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七　　　　　　宋　钱时　撰

译石显受到全朝宠信，百官都敬畏侍奉他。石显为人机巧聪慧，熟悉政务，能够深刻揣摩君主的意旨；内心阴险狠毒，善于用诡辩中伤别人，凡是触犯他或与他有一点怨隙的人，往往就被他加以危险的法律。石显又与车骑将军高相互勾结，议论政事时常常独自坚持旧例，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萧望之等人苦于许氏、史氏的放纵，又痛恨弘恭、石显专擅权力，便建议说：中书是政事的根本、国家的枢机，应当让通达明理、公正无私的人担任。武帝在后宫游宴，所以任用宦官掌管中书，这并不是古代制度，应该罢免掌管中书的宦官，以符合古代不亲近受过刑罚之人的原则。因此，他们与高、弘恭、石显大相抵牾。皇帝刚即位，谦让而慎重，不愿轻易改作，议论了很久仍未决定，便把刘更生调出任宗正。君主的德行以刚强明察为贵，而元帝的弊病在于软弱，本来就不足以成就大事。然而看他一听到贡禹的话便采纳善言，任用萧望之、周堪这些人并向往采纳他们的意见，还知道应当喜好儒学、亲近贤者，难道不仍然胜过刚愎自用的人吗？假如萧望之等贤人一直在他身边，即使不能在天下大有作为，也还可以同他们一起行善。可惜他只知道亲近儒者，却不知道疏远奸佞；小人的言论一被听进去，君子的踪迹就随即陷入危险。每当看到弘恭、石显杀害萧望之，我没有一次不感到悲痛。元帝一朝的事情，到这里就决定了。自从赵高使秦朝灭亡以后，汉代宦官的祸患，实际上从弘恭、石显掌管中枢机要开始。孝宣帝说‘扰乱我家的人是太子’，哪里知道扰乱太子的，竟然正是孝宣帝自己呢？永光元年秋天，皇帝用酎酒祭祀宗庙，出便门，想要乘楼船。薛广德应当乘坐皇帝的车驾，便摘下帽子叩头说：‘应当从桥上走。’诏令说：‘大夫戴好帽子。’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自刎，用血污秽车轮，使陛下不能进入宗庙。’皇帝不高兴，先驱赶光禄大夫张猛上前。张猛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敢于直言；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坐危险的交通工具。’御史大夫说这话可以听从。皇帝说：‘劝说人不应当这样吗？’于是就从桥上走。臣下进谏，志向在于使君主听从，委婉曲折地陈述开导，难道没有合适的方法吗？不幸身处乱国，侍奉昏乱的君主，遭遇龙逢、比干那样被杀的结局，这难道是人的常道、人的愿望吗？我常见后世有些人号称切直进谏，却没有恳切悲痛的诚意来感动君主，突然直冲上前，不顾牺牲性命，以至于激怒君主、败坏天下大事，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忠于君主、爱护国家，不应当这样。把所有话都说尽而使人难以接受，自古以来人们都有同样的感受；即使施加于敌人，也还知道选择方式，何况对君主呢？进言要恳切而委婉，正直而不揭短，以精诚的忠心发言，足以感动君主，却不要立即达到触犯违逆的程度。一次进谏君主就听从，固然是最大的幸运；如果不听，就再进谏；再不听，就始终进谏，务求委婉曲折地把事情办成，这才可以。元帝虽然软弱，却很能采纳谏言，只是不能辨别是非邪正，一概听取；这正是他不明察的缘故，最终因此被小人蒙乱。话一不被接受，就想自刎，像薛广德这样，也未免太急躁了。石显害怕周堪、张猛等人，多次诬陷诋毁他们。刘更生担心自己也会被倾覆陷害，上书说：‘自初元年以来已经六年了，按照《春秋》的记载，六年之中，灾异没有像现在这样密集的。推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疑字：防邪〕一同得到进用。〔疑字：防邪〕之所以一同得到进用，是因为皇上多疑。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诬陷他们，贤人就会退去，善政也会随之消失。心怀狐疑的人，会给奸邪之人的言论留下机会；抱持犹豫不决态度的人，会打开各种冤枉之事的门路。〔疑字：防邪〕进用，众贤就退；群枉势盛，正直之士就消亡。所以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信任和任用谁。信任既然对象贤良，就在于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以转动。’说的是守护善道坚定深厚。《易经》说：‘涣汗其大号。

译’说的是号令如同汗水，汗流出后不能返回。如今发布善政命令，还没有过一个时辰就反悔，这是把汗收回；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就罢退，这是把石头转动。谄媚奸邪之人与贤臣一同处在朝廷之中，结成党羽共同谋划，违背善道而依附邪恶，彼此附和、互相诋毁，多次制造危险的言论，想要倾覆改变皇上的意志。如果忽然听用他们，这正是天地预先警戒的原因，也是灾异反复到来的原因。’

译应当放逐疏远奸佞邪恶的党羽，拆散险诈偏邪之人的聚集，堵塞各种冤枉之事的门路，广泛打开众多正直之士的进用道路，果断解决狐疑，分别处理犹豫，使是非清楚明白、可以辨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除，众多祥瑞也会一同到来。’石显看到了这篇奏书，便更加与许氏、史氏相互勾结，也更加怨恨刘更生等人。君子和小人同时处在朝廷，小人的党羽却常常取胜，为什么呢？因为君子刚正，小人机巧险诈。机巧险诈的人容易得到亲近，刚正的人却难以亲近。即使有虞氏的朝廷，还把花言巧语、虚假媚态和大奸之人孔壬视为可怕，何况平庸的君主呢？元帝时期，朝廷中并不是没有贤人，只是有一个小人横在君主面前，堵塞了君主的耳目。即使忠诚的言论和正确的议论像针砭膏肓之疾一样，本来想要保全君子的地位，却只会加速小人的祸害。反复阅读刘向这篇奏书，使人叹息哀悼而不能停止。我记下它的大意，作为后世深刻的警戒。五年，皇帝喜好儒术和文辞，很是改变了宣帝的政务。议论政事的人多被召见，人人都自以为得到了皇帝的心意。匡衡上疏说：‘陛下的圣德像上天覆盖万物一样，像父母爱子一样爱护海内百姓；然而阴阳还没有调和，奸邪还没有禁绝，大概是因为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充分发扬先帝的盛大功业吧？有人说制度不可使用，竭力改变那些应当改变的；有些改变本来不可实行，却又重新实行，因此群臣互相争论是非，官吏百姓都无所适从、无法相信。臣私下痛惜国家放弃已经成功的事业，却空自造成这种纷纷扰扰。治理心性的道理，必须审察自己哪些方面有余，再努力弥补自己不足的地方。大概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戒过于明察；孤陋寡闻、见识少的人，要警戒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戒过于暴烈；仁爱温和的人，要警戒缺乏决断；沉静安舒的人，要警戒行动迟缓；心胸宽广、气度宏大的人，要警戒遗忘疏忽。必须审察自己应当警戒的地方，用义来调齐它们，然后中和的教化才能响应，巧诈虚伪之徒才不敢结党营私、谋求进用。希望陛下以此为戒。’ 改变并扰乱先王的政令刑法，这是自古以来都引以为戒的事。然而秦汉以来，法令制度出于君主的私意，确实有害民误国的，例如盐铁、均输、榷酤、缗钱之类，数不胜数。难道可以一概说都不应当改革吗？只是元帝以儒学取士，而议论政事的人不能用儒学匡正他的错误思想、辅助成就他的德性，只是纷纷更改制度，逢迎皇帝以求取容，这才是应当治罪的。周公说：‘古代的人还彼此训诫告诫，彼此保护惠助，彼此教导诲谕，人们没有谁彼此造谣夸张、制造幻说。’匡衡的话，也还不是懂得根本的议论。建昭二年，石显的威势权力日益强盛，公卿以下都害怕石显，走路时两脚像重叠在一起，只敢沿着一条足迹行走。当初，石显听说众人喧嚣议论，说是自己杀害了前将军萧望之，担心天下的学士讥讽自己，于是因为谏大夫贡禹通晓经书、著名有操守，便派人向他表达亲近之意，极力结交笼络，并趁机举荐贡禹。天子让贡禹历任九卿，礼遇侍奉得十分周备。于是议论者中有人称赞石显，认为他并没有嫉妒诬陷萧望之。弥子对子路说：‘孔子主持任用我为卫卿，这件事可以办到。’子路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一切有命。’孔子进取时遵循礼，退处时依据义；无论能不能得到职位，都说是命。难道要让他去主持任用痈疽和侍人瘠环吗？自古以来小人窃取职位、盗取权力，明知清议所不容，却依附〔疑字：防〕君子，借此作为文饰自己的手段，这样的情况很多。只有安于义命，不被利欲迷惑，进退才能从容，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自身、不与异类沾染。贡禹最初因为通晓经书而被征召任用，最终却落入石显手中，名义上是礼遇他，实际上是把他当奴仆使用。又怎能指望他匡正君主、安定国家呢？处在宠爱与耻辱的境地时，君子应当审慎啊！以上记载的是元帝在位十六年，去世时四十二岁。成帝 丞相匡衡上疏说：‘陛下秉持至孝之德，悲伤思念之情不断存于心中，从未有游乐、观虞、射猎的宴乐，确实把慎重办理丧事、追念远祖之意推行到了极致，没有穷尽。臣私下希望陛下即使凭借圣明的本性已经能够做到，也还要进一步用圣心自我勉励。《诗经》说：‘孤独忧伤地处在忧患之中’，说的是成王在周公完成葬礼以后，思念之情和心绪还不能平复。这大概是为了成就文王、武王的事业，崇大教化的根本。臣又听老师说：‘配偶婚姻的关系，是人民产生的开始，是万种福祉的根源。婚姻礼制端正，然后万物各得其所，天命才能完备。’孔子论说《诗经》，把《关雎》放在开头，这是纲纪的首要、王道教化的开端。自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衰，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希望陛下详细考察盛衰得失的结果，以此确定大业的根基；选取有德之人，戒除声色享乐，亲近严肃恭敬之士，疏远奇技淫巧。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表明善恶归宿、辨明吉凶界限、贯通人道正理，使人不违背本性的典籍。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语行为的要旨，也应当探究其中的意义。臣又听说圣王自身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止、一周旋进退，奉事上天、承奉父母，临朝接受群臣朝见，事物都有节度礼文，用来彰明人伦。’ 大概恭敬谨慎、戒惧战栗，是事奉上天的仪容；温和恭敬、敬慎谦逊，是奉承父母的礼节；端正自身、严肃恭谨，是面对众人的仪态；施加恩惠、和悦亲切，是享用臣下朝拜时的神色。举止动作，每件事都遵循相应的仪式，所以外在形态表现为仁义，行动表现为法则。如今正月初，陛下驾临路寝，临朝接受朝贺，设置酒宴来宴飨万方。传说说：‘君子慎重对待开始。’希望陛下留意一举一动的节度，使群臣能够仰望盛德的美好光辉，以此树立国家的根基。天下幸甚！’皇帝恭敬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匡衡虽然还不完全值得称道，但他所陈述的几件事，却可以作为大臣告诫继承天子的人的重要论说。三代兴盛之时，没有听说有女祸；直到宠爱妲己、褒姒，女祸才开始出现并危害国家。没有别的原因，先王选择配偶，必定注重她的德行；后世却只是想要什么就顺从什么，只奉承声色享乐，淫荡妖艳、邪僻放纵、沉溺荒迷，于是妇人的言论才被采用。唉！《家人》卦说，吉利在于女子端正；男女都端正，是天地的大义。这难道只是闺门中宠妃嬖幸之人的事情吗？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至高啊，坤元，万物凭借它生长。所谓元，是乾坤共同成就德性的根本。皇后对于君主，就像坤对于乾；如果不能获得‘元’的德性，凭什么配合天道的刚健运行，成为天下的母仪呢？即使如此，真正懂得圣经的精微而不违背本性的人，对父母自然孝顺，奉事上天自然恭敬，面对臣下自然庄重，这些都不是外力灌输给我的，而是我的本性本来就具有的。圣经所涉及的，也大概不只是配偶一事。那么，圣经怎样才能明白呢？回答说：关键在于选择老师。

译建始元年，石显被调任长信中太仆，秩禄为中二千石。石显既然失去了依靠，脱离了权势，于是丞相、御史逐条上奏他的旧日罪恶，以及他的党羽牢梁、陈顺，两人都被免官。石显与妻子儿女被迁徙回原郡，忧闷不食，死在路上。凡是因与石显结交而得到官职的人，都被罢免废黜。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弹劾上奏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人专擅权力、独断势力，大肆作威作福，成为天下的祸害，却没有及时揭发上奏并施行惩罚，反而阿附迎合，依附下属而欺骗君上，怀藏邪心、迷误国家，没有大臣辅佐政务的道义，都不合道义。’在赦令颁布以前和赦令颁布以后，匡衡、张谭举奏石显，却没有陈述自己不忠的罪过，反而夸耀先帝任用导致国家倾覆的党徒，妄称百官害怕石显甚于害怕君主，这是贬低君主、抬高臣下，不应当这样说，失去了大臣的体统。于是匡衡惭愧恐惧，摘下帽子谢罪，交上丞相侯的印绶。天子因为刚刚即位，不愿重伤大臣，便把王尊降为高陵令。然而群臣多认为王尊是对的，匡衡默默不安；每逢水旱灾害，他就连续请求退休让位，皇帝总是用诏书安慰抚恤，不准许。壬子日，封舅父、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父张谭、张商、张立、张根、张逢时关内侯爵。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是大臣的正当职责。匡衡身为丞相，在石显专擅权力时便阿附他；等到石显失势，又跟随众人排挤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过是迎合人心所公认的是非，以及君主掌握的赏罚权罢了。假使石显有罪，即使是大臣又何必顾惜？倘若他没有罪，即使是小臣，也不能任意加以惩罚。当时王尊激昂地上奏弹劾，可以说是公议得到了一次伸张。继承帝位、刚开始施政时，如果明确地赏罚升黜，与天下一同重新开始，只要一次任免处理得当，权纲就能振作起来。为什么却不忍心重伤大臣，反而把王尊降职呢？石显离开还没有多久，各位诸王便一同得到任用，而外戚的祸患反而比宠臣专权更加严重。这些都源于昏暗软弱、没有决断，赏罚威福不能由自己掌握，与元帝患的是同一种毛病。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日月底，发生日食。于是下诏让公卿百官陈述政治得失，不得有所隐讳。光禄大夫刘向回答说：“四月与五月交接，月食对应孝惠帝，日食对应孝昭帝。按占验恐怕会危害皇位继承。”当时许皇后独受宠爱，后宫很少有人能够进见，朝廷内外都担忧皇上没有继承人。因此杜钦、谷永以及刘向的对答，都涉及此事。皇上于是削减椒房、掖庭的用度，凡服饰、御用车驾所涉及的各官署，以及营造工程、遗赐外戚和群臣妾的费用，都按照竟宁以前的旧例办理。皇后上书自我申辩，皇上采纳谷永、刘向所说灾异咎验的意见，认为这些都与后宫的情形有关，便用这些话来答复她。并且说：“官吏拘泥于法律，又哪里值得责怪呢？大概纠正弯曲的东西，往往会矫枉过正，古今都是如此。况且节省财物钱币、以特牛祭祀，对皇后来说正是用来扶助德行、增添荣宠的事情。祸根不除，灾变接连而来，祖宗将要连祭祀的血食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戴侯呢？”

译《传》不是说过：“因为节俭而有过失的，很少。” 如果皇后想要完全追随奢侈之风，我也应当效法孝武皇帝。这样一来，甘泉宫、建章宫就可以重新兴建了。从前的文皇帝，是我的老师；皇太后、皇后都应以他为法。假使太后在当时没有尽到职责，如今受到亲近优厚的待遇，又怎么可以超过应有的限度呢？皇后应当把德行铭记在心，以谦逊节俭为先，为众妾树立法则。” 孔子说：“君子不因为一个人的关系而废弃他所说的话。”看成帝答复许皇后的话，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谁能指责它呢？可是到了他沉溺于赵氏昭阳舍之中，那里红色的柱子、黑色的油漆和切削装饰，全都用铜包裹而外镀黄金；白玉砌成台阶，墙壁和梁带上，往往制成黄金匣函，又用蓝田玉、明珠、翠羽加以装饰，这些都是后宫从未有过的。他专宠赵氏，妒忌而凶悍，掖庭中受到宠幸并生下儿子的妃嫔，往往都被杀死；因饮药而流产的，不计其数。他怎么会沉溺到这种地步而仍不醒悟呢？他所实行的，竟和自己先前所说的完全相反。假使成帝能够遵守最初的话，用礼法端正家庭，师法文帝而惩戒武帝，他难道不能成为汉朝的贤君吗？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呢？我因此考察事情的始末而详细记载下来，把他对许皇后所说的话作为法则，把他宠爱赵氏的行为作为警戒。” 四年，琅琊太守杨肜与王凤结为婚姻亲家。他所辖郡中发生了灾异，丞相王商加以查问。王凤替杨肜求情，王商不听，最终上奏免去杨肜的官职。奏章果然被搁置，没有下发，王凤因此怨恨王商，暗中寻找他的过失。于是让频阳人耿定上书说：“王商与他的父亲王传的婢女通奸，并且与妹妹淫乱；奴仆杀死了她的私夫，怀疑是王商指使的。”天子认为这只是隐晦不明的过错，不足以伤害大臣。王凤坚持争辩，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司隶校尉审理。蜀郡人张匡任太中大夫，平素谄媚巧诈，又上书极力诋毁王商。有司上奏请求召王商到诏狱。皇上平素器重王商，知道张匡的话多有险恶之意，便下制说：“不要治罪。”王凤仍坚持争辩。夏四月壬寅日，下诏收缴王商的丞相印绶。王商被免去丞相三天后，发病吐血而死，谥号为戾侯。王商的子弟亲属中，凡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的，都被调出补任地方官，没有一个能够留在京中供职和宿卫。有司上奏请求撤除他的封国，皇上下诏让长子王安继承爵位，封为乐昌侯。平庸的君主、软弱的主上，也未尝没有独到高明的见解，只是往往受到牵制而不能实现，这是可叹的。看成帝说事情隐晦不明，不足以伤害大臣，后来又知道张匡的话多有险恶之意，便下制说不要治罪，这确实是独到高明的见识，难道不是很好吗？假使当时有圣贤之臣辅佐他，纠正他的错误念头，成全他的德性，使他在内不荒于声色，在外不受奸邪控制，难道还不足以有所作为吗？我曾经说，汉朝的元帝、成帝，如果有伊尹、周公那样的人辅佐，即使成为太甲、成王也可以。若太甲、成王反而受显、凤一类的人控制，那也就只是元帝、成帝罢了。心腹大臣的任用，怎么可以忽视呢？鸿嘉三年，王氏五侯竞相以奢侈相互攀比。成都侯王商曾经生病，想要避暑，便向皇上借明光宫。后来又挖穿长安城，引沣水流入府第中的大池塘，用来行船；设置羽盖，张列周帷，划船并唱越地歌曲。皇上到王商府第，看到挖城引水，心里怨恨而暗中记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后来皇上微服出行，经过曲阳侯府，又看见园中的土山、渐台和仿照白虎殿建造的建筑。于是皇上发怒，责备车骑将军王音。王商、王根兄弟想要自行黥面割鼻，向太后谢罪。皇上听说后大怒，便派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说他们明知成都侯王商等人奢侈僭越、图谋不轨，窝藏奸猾之徒，却都阿谀放纵，不举奏依法惩治。两人叩头于省户之下，皇上又赐给车骑将军王音一封戒书，说：“外戚为什么甘心乐于祸败，竟想在太后面前自行黥面割鼻，彼此残辱，伤害慈母之心，使国家陷于危乱呢？外戚宗族势力强盛，而皇上本人逐渐衰弱，已经很久了。现在将要把这种局面施加到君主身上。把诸侯召来，让他们在府舍等候。”这一天，皇上下令尚书奏报文帝时诛杀将军薄昭的旧事。车骑将军王音登记草稿请求治罪，王商、王根都背负斧质谢罪，很久之后事情才结束。皇上只是特意恐吓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诛杀的意思。威势和恩宠，是君主的大权，本来从来没有不尊贵的。即使长期放纵而不收回，十分衰弱而不能振作，只要一旦有人能够奋发刚健，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谁还能违抗他呢？王氏专权，已经很久了。看成帝读到刘向的密封奏章，叹息悲伤，却不能拿他们怎么样。等到他赫然震怒，想要有所作为时，众人无不惊恐，登记罪状、背负斧质，像狐鼠一样。谁说倒持太阿的权柄，果真不能再收回来呢？成帝这时也不一定要诛杀他们，以免伤害太后的心；如果趁机罢黜并剥夺他们的权力，让他们回到私第，而汉家的天下由皇上亲自控制，威令一旦伸张，奸邪就会销声匿迹。可惜有这样的机会，却只是白白显示威势，王氏的祸患最终发展到窃取国权。可悲啊！绥和元年，起初，何武任廷尉时，建议说：“末世风俗的弊病，是政事繁多，宰相的才干赶不上古人，而丞相一人独自兼任三公的事务，所以这些事务长期废弛而无人治理。应当设置三公的官职。”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夏四月，赐曲阳侯王根大司马印绶，设置属官，撤去骠骑将军一职；任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为汜乡侯，二人的俸禄都增加到与丞相相同，以此配备三公。周代官书说：“设置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用来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职不一定要全部设置，关键在于是否有合适的人。所谓合适的人，就是能够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的人。若不是大大明白这个道理，凭什么治理天下？凭什么参与辅助天地化育万物？一定要像周公、召公、毕公、荣公那样的人才可以。因此，得不到这样的人，就宁可空缺而不设置，绝不能让它徒具其位。周礼六典没有三公的具体职掌，到《典命》才说：“王的三公，爵命为八命。”《司士》说：“三公面向北站立，以东为上位。”《射人》掌管国家三公、孤卿、大夫的位次，《方相氏》掌管三公、孤卿、大夫的吊丧慰问。大概三公本来没有专门官署，只是在六卿之中选取德行足以胜任的人兼任。”

译周公位居冢宰而兼任太师，就是这种情况。难道可以冒然取用三公的名号，苟且占据其职位，却在职掌上和普通有司没有区别吗？自秦代以丞相、大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以后，古人设置官职的本意就再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汉朝沿袭了这种陋习，始终没有改正。武帝从事征伐四夷，尊崇武事，以大司马取代太尉，于是大司马的权力独自尊贵而重大。卫青以后，像霍氏、王氏，都凭借这个职位掌握天下机密。新莽最终因此导致篡夺国位，哪里还有时间谈论其他事情呢？看绥和年间设置三公这件事，实在近乎可笑。后来又把丞相改为司徒，地位在司马之下，源流没有考察清楚，辗转造成讹误。不仅不知道三公究竟是什么官职，连六卿分掌职事、用来配合天地四时、不可缺少的道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了。后世如果有圣王兴起，要彻底洗除秦汉以来的陋习，除了周官制度还能归向哪里呢？” 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刘向因此劝说皇上，应当兴建辟雍，设置庠序，陈列礼乐，兴盛雅颂之声，扩大揖让之仪，以此教化天下。这样做了却不能治理好天下的，从来没有过。有人说，如果不能完备地实行礼制，礼以养育人心为根本；如果礼制有过失，就是以错误的方式养人。刑罚的过失，有时会造成死亡和伤残；如今的刑法并不是皋陶的法，而有司却请求制定刑法，应该删削的就删削，应该增补的就增补，这是为了挽救当时的事务。至于礼乐，却说不敢实行；这就是敢于杀人，却不敢于养人。教化是治理天下所依靠的，刑法只是辅助治理的手段。如今废弃所依靠的教化，却单独树立所辅助的刑法，这不是达到太平的办法。如今从京师中出现悖逆不顺的子孙，直到被判大辟、接受刑戮的人不断出现，都是因为没有学习五常之道。承受千年以来衰败的周朝，接续暴虐的秦朝遗留下来的弊病，百姓逐渐沾染恶俗，贪婪凶险，不熟悉义理；不向他们施以大化，却只用刑罚驱使他们，最终也不会改变。皇帝把刘向的意见交给公卿议论，丞相、大司空上奏请求建立辟雍，并巡视长安城南，营建的规划还没有完成便停止了。《大学》说：“自身修养好了，然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了，然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然后天下才能太平。”孟子也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所以，朝廷是四方的纲领，闺门是风俗教化的源头。成帝在内受到孽后的迷惑，在外受权臣控制，懒惰淫乱，天下的混乱也达到了极点。当时却正因为得到古代石磬而把它当作祥瑞，刘向又趁机向皇上请求兴办辟雍、礼乐。所谓教化，难道果真可以像这样兴办吗？“刑于二女”，是舜的教化；“刑于寡妻”，是文王的教化。这难道只是君主自身以外装饰性的文书礼仪吗？而天下所谓不待言说便共同认同的道理，难道也可以用文饰来欺骗吗？刘向平日的忠言正论，哀痛恳切，足以挽救汉朝已经形成的死亡祸患，可是成帝不能采用，天下的大势也就可以知道了。到了这个时候，他却对教化表现得如此恳切，实在令人悲哀啊！以上是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后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哀帝 哀帝刚即位时，亲自实行俭约，削减各项用度，政事都由自己亲自处理，朝廷上下都一致希望得到治理。《尚书》说：“商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何况从太子宫中观察前代的事情，那些是非得失，都是亲眼看见、明明白白的呢？”哀帝虽然身体痿痹、在位时间短，但他初期的政治有这样的表现，也说明他平时已经以先代为鉴，并把这种认识落实到了初政之中。如果能够长久坚持，不昏乱、不懈怠，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继承帝位的君主，怎么可以忽视这些呢？当初，董仲舒向武帝进言说：秦朝采用商鞅的法令，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于是富人的田地连成阡陌，贫穷的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城邑中有了君主那样的尊贵，乡里中有了公侯那样的财富，小民怎么能不困苦呢？古代的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但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地，以供养不足的人，堵塞土地兼并的道路，废除奴婢制度，去除专擅杀人的威势，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以宽解百姓的力量，然后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如今已经连续几代太平，豪富的官吏和百姓资产数以巨万，而贫弱者更加困苦，应当略微加以限制。”天子把他的建议交给有关官员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列侯、公主名下的田地开始，都各自规定限额；关内侯以及官吏、百姓名下的田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不得超过三十人，限期三年全部实行；有违反的，由官府没收入官。”当时贵戚和皇帝亲近之人都认为不便，这项建议于是被搁置，没有施行。世上谈论井田制的人，都是不通晓时宜的议论。自上古实行封建制度来治理国家，以井田制供养百姓，不只是几位大圣人相继划定疆界、治理土地，而且当时诸侯也都世代拥有自己的土地，就像治理自己的家事一样，不像后世州县频繁迁改，早晨下令晚上就更改。况且这种制度还积累了数千百年，到周代以后经制才算完备。然而成王、康王以后，很快就衰败下去，以至春秋、战国，再到秦朝，这是形势必然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呢？有了黜陟，封建制度才能长久；有了封建制度，井田制才能实行。圣王不再兴起，黜陟不明，诸侯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可以世袭土地，于是封建制度就混乱了。从万国并吞为一统，到七国几乎把先王分封土地的制度扫荡殆尽，哪里还会有按里居授田的井田制呢？由此看来，废除井田、开辟阡陌，其由来大概不是一天造成的，未必全是秦朝的罪过。后世既然封建制不可实行，井田制就绝无恢复的道理。只有限制田地这一主张，或许还可以防止土地兼并。孟子说：“仁政一定从划定疆界开始；疆界不正确，井田不均，谷禄就不公平。”王公贵人、世家大族兼并土地、强行掠夺而没有限度，百姓无法维持生活，这就是天下多乱少治的原因。百姓怎么能忍心带着父母妻子赖以生存的身体，自己投身盗贼呢？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如果长此以往而不停止，这种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即使如此，也不是早晚之间就能立即革除的。先用制度加以限制，再长期坚持；对于将来的人，使他们有所限制而不能超越；对于已经超过制度限额的人，则可以采用贾谊“广建诸侯”的办法，使后世子孙分割封地而不再增扩，总之要以符合制度为止。经过几代以后，或许可以逐渐均平，疆界也可以逐渐端正。至于贵戚和皇帝亲近之人认为不方便，那就要靠在上位的人果断而努力地实行。况且哪里有为了天下长治久安的大计，却因为迁就贵戚近习的私利而加以阻挠的道理呢？以上是哀帝在位六年后去世，享年二十六岁。平帝 平帝九岁时，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大司马王莽掌握政权，百官全都听命于王莽。王莽的权势日益强盛，孔光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便上书请求退休。王莽向太后说明，皇帝年幼，应该设置师傅，于是调孔光任皇帝太傅。

译《传》说：“国家中有人才在，就还不能图谋国家。” 淮南王谋反时，汲黯因为坚守节操、以死守义而受到畏惧。并且还说：“至于公孙弘等人，就像拉开帷幕一样容易。”乱臣贼子即使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也一定要先轻视朝廷，认为举朝上下没有值得畏惧的人，然后才会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像张禹、孔光之流，确实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成帝怀疑灾异是王氏专权造成的结果，亲自到张禹府第询问他；假使张禹当时能说出一句有用的话，即使因此被杀，也足以引以为荣了。张禹却以自己年老、子孙弱小为由，用欺诈之辞回答，成帝因此不再怀疑王氏。哀帝任董贤为大司马，所以董贤私下拜访孔光；孔光知道皇上想尊崇宠信董贤，便恭谨地拜谒、送迎，不敢以接待宾客的平等礼节对待他。张禹、孔光都号称名儒，而这种举止竟连狗彘都不如。乱臣贼子还会畏惧什么呢？扶救倾覆、挽持危局，又能依靠谁呢？因此王莽掌权后，首先就对孔光表示尊重并奉事他，还引荐他的女婿使之显贵，而王莽的篡逆之心也由此显露出来。这并不是真正尊重奉事孔光，而是知道他的名声足以欺骗世人，而他本人实际上容易控制，姑且借助他来推行奸计罢了。这样以后，王莽便可以随意斥退驱逐臣下，天下的大权也归于他。大权既已归于王莽，孔光就没有用处了，只能和群臣一起大力陈述王莽的功德，向皇上进献“安汉”的称号而已。太傅作为四辅之一，是荣耀，还是耻辱？汉朝的三公，竟成了贼臣的奴仆吗？以上是平帝在位五年，被王莽弑杀，享年十四岁。汉朝的大祸，来自两类诸侯王和外戚。诸侯王的祸患，在高帝时已经埋下了征兆；外戚的祸患，则在吕后时酿成。这些都是开创基业时谋划不谨慎，给子孙遗留下的毒害。然而自七国之乱以后，诸侯王便不再成为祸患。至于外戚，却世世代代制造灾祸，前面覆灭了，后面仍不吸取教训，最终王氏终于篡夺了国位。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宫闱之中，常常因为恩宠而掩盖义理，因为感情而扰乱法度。如果不是刚强明断的君主，明白礼法而严格区分名分，很少有不遭受祸患的。后世选择配偶，不是根据德行选取，只喜爱声色，只看重技能。当时就沉溺于皇后家族，改朝换代后又受制于母族，这是形势必然发展的结果。文帝惩治诸吕并杀薄昭，人们知道这样做并不妥当了。至于处理二窦，使他们整肃而成为谦退礼让的君子，这就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了，可是为什么又不知道应当效法呢？《易》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事情的由来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心腹内部的疾病，最终会导致自身毁灭；祸根不除，必然扰乱天下。因此，履霜的警戒，贵在及早辨察；等到坚冰已经到来，再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定安公 居摄元年三月己丑日，立宣帝玄孙刘婴为皇太子，称为孺子婴。他是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年仅二岁。王莽借口说占卜显示他的命相最吉利，便立他为太子。尊皇后为皇太后。居摄四年，王莽去掉汉朝的国号，策命孺子婴为定安公，封地有万户，地方百里。在他的封国中建立汉高祖及历代祖宗的宗庙。王莽，是汉朝的贼臣。虽然他篡夺帝位自立，废孺子为定安公，但若依据大义来判断，那么天下本来就是定安公的天下，难道能让王莽盗取吗？经过十五年，后来汉朝才诛杀王莽。总的说来，把这段时期系在“居摄”名下是可以的。武后篡夺唐朝，废黜中宗，范公祖禹又把“嗣圣”年号列入其中，废去武氏的称号，以此作为母后造成祸乱的警戒。我也暗中采用这个例子，废去王莽的伪号，以此作为贼臣篡逆的警戒。十二年，王莽设置羲和命士，督察五均、六筦。每郡有数人，都任用富有的商人担任；他们乘坐驿传车到处谋利，往来天下，因而同郡县官吏相互勾结作奸，多造空账簿，使官府仓库的账实不符，百姓更加困苦。这一年，王莽又下诏申明六筦制度，每一筦都制定条文加以防禁，触犯者罪至死刑。奸民和狡猾的官吏一起侵害百姓，众人都不得安生。又把上公以下凡有奴婢的人一律征调，按每名奴婢缴钱三千六百，天下更加愁苦。纳言冯常以六筦制度劝谏王莽，王莽大怒，免去冯常的官职。法令繁琐苛刻，百姓稍一动手就触犯禁令，无法耕田植桑。徭役繁重，枯旱和蝗灾又接连发生，诉讼长期不能判决；官吏凭借严酷暴虐树立威势，借着王莽的禁令，侵害剥削小民。富人不能自保，穷人无法存身，于是纷纷起而做盗贼，占据山泽险阻，官吏不能擒捕，只能加以掩盖，盗贼日渐扩大。临淮的瓜田仪等依托险阻，占据防稽长州；琅琊的吕母聚集数千党众，杀死海曲宰，进入海中做盗贼，其人数渐渐增加到数万。荆州发生饥荒，百姓进入野泽挖掘鳬茈来吃，又彼此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替人公平调解争讼，于是被推举为首领，聚众数百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千人〕 于是各地逃亡的人，南阳的马武、颍川的王常、成丹等都前往归附他们，共同攻打离乡聚，藏在绿林山中，几个月间发展到七八千人。又有南郡的张霸、江夏的羊牧等人与王匡一同起兵，人数都达到万人。王莽派使者前去赦免盗贼，使者回来却说盗贼解散后，随即又重新聚合；问他们原因，众人都说：“我们忧愁于法禁繁苛，不能动手劳作，所得不足以缴纳贡税；闭门自守，又因为邻伍中有人铸钱、私藏铜材而获罪，奸吏便借机使百姓忧惧，百姓穷困，于是全都起而做盗贼。”王莽大怒，免去了使者的官职。有些人迎合王莽的意思，说百姓骄横狡猾，应当诛杀；又有人说这是时运如此，而且很快就会灭亡，王莽听了就立即给他们升官。三代衰落时，没有听说过平民私自发动而造成祸乱；秦汉以后，才开始聚集成为群盗，谋求危害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代实行封建来治理国家，以井田来安置百姓，把伍、两、军、师的组织寄寓在比、闾、族、党之中，而百姓各自守护自己的乡里田地；分封土地、赐给爵禄，由方伯、连帅统领，诸侯各自守护封疆。那时，智勇之士中足以在当世有所作为的人，也都各自在本国做官；即使众多百姓蠢蠢欲动想要作乱，也没有人替他们首先发动。所以夏、商、周灭亡时，虽然暴虐和衰弱各不相同；汤、武以及秦取得天下时，虽然仁义、欺诈、武力完全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凭借诸侯而改朝换代。秦朝君臣只看到了封建的危害，却不知道封建也有好处，于是设置郡县，开放阡陌，使每一寸土地都由天子亲自掌管。一旦失去治理之道，便如纽带解开、丝线纷乱；虽然没有大国诸侯问鼎的忧患，却免不了出现“陇上辍耕”的叹息。举起竹竿、砍下木头，一声呼喊便群起响应，共同起兵而使天下灭亡，这是形势必然发展到的结果，也正是古今变化所以不同的地方。我曾经评论说，群盗一同兴起，就是天下将要灭亡的征兆，为什么呢？因为人心已经离散了。

译所以凡是群盗兴起，没有不是因为统治者苛刻暴虐而失去人心的；但是君主如果知道这一点，能够自己悔悟，那么也还不至于立即灭亡，汉武帝就是这样。唯独盗贼遍布天下，而君主还忌讳听到实情，这就是必死而无法挽救的病症，秦二世和王莽就是这样。唉，秦二世、王莽已经不值得再评论了。与其等群盗兴起以后才悔恨，不如在人心尚未丧失时就巩固人心。拥有天下的人，千万不要轻易伤害国家的根本，使自己陷入危险啊！以上记定安公在位共十六年。建武元年春，方望、弓林等人共同拥立他为天子，更始帝将他们击败，杀死了定安公；他当时二十一岁。《两汉笔记》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八　　　　宋代钱时撰 光武 淮阳王更始二年秋，萧王在鄡地攻打铜马军。铜马军粮食吃尽，连夜逃走。萧王追到馆陶，将其大败。接受投降还没有完成，高湖军又从东南方重新联合起来，与铜马军的残余部众会合。萧王又在蒲阳与他们大战，将其全部击败并使之投降。于是把他们的首领封为列侯。各位将领还不能信任投降的贼兵，也感到不安。萧王知道他们的心意，命令投降者各自回到营中，自己整顿军队，乘轻骑巡视各部阵营。投降者互相说道：“萧王把赤诚之心放在人的腹中，怎么能不以死相投呢？”因此众人都心悦诚服，萧王把投降的人全部分配给各位将领，人数于是达到几十万。人的心理，如果把他们当作赤子看待，那么即使是盗贼也会把我看作父母；如果把他们当作盗贼看待，那么即使是骨肉亲人也会把我看作仇敌。唉！人的心本来是同一的，天下本来是一家，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难道会有二心吗？只是被饥寒所迫，被苛暴所苦，于是无所依赖，才群起扰乱天下。然而一旦受到感动，就没有不一致归心悦服的；他们本有的善良本心，原来从未泯灭。那些人刚刚被击败投降，心中还不安，而我却不能向他们表示毫不猜疑，不能用平常无事的态度安置他们，反而猜忌不已，如同把虎豹关进笼子一样，那么就是我也未免把他们的内心当成盗贼了，又怎么能使这些心怀疑惧的人终于忘掉对我的戒备呢？观察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光武具有做君主的器量；这大概就是他能够成就再造汉室功业的原因吧！建武元年，各位将领上奏请求奉上尊号，王不答应。行军到南平棘时，他们又坚持请求，王仍不答应。各位将领将要出去，耿纯进言说：“天下的士大夫抛弃亲戚、舍弃土地，跟随大王置身于箭矢和砾石之间，他们的打算本来就是希望攀附龙鳞、依附凤翼，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如今大王拖延时日，违逆众人的愿望，不确定名号和帝位，我担心士大夫的希望断绝，打算穷尽后便会产生离去归还的想法，不能长久让他们自己受苦。大军一旦解散，就很难再聚合了。”耿纯的话十分诚恳急切，王深受感动，说：“我将考虑这件事。”走到鄗地后，召冯异到鄗地，询问四方的动静。冯异说：“更始帝一定会失败，宗庙社稷的忧患在于大王，应当听从众人的意见。”防儒生强华从关中带着赤伏符来拜见王，说：“刘秀发兵捕捉不守道义的人，四方夷族如云聚集，龙在野外争斗，四七之际，以火为主。”群臣于是又上奏请求。六月己未，王在鄗南即皇帝位，改元并大赦天下。孟子说：“三代取得天下，是因为仁；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哪里有所谓符命呢？”自从王莽用欺诈伪造的手段窃取国家、欺骗上天和世人，符命之说才兴起。甚至五威将军把四十二篇符命颁行天下，其中言辞实在可令人羞愧。光武帝兴起后，胸襟开阔、气度宏大，当时的豪杰都欣然归附他。这正说明上天赐福汉朝的命运还没有断绝，而光武是真正的君主，毫无疑问。如今他即位，仍然要等待赤伏符，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也是不能自信，必须借助它之后才能取得人的信任吗？《易经》说：“圣人用神妙的道理来设立教化。”又说：“以神妙之道感化人民，使人民安于这种教化。”凡是有利于出入行事、通达变化、适合民情的做法，无不是神道，并不是指荒诞无据的说法。后世妖妄的言论，制造各种欺骗迷惑，往往记述河图洛书来为自己作诡辩。唉！河图洛书，实在不是这样的。我为光武帝感到惋惜。起初，宛地人卓茂宽厚仁慈、恭敬有爱心，淡泊旷达而以遵行正道为乐，平素朴实，不追求华丽的外表，行事处在清廉与不清廉之间。从束发直到白头，他从来没有同人争强斗胜。乡亲和旧交，即使品行才能与卓茂不同，也都爱慕他，欢欣喜悦。哀帝、平帝年间，他任密县县令，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举荐善人并加以教导，口中从不说恶言。官吏和百姓都亲近爱戴他，不忍心欺骗他。百姓曾经说，属县亭长接受了他送的米肉。卓茂说：“亭长是向你索取的吗？还是因为你有事情托他办理，他才接受的吗？或者是平时自己出于情意送给他的？”那人说：“只是前去送给他罢了。”卓茂说：“送给他而他接受了，为什么还要说这件事呢？”那人说：“我私下听说，贤明的君主使百姓不害怕官吏，官吏也不取用百姓的东西。现在我害怕官吏，所以才送给他。官吏既然最终接受了，所以我来告诉您。”卓茂说：“你已经成为一个坏百姓了。凡是人聚居在一起而不混乱，区别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有仁爱礼义，知道彼此尊敬和侍奉。唯独你不愿意修养这些品德，难道能够高飞远走，不在人世间生活吗？官吏只是不应当凭借威势强行索取罢了。亭长一向是善良的官吏，这是按照岁时礼节送给他的。”那人说：“如果是这样，法律为什么还要禁止呢？”卓茂笑着说：“法律设置的是大的法则，礼则顺应人的情理。如今我用礼来教导你，你一定不会怨恨；如果用法律来处置你，你又将怎样安放手脚呢？一家之内，小的过错可以论罪，大的过错甚至可以处死。你且回去好好想想。”起初，卓茂到县任职时，有所废止和设置，官吏百姓都嘲笑他。邻近城邑听说后，也都讥笑他没有能力。河南郡为此另行设置守令，卓茂并不因此感到嫌怨，仍像平常一样治理政事。几年以后，教化大为推行，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没有人捡取。他升任京部丞，密县的男女老少都流着眼泪跟随送行。王莽居摄时，他因病免官回乡。光武帝即位后，首先访求卓茂。卓茂当时七十多岁。甲申日下诏说：“名声冠绝天下的人，应当接受天下最重的赏赐。现在任命卓茂为太傅，封为褒德侯。” 卓太傅平和淡泊、乐观平易，纯然具有君子的风范；假使有圣人来作为他的归依，使他安坐而进于道，哪里是容易估量的呢？光武帝即位后，首先访求并表彰卓茂，这是西汉诸君主未曾做到的。光武帝虽然见识卓越，远远超出流俗，大概也受到当时世道的感触。高祖创业之初，姑且还没有空闲来讨论文章。孝文帝天资最为美善，最为浑厚，但崇尚儒学、重视正道的心意终究还不够充分。到了武帝，就大不相同了；他虽然说是素来倾向儒术，却往往只是徒具文饰，实际上所追求的是放纵，所崇尚的是功名利禄。一时纷纷聚集而来的，全是贪图荣华、冒险求进的人，因此污浊成为风气，节操廉耻和正道都丧失了。卫青、霍去病以后，天下人竞相趋附权势，整个社会便都如此了。延续到贼臣王莽窃取国家，竟没有一个手持节义、舍生死谏而出面排斥制止的人；上书称颂王莽的人，竟达到四十八万十千余人。张禹、孔光、刘歆、扬雄等人都号称名儒，仔细考察他们的行为，竟然连猪狗都不如；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社会已经熏染腐烂，风俗败坏而人们不知羞耻罢了。光武帝隐伏民间时，已经看出他访求民间遗贤，把这作为拥有天下后最紧要的事务；严光、周党又能放下自己的身份而接受礼遇，对此并不感到奇怪，这难道是偶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