政事托付给他。即使申屠嘉有罪应当罢免，罢免就是了，为什么偏袒自己所爱的人，最终把他虚置在无用的位置上呢？让晁错为了自己的便利而凿穿宗庙的墙，本来就已经极其不正大了；他又预先知道丞相想要治他的罪。晁错夜里入宫拜见，私下相互谋划，而且让自己承担这件事，这究竟是为什么？都是因为平日熟习权术机变，把投机取巧当作聪明，把朋党勾结当作私情，最终使先朝重臣含恨而死，实在可叹。考察文帝十五年，晁错曾上书请求削弱诸侯，并提出可以修改的法令，共三十篇。文帝虽然惊异于他的才干，却没有全部听从，这其中一定已经看出了晁错的问题。景帝一即位，前一天文帝没有采纳的意见竟全部实施，没有留下任何余地。这固然说明景帝远不如文帝，而晁错器量狭小，也成了促使自己迅速败亡的原因。梁孝王因为是窦太后的幼子，所以受到宠爱。他拥有四十多座城，居住在天下最肥沃的土地上，赏赐多得无法尽述；府库中的金钱将近百巨万，珠玉宝器比京师还多。他修筑东苑，方圆五百多里；扩建睢阳城七十里，大规模营造宫室，修建复道，从宫中连接到平台，长达三十多里。他招致四方豪杰俊士，像吴地人枚乘、严忌，齐地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以及蜀地人司马相如之类，都跟随他交游。每次入朝，景帝都派使者持节，驾着天子乘舆所用的四匹马，到宫阙下迎接梁王。梁王到后，受到的宠幸无人能比。入宫便陪景帝同乘一辆车，出宫便与景帝同车到上林苑射猎。梁王借机请求留在京城，前后将近半年。梁国的侍中、郎官、谒者都登记在籍，可以带人出入天子殿门，和汉宫中的官员没有区别。前三年冬十月，梁王来朝，当时景帝还没有册立太子，便与梁王宴饮，从容地说：“我百年之后，就把皇位传给大王。”梁王推辞谢绝，虽然知道这不是发自内心的正言，心里却很高兴，窦太后也是如此。詹事窦婴斟酒进献给景帝，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这是汉家的约定。陛下凭什么能把皇位传给梁王？”窦太后因此憎恨窦婴，窦婴借病免职，窦太后又除去他的门籍，使他不能入朝请见。

译梁王因此更加骄纵。此前六年，贾谊请求把诸侯分封得更多，使他们的势力减小，这本来是正确的主张。十一年，梁王刘揖去世，景帝便请求为梁王另立后嗣，大幅增加梁国睢阳一带的土地，使梁国足以抵御齐、赵，使淮阳足以牵制吴、楚。景帝采纳贾谊的计策，于是把淮阳王刘武迁为梁王，北界泰山，西到高阳，得到四十多座大县和城邑。这岂不是贾谊自己的言论反而自相违背了吗？梁、淮阳本来都是文帝的儿子；今天的梁、淮阳，就是从前的齐、赵、吴、楚。如今使它们的势力足以抵御、牵制并保全自己，难道将来不会成为齐、赵、吴、楚那样的诸侯国吗？当时诸侯王的问题本来就在于势力强大，贾谊的计策本来就是要分割他们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即使不能完全实行，也应当先从皇帝的儿子开始削弱，以向天下显示极其公正；这样一旦有所施行，所有人都无法责怪皇帝偏私。为什么反而大肆封赏自己的儿子，使他们能够抗衡、牵制其他诸国，却还想让他们安然不怨恨自己呢？何况诸侯王错落分布于天下，又哪里是一个梁王所能捍卫的呢？天下是高帝的天下，也都是高帝的孙子。对亲近的人一天天宠爱，对疏远的人一天天削弱。七国之乱，未必不是因此受到刺激而发生的。景帝三年，梁王来朝，景帝从容宴饮，说了那句有关传位的话，梁王因此更加骄纵。中二年，梁王竟请求做汉朝的继承人，后来被杀。袁盎依靠田叔才得以免死，人们都责怪景帝一句话说错，导致了这些后果。我认为祸乱的根由，从贾谊开始就已经埋下了。晁错多次上书说吴王有过失，可以削减他的封地；文帝宽厚，不忍惩罚，因此吴王日益放纵横行。景帝即位后，晁错劝景帝说：“从前高帝刚平定天下时，兄弟少，诸子年幼势弱，所以大封同姓诸侯：齐有七十多座城，楚有四十多座城，吴有五十多座城，又分封三个庶子，天下土地有一半分给了诸侯。如今吴王先前因太子之事与朝廷有嫌隙，又假称有病不来朝见，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心，反而赐给他几杖，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他本应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纵自满，依山铸钱，煮海水制盐，诱使天下逃亡之人归附，图谋作乱。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叛；不削减，他也会反叛。削减，他反叛得快，祸患较小；不削减，他反叛得迟，祸患更大。”景帝命公卿、列侯、宗室共同议论，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楚王刘戊来朝时，晁错又说刘戊从前在薄太后服丧期间私自奸淫，并在丧服居丧处行事，请求诛杀他。景帝下诏赦免刘戊，却削去东海郡；又因前一年赵王犯罪，削去他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卬因卖爵之事有罪，削去六县。朝廷大臣正在商议削减吴王封地，吴王害怕封地会被不断削减，于是发动阴谋准备起事。他想到诸侯中没有值得联合谋划的人，听说胶西王勇武而喜好用兵，诸侯都畏惧他，于是派中大夫应高去游说胶西王。胶西国有些臣子听说胶西王在谋划反叛，劝谏说：“诸侯的土地合起来还不到汉朝的十二分之一，却要起兵叛乱，使太后忧虑，这不是好计策。如今共同奉承一位皇帝，尚且说不容易；假使事情成功，两个君主分争，祸患反而会更多。”胶西王不听，于是派使者约定齐、菑川、胶东、济南诸国，它们都虚假应允。等到削减吴国的会稽郡、豫章郡，诏书送到，吴王便率先起兵，诛杀汉朝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也都反叛。齐王后来后悔背弃约定，闭城固守。吴王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水，因而兼并楚国的军队，又派使者向诸侯发出文书，列举朝廷的罪状。晁错想要集合军队讨伐他们。大体说来，长期积累的弊病不能突然革除，根深蒂固的疾病不能一下子消灭。除治得太快，改革得太急，就没有不招致变乱的。七国之祸，从高帝时就种下了这个根。到了文帝时，各诸侯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反叛的征兆日益明显。贾谊请求削弱、分割诸侯，文帝没有听从；晁错请求削减封地，文帝又不忍心。这种弊病虽然像是宽纵诸侯而养成祸患，但还不能说是损害了文帝宽容的长处。景帝即位后，应当对同姓诸侯推施恩惠，不炫耀威刑，而日益增加恩德，使他们心怀感戴而没有怨恨，可以怀柔而不能使之愤怒；然后采用贾谊的办法，分割土地重新封侯；不服从的削地，抵抗的诛杀。对内不失骨肉亲情，对外不废国家法度，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哪有即位承继皇位没有多久，就把先帝宽容而不忍心处理的旧事全部搜罗出来，一概实行，突然发动而丝毫不放宽，使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怨恨，猛然相向而起，如同刺猬竖起满身的毛一样？这本来就是形势必然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晁错的主张在文帝时没有实行，却在太子宫中培植酝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旦得到景帝信任，便倾泻而出，只图痛快地实行平日想做的事，完全不顾后果。唉！晁错也只是个小丈夫罢了！评论者往往说晁错因为忠诚而遭祸，这是不对的。世上本来有许多人，谋划虽然出于忠心，但措施不合时宜，处置方法错误，以至于误国害天下。君子不把这种人称为忠臣，对于晁错又有什么可惋惜的呢？后元年，景帝居住在宫禁之中，召见周亚夫，赐给他食物，唯独放了一大块肉，没有切成小块，也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心中不平，回头对掌管宴席的人说：“拿筷子来。”景帝看见后笑着说：“这样难道还不够供您用吗？”周亚夫摘下帽子向景帝谢罪。景帝说：“起来。”周亚夫于是快步退出，景帝目送他说：“这个人心怀不满，不是能够辅佐幼主的大臣。”过了不久，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购买工官尚方制造的铠甲、盾牌五百套，准备作为随葬品；购买时役夫劳苦，却没有给钱。役夫得知这是盗买县官器物，怨恨之下上报谋反之事。周亚夫的儿子因此被牵连，连累周亚夫。景帝听说后，将周亚夫交给狱吏。狱吏登记罪状责问周亚夫，周亚夫不回答。景帝骂他说：“我不用你了。”又召他到廷尉那里。廷尉责问说：“你这个侯爵想要谋反吗？”周亚夫说：“我买的器物，是随葬品，怎么能说是谋反呢？”狱吏说：“你即使不想在地上谋反，也就是想在地下谋反罢了。”狱吏逼迫得更加急切。当初，狱吏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想要自杀，他的夫人阻止了他，因此没有死。后来他进入廷尉府，便绝食五日，吐血而死。

译文帝留给后代的辅佐之臣，丞相方面有申屠嘉，将领方面有周亚夫。两人都刚正不屈，很有气节；让他们辅佐年幼的君主，一定会有可观的成效。然而二人都因愤懑郁结、吐血而死，实在很值得景帝惋惜。文帝将死时，告诫太子说：“如果有紧急情况，周亚夫确实可以任用来统率军队。”文帝在细柳营时已经清楚地看出了他的才干；后来周亚夫终于平定七国之乱，难道辜负了文帝知人之明吗？栗太子被废时，周亚夫坚决争辩，这是大臣的职责，但景帝竟因此疏远他。他辨明侯王信的行为不合约法，劝谏侯徐卢等人的行为不当，这些都是极为正确的意见，但景帝竟然免去了他的职务，这本来就已经很不合人意了。至于赐给他一大块肉，却不放筷子，实在轻薄得厉害，这难道是君主礼待大臣的方式吗？景帝还目送他说：“这个人心怀不满，不是能够辅佐幼主的大臣。”当时太子才十四岁，难道是因为景帝将要有所托付，却认为周亚夫不适合，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吗？我认为，想要考察大臣的气节，把辅佐后嗣、接受托孤的重任交给他，礼待他也不应当像这样。反复考察景帝的作为，大体上受晁错影响的地方更多。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诏说：“雕刻花纹、镂刻器物，会损害农业生产；织造锦绣、编织丝带，会妨害妇女的纺织工作。农业生产受损，就是造成饥荒的根源；妇女纺织受妨，就是造成寒冷的源头。饥饿和寒冷一同到来，还能不做坏事的人就少了。朕亲自耕田，皇后亲自养蚕，以供奉宗庙的祭品和祭服，为天下作表率；不接受献礼，减少太官的用度，节省徭役赋税，希望天下致力于农耕养蚕，平时有所积蓄，以备灾害；强者不要侵夺弱者，众多者不要欺凌少数者，老人能够长寿终老，幼儿和孤儿能够顺利成长。今年有的地方收成不好，百姓的食物相当缺乏，过错究竟在哪里？有人伪造身份充任官吏，官吏又用货赂进行交易，侵吞掠夺百姓，侵害万民。县丞是长吏，违法与盗贼无异，比盗贼还要严重而无可容忍。命令二千石各自整治职务；不任官职、反而耗费扰乱政事的，由丞相上报，请求治罪。把这些布告天下，使天下人明确知道朕的心意。”景帝不如文帝，这一点也很明显了。然而谈论治理国家的人总是说“文景之治”，为什么呢？大概是从春秋战国以来，经历暴秦以及刘邦、项羽战乱的祸患，天下分裂，百姓遭受涂炭；到了文帝，才开始以朴素节俭为天下表率，致力农业、重视粮食，减省刑罚，减轻赋税，于是使这个时代进入休养生息的境地，这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景帝继承帝位后，虽然不如文帝，但对于这些能够增厚百姓元气、养护国家命脉的措施，他都能遵守，不加改变破坏。因此前后相继四十年，天下富足，人口繁盛，风俗淳厚，而西汉都城的繁盛，唯独以文景时期著称。以上是景帝在位十六年，去世时四十八岁。《两汉笔记》卷三 史部，史评类，《两汉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