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五　　　　　　宋　钱时　撰

译子月为岁首，但夏历本来并没有废除；后来夏历完全废除，时令和月份也都随之改变，所以孔子为此感到悲伤，便想要实行夏代的时令吗？解释的人认为，孔子是把夏代的时令置于周历月份之上，大概不是这样。二年，任命太仆公孙贺为丞相，封为葛绎侯。当时朝廷事务繁多，皇帝督责大臣。自公孙弘以后，丞相往往因获罪而死。石庆虽然因为谨慎而得以善终，但也多次受到谴责。公孙贺被引见并任命为丞相时，不肯接受印绶，叩头流泪，不肯起身。皇帝于是起身离去，公孙贺不得已拜谢出宫，说：“我从此大概要完了。” 汉朝诛杀大臣，这种祸患萌发于鄼侯被械系，到了晁错、周亚夫之死而形成。至于汉武帝时，却把这种事看作平常。公孙贺流泪不肯接受丞相之位，而到了征和二年，父子最终竟都死在狱中。预先知道这种结局，竟像符契相合一样准确。舜说：‘臣下是替我充当股肱、耳目的人。’高宗任用傅说为相，命令他说：‘早晚都要进献教诲。’哪里会有这样的祸患呢？这都是因为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弊病，不知道天官冢宰这一职位的重要，也不知道担任天官冢宰究竟是什么官职。况且臣下在君主坐着时应当起身，君主在车上时应当下车；臣下有病，君主要亲自问候；臣下不幸去世，君主要亲自吊丧。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担任师保之职，这不是可以用官吏办事的方式苛刻责备的。汉武帝寻求能够担任将相的人才，却想得到放纵不羁的士人来驾驭他们，那么他取用放纵不羁之人，显然就不是希望得到贤良辅弼了。至于以礼貌体恤来对待大臣的道理，又怎么可以用驾驭之术来代替呢？驾驭大臣的办法，难道就是杀害他们的阶梯吗？四年冬，匈奴呴犂湖单于去世，匈奴拥立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天子想借征伐大宛的威势来困制匈奴。且鞮侯单于刚即位，害怕汉朝袭击他，于是说：“我的儿子怎么敢指望和汉天子相比！汉天子是我的岳父一辈的人。”于是把没有投降的汉使路充国等人全部送回，又派使者来进献礼物。天汉元年春正月，皇帝嘉许匈奴单于的义举，派中郎将苏武护送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回去，并趁机赠送丰厚财物给单于，以答谢他的善意。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以及代理官员常惠等一同前往。到了匈奴，置办礼物送给单于，单于更加骄傲，这不是汉朝所希望看到的。防缑王与长水校尉虞常等人，以及卫律所率领的投降者，暗中共同谋划劫持单于的阏氏，带她归附汉朝。虞常私下拜访张胜说：“听说汉天子非常怨恨卫律，我虞常能够替汉朝埋伏弩箭射死他。”张胜答应了。一个多月后，单于出外打猎，只有阏氏的子弟留在营中。虞常等人想要发动行动，其中一人夜里逃走去告发此事，单于的子弟发兵与他们交战，缑王等人都战死，虞常被活捉。单于派卫律审理此事，虞常供出张胜。单于大怒，召集各位贵人商议，想杀掉汉朝使者。左尹秩訾说：“既然谋划劫持单于，还有什么罪名比这更重呢？应当把他们全都降服。”单于派卫律召苏武来接受审讯，苏武对常惠等人说：“既然屈辱气节、辱没使命，即使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汉朝！”于是拔出佩刀自刺。卫律大惊，亲自抱住苏武，骑马奔驰去召医生；医生在地上挖坑，放入温火，把苏武放在火上，又踩他的背使血流出来。苏武气息断绝半日后才苏醒。防论虞常想趁这个机会使苏武投降，便用剑斩杀了虞常。卫律说：“汉朝使者张胜谋杀单于的近臣，按罪应当处死。单于招募投降者，可以赦免罪过。”说着举剑要砍张胜，张胜请求投降。卫律对苏武说：“副使有罪，你也应当连坐。”苏武说：“我本来没有参与谋划，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要连坐？”卫律再次举剑对着他，苏武却一动不动。卫律说：“苏君，我先前背叛汉朝归附匈奴，幸而蒙受单于的大恩，被赐予王的称号，拥有数万部众，马匹牲畜遍满山野，富贵到了这种地步。苏君今日投降，明日也会这样；如果白白让身体暴露在荒野，谁还会知道你呢？”苏武不回答。卫

译律说：“你如果因为我而投降，我就和你结为兄弟。今天不听我的计策，以后即使想再见我，还能办得到吗？”苏武骂卫律说：“你作为臣子，不顾恩义，背叛君主、背弃亲族，向蛮夷投降成为俘虏，凭什么还要在我面前出现！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人的生死；你不公平持正，反而想挑拨汉、匈奴两位君主，坐看祸乱和失败。

译南越杀害汉朝使者，汉朝立即将其诛灭，只有匈奴还没有这样做。假如你知道我不会投降，却还故意让两国相互攻伐，那么匈奴的灾祸就将从我开始了。”卫律知道苏武最终不能被胁迫，便把情况报告给单于。单于更加想使他投降，于是把苏武囚禁在大窖中，断绝他的饮食。天下起了大雪，苏武躺着咬雪，把雪和毡毛一起吞下，几天也没有死。匈奴认为他是神人，于是把苏武迁到北海边无人居住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等公羊生乳后才准他回来。又把他的属官常惠等人分开，各自安置在别的地方。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去主帅，普通人的志向却不可夺去。”这种不可夺的志向，就是上天赋予人的刚强德性，就是《易经》所说的大壮，就是曾子所说的大勇。一个人能够独立而不畏惧，靠的就是这个；能够处于中正之道而不改变，靠的也是这个。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所以国家有道时不改变志向，国家无道时直到死也不改变志向，靠的就是这个。人人有同样的心，也同样具有这种志向，原本明亮清楚，未尝不是刚健的。只要一受到外物束缚，它就会被夺走。唉！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令我厌恶的东西；富贵是我所想要的，但还有比富贵更令我想要的东西。苏武面对锋利的刀刃而不屈服，面对美好的利益诱惑而不动摇，独自处在海边无人之地，怀抱孤忠，凛然不屈，前后将近二十年。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才能这样安然自若呢？自古以来，有人一旦身处危难，便不顾名分和义理，只求侥幸活命、苟且免死，成为万世名教的罪人；苏中郎的事正可以让我们看清这一点。三年，方士中那些观察神人踪迹、入海寻找蓬莱的人，始终没有任何验证；但公孙卿仍以大人的足迹来作解释。天子更加懈怠厌烦方士荒诞迂怪的言论了，然而仍旧牵制收容他们而不断绝关系，希望能够遇到真正的神人。从此以后，谈论神灵、主持祠祀的方士越来越多，但他们的成效如何，已经清楚可见了。君主的心有所沉溺，实在太危险了。文成侯、五利将军相继被处死，也足以引起警醒了。然而公孙卿的欺诈反而更加严重，后来皇帝虽然已经厌倦懈怠，却仍然希望万分之一能够是真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内心有所沉溺罢了。现在看来，妖妄之言动辄成千上万，就像在手掌和大腿上戏弄婴孩一样，既可怪又可笑，而皇帝却没有料想到其中的欺诈。舜说：“唯有精诚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之道。”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一旦听信没有根据的话，自己所持守的原则就会动摇。益说：“除去邪恶不要迟疑，疑惑的谋划不要使它成功。”各种善念都由此光明昌盛；如果对于除去邪恶还迟疑不决，那么内心的清明就会受到迷惑。后世的异端邪说，千门万径，哪里有穷尽？作为君主，为什么不以圣人的话作为准则，反过来寻求自己本心的正道呢？太始三年，赵国人江充任水衡都尉。当初，江充是赵敬肃王的宾客，得罪了太子丹，逃亡到宫阙，告发赵太子的隐秘罪行。太子因此获罪被废黜，皇帝召江充入宫相见。江充相貌魁梧高大，穿着轻薄华美，皇帝认为他奇异不凡，同他谈论政事，非常高兴；从此江充受到宠信，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派他督察贵戚近臣中行为逾越奢侈的人。江充举发弹劾别人毫不回避，皇帝认为他忠诚正直，他所说的话都合乎皇帝的心意。他曾随皇帝到甘泉宫，遇到太子府的使者驾车马行驶在驰道中，江充便把这件事交给属吏处理。太子听说后，派人向江充道歉说：“我并不是爱惜车马，实在是不想让皇上听见这件事，以免皇上教诫那些平素没有受到教诫的人，只希望江君宽容这一次。”江充不听，便把事情上奏皇帝说：“做人臣下的就应当这样。”皇帝更加信任他，他的威势震动京师。小人得以进身掌权，没有不假托忠诚正直来施行自己的奸诈险恶的。君主不能察觉，却轻易把权力授予他们，那么很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扰乱天下的。江充、卢杞这类人就是如此。江充原是赵王的门客，却到宫阙告发赵太子的隐秘罪行，那么这个人的品行也就可知了。他一旦骤然被任用，弹劾人时不回避权贵，这就像市井中的恶少得到依仗，便逞强施暴、肆意欺凌，而毫无顾忌。把这种人说成忠诚正直，当然是不可以的。看他上奏告发太子家臣、并弹劾不交由司马门处理的事情，与此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君子的论断，却像黑白不能相提并论一样分明。释之的志向在于守法奉公，江充的志向则在于树立威势、取得宠幸。日积月累，终于发展到以巫蛊之罪杀死皇后和太子，而武帝还没有醒悟。推究这场祸乱的根源，与前些时候谗害赵太子的做法，是同一个机心。唉！应当以此为戒啊！征和元年，武帝居住在建章宫，看见一个男子佩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他是异人，便将他捉拿。男子丢下剑逃走，追赶他却没有抓到。武帝发怒，斩杀了守门候。冬十一月，调发三辅的骑士大规模搜查上林苑，关闭长安城门，搜索了十一天才解除禁令。巫蛊之祸由此开始。天下的根本在于人民，君主的根本在于一颗心。心中没有蒙蔽，就会清明澄澈、洞察一切，各种志向都能兴盛。一旦心志有所丧失，就会颠倒迷乱、昏昧不明，各种怪异之事便一齐出现。古书说：驰骋田猎，会使人的心志发狂。何况武帝被方士和妖巫的话迷惑，漂浮入海寻求仙人，修筑宫观等候仙人，神思恍惚，仿佛仙人将要到来；蓬莱、方壶，本来就没有一刻不在盼望。他如醉如梦，把虚妄当成真实，建章宫中难道果真看见了什么吗？只是心神迷乱、眼目错乱，而巫蛊之祸也就由此兴起，杀人无数，妻子儿女都不能保全，这是由于武帝失去了对自己心志的主宰。禹说：“安定你的心志。”伊尹说：“敬慎地守住你的止境。”不能敬慎，就不能安定；不能安定，外来的邪气就会乘虚而入、发挥作用。古代圣人留下这些教诲，正是为万世帝王传授治心的要法。二年，当时方士和各种神巫大多聚集在京师，大都用旁门左道迷惑民众，变幻欺诈，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导美人以禳解灾厄，每间房屋都动辄埋下木人进行祭祀。她们又因嫉妒、怨恨和辱骂，互相告发攻击，诬称对方在诅咒。武帝失去常道，发怒之下，所杀的后宫嫔妃，还牵连到大臣，死者有数百人。武帝心中已经因此产生疑惧，曾经白天睡觉，梦见数千个木人手持棍棒要打武帝。武帝惊醒后，因而身体不适，渐渐神情恍惚、容易忘事。江充自认为与太子及卫氏有嫌隙，看见武帝年老，害怕武帝驾崩后被太子诛杀，于是借此向武帝进献奸邪之言。武帝的疾病被认为是巫蛊作祟，于是武帝任命江充为使者，办理巫蛊案件。

译执持旁门左道来迷惑政事的人，处以死刑，这是先王的教诲。先王把他们看作危害嘉禾的稂莠、蟊贼，只怕他们成为祸害；哪有做君主、做老师、做百姓父母的人，反而顾意尊崇奖赏他们，让他们成为风俗的倡导者呢！上面有所爱好，下面就一定会有更加过分的人。这样的人群聚京师，扰乱宫禁，祸害骨肉亲属，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姑且拿妖巫来说，如今这种人到处都有。只是一些愚蠢的男女，假托鬼神，拿生死祸福的说法来互相煽动迷惑；即使鄙陋至极，是天地间万万不可能有的道理，百姓往往还是多有畏惧、容易动摇，彼此为这些说法弥缝附会，使荒诞之事显得神奇。市井中那些狡猾机敏、平日用尽各种诈术、不肯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智谋不如人的人，也竟然甘心听命，拿出钱财祈祷而不敢吝惜。唯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唉，这不是太愚蠢了吗！人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内心不愧对自己，外在不愧对他人，上天、地祇和鬼神都在上面监察，本来就不是一个妖巫所能妄加祸福于我的。作恶淫乱的人必然降下灾祸，没有谁能逃脱罪责；区区淫邪昏乱的祭祀，又怎么能改变上天、改易命运呢！况且端正有道德的人，做官治理百姓，不能用私情干扰他，那么他们不肯贪污财货、扰乱法令，是很明白的。何况神明应当是聪明正直而专一的；如果摆上祭器、奉上束帛，只听从巫觋，就能使死者复生、使祸患变成福气，那么生死祸福的权力便可以借妖巫来满足私欲，天命也可以用财货买来了。这样还可以称为神明吗？又还可以称为天命吗？所以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又说：“得罪了上天，就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了。”这就是圣人的话。这是“顺从正道就吉祥”的戒惧，也是“行善就降下祥瑞”的戒惧；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哪里还用得着妖巫呢！唉，豺狼和獭尚且知道祭祀，农夫园丁也不忘记自己的先祖。春秋两季按时祭祀所可贵之处，在于随着霜露变化而追念先人，凄怆、警惕和恐惧之情，发自子女的自然感情，本来就不可以欺骗。百姓又有什么值得过分责怪的呢？公卿大夫之家、世代讲习诗书礼义的人家，既不谨慎奉祀祖先，却滥行淫祀；不修明礼典，却听信妖巫；不相信君子的话，却被村民和卑贱奴隶的说法迷惑，这才是可叹的！一定要做到：做父亲的慈爱，做儿子的孝顺，做兄长的友爱，做弟弟的敬悌；做士人的专心求学，做农民的努力耕田，做工匠和商人的各安本分；尊卑上下有区别，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合乎礼制；抑制并断绝异端邪说的萌芽，不让行旁门左道的怪异之人施展幻术，这才差不多可以了。武帝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可以作为鉴戒。有圣王兴起时，这就是教化人民、形成风俗的首要事务。四年三月，武帝在钜定耕田，回来后临幸泰山，举行封禅中的封礼。庚寅日，在明堂祭祀。癸巳日，在石闾举行禅礼。武帝召见群臣，说：“我即位以来，所做的事情狂妄悖逆，使天下人忧愁困苦，后悔也来不及了。从今以后，凡是有损害百姓、耗费天下财力的事情，全部停止。”田千秋说：“说神仙的方士很多，却没有显著功效，臣请求把他们全部罢免斥退、遣送回去。”武帝说：“大鸿胪说得对。”于是把所有等候神人的方士都罢免了。此后，武帝每次面对群臣都叹息说：“从前愚昧迷惑，被方士欺骗，天下哪里有仙人？全都是妖妄之说罢了。节制饮食、服用药物，至多只能稍微减少疾病而已。”武帝即位到这时已经五十二年了，颠倒失措、狂妄昏乱，过失种种；大概没有一天不走在祸败的道路上，没有一件事不踏上覆亡的轨迹。当他安于一贯的习惯、还没有醒悟时，哪里肯说自己狂妄悖逆？哪里肯说自己愚昧迷惑？哪里肯说自己受了欺骗、所信的是妖妄之说，承认自己伤害了百姓、使天下忧苦？后来追悔从前的错误，一旦受到感动，就像长久处在幽暗中忽然见到天日，又像刚刚挣脱荆棘走上平坦大道，这是多么幸运啊！这虽然经历了许多年，经过老成的思考才确定下来，但它的真正起点，正是太子因巫蛊而死、贰师将军在匈奴战败以后，受到挫折打击、内心困苦而反复思虑，之后才得到的。假使武帝把后来悔悟的内容移到即位初年的施政上，那么这五十二年间祸乱的天下，就都成为太平之世了，岂不是美好！不过，武帝斥责仙人全是妖妄之说，知道节制饮食、服药只能稍微减少疾病，这些当然是对的。依我看，武帝虽然有了这样的悔悟，最终仍不知道应当归宿于什么地方。周公说：“荒淫逸乐而自以为安宁，不能长寿。”孔子也说：“仁德之人长寿。”仁德之人的内心没有牵累，血气平和，不被外物消耗，不被嗜欲伤害。一味放纵安逸，只知沉溺享乐，凡是不断追逐外物的行为，无非都是自我损伤的工具。圣人用来养生、用来增进德行、用来向上天祈求天命的根本道理，明确就在这里。周穆王驾驭八骏、寻求神仙，几乎丧失天下。等到他悔悟时，还依赖左右前后有地位的臣子纠正过失、匡正错误，使他改变错误的心念；他真正下功夫的地方，当然不只是节制饮食、服药以求少生病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些道理列在百篇之中，作为三代君王的准则吗？在这以前，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说：“轮台以东有可灌溉的田地五千顷以上，可以派遣屯田士卒，设置三名校尉分别守护，增加五谷种植。张掖、酒泉可以派遣骑士和假司马担任斥候，招募愿意迁徙、强健勇敢的百姓到田地所在地，增加开垦灌溉田地，逐渐修筑相连的亭障和城堡向西延伸，以威慑西方诸国，辅助乌孙。”武帝于是下诏，深刻陈述对过去的悔恨说：“此前有关官署上奏，想增加百姓赋税三十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困苦。近来贰师将军战败，军士死亡、被俘、逃散，悲痛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如今又请求到遥远的轮台开田，想修筑亭障和烽燧，这是扰劳天下，不是优待百姓的办法。我不忍听到。”大鸿胪等人又议论说：“想招募囚徒送给匈奴使者，明确说明封侯的奖赏，以报复愤恨。这是春秋五霸都不肯做的事。况且匈奴得到汉朝投降的人，常常提着他们的衣领和胳膊，搜查盘问他们所知道的事情，难道还能实行这个计策吗？”现今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赋，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修治马政、恢复有关法令以弥补缺失，只要不要使武备缺乏就行了。各郡国的二千石官员分别上报养马方略、补充边防的情况以及与计吏应答的内容。由此不再出兵，并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休养生息、考虑使百姓富足的意图。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够推行代田法，他所制作的耕作田器都便利巧妙，用来教导百姓，花费力气少而收获粮食多，百姓都觉得便利。武帝悔悟过错，刚刚更新自己的言论，哀怜同情，诚恳深切，显然有三代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意思。确实如此，我亲耳听闻这件事，使人感动，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发自本心罢了。人的心只有一个，前一天是这颗心，今天也是这颗心；一次偏差的错误是那样，一次悔悟的美好又是这样。做君主的，怎么能不战战兢兢、勤勉谨慎，早晚慎重对待这颗心的作用呢？

译后元元年，当时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只有几岁，形体壮健高大，知道的事情很多，武帝非常惊异而喜爱他，心里想立他为太子。因为他年幼、母亲年轻，武帝犹豫了很久，想让大臣辅佐他；观察群臣后，只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以担当大事。武帝于是让黄门画了一幅周公背负成王朝见诸侯的图，赐给霍光。二年春二月，武帝病重，霍光流泪问道：“如果发生不测，应当由谁继承皇位？”武帝说：“你还不明白先前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少子为太子，你要做周公那样的事。”霍光叩头推辞说：“臣不如金日防。”金日防也说：“臣是外国人，不如霍光；况且会使匈奴轻视汉朝。”乙丑日，下诏立弗陵为皇太子，当时八岁。丙寅日，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防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接受遗诏辅佐少主。这三人都是武帝平素所宠爱信任的人，所以特意选拔他们，交付身后之事。丁卯日，武帝在五柞宫驾崩。武帝是一个喜好大规模举动、喜欢夸张炫耀、欲望很多的君主。当时人才纷纷聚集而来，凡是有办法迎合他的欲望的人，他都任由其进言。因此，赵绾、王臧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议论修建明堂；吾丘寿王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修建上林苑；唐防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开通夜郎；司马相如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开通卭莋；张骞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经营西域；庄助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迁徙东瓯人；王恢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诱使并袭击匈奴；李少君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相信祭祀灶神；少翁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想招致天神；栾大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希望能够见到安期生、羡门高；公孙卿的话一投合他的心意，便真以为封禅可以登天。以至于张汤一类人严酷施行刑法，桑弘羊一类人进言谋求财利，江充一类人办理巫蛊案件，也都随着他们所投合的欲望而立即使武帝受到影响。武帝东飘西荡，浮泛不定，像江湖上的风中浮萍一样，几乎完全没有主宰，实在可悲又可笑。到了晚年辅佐少主、接受遗命时，他却因为平日里任用而得到了霍光，身后的谋划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确定；他的见识卓越非凡，决断明确，绝不托付给别人。即使田千秋一句话使武帝醒悟，几个月间便取得宰相之位、封侯，也不能参与这件事。由此可见，武帝的天资本来很高，只是从前浮泛的念头到这时才一扫而空，真正卓越通达的见识竟能达到如此境地。这大概就是汉朝国运所以没有衰竭的原因吧？可惜上官桀不久便参与叛逆，辜负了武帝的托付；认识人自古以来就是难事，这又足以作为后世的警戒。以上是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驾崩，享年七十一岁。昭帝 始元三年。起初，霍光与上官桀关系亲密友善。霍光每逢休假外出，上官桀常代替霍光入朝处理政事。霍光的女儿嫁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为妻，生了一个女儿，当时刚满五岁。上官安想借霍光的关系把女儿送入宫中，霍光认为她还年幼，不同意。原来长公主私下亲近河间人丁外人这个门客，丁外人善于劝说长公主，说：“上官安的女儿容貌端正，如果真能借长公主的力量入宫做皇后，那么我的父子在朝廷中就会有椒房宫的尊贵地位，这件事能否成功全在您手里。汉家的旧例，通常由列侯娶公主，您还担心不能封侯吗？”丁外人很高兴，便向长公主进言。长公主认为他说得对，下诏召上官安的女儿入宫为倢伃。上官安任骑都尉。四年春三月甲寅日，立皇后上官氏。夏六月，皇后到高庙参见。昭帝这一年十二岁，过了六年才举行加元服的冠礼。还没有举行冠礼就娶妻，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礼制。况且上官安的女儿才六岁，就被立为皇后，难道这样就算成就了妇人的礼仪、到高庙参见吗？公卿大臣不可以不学习礼义，实在太严重了！他们只知道贪图宠爱荣耀、巩固权力地位而去侍奉权势，事情是否可以、道理是否成立，是非全都不问，冒然去做而不知道羞耻。霍光在这件事上也无法逃脱罪责。上官安曾对霍光说：“虽然说她还年幼，但最终让她通过捷径进入宫中，这可以吗？”夫妇关系是人伦的开端，朝廷教化的根源。霍光身受遗诏，要行伊尹、周公之事，自己的外甥女刚刚脱离襁褓，就通过捷径进入宫中，立她为皇后，却不能加以挽救。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更重大呢？假使霍光能够申明大义，及时制止断绝此事，那么上官安父子还没有尊贵显赫起来，也一定不至于争权谋反。人人都责怪霍光把女儿送入宫中，认为宣帝后来因此造成了祸患。我认为祸乱的端绪大概就从这位外甥女开始。外甥女被立为皇后，与杀死许皇后而使她的女儿获得奇特尊贵的地位，是同一个机心。汉代像霍光这样的重臣，大概很少有人能够辅佐昭帝初年的政事；而他竟然昏乱乖戾到这种程度，既不学习，也没有见识，实在令人叹息。五年春正月，追尊昭帝外祖父赵父为顺成侯。顺成侯有个姐姐叫君姁，赐给她钱二百万、奴婢和住宅，以此使她的家产充实。其他兄弟各按亲疏接受赏赐，没有人在朝廷任职。不学习就容易骄傲，有了权力就容易蛮横，何况是外戚呢？文帝为二位窦氏选择师傅，让宾客得到丰厚赏赐，却不让他们担任官职，这些都可以作为法则。霍光处理这件事本来很正确，然而把外甥女立为皇后，最终竟成为祸乱的阶梯。后来把女儿送入宫中，辅佐孝宣帝取得大丰收，自己死后的祸患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对别人灵验，对自己却不灵验吗？由此看来，不借助赵氏的权力，并不是因为有深远的国家考虑，大概只是上官桀、上官安之流害怕皇太后的家族与自己争夺权势宠幸，因嫉妒而疏远压制他们罢了。有个男子乘坐黄牛车来到北阙，自称是卫太子。公车令把这件事上报，诏令公卿、将军和二千石官员共同辨认查看。长安城中的官吏百姓聚集观看的有几万人。右将军在宫阙下整顿军队，以防备非常变故。丞相、御史和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到场后，都没有人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来才到，呵斥随从官吏把他捉住捆绑。有人说：“事情是真是假还不能知道，暂且安置他吧？”隽不疑说：“诸位为什么要担心卫太子？从前蒯聩违背君命出逃，辄拒绝接纳他，《春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卫太子得罪先帝，逃亡而没有立即自杀，如今自己前来，这是罪人。”于是把他送进诏狱。天子和大将军霍光听说后称赞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应当任用通晓经术、明白大义的人。”因此隽不疑的名声在朝廷中更加显赫，任职者都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廷尉查验审治，最终查出这是奸诈欺骗的根由。此人是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住在湖县，以占卜为业。过去有一位太子舍人曾跟随方遂占卜，告诉他说：“你的相貌非常像卫太子。”方遂心中贪图这句话带来的利益，希望借此得到富贵，因犯诬罔不道之罪，处以腰斩。【成方遂，《昭纪》作张延年】

译圣人创作经典，是为了给后世留下教诲，并不是空洞的言辞。经典用来阐明大义，向万世显示做人处世的准则。自古以来，圣贤们从容坐在一堂之上，裁断大事、决断重大疑难、平定严重祸乱，就像辨别黑白、数一二那样明白而不迷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明白义罢了。义，是人心共同认可的准则，是上天法则中不可改变的东西，并不是从外部强行取得的。人只因沉溺于利益和欲望，扰乱了内心的清明，心中没有权衡，反而让外物支配自己，于是是非颠倒，首尾失当，趋逐利益、乘人之便，争夺掠取、矫饰防范，以至于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道昏昧，和夷狄、禽兽没有区别，都是因为大义不明。所以不能不学习。学习应以圣经为目标，学习圣经应以明白义为目标。世上本来有些人号称通晓经术，却不能适用于实际，对治乱兴亡毫无补益，这就是腐儒，实际上从未懂得义；他们虽然学习了，也等于没有学习。春秋时期，虽然祸乱达到极点，但当时的士大夫距离先王还不远，学术有源流，仍有很多人懂得义。到了战国时期，先王学术的影响已经不存在了。每每看到汉朝兴起以来，君臣之间不免用权术和算计相互笼络，用权谋相互争强，用险诈相互残杀，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看，其结果也就可知了。如果有办法便利自己的私利、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即使是岑娶少季那样的事情，也会安然去做而不以为耻，又哪里知道什么叫义呢？成方遂的欺诈，一时没有人能够裁断，所以借隽不疑之事说了这番话。唉！公卿大臣不能不通晓经术、明白大义，已经很久了。昭帝时的霍光，为什么知道得这样晚呢？六年春二月，诏令有关官员询问郡国所举荐的贤良和文学之士：“百姓所苦的事情、教化的要点，都要逐一回答。”他们希望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不要同天下百姓争利，向天下显示节俭，然后教化才可以兴起。桑弘羊对此表示反对，认为盐铁、均输是国家的大业，是用来制服四夷、安定边疆、满足国家财用的根本，不可以废除。于是关于盐铁的议论便开始了。利益的端绪一旦轻易开启，后果真是严重啊！这个端绪一经开启，后来的人便把它作为固定法令遵守，以损害百姓、蛀空国家为常事。这样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桑弘羊不过是一个商贾出身的浅陋小人罢了。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却采用商人的浅薄智谋来同民争利，耗尽百姓的脂膏血汗，去供给荒远之地，正如砍伐正气、助长亢盛的阳气，实在是这类人从旁撺掇造成的。武帝末年，有志于使百姓富足，田千秋、赵过被选用并接受遗命，于是霍光、金日磾得以把平生的谬妄彻底洗刷一空，除去桑弘羊这个巨大的蛀虫。他是大盗，应该除掉却没有除掉，反而让他以御史大夫辅佐少主，最终使贤良文学之士的议论受到排斥压制而无法伸张。由此看来，霍光号称懂得时务，不久便废止了酒榷，那么贤良文学之士本来确实有切中他内心的话。假如没有桑弘羊，盐铁、均输难道不能全部废除吗？小人的根源没有铲除，即使有正直的议论，也只是空话，不能补救。关键时机一旦错失，流毒便会滔滔不绝。武帝实际上留下了这个祸患。元凤元年，上官桀父子已经尊贵显盛，德长公主想替丁外人请求封侯，霍光不答应；又替丁外人请求光禄大夫的官职，想让他能够被召见，霍光也不答应。德长公主因此非常怨恨霍光，而上官桀、上官安多次替丁外人请求官爵，不能如愿，也感到惭愧。上官桀妻子的父亲所宠幸的充国任太医监，擅自闯入殿中，被下狱，依法应当处死。冬季将尽时，盖主替充国送入二十匹马赎罪，于是得以减免死刑，改作其他判决。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深深怨恨霍光，而更加尊重德长公主。自先帝在位时，上官桀已经担任九卿，官位在霍光之上。等到父子二人都成为将军，皇后又是上官安的女儿，霍光是皇后的外祖父，却反而专擅朝廷政事，于是便同霍光争权。燕王刘旦自认为是皇帝的兄长却不能即位，常常心怀怨望。等到御史大夫桑弘羊创置酒榷、盐铁制度，为国家兴利，夸耀自己的功劳，并想替子弟求取官职，也怨恨霍光。于是盖主、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都同刘旦暗中谋划。刘旦派孙纵之等前后十多人，带着许多金银珍宝和快马，奔走贿赂盖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上官桀等又欺骗别人，让人替燕王上书，说霍光出城到广明去操练郎官、羽林军，路上声称防备太宫，并且还引用苏武出使匈奴二十年不投降，后来才任典属国的事。大将军长史张敞没有功劳，却担任搜粟都尉，又擅自调动、增加幕府校尉。霍光专权放纵，恐怕将有异常变故。臣刘旦愿意归还符玺，入宫值宿守卫，察看奸臣的变故，伺候霍光外出休沐的日子，再上奏揭发他。上官桀想从中使这件事下达，桑弘羊应当同各位大臣一起拘捕并罢免霍光。奏书上报后，皇帝不肯下诏处理。第二天早晨，霍光听说此事，停留在画室中，不敢入朝。皇帝问大将军在哪里，左将军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行，他不敢进来。”皇帝下诏召大将军，霍光入宫，摘下帽子叩头谢罪。皇帝说：“将军戴上帽子吧，我知道这封书是假的，将军没有罪。”霍光说：“陛下凭什么知道它是假的？”皇帝说：“将军到广明去操练郎官，距离现在很近；调动校尉以来还不到十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况且将军即使做了不当的事，也不需要校尉。”当时皇帝年仅十四岁，尚书和左右近臣都很惊讶。上书告发的人果然逃亡了，朝廷急忙追捕。上官桀等害怕了，向皇帝说：“这是小事，不值得追究。”皇帝不听。后来上官桀的党羽有人诬陷霍光，皇帝总是愤怒地说：“大将军是忠臣，是先帝嘱托来辅佐我的人，谁敢诋毁他，就治谁的罪。”从此上官桀等人不敢再说什么。昭帝刚满十四岁，却能够看出燕王奏书的欺诈。古人说成王有惭德，确实如此。不过，昭帝终究只是昭帝，而成王后来不断进德修业，终于达到了光明盛大的境界。我由此深深看出，天资即使优异，也不值得完全依靠，而学习的功夫才是最重要的。昭帝在位的时间本来还很短，成王复辟时也才刚到弱冠之年。《洛诰》中回答周公的话，如果不是大大增进了学问、对道有所见识，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吗？因此考察三代以后，英明的君主并不是没有刚强明断、才华卓异的资质，但不能达到二帝三王那样的盛治，全都是因为不学习的缘故。不是完全不学习，而是不把二帝三王所学的东西作为学习内容。也不是不学习二帝三王所学的东西，而是没有二帝三王那样的辅佐之臣。这样说来，成王虽然曾怀疑周公，周公却没有辜负成王；昭帝虽然不怀疑霍光，霍光却有太多地方辜负了昭帝。

译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皇帝去世。迎立昌邑王刘贺。六月丙寅，昌邑王接受皇帝的玺绶，继承皇帝的尊号。即位以后，纵情淫乐，嬉戏无度。大将军霍光忧愁烦闷。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柱石，如果审察此人确实不行，为什么不向皇太后说明，再选择贤能的人立为皇帝呢？”霍光说：“如今想这样做，古代曾有过这种事吗？”田延年说：“伊尹辅佐殷，废黜太甲以安定宗庙，后世称赞他的忠诚。将军如果能够这样做，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了。”霍光于是任用田延年为给事中，暗中同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霍光和群臣联名上奏：“昌邑王继承孝昭皇帝之后，却行为淫乱邪僻、违法失常。在五刑所惩处的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周襄王不能侍奉母亲，《春秋》说：‘天王出居于郑，是因为不孝而被赶出，天下人也因此同他断绝关系。’宗庙比君主更为重要，陛下不能承接上天的次序、奉祀祖先的宗庙、作为万姓之父。应当废黜，请有关官员准备一具太牢，向高庙祭告。”皇太后下诏说：“可以。”让刘贺回到昌邑国，降为山阳郡。昌邑国的群臣因在昌邑时不举奏昌邑王的罪过，使汉朝不知道，又不能辅导他，致使昌邑王陷入大恶，全都被下狱处死，二百多人。只有中尉龚遂、郎中令王吉因为忠诚正直，多次进谏匡正，得以减免死罪，剃去头发，罚作城旦。太子太傅王式被捕入狱，依法应当处死。治事使者责问他说：“作为老师，为什么没有进谏的奏书？”王式回答说：“我用《诗》三百零五篇，早晚向大王讲解；其中关于忠臣孝子的篇章，我没有一次不向大王反复诵读；至于那些危亡失道的君主，我没有一次不流着眼泪向大王深切陈说。我用三百零五篇诗来进谏，所以没有另外的进谏奏书。”使者把这话上报，他也得以减免死罪，改作其他判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孟子说：“不仁的人，难道可以同他谈论吗？他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利益，以导致灭亡的事情为乐。如果不仁的人也可以同他谈论，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龚遂、王吉，可以说是忠贞之臣了。他们言辞痛切、苦口相劝，悲伤恳切，真是医治沉疴、使人起死回生的良药。只是昌邑王为什么不肯听呢？昌邑国的群臣因承担了没有辅导昌邑王的罪责，被诛杀二百多人，而龚遂、王吉最终却因忠诚进谏而免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是他们本心所愿吗？然而，身为臣子却迎合昏君，只求眼前的宠幸，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不过，太甲即位以后变得不明智，并不是伊尹的过错。昌邑王一向就是这样的品行，而霍光迎立他，也确实是没有审慎考察。以上是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时二十一岁。《两汉笔记》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