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九　　　　　　宋　钱时　撰

译光武托付遗命，为什么与成王如此不同呢？成王用来托付孤儿的，是召公、毕公；并且一定召集六卿以及师氏、虎臣、百尹、御事，所有人都穿着礼服，成王凭几传达最后的命令，气象宏大而正直，让天下共同承担。怎么能把宗庙社稷的重任托付出去，却只私下托付给一个母舅呢？以阴兴这样的贤能，考虑也达不到这一层，实在令人叹息。至于任命他为大司马，更是错误严重。假如不是“会损害圣德”这句话足以感动皇帝，那么后来元舅因此招致祸患时，光武恐怕已经把权柄交给他，来不及考虑了。做君主的，能不以此为戒吗？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说：“匈奴贪图利益，没有礼义信用，困穷时就叩头称臣，安定时就侵扰盗窃。如今匈奴的人畜因疫病死亡，又遭旱灾蝗灾，土地一片赤地；他们疲惫困顿的力量，抵不上中原一个郡。相隔万里却把生死存亡系于陛下，福运不会再来，时机有时也会失去，难道应该固守文德而荒废武事吗？如今命令将领临近边塞，厚重悬赏招募，晓谕高句骊、乌桓、鲜卑，进攻匈奴左路；征发河西四郡以及天水、陇西的羌胡，攻击右路。这样一来，北方匈奴被消灭，不过几年而已。臣担心陛下仁慈恩厚而不忍心，谋臣犹豫狐疑，使万世流传、刻石纪功的功业不能建立在圣明时代。”诏书答复说：“《黄石公记》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制服强。舍弃近处而谋求远方，劳苦却没有功效；舍弃远方而谋求近处，安逸而能获得结果。’所以说：‘一心务求扩大土地的，国家会荒废；一心务求扩大德行的，国家会强盛。安守已有的，国家安定；贪图占有他人的，国家残败。’残酷灭绝的政策，即使一时成功，也必然失败。如今国家没有良善的政事，灾变不停，百姓惊恐不安，人人不能自保，却又想远涉边外去做事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况且北方夷狄还很强大，而屯田和警备的情况，传闻之事常常有很多不实。” 如果真能调动天下一半的力量来消灭大敌，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但如果不是时机，不如让百姓休息。”从此以后，诸将没有人敢再谈论用兵之事。光武多次拒绝设置西域都护的请求，后来虽然设置了乌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之类的官职，也都是迫不得已。其原因大概是他的志向在于停止武事，让天下休养生息；穷兵远征、到四夷中逞强，并不是他的愿望。看他所说“国家没有良善政事，灾变不停；如果不是时机，不如让百姓休息”这几句话，拒绝设置都护，忧思恻隐而和蔼，具有王者的气象。汉高帝、唐太宗都比不上他。做君主的，应当反复思考这番话，不要轻易被宫武之臣的话煽动而行动。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把鲁王兴改封为北海王，将鲁国增益给东海国。皇帝因为东海王彊进退行止合乎礼法，所以优厚地给他扩大封地，食邑二十九县。赐给他虎贲、旄头，设置钟虡之乐，规格比拟乘舆。石碏说过：“爱护儿子，就要用合宜的道义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道。骄傲、奢侈、淫乱、放纵，都是从邪道产生的。这四种事情的到来，是因为宠爱和俸禄超过了限度。”光武在这里就没有考虑周全。况且刘彊作为太子，如果知道他贤能，就不应废掉；既然已经废掉了，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要超过制度、逾越名分，姑息迁就来表示恩宠吗？这正是淮南厉王因此而死的原因。幸好刘彊谦恭，没有遭到祸患。把权柄交给他，反而引导他成为祸患，这难道是为后代谋划、保佑子孙的办法吗？皇帝召集大臣，询问谁可以担任太子的师傅。群臣迎合皇帝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以。博士张佚严肃地说：“如今陛下册立太子，是为了阴氏，还是为了天下？如果是为了阴氏，那么阴侯可以；如果是为了天下，就本来应该任用天下的贤能之才。”皇帝称赞说：“想要设置师傅，是为了辅佐太子。如今博士尚且不怕纠正我，何况太子呢？”于是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任命博士桓荣为太傅。张佚的话，扫除了光武偏私的弊病，正好击中要害。太子刚刚册立，已经把他交给舅氏辅导；到了病重时，又把遗命托付给舅氏。这种见识，与乡野老翁没有区别。如今将近十年，忽然召集群臣而谋求太子的师傅，难道也是察觉到往日做法的错误了吗？朝廷中没有见识的人，仍不免用私意揣度皇帝，都是由于前日的举措给谄媚奉承打开了道路。那么，顺从一个人的独见，却不能广泛询问天下的公议，怎么能在片刻之间，消除十年来的偏私呢？三十年春二月，皇帝车驾向东巡行。群臣上言：“陛下即位三十年，应当在泰山举行封禅。”诏书说：“即位三十年，百姓的怨气充满胸腹，我欺骗谁，难道欺骗上天吗？难道认为泰山还不如林放吗？为什么要玷污七十二代流传的记录呢？如果郡县从远方派遣官吏来上寿，极力称颂虚假的美好，一定剃发，命令他们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再提这件事。光武帝听到北伐的建议，就说：“国家没有良好的政治，百姓连自己都不能保全，何必再去经营边境以外的事情呢？”等听到举行封禅的请求，又说：“百姓的怨气已经满腹，我欺骗谁呢，难道欺骗上天吗？”这两件事，汉武帝一生奔走追求，耗尽天下的财力物力还不知道停止；光武帝却完全反其道而行，只把百姓的生计当作急务，可以说是笃实而以根本事务为重的君主了。三年之后，他竟因符瑞的诱发而兴起封禅之事，这又是多么德操不坚定、最初的心志容易受到迷惑啊？反复思量他所说的“欺骗上天”这句话，他果真没有欺骗自己吗？中元二年二月戊戌，皇帝在南宫去世。皇帝每天早晨临朝听政，直到太阳偏西才退朝；又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治理国家的道理，常常到半夜才睡。皇太子看见皇帝勤劳不懈，乘间进谏说：“陛下具有禹、汤那样的明智，却失去了黄老之学所说的保养性情的福分，希望您保养爱护精神，宽裕自持，以求安宁。”皇帝说：“我自己以此为乐，并不感到疲劳。”孟子说：“保存自己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这是用来侍奉上天的。人的本心本来未曾不在，只是被意念蒙蔽，被物欲牵动，因此昏昧妄行，每天行事却自己不知道；那么把这种情况说成心不在了，也确实是适宜的。本心被搅乱，本性也就失去了养护。只有在一个念头也不起、各种忧虑都澄明的时候，心境清明浑融，整个本体都微妙深邃；即使日常事务交错纵横、变化万端，这颗心也未曾不正。这并不是在心之外另有一个本性，难道也还另有所谓养护吗？古代圣人相传的道理，起初本来没有两样。安于你所止息的地方，做到谨慎而安康，这就是禹养护本性的道理：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利；这也是汤养护本性的道理。距离圣人时代越远，异端学说越加兴盛。汉代君臣中号称懂得学问的人，往往把黄老之学奉为宗旨，所以谈到养性就专门讲黄老，却不知道我们圣人的学问究竟应当在哪里用力。

译明帝即位不久，佛教便传入中国；它的祸根，大概是从黄老之学开始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一家的法度就更加不明了，真令人悲痛啊！以上是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去世时六十二岁。明帝 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皇帝驾临辟雍，第一次举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三老穿都纻大袍，戴进贤冠，手扶玉杖；五更的服饰也一样，但不拿手杖。皇帝乘舆到达辟雍礼殿，坐在东厢，派使者乘安车到太学讲堂迎接三老、五更。天子在门屏之间迎接他们，行交礼时从阼阶通行，三老从宾阶登堂；到了台阶处，天子依礼作揖。三老登堂后面向东方，三公为他设置凭几，九卿替他整理鞋履，天子亲自袒衣割牲，手拿酱料进献，手拿酒爵敬酒；祝愿老人饮食不噎的人站在前面，祝愿老人饮食不馁的人站在后面。五更面向南方，三公进献供品，礼仪也和三老一样。礼仪结束后，引导桓荣及其弟子登堂，皇帝亲自为他们讲解。诸位儒生在皇帝面前拿着经书提问辩难，戴冠束带、插笏的士人围满桥门观看，听讲的人大概有亿万之多。于是皇帝下诏，赐桓荣关内侯爵位；三老、五更都按照二千石的俸禄奉养到终身；又赐天下三老每人酒一石、肉四十斤。皇帝还是太子时，就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即位以后，仍以师礼尊崇桓荣。皇帝曾驾临太常府，命桓荣面向东方坐下，为他设置凭几和手杖，召集文武百官及桓荣的数百名门生，皇帝亲自执经受业。诸位学生中有人离开座位提出疑难，皇帝谦逊地说：“太师在这里！”这件事结束后，皇帝把太官供给的全部器物食品都赐给太常家。桓荣每次生病，皇帝总是派使者前去慰问，太官和太医的车马在道路上相望。等桓荣病重，皇帝前往探望并致谢，桓荣请求辞让并归还爵位和封地。皇帝亲自到他家，问候起居；进了街巷便下车，抱着经书走上前去，抚摸桓荣，流下眼泪，赐给他床、褥垫、帷帐、刀剑、衣服和被子，很久才离去。从此诸侯、将军、大夫前来问病，都不敢再乘车到门口，而是在床下拜见。桓荣去世，皇帝亲自改变服色前往吊丧，送葬，并赐给他首山南面的墓地。桓荣的儿子桓郁应当继承爵位，却让给哥哥的儿子桓泛，皇帝不允许；桓郁于是接受封爵，却把全部租税收入都给了桓泛。皇帝任命桓郁为侍中。明帝尊敬老师的心意，以及所采用的礼仪文制，也可以说是盛大了。由此想到孔子、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奔走不息，最终却没有在当时得到任用。假如有真正的儒者洞察并阐明正统学术，引导君主走上正道，那么他所能取得的成就，难道是鲁定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所能相比的吗？桓荣作为帝王的老师，能够屈尊天子的身份，推重并敬奉礼遇他，各种礼数无不完备；但最终却没有用这些条件来发扬圣人的教化、启发君主的心志，使这一道统在天下大明。自身受到恩宠，却只是徒然成为礼仪上的装饰，实在令人叹息啊！永平四年，陵乡侯梁松产生怨恨不满，在县中散发匿名文书进行诽谤，被交付狱中，死在那里。当初，皇帝还是太子时，大中大夫郑兴的儿子郑众以通晓经书而闻名。太子和山阳王刘荆通过梁松，带着缣帛请郑众前来。郑众说：“太子是储君，没有与外人私下交往的道理。汉朝有旧有的禁令，藩王不应私下结交宾客。”梁松说：“长者的心意不可违背。”郑众说：“违犯禁令、触犯刑罪，不如守持正道而死。”于是没有前往。等到梁松败亡，宾客大多因他获罪，只有郑众没有被牵连在供词之中。公卿士大夫尚且知道替子弟选择老师，用道义训导他们，不让他们同外界私下交往，以免扰乱他们所走的方向，何况天子的儿子、国家的储君呢？后来的博望苑可以作为鉴戒。史论说，尹公是正直的人，他选择朋友一定选择正直的人。看梁松诬陷伏波将军，心术险恶到这种程度，却让他能够凭此招致宾客，这是为什么呢？郑众立志坚定明确，发言正直宏大，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垂戒，难道只是使自己一人免除祸患而已吗？永平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土宝鼎，献给朝廷。夏四月甲子，皇帝下诏说：“祥瑞降临，是为了应和有德之人。如今政事教化多有偏失，凭什么会得到这种祥瑞呢？《易经》说：‘鼎象征三公。’难道是公卿奉行职务合乎治道吗？赐给三公帛五十匹，九卿和二千石官员各减半。先帝诏书禁止人们上书时称颂圣明，但近来章奏中浮夸的言辞颇多。从今以后，如果有过分称颂、虚假赞誉的言辞，尚书都应当压下不予省览，以表明我们不做谄媚者的笑柄。” 汉武帝在汾水上得到宝鼎，便改年号为元鼎，以夸大这件事。考察当时，张汤任御史大夫，与史义纵、王温舒之流施行严刑酷罚，百姓无法生活；每次审理囚犯，血流常常长达十多里；因私铸钱币获罪而死的人，动辄有数十万之多。当时的景象，大致可以看到了。宝鼎出土，难道真是有什么感应召致它而来的吗？前一年，丞相蔡义因私自盗取园圃边地而自杀；第二年，张汤也因获罪而自杀；这又怎么可以说是宝鼎象征三公的应验呢？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只知道施行德政、推行教化，把安养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治不平，刑罚不明，禾稼不能丰收，边境不得安宁，天地之间的乖戾之气弥漫阻塞；有时不过是偶然从前代埋藏之物中发掘出来，便把它指作祥瑞，这究竟是在欺骗谁呢？明帝下诏表示不敢承当，与孝武帝改年号相比确实有所不同；然而仍免不了把美德归给公卿，说他们治理得当而加以褒奖赏赐，这又是为什么呢？永平八年冬十月，楚王刘英带着黄色缣帛和白色纨绢到国相那里说：“我身为藩辅，却过错和罪恶累积，感念皇帝的厚恩，特奉送缣帛，用来赎除我的罪过。”国相把这件事上报，皇帝下诏答复说：“楚王诵读黄老之学的精微言论，崇尚浮屠的仁慈，洁净斋戒三个月，同神明发誓，还有什么嫌疑和疑虑，还会有什么后悔和遗憾呢？把这些赎罪的财物拿回去，用来帮助供养伊蒲塞、桑门的丰盛斋食。”当初，皇帝听说西域有神，名字叫佛，于是派使者到天竺寻求佛道，得到佛经和沙门，一同带了回来。佛教的学说大体以虚无为根本，重视慈悲、不杀生；认为人死后精神不灭，随即又接受新的形体，人在世时所做的善恶都有报应。因此它所重视的是修炼精神，以达到成为佛的境界。它善于讲宏阔高远的话，用来劝诱愚昧的民众，精通这种道术的人称为沙门。于是中国开始传播这种方术，描绘佛的形象；王公贵人中，唯独楚王刘英最早喜好它。武王说：“人是万物之灵。孔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人。’人的本心本来就是灵明而圣善的，只在于运用它的方式如何罢了。上古圣明的时代，有井田用来养民，有庠序用来施教，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作为礼制；至于蛮夷扰乱华夏，就用刑罚惩治；谗言邪说和灭绝德行、震惊我众的事情，就迅速制止并彻底断绝，不把滥用灵性的东西当作怪物一般，放逐到远方，使其不得列入中国之人。”

译关键在于保养这颗心，不失去它所谓的灵明罢了。因此，世间教化昌明，风俗淳厚统一，耳目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心志没有什么可以动摇；其中才智出众、卓然杰出的人，自然会修养道德、学习圣道，成为贤者、圣人。农夫平民、妇女女子，虽然每天运用这颗心的灵明却不知道，也无不受到礼义教化的熏陶；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异端邪说便没有机会兴起。夏、商、周三代衰落，学校废弃，先王教化的全部道理被扫地而尽，于是没有一件事不是邪僻、败坏、扰乱人心的工具。巧诈的人卖弄言辞，勇武的人逞强斗力，奸佞的人炫耀辩说；诸夏没有君主，天地分裂，局势横流奔放，无法挽救制止。孔子出生在春秋末期，只能和弟子私下传授学问，而圣道最终不能在天下实行。老氏曾任周朝柱下史，本来熟习礼制；遭逢世道败坏，无法挽回，于是思考如何独善其身，运用自己的灵明，却走向偏颇，竟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祸乱的开端，异端教说的根源便由此产生。不过在当时，危害还没有明显显现。到了战国，孟轲独自守护洙泗一派的家法，谈论王道，始终不离口；不仅当时的君主都认为他迂腐空阔，即使他的高等弟子也未能完全相信。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皇极没有建立，圣人教化没有彰明；学士大夫耳濡目染，已经腐败焦灼，只知道管仲、晏婴，只知道苏秦、张仪、申不害、韩非，却不知道孔子、孟子的学问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大道。他们昏昏沉沉、糊里糊涂，把荒谬当作常理，天下混成一片，因而大乱。然而，在这其中人的心灵并没有完全泯灭；那些所谓才智出众、卓然杰出的人，不肯甘心沉沦在流俗之中，于是退居困穷之地，特立独行，想要挽回整个时代的弊病，只是没有圣人作为他们的归依，来端正他们前进的方向。于是杨朱、墨子出现了，有的主张只顾自己，有的主张兼爱他人；他们运用自己的灵明，却更加偏颇。即使如此，他们难道是那些随波浮沉、混混浊浊、无耻之人的同类吗？从当时人的眼光看，他们固然是大贤；但从我们圣道的立场说，却是大害。所以孟子对仪、秦一类人只把他们看作妾妇，从未同他们深入辩论；对于杨朱、墨子，却明目张胆地竭力排斥。由兼爱推到极端，就会成为无父；由为我推到极端，就会成为无君。无父无君，简直就可以比作禽兽。刑名、纵横之学虽然是这个时代的祸害，但兼爱、为我却是圣道的祸害。危害时代的人，人们厌恶他们；危害圣道的人，人们却沉溺其中。厌恶它的人，祸患只止于一时；沉溺其中的人，祸患却会延及万世。能够保养生命、抵御死亡，内心没有遗憾，也不因祸福而恐惧，这样大概就有希望得到痊愈了。至于把支离破碎的传注当作学问，拘泥执着于字面意义，本心的灵明从未真正获得，和那些每天做事却不知道其中道理的人一样，同样在生死之中循环，只是喋喋不休地说：“把人变成人，把他的书烧掉，把他的居所改作寺庙。”这样做没有益处。壬寅日月底，发生了日食。日食过后，皇帝下诏命群臣勤勉处理职务，尽量直言，不得有所避讳。于是当权者都上呈密封奏章，各自陈说政治的得失。皇帝阅览奏章后，深刻地自我责备，并把所上奏章颁示百官。诏书说：“群臣所说的，都是我的过错。百姓有冤屈却不能得到审理，官吏奸猾却不能加以禁止，却轻易使用民力，修缮宫室，出入没有节制，喜怒超过常度。长久地回顾前人的告诫，我感到肃然恐惧、战战兢兢，只是担心自己的德行浅薄，时间一久便导致懈怠罢了。” 君主不怕有过错，只怕不乐意听到过错；不怕不求取谏言，只怕不能接受尽情直言。明帝一看到密封奏章，就深深自我责备，披露心腹，明白通达。像这样，谁还不愿意把善道告诉他呢？表面上追求求取谏言的名声，内心却怀有忌讳过错的实际，不仅君主的德行无法得到天地鬼神的助益，又怎么可以用文章言辞来欺骗天地鬼神呢？永平九年，皇帝崇尚儒学，从皇太子、诸王侯直到人臣的子弟、功臣的子孙，没有不学习经书的。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诸子在南宫设立学校，称为四姓小侯，设置五经师，搜选才学优长的人来教授他们。期门、羽林的将士，也全都命令通晓《孝经》的章句。匈奴也派儿子入学。明帝崇尚儒学，从皇太子、诸王侯以下，没有不学习经书，这件事不是不好。然而楚王刘英喜好黄老、浮屠，明帝竟顺从并助长他，却不能挽救他，最终同方士一起造成大狱。广陵王刘荆、淮阳王刘延，也都结交了不当的人，进行诅咒和不合道义的活动；那么接受经书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总而言之，亲王出居藩国，应当替他们选择老成而有学识的人担任师傅，使他们知道敬畏，不接受邪恶小人的谋划，不让邪谋有机会进入，这才算尽善。如果让他们年少而不学习，在外骄横放纵，却没有人检点约束，就不是保全他们最终获得吉祥的办法。明帝兄弟十人，其中三人没有得到善终。至于楚王案件造成的无数杀戮，几乎有不忍说的地方；而皇帝友爱兄弟的情义，也不能像最初几年那样了。区区讲经受业，只是作为文饰的形式，有什么益处呢？永平十年春二月，广陵思王刘荆自杀，封国被废除。夏四月戊子，大赦天下。闰月甲午，皇帝驾临南阳，召集校官弟子，创作雅乐，演奏《鹿鸣》；皇帝亲自吹奏埙篪，以乐声应和，使嘉宾欢乐。返回时又驾临南顿。甲午日回到宫中。间歌合乐，是乐工所做的事情。哪里有天子亲自以音乐使嘉宾欢乐的道理？况且广陵王去世才三个月，皇帝就亲自吹奏埙篪为乐，难道不会伤害兄弟之间的感情吗？永平十一年春正月，东平王刘苍和诸王一同来朝见，一个多月后返回封国。皇帝亲自送他们回宫，凄然思念，于是派使者带着亲笔诏书赐给东平国中傅说：“辞别以后，我独自坐着很不快乐，因而登车回去，伏在车轼上吟咏，远望而长久思念，实在使我的心劳苦。吟诵到《采菽》时，更增加了叹息。前些日子我问东平王在家中什么事情最快乐，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他的话意义很大，正符合这个要旨【原文‘副是要腹’字义不明】。现在送给你列侯印十九枚，诸王的儿子年满五岁以上、能够快步行礼的，都命令他们佩带。东平王自称行善最快乐，这确实是实践出来的话。唉！行善难道完全足以成为快乐吗？人的本心本来良善，人的本性本来善良；如果保持恒常的本性，自然会行善，也自然会快乐。古书说：‘顺从善道就会吉祥’，并不是另有一种所谓的吉祥，快乐本身就是吉祥。伊尹说：‘行善就会降下各种祥瑞’，不必到别处寻求；所谓祥瑞，就是这种快乐。每当看见吉祥的人孜孜不倦地行善，安然行走在顺境中，内心安逸，每天都在进步，饮食、休息、起居无不处在快乐之中。至于凶恶的人习惯于作恶，即使住在宽大的房屋里，也像坐在监狱中；即使走在平坦的道路上，也像行走在荆棘中。他整日忧苦，整夜忧苦，终身忧苦，好像万把刀刺入心中，却不知道悔改。”

译这样是快乐，还是不快乐？为什么苦苦不肯行善呢？所以说：“君子心胸坦荡，小人长久忧愁。”北海王刘睦虽然号称谨慎畏惧，派使者来朝贺，却借口喜好声色犬马，来掩饰自己的心意，想使朝廷不怀疑他罢了。行善最快乐，又有什么嫌疑和疑虑呢？明帝遵循奉行建武年间的制度，没有任何变更。后妃的家族不得封侯，也不得干预政事。馆陶公主替儿子求取郎官，明帝没有答应，却赐钱一千万。皇帝对群臣说：“郎官在上对应列宿，出任县令便治理方圆百里的地方；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姓就会遭受祸殃，所以这件事很难决定。”郡守、县令号称亲近百姓的官，而县令尤其亲近百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遭受祸殃，这是必然到来的灾祸。后世以荐举资格限制任用、改变官职的人，求的是一定要公开选拔。至于凭任用而得到京官、出任方圆百里的县令，几乎每天都可以计算人数，哪里还有闲暇讨论他们贤能还是不肖呢？明帝的话，可以作为鉴戒。后妃之家封侯并干预政事，是汉室尤其严重的弊病。阴氏兄弟诚恳地辞让退避，而光武帝却不能革除这一制度。到了明帝，能够革除它；但拿出列侯印十九枚，命令诸王的儿子年满五岁以上都佩带，这就大不相同了。史书说，周成王拿梧桐叶同年幼的弟弟开玩笑说：“把这个封给你。”周公于是进宫祝贺，便把唐地封给他。柳宗元极力辨明记载者的错误，是对的。把印拿来同年幼弱小的人开玩笑，便知道周公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明帝如果还没有忘记广陵王的死，想要表达对诸王的恩情，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却把名位器物交给一群幼童，仿佛拿玩具一样，这怎么可以呢？以上是明帝在位十八年，去世时四十八岁。《两汉笔记》卷九 〈史部，史评类，两汉笔记〉 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十，宋代钱时撰写。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章帝下诏，赈济兖州、豫州、徐州三州的饥民【去年京师和三州发生大旱】。皇帝问司徒鲍昱：“怎样才能消除并恢复旱灾造成的影响？”鲍昱回答说：“陛下刚刚登上帝位，即使有过失或得当之处，也还没有达到招致灾异的程度。我以前任汝南太守时，主管审理楚地的案件，被拘系的人有一千多人，恐怕未必都确实应当受到他们所受的罪罚。大的诉讼案件一发生，蒙受冤屈的人就超过一半；而且那些被发配的人，骨肉分离，孤魂无人祭祀【原文‘孤防’疑有误】，应当把他们全部送还各自的迁徙家属，解除禁锢，使死者和生者都各得其所，这样和谐之气就可以招致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东海孝妇被处死，曾经导致旱灾三年。楚地的案件多有冤屈，以前释放囚犯就下雨，也已经有事实可以证明。鲍昱的话是对的。但他说“陛下刚登帝位，即使有过失或得当之处，也还没有达到招致灾异的程度”，却大错特错。《尚书》说：“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左传》说：“遇到灾祸就应当恐惧。”这正是大臣涤荡君心、接受教诲的时候，也是君主增进德行、修治事业的开端，何况是在继承帝位的初期呢？面对灾异的谴责和告诫，应当内心警惕反省，没有一件事不戒惧，没有一刻不戒惧。不在暗处欺骗自己，不因屋漏之下无人看见而感到惭愧。上天正在监临着你，不要有二心。盛大的德行光明显著，天地都昭然感应，那么所谓冤狱，也只不过是施行政令、推行仁政中的一件事罢了。把灾异推给先帝，却说与自己的事情无关，难道可以吗？当时承袭永平年间的旧例，官吏处理政事仍然崇尚严厉急切；尚书裁决案件，大多偏重。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皇帝刚即位，应当改变前代苛刻的风气，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应过分，刑罚不应滥用。若不得不有所偏差，与其滥刑，宁可奖赏稍有过分。过去断狱严明，是为了威慑和制服奸邪；奸邪已经平定，就一定应当用宽厚来调济。陛下即位以来，大体都遵循这个道理，多次诏令群臣，弘扬宽和安宁【原文‘▯’为异体或疑似编码字】的政风，但有关官员没有完全奉行，仍然崇尚深刻严酷。断狱的人急于施用杖笞等酷烈刑罚，掌执法令的人又被指责欺罔、放纵滥刑的文书弄得烦扰。有的人借公事来谋私利，任意施展威势和恩惠。治理政事，就像张调琴瑟；大弦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