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宣宗与侍臣谈论前代官制，说：“裁减官员，是安定百姓的办法。唐尧、虞舜设置的官员只有一百人，夏、商的官员数量增加了一倍；秦、汉以后相比夏、商，官员又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侍臣回答说：“时代不同了。”宣宗说：“唐、虞和夏、商三代，事务简单，百姓淳朴，确实不能相比。唐太宗确定内外官员共七百三十人，距离古代还不远，也足以作为法则。”侍臣回答说：“但必须先由君心清静，事务才能简化；事务简化，官员才能裁减；官员裁减，百姓才能安宁。如果国家事务繁多，政令条文烦杂，小人侥幸进用，领取俸禄而无实际职事的人很多，想让百姓免受烦扰，就困难了。”宣宗说：“这确实是切实的论断。清静心志，是简省事务的根本。” 夏原吉为人有宽宏的气量。他的属吏曾把金织赐衣弄脏，害怕得想逃走，夏原吉说：“弄脏了可以洗，有什么可怕的？”又有属吏损坏了他珍藏的砚石，藏起来不敢来见。夏原吉召来告诉他说：“物品都有损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吝惜。”并安慰他后遣走。宣德五年二月，北京的五府、六部都还没有修建。宣宗认为礼部掌管天地、宗庙、社稷这些重大事务，以及四方万国朝觐会同之事，都在这里办理，于是首先修建礼部，地位和规制仿照南京礼部，并加以宏大壮丽。朝鲜进贡的方物，旧例中有金银龙头盏之类。宣德五年，宣宗才开始敕告朝鲜国王说：“金银不是小国所产之物，从今以后进贡，只须用本地物产表达诚意即可。”朝鲜国王感动而喜悦。宣德五年二月，宣宗前往献陵。他回头对侍臣说：“皇祖曾说，古代帝王的陵寝有的崇尚奢华美丽，有的收藏珍宝玉器，这些都是没有长远考虑的人。我的子孙应当以此为戒，不可重蹈覆辙。这句话朕一直记在心里，从未忘记。如今修建的陵寝，都是皇祖当时规划的，朕不敢有所增加。” 宣宗陪同皇太后前往陵墓，陵墓附近的居民，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在道路上迎接叩拜。皇太后回头对宣宗说：“百姓爱戴君主，是因为君主能够使他们安定。古代帝王保有天下、把福泽留给子孙，使美好的声誉长久流传，千年以后人们仍然仰慕他们，也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安定百姓罢了。国家应当经常减轻徭役和赋税，把存养体恤百姓作为要务，这才差不多是做百姓父母的道理。”于是皇太后经过时察看道路旁的农家，召来其中的老妇，询问她的职业和生活是否安定。那家的妇女、老人和孩子都很欢喜，踊跃回答，质朴得如同一家人一样。皇太后很高兴，赏赐钞票、丝帛、布匹和饮食，他们都欢欣雀跃，感激戴德。百姓有人进献蔬菜、食物和酒浆，皇太后品尝后，举起来给宣宗看，说：“这是农家的食物，应当知道它的滋味。” 宣宗侍奉皇太后，驻跸在陵墓下，召随从官张辅、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入见。皇太后说：“皇帝多次说你们几人辅佐帮助他，费了很多心力。如今国家清平安宁，百姓没有祸患，固然是祖宗留下的福佑，也有你们的力量。”张辅等叩头回答说：“皇上聪明睿智，敬畏上天、效法祖宗，仁爱百姓，才取得安定天下的功绩。这些都源自皇太后的圣德和教诲，我们实在没有丝毫补益。”皇太后说：“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有今天，是由于上承祖宗积累善行而留下的福庆。你们都是先朝的旧臣，从今以后更应当协力同心；这不仅国家会蒙受福泽，祖宗神灵在上明察，也一定会广施福佑，使你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安宁显荣。”于是下令赏赐六人酒食以及白金、彩绮。宣宗从陵墓返回，途中远远看见耕田的人，便带着几名骑兵前去查看，下马从容询问他耕种庄稼的事情。宣宗于是拿过他手中的耒和耜，推了三下土，回头对侍臣说：“朕只推了三下，就已经承受不了劳累，何况经常做这种事呢？人们常说没有比农民更劳苦的，确实如此。”耕田的人起初不知道他是皇帝。后来宦官告诉他，他才惊慌起来，跳跃着行罗拜礼，呼喊万岁。宣宗命令他随行到营地，每人赏赐钞六十锭。宣宗召见蹇义等人，说：“朕昨天拜谒陵墓回来，经过昌平东郊，看见农夫在田里耕作，召来询问他，从而知道民事的艰难和吏治的得失，于是记录他的话写成一篇文章，现在拿给你们看，你们也应当体察记念，不要忘记。”文章说：“庚戌年暮春，我拜谒二陵回来。经过昌平东郊，看见道路旁的农夫俯身耕作，既不抬头张望，也不停下来休息，便召来询问他，说：‘为什么这样勤劳呢？’他跪着回答说：‘勤劳，是我的职责。’我说：‘也有时候可以安逸吗？’他说：‘农夫对于田地，春天就耕种，夏天就除草，秋天庄稼成熟就收获，这三件事都要勤劳。只要有一件不勤劳，农事就不能成功，寒冷和饥饿就会降临，怎么敢懈怠呢？’我说：‘冬天就终于可以安逸了吗？’他说：‘冬天还要为县官服劳役，也是我的职责，不敢懈怠。’我说：‘百姓有四种职业，而你这样终年劳作，为什么不改换职业，去做士人、工匠或商人，或许可以稍微安逸些呢？’他说：‘我的祖父和父亲都以务农为业，一直到我，我不能改换。况且我的乡里没有以士或工为业的人，所以我不了解他们的情形；但有以经商为业的人，也没有谁不勤劳。他们通常都要奔走贩运，近的不出二三百里，远的有时要一个月，近的十天就回来。他们获利丰厚的，收益不过十二三；微薄的，只有十一。也有把本钱和利润全部亏尽的，那就全家失意，忧愁不安。计算他们一年中住在家里的日子，十天里还不到一两天。我以务农为业，如果没有水灾旱灾的忧患，又能够勤劳，年收入丰厚的可以供两年温饱，收入微薄的也可以保证一年不必忧虑。而且早晚都不会失去同父母妻子团聚的机会，所以我不愿意改换职业。’朕听了他的话，赞许并赏赐食物。随后又问：‘你平时所见的，只知道商人的勤劳吗？还是还知道其他事情？’他说：‘我是乡野小民，不能知道远处的事情。曾经亲自为县里服劳役，暗中观察县里的两位官长。其中一人寅时出门、酉时入内，尽心办理民事，一点也不懈怠，只怕百姓失去安身之处；他升迁离任已经很久了，但直到现在百姓仍然思念仰慕他，不能忘记。另一人通常白天出去坐在公堂上，太阳偏西才回去，对百姓的疾苦从不过问，最终因此被贬谪离任；后来曾经回来一次，百姓也把他看得如同路人。这些是我亲眼见到的，其他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朕听了他的话，叹息不已，想到这个小民的话质朴而有道理，大概就是周公所陈述的“无逸”之意。于是厚厚地赏赐他，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宣宗在殿前主持策试士人完毕，返回武英殿。他对翰林院儒臣说：“朕选取士人，不崇尚空洞的文章，而希望得到忠诚正直、敢于直言的人来任用。其中如果有像刘蕡、苏辙这样能够直言抗论的人，才差不多符合朕的期望，朕一定显著地任用他们。”于是作《策士歌》给各位读卷官看。

译宣德年间，有人建议请求设置谏官。宣宗说：“祖宗设置官职有确定的制度，只要朕有过失，就让朝廷内外大小臣僚都可以进谏，而且朕接受它而不认为是冒犯，这样得到的益处难道不是更多吗？”于是对侍臣说：“三代以后的人君中，唐太宗善于接受劝谏，当时的臣子如魏徵、王圭也善于进谏，所以有贞观之治。”宋太祖曾说：‘唐太宗接受别人的谏疏，常常亲自承认过错，不以此为耻；还不如自己不做错事，使别人没有什么可进谏的。’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侍臣回答说：“宋太祖所说的更好。”宣宗说：“宋太祖固然是务求根本的论断，但人的行为怎么可能全都正确？大禹听到善言就行礼，商汤采纳劝谏而不违拒，改正错误毫不吝惜。大禹、商汤尚且能从别人那里采纳善言，何况他们以下的人呢？朕认为做人君的，应当以唐太宗为法。” 宣宗听说内使韦宗盗取官府的铜，制造镀金器物送给外人，于是告谕侍臣说：“洪武、永乐年间，内府贮藏的钱粮，内官、内使丝毫不敢动用。即使是东宫和亲王，也不得取用；想要使用，必须上奏请求。如今内官竟敢这样做，难道可以不治罪吗？”又说：“朕今天使用一个木制水架，工匠给它涂饰彩色，又间隔着贴上金箔。朕厌恶它华丽奢侈，于是命令更换它，小人竟敢擅自仿效！”于是命令司礼监张榜告谕各监局：凡盗取官物以及僭越名分者，事情败露后一律处死；知情而不告发的，罪罚也一样。宣宗听说豹房勇士中有人因为民居宽敞漂亮，想要强行夺来居住，便命令杖打一百，并加戴五百斤重的枷示众，以此警戒众人。又召见六科给事中，告谕说：“这类人敢于轻易犯法，是倚仗宦官替他们说情解脱。从今以后，只要有宦官传达朕的话要释放罪犯，也必须复奏，经复奏后才能执行。” 宣德五年八月初一，按时应当发生日食，但因阴雨看不见。礼部认为这就等同于没有发生日食，请求率领群臣上表庆贺。宣宗敕告群臣说：“古代人君所谨慎的事情，没有比上天的警戒更大的。日食又是上天重大警戒中的一种，只有能够修养德行、施行政令、任用贤能、斥退奸邪，才会在应当发生日食时没有发生。朕以浅薄的德行继承祖宗的大统，政治治理还没有完善，百姓的生活还没有达到安定，上面累及日月星辰，朕恭敬畏惧得非常厉害，难道可以把这件事当作没有发生吗？《左传》不是说过吗：‘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 如今因为阴雨而看不见，难道不是朕昏昧于反省过错所造成的吗？何况太阳光明照耀四方，阴云能够遮蔽的范围有限；京师看不见，四方必定有看见的地方。把这同没有发生日食相比，难道上天可以欺骗吗？朕正打算修养反省，以仰承答复上天的意旨。还要依赖你们群臣匡正朕的不足，你们暂且不要庆贺。” 宣宗与学士杨溥等谈到治理百姓的事情，说：“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取决于各级官员是否贤能，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合适的人全部选出来呢？”杨溥回答说：“严格荐举制度，精心考核官员，就不必担心得不到贤能之人。”宣宗说：“近代有连坐举主的法令。大体而言，才能全面的人很少。有人在这一方面明白，或许在另一方面不明白；有人善于开创，却未必善于坚持；仅凭一句话推荐他，怎么能保证他一生始终如此？所以举荐别人也很困难。大体上，要得到贤才，应当加强教育培养人才的制度；教育培养有正确方法，人才自然会出现。如果只在荐举和考核上责求成效，大概是在千百人中求得十分之一。汉代董仲舒说，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它显出文采。这确实是懂得根本的论断。” 宣德六年三月，尚书胡濙等分条上奏户口事务，其中一项规定：各处军卫和有司，应当经常省察告谕旗甲、里老人等人；除非是持有引文的客商，只要属于外地百姓，就立即报官拘捕审问，发遣回原籍。如果纵容他们而不举报，主管的旗甲、亲邻和里老人，都一并按罪论处。按照这项法令，它与保甲法同时实行，极其可以防止奸邪、平息盗贼。旧例规定，南京各衙门因公事前往北京的人员，全都要自己出资租赁船只。宣德六年，宣宗听说后说：“南北都是京官，而且南京官员的俸禄微薄，办理公事怎么可以自己租船？”于是下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的堂上官，凡因公事前往北京的，一律由驿站供给。宣宗驾临左顺门，拿出亲自撰写的《闵农诗》一章给吏部尚书郭琎看，说：“朕昨天夜里没有睡着，想到农民的艰难。要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关键在于贤能的太守和县令，因此作了这首诗。你一向替朕选择贤能官员，不要让农民受到弊害。”诗说：“农民是国家所重视的，是八政的根本源头。他们辛苦从事耕作，早晚都在忧劳。丰年也仅仅能够供给生活，歉收之年更不必说了。既然没有糠皮谷壳可以充饥，又怎么得到丝绵衣物来保暖？恭敬思考祖宗的法令，周密完备，至今都保存着。无论远近一视同仁，像天地一样覆盖养育。曾听说古代奉公爱民的官吏，都有显著的父母般恩德。只应当谨慎选择官员，或许可以因此安定百姓。” 宣德六年六月，礼部新建完工，赐宴庆贺落成。命公、侯、驸马、伯、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学士、祭酒，以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的掌印官和礼部属官，都参加宴会。宣宗听说刑部关押的囚犯反叛出狱，告谕侍郎施礼等人说：“罪囚被关在狱中，凡是狱具，轻重各有适宜的使用办法。朕曾听太祖皇帝说：‘对仁者施仁，对不仁者不施仁。’强盗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却姑息放纵他们？如今他们逃脱，就像老虎逃出笼子，百姓又要受到伤害了。这是由于堂上官员放纵懈怠，所以下属得以产生弊端。按情理推究、依法论罪，你们也应当获罪；暂且停发俸禄而照常办事，必须等到盗犯捕获后才恢复俸禄。盗犯没有捕获，你们的罪责就不能免除。” 宣德年间，河南百姓说嵩县白泥沟出产银矿，百姓私自熔炼，适合开设官营冶场。于是命主事郭诚前往，与三司官员召集民丁，挖掘土地得到银砂四千多斤。熔炼三十多天，计算使用人工二千七百工，只得到黑铅五十斤、白银二两，所得抵不上费用。宣宗说：“小人进献谋利的言论不可听从，停止这件事。” 宣宗因甘州卫千户姚宁等上奏说曲先一役有许多人冒领功劳、升任官职，未能使人心满意，于是对兵部尚书许廓等说：“升赏的法令，是用来酬报以前的功劳、勉励今后的效力的。如果有功劳的人不能得到赏赐，有才能勇力的人就会愤懑；没有功劳的人却得到赏赐，侥幸求取的念头就会被开启。将来凭什么驱使人们效力？如今姚宁等所说的事情，应当命总兵官重新查勘，务必符合至公原则，不要害怕改正过错。”

译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起初前往广东等地办公，以采办为名，残酷搜刮军民财物。事情败露后，宣宗命将袁琦凌迟处死，将阮巨队等十人斩首。于是宣宗告谕右都御史顾佐等说：“宦官袁琦，因为自幼随侍我，颇能任事，升任太监管事，却敢仗恃恩宠，放纵妄为，欺骗蒙蔽朝廷，假借办公务为名，擅自派遣内官前往各地，凌辱虐待官吏军民，强行索取金银等物，动辄累计达数万，使官民含冤无处申诉，把怨恨归于朝廷。即使是地方大员和执掌风纪的官员，也都畏惧他，不敢上报。鬼神不能容忍，使他的罪行暴露出来，现已将他依法处以极刑。你们都察院要张榜向内外晓谕：凡是先前派出的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擅自建造房屋的，各地官司要查勘清楚；原属官府的归还官府，原属军民的归还军民。内外官民中凡是替内官、内使寄存财物的，允许自首免罪；如果隐瞒不报，事情败露后与犯事者同罪。从今以后，内官、内使出外办事，若敢再像从前那样犯法，命当地官司具奏，以重罪论处。知情而不上奏的，与犯事者同罪。”如果内外军民有人投靠、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挑拨陷害他人的，一律处死。随后又敕令天下各司说：“朕恭敬地继承祖宗的大位，早晚都谨慎恭敬，没有闲暇安逸的时候。实在是因为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军民是祖宗的军民；军民安定，天下才能治理，天下治理好了，才可以仰面不负祖宗托付的重任。自从登基以来，朕一直把安定百姓作为心愿，但内官监太监袁琦随侍日久，肆意施展他的狡猾险恶，欺骗蒙蔽朝廷，假借办理公务为名，含糊奏请派遣内官、内使，在外凌辱官员，残害军民，肆意贪婪残暴，贪赃污秽狼藉，所得金银以千万计，百姓无法安生。各地官司坐视百姓受害，只是心怀恐惧，默默不敢说话。天地不能容忍，鬼神共同愤怒，使他的罪恶暴露，已经命法司张榜公布天下。你们要体察朕怜恤百姓的心意，务必大力安抚治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是君主，为国家使百姓安定的是臣子。你们要努力，一定要使军民都安居于下，不再有叹息、忧愁、怨恨之声，这才差不多尽到了你们的职责，不辜负朕委任的心意。你们要努力。” 旧制规定，进士到各衙门观政时，不签署处理文案。宣德七年，根据都御史顾佐的建议，才开始按照永乐年间的旧例，规定在刑部、都察院审理刑狱的进士，与御史、郎中、主事分别办理事务，以熟悉政务。宣宗听御史陈斌说，贵州所属地区的生苗多次肆意抢掠，请求命总兵萧授前去征讨。宣宗对兵部尚书许廓等说：“蛮人虽然喜欢劫掠，但如果防守严密，怎么能够造成祸患？何至于就兴兵把天地所生的万物全部消灭？虎狼蛇蝎，什么都有，难道能够全部消灭吗？只应当谨慎防备而已。况且他们虽然是蛮夷，也爱生恶死，应当命萧授和贵州三司派人前去抚慰晓谕，使他们改过自新；如果他们不肯悔改，再发兵征讨。” 宣宗因与侍臣谈论君主治理天下的权力，认为任用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最为重要，说：“这两项是天下公有的权柄，君主只是掌管它们罢了。像舜任用十六位贤臣、诛杀四凶，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这是把天下人的好恶当作自己的好恶；齐威王把即墨大夫封赏给万户，而把阿大夫烹杀，齐国因此大治，这是不把左右近臣的好恶当作自己的好恶。所以爵位、赏赐、刑罚都做到至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服从。” 宣德年间，满刺加国派巫宝赤纳前来申诉本国受到暹罗侵扰。礼部说：“各藩国的贡使，按例都有赏赐；如今巫宝赤纳没有贡物，按例没有给赏的规定。”宣宗说：“远方之人从数万里之外来申诉不平，怎么可以不给赏赐？”于是赏赐给他纻丝、袭衣、彩币、表里、绵布，全部按照其他国家贡使的规定办理。旧制规定，御史都骑驴。宣德年间，御史胡智说：“御史担负执掌纲纪的职责，受朝廷耳目之托，纠察弹劾百官，整肃各项政务。如果巡按一方，御史是朝廷派出的官员，地位列在三司官员之上；有时与三司一同办理公务，三司都骑马，唯独御史骑驿站的驴，很有损观瞻。从今以后，请改骑驿马为宜。”宣宗对兵部大臣说：“御史所说也符合大体，就依从他的意见。” 宣宗曾对都御史顾佐说：“佛教本来是教化人向善的。如今僧人多不遵守戒律，不致力于遵循祖师的教法，往往以建造寺院为名，成群抬着佛像，遍游各州郡，把化缘所得的财物全都用在不合礼法的挥霍上。应当重新申明洪武年间的禁令，违反者一定治罪。” 南京国子监的助教等官员，旧制没有配给皂隶供其差使。宣德年间，根据司业陈敬宗的建议，才开始配给皂隶。宣宗因应天府请求选派考官，对礼部尚书胡濙等说：“考官选取士人，只要根据文章看其不违背经书的旨意，就可以选取。然而参加科举的人，都要凭学校和有关官司保举送来；如果此人确实孝悌忠信，又通晓古今，那么通过科举选取他，足以供国家任用。若不修养德行，只是有文辞，最终也没有益处。” 国子监东号房原本是金吾等三卫的草场。宣德年间，因为监生人数众多，特意赐给诸生建造房舍；其中的空地交给国子监种植蔬菜，用来供应会食。宣宗听说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的母亲去世，便问尚书胡濙：“王英的母亲也应当获得赐祭和官府营葬吗？”胡濙回答说：“旧制规定，三品、四品官员的父母去世，曾经受过封赠的，由官府负责营葬。如今王英是四品官，他的母亲曾受过五品封赠。”宣宗说：“儒臣是朕优厚礼遇的人，何况没有这位母亲，就没有这个儿子。应当派官员赐祭。”仍命有关官府办理安葬，但不要作为定例。宣宗因侍臣观看《宋史》，听侍臣说宋朝武备不整，常常流于软弱；当时未必没有将才，如果上面的人留心这件事，一定会有人脱颖而出。宣宗说：“宋朝的君主确实失误在软弱上，将帅即使有才能，也不能施展，必然被小人破坏。大体说来，宋朝灭亡的权柄，在于任用小人的过错。”

译宣德年间，御史朱鉴说：“洪武年间，各府、州、县都设置东西南北四仓，用来储存官粮，多的有一万多石，少的有四五千石。仓库设置老人负责监督，富民负责看守。遇到水灾、旱灾、饥荒，就把粮食借给贫民，百姓受到它的恩惠。如今各地官司把这当作不急迫的事务，仓库废坏松弛，粮食散失而不收，甚至掩为己有，深深辜负了朝廷仁爱百姓的心意。请命令府、州、县修缮仓库，谨慎储存粮食，按时借贷，征收务求落实。仍命布政司、按察司、巡按监察御史巡察，违犯者治罪，绝不宽恕。”宣宗告谕行在户部说：“这是祖宗的良法美意，近来由于守令任用不得其人，才导致废弛。进言的人接连不断，却没有人兴复此事。你们户部难道也没有过错吗？就按照御史所说办理，违犯者由按察司、监察御史弹劾上奏。” 宣宗在闲暇时阅读内库中的书画，得到元代赵孟[原文作“ぽ”]所绘的《豳风图》，于是作了一首长诗，召来翰林院词臣，把诗给他们看，说：“《豳》诗讲述周公陈述后稷、公刘成就王业的原因，以及百姓从事农事的早晚适宜，用来告诫成王，使他知道农事的艰难。世世代代的君主都应当以此为鉴。朕喜爱这幅图，因此作诗，想把它悬挂在便殿的墙上，早晚都能看见，用来警戒自励。你们把诗写在图的右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宣德年间，因为天文生、阴阳生被有关官司一概编入里甲，才开始命令天文生免除二丁，阴阳生免除本人的差役。宣德年间，苏州知府况钟说：“御史与外任官员相见的礼仪，以及迎接诏敕、到学校巡视等事务，都有一定的礼制。近来各地奉公出差的御史，很多人违越礼制；各府知府也有些自顾▯茸、贪婪暴虐，害怕受到御史纠察弹劾，于是接见御史时谄媚奉承、跪拜叩头，甘愿忍受辱骂。有时遇到奉守法令、约束自身、不肯阿谀屈服的人，御史就专门寻找小过失，擅自施展威权，使贤良之人不能安居其位，而奸邪谄佞之人得以苟且保全。恳请加以禁止约束。”宣宗命行在礼部会同翰林院讨论，重新申明相关规定。宣宗曾敕谕吏部说：“治理天下的方法，以任用贤能为最重要；侍奉君主的道理，以推荐贤能为忠诚。朕主持天下，想到所承担的重任，必须得到贤才，共同谋划治理。这件事朕早晚都放在心上，睡觉吃饭也没有忘记。朕曾命三品以上朝臣推荐他们所知的人才，又拿出《招隐》《猗兰》等作品给他们看，希望群臣都明白朕的心意。近来只有一两个廷臣曾经推荐过人才，其余人历时累月连一个人也没有推荐，难道果真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吗？还是如今内外所任用的全都已经得人了吗？难道是掌管选拔官员的人怠慢疏忽吗？朕以真诚之心求贤求治，并不是希望臣下把这件事当作空文来敷衍。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诚信实的人。’何况如今天下这么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呢？你们吏部立即会同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共同商议推举有才干品行的人、有文学才能的人，写明姓名上报，朕将提拔任用他们，不要徇私滥举来敷衍塞责。” 宣德年间，顺天府尹李庸说，所属州县原来有桑树、枣树，近年几乎被砍伐殆尽，请命州县每里选择一名年高有德的老人负责劝导督促，每名丁户各栽桑树、枣树一百株，官府经常查点查看，三年后发给凭证，并登记所种数量多少，以此考察勤惰。宣宗对行在户部大臣说：“桑树、枣树是百姓衣食的谋生之计。洪武年间，曾派官员专门督促种植。如今有关官司全不在意，先前屡次有人进言，已经命令你们重申旧令，至今却没有实际成效。立即发文天下各郡邑，督促百姓栽种；违犯者追究治罪。” 宣宗对侍臣说：“朕曾经走过田野，看到织妇采桑、养蚕、缫丝，织帛要一寸一寸积累，最后才织成一匹，也非常辛苦。”宣宗拿出自己所作的《织妇词》给他们看，说：“朕并不是喜好写词章，只是过去真西山曾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做君主的，应当命儒臣把农夫、织女耕作养蚕的辛劳情状写成歌诗，使人当面诵读；又应当绘成图，悬挂在宫中，颁布给外戚之家，使他们都知道百姓劳作的艰难，以及衣食是从哪里来的。朕就是因此写了这首词。”词说：“从前我曾走过田野，亲眼看见织妇辛劳。春深时蚕结成茧，到了五月蚕丝便可以缫取。缫丝准备织成布帛，两手整理丝线，精心挑选。把丝理出头绪，才能放上织机；在窗下摆弄织杼、抛动梭子织布。螽斯弹动双股，织布仍不停歇；鸡叫三遍，天还未亮就先起身。织机和梭子轧轧作响，一刻也不停息；辛勤劳作多日，布帛才织成。唉，养蚕结茧，未必就像装满瓮盎那样容易。丝线要一寸一寸积累，才织成一丈；先供应公府，其次供应豪门，织布的人在冬天却没有絮衣可穿。那时富贵人家纷纷穿着光彩鲜明的绫罗，使身体华美。哪里知道织妇最为辛苦？只有我独自深思，怜悯你啊。” 旧制规定，前往郊坛都要在百官朝见之后才出发。到宣宗八年春祭时，前一天宣宗告谕礼官：“明天早晨早点出发，不临朝视事。”到了南郊，亲自前往神厨，把各种祭品逐一查看。又召来太常寺官员，告谕说：“祭品固然应当精美洁净，主持祭祀的官员也都应以虔诚为根本。应当秉持敬慎清正的态度，率领各位执事人员，丝毫不能怠慢，这样或许才能使神明有享用祭品的条件。” 宣德八年春祭社稷时，请求配享的神位；太常寺进呈的祝版却误写了月日。宣宗看见后，催促命人改写。又召来太常卿姚友直等，责备他们说：“一年之中两次祭祀社稷，却在祖宗面前如此怠慢，这难道是小过错吗？你们都任职多年，正是官员在任职有成之后产生懈怠。从今以后应当经常加以敬慎。宗庙以能够举行祭祀为荣耀；如果再犯以前的过失，按道理不能再宽恕。” 宣宗听说各监局的小内使多被僧人迷惑，有的长期吃素，也有的暗中逃跑，削发做了和尚，于是召来各监局的长官，告谕说：“人立身处世自有常道，做臣子一定要忠诚，做儿子一定要孝顺；忠孝之人自然会得到福报，何必一定要吃素诵经才有福呢？佛只是教人存善心，所说的天堂、地狱也只在人的心中。心中存有善念，就是天堂；心中生起恶念，就是地狱。所以经书说，即心就是佛。从今以后你们要警戒，只要存心向善就是修行；敢有逃跑去做和尚的，一律处死，绝不宽赦。”

译宣德年间，广东按察司佥事曾鼎上奏：“僧、道两家各自奉行自己的教义，既然已经出家，就应当离开世俗。如今广东、浙江、江西等地寺观的田地，很多在邻近州县，田亩动辄以千计，称为寄庄。这些田地只缴纳秋粮，此外没有其他科差，却收养军民子弟作为行童，还藏匿逃军、逃民，代为耕种。男女混杂，与世俗居住没有区别。又有人把荒废寺观的土地报作寄庄，收取租税据为己有。当地贫民没有田地可耕，还大多要承担差役；而僧、道却富足安逸，坐享其食。请敕令礼部会同议处，查勘僧、道寄庄的田地以及废弃寺观的田地。凡有人耕种的，登记报告佃户的户籍；田亩多的，就均分给当地没有田地的百姓，以供其缴纳徭役和赋税。对于私自设置庄田、隐匿逃军逃民、男女混杂居住的，命当地法司严加捕拿治罪。” 宣宗对少傅杨士奇等说：“朕昨天命你们选拔庶吉士，使他们进学，因此想到贤才必定要靠国家教育培养才能成就；教育没有预先做好，怎么能得到他们来任用？朕于是作诗说明心意，你应当把朕的意思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自我勉励。”诗说：“国家任用贤良，难道只是务求精心选择？贤良人才的产生，也要靠培养造就。虞舜朝廷教育元士，周家重视俊秀之士的学校。皇祖选拔贤能科士，教育培养给予深厚恩泽。二十八人被任用后，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朕心中急切地广求人才，早晚都不敢安坐。这一科共有一百人，其中难道没有卓越见识的人吗？于是选拔俊秀有才之士，将用来继承前代。让他们在翰林院从容学习，研究古代典籍；撰写文章务求淳厚，勉励操行一定端正刚直。所希望的是将来登朝任用，既施恩于万物，又辅佐德政。努力吧，以符合我的期望；奋发立志，不要自行限制自己。” 宣德年间，湖广荆门州判官陈襄说：“各地近来有懒惰的百姓，不顾奉养父母，胡乱信从异端，私自剃发，并贿赂僧司求取度牒。以游方化缘为名，遍历市井乡村，引诱迷惑愚昧的男女，没有什么坏事不做。他们所到之处，官司因为把他们当作僧人，便不加盘问，使奸人得以肆意妄为。请敕令天下有关官司、关隘津渡，遇到剃发的人，就逮捕送回原籍，依法治罪。确实是僧人的，只许居住在本地，不许出境，这样或许可以革除奸弊。”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文武官员的俸禄，每石旧例折合钞二十五贯。宣德九年春，掌管户部事务的礼部尚书胡濙议定，想把每石减作十贯。少师蹇义说：“仁宗皇帝在东宫任职很久，深知官员折支俸禄微薄，所以即位后特意增加数倍，这是仁政，怎么可以违背呢？”胡濙于是改减为十五贯。从此以后，俸禄不足的小官多了。宣德八年八月，礼部尚书胡濙说：“景星出现在西北方的天门，据考察占书，这是天子极其孝顺、任用贤能、海内欢悦、制作符合天意、法令清明的征兆。如今看见这种祥瑞，实在是皇上的圣德和天下太平的应验，请允许我和文武群臣上表庆贺。”宣宗不准许。于是敕谕群臣说：“古人说过，时令调和、年成丰收才是最大的祥瑞。如今阴阳不调，水旱成灾，四方报告饥荒，多得数不清。朕每每想到上天和祖宗托付的重任，内心便惭愧，早晚都诚恳地敬畏忧惧。星象的祥瑞，怎么能救济百姓的饥饿，却想要上表庆贺呢？圣贤的心，只尊重德行，常常敬畏上天来衡量自己，不因祥瑞而自我夸耀。你们文武群臣，应当早晚同心同德，辅佐朕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是根本，主管军队事务的以武备为重，掌管刑法的以公平宽恕为要。恭敬谨慎地实行，不要懈怠，不要松弛，这样或许可以在下安慰四海百姓热切的期望，在上报答天地宗庙的托付，而我们君臣也能共同享有无穷的美好。要恭敬遵行，停止庆贺。” 翰林院待诏邹循应当接受敕命，申述说他的父亲邹缉先以侍讲身份侍奉太宗皇帝，又以中允身份在仁宗皇帝任东宫时侍奉，历经二十多年，升任左庶子，死时却没能在生前获得诰命；臣的品秩低，按例不应获得封赠，恳请特别怜悯赐给。宣宗说：“皇祖出征北方鞑虏时，命朕留守北京，当时邹缉常在左右，他所说的话都正直，大概是位良臣。”于是命吏部特别赐给邹缉及其妻诰命，不作为定例。宣宗朝结束时，他拿出《思贤》诗给群臣看，说：“我继承并守护祖宗的大位，早晚都战战兢兢，思考治理天下的道理，必定要有贤臣共同辅佐。虽然屡次下诏求贤，但我恭敬沉默地思考此事仍未停止，于是作诗来表明我的志向。”诗说：“上天的命令光明显赫，把天下万方交付给我。因此我承受这份使命，早晚不得闲暇。光大上天的功业，责任在我；也只有寻求贤才，才能求得实现治理的办法。尧、舜是大圣人，还要向臣邻咨询；商汤、周武王要实现大治，也广泛寻求贤人。后稷、契、皋陶、夔、周公、召公、伊尹、傅说，同心同德，用来匡正、辅佐君王。正因为有这样的匡正辅佐，各种官职都能确实得到治理。治理的成效盛大，达到了和谐安乐的境地。我的心思悠长，始终不能忘怀。只希望得到贤才，来辅佐我治理天下；反复恳切地发布求贤之言，准备少量束帛作为礼物，命令使者出行，遍访山林乡野。希望能够得到许多人才，如同拔起茅草而连带出茹草。奋发建立功劳，辅佐我成就王道。上天明明昭昭，高山降下神灵；诚实地生出贤明哲人，很快就传扬显赫的声名。他们启发我、充实我，引导我继承先王的德行；发扬他们光明正大的德性，使之长久不衰。” 宣宗因而与侍臣谈论晋朝的事情，说：“古代先王维持天下，以礼教为根本。两晋的风俗淫邪偏僻，士人的习气浮华浅薄，先王的礼乐教化从此荡然无存，这难道是能够长久安定的办法吗？” 朱仲安是萧山人，任御史时廉洁持重，处理每件事都一定顾全大局。仁宗有意提拔任用他，一天回头对侍臣说：“朱仲安是现今御史中的杰出人物。” 宣宗曾告诫右都御史熊槩说：“朝廷优待抚恤军士，供给他们衣食，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安置。近来听说官员、旗校、吏胥等人，任意向军士索取财物，设置许多名目，搜刮他们的月粮，克扣冬衣中的绵花。还有都指挥、指挥假借公事，四处索取财物，再把军粮、布匹、绵花换成金银馈送，因此军士的衣食得不到充分供给，很多人以致逃亡。朝廷任用他们来抚慰安置军士，他们却更加肆意刻削，使皇恩不能下达，实情也不能上通。若立即按法律处死他们，又成了没有教导就杀人。你们都察院立即张榜禁止告诫，仍命巡按御史和按察司巡视察访；有再犯的处死，家属发往边地戍守。”

译宣德末年，刑科给事中年富分条陈述时政，其中一条说：“国家值得忧虑的事情，戎狄问题最为严重。自永乐以来，招纳归附的异族人，以官爵笼络他们，让他们杂居在京城，白白耗费国家财用。养成祸乱、招致危害，必定是由此造成的。请下令给大臣们，逐一考察明确的事实，参照酌定已有的制度，全部把他们遣返回故土。这样既可安慰他们思念故土的心，也可解除我们的内部祸患。” 年富又说：“近些年，军民之家逃避赋税和徭役，明明白白地充当僧人、道士，累计以万计。他们既不织布，也不耕种，却坐享温饱；有的还把妻妾带进寺院，把子孙养在道观，败坏伦理、伤害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下令礼部，让各地寺观中尚未正式受度的僧道全部遣返回归本业；对于隐瞒户籍、侵占民业的，逮捕审问，勒令还俗。” 宣德十年，敕令告谕都察院：“朝廷设置风宪，是为了重视耳目监察的职责，严格履行维持纲纪的任务。凡是政事的得失、军民的安危，都应当进言；纠察检举邪恶，申理冤屈，也都是应当办理的事务。与一般官员相比，他们所承担的关系十分重大。近年以来，任用的人没有完全合适。有的道理不明，操守不能树立；有的不了解法律，不熟悉公文行移；有的逞能卖弄小才，以此扩张自己的威势和权力；有的搜罗细小过错，用来陷害善良之人。甚至有人借助职权地位，贪图贿赂，以致是非颠倒，冤屈无法申诉，风纪之道于是废弛。今后监察御史有贪赃滥权以及失职的，命都御史和各道御史检举弹劾，罢免退职。按察司官员有贪赃滥权以及不称职的，命按察使和同僚检举弹劾，罢免退职。仍命吏部今后不得把初次任官的人铨选任命为风宪官。凡监察御史有缺额，命都察院堂上官和各道官员保举，务必详细列明实际表现上奏；吏部审查确实无误后，再上奏任命。此后如果被举荐的人犯有贪赃滥权或不称职的罪，举荐者同罪。” 给事中年富说：“江南的小民租种富人的田地，每年缴纳田租。如今诏令免除灾害造成的损失，所减免的税粮却只涉及富室，而小民照旧缴纳田租。请下令受灾地区，富人的田租也按惯例减免。”他又说：“各地发生饥荒，官府没有现成粮食赈济，偶尔有大户存粮有余，却往往闭门不卖、抬高价格，谋求厚利。有关官府完全没有救济的办法。请下令从今以后遇到荒歉，为贫民立下凭券，向富人借贷粮食，分给贫民；同时免除富人的杂役作为利息，等到年成丰收后偿还本金。”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卷十一 英宗刚即位，便下令削减各种多余费用。于是礼部尚书胡濙等人议定：钦天监的历日五十万九千七百余本，削减为十一万九千五百余本；太医院的药材九万八千一百余斤，削减为五万五千四百余斤；光禄寺的糖、蜜、果品，在旧数基础上减去三分之二；另行增造的腌腊鸡、鹅、猪、羊二万七千只，子鹅二千只，酥油四千斤，全部革除。厨役六干四百余名，挑选出年老有病的，全部放回。湖广、江西等地进献的新茶茶芽七千五百余斤，削减为四千斤。英宗刚即位，敕令工部说：“洪武、永乐年间，各地府县每年进贡彩缎，工部检验合格后才送入内库，而且没有行贿请托和包揽承办的弊端，所以都精致鲜明，足以称为朝廷赏赐之物，也没有白白耗费百姓的财力。近年以来，只见浪费百姓财物，而彩缎多不能使用，这都是有关官府和工匠串通，侵吞盗窃、调换货物造成的。并且听任他人包揽解送，到了京城，有关部门、内库的官吏等又借机索取贿赂；一旦得到利益，就不再辨别好坏，全部送入内库。这是多年积累的弊病。现在特别命司礼监取出洪武、永乐年间的紵丝、纱、罗、绫、绢等物，交给你们工部以及各布政司、府、县，务必以它们为样式制作。所造物品起运送到京城时，命监察御史会同你们工部官员辨别检验，仍委派司礼监官员参与察看。胆敢漫不经心、不知悔改，仍重蹈前面弊病的，一律从重治罪，不予宽宥。” 宣德十年十一月初一，本应进呈正统元年的《大统历》，因为这一天发生日食，改在十二月初一进呈。正统初年，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说：“国家每年所需的粮食储备数量很大，全都依赖江南供给，军民转运粮食，劳苦不堪。何况河道难以通行，稍有阻塞，粮饷就会不足，实在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在京城的官军人数很多，除去操练、制造和其他实际需要的人员外，其余全部命令到北京八府的空闲田地屯田耕种。如果遇到丰年，必定会有所积蓄，可以节省从南方转运的费用，这实在是国家长久的策略。”于是拨出京军三万人，就近分驻屯田。正统初年，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说：“夷狄成为祸患，自古以来就有。如果把他们安置在京城之下，宠幸并授予崇高的地位，他们能够像金日殚那样竭诚尽节的，万中没有一二；像仆固、怀恩那样忠诚爱戴、勤劳效力，却尚且不能善终；至于像刘渊之类桀骜狡黠、难以驯服的人，几乎更是数不胜数。过去的事情非常清楚，都足以作为鉴戒。如今归顺的达官等人日益增多，动辄以万计。固然不能阻止他们向往教化的心，也应当防范尚未发生的祸患。请下令兵部，把新近投降归附的人酌量赏赐行装，遣送到江南的卫所去。这样既能节省京城的粮食供给，又能杜绝华夏祸患的根源。” 永乐年间，因为驼毼温暖，命内官到产地索取购买，并且命令从业者领取官府原料，织造五十匹；从此以后每年照此办理，成为常例。到了正统初年，陕西右参政年富上奏说：“本司原本要织造绫、绢、氁、毼九百余匹，又增加织造驼毼五十匹，民力难以承受，请求免除这项织造。”皇帝同意了。正统元年三月，提升一甲进士周旋为修撰，陈文、刘定之为编修，并在本院赐羊酒设宴。正统元年九月，尚书胡濙自我弹劾，说自己不谨慎，遗失了行在礼部的印章。英宗没有追究，命令重新铸造，并把印文改为“行礼部印”。正统初年，因为两京御史和天下知县都有缺额，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各举荐一名廉洁、公正、明达事理、能够担任御史的人；在京四品官，以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荐一名廉洁谨慎、明敏、宽厚爱民、能够担任知县的人。正统初年，有继母控告并诬陷前妻的儿子，司法部门审问后拟判不孝重罪。大理寺评事吴亮驳奏，认为其中有冤屈。英宗敕令司法部门：“今后继母控告并诬陷前妻的儿子，改嫁之母控告并诬陷前夫的儿子，涉及不孝之罪的，都命邻居和里甲证明事实，依法审问；如果有冤枉，立即为其申辩。把这条定为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