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四 宋 钱时 撰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防问以古今治道。广川董仲舒对曰：「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则徳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懈。」《书》云：「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谓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武帝即位，而首访大道之要，仲舒对，防而首以学问为言，此三代而下君臣相问答者所未有也，岂不美哉？虽然，真知所以为学问，则大道之要在是矣。夫道者，无方无体，无所不至，无所不通。大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天地万物同出于道，范围发育，无非此道之变化。父子之所以亲，君臣之所以义，夫妇之所以别，长幼之所以序，朋友之所以信，日用常行，起居食息，皆此道也。故曰：「谁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仲舒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其以成象者而言乎？抑以理言乎？以理而言，天即道，道即天，何原何出之可别也？以成象者而言，则天特范围中之一物耳，谓之大原，尤不可也。然则斯道之大，果有要乎？曰：在乎心。人心之良，本无非道，感物而动，意蔽情昏，始日用而不知，终防迷颠倒而不自反，是故不可以无学焉。学而不问，则疑无与决，窒无与通，邪正无与分，真伪无与辨，虽学犹不学也。故《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辨之。」《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曰学，曰问，两不偏废，则本心日明，六通四辟矣。知此谓之智，得此谓之徳，全此谓之仁，宜此谓之义，履此谓之礼，乐此谓之乐。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兢兢业业者，兢业乎此也；无怠无荒者，无怠荒乎此也；于穆不已者，不已乎此也；夙夜罔或不勤者，勤乎此也。曰「为之不厌」，曰「自彊不息」者，不厌不息乎此也。是勉也，非可彊也，一有彊勉之意，即有时而作辍，非不厌不息之运也。顺此则为治，逆此则为乱；顺此则为吉，逆此则为凶；顺此则为安为存，逆此则为危为亡。所贵于大学者，以此教也；所贵于守令者，以此师帅也；所贵于更化者，以此躬行于上，而天下自丕变也。故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又曰：「君子之徳风，小人之徳草，草上之风，必偃。」此感化之妙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徳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顺，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上以实感，下以实应；不言而信，不令而从。非徒区区革一弊、新一政而谓之更化也。唐相杨绾而减驺彻乐者，耸然于制下之日，岂待告语而复从事哉？自然之应，不可彊也。仲舒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是特指事物为仁义，以玉帛钟皷为礼乐，而实未尝知此心之即道也。茍不明道，而求先王于形迹之末，则后世玉田可以为三代，而舞韶箾者即得谓之舜矣。武帝好大喜夸，气象已见于发防之初。仲舒但云学问，而不明其所以学问之防，使之敛华就实，反求诸心而力行之，徒佐其上嘉下乐之锋，而大道之要终茫然迷▯，无所归宿。愚是以不能忘言。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黙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改厯服色事。愚毎爱申公「力行何如之语」，与汲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之言，切中武帝之病。使其能受，则所履皆实地，所进皆实徳，所行皆实用，岂易量哉！惜乎趋向不投，竟成落落。虽有金丹大药，无救护疾忌医者之死，是可叹也。因观武帝天姿，过齐宣王逺甚。孟子之啓迪之也，皆随其所好而利导之，是以虽未能用，而亦不遽至于扞格。英鋭之主，方虚骄侈大，安能遂聴霜降水涸之言？要当委曲随顺啓谕，庶可渐渍而入。犯其所忌，直发不顾，一与之背，遂难再合。此亦进言者所当戒云。
译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四 宋代钱时撰写 武帝 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选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人士。皇上亲自发问古今治国之道。广川人董仲舒回答说：“事情只在于努力而已。努力学习，听闻见识就会广博，智慧也会更加明达；努力践行正道，道德每天增长，就能成就大功。这些都可以通过努力达到，并立即见到效果。《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努力啊，努力啊。’说的都是努力。道，是通向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它的工具。” 武帝即位后，首先询问大道的要旨；董仲舒回答皇上的发问，却首先以学问为说，这是夏、商、周三代以来君臣问答中从未有过的事，难道不是很美好吗？虽然如此，真正知道什么是学问，那么大道的要旨就在其中了。道没有固定的方位和形体，没有什么地方不到达、没有什么事物不贯通。《大传》说：“《易》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同出于道，天地间的范围、万物的发育，无不是道的变化。父子亲爱的根据，君臣合义的根据，夫妇有别的根据，长幼有序的根据，朋友守信的根据，以及日常生活、平日行动、起居饮食呼吸，全都是这个道。所以说：“谁能出门却不经过门户？谁又有哪一件事不依循这条道呢？”董仲舒说，道的最大根源出于天，他说的是有形有象的天吗，还是说的道理呢？如果从道理来说，天就是道，道就是天，哪里还能分别什么根源、什么出自呢？如果从有形有象来说，天也只是天地范围中的一种事物罢了，把它称为最大的根源，更是不可以的。既然如此，这个道如此广大，究竟有没有要领呢？回答说：要领在于心。人的本心本来没有不是道的，只因受到外物感动而发生变化，意念被遮蔽、情感昏乱，才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行道却不知道，最终在昏乱颠倒中迷失而不能自我反省。因此不能没有学习。学习却不询问，就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疑惑，没有什么可以疏通窒碍，没有什么可以分别邪正，没有什么可以辨明真伪；这样即使学习了，也等于没有学习。所以《易》说：“用学习来积累知识，用询问来辨别事理。”《中庸》说：“广泛地学习，审慎地询问。”学习和询问两者都不能偏废，这样本心就会一天天明白，六方面都通达、四方都开通了。认识到这个叫作智，得到这个叫作德，完整保有这个叫作仁，合宜地运用这个叫作义，践行这个叫作礼，以此为乐叫作乐。并不是从外部灌输给我的，而是我本来就具有的。所谓兢兢业业，就是对这个兢兢业业；所谓不懈怠、不荒废，就是对这个不懈怠、不荒废；所谓深厚盛美而不停息，就是对这个不停息；所谓早晚没有不勤勉，就是对这个勤勉。说“做它而不厌倦”，说“自强不息”，都是对这个不厌倦、不停息。这是自我勉励，不是外力强迫；一旦有了勉强努力的意思，就会有时做、有时停，不是永不厌倦、永不停息的运行。顺从这个道就是治理，违背这个道就是混乱；顺从这个道就是吉祥，违背这个道就是凶险；顺从这个道就会安定、存在，违背这个道就会危险、灭亡。大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用这个来教导人；守令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用这个来作教师和表率；所谓更化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亲身实行这个道，天下自然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所以说：“一家实行仁爱，整个国家就会兴起仁爱；一家实行谦让，整个国家就会兴起谦让。”又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下。”这就是感化的妙处。因此，先以博爱作表率，百姓就没有谁会遗弃自己的亲人；向百姓陈明德义，百姓就会兴起而践行；先以敬慎谦顺作表率，百姓就不会争斗；用礼乐引导，百姓就会和睦；把应当喜爱和厌恶的事显示给他们，百姓就知道禁令。上面用实际行动感化，下面用实际行动响应；不用说话就能取得信任，不下命令就能得到服从。这不只是局部革除一项弊病、创立一项新政就叫作更化。唐代宰相杨绾减少驺从、撤去音乐，在诏令发布的那天，百官肃然执行，哪里还需要告知他们再去办理呢？这种自然的响应，是不能强迫的。董仲舒说：“道，是通向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它的工具。”这只是把具体事物指称为仁义，把玉帛、钟鼓当作礼乐，实际上从未知道本心就是道。如果不明白道，却只在外在形迹的末节上寻求先王，那么后世即使把玉田当作三代的制度，演奏《韶箾》的人也可以自称是舜了。武帝喜好铺张、喜欢夸大，从他最初发问时就已经显露出这种气象。董仲舒只是说学习和学问，却没有说明学习和学问的根本途径，使武帝收敛浮华、趋向实际，反求于本心并努力实行；结果只是助长了皇上喜好铺张、臣下乐于迎合的锋芒，而大道的要旨最终仍然茫然迷失，没有归宿。我因此不能忘记这些话。皇上一向倾心儒术，窦婴、田蚡都喜好儒学；他推举窦婴代替赵绾任御史大夫，任兰陵人王臧为郎中令。赵绾请求建立明堂，以便朝见诸侯，并且推荐他的老师申公。秋天，天子派使者带着束帛和加璧，乘安车、驾驷马去迎接申公。申公到达后，拜见天子，天子问治理国家、平定祸乱的事情。申公年纪八十多岁，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说很多话，只看实际努力去做得怎么样罢了。”当时天子正喜好文章辞藻，见申公这样回答便默然无言；但既然已经征召他来，便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住在鲁邸，参与商议明堂以及改革历法、服色等事。我常常喜爱申公“实际努力去做得怎么样”这句话，以及汲黯所说“内心欲望很多，外表却施行仁义”的话，它们切中了武帝的病根。假使武帝能够接受这些话，那么他所践履的全是实在的道路，所增进的全是实际的德行，所实行的全是有实际功用的事情，那成就岂是容易估量的吗！可惜彼此的趋向不相合，最终形成了孤立不合的局面。即使有金丹大药，也救不了拒绝治病、忌讳讳疾忌医者的死亡，这实在令人叹息。由此观察武帝的天资，他远远超过齐宣王。孟子启发齐宣王，都是顺着他的喜好加以引导，所以齐宣王虽然没有能够采用，也没有立即产生抵触。英明锐利的君主，正处在虚骄、奢侈、自大的状态，怎么能很快听进“霜降水涸”那样的劝诫呢？应当委婉曲折地顺势启发劝告，或许才能逐渐渗透进去。触犯他的忌讳，直截了当地发言而不顾忌，一旦与他相背离，就很难再次契合。这也是进谏者应当戒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