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太祖对刘基说：“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想求得使百姓生养休息的办法，应该怎么办？”刘基回答说：“使百姓生养休息的办法，在于宽厚仁慈。”太祖说：“不施行实际的恩惠而笼统地谈宽仁，也没有益处。在我看来，宽仁必须使百姓的财富增加，使百姓的劳力得到休息。不节制用度，百姓的财物就会耗尽；不减少劳役，百姓的劳力就会困乏；不明确施行教化，百姓就不懂礼义；不禁止贪婪暴虐，百姓就无法顺利生活。像这样却说是‘宽仁’，只是徒有其名，百姓并没有受到它的恩泽。” 太祖在东阁召见学士陶安等人，和他们谈论前代兴亡的事情。因而说：“丧乱的根源，在于骄傲放纵。大体来说，处在高位的人容易骄傲，处在安逸享乐环境中的人容易奢侈。骄傲，就听不进善言，也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奢侈，就不能树立正确的道理，行为也不顾及后果。这样的人，没有不灭亡的。” 太祖对宰臣说：“我每当闲居时，就思考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一天敢自我安逸。治理天下就像整理丝线，一根丝线不理顺，许多线头就会纷乱。因此凡是遇到事情，我都一定深思熟虑后再行动，只怕处理不当，造成奸弊，使我的百姓遭殃。因此不敢有片刻安逸。至于刑法，更是我所关心的，但这难道是一个人能够独自治理好的吗？你们都必须用心研究，希望百姓不受冤屈，刑狱清明简省。” 太祖曾告诫胡廷瑞说：“我过去地位卑微时身在军队中，看到将帅统率驾驭没有法度，心里暗自鄙视他们。后来我掌握兵权，所率领的一军全是新近归附的人。有一天驱使他们到野外作战，其中有两人违犯军令，我立即斩杀他们来示众。众人都吓得双腿发抖，没有人敢违背我的节制号令。人只要能够立定志向，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 太祖命令诸将北征，告诫他们说：“你们出兵，不只是为了掠取土地、攻打城池，关键在于平定祸乱，使百姓安居。凡是遇到敌人就作战；但是经过的地方以及到达城下时，不要随意杀人，不要抢夺百姓的财物，不要毁坏百姓的房屋，不要毁坏农具，不要杀耕牛，不要掳掠百姓的子女。民间如果有被遗弃在军营中的孤儿幼童，父母亲属前来请求，就立即把他们归还。这是积阴德的美事，大家要共同做好。” 应天府有拖延审理、超过半年仍未结案的案件。太祖听说后，警惕地说：“京师尚且有积压的案件，各郡县受冤屈的人一定更多。主管官员如果选用得当，按时审决发遣，怎么会有这种事？从今以后，狱囚审讯清楚后，必须依照期限判决发遣，不要使案件拖延积压。” 太祖在奉天门召见群臣，对侍臣说：“人的言论，有忠诚劝谏的，也有谗言谄媚的。忠谏的话，起初似乎难以听入耳中，但非常有益，就像药石能够救治疾病；谗佞的话，起初似乎容易听进去，但它带来的祸患却说不尽。小人制造谗言谄媚时，心机巧诈，逐渐浸润而入。开始时一定先拿一些细小而且确实可信的事情向君主进言，以试探君主的深浅。君主如果相信了他，他以后再进言时，君主就会因为他过去说过的话可信而不再审察，于是谗佞之人便能放纵心意，妨害贤能、危害国家，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自古以来这样的人很多，而昏庸的君主最终都没有觉察，是因为这些话甜美，不违逆耳朵的缘故。只有刚明的君主能够审慎辨别是非，以公论作为取信的依据，不偏听个人的话，才能堵住谗佞之人的嘴。” 太祖曾对御史大夫文原吉说：“近来台臣很久没有进谏了，难道朝廷各项事务都已经尽善尽美，还是因为我不能听取接受，所以你们才默默不言呢？你们以进言为职责，最可贵的是每天都能听到忠言，这对天下和国家有益。如果君主有错误的举动而臣下不进言，是臣下辜负君主；臣下能够直言而君主不采纳，是君主辜负臣下。我常常想到，一个普通士人面对万乘之尊，双方的地位悬殊；平时能够进言，到了当面对答时，有时因为畏惧退缩不能把话全部说出，有时仓促之间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我通常和颜悦色地接受他们，唯恐他们不能把话说尽。至于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也只是略过而不追究。我看到秦、汉以来，末世的君主掩护短处、厌恶劝谏，诛杀忠直之臣，于是人人只求自保，没有人肯进言。过错越积越深，最终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太阳月亮运行，尚且会有日食月食；人的作为，怎么能够没有过错？只要能够改正过错，就可以成就德行。”文原吉回答说：“陛下这样的心意，就是大禹喜欢听取善言、成汤不吝改正过错的心意。对于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完全不加罪责，更能显示出如天地般宽大的气量。”太祖说：“如果事情确有其事而有人进言，就应当更加努力行善；如果事情并无其事而有人进言，就应当更加警惕不要做不善之事。” 只要致力于采纳其中的忠诚之意，又何必追究其中的差错呢？” 太祖命翰林儒臣编修《女戒》，对学士朱升等人说：“治理天下，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以端正家庭为先。端正家庭的办法，开始于谨慎处理夫妇关系。后妃虽然应当成为天下妇女的表率，但不能让她们参与政事。至于嫔嫱之类，不过是供给事务、侍奉梳洗的人员。如果宠爱她们过分，她们就会骄纵放肆、逾越本分，上下失去秩序。观察历代宫廷，政令从内廷发出，很少有不造成祸乱的。内宠迷惑人，超过鸩毒的危害。只有贤明的君主能够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察觉，其他君主没有不被她们迷惑的。你们替我编纂《女戒》以及古代贤妃中可以作为法则的事迹，使后世子孙知道应当遵守和守持什么。” 太祖曾命令制作军士穿的战衣，使衣服里外采用不同颜色，命令军士轮换穿着，以更新军号，称为“鸳鸯战袄”。明朝初年，中书省商议徭役法：每一顷田地出丁夫一人，不满一顷的，就用其他田地补足，称为“均工夫”。太祖说：“百姓的力量有限，徭役却没有穷尽的时候。应当考虑节省他们的力量，不要使他们更加困苦。百姓劳累困乏，怎么能够独自安居？从今以后，凡是兴建工程，确实不得已的，只能暂时借用民力；至于不紧急的事务和浮泛的劳役，应当停止。” 太祖认为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思虑这些事情时，如果警惕戒备有所懈怠，就无法与神明交接。于是命礼官和各位儒臣总集郊社、宗庙、山川等祭祀仪式，以及历代帝王祭祀后出现的感应、祥瑞和灾异中可以作为鉴戒的事例，编成《存心录》进呈。蕲州进献竹席。太祖对省臣说：“古代进贡地方特产，只限于服用、食用和器物用品，所以不会产生追求声色娱乐、因玩物而丧志的过失。竹席固然是有用之物，但并没有得到命令却前来进献。如果接受它，恐怕天下听到风声，都会争着进献奇巧之物，那么劳民伤财就会从这里开始。”于是命令退还竹席。又下令四方，凡不是朝廷所需要的，不得随意进献。” 洪武初年，近臣有人进言说山东过去有银场，可以重新兴办。太祖说：“银场的弊端，我深深知道。对官府有利的地方少，对百姓造成的损害却多。何况如今百姓刚经历凋敝困苦，怎么可以再用这种事情重重劳累民力？从前有人拔除茶树、种植桑树，使百姓得到利益，这件事你难道不知道吗？”进言的人惭愧地退下了。

译太祖曾命人把古代孝行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艰难、起家和征战等事情绘成图画，用来给子孙观看。又对侍臣说：“富贵容易使人骄傲，艰难容易被人忽视，久远的事情容易被人遗忘。后世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只看见富贵，习惯于奢侈，不知道祖宗积累基业的艰难。因此把这些事情展示给他们，使他们早晚观看，希望能够有所警戒。” 太祖曾对侍臣说：“我看到史传记载，汉、唐末世都被宦官败坏腐蚀，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没有一次不为此感到惋惜叹息。这些人在君主身边，每天受到亲近信任，小心谨慎、勤劳尽职，像吕强、张承业这一类人，难道会没有吗？但是开创国家、承继家业时，圣人深切告诫不可任用小人。宦官身在宫禁之中，只可以让他们供应洒扫、听候差遣、传达命令罢了，怎么适宜让他们参与政事、掌握军队？汉、唐的祸乱，虽然可以说是宦官的罪过，也同样是君主宠爱他们造成的。假如宦官不能掌握军队、参与政事，即使想要作乱，难道能够做到吗？” 太祖告诫宋濂说：“自古以来圣明睿智的君主，都知道天下难以长久保全。因此远离声色，摒弃奢侈靡费，以谋求天下安定。因为这样，上天的命意才会眷顾他们，长久而不厌弃。后世才智平常的君主，天下无事时便放纵奢侈的心思和欲望，很少能够善终。至于秦始皇、汉武帝，喜好神仙之术以求长生，耗费精力、劳损心神，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假如把这种心思转用来谋求治理，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在我看来，君主如果能够清净内心、减少欲望，勤于政事，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使百姓安居田里、衣食充足，安乐和美而自己并不知道，这就是神仙。功业流传在史册上，声名留存于后世，这就是长生不死。那些恍惚不实的事情难以凭信，幽冥怪异的说法容易使人迷惑，关键只在于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和崇尚。我早晚勤勉戒惧，谋求天下安定，哪里敢把心思游移到这些事情上呢？”按照太祖这番训谕，足以消除千古以来的疑惑。有两名风宪官在朝廷上互相揭发对方的短处。其中一人的言辞十分流利，另一人的言辞简略而迟缓。太祖说：“道理源自内心，言语从口中发出。内心没有亏缺，言辞说出来就简略；内心有所蒙蔽，言辞就会胜过道理。那两个人中，言辞少的正直，言辞多的有问题。”太祖下诏让廷臣审问他们，言辞少的果然是正直的。太祖留心律令，已经命群臣编定，但仍担心刑罚轻重有失适宜，于是命四名儒臣同刑部官员讲习《唐律》，每天抄写二十条进呈，只选择其中可取的加以施行。遇到轻重不合适的地方，就亲自加以增减修改，务求达到最为恰当。太祖曾亲自下诏给中书省大臣说：“昨天张冲上书谈论时事，他所说的有两件值得采纳：一是说，应令朝廷中的大臣各自陈述朝廷的得失，使皇上有所依据，并能使用他们各自的长处；二是说，应令中书省和各衙门的正官各自陈述得失，每月选用三人的意见。言论贵在简明恰当，应选取那些陈述事情切实直截、不回避忌讳的人，酌情提拔任用，以培养忠诚正直的风气。这些话很值得采纳。听到得失，就能知道利弊；知道利弊，百姓就能蒙受其福；听取忠直之言，正直的人就会增多；正直的人多了，朝廷就会清明。自古以来治理得好的君主，都是遵循这个道理。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灭亡，只是因为不采用这个道理罢了。” 洪武初年，有御史说陶安有隐微的过错。太祖说：“你怎么知道的？”御史回答说：“从道路上的传闻听来的。”太祖说：“御史只听取道路上的传言来毁誉别人，这算尽到职责了吗？种植佳木，必定要除去蝉蠹；培育好苗，必定要铲除稂莠；任用正直之士，必定要杜绝邪恶之人。凡是邪恶之人侍奉君主，必定先用小的诚信取得信任，然后施展大的欺诈。这个人曾经有所陈言，朕没有怀疑而听信了他，所以今天竟说出这种妄言。除去小人应当像扑灭火一样，在火势尚未旺盛时扑灭它，就容易用力；否则，祸害就会越来越大。”于是命令中书省罢黜了这个御史。洪武元年九月，下诏征求贤才。诏书说：“朕想到天下如此广大，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所能治理的，必须得到天下的贤才共同治理。过去因战争扰乱、强行争夺天下，彼此致力于任用贤才、养育百姓的道理，还没有深入讲求。虽然依靠一时的辅佐匡正、平定了大业，然而怀有才能、抱有德行的人，仍有很多隐居在山林岩穴之中，难道是有关官员没有尽力敦促劝勉，或朝廷在礼遇上有所疏忽吗？还是朕浅陋昏昧，不足以招致贤才吗？或者是在位者蒙蔽阻塞，使贤者不能上达吗？不然，贤士大夫年幼时学习，壮年时施行，心里想使君主和百姓达到尧舜的境界，难道会甘心终身埋没吗？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朕愿意与诸位儒者讲明治理国家的道理，启发、滋养朕的心智，以达到最好的治理。岩穴中的士人，如果有能够以贤才辅佐朕、以德行帮助百姓的，有关官员应以礼相请，朕将提拔任用他们。” 洪武初年，有人告发富人谋反，太祖命御史台和刑部审问，结果都不属实。有人说，元代告发谋反而不实的，罪只处杖一百，以此来开通后来告发的道路。太祖说：“奸邪之徒如果不治罪，天下的善人就会有很多被他们诬陷。从今以后，凡是告发谋反而不实的人，一律抵罪，把这规定写入法令。” 司天监进献元主制造的水晶宫刻漏，机关精巧到了极点。里面设置了两个木偶人，能够按照时刻自动敲击钲鼓。太祖对侍臣说：“荒废处理万机政务的时间，却把心思用在这种事情上，这就是所谓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假如把这种心思转用来治理天下，哪里会到了灭亡的地步！”于是命令把它砸碎。太祖任命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谕德等官，并告诫他们说：“冶炼金属、磨治玉石，是为了把它们制成器物；尊敬老师、重视师傅，是为了成就德行。朕命令你们辅导太子，必须先培养他的德性，使他进步到高明的境界。对于帝王之道、礼乐的教化以及古代成败的事迹、民间耕种收获的事情，你们要早晚同他谈论。他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自然不会有邪僻的行为；日积月累，就会受到感化。将来处理政务，自然会合乎正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人分头巡行天下，访求贤能人才。告诫他们说：“上天生育人才，本来是要让他们为世所用。然而人的才性各不相同：明敏锐利的人，资质或许轻浮；敦厚的人，性情或许迂缓；能言善辩的人，行为或许赶不上言语；沉默寡言的人，德行或许有余。你们应当更加精细地鉴别。”又说：“人才不会在世上断绝，朕并不担心天下没有贤人，担心的是识别人很难。所举荐的人不适合任用，祸患就很大。你们要慎重。” 太祖建立大本堂，收集古今图籍放在其中，延请四方名儒来教导太子和诸王，分批轮值夜班，并选拔才俊之士充任伴读。当时常常赐宴赋诗，讨论古今，评论文章，没有一天空闲。

译太祖因礼部上奏制定祭祀礼仪，告诫他们说：“凡是祭祀的礼仪，运载牲畜、献上帛物，交付给神明，费用出自自己的府库，神明一定会享用。即使平民只用陌纸和花瓣香，也都可以感通神明。为什么不因为供品微薄就不享用呢？因为所得之物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至于国家的仓廪府库，本来是百姓的膏血，却拿这些东西制成尊、醪、俎、馔，充满神明的庭院，以求取福祉、谋求自身私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 太祖曾对中书省大臣说：“朕想到将士征战而死的人，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尤其值得怜悯。死者既然已经无法相见，能够看见的只有活着的人，应立即优厚地抚恤他们。凡遇到时节，就预先发给柴薪、粮米、钱物，使死者得到祭祀，活着的人得到供养，那么朕和臣下在一年四时宴饮欢乐时，心里也可以稍稍安定。” 太祖一天退朝后，太子和诸王在旁侍奉。他指着宫中的空地对他们说：“这里并非不能修建亭、馆、台、榭作为游览观赏之处；如今只是让内使种蔬菜，实在是不忍心损伤百姓的财力、劳累百姓的力量罢了。过去商纣大肆修饰宫室，不体恤人民，天下人怨恨他，最终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汉文帝想修建露台，却吝惜百金的费用，当时百姓安定、国家富足。奢侈和节俭不同，国家的治乱也相差悬殊。你们应当记住我的话，常常存有警戒之心。” 有人说，元朝的天下是因为宽松而取得的，也因为宽松而失去。太祖说：“因为宽松而取得天下，这话我听说过；因为宽松而失去天下，这话我却没有听说过。步子迈得太急就会跌倒，弓弦绷得太紧就会断裂，百姓受到逼迫就会发生动乱。处在上位者的道理，正应当采用宽缓。只可以说宽缓能够得到众人，不能说宽缓会导致失去天下。元朝末年君臣沉溺于安逸享乐，逐渐走到灭亡。他们的过失在于放纵松弛，实际上并不是宽缓。大体说来，圣王之道，是宽缓而有制度，不把废弛法度叫作宽缓；简约而有节制，不把怠慢轻忽叫作简约。施行得适度，就没有弊病了。” 太祖曾亲自下敕书告诫中书省大臣说：“中书省是法度的根本，是各部门所承受、遵循的地方，凡是朝廷的命令、政令和教化，都从这里发出。事情如果不恰当，应当直言改正。如果只是一味迎合我的心意、曲意顺从，话一旦说出，再后悔又怎么来得及？《书》说：‘股肱是贤能的人，良臣要有圣德。’从今以后，事情有不恰当的地方，你们就立即把意见说出来，力求使它归于最恰当。不要只是苟且顺从而已。” 太祖对朝廷大臣说：“累积黍粒可以成为一寸，积累善行可以成就德行。所以小的善行可以积成大的善行，小的恶行也必定会发展成大的恶行。”又说：“积累善行就像堆积泥土，长久不停就可以堆成山；积累恶行就像河堤出现裂口，细小而不堵塞，最终必定泛滥到遮天蔽日。你们都是当代的俊杰，与朕共同安抚、救济天下，即使有小的善行，朕也一定记录下来。如果有不善之处，不要吝惜，要赶快改正。人能够改正过错、趋向善行，就像镜子除去污垢，光辉会一天天增加；否则就会终身被蒙蔽，罪恶一天天积累，灾祸和过失也就到来了。难道可以不警戒吗！” 太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用仁义平定天下，虽然缓慢，却能长久；用欺诈和武力夺取天下，虽然容易而且迅速，却会很快灭亡。从周、秦两代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周代的仁厚，可以作为法则；秦代的暴虐，可以作为警戒。” 太祖告诫群臣说：“朕过去在民间时，看见州县官吏大多不体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误事，对于百姓的疾苦都冷漠视之，心里实在对此愤怒。所以如今制定严厉的法禁，只要遇到官吏贪污、侵害我的百姓，就治罪而不宽恕。你们应当体会朕的话。如果守住自己的操守，廉洁而奉公守法，就像人在平坦的道路上行走，可以从容自在；假如贪受贿赂而触犯法令，就像走在荆棘丛中，一步也无法移动，即使能够走出来，身体也不会有一处完整。难道可以不警戒吗！” 太祖命令京卫将士操练武艺。告诫他们说：“凡事都必须预先准备，然后才能成功。先疏通水流，到了旱季就不用担忧；等水已经干涸才去汲水，浇灌焦枯的禾苗也来不及了。你们应当在闲暇的时候操练武艺，不能认为没有事情就可以宴饮安逸。沉溺于宴饮享乐的人，必定走向危险和灭亡；处在安定之中而考虑危险，才可以长久保持安定。” 洪武二年春天，太祖因为长久不下雨，向风、云、雷、雨、岳、镇、海、渎等神设坛告祭，共十八坛。其中五坛由太祖亲自举行礼仪，并撰写祭文进行祷告。祭文大意说：“天地喜爱生养万物，必定不会使下民陷入无所安身的境地。朕不敢烦扰、亵渎天地，只是众神主管下土的百姓和万物，参与辅助天地的造化，希望神明把百姓和万物的疾苦上报给上天后土，祈求赐下应时的风雨，使年成丰收，养育百姓和万物，使各自都能顺遂地生长。朕岂敢不知报答。” 太祖告诫各位将校说：“自古帝王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处在太平时思考动乱。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怎么可以马上就认为已经安定而不加警戒！朕观察你们，智虑大多达不到这一点，只知道享受富贵、寻求娱乐，对于所统领的军士，茫然不知加以简选训练。倘若一旦发生警报，将要用他们做什么？朕过去攻下金华时，住在廉访司，那里有几个负责洒扫的老人，能够说起元代点兵的事情。使者问他们的主将说：‘你有士兵吗？’主将回答：‘有。’使者说：‘在哪里？’主将举起所佩带的囊袋，拿出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名字说：‘全都在这里了。’他们懒散松弛到了这种地步。等到天下发生动乱，便没有可用的士兵。于是集合农夫、驱赶市民充当士兵，甚至连弓都不能拉开、箭也不能射出，只能一个接一个地伸头受戮，妻子儿女也被俘虏。国家的灭亡，实际上就是被这类人断送的。你们难道可以不警戒吗！” 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人讨论学术，说：“求学的道理是，志向不能自满，气量不能狭窄，心意不能自负。志向自满就会盈溢，气量狭窄就会骄傲，心意自负就会浅小。盈溢就会受损，骄傲就会懈怠，浅小就会卑陋。所以圣人的学问以天为准则，贤人的学问以圣人为法则。如果局限于小处，拘泥于凡俗浅近之见，又怎么能够充实、扩大自己的学问呢！” 太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写文章，有的是为了阐明道德，有的是为了通晓当世的事务。像《典》《谟》中的言论，都明白易懂，没有深奥怪异、艰险僻涩的语言。至于诸葛孔明的《出师表》，又何曾刻意雕琢文辞？然而其中的诚意充分流露出来，直到今天仍使人诵读，自然产生忠义激奋之情。近代文士不探究道德的根本，不通晓当世的事务，立意遣辞虽然艰深，实际意义却浅近，即使超过司马相如、扬雄，对实际应用又有什么帮助？从今以后，翰林院撰写文章，只取能够通达道理、明白世务的，不要徒事浮华辞藻。”

译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人教授诸皇子经书，功臣的子弟也令其进入太学。又告诫他们说：“人有了黄金，必定寻找良工来铸造；有了美玉，必定寻找良工来雕琢。至于子弟具有美好的资质，却不寻找明师来教导，难道是爱子弟还不如爱金玉吗？因为老师是用来为学生树立规范、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的，要根据他们的才力，使他们各自得到成就。朕的诸皇子将来有治理天下国家的责任，功臣的子弟将来有担任职务的责任，教育他们的方法，应当以端正内心为根本；内心端正，各种事情就都能治理好。如果教导他们不采用正道，而被各种欲望所侵扰，其危害是说不尽的。你们应当用实际的学问辅助他们，不要只仿效文士死记诵读、讲求辞章罢了。” 洪武二年五月，太祖祭祀方丘回来，来到便殿，对侍臣说：“上天的命令，朕不敢自以为知道。古人有话说‘天命不易’，又说‘天命无常’。把难以保有、变化无常的天命交给骄纵淫逸的庸主，哪里有不失败的？朕常常翻阅史籍，看见前代帝王在祭祀时有时诚敬未能达到极点，必定招致异常的灾异，天命也随之改变。每当想到这里，内心就警惕不安。” 太祖巡幸钟山回来，从独龙冈步行到淳化门，才骑马入内。他对侍臣说：“朕很久没有经过农田，刚才看见耕田的人冒着暑热辛苦地锄草，因而怜悯他们的劳苦，不知不觉步行到了这里。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各种所需都由它出产。他们这样辛勤劳作，负责治理百姓的人也曾怜悯体察他们吗？况且大家同样都是人，身处富贵却不知道贫贱的艰难，古人常常把这当作警戒。穿丝绸衣服，应当想到织女的辛劳；吃粮食，应当想到农夫的苦处。朕正因为这个缘故，不知不觉心中感到悲悯。” 太祖命吏部制定内侍诸司的官制，告诫他们说：“朕看《周礼》所记载的内侍，没有达到一百人。后世竟多到超过数千人，最终成为大患。如今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当制定防微杜渐的办法。古代这类人所掌管的，只限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几件事。如今朕也不过是用他们来预备差遣，并没有另外委以职任。可以斟酌制定制度，不要使人数过多。”又回头对侍臣说：“这类人自古以来，千百人中也难见一两个善良的。如果用他们来充当耳目，耳目就会被蒙蔽；用他们来充当心腹，心腹就会生病。驾驭他们的方法，只应当经常告诫训斥，使他们畏惧法令，不可使他们建立功劳。建立功劳就会骄横放纵；以法令约束他们，他们受到约束，自然就不敢作奸犯科。” 太祖曾告诫皇太子说：“自古帝王把天下当作忧患的，只有创业的君主、中兴的君主以及守成的贤君能够做到。那些平常的君主不把天下当作忧患，反而把天下当作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呢？帝王刚取得国家时，上天必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但他们经历了频繁的忧患之后才得到天下，取得它很艰难，所以忧虑天下也深。至于继承先业的守成之君，如果常存敬畏之心，把祖宗忧虑天下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就能够长久承受天命。假如产生怠慢之心，危亡必定到来，难道不值得畏惧吗！” 太祖认为元末的君主不能严格整治宫闱，以致宫嫔通过女谒与外臣私通，并收受他们的贿赂；有的把金帛施给僧人道士，有的让番僧进入宫中主持摄持受戒，大臣的命妇也往来于宫禁之内，淫乱亵渎、邪僻混乱，礼法荡然无存，最终导致灭亡。于是太祖深切戒备前代的过失，把这些规定写成法典，令后世世代遵守。皇后的尊位，只能管理宫中嫔妃妇女的事情；宫门以外，哪怕极细小的事情也不得干预。此后，从后妃以下直到嫔妃、侍女、使令，大小衣食费用以及金银、钱帛、器用等一切供给，都由尚宫上奏，之后再由内使监官复奏，才能到所属部门领取。如果尚宫没有上奏，却蒙混发给内官监；监官没有复奏，却擅自通知所属部门领取，都处以死罪。有人通过私人书信把消息传到宫外，罪也与此相同。宫嫔以下有病时，即使医生也不得进入宫中，只能根据病情取药。群臣的命妇在庆节、朔日、望日入宫朝见，除此以外无故不得进入宫中。君主也没有召见外命妇的礼制。天子及亲王的后妃、宫嫔等，必须慎重选取良家子弟家的女子来聘娶。告诫不要接受大臣进献的女子，恐怕她们借机作奸，对国家不利。至于外臣请求拜谒寺观、烧香、为星斗祈禳禳告之类的事情，禁令尤其严格。洪武三年五月，下诏设置科举取士。诏书说：“朕听说成周的制度，从诸侯贡士中选取人才，所以贤者都能任职，而百姓也有士君子的品行。因此风气淳厚、习俗美善，国家容易治理，教化也能彰明显著。汉、唐以及宋代通过科举选取士人，各自都有确定的制度。然而只是看重辞章之学，却不求德行和才能完备。前元依照古制设置科举，优厚地对待士人。但是权贵豪强和有势力的官员，常常接纳奔走钻营之人；他们通过攀附、阿谀，动辄窃取官位俸禄，所得的资品官阶，有的还处在贡士之上。那些怀有才学、抱持道义的贤人以与他们并进为耻，甘愿隐居山林而不出仕。风俗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朕统一华夷，正要与百姓共同享受升平之治。朕所担心的是官员不称职而祸害我的百姓，希望得到贤人君子来任用他们。从今年八月开始，特意设置科举，以起用怀才抱道之士，务必要经学明通、品行修洁，博通古今，文采与质朴适度，名声与实际相称。其中被选中的人，朕将亲自在朝廷策问，考察他们的学识，评定高下，然后授予官职。果真有才学出众的人，就给予显著的提拔。使朝廷内外的文官都由科举选任，不是通过科举选取的，不得参与任官。” 那些游荡谋食、奔走钻营的人，自然就会容易改行。啊！设置科举来选取士人，希望一定能够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任用官员只选择贤能之人，或许就可以成就治理国家的道理。告诫你们众人，要体察我的至诚之心。” 太祖因为天下刚刚平定，想要沟通臣下的情实。每天诏令百官全部侍奉在左右，询问民情，咨询访问政治的得失；有时还考问古今典礼制度。太祖曾对各位武臣说：“用兵的原则，应当先巩固根本。根本巩固后再作战，就会多胜少败。什么叫根本？就是内部。内部希望充实，充实了就难以攻破。什么叫充实？就是有所准备。后世不知道致力于此，以至于有时战胜之后，便忘记了武备，往往因此招致失败。有人说天下平定以后，可以停止用兵、废弃武备。却不知道先整治军队，然后才可以停止用兵；讲习武事以后，才可以废止武备。比如晋朝撤除州郡的防备，终于招来了五胡之乱；唐朝撤除中原的防备，最终导致安、史之乱。这就是没有防备的验证。天下没有忧患时，尚且应当时时谨慎，戒备可能发生的忧患，武备怎么可以有一天忘记呢！”

译太祖在东阁，听到学士宋濂等人讲解《有土有人》这一章，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德行是自身的根本。德行深厚，人民就会归附；人民安定，国家就会稳固。所以君主有仁厚的德行，人民就会像投奔父母一样归附他。人心既然归附，有土地、有财富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德行不足以安抚众人，即使有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洪武三年二月，诏告天下：“自古帝王开创基业、建立国家，必定依靠贤能俊才之臣，共同兴办各种政务，使万民安康。因此，殷汤、周武平定天下以后，能够任用俊杰贤能，让他们分别居于各个职位，所以能使恩德光耀天地上下，恩泽流传无穷。如今朕在江左开创基业，统辖万邦，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希望达到长久的至善治理。只是六部政务繁多、责任重大，而在位者还没有完全得到合适的人选，难道是朕任用贤能的方法还不够广泛吗？还是贤能聪慧之士坚守自己的志节，甘愿隐居山林呢？诏令下达之日，有关官员应当尽心寻访，按照礼制遣送他们前来。” 太祖曾对中书省的臣僚说：“如今人们在书信中常常称‘顿首’‘再拜’‘百拜’，都不合礼制。应当把格式定下来：凡是给尊长写信，称‘端肃奉书’；回复时称‘端肃奉复’；给地位相等的人写信，称‘奉书’‘奉复’；上级给下级称‘书’‘寄书’，下级回复称‘书答’；卑幼给尊长称‘家书敬覆’，尊长给卑幼称‘书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太祖因天长久不下雨，穿着素服、脚穿草鞋，徒步出行，前往山川坛。那里铺设草席，他坐在露天。白天暴晒在太阳下，片刻也不移动；夜里睡在地上，衣带也不解开。命皇后和妃嫔亲自生火做饭，吃过去农家的食物。皇太子捧着食盒，进献掺杂着麻、麦、豆、粟的食物。共过了三天才回宫。仍在西庑斋戒住宿，并从内库拿出纱和彩绸一万四千匹赏赐将校，在通常给付之外再给军士发放柴米。命司法官审决案件，又命有关官员访求天下精通儒术、深明治国之道的人。于是下起大雨，四郊都得到充足的雨水滋润。左副将李文忠把俘获的原元朝诸孙送到省府，省臣请求举行献俘礼。太祖说：“古代虽然有献俘的礼仪，周武王讨伐殷朝时，曾经采用过吗？”回答说：“武王当时的事无法知道，唐太宗却曾经举行过。”太祖说：“太宗那是对待王世充。如果遇到隋朝的子孙，恐怕不会举行这种礼仪。元朝虽然是夷狄，但入主中原一百年以内，人口众多，家家生活富足。朕的祖父也曾共享过它的太平。献俘的礼仪，朕不忍心对他们施行。只命他们穿本民族的服装来朝见，朝见完毕再赏赐给他们中国的衣冠。亡国之妃嫔朝见君主，元朝有这种礼仪，也不必仿效。也命她们穿本民族服装，朝见中宫完毕，再赏赐中国服装。” 元朝平定后，百官上表祝贺。太祖询问群臣元朝灭亡和自己兴起的原因，于是说：“元朝末年，君主在上贪图安逸，臣下在下骄横跋扈，国家财政使用不合规，征收赋税一天比一天急迫，水灾旱灾和饥荒连年不断，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争逐，私自占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原本只是想图谋自保。等到兵力日益强盛，便向东向西征讨，削平各地首领，开拓疆土。那时天下已经不再属于元朝了。假如元朝君主能够敬畏天命，不自行放纵安逸；他的臣下各自尽到职责，不敢骄横，那么天下豪杰怎么能够趁机兴起？朕是从群雄手中取得天下，并不是从元朝手中取得天下。如今又俘获了元朝的后裔，如果不是上天降下福佑，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诗经》说：‘商朝的子孙，人数何止亿万；上帝既然已经降下天命，他们便归服于周。’天命如此，怎么能不畏惧呢！” 太祖曾对太子说：“天子的儿子与公卿、士人、庶民的儿子不同。公卿、士人、庶民的儿子，关系到一家兴衰；天子的儿子，关系到天下安危。你承受着主持国家重器的重任，将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公卿、士人、庶民不能修养自身、整治家庭，失败也只涉及一身一家；如果天子不能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他的失败难道只是涉及一身一家吗？将会使宗庙社稷无法保全，天下百姓都遭受灾祸。能不害怕吗？能不警戒吗！” 洪武三年七月，诏令在午门外选择空地修建亭子、树立石碑，把国家政事中可以作为固定制度的事项以及政令中好的内容刻在碑上，著录下来作为法则。这件事最有益处，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废止了。太祖有一天查看内库，感慨地对臣下说：“这些东西都是百姓的力量供给的，积存下来是供天下使用的，我怎么敢把它们据为己有？如果奢侈浪费，任意挥霍，只为满足个人的快乐，耗尽耳目所能享受的乐趣，这就是把天下的积蓄用来供奉一己。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国家没有大事，除了封赏以外，正应当节俭，减少浮泛的开支。” 太祖曾告诫朝廷大臣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必定制定礼制，以确定贵贱，彰明等级威仪。因此汉高祖刚兴起时，就有禁止穿锦绣、绮、毂，手持兵器和乘马的规定。历代都是如此。近世的风俗代代相传，逐渐流于僭越奢侈。乡里的百姓在服饰、饮食、居处方面与公卿没有区别，而奴仆、卑贱的役人往往在乡里肆意奢侈。贵贱没有等级，僭越礼制、败坏法度，这是元朝失政的原因。中书省应当按照房舍、服色等分别等级，明确制定禁令，向朝廷内外颁布，使各人都有所遵守。”于是省部规定，职官从一品到九品，在房舍、车舆、器用、衣服方面各有等级差别。庶民的房屋不得超过三间，不得使用斗拱和彩色装饰；男女衣服都不得使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只能使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使用金、玉、珠、翠，只能使用银；靴子不得裁制花样，也不得用金线装饰。违犯者治罪。礼部尚书陶凯等依据古礼，请求每次进膳都奏乐。太祖说：“古代帝王功德隆盛，治理使百姓安定，上下之间融洽而和谐，即使每天举行一次奏乐，也不算过分。如今天下虽然平定，人民还没有恢复元气，北征的将士还在野外暴露受苦。这正是朕日夜忧劳、无暇自逸的时候，怎么可以忘记将士的劳苦，自己享受安逸快乐呢！” 太祖告诫中书省臣僚说：“过去四方争战，百姓不得善终的很多。中原荒草丛中，遗骸遍布原野，朕对此内心悲痛。应当派人沿着水陆道路巡行，把遗骸全部收集埋葬。” 洪武初年，御史袁凯说：“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在京师的将帅对于君臣之礼，恐怕还没有完全明白。臣希望在都督府延请通晓经学、熟悉古事的人，每逢诸将初一、十五早朝以后，都到都堂听讲经史。这样或许忠君爱国的心和保全自身、保护家族的方法就会日渐自然地产生。”太祖深以为然，于是命省、台延请儒士，在午门轮班值守，给诸将讲说经书。”

译太祖有一天退朝后，看见两名内使穿着湿靴子在雨中行走，责备他们说：“靴子虽然微小，也都是百姓的劳力所制成的。百姓制作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你们为什么不爱惜，竟然这样糟蹋！”命身边的人杖打他们。于是下令百官入朝时遇到雨雪，允许穿雨衣。太祖大宴各位功臣，趁机告诫他们说：“创业的时候，朕和你们各位费尽心力、辛苦劳作，经历了许多艰难。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朕每天处理万机政务，不敢片刻自我放纵。实在是想到天下大业是靠艰难取得的，也一定应当靠艰难守住。你们今天安享爵位，悠闲地享受富贵，不可忘记艰难的时期。人的常情，往往在忧患时谨慎，在安逸时忽略警惕，却不知道忧患正是从安逸开始的。明智的人能够在祸患尚未形成时看清它；昏昧的人直到祸患已经显著，仍然被蒙蔽。事情尚未形成时还可以谋划补救；祸患已经显现，就来不及了。大体说来，人处在富贵之中，欲望不可放纵，欲望放纵就会奢侈；情欲不可放逸，情欲放逸就会淫乱。奢侈淫乱发展到极点，忧患危险就会乘机而来。今天朕和你们宴饮，尽情欢乐，只怕时间久了会忘记当年的艰难，所以特意相互告诫勉励。” 太祖已经大规模封赏功臣，想到天下的大定都是各位将领的功劳。活着的人得到了爵位和赏赐，死去的人却再也看不见了。于是设坛亲自祭祀死者，并抚恤他们的兄弟、子孙，使他们享有死者的俸禄。又设坛祭祀战死的军士，优厚地供养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子女。太祖有一天退朝后，坐在东阁，召见各位武臣，告诫他们说：“你们退朝后的空闲时间，也曾亲近儒生吗？过去在战阵之间，率兵抵御敌人，把勇敢放在首位，把善于战斗看作才能，把取得必胜看作功劳。如今身处闲暇、没有战事，勇力没有施展的地方，应当同儒生讲求古代名将中哪些人在成功立业以后，侍奉君主有道，持身有礼，谦让而不夸耀，能够保全自己的功名；哪些人骄纵淫逸、奢侈暴横、违法乱纪，不能保全始终。要经常以此作为借鉴和警戒，选择其中好的去遵从，这样就可以和古代贤能的将领并列了。” 太祖听说公侯中有人喜好神仙之术，便告诫他们说：“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法，又虚构不死之药来欺骗人。因此前代帝王和大臣多有喜好它的，但最终都没有应验，还有人因服药而丧命。这大概是因为富贵到了极点，只怕一旦身体死亡，就不能长久享受这种快乐，所以一心喜好它。假使这种术法真的可以使人长生，为什么四海之内数百上千年间，竟没有一个人得到这种术法而长久留在世上？如果说神仙混迹于万物之中，不是凡人能够识别的，这就是欺骗世人的话，根本不可信。人如果能够克制愤怒、抑制欲望，以中和之气调养自己，自然可以延年益寿。有善行值得称道，声名流传而不朽，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何必枯坐服药，追求不死？何况这种事万无可能，应当彻底断绝这种念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太祖阅览儒士严礼等人上奏的论述治国之道的书，对侍臣说：“元氏灭亡，是因为把权力委任给权臣，上下之间相互蒙蔽。如今严礼说政事不得越过中书省上奏，这正是元朝的大弊病。君主不能亲自阅览各种政务，所以大臣得以专擅权力、任意妄为。如今正是创业之初，应当使下情能够通达于上，却还想仿效这种做法，可以吗？” 太祖因礼部尚书陶凯请求选任专职人员担任东宫官属、停止兼领职务，便告诫他说：“朕让朝廷中有才望、功勋和德行的人兼任东宫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朕曾经担心朝廷大臣与东宫官属彼此不和，最终形成嫌隙，有人或许因此产生奸谋，离间父子骨肉，那祸患可不小。江充的事情就是明显的鉴戒。朕现在立法，命省、台、都督府的官员兼任东宫赞辅之职，使父子一体、君臣一心，或许可以避免相互构陷的祸患。” ●卷三 太祖因举行享祀太庙的礼仪，对礼部臣僚说：“经书说，鬼神并不固定享用某人的祭祀，只享用能够做到诚敬的祭祀。人在这里谨慎守持内心，却能够在那边感通神明，是由于至诚。然而人的内心持守或放纵并不恒定，有所警戒以后才不会放纵。因此命礼部铸造一个铜人，高一尺五寸，手里拿着简书；凡是朕斋戒的时期，就把它放在朕面前，希望朕的内心有所警醒反省，不敢放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太祖对李善长说：“人的内心，是最难以检点的。朕起兵以后，二十七八岁，正值血气方刚，军士一天比一天多。如果不自我省察，任凭情性行事，谁能够禁止我？因此想到内心是身体的主帅，如果一件事不合道理，那么百件事都会失败，所以朕常常自我检点。这身体和内心好像两个敌人，时时刻刻互相争战。凡是各种事情，都一定追求最恰当的处理，因此号令能够得到执行，开始成就大业。如今每逢祭祀，朕认为应当斋戒、整肃心志，以面对神明。然而这颗心不能不受外物触动，要检束持守它非常困难。大概防止约束身体，使它不妄动，自己还可以做到；若防止约束内心，使它不妄动，却很难做到。” 洪武四年春，严格内城门禁的法令。官员一天轮换一次，士卒三天轮换一次。凡是内官、内使出入，都使用号牌。有携带兵器和夹杂药物的东西到门前的人，按照法律定罪。中书省臣僚说：“宦官的俸禄应当每月发给三石。”太祖说：“内使们的衣食，宫内自有定额。他们得到俸禄，又拿来做什么？每月给一石就够了。” 太祖对省、台臣僚说：“朕的诸位皇子每天都知道致力于学习，必须选择端正谨慎、通晓文学的臣子兼任宫寮的职务，让他们每天与皇子相处，讲说经史，积蓄培养德性，广泛通晓古今，这样或许可以承受继承天下国家的重任。但人与人相处，气质习性容易受到改变。与正直的人相处，就会每天习染正道，如同走在宽阔的大路上，自然不会被偏僻小路迷惑；与邪恶的人相处，就会每天习染邪道，如同沿着弯曲小路行走，走进去便不回头，不知不觉就进入荆棘之中了。” 太祖任命刘真为治书侍御史，告诫他说：“台宪之官，不只是负责纠察，朝廷政事有任何遗漏和缺失，都可以进言。君主每天处理万机，在听取奏报、裁断政事时，怎么能够件件都做到完善？如果臣下迎合心意、顺从旨意，不肯匡正，那么就会留下无穷的祸患。如今提升你为侍御史，位居朝廷之上，应当怀有正直敢谏的风范，作为百官的表率。至于抑制坏人、褒扬好人，使奸邪之人销声匿迹，使善人会聚进用，那么御史的职责也就完全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