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太祖在东阁处理政务，天气非常炎热，汗水浸湿了衣服，左右侍从拿来更换的衣服，都是洗过的。参军宋思颜说：“主公亲自实行节俭，确实可以作为子孙的法则。我担心今天这样做，以后也许会不这样，希望始终如此。”太祖高兴地说：“这话说得很好。别人能够进言，有的只顾眼前，不能想到长远；有的能够想到已经发生的事，却不能想到将要发生的事。如今思颜看到我前面能够这样做，却担心我以后不能这样做，确实是能够对我竭尽忠心的人。”于是赏赐给他财物。句容有老虎危害百姓，太祖派人捕获它，命令养在民间，用狗喂养。宋思颜认为这样扰民而没有益处，太祖欣然接受意见，立即命人把两只老虎和一头熊取来杀掉，将它们的肉分赐给百官。越国公胡大海曾说：“我是武人，不读书，但我行军只知道三件事：不杀人，不掳掠人的妇女，不焚毁人的房屋。”所以他的军队一出动，远近的人都争相归附，这可以作为用兵者的准则。佥院常遇春镇守金华时，他的部将中有人扰害百姓，衢州总制王恺将他捉住，在市中鞭打。常遇春大怒，派人责备王恺。王恺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将军是国家的股肱，难道愿意让人伤害根本吗？鞭打一名部将而使万民安宁，也是将军乐于听到的事。”常遇春向他道谢。太祖最初命诸将在龙江等地屯田，只有康茂才所屯田地收成充足。于是下令再次告谕诸将说：“振兴国家的根本在于军队强大、粮食充足。从前汉武帝凭借屯田平定西戎，魏武帝凭借致力农耕使军粮充足。平定强敌、兴起王业，没有不由此而成的。自从战争兴起以来，百姓没有安居之所，连年饥荒，田地荒芜。如果军粮全都取给于百姓，百姓的负担就会更加沉重，所以命令你们将士一面耕种、一面作战；这么多年来，却没有见到成效。只有康茂才所屯田地，收得粮食一万五千余，以供给军饷，还剩七千。以此比较，土地的肥瘠相同而收入却有多少之别，大概是因为人的勤惰不同。今后应当及时开垦，以取得土地的收益，希望军粮充足，国家有所依赖。” 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自古圣明的帝王建立国家、设置都城，必定得到贤士大夫与自己共同周旋办事，才能成就最好的治理。如今疆土日益扩大，文武并用，世上难道没有卓越奇伟的人才吗？有的隐居山林，有的藏身士卒之中，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加以开导、引荐和选拔，在下位的人就无法显露自己。从今以后，有能够上书陈述意见、阐明治国之道，或武略出众的人，参军和都督府都要把姓名上报。如果这个人虽然不能写文章，但见识值得取用，允许他到宫阙拜谒，当面陈述他的事情，我将予以考察任用。” 太祖对左相国徐达说：“礼和法是国家的纲纪，礼法端正，人心就安定，上下就安宁。建国之初，这是首先要办的事务。我从前在濠梁起兵，看到当时的将领都没有礼法，任性放纵、任意行事，放任暴乱，不懂得驾驭下属的方法，所以最终导致灭亡。如今我所任用的将帅，都给他们确定名分，明确号令，因此诸将都听从命令。你们作为辅佐我的相国，应当遵守这个道理，不要在开始时谨慎而到最后却忽视。” 太祖曾对群臣说：“剽悍、骄横、暴虐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习惯造成的。如果有礼法来统一约束，剽悍的人可以使他变得善良柔顺，骄横暴虐的人可以使他变得顺从。就像会踢人咬人的马，只要驾驭得法，时间久了自然会驯服。如今正处于草创时期，如果没有礼法，人们就没有可以遵守的准则。然而制定礼制、建立法令并不难，遵守礼制、奉行法令才难，这是当前最应当急办的事。” 太祖曾说：“谋划道理、治理国家，是辅弼大臣的职责；击退敌人、抵御外侮，是将帅的职责；侍从君主，参与议论并进献意见，是侍从官的职责；抑制邪恶、褒扬清正，是台察官的职责。这几项是朝廷的重要职务。至于纠正过失、查究错误、弥补遗漏和过错的谏诤大臣，尤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刚直抗争的人有时会过于矫激，柔顺怯懦的人又没有什么建树和主张。必须做到为国忘家、为公忘身，才可以任用他们。否则，那些患得患失的人，又能依靠他们做什么呢？” 太祖与诸将讨论用兵方略，因而说：“你们并不是不善于作战，但是临事决定战机时，智慧有时不足。应当亲近儒者，取来古人的书籍，听取他们的议论，用来增长见识和才智。” 太祖看见陈友谅的镂金床，说：“这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什么不同？”立即命人毁掉它。侍臣说：“还没有富贵就骄奢，所以招致失败。”太祖说：“已经富贵了，难道就可以骄傲吗？已经显贵了，难道就可以奢侈吗？有了骄奢的心，即使富贵又怎么能够保住？处在富贵地位的人，正应当抑制奢侈，发扬节俭，戒除嗜好欲望，还唯恐不足以安慰百姓的愿望，何况还要穷尽天下的技巧来供自己享用呢？他走到灭亡这一步是理所当然的。前车翻覆留下的道路，不可再去踩踏。” 太祖曾对朝廷大臣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先使言路畅通。言论就像水一样，希望它长久流动；水道堵塞，众多水流就会受阻，言路堵塞，上下就会隔绝蒙蔽。如今我凭一人应付天下事务，如果不广泛听取意见、广泛询问，凭什么知道事情的得失？《诗经》说：‘古人有话说，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割草打柴的人，是地位极其低下的人。古人尚且能采纳他们的话，何况在我身边前后与我共事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可取的长处吗？各位如果有建议和主张，应当全部陈述出来。”又说：“国家政治的得失，关系到百姓的安乐和忧苦。君臣之间，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所实行的事情如果不恰当，就应当迅速改正，不应有所隐瞒回避。如果隐瞒回避而不说，彼此互相包容沉默，就不是侍奉君主的道理，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从今以后，你们应当各自竭尽心力，直率进言，不要隐瞒。” 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建立国家之初，招致贤才是当务之急。中书省是百官各司的纲领，总领群臣，必须选择贤能的人与之共同治理。不过任用人的原则，是大小、轻重都要各得其宜。如果把重任交给轻小之材，就如同拿拱桷来做栋梁；如果把大的职务交给小才，就如同用钟庚来盛放斗筲之器。”省臣回答说：“有才干的人就应当施用于任用安排，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太祖说：“莫耶剑锋利到能够砍断犀牛和大象，但用它砍石头就必然会崩缺；骐骥奔驰迅速，能够到达千里之外，但让它驾车耕地就必然会跌倒。关键在于一定要把人安排在适宜的位置，使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太祖听说各位功臣家中的僮仆大多蛮横放肆，便召徐达等人告诫说：“你们跟随我起兵，起身十分艰难。即使取得今天的功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近来听说你们蓄养的家僮中，有人倚仗权势骄横放纵，逾越礼法，这不能不治理。小人没有顾忌，如果不早点惩治他们，将来或许会发生嫌隙，难道不会被他们连累吗？治理疾病，应当赶快除去病根。如果隐忍姑息，最终会成为自身的祸害。”

译太祖时曾下令：凡是拥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民，各种桑、麻、木绵各半亩；有十亩以上的，加倍种植；田地更多的，也都按这个标准递增。有关官员亲自到田间督促劝导，懒惰而不按命令种植的，要受到惩罚。不种桑树，就缴纳绢一匹；不种麻和木绵，就各缴纳麻布一匹、绵布一匹。按照这个命令长期实行，百姓怎么会有缺衣少穿的情况呢？太祖曾命中书省录用各司弹劾罢退的官员，因而对省臣说：“人的才能各有长处和短处，所以治理事务的成效有快有慢。质朴的人大多迂缓，狡猾的人大多机敏善办。机敏善办的人虽然擅长处理事情，有时却会失于急促，不能不对百姓造成损害；迂缓的人虽然处理事务有时赶不上，对百姓却没有损害。” 太祖任命儒士杨训文为起居注，告谕他说：“起居注的职责不只是专门记录而已，关键在于输诚进言、接受教诲，使君主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这样才算尽到职责。我平时对百官所说的话，过了一两天仍然反复思考不止。如今你在我身边，难道可以不把意见全部说出来吗？”后来，太祖又命杨训文、滕毅搜集古代无道君主如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做的事情，汇集后进献。他说：“古代君主所做的善事和恶事，都可以作为借鉴。我之所以查看这些，是想知道他们导致丧乱的原因，以此自我警戒。” 太祖曾下令说：“主事者对于士卒，既然使用他们的力量，就应当体恤他们年老；至于寡妇和弱小的子女，更应当优厚抚恤。我自从战争兴起以来，统率的士兵攻取四方，辛勤劳苦已经很久了。因为他们是亲兵，所以派他们去守卫外郡，使他们得到安逸；其中有年老体弱或曾经负伤的人，命令他们休息疗养。军营中因战事死亡的人，他们的妻子子女每月都发给衣物粮食加以赈济供养。如果有人年老后思念家乡，听任他在应天府附近选择方便之处居住，希望离家乡不远，便于往来；所发给的衣物粮食，全部照旧。” 太祖曾对太史令刘基等人说：“国家爱护养育百姓，正如保护怀抱中的婴儿，唯恐伤害他们。如果没有固定的制度，只知道剥取百姓、榨取他们的脂膏，即使有慈爱的父亲，也不能保全爱子的心意。今天的计划，应当确定赋税、节省用度，这样民力就可以不困乏。重视农业根本、除去末业，这样国家的财政就可以长久宽裕。” 太祖将要营建宫室，主管营缮的人把图样进呈给他，他见其中有雕琢奇巧华丽的地方，就把它删去。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宫室只求完整坚固罢了，何必过分雕刻。过去尧住茅草屋、用土筑台阶，椽木也不加修饰，可以说极其简陋了。然而千古称颂盛德的君主，尧被列为首位。后世竟然走向奢侈，极尽宫室苑囿游乐之享受，穷尽车马珠玉玩物的奢华，一旦放纵欲望，最终就无法遏制，祸乱也由此产生。上位者能够崇尚节俭，下面就不会奢靡。我曾说珠玉不是宝物，节俭才是宝物。凡有营建，一律采用朴素的样式，何必雕琢奇巧而耗尽天下的力量呢！” 吴元年，有一名省局工匠向省臣报告说：“我见到一位老人，说吴王即位三年就会平定天下。问这位老人是谁，他说：‘我是太白神。’话说完便不见了。”省臣把这件事报告给太祖，太祖说：“这是荒诞妄言，不可信！如果太白神真的出现，应当告诉君子，怎么会同小人说话呢？今后凡是涉及怪诞之事，不要拿来报告。” 太祖曾告诫按察司佥事周滇说：“掌管风纪法度的官司，关键在于任用得人，这样法令才能清明，弊端才能革除。不过，凡事应当顾全大体；如果一味苛察，把苛刻当作能干，下面必然会有无法承受的祸患，这不是我对掌管风纪法度的官员所希望的。” 太祖曾下令禁止种糯稻，大意说：过去因为民间酿酒造成粮食浪费，所以实行了禁酒的命令。如今春米价格稍稍平稳，对百姓很有好处。然而，不堵塞源头而想遏制流向，是不可能的。命令农民今年不得种糯稻，以堵塞酿酒的源头。希望五谷丰足、价格平稳，使居民得到供养，安乐地生活，这或许才是实实在在养育百姓的办法。太祖曾想到仁祖太后初次安葬时礼仪尚未完备，打算改葬，便问博士许存仁等改葬应当依据什么。许存仁等回答说：“按照礼制，改葬时改穿平常服装，使用缌麻服，安葬完毕后脱去。”于是太祖命有关官署制作素冠、白缨、衫和绖，都用粗布制成。起居王▯说：“这比缌麻还要厚重了。”太祖说：“与其轻薄，宁可厚重。”当时有人说改葬恐怕会泄露山川的灵气，于是最终没有再改葬。太祖曾对中书省大臣说：“我过去在军中曾经缺粮，空着肚子出战，回来得到一顿饭，即使非常粗糙，吃起来也十分香甜。如今位居百姓之上，饮食丰盛精美，但心里从未忘记过去的情形。何况我的百姓住在田野，所从事的生产有限，而供给和需求却很多，怎么会不更加困苦呢？”于是按不同等级减免太平等府的租赋。太祖曾对中书省大臣说：“古人祝颂君主，都寄寓着劝诫的意思。刚才看到群臣进献的笺文，颂扬赞美的话太多，规劝告诫的话却没有，这很不符合古代君臣以诚相告的道理。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不要把浮夸的辞藻当作优美。” 太祖曾命有关官署访求古今书籍，收藏在秘府中，以供阅览。于是对侍臣詹同说：“三皇五帝的书籍没有全部流传于世，所以后世很少知道他们的事迹。汉武帝搜求遗失的书籍，六经才开始出现，唐虞三代的治理才得以显现，对后世功劳很大。我每当在宫中无事时，总要取孔子的话来阅读。比如‘节省费用而爱护百姓，使百姓按照时令劳作’，真是治理国家的良好准则。孔子的话，是万世的老师。” 博士许存仁讲解《尚书?洪范》讲到“休征、咎征的应验”时，太祖说：“天道微妙，难以知晓；人事之间的感应，却容易看见。天与人本是一理，必然会按照同类相互应验。考察过去，君主能够修养德行，七政就运行合乎法度，雨旸按时而至，灾害不发生；不能修养德行，三辰就运行失常，旱涝不合时令，乖异之事接连出现，其应验就像回声一样迅速。如今应当体察这个道理，修治人事，以与天道相合。” 吴元年，上海百姓钱鹤皋作乱，抓住华亭知县冯荣。冯荣不屈服，被囚禁在狱中。等到徐达派指挥葛俊擒获钱鹤皋，冯荣才出狱，立即向葛俊争辩说：“反叛的只是钱鹤皋，其他人都是良民。即使有跟随他的人，也都是被迫胁从的。将军如果一定要动兵，请先杀我。只有城邑而没有百姓，凭什么治理？”葛俊听从了他的话，使很多人得以保全性命。太祖对起居注詹同说：“国史贵在秉笔直书，是非善恶都应当记载。过去唐太宗观看国史，虽然有失史官记事的大体，但仍命令如实记载李建成的事情，这是想把事情公诸天下。我平日言行中可以记载的事情，是非善恶都应当明白直书，不应隐瞒避讳，使后世观看时不失事实真相。”

译前代举行朝贺都使用女乐，我太祖在吴元年开始革除，不再使用。太祖曾对宪臣说：“任用官员不恰当，各项事务就不能治理；使用刑罚不恰当，无辜的人就会受到伤害。这就像拔除杂草，使用镈器不谨慎，必然会伤害好苗；惩治奸邪，判定罪法不恰当，必然会伤害善良之人。所以刑罚不可不慎重。把人置于鞭笞刑讯之下，使他屈服压抑、颠沛困顿，还有什么事不肯承认，什么要求不能答应？古人使用刑罚，是迫不得已，把法律悬示在象魏，使人知道法律而不敢触犯。水火能够焚烧、淹死人，轻慢接近它就必然受伤，远离它就没有危害；水火能够养育人，也能够杀死人。刑罚的根本是使人得到保全，不是为了杀人。如果不查明实情便轻率使用刑罚，受到冤枉的人就会很多。因此‘钦恤’二字，是使用刑罚的根本。” 太祖时期，任命的郡县官都发给路程费用：知府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按知府的五分之三发给；通判、推官按五分之二发给；州同知按府通判、经历的标准发给；州判按府同知的一半发给；县丞、主簿按知县的一半发给；典史十两。把这些写入法令。又赐给文绮、罗、绢、布，以及官员的父母、妻子、儿女，均按等级发给。大概是认为官员初次授职，免不了向别人借贷，或者侵夺百姓财物，所以想让他们奉公守法，不得不先这样供养他们的廉洁。太祖因考核将士，告诫他们说：“你们知道弓的力量吗？弓力只能射到百步，超过百步再增加五步，就不能射入了。所以善于射箭的人，力求在百步以内命中，这样弓就没有折损的忧患。驾驭马匹也是这样，马力能够跑到百里，超过百里再增加十里，马力就疲乏了。所以善于驾驭马匹的人，总是让它的力量有所余而不耗尽，这样马就不会有跌倒受伤的过失。何况在攻战之际，马的功劳占多数；平原旷野之上，奔驰上下，无不随心所欲，战胜敌人、追击败兵、所向无敌，都依靠马力。如果不善于调养，使它的力量疲乏，那么临阵时必然导致战事失败，无法取得成功。”于是下令，将士不得私自乘用战马，也不得用战马装载其他物品，违令者治罪。太祖因长久不下雨而减少膳食、改吃素食，对近臣吴去疾说：“我因为天旱的缘故，率领宫中众人都吃素食，让他们知道民力的艰难。过去宫中所需的蔬菜、腌菜和酱料，都由大官署供给；现在全都由内官制作，担心因此烦扰百姓。” 有个官吏收受赃物，事情败露后投井自尽。太祖听说后，告诫群臣说：“他只知道获利的好处，却不知道获利的害处，只知道贪爱财利，却不知道爱惜自身。人的愚蠢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君子听到义就高兴，见到利就羞耻；小人见到利就高兴，听到义却不改变。因此君子舍弃生命而求取义，小人则舍弃生命去追逐利益，所作所为正好相反。现在这个人死了，也不值得怜悯。”这件事可以作为世上贪污者的警戒。太祖曾召见浙西的投降将领，告诫他们说：“我所任用的将领，大多是濠、泗、汝、颖诸州的人，勤劳节俭，不懂奢侈，不像浙江那样富庶之地的人沉溺于安逸享乐。你们也不是一向富贵的人家出身，一旦成为将领、掌握兵权，就大量占取子女玉帛，任意做出违礼之事。现在应当革除旧习，像我的濠、泗诸将一样，或许可以长久保有爵位。如果一时放纵心意，不顾虑后果，即使暂时得到快乐，很快也会失败丧亡，这哪里算得上真正的富贵呢？” 吴元年七月己丑日，雷击宫门的兽吻，得到一件像斧头形状、质地为石的东西。太祖命令收藏起来。外出时，便让人把它背负在车驾前；临朝听政时，则捧放在几案上，用来敬畏上天的警戒。太祖告诫群臣说：“古代的贤君，常常忧虑如何治理天下；古代的贤臣，也忧虑如何辅佐君主。贤臣忧虑治理君主，君主就常能安宁；贤明的君主忧虑治理天下，天下就常能安定。如今国土日益扩大，百姓日益增多，但我的心从未有一天忘记忧虑。实在是因为长期困苦的百姓还没有完全得到休养，安抚的办法也还没有完全得当。各位卿能和我一同忧虑吗？能够和我一同忧虑，或许就能感通上天的心意，招致和气。如果窃据职位、苟且领取俸禄，对百姓的利弊疾苦完全不加察看，最终祸患败亡随即到来，就无法挽救了。难道能不害怕吗！” 太祖有一天祭祀山川完毕，走出斋舍，回头对世子等人说：“按照人的情性，地位尊贵就一定容易骄傲，生活安逸就会忘记劳苦，所以圣人告诫人不要盈满自得，并谨慎防止懈怠荒废。地位尊贵却不骄傲，生活安逸却知道劳苦，智慧能够周知万物，内心能够体察众人的情感，这才是居于人上者的道路。所以天道向下施济，年岁的收成才能完成；为人之道能够勤勉，德行事业才能显著。历观古往今来，取法于上而使下层得到治理教化的，都由于这个道理。如今国家刚刚安定，百姓才开始得到休息，你们能知道他们的劳苦吗？能够通晓人情，就不会达到骄傲懒惰。如今将士们半夜起身，护送随从来到这里，都还没有吃饭。你可以步行回去，也许能够体会劳苦和安逸，以后不至于骄傲懒惰。” 太祖对台省大臣说：“近代的法令极其烦琐，其弊端越来越严重。如今制定法令正要取其中道，不要沿袭它的弊端。比如元代的条格繁杂冗长，官吏得以借机在条文之间出入作弊，所以它造成的危害难以胜数。再以所谓‘七杀’来说，谋杀、故意杀人、斗殴杀人既然都是死罪，为什么还要这样分别列举？只有误杀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总的说来，与戏杀、过失杀也没有太大区别。如今制定法律正是要纠正旧有弊端，大体不过是简明而严谨。简明，就没有任意出入法条的弊端；严谨，百姓就知道畏惧而不敢轻易触犯。你们要体会这个意思。” 太祖驾临白虎殿，告诫群臣说：“自古忠贤之士大致有三类：辅佐国家、安定邦家，勤勉不懈地谋求治理；从容委婉地劝君主行善，即使君主没有听从，也一定再三进言。君主醒悟并听取任用他们，朝廷就尊贵安定，各项事务都得到治理。至于进用贤能，使民间没有被遗漏的人才；黜退邪佞，处置合乎法度，而人们也不敢怨恨的，这是上等的贤者。还有一种人，广泛学习古人的言论，深知已经发生的事情，内心虽然忠于辅国，但胸中没有随机应变的才干，只知尊崇古代而非议今世，拘泥成法，强迫君主去做难以实行的事情。然而考察他的本心确实忠诚刚直，也可以说是端正之人、正直之士。即使屡次遭受斥责侮辱，他的志向也不懈怠，这也是忠于国家，是中等的贤者。不过，这种人的内心也没有别的意图，只是不懂得通达时势、随机应变罢了。这是下等的贤者。我现在评论这三类人，有见识的人自然会明白。”

译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审理案件应当公平宽恕；不是大逆不道的罪，罪责只应及于本人。先王的政治，罪责不牵连妻子儿女，刑罚不连累后代，这是仁厚到了极点。从今以后，百姓有犯罪的，不要实行连坐。”参政杨宪说：“百姓轻易犯法，那么犯法的人会更加多。”太祖说：“百姓作恶，就像衣服上积了污垢，加以洗涤，就可以恢复洁净；受到污染的百姓，用善道引导，也可以重新变好。用刑罚杀戮来威吓百姓，使他们不敢犯法，这种办法太浅陋了。况且在严刑峻法中求得生存，就像在锅里寻找鱼一样，很难得到活路。凡是采用较轻的刑法，即使不刻意求其生存，自然也会有不死的道路。” 太祖新建的宫殿落成后，命儒士熊鼎把古人行为中可以作为鉴戒的事例编排归类，书写在墙壁之间；又命侍臣把《大学衍义》书写在西庑墙上，说：“前代的宫室大多施加绘画，我用这些内容来供早晚观看阅览，难道不是胜过丹青吗？”国家初建宫殿时，有人说瑞州出产文石，可以雕琢后用来铺地。太祖说：“推崇俭朴还担心养成奢侈习气，喜好华美岂不是过分奢侈吗？你不能用节俭之道侍奉我，反而引导我追求奢侈华丽，这难道是我的心意吗？只是建造宫室，已经觉得役作者劳苦，何况从远处取来文石，能不使百姓受苦吗？”进言的人非常惭愧地退下了。南京新建的宫殿落成。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军士中有很多因战斗而伤残的人，既然不能充任军伍，如今新宫落成，应当设置防卫人员。可以在宫墙外四周的空地多建一些房舍，让残废者居住。白天从事生计，夜间巡逻警戒。再供给粮食来养活他们，也许可以使他们有所供养。” 国家初建时沿袭元朝旧制，都崇尚右方。到吴元年十月，太祖才命令百官礼仪都崇尚左方。把右相国改为左相国，其他官职也照此办理。太祖最初设置御史台，任命汤和等人为左御史大夫等官，告诫他们说：“国家刚刚建立，只有三大府总管天下政务。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都督府掌管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官。朝廷的纪纲，全都系于此处。而御史台纠察的职责，实际上是清正而重要的职位。你们应当想到端正自己来率领下属，以忠诚勤勉侍奉君上。自己不端正，就不能端正别人，所以治理别人的人必须先治理自己，这样别人才能有所仰望。不要只是占据空位，含糊地什么都不表示；不要委靡因循，放纵奸邪、助长恶行；不要借公事谋私利，伤害他人、损害事物。《诗经》说：‘刚强者也不吐弃，柔弱者也不吞食。’这就是大臣应有的气度。” 太祖最初命中书省制定律令，告诫他们说：“制定法律贵在简明恰当，使文辞直截、道理明白，人人容易理解。如果条文头绪繁多，或者一件事有两种说法，可以判轻也可以判重，使奸贪的官吏得以借机作弊，那么本来用来禁止残暴的法律，反而会伤害善良之人，就不是好的法律。务必力求适中，以去除烦琐的弊端。”所以当时制定的刑名条目，都与臣下共同议论斟酌。后来条例日益增加，比附日益烦琐，刑罚轻重上下全凭奸吏之手，已经大大违背了最初立法的本意。太祖派世子、次子前往临濠拜谒陵墓，告诫他们说：“按照人的情性，习惯于宴饮安逸，就必然产生骄傲懒惰。现在让你们到附近的郡县去，游览山川，走过田野。通过道路的险峻平坦，来了解鞍马行走的劳苦；观察小民的生计，来了解衣食的艰难；察看百姓的好恶，来了解风俗的优劣。到了祖宗陵墓所在的地方，要访求当地的老人，询问我起兵渡江时的事情，把它记在心里，以了解我创业的艰难。”于是选择官员辅导他们同行。圜丘刚建成时，太祖出去观看。当时世子随行，太祖便命身边人引导他，走遍农家，观察农民的居处、饮食和器用。回来后，对他说：“你知道农民的劳苦吗？农民辛勤劳作四肢，专心经营五谷，身体不离开田沟，手不放下耒耜，终年勤劳行动，不能休息。他们住的不过是茅屋草榻，穿的不过是练制的衣裳和布衣，吃的不过是菜羹粗饭，而国家的经费都出自他们，所以让你知道这些。凡是居处和服用的一切，都必须想到农民的劳苦，取用要有制度，使用要有节制，使他们不至于饥寒，这才完全符合居于上位者的道路。如果再对他们横征暴敛，百姓就承受不了这种痛苦了。所以作为百姓的统治者，不可以不体察下情。” 太祖指着道路旁的荆楚，对世子说：“古人用这种东西制作朴刑，大概因为它能够去除风气，即使造成伤害也不会过分严重。如果使用其他东西，恐怕会导致损害生命。这是古人用心仁厚的地方，也应当知道。” 太祖曾梦见有人把玉璧放在他的脖颈上，不久脖颈的肉便隐隐隆起，略微疼痛。他怀疑是疾病，用药敷治，却没有效果。后来竟然长成骨头般隆起的形状，十分奇异。大将军徐达等人北征屡次获胜。太祖派人告诫他们说：“听说将军已经攻下齐、鲁诸郡，朝廷内外都在庆贺。只有我认为，获胜而能警戒自己的人可以长久获胜，安定而能保持警惕的人可以长久安定。警戒的人虽然已经获胜，却像刚开始作战一样；警惕的人虽然已经安定，却像行走在险境之中。屡次获胜的军队容易骄傲，长期劳苦的军队容易溃败。能够考虑失败，才可以避免失败；能够谨慎对待成功，才可以真正取得成功。必须把关卡防务安排严密，常常像面临敌人一样，不要因懈怠而给别人以可乘之机。谨慎，谨慎！”按照这段告谕，凡是做将领的都不可不知道。太祖曾对大理寺卿周祯说：“设置律令，是为了使人不犯法。田野百姓哪里能够全部明白律令的含义？有人因不明白而误犯，赦免他就会废弃法律；完全依法处理，又会使百姓受到牵累。你们所制定的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以外，凡是民间施行的事务，都分类编成条目，直接解释其含义，颁发给郡县，使百姓家家户户都明白。”周祯等人于是编成《律令直解》进呈。太祖阅览后高兴地说：“前代施行的《通制条格》，并不是不繁密，只是给官吏玩弄法律提供了方便，而民间很少有人知道它，这等于使天下百姓变成聋子瞎子，让他们不知不觉地犯法。如今我颁行《律令直解》，人人都能通晓，犯法的人自然就少了。” 太祖时期，中书省大臣请求向民间征取布袋来运粮。太祖说：“国家征发差役，不可以苛细；苛细了百姓就无法承受。如今仓库里的布并不缺乏，制作布袋很容易，为什么还要再向百姓征取？” 太祖认为诸子年纪渐长，应当学习勤劳，使他们不至于骄奢懒惰。于是命内侍制作麻鞋，实行步行和骑马相间的做法：凡是出城稍远，就让他们骑马走二成路，步行走一成路。

译徐达攻下山东各郡县后，太祖立即派官员前往安抚整顿。太祖告诫他们说：“百姓是否安定，取决于守令；守令是否贤能，在于才干和德行。有才干，才能应付变故、办成事情；有德行，才能把政事治理好。然而治理的方法也有难易之分。天下无事时，百姓习惯于奢侈放纵，教化治理就困难；等到遭逢丧乱，百姓凋敝困顿，安抚救济就更加困难。元朝之所以导致祸乱，虽然是由于君上丧失了掌握政权的权柄，也因为州郡官吏没有选用适当的人。懦弱的人不能有所建树，流于松弛懈怠；强横的人操之过急，表现为暴虐蛮横，从而造成祸乱的根由。如今新近归附的百姓，盼望治理，就像患病的人盼望良医。医治的方法有攻治和保养：攻治是铲除外邪，保养是扶助元气。如今百姓从丧乱中解脱出来，外邪已经除去了；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生养休息，这就是扶助元气。凡是受命担任守令的人，应当体会我的意思，把安抚百姓放在心上，不要使他们更加困苦。” 太祖将要到南郊举行告祭，告诫百官说：“人应当以一颗诚心面对上帝。哪怕有丝毫不诚，怠慢之心就一定会乘机而入；哪怕片刻不敬，私欲就一定会乘隙而入。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只有诚和敬罢了。人没有不因为上天高远、鬼神幽隐而产生忽视之心的。然而上天虽然高远，所察看的一切却非常近；鬼神虽然幽隐，所降临之处却清楚显著。能够知道天人之理并无二致，那么我们内心的诚敬自然不容有丝毫忽略。如今将举行大祀，百官中负责执事的人，都应当对此谨慎。”他又对李善长说：“奉祀祖先要想到孝道，祭祀神灵要像神灵就在面前一样；诚敬始终不间断，神灵就会降临。假如有所间断，就不是奉祀祖先、思念孝道的道理。” 太祖即位以前，因群臣推戴他的意思，向上帝祷告说：“如果我可以成为百姓的君主，那么在告祭之日，上帝应当亲自降临，天气晴朗、空气清明；如果我不可以，那么到了那天应当出现猛烈的风和异常的天象，使我知道。”此前连续多日下雨下雪，天气阴晴不定；到了正月初一，雪停天晴。过了三天举行省牲礼时，阴云全都散去，阳光明亮。到了行礼的时候，天空开阔清澄，星辰明亮，众人都欢喜愉悦。元朝的诏书开头说“上天眷命”。太祖认为这还没有充分表达谦卑、奉行天命的意思，于是开始改为“奉天承运”，表示人的一切言语行动都奉行上天的意旨而行，不敢自作主张。太祖因而制作太庙祭器，说：“今天不能照搬古代，正如古代也不能照搬今天。礼应当顺应人情，以适合时代为贵，并加以斟酌。近世拘泥古制，使用笾、豆之类来祭祀祖先。活着时既不用这些器物，死后却使用，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制作的祭器、服饰和御用物品，全都按照侍奉活人的礼仪来安排。太祖对侍臣说：“我想到创业的艰难，白天没有空闲吃饭，夜里也不能安稳睡觉。”侍臣回答说：“陛下每天处理万机政务，难免使圣心劳累。” 太祖说：“你们不知道，创业之初，功业非常难以建立；守成之后，事情尤其难办。我怎么敢心怀安逸享乐而忘记艰难呢！” 太祖曾告诫汤和说：“军中的事情，难在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应当先用德行使人服从，只有当对方负隅顽抗、不肯顺从之后，才用威势镇服他。凡是推行恩德，必须先从亲近的人开始，因为亲近的人是远方人的观望对象；显示威势，也必须先从大的方面开始，因为大的方面是小的方面所凭借的。近处的人服从，远处的人就会来归；大者受到震慑，小者就会害怕。”他又说：“如果想使人不违背自己，就应当以信用使他们服从；想使人办成事情，就应当把权力专一地交给他们。没有信用，命令就不会统一；权力不专一，权柄就会有所分散。” 太祖曾设宴款待群臣，对他们说：“我尊居天子之位，想到天下地域广大、百姓众多，而各种政务正十分繁重，常常半夜睡觉也不能安稳，忧虑一直悬在心中。”刘基回答说：“如今四海已经成为一家，陛下应当稍微放宽心中的忧虑。”太祖说：“尧、舜是圣人，处在无为而治的时代，尚且还为此忧虑；何况我的德行比不上唐尧、虞舜，治理也比不上雍熙时期，天下百姓刚刚摆脱创伤残破，难道能不忧虑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为忧；治理一国的人，应当以一国为忧；管理一个家庭的人，应当以一家为忧。再从自身同天下、国家相比来说，一个人的身体很小，行为不谨慎，可能导致跌倒失足；调养不谨慎，可能产生疾病。何况天下、国家这样重大，怎么可以片刻忘记警惕和敬畏呢！” ●卷二 太祖告诫群臣说：“我看史传所记载的历代君臣，有的君主聪明，喜欢听忠诚正直的意见，但臣下却因循沉默、奸邪谄媚，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诚意；也有的臣下不欺骗君主，能够抗颜直谏，但君上昏庸愚昧、骄横暴虐，掩饰过错、拒绝劝谏。臣下不劝谏君主，是不能尽到臣子的职责；君主不接受劝谏，是不能尽到君主的道义。臣下有时虽然不幸，进言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责罚，但即使因此得罪昏君，却对国家和百姓有功。如果君主乐于听取劝谏，臣下又善于进谏，那么政事难道会有治理不好的，天下难道会有不能太平的吗？由此可知，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下相遇，是古今都难有的事情。” 太祖刚即位时，中书省商议仿照元朝旧制设置中书令，想上奏任命太子担任。太祖说：“取法古代，必须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元朝怎么可以作为法则？况且我的儿子年纪还不大，学业还不充足，经历的事情不多，应该尊敬礼待师傅，讲习经书传注，广泛通晓古今，明白并通达时势机宜，何必担任中书令呢？”于是命钟同取来《东宫官制》观看。太祖又说：“我现在设置东宫官，应当选用群臣中功勋、德行兼备而且老成持重的人担任。老成的旧臣，举动往往合乎典章法则；如果有新近进用的贤能之士，也可以选择任用。”于是让李善长等人兼任东宫官，并且告诫他们说：“我对于东宫官属，不另设府僚，而让你们兼任，是因为军务还没有停止。如果我有事出外，必定让太子监国。假如另设府僚，你们留在朝廷内，事情应当向太子启奏；太子有时裁断不明，意见又与各位不合，你们一定会认为是府僚引导了他，嫌疑就会由此产生。”太祖又说：“从前周公教导成王，告诫他要能够整治军务；召公告诫康王，告诫他要整顿六军。这是居安思危，不忘记武备。继承世业的君主，生长在富贵环境中，亲近安逸，往往轻视而不办理军务；一旦有紧急情况，就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两位公所说的话，是不能忘记的。” 太祖对群臣说：“忠臣爱护君主，就会用正直的言论为国效力。爱护君主的人，君主有过错就一定劝谏；劝谏却不恳切，就不是忠臣。为国家效力的人，遇到事情就一定进言；进言却不直率，也不是忠臣。近来我每次发言，百官只是唯唯诺诺罢了，其中难道没有是非得失吗？却没有人直言，即使有不善之处，也无从让我知道。从今以后，应当竭尽忠诚，直言进谏，以纠正我的不足。如果只是唯唯应答，就不是臣子侍奉君主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