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笔记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三 宋 钱时 撰文帝元年冬，十二月，诏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舜罚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而况于父母乎？高祖入关，约法三章，余悉去秦苛法，曷爲而收帑相坐？复仍秦旧，此萧相国定律之罪也。文帝即位而首除之，知所先务矣。又明年，盗高庙玉环，而乃不胜其怒，欲致之族，抑何欤？三月，立太子母窦氏爲皇后。皇后，清河观津人。有弟广国，字少君。幼爲人所略卖，传十余家。闻窦后立，乃上书自陈。召见騐问，得实，乃厚赐田宅金钱，与兄长君家于长安。綘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防，不可不爲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爲退譲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戚里之祸，大抵主于骄纵，而不知学；宠之以富贵，而不教之以礼义。是犹狂药饮人，而望其勿狂，无是理也。綘灌斯言，虽惩徃事，然爲择师傅賔客，实处后族，万世不易之至论，岂特所出之防然哉？向使文帝亦以其处妻党者处母党，则薄将军必不以杀汉使死矣。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六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乗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献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复来献。」人主之好恶，风俗之枢机也。一投之入，则靡然环向者，皆蠧心之路矣。文帝始即位，而却千里马，天下闻之，孰敢有不正伺吾便者哉？旅獒之书曰：「玩人防德，玩物防志。」又曰：「志以道寕，言以道接。」以文帝之质美，得若召太保者辅之，而进于道，岂易量也？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嵗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嵗钱谷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茍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隂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责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若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彊对耶？”于是綘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逺矣。居顷之，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专爲丞相▯宰之职。以九职任万民而生财之有源，以九赋敛财贿而取财之有制，以九式均节财用而用财之有度。是故膳夫则防之，庖人则防之，酒正则防之，大府、外府、职嵗、职帑、司裘、掌皮、典丝、典枲，莫不有防，非冢宰乃尔。屑屑不惮烦也。经邦大务，正在理财。理财与聚敛异。后世言理财者止于聚敛，而论者遂以钱谷之问不至庙堂爲得体，是大不然。用之无节，取之无艺，邦计日匮，民力日屈，则国不足以爲国矣，岂徒一治粟内史之守而已哉？臯陶士也，而相禹；蘓忿生司宼也，而爲三公。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刑典其一也。嵗终则受百官府之防，三嵗则大计羣吏之治而诛赏之，是固无所不当问。况狱者生人之司命，邦之安危系焉。周公位冢宰而立政一书，拳拳乎庻狱，孰谓主在廷尉而宰相无与也？严刑峻法，民不堪命；苛敛暴取，民不聊生，此正宰相非才之明验。岂固置斯人于度外，而他有所谓燮理隂阳之道，抚安中外之术哉？文帝初政问之及此，斯正因事进戒，培植本根之日。勃武臣相，非其任也。不足多罪，平而有知，所宜惕然。反观讲求事实，而乃务爲捷给，以自诧诞。断之大义，曽不若勃、谢不知之爲愈也。且惠帝六年，平始爲左丞相。明年帝崩，太后临朝，以阿意而右迁。两立少帝，皆非刘氏，诸吕用事，海内大乱，天妖地怪，无所不有。汉祚中絶，整整八年，平葢无日而不居相位也。太后殁而诛诸吕，事殆出于天幸。文帝即位，平且以功不如勃，逊之矣。今才数月，而自陈相业，有如此，寕不厚愧矣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爲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嵗中，超迁至大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译钦定《四库全书》《两汉笔记》卷三 宋代钱时撰写 文帝 元年冬十二月，文帝下诏说：“法，是治理国家的准则。如今犯法的人已经定罪，却还要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子女和同产兄弟连坐，并且收没其家产，我非常不赞成。应当废除收没家产以及各种连坐的法律和命令。” 舜处罚人，不牵连后代；周文王惩罚罪人，也不连累妻子儿女，何况是父母呢？高祖入关时，约法三章，其余全都废除秦朝的苛法，为什么又要收没家产、实行连坐呢？这是恢复秦朝旧制，是萧相国制定法律的罪过。文帝即位后首先废除它，说明他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可是第二年，盗窃高庙玉环的人，文帝却不能抑制怒气，想把他的家族全部治罪，这又是为什么呢？三月，立太子的母亲窦氏为皇后。皇后是清河观津人。她有个弟弟叫广国，字少君。少时被人掠卖，先后转卖给十多家。听说窦后被立为皇后，便上书陈述自己的身世。皇帝召见并查问，查明属实后，就厚赐他田宅、金钱，并让他和哥哥长君的家属一起住在长安。绛侯、灌将军等人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死，命运就将悬在这两个人手中了。这两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不可不为他们选择师傅和宾客，否则又会重演吕氏的祸事。”于是便选择有节操品行的士人同他们居住。窦长君、少君从此成为谦让的君子，不敢凭借尊贵身份傲慢待人。戚里之祸，大多是由于骄纵而又不知道学习造成的；用富贵宠爱他们，却不以礼义教导他们。这就像给人喝使人狂乱的药，却希望他不要发狂一样，是没有这种道理的。绛侯、灌将军这些话，虽然是吸取往事的教训，但为他们选择师傅、宾客，实际上是安置和约束外戚，这确实是万世不变的至理，难道只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出身问题吗？假使文帝也像处理妻族那样处理母族，那么薄将军一定不会因为杀汉使而死了。当时有人进献千里马，文帝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祥出行每天走五六十里，军队行军每天走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独自走在前面，怎么能安心呢？”于是退还了所献的马，并给了献马人来往的路费；又下诏说：“朕不接受进献，命令四方不要再来进献。” 君主的好恶，是风俗变化的关键。只要一有这种风气传入，众人就纷纷环绕着它而趋附，这都是蛀蚀人心的道路。文帝刚即位，就退还千里马，天下听说后，谁还敢不端正行事，伺机钻朕的空子呢？《旅獒》说：“玩弄人会损害德行，玩弄物会损害志向。”又说：“志向要靠正道来安定，言语要靠正道来沟通。”以文帝这样的美好资质，如果能得到像召太保那样的人辅佐，使他进于正道，他的成就岂是容易估量的呢？文帝更加明白熟悉国家政务。一天上朝时，他询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年审决的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收入的钱粮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惶恐惭愧得汗流出来，沾湿了后背。文帝询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主管的人。”皇帝说：“你说的主管人是谁？”陈平说：“陛下如果问审决案件，就责问廷尉；问钱粮，就责问治粟内史。”皇帝说：“如果各项事务都有主管人，那么你所主管的是什么事呢？”陈平谢罪说：“陛下不知道我的才能低下，却让我任宰相。宰相，对上要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要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要使百姓亲附，并使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职务。”文帝于是称赞说好。右丞相非常惭愧，出来后责备陈平说：“你为什么事先不教我这样回答？”陈平笑着说：“你身居这个职位，难道不知道它的职责吗？况且陛下如果问长安城中盗贼的数目，难道你也要勉强回答吗？”于是绛侯自己知道才能远远不如陈平。过了不久，他便称病请求交还相印，皇帝答应了。秋八月辛未，免去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专任丞相，掌管冢宰的职务。用九职任用百姓，使财富的产生有源头；用九赋征收财货，使取得财富有制度；用九式均衡节制财用，使使用财富有一定限度。因此，膳夫、庖人、酒正，以及大府、外府、职岁、职帑、司裘、掌皮、典丝、典枲等官，没有一个不设有防范和管理，并不是只有冢宰才这样。他们处理这些琐碎事务，毫不怕烦。治理国家的大事，正在于理财。理财与聚敛不同。后世谈理财的人只讲聚敛，于是评论者便认为钱粮之事不必到朝廷中枢讨论才合体统，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使用没有节制，征取没有原则，国家的财政日益匮乏，百姓的力量日益困竭，那么国家就不能成其为国家了，难道只是治粟内史一个人的职责吗？皋陶是士，却辅佐禹；苏忿生任司寇，却位列三公。冢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刑典就是其中之一。年终要接受百官府的考核，三年还要大规模考察群吏的政绩并决定诛罚和赏赐，因此本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应当过问的。何况审理案件关系到人的生死，国家的安危也系于此。周公任冢宰而作《立政》一书，恳切关注各种狱讼，谁能说案件既然由廷尉主管，宰相就没有关系呢？刑罚严酷、法令苛刻，百姓无法承受；横征暴取，百姓无法生活，这正是宰相没有才能的明确证明。难道他本来就把这些人置于不予过问的范围之外，而另有所谓调和阴阳的方法、安抚内外的策略吗？文帝初理政事时问到这些，正是根据具体事务进言劝诫、培植根本的时候。周勃是以武臣任宰相，并不适合他的职责，不值得过分责罪；陈平如果有知觉，本应对此感到警惕。可是他反过来不去讲求实际事务，却只顾务求敏捷善辩，以此自我炫耀夸诞。若按大义判断，还不如周勃谢罪说不知道。况且惠帝六年，陈平才任左丞相；第二年惠帝去世，太后临朝，他因为迎合太后的意思而升任右丞相。两次立少帝，都不是刘氏，诸吕掌权，天下大乱，天灾妖异、地怪之事无所不有。汉朝的国统中断，整整八年，陈平大概没有一天不处在相位上。太后死后诛灭诸吕，这件事几乎是出于天幸。文帝即位，陈平还因为功劳不如周勃而把相位让给了他。如今才过几个月，他却说起自己的宰相功业竟有如此，难道不应当深感惭愧吗？吴公推荐洛阳人贾谊，文帝召见他，任命为博士。当时贾谊二十多岁，文帝喜爱他的文章博洽。一年之内，他破格升任大中大夫。贾谊请求改革正朔、改变服色、确定官名、兴修礼乐，以此建立汉朝制度，改易秦朝法律。文帝谦逊退让，认为暂时还没有空暇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