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译永乐以来，前来投降的夷人，多分散安置在京畿地区，称为鞑官、鞑舍，供给他们每月的粮食；时间久了，人口逐渐繁衍，性情仍然粗野强悍。成化初年，南京御史郑安说：“朝廷内部不应当藏伏豺狼。万一四方发生警报，他们便会伺机发动。过去晋朝把戎人迁入内地，后来五胡纷纷扰乱；近来曹钦利用鞑军谋反，都是明显的证验。希望把京畿地区的降虏设法处置，有的远迁到边郡，有的分置于外卫；把他们编入军队，按照中国的法律治理；对于原来统领他们的头目，也调到彼此隔开的卫所，不得聚集在一处，以免坐在那里滋生反抗之心。人少就容易控制，势力分散就容易控制，这样或许能够永远遏制他们的反抗之心，使中国最终安宁。”这份奏疏说得很对，但当时有关部门复议时却说，关于迁徙戎人的主张，朝廷过去曾因言官进言而下诏，认为鞑官不必调动，于是此事被搁置了。成化初年，南京给事中王徽的奏疏中有一条关于广开言路的内容，对当时的弊病说得很切中要害。大意是：“皇上下达求言诏令，起初命谏官直言，又允许众人直言，因此正直的言论日益进入朝廷；然而发给有关部门施行的意见，多数因为不利于自己的私利，便借托其他理由，胡乱奏请不予施行。有的即使施行，也只是敷衍了事。进言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都说：‘既然说了也是这样，不如不说。’这就是言路不能畅通的原因。至于奸邪谄佞之徒居于职位，更害怕直言，所以对进言的人百般压制。有时指责他轻薄，有时说他狂妄，有时寻找他的过失，有时幸灾乐祸地等候他出错。凡是提出改革，就说是变乱成法；凡是推荐人才，就说是擅自选官；凡是弹劾别人，就说是排挤陷害大臣。公开的就加以重刑，暗地里就心怀怨恨。言官看到这种情形，都说：‘不但对国家没有好处，实际上还足以给自身招来灾祸。’这就是言路不能畅通的原因。” 王徽又说：“宫禁之内，没有不用宦官的。君主因为信任他们而把国政交给他们，授予他们大权，等到他们败坏国家、扰乱家政后，又用重刑惩治，在朝廷和市集上处死。远的如赵高、李辅国之流，近的如王振、曹吉祥之辈，都是起初宠爱他们，最后却杀掉他们。伏望遵循高皇帝的旧制，今后不许宦官在外面统领军队，也不许购置田产房屋；他们的家人、义男，都命有关部门查清来历，发回原籍服役。也不许文武官员、僧人、道士等与他们私下交往。凡是朝廷的事情，无论内外、政务大小，都由皇上亲自裁断，不让宦官参与谋议。至于在身边侍奉的人，也只选择谨慎厚道者担任。他们所想要的不过是富贵，陛下优厚地赏赐他们，使他们丰足有余，不再有对外求取的念头，那么天下就会受到大治的恩泽，宦官也能享有长久的福祉了。” 祖宗朝时，把国子监的钱粮作为供养贤才之用，按惯例不予查核。天顺己卯年，祭酒刘益被监丞阎禹锡弹劾，说会馔长期废止，而椒盐等物折合的钱钞没有按时发给学生，反而被挪作他用。户部把这件事奏报上去，于是将刘益和典簿徐敬交付狱中审问。徐敬被贬戍边，刘益则从轻发落。从此，国子监的钱粮便开始接受查核了。都御史轩輗性情廉洁耿介。他巡按浙江时，摒弃一切供应，俸禄资财以外什么也不取。早晚只吃蔬菜，穿布袍，接待宾客时从不同时上两种菜；他约束同僚，每三天买一次肉，不过一斤，官吏都害怕他。听到母亲去世的讣告后，第二天就启程，属官中还有人来不及知道。给事中李森的奏疏中有一段关于慎重对待名位爵禄的话，大意是：“名位爵爵，是天下共同的公器。近来却有只凭五件军功便升为侯、伯、都督的；有毫无才德却升任大臣、担负重任的；有因为弹琴、下棋、绘画等技巧而升任文职的；有因为医术、卜筮等技能而升任军职的。爵位俸禄一天比一天轻贱，国家的廪禄支出却一天比一天增加。请规定今后升为侯、伯、都督的人，必须考察他有什么军功；担任大臣、负有重任的人，必须考察他有什么才德。至于各地的方面官，既然是共同推举的，如果有不合适的人，允许科道官据实纠劾，并按重罪治罪。这样，爵位俸禄就会日益受到重视，而廪禄也不会白白耗费了。” 旧制度规定，祭祀帝王陵墓只派一名驸马，而各衙门的官员随行陪同行礼。天顺八年秋季祭陵时，礼部说：“如今裕陵增加到四座，彼此相隔遥远。各官往返奔走，难免疲倦而失去仪节。请派两名驸马，率领陪祀官分别前往各陵行礼。”皇帝听从了，于是成为固定制度。宁远州本来是中国的土地，建国初年隶属于云南布政司。宣德初年，黎利叛乱，朝廷把原有土地给了他，于是宁远州以及广西太平府的禄州也一并被他占据。当时有关部门疏于查察，从此这些地方便陷于夷人之手。天顺八年十月，制定武举法。天下凡是熟悉武艺的人，由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在帅府内考察策略，在教场内试验弓箭和骑术。能够回答策问二道、骑射命中四箭以上、步射命中二箭以上的，官员在原有职务上酌情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授予试任所镇抚；平民授予试任卫经历，每月供给米三石。能够回答策问二道、骑射命中二箭以上、步射命中一箭以上的，官员在原有职务上酌情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授予冠带总旗；平民授予试任卫知事，每月供给米二石。以上人员都送到京营总兵官处，参与谋划方略，并酌情任用为把总、管队，听候调遣。如果确实能够建立功劳，请求命令升迁提拔。祖宗以来，每逢圣节、正旦、冬至，都赐群臣宴席。官职低、俸禄少的人免去赴宴，改赐钞币，称为节钱，使他们的家属也平均得到恩惠。正统以来，掌权的内臣害怕在侍宴时站立，于是停止了宴会。所有人都改为发给钞币，因此形成了惯例。

译南京科道官李钧等人因太监牛玉的事情败露，便进言要求吸取以往的教训，以防止后患。大意是：“防患的方法，并不是要让宦官远离皇上的身边，只是不许宦官参与国政，不许外官与宦官私下交结，不许宦官的弟弟、侄子在外任职办事以及置办产业而已。自古以来，宦官在无事时看似谨慎，一听到国政，便作奸欺诈。比如听说陛下将要任用某人，就一定先把这件事泄露出去，把它说成自己的功劳；听说陛下将要推行某件事，就一定先泄露出去，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人们仰望他们如同仰望月亮，归附他们，威势权力一天天增强，于是宦官的祸患就产生了。所谓不许宦官参与国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宦官早晚都在陛下身边，无耻的大臣很多与他们交结，有的送给他们金银珠宝，有的对他们奴颜婢膝，宦官便认为这些人贤能，早晚称赞他们；对于正直刚正、不肯私下拜访的人，便认为不贤，早晚诬陷诽谤他们。即使陛下天资聪明，受到日积月累的浸染，也难免产生怀疑。受到称赞的人很快升到显要职位，被诽谤的人却长期屈居下僚。怨恨不归于宦官，反而归于朝廷；恩惠不归于朝廷，反而归于宦官。” 贿赂一天天流行，宦官的威势权力一天天增强，于是宦官的祸患就产生了。所谓不许外官与宦官私下交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宦官的弟弟、侄子等人一旦授职任事，便倚仗势力为非作歹，聚集奸邪、滋养恶行；家人有数百人，财货多达万余，田地连接千顷，马匹蓄养千匹。宦官正因为有这样的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体虽然在宫内，心思实际上在宫外，内外相互勾连，祸乱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臣等劝陛下不许宦官的弟弟、侄子在外掌管事务以及置办家产的原因。”奏疏送入后，李钧等被调往外地任职。天顺八年十二月，升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赐给诰命。从此开始，道士请求皇帝施恩授予封号。成化元年正月初一，恰逢立春，百官举行庆贺礼。顺天府官员进献春礼，致辞说：“如今正值年号成化，正旦又逢立春，节气相会，天人交泰。恭敬地祝愿皇帝陛下承受上天之道、纳受福佑，奉行天意而永远昌盛。” 给事中秦崇说：“军队能够取胜在于和协。如今镇守官有好的谋略，巡抚官却有时说它不可行；巡抚官有奇特的功绩，总兵却有时指责它不对。进退行动各不相同，作战和防守意见相异，怎么能够取得成功？”宪宗答道：“每个人各有所长，朝廷之所以兼用文武、内外各方面的大臣来谋划边防事务，正是希望他们彼此资助，对可行与不可行之处相互补益，共同完成国家的事业。假如各自怀有私心嫉妒，袒护自己的短处，阻挠别人的长处，那么离留下边患还能有多远？大体说来，天下的事情，同心就成功、相异就失败的，都如此。告诫他们不要相异而勉励他们同心，难道只是边疆大臣应当如此吗！” 编修丘濬说：“两广的贼寇之所以比以前多，是因为从前的总兵滥杀无辜造成的。这些人本来都是平民，平安无事时缴纳赋税，服劳役，供养军队、奉养官吏，依靠这些来保障自己。一旦外敌进入境内，焚毁他们的房屋，杀害他们的亲属，他们想进城，城门却关闭不接纳；想进山，又遇到贼寇。四面张望都没有依靠，不幸被贼寇俘获，只好暂且跟从他们，以延续片刻的性命。贼寇劫持并虐待他们，行军时让他们背负物资，停息时让他们砍柴做饭，攻城时驱赶他们去承受箭石，败退逃跑时又把他们丢下，留给官军。侥幸没有死，贼寇离开后，仍然照常到官府缴纳赋税、服劳役。当时他们心里自然会想：‘我跟从贼寇，难道是出于本意吗！将来贼寇平定后，我们本来就是良民。’忽然听说大军到来，高兴自己得以重生。大军到达后，真正的贼寇逃入深山，反而将那些不得已跟从贼寇的人诱骗出来，杀掉来冒充功劳。因此，听到这种情况的人都甘心去做贼了。应当酌情宽大赦免他们，允许他们杀贼来赎罪。按语：离间并分散贼寇的党羽，使其势力孤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计策了。” 成化元年二月，巡抚湖广都御史王俭在关于时事的奏疏中提出一条清查僧道的建议，说：“我朝裁减限制佛、道二教，已经明白颁示禁令。如今游手好闲的人冒充僧道，动辄数以万计。请按照法律禁止革除；私自簪发、剃发出家的人，勒令还俗，发回原籍服役。仍须严格禁止官民施舍，以及僧道云游行脚；对藏匿他们的寺观一律治罪。这样，游惰的人就会减少，户口也可以增加。” 反贼赵铎，是四川德阳县人。他兵败后，被千户田仪斩杀，首级传送到京师。好事之徒说他的首级重量约有十八斤。仓大使李添瑀，任官考核期满而不合格。他借来千金，贿赂宦官郭聪。郭聪用亲笔帖嘱托吏部，李添瑀因此得到湖广倚北湖河泊所的职务。事情被发现后，尚书王翱等人承认有罪。皇帝下旨说：“暂且宽免他们；今后有人用帖子请托，就立即奏报，不许隐瞒。” 毛吉，余姚人。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他执法不回避权贵，偶然因未参加朝会，被下到锦衣卫狱中，指挥门达挑选强健士卒把他打得几乎丧命。获释后，他执行法令更加严厉。后来升任佥事，多次擒获大盗，升为副使。他追捕贼人到密岫山，因敌众我寡，奋力作战而死。毛吉出兵时，曾以官府库银四千两作为犒赏，委托余文负责收支，已经用掉三分之一了。余文怜悯毛吉死后家贫，家属没有回去的费用，便打算把剩下的银子秘密交给他的仆人，让仆人带回去。当夜，仆人的妻子忽然坐在正堂中，举止像毛吉一样，环顾左右说：“请夏宪长来！”全家惊恐不安。胡佥事荣急忙前往察看，只见那妇人瞪眼看着他说：“不是他。”不久夏宪长到了，她才起身作揖说道：“我受国家恩惠，不幸死在贼人手中。本来没有什么遗憾，只是余文留下的官银，已经交给了我家。虽然官府没有查考到这件事，但这却使我在地下蒙受污名了，希望赶快把它归还官府。”说完便倒地而死。唉！活着能杀贼，死后也没有遗憾，真是忠臣啊！活着不贪钱，死后也不肯受污，真是廉士啊！成化初年，命令光禄寺：今后一切祭祀、筵宴等项所采买的牲畜，每年不许超过十万；果品不许用来粘贴堆砌。自祖宗以来，凡是被阉割的火者，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或者是俘获的俘虏。景泰以来，京畿附近的百姓害怕躲避差役，妄图求得富贵的人，往往自行入宫，到礼部请求进用。从此以后，成百上千人成群结队地这样做。禁止也不能制止，成为国家的祸害实在太严重了。

译成化年间，广东按察使夏埙说：“两广远在岭南，天生的猺獞不可能全部铲除。如今正值威武不振、抚慰教养方法失当的时候，官府逼迫胁制平民，使他们成为贼党。贼人纠集起来的不过几百人，被胁迫跟从的百姓却不下几千人。贼人进攻时，就驱赶我们的百姓去抵挡箭石；退却时，又杀害我们的百姓来发泄怨怒。这样，受害的总是我们，而得利的总是他们。何况用兵不停，供给费用日益烦多，拿容易动摇的人心来承担无休止的军费。我担心外患还没有消除，内部变乱就要发生了。如果善于进行抚慰安定和招抚收编，使现有的百姓感念恩惠而不动摇，使被胁迫的众人听到消息后都归附，那么贼党自然就会消散了。” 宪宗曾告谕六部大臣说：“上天的职事，要由人来代行；如果事情应当办理，却拖延不及时复奏，就是怠忽上天的职事。这样可以吗？从今以后，各衙门凡是奏请题旨的事项，都要明白复奏并办理，不得拖延耽搁。五日之内不复奏的，由该科弹劾。” 成化初年，礼部说：“近年哈密不定时前来进贡，每次动辄上千上百人，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是贪图宴饮赏赐。朝廷保全小国、怀柔远人的仁德，本来不吝惜这些费用；但是道路上疲于接送，府库也因赏赐而枯竭，应当斟酌事情的实际情况。哈密使臣每年入朝一次，不得超过二百人；癿加恩兰五十人；至于土鲁番，也力把力等每隔三年或五年进贡一次，不得超过十人。请敕令甘肃等处总兵、巡抚等官，严格加以防范；同时敕令哈密王、母等按期来朝。”皇帝听从了。成化初年，大学士李贤说：“荆湘的贼寇虽然已经前往征讨，但当地山林深险阻塞，聚集的流民很多。贼人听说大军南下，一定会劫掠流民，把他们作为党羽助力。流民也害怕官军一概加以剿杀，因而结党跟随贼人以求偷生。这样一来，贼势会更加壮大，就更难以扑灭。应当发布榜文，开导晓谕流民，使他们各自安居务业。有能率领众人擒获贼首，或者斩下贼首来献的，按照军功加倍升赏。其中有被贼人胁迫跟从、后来逃脱前来首告的，免除其罪；有功者一律升赏。”皇帝听从了。成化年间，谕德孔公恂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如今内部政务没有修治，将领老弱，怎么应付变故？北方外虏近来成为边境祸患，兵部张榜晓谕各处，召募壮勇。朝廷养兵已经一百年，才有一点警报，就动辄想要募兵，似乎有向人显示弱势的意思。万一狡黠的外虏窥探到我们的虚实，拥众南下，不知道谁能抵御他们？我看京师以南的德州、临清、东昌、徐州等处，都是扼守要害的道路。除去负责运粮和操练备战以外，守城的不过是疲弱士卒二三百人，有时甚至还有空城。稍有阻滞，粮道就会不通。请在德州到徐州、扬州以及真定、保定等处，征集民壮，分属军政官训练，以防备意外。”诏令把他的奏议交给主管官员办理。成化年间，礼部说：“南京兵部尚书李宾奉敕赈济南京饥民，提议让浙江、福建、江西以及直隶的生员和军民子弟缴纳米粮，送入国子监读书。我私下认为，国子监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朝廷借以达到治理目的的所在。近来因各处缴纳草料、马匹而取得生员资格的事情已经泛滥不堪，如今又实行这个命令，将使天下人把钱财多少当作贤能高下，士人的风气日益趋于卑下浅陋，怎么能指望他们对治理国家有所帮助呢！”宪宗说：“祖宗设立太学，是为了教育贤才；不是通过科举或贡举的人，不得滥行进入。如今李宾等提出建议，想让官民子弟拿出钱粮，既赈济饥民，又补为太学生。古代没有这样的先例。况且天下财赋的来源很多，学校难道是出钱粮的地方吗！礼部的议论是对的，不许实行。” 成化年间，兵部郎中杨琚谈论边防事务，其中一条说：“各边斩杀贼人的官军，遇到生擒或斩首的情况，大多被管队官旗诡称为自己的功劳。也有的人在途中等候，看见有敌虏首级，便用钱强行买来；对方不答应，就凭借人多势众强行夺取。还有人依仗将领的势力，强行夺取别人的功次，算作自己的功劳。也有将领看见部下获得两件功劳，想夺取其中一件来惠及自己的亲近之人。这样的弊端，无法逐一列举。” 成化年间，礼部尚书姚夔上奏：“如今京城街市上有很多衰弱、残废、患病的人，扶着老人、带着幼儿，呻吟悲号，这也足以损害天地间的和气。而四夷使臣看见这种情形，也将加以议论。过去周文王施行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从鳏寡孤独开始。恭请皇上以救济百姓为心，特意敕令巡街御史督促五城兵马司，把道路上的乞丐和残疾人拘来审查：有家可归的，责令其亲属、邻里收留看管；无家可归的，收容到养济院，按照惯例按时发给柴薪和米粮。外地来的，也暂时收容。等天气和暖后，酌量发给路粮，送还原籍。有关官府一体加以存恤，务必使他们各得其所。这也是调养和气的一端。”宪宗认可他的奏议，说：“不论老幼男女，也不论有无家属以及是否外地来的人，都由顺天府尹全部收进养济院，登记姓名，设法供养，不要让他们无所归宿。” 国家优厚对待运军，允许他们携带土产货物来补助日常用度。成化元年，漕运总兵杨茂又上奏免除他们在各关的税收。但如今却严格加以禁止，不许他们顺便携带货物，渐渐失去了祖宗当初的本意。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上奏：“马快船的供应十分艰苦，所运载的官物不过一箱一柜，却动辄使用一条船，还夹带客商，装载私货。船只所到之处骚扰不断，按法理应当加以禁止约束。”礼部复议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凡是运送官物，务必装满一船；每船增加上水夫二十名、下水夫五名，军卫出三分，有司出七分。违犯的人以及应当承办此事的人，都依法治罪。成化元年十一月，皇帝对户部大臣说：“律条已经明文规定，收受税粮时听凭纳户亲自丈量，使用平斛交纳收取。近来收粮的人作弊手段很多，而且每石加收的耗米一尖不过五升；如今军官却愿意明白加收一斗，可见官吏、粮攒等侵害百姓太多。今后收粮一律使用平斛，听凭旗军亲自丈量。每石耗米五升，每二十斛加给一石。粮食落地后剩余的米由旗军自行收取，不许随着斛一起上仓，也不许官吏、粮攒等强行索要囤基财物。还要严格加以禁止约束，若有人仍像从前那样作弊，允许巡仓御史上奏参劾查问。” 都督过兴镇守广西回来，路过祁阳时，因恼怒知县李翰没有按时接待，命令儿子得隆率领部卒把李翰及其儿子钊拖拽、撞击、抢掠，父子二人都死在河下。李翰的妻子向朝廷申诉，查勘后确认属实。当时过兴因病死在途中，过兴的妻子替儿子请求免死，宪宗不答应，命令立即诛杀得隆。

译高州府知府刘海是湖广人。他任高州知府时，正遇广西徭族贼人进入境内。百姓携带家人躲避贼人，刘海一概闭门不接纳。城外尸体堆积数里，狗吃尸体都变得肥壮，刘海于是把狗煮来吃。当时有这样的谣言：“城里人吃狗，城外狗吃人。” 祖宗时期，钞法通行，所以官员用钞票折算俸禄。后来新钞一贯按当时的市价还不值十钱，旧钞才值一二钱，甚至堆积在市场店铺里，路过的人都不看一眼。用十贯钞票折算一石俸禄，这就等于一斗米一钱。小吏俸禄微薄，没有办法养成廉洁之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光禄寺卿蔚能是陕西朝邑人。他虽然出身于吏胥，却尽心办理职务。每逢宴会，他都亲自检查，一定要求丰盛而洁净。他任职光禄寺三十年，从来没有拿一片肉回家；这是尤其值得称道的地方。蔚能曾经率领同僚请求清查送入宫中的供应器皿，皇帝下旨逮捕审问。蔚能对同僚朋友说：“皇上的怒气不可揣测，我已经老了，请让我一个人承担。诸位正将被任用，不要因为我而受到牵累。”后来他独自受到降职处分，被调任南京，退下后没有再说一句怨言。如今的士大夫，平日凭意气相交，等到职位相互倾轧便互相陷害，出了过错相互牵累便互相推诿；和蔚能相比，全都应当感到惭愧。旧例中，凡是中盐，都由户部制定则例，张榜召集商人，不允许直接上奏。成化二年，有富人吕铭等人投靠权势人物，上奏请求中两淮运司存积的盐五万五千引，皇帝下旨允许由他们自行中盐。此时户部不能坚持上奏反对，盐法的败坏从此开始。祖宗时期，河道只命巡盐御史兼管巡察。成化二年冬，才开始命一名御史督察通州以南直到临清以及卫辉一带的河道。成化三年三月，命户部尚书马昂、都御史林聪、给事中潘礼和陈越清查京营军士。赐给他们的敕书说：“朕看京营军士，表面上名册文案充盈；追究实际情况，队伍却很空虚。发放粮饷时，挤满仓库道路；接受赏赐时，充满宫禁道路。等到收集部属，前往边远地区，连续几十天也不能凑足数万人。这大概是总兵等官员放纵他们回家休息、让他们为私人办事、接受贿赂买通使其闲散、把他们派给权贵使用造成的，弊端多得难以一一列举。现在特意命太监怀恩会同你们，把现有军士逐一点验，并且以十五万的实际数目上报。有人隐瞒不报、抗拒不服，立即奏闻逮捕审问，削除官职爵禄。清查之后，还要创立良好的法令，以备征调使用。朝廷劳苦天下百姓来养兵，却让天下的兵力耗损在奸弊之中。军民日益困苦，奸弊日益加深，等到发生战事时，你们只能对着这一切长声叹息罢了。那么，哪里比得上今天不回避怨恨和愤怒，彻底搜查弊端的根源并加以堵塞，以恢复祖宗时期兵制的盛况呢！”按此敕书把京营制度的弊端说得极为详尽，这项清查每三十年进行一次也是可以的。成化初年，四夷馆的译字官生现有名额一百五十四人，而教师马铭又违反规定私自收取子弟一百三十六人，被礼部弹劾。宪宗命礼部会同官员考选，精通者酌情留用，其余送交吏部改任别职。那些子弟都遣送回家，后来如有私自教授学习的，一定治罪不赦。成化三年，国子监助教李伸说，想要让大臣的儿子享受荫补。事情交付朝廷廷议，议论说：“爵位是用来对待贤人的，按道理不能滥授；教育培养的制度，按道义也不能废缺。”于是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各一人，进入国子监读书。成化初年，国子监学录黄明善在《疏陈都掌御寇事宜》中，请求使用毒球施放烟雾，说毒球熏到的地方会使人口眼出血，烟雾所到之处，近在咫尺也无法辨认。近来也有人把这种东西献给巡抚山东都御史宋应昌，说可以用来抵御倭寇，但试验后没有效果。兵部侍郎兼学士商辂说：“从祀的诸位儒者中，有些还没有加封爵位，与他们所获得的章服很不相称。”于是追封董仲舒为广昌伯、宋代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沉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陕西茶马司按照旧制度，每年两次派遣行人巡视。成化三年，巡抚陕西都御史项忠说：“近来权势之家和牟利之徒，往往与守备官相互勾结，私自把茶叶贩运到番地，茶马事务于是败坏。行人的职位低、言语分量轻，很难禁止治理。请依照巡盐的先例，暂时派一名有威望、有才干的御史，前往督办此事。”陕西茶马司派遣御史的差事从此开始。成化年间，礼部说：“学校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地方。孟子反复辨析义与利，实在是担心求学者让利益腐蚀自己的内心。近年以来，学校里的生员听任缴纳马匹、牛、草料、米粮进入国子监，实在不是教育培养的本意。况且前代虽然有缴纳粮食以补授官职的法令，却不用来补授士子。作为士子，如果知道凭借财利就可以获得出身和进身之路，那么就会无处不谋求利益：有的从事买卖，有的放贷取息，有的从官府取利，有的从乡里取利。他们把经书看得像泥土草芥，却只求馈赠贿赂；把仁义丢得像破鞋，却只去积聚财货。士人的内心一旦被腐蚀，士气和士节也会因此丧失；将来任用他们时，怎么能指望他们振兴治理、对国家有所补益呢！从今以后，即使是边事紧急艰难的地方，也不许以缴纳粮食、马匹等名目取得监生、生员的出身。如果再有人以此为例开端，准许该部、六科、十三道加以纠正，用来端正士人的内心，美善教化。” 成化年间，学士商辂陈述时政，其中“扩大储积”一条说：“臣深切看见，各处预备仓储存的米谷本来是用来赈济饥民的；每年官府查验人口数，里老只把中等人户登记上报。那些鳏寡、残废、疾病而无所依靠的人，一概不上报，大概是担心他们没有能力偿还官粮，反而造成官府追讨赔纳的负担。今后各处预备仓，饥民借领米谷，不论丰年、中年还是歉年，都一律收取一分利息。其中属于鳏寡、残废、疾病而无所依靠的人，不必追征。把收取的利息抵补这部分数额，抵补以外如果还有剩余，就作为正数收入仓中。还请命令巡按、分巡等官，严格督促府、州、县正官；收取和发放粮食时，务必亲自提调，严厉革除出纳中的弊端！这样或许官府不会白白耗费，百姓也能得到实际使用。” 宪宗曾对礼部大臣说：“京城内外居民聚集的地方，有很多内外官员等人增修寺观庙宇。礼部要严格加以禁止约束。”尚书姚夔等请求张榜禁止约束，今后不许在原有额数之外增修并请求赐额。违犯者，允许巡街御史、五城兵马司擒拿治罪。同时令顺天府向乡村晓谕，一体遵行。

译成化三年，有个训导叫高瑶，向朝廷上疏，请求给景泰加上庙号。此事交给有关部门议论，左庶子黎淳上疏说：“正统十四年八月，已经册立陛下为皇太子。到了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即皇帝位。臣认为，朝廷既然已经立了皇太子，那么将来登上天子之位的就应当是皇太子。可是又立一位亲王为皇帝，那么所立的太子将要怎么办呢？当时虽然可以说是君主年幼、国家疑惧，四方多有事变；然而周成王时，姬旦确实是有功劳的叔父，为什么不就取代天子之位呢？只是因为君臣之间有确定的名分，所以不敢这样做。如今像高瑶这样说，有两项死罪：一是诬陷先帝不明智，二是使陛下陷于不孝。请追究幕后主使之人。”奏疏呈上后，皇帝说：“景泰已经过去的过失，朕不放在心上，哪里是臣下所应当说的？显然是献媚求宠、希图恩赏，都不必施行。” 成化三年冬天，因为第二年上元节将要张灯，预先命令翰林院词臣撰写诗词。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说：“如今两广还没有安定，四川尚未平静，辽东贼情难以预测，北方虏患尤其应当深切忧虑；江西、湖广大旱数千里，正是日夜忧劳、无暇安食的时候，也是两宫母后共同忧虑天下的日子，哪里适宜张灯取乐呢？至于翰林官以参与谋议为职责，虽然说是供奉文字，然而粗俗无稽的词句，哪里适宜进呈给君上？实在不可以曲意援引宋祁、苏轼所作教坊致语，来招致谄媚轻慢、不敬君上的罪过。”奏疏呈上后，皇上说：“元宵节张灯，儒臣奉诏撰写诗文，历代都有这种做法。自祖宗以来，这项典制一直没有废除。朕如今比照旧例已经减省，只保留大概形式，用来奉事两宫圣母，哪里会妨碍政务、危害百姓呢？章懋等人不通晓典故，妄加言说讥议，难以担任文翰之职。命令杖责他们并调任外地。”于是章懋任临武知县，黄仲昭任湘潭知县，庄昶任桂阳州判官。成化年间，乐舞生李希安凭借累积的官资升任礼部尚书，掌管太常寺事务。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本朝废除中书省、设立六部，是为了分别掌管国家政务，不应让杂流出身的人参与其中。后来又命李希安在经筵侍班，被科道官弹劾。于是得到圣旨说：“设置经筵，是为了讲明道学，关系十分重大。因此侍从官都任用有文学修养的大臣。李希安既不是儒流，可以罢免其经筵侍班。” 成化初年，西域僧人因秘密教法受到宠幸，服饰、饮食和器用都僭越仿效王者。出入时乘坐棕舆，卫卒手执金吾仪仗在前面导引，达官贵人没有谁敢不避让道路。每次被召入大内诵读经咒，所受赏赐极其丰厚，每天由大官供给牲畜、粮食、酒和菜肴竟达两次，享用锦衣玉食的有好几千人。宦官见到他就下跪行拜礼，他坐着接受；所获“法王”等封号，有的竟多达几十个字。成化初年，尚膳监太监潘洪上奏，请求让他的侄子潘贵中缴纳两淮运司的积余盐，户部上奏说这会阻碍并破坏盐法。宪宗说：“朝廷储存积盐税课，是为了等待边疆军需使用，祖宗明明有禁例，即使食禄之家尚且不可以从中取利，何况内臣呢？内臣在内廷供事，凡是他们养生送死所需的一切，朝廷都替他们安排，本来就不必营求私利来增加生计，何况还要损害国家税课来使私家受益呢？不要答应。” 灵山县知县林锦以有才干闻名，升任试任廉州府知府后，更加修治职务，招集流亡百姓，捕捉消灭贼盗。守臣向朝廷推荐他，于是升任广东佥事。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慈懿皇太后去世。礼部说：“孟秋时节举行太庙祭享，正处在哭临期间，请求改到初七日。”命令仍在初一日祭祀。慈懿皇太后去世后，宪宗遵奉皇太后的意思，不想让她与先帝合葬，只打算在裕陵左右另行择地。于是内阁诸臣以及五府、九卿、翰林、科道官接连上章，极力说明这样做不对。奏章呈上后，他们跪伏在文华门前等待，非要得到同意才肯罢休。宪宗全部看过他们的奏章，向皇太后恳切请求，从早晨一直到申时，皇太后才稍微表示同意。于是批示允许合葬，群臣都高呼万岁后退下。成化年间，户科左给事中丘弘说：“近来嘉善公主屡次请求文安等县的闲置土地，西天佛子扎实巴上奏请求静海县的土地以及宛平的佃户。公主是享受俸禄的人家，扎实巴是佛门之徒，然而他们反而违背慈爱之教，以削夺搜刮为事，欲望像深谷一样，必然永无满足。承办的人接受他们的嘱托，完全没有坚持辩驳的言辞；勘察上报的人畏惧他们的权势，都把土地和人口写成空闲之数。追究其原因，都是没有户籍的人暗中借投献之名在其中渔利，以及奸诈狡猾的人投靠其下，借管业之名把财物装入自己囊中的结果。何况土地超过百顷，是百姓百家的产业，怎么可以顺从一个人的好恶而夺取百姓的恒产呢？”奏疏呈上后，下诏说：“田土除已经勘察清楚并赏赐的以外，其余仍须核实后上报。从今以后凡有请求，一概不许，著为定令。” 成化年间，户部议论漕运事宜，其中一段说：“邻近河道南北往来的马快、流船，昼夜不停地起运集结。军夫接送递运，通常以一两千人计算，冒着风雨往来迎送，艰苦万状。而经过的官船，往往夹带私盐和商客货物，供应稍有迟缓，就把官吏高高吊起，痛加鞭打。不仅索要夫役，还同时索取贿赂。追究其原因，都是他们的随从仆役指使所致。应当禁约内外公差官员：船只运载官物时，不许夹带私盐和商客货物；随从仆役的姓名以及上水、下水所用夫役人数，都要在关文中明白写出。若有敢于多索一名夫役、一名军士，或在关卡前分头驱逼索取钱物的，准许巡河御史、按察司官将各人的随从仆役以及随船客商拿来审问；民户编入口外，军人发往边地戍守，盐货没收入官。”

译成化年间，御史刘璧等人说：“吏部选授官员，即使是下级小官，也不过据实奏报，请皇上裁决，从来不敢擅自决定。有时所推荐的不是合适的人，士大夫舆论可以攻击他，台谏官可以进言，朝廷可以治他的罪。历代圣君制定法律，不亲自简选任命，正是因为这个道理。陛下虽然明察万里，果真能够完全知道谁是贤能而可以任用、谁不贤而不可以任用吗？万一所知不能完全周全，就必然要询问一两个近侍大臣；然而怎么能保证他们果真没有接受贿赂、卖人情，而所推荐的人并不是所任用的人呢？在外的人以为这是陛下亲自专主，因而不敢指出其中的过失；那些人自己以为得计，便会攀附作弊，卖官鬻爵，无所不至，那么造成的祸患就大了。况且君上的职责与臣下不同，君上总揽纲要，臣下承担繁琐事务。如果在京四品以上官员都由陛下亲自简选任命，不仅劳烦圣体，岂不是以万乘之尊来办理有司的事务吗？臣私下认为这不是出于陛下本意，必定是有不顾国家体统、偏为自身谋划的人，想借陛下专权来堵塞天下人的议论，窃取朝廷权力来成就一己私利。” 旧制度规定，颁布诏书时都把诏书放在匣子里，用绳子悬挂着，从承天门颁发下去。成化四年秋天，颁布慈懿皇太后尊谥诏书时，办事人员不够谨慎，以致绳子断裂、匣子毁坏。被御史弹劾后，最终还是得到宽宥。人们都称颂圣上的宽宏气度到了这样的程度。成化五年，因为正一嗣教真人张元吉凶暴、贪婪、好淫，有时装满沙子压人致死，有时把人投入深渊，前后总共杀死四十多人，被族人上奏揭发，戴着刑具押送到京城。刑部尚书陆瑜等人上奏说：“张氏的远祖借符箓之术，妄称玄宗，对国家没有补益，对世道没有好处。前代虽间或有封号，却从未有品级。到了本朝，革除了天师的称号，只称真人。如今他的子孙不肖，罪恶深重。张元吉应凌迟处死，他的妻子儿女应流放，他的党羽应绞死或斩首，他的族人应籍没家产并服徭役。还应毁掉他的府第，革除勾管、都目等人，不许再刊印符箓来欺骗迷惑世人。”宪宗命令按照所拟处置张元吉，但免除其妻子儿女的流放。仍然从他的族人中选择一人承袭荫封。当时不能坚持主张彻底断绝其根源，致使他的徒众继续奉行此事，直到今天仍然照旧，实在令人深为惋惜。成化五年，内使杜衡盗窃内府黄金二两、白银二百两。事情败露后，都察院拟定罪名应判死刑，按惯例可以赎罪。宪宗命令立即将他斩首于市。成化年间，都督同知武忠相貌雄伟壮实，善于射箭。他曾出使朝鲜，朝鲜人请求观看军队，于是拿弓箭请他射箭。武忠拉弓时总嫌弓弦太软，便同时张开两张弓，将它们都折断了。恰好有一只大雁从空中飞过，朝鲜人跪下请求他射。武忠接过弓射出一箭，大雁应弦坠落，朝鲜人既畏惧又佩服。都督同知马良是馆陶人。他曾以幼童身份在青宫侍奉宪宗，宪宗非常亲近喜爱他。后来马良的妻子去世，不到几个月他就娶了继室，鼓乐声传入宫禁。宪宗听见后对身边的人说：“马良的妻子去世还不久，为什么就立即续娶？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多么淡薄啊！”从此对马良的宠爱便衰减，不再召见他。圣上如此重视伦理感情。成化年间，兵部认为都督刘玉应当听调出征西部，但他所统领的马军缺少，请求从其他营中选补。宪宗说：“团营军队选补不久，为什么又要选补？不准。若有警报，就命令全营前往。不过这里面一定有懒惰和弊病，命令内外提督以及坐营官都据实回奏。”于是抚宁侯朱永以及刘玉等人引咎自责，上奏弹劾自己。宪宗说：“当初选拔考阅士卒和马匹，委托你们提督训练，正是想使军队精良，以备调遣，为什么竟因循废弛到了这种地步？刘玉等人平时坐营时懒惰，到了临调之时又说军马不足，按法律本来难以宽恕，姑且宽免你们。仍各自谨慎办理自己的事务，以符合委托。数目确实不足，就立即选补，不要造成耽误。” 宪宗因有人自行阉割身体以求入仕，暂且宽免他的罪过，发回原籍当差。不许他投靠王府或权势之家而暗中居住；违犯者判死刑，窝藏他的人家发往边远地方充军。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姚夔说：“旧例规定，选授外官后，立即领取凭证赴任。近来很多人暗中留住京城，揭借财物，置办衣服，娶妻买妾，绕道回家。从今以后，限定五日内到科办理画字、领取凭证；有逾期超过半个月仍不辞朝出城的，送交法司治罪；已经出城又返回暗中居住的，降级使用；违背凭证规定一年以上的，革去官职，成为平民。” 成化年间，禁止在京城九门以及通州等处抽分，内外官员不得违例多收商税。违犯者按重罪治罪，命令都察院张榜公布。●卷十五 成化六年，顺天府尹阎铎因当年饥荒时坐视百姓受苦而不能赈济，被户科弹劾，于是降任衢州府知府。他的府丞以下官员以及巡城御史，也都分别受到处罚。祖宗朝如此急切地关注民间疾苦，如今已经稍微宽松了。太平、芜湖、荆州、沙市、杭州的税课，旧时都没有抽分官。成化七年，工部尚书王复才请求增设三名部属官员，分别前往抽分。竹木折合成银两，用作营缮费用，这一年所得仅一千两。后来任职的人把多收税课当作能干，所得达到一万多两。年年增加，搜刮剥削没有止境。那些只图谋利的大臣造成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祖宗时代最重视封爵，像公、侯、伯等爵位，都要根据功劳议定。大体是把前后累积的功劳计算起来，已经没有其他官职可以酬答，才开始加封爵位，并不像千户、百户、指挥那样可以逐级累进升迁。自从都督同知赵辅征讨两广回来后，大肆收受贿赂馈赠，竟得到封伯；后来太监刘永成的侄子左都督刘聚，也凭微小功劳得到宁晋伯。旧制度不再存在，人们也不再认为获得爵位是困难的事了。大理卿王槩任按察使时，因为表彰特殊功绩而获赐诰命。后来历任副都御史、大理卿，由于品秩相同，不能请求再次颁给诰命。他上疏请求恩典，诏令特许了他。按照旧制度，大臣没有两次获得三品诰命的，有这种情况从王槩开始。北直隶旧时只有一名巡抚。成化八年九月，兵科都给事中梁▯说：“京畿以内八府，疆域广大而遥远，一名巡抚还要兼理边防事务，突然遇到警报，恐怕会耽误军机。请求把河间、保定以南六府，专门交给都御史陈濂巡抚。苏州直到密云一带的边关，以及顺天、水平二府所属地区，另行选择一名重臣专门督理，并兼任巡抚之职。”有关部门复议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任命都御史张纲担任。设置两名巡抚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