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洪熙年间，行在礼部考核山西按察司佥事，认为他不称职，按惯例降为边远地区的杂职官。宣宗说：“降退官员也应合乎礼法。他曾经担任方面官，突然降为杂职，太过分了。可以让他担任县正；如果仍不称职，再按惯例降职。把这定为法令。”于是降为湖广应山县知县。宣宗即位后，工部说内府供应使用的苎丝、纱、罗有缺额，请求下令苏州、杭州等府织造。宣宗说：“供应使用的物品虽然不可缺少，但应当考虑百姓的财力。如今百姓艰难，可以减半织造。”于是对尚书吴中说：“从前魏征告诫唐太宗，总是把体恤百姓作为进言内容，你们要体会这个意思。” 交阯左参政冯贵善于任用人才，曾经得到土军五百人，他们强悍勇猛、善于作战；冯贵对他们抚慰养育十分优厚，每次率领他们讨伐贼寇，都能取得成功。后来这五百人被宦官马骥夺走，冯贵与贼作战失利，于是战死。教坊司韶舞刘安等人请求颁给敕命。宣宗对吏部尚书蹇义说：“旧有典章是怎样规定的？”蹇义回答：“没有这样的规定。”宣宗说：“我和你们都应当谨慎遵守既成的法令，旧典中没有这种规定，就不可以给予。” 仁宗曾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直隶、浙江。宣宗即位后，周干返回，说：“有关官府大多用人不当，士绅豪强肆意虐害百姓，良民深受其苦。请命朝廷大臣往来巡抚，或许可以使百姓安居乡里。”此事交给吏部会同户部、工部议论，最终命广西按察使胡槩担任大理寺卿，与西川参政叶春一起巡抚直隶及浙江各郡，这就是巡抚制度的开始。旧制度规定，各王子女的婚嫁，都由朝廷选定授予婚配；后来宗室繁衍兴盛，选配很难全部得到合适的人。到宣德元年三月，才开始命令各王婚嫁都自行选择配偶，然后报告朝廷，由朝廷授予冠服、册诰和仪物，各王都感到便利。宣德年间，真人张宇清请求给龙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发放度牒，礼部侍郎胡槩替他们请求。宣宗说：“僧道发放度牒，祖宗已有固定制度，没有请求的道理。我不是吝惜张宇清，而是爱惜这项制度。”最终没有给予。宣宗曾召见户部尚书夏原吉，告谕他说：“我想到自古以来，国家没有不是由于百姓富庶而享有太平的，也没有不是由于百姓困穷而导致祸乱的。因此我早晚敬畏谨慎，努力谋求政事治理，希望天时调和，年成丰熟。去年冬天雪多，今年春天又增加了雨水，似乎可以希望秋天有好收成。然而一年的计划在于春天，我还担心百姓陷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耕作田地。你们发文告诫各郡县，减少征税和徭役，劝勉督促农桑；贫困缺乏、无力供给的人，就打开仓廪赈济借贷。” 宣宗对侍臣说：“刚才看到大理寺上奏录囚，有人一同饮酒直到醉倒，后来因争斗而杀人。他们一起饮酒时，自以为意气相投；等醉后便不再记得事情，终于发展到这种地步，都是酒造成的过错。古人饮酒酬答要行百拜，哪里会有这样的祸患？汉代以来，因醉酒杀人而丧身破家的人不少。酒名为毒药，难道不确实如此吗？这真可以作为警戒。” 宣德年间，锦衣卫力士宁真说：“山西中条山有胆矾，请令有关官府采集进贡。”宣宗说：“让百姓耕田，就有粮食充饥；种桑，就有丝帛御寒。胆矾即使堆积如山，对饥寒有什么帮助？小人的话不值得听。古代的君主，只希望百姓富裕；凡是山林川泽的利益，都放松禁令。如果胆矾可以使百姓获利，就听任他们自行采集。” 宣德年间，御史谢瑶荐举贤才，奏牍中却把姓氏写错了，便自己陈述请求改正。宣宗对吏部大臣说：“古人撰写奏牍，都存有恭敬谨慎之心。石庆写‘马’字少了一点，害怕获罪直到死去。如今荐举贤才却不知道他的姓氏，怎么能知道他的才干？如此轻率，哪里称得上御史的职务？”于是把谢瑶降为交阯大蛮县知县。宣宗对吏部尚书蹇义说：“百官贤能与否，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掌管铨选官员的人，应当以任用贤能、罢黜不肖为职责。一个职事用对了人，一个职事就能治理好；一个县邑用对了人，一个县邑就能安定。推广到各项政务，施行于天下，都是同一个道理。朕继承祖宗的大统，革新治理，以安定百姓生活，选贤任能尤其重要。古人从乡里选取士人，因为他们的道德才艺一向已有声誉；后世却凭言谈相貌来求取人才，要考察他们的真实内涵，确实也很难。何况笃实厚道的人，大多安于退让；善于钻营的人，却长于谋求进取。没有极其公正的态度，就无法战胜私心；没有极其明察的识见，就不能辨明事物。严格选举以遏制冗员滥选，精细考核以防止矫饰虚伪，不要让小人给百姓带来祸患，这样才是好的。古代的大臣凭贤德侍奉君主，国家承受福泽，百姓得到恩惠，声名流传于万世。你们要努力。” 义勇卫军阎群儿的妻子有淫乱行为，李宣把这件事告发了，阎群儿将要杀她；他的妻子便诬告阎群儿和李宣等九人强行抢劫校尉陈贵家。御史把他们全部判处斩刑。都察院查验后，确认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盗贼。宣宗对左都御史刘观说：“从前隋炀帝命于士澄审理盗案，只要有一点嫌疑相似，就施加拷打，同一天斩杀了两千多人。其中有六七个人，在盗案发生那天，先被拘禁在别处，经不起苦刑，也自行诬认服罪，有关官员明明知道实情，却不再据实上奏。如今若不是各人自己申诉，难道不会含冤受死吗？你们全都成了于士澄了。应当告诫约束各道，凡是审理案件，必须查明实情。这件事如果已经下令判决，朕一定不饶恕你们。” 山东清军大理卿汤宗说：“济南等四府遭受旱灾荒歉，百姓没有粮食，工部还派人购买颜料，请求暂时停止。”工部说：“颜料都是陵寝、殿宇等待使用的物品。”宣宗说：“山东的百姓，也是祖宗的百姓。百姓艰难到这种地步，祖宗都不忍心，难道可以用苛刻急迫的事务去扰害他们吗？把这件事全部停止。” 宣宗曾对侍臣说：“朕恭敬奉行祖宗制定的法令，各司事务有疑难阻碍而上奏请求的，朕一定命令他们查考旧典。这是因为皇曾祖开创国家，皇祖、皇考相继承接，法制详细完备。何况他们经历世间事务，通达人情，谋划深远，子孙遵循实行，还担心做得不够。世上那些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的人，逐渐导致败亡，往事中有很多可以借鉴。古人说，商、周的子孙能够守住先王的法度，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可以保存。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 宣德年间，锦衣卫总旗卫整的女儿因为母亲生病，割取自己的肝脏煮成汤汁，让母亲服食后痊愈，请求给予旌表。宣宗说：“行孝有正确的方法。孔子说：‘身体、毛发和皮肤，都是父母所给予的，不敢毁伤。’剖腹割肝，这难道是孝吗？如果因此导致死亡，她的罪过就更大了。况且太祖皇帝已经有禁令，如今如果旌表她，使愚昧的人仿效，难道不会严重败坏风俗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但所请求的旌表也不准许。”

译宣宗敕令右都御史王章说：“朕作为天下百姓的君主，早晚都戒惧不安，只怕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生活。近来朝廷大臣多从外地来，他们沿途所经过、耳目所接触到的地方，军民的利弊疾苦，难道没有可以上奏的吗？却全都湮没不闻，这难道是朕所希望的吗？你是国家的大臣，实际总领宪法纲纪，可以从良乡到南京巡抚，军民一切有关休戚的事情，都据实详细奏报，不要有所隐瞒，这样或许可以符合朕忧虑怜悯百姓的心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进言谈到治理达到太平在于任用人才，说：“《易经·泰卦、否卦》把这个道理全都说尽了。君子得到任用，小人被罢退，上下之间的情意相通，这叫作‘泰’。小人得到任用，君子退避，上下之间的情意不通，这叫作‘否’。处在‘泰’的时期，君主大有作为，所以能够成就君主与天地参赞化育的功业；处在‘否’的时期，君子引退，就不能有所作为了。要探求形成‘否’和‘泰’的端倪，就在于君子、小人的进退，以及君主对他们的任用或舍弃。这对世道的关系如此重大，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只是君子和小人突然之间并不容易辨别。像朕所任用的人如果有不恰当之处，你们也应当直言，不要隐瞒。” 宣宗曾对左都御史刘观说：“朝廷内外文武各司的文卷，已经派御史进行查核；内府各衙门也都有钱粮收支。近来听说其中弊端很多，立即选派能干的御史，率领监生到东华门外廊下，取出各监局的文卷簿籍，详细加以查考。如果有隐匿钱粮、虚报冒领支出的，都全部上报。” 宣宗对司法部门的官员说：“朕读《周书·立政》篇，看到其中说：‘应当谨慎地处理狱讼，以此使我们的王国长久。’这句话意味深长。能够敬慎地使用刑罚，不造成冤枉和滥刑，那么仁恩就会普遍施行，足以培固国家的根本，福祚难道不会长久吗？如今不必讨论将来的效验，只应当以敬慎为主；有虞氏所说的敬慎怜悯刑罚，正是这个意思。你们应当早晚都不要忘记。” 宣宗曾对侍臣说：“南北二京相距数千里，我常常担心驿使往来时，可能发生暴横扰民的事情；或者水灾、旱灾、灾害、伤亡和疫病，使百姓饥饿困窘、不得安宁，这些都是朕想听到的事情。朝廷大臣往来，御史巡行各地，却都不把这些情况报告上来。因此派王彰巡视，希望听到真实情况。如今他所说的，竟只是罗列细小琐事，不切合大局。大臣都这样，我还能有什么指望？你们早晚在朕身边，应当完全体会朕的意思。凡是所见所闻，都必须详细陈述。君臣一体，不要有什么疑虑。” 宣德年间，有中官奉旨向六科传达命令，竟然让各司直接执行。宣宗听说后，立即交给司法部门审治，并因此告谕给事中说：“你们的官职接近内廷，职责在于记录和注记。凡是朕的一句话、一道命令，或者由内使传出的命令，你们都应当完整记录，复奏给朕，重新得到圣旨后才可以施行。这样或许可以防止欺骗弊端；否则一定会有诈伪之事。你们从今以后要谨慎恪守职责，不许依附应和、随意附从。” 宣宗对礼部尚书胡濙说：“如今僧人、道士中的行童，请求发给度牒的很多。其中难道没有罪人潜藏在里面吗？应当命令僧官、道官查验审问。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你礼部会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以及僧官、道官共同考试；能够通晓大部经典的，才发给度牒。” 宣宗对侍臣说：“夷狄造成祸患，自古以来就有，但没有像宋朝那样严重的。靖康之祸，议论的人认为不应当与女真联合攻打契丹、夺取燕云之地，这也不是探究根本的说法。当时天祚帝失去正道，内外都叛乱，夺取燕云是可以的；女真凭借正强盛的势力，乘契丹衰败之际取胜，日后必然会与我们成为邻国；燕云之地，太宗经过百战也不能攻克，乘机夺取它，也不算过分。如果追究祸患的根本，大概是从熙宁到宣和五六十年间，小人掌权，改变法度，百姓苦于赋税徭役，军队没有纪律，国家政事一天比一天衰败，于是被夷狄轻侮，导致了这场灾祸。高宗南渡以后，中原陷于夷狄之手，民心思念宋朝，政治上本应卧薪尝胆，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刷大耻；却又任用小人，竭力主张和议，把苟且偷安作为计策。像岳飞这样的忠臣，最终因秦桧的谗言而死，小人败坏国家竟到了这种地步。”又说：“自古以来，从没有中原政治清明却仍遭受外夷祸患的。” 宣宗因汝南王揭发上奏其兄周王的过错，对侍臣说：“兄弟失和，大多是因为谗言而产生愤怒，逐渐发展到兄弟相争，慢慢酿成大恶。应当想到彼此是同胞至亲，各自产生爱护敬重之心，这样自然就会和睦。古人说，兄弟即使有小小的愤怒，也不能废弃深厚的亲情。这句话说得最好。” 宣宗与学士杨溥谈到治军的方法，杨溥说：“军队贵在训练有方、抚养得当，不必担心它不能发挥作用。”宣宗说：“厚待军队就能得到他们的心，精细训练就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必须使他们士气锐利、意志果断，之后才可以使用。如果平时不训练、不抚养，一旦驱使他们上阵，在箭石交加之中进退失措，又怎能指望取得成功呢？” 宣宗听说山西军民李二等九人自行阉割后投奔晋王府，便写信给晋王说：“皇考曾下诏天下，禁止自行阉割，违犯者告谕说这是不孝。李二等竟敢故意违犯，投奔王府。自行阉割以求被任用，古人所谓这不是人的行为，按情理也不应接近。不孝之人，不知道顾念父母，难道还会有心为王国效力吗？朕已经命令司法部门逮捕审治。从今以后有这样的人，应当斥退。” 宣德年间，刑部主事李顺等人以及金吾等卫的指挥宫旺等人，在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祀时，都没有出外住宿，被御史弹劾。宣宗说：“举行大祀却不恭敬谨慎，怎么可以容忍？”命令都察院审治他们。宣宗与侍臣讨论使百姓富足的方法，于是说：“先王为百姓制定产业，教他们种植和畜牧，不轻易役使他们的力量，所以家家给足、人人富足，并且还能积存多余的粮食，以等待饥荒。到了秦朝开辟阡陌以后，田地都集中到豪强手中，小民没有固定的产业；再加上按户计征、像簸箕一样搜刮，不留下丝毫财物。隋文帝时期，仓库充盈，布帛堆积如山，等到遇上饥荒，却不知道开仓赈济，让百姓到山东就食。国家的积蓄用来做什么？像这样，又怎么能指望治理成效达到古代那样呢？” 通政司呈上各地关于降雨情况的奏本，宣宗对侍臣说：“祖宗爱护百姓的心意、保全百姓的办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前代的君主中，有些对百姓的祸福漠不关心、完全不闻不问，这难道是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办法吗？我国自太祖皇帝命令天下各有司每月上奏雨泽情况以来，世世代代相承，成为成法；一年的丰歉，百姓的安乐忧患，没有不知道的，祖宗的思虑深远啊。”这项奏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然废止了。宣德二年，将要临轩策试士人，宣宗对礼部大臣说：“设置科目选求贤才，是国家的大事。从前有君主曾经祝愿说：‘希望得到忠孝之人，以供国家任用。’如今朕的心意也是这样。”

译宣宗对翰林大臣说：“国家选取士人，以科举科目为先，所看重的是得到真正的人才，以供任用。古人从乡里选士，他们的品行和才艺一向已有确定的评价；到了朝廷，还要进一步辨别他们是否具备做官的才干，所以能够大量得到人才。后世只考察文章，便授予官职，想要全部得到真正的人才，就困难了。然而文章和议论本来都根源于学识。有实际学问的人，说话大多恳切中肯；没有实际见识的人，说话大多浮华轻薄。唐尧、虞舜选取士人，也曾经让他们陈述政见。何况士人的习尚要看朝廷所崇尚的是什么：朝廷崇尚典雅实在，士人的习尚就会日益趋于厚重；朝廷崇尚浮华，士人的习尚就会日益趋于浅薄。这取决于朝廷是否有正确的方法加以激励和培养。” 宣宗曾读《汉书·循吏传》而有所感触，于是为之作序论说：“班固撰写《西汉书》，记载了循吏文翁、王成、黄霸、龚遂、朱邑、召信臣六个人；但考察他们的事迹，不过是兴办学校，勤勉地招徕百姓，劝导督促农桑，修治兴办水利，恭敬俭朴、爱护百姓罢了，并没有奇异的才能来惊动世人的视听。然而为什么还要为他们立传呢？因为他们奉行职守、遵循事理，百姓自然受到教化，这不同于崇尚威严来治理的人。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都把百姓作为根本。舜、禹相互告诫，也只是说：‘德行在于实行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都要得到治理，端正道德、便利器用、厚养民生，都要协调。’既然使百姓得到养育，又使百姓受到教化，民生才会安定，民性才会完备。然而治理天下的百姓，必定要任用天下的善士。这就是后世郡守、县令的职责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一个郡、一个县，土地有方圆千里、百里，百姓以千万计，却把它交给郡守、县令，只是希望他们教导和养育百姓罢了。教养百姓的方法，也不过是农桑和学校。农桑事业得到修治，百姓就衣食充足，能够顺利生活；学校的政务得到兴办，百姓就熟悉礼义，能够保全本性。这样就足以称为善于治理了。” “然而世上的能干官吏，有的并不知道致力于这些事情，往往任凭智谋权术，偏好威严，苛刻急迫。于是百姓受到他们的弊害，这就是赵广汉一类的人不能成为循吏的原因。如今天下的郡县很多，朕只愿效法舜、禹的道理来教导和养育这些百姓，所以对郡守、县令的选任更加严格。《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怎样才能让天下各郡各县都遍布像这六个人一样的官吏呢！” 宣宗观看《豳风七月图》，对侍臣说：“这足以看出周家建立国家的根本，也能看出周公辅佐成王的心意。先王教百姓耕种和养蚕，以抵御饥饿寒冷，所有事情都预先替他们筹划，曲折周详，必须等到收获以后才役使他们。因此当时军民亲密得像父子，周朝的王业正是由此而来，所以传世长久。”又说：“如果没有周公这首诗，后世又凭什么知道这些事情呢？周公正是因此成为名传后世的大臣。” 太医院医士过去每月只有五斗粮食。宣德年间，医士贺祥等上奏说贫困得没有办法供养自己，援照天文生的先例，请求发给月粮。于是开始命令有家室的每月支取米五斗，没有家室的每月支取米三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虞谦任杭州知府时，曾经建议：“江南寺院的田地，多的有数百顷，但官府的徭役从来没有涉及它们。贫苦百姓没有田地，往往被徭役困扰。请制定固定制度：僧人、道士每人占有的田地不得超过十亩，其余田地分给贫苦百姓。”听说现在已经不再这样了。中官裴可力在浙江督办事务，有个汤千户用贿赂结交他，于是倚仗权势搜刮百姓。按察使林硕刚到任，整顿振举宪法纲纪，汤千户害怕不能容身，便向裴可力谗毁林硕。裴可力诬奏林硕讥讽诽谤、阻挠抵制诏书，于是把林硕逮捕押送到京城。林硕说：“臣过去任御史时巡按浙江，使小人多有不便；臣如今升任按察使，到浙江不久，那些过去就对臣不满的小人，设谋制造诬诈，只想除掉臣来使自己方便罢了。”宣宗说：“朕本来就不相信，所以亲自询问你。如今你既已说明白了，你立即乘驿马赶赴任所；只要遇到有关百姓疾苦的事情，都全部奏报上来。朕以诚心对待臣下，你不要再有其他忧虑。”于是对侍臣说：“小人编造言语，谗害君子，林硕回去后一定要治罪，决不宽贷。” 宣宗在武英殿处理政务，对侍臣说：“汉、唐的君主中，汉文帝、唐太宗能够采纳劝谏。汉文帝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也都是接受善言的结果。善言对于增益君主的德行、补助治理之道有这样的好处，怎么可以不听呢？” 宣宗与夏原吉谈到古人听信谗言的事情，说：“谗邪的小人确实能把白的说成黑的，把正直诬蔑成邪恶；听他们说话好像很忠诚，探究他们的内心却十分险恶。因此帝舜厌恶谗言邪说，孔子远离奸佞之人，唐太宗把他们看作国家的盗贼。朕对这类人，总是特别警惕防范；一有苗头，就一定杜绝，不让奸邪之言得到施行，冤枉伤害忠良。齐国杀死斛律光，国家于是衰弱，朕常常认为这是错误的；汲黯正直，奸邪之人就停止谋划，这是你应当致力做到的。” 宣德年间，有奸民想陷害善良的人，大多编造诬告的言辞到南京揭发控告，南京司法部门总是逮捕审问。宣宗听说后，命令都察院发文禁止。凡是前来告发控告的人，一律送到北京；只有京城军民的诉讼，才允许在当地审理。” 宣宗听侍臣讲解《贞观政要》，说：“唐太宗成就的治世美政，差不多可以与成王、康王相比，实际上根本就在这里。朕曾经反复阅读这部书，认为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从来没有自身端正而影子弯曲、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混乱的道理。书中说治理国家就像栽树，根本不动摇，枝叶就茂盛；君主之道清静，百姓就安乐，这些都是重要的话。” 宣德年间，内官张善前往饶州监造瓷器，贪婪暴虐，下属无法忍受。他所制造的御用器物，大多拿来分送给同僚。事情被上报后，宣宗命令在闹市斩杀他，并将首级悬挂示众，以示警戒。宣德二年冬，礼部上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制定制度：凡是愿意出家做僧人、道士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不得超过三十人，县不得超过二十人，额定人数之外不许滥行收取。等到五年以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才发给度牒。如今天下僧人、道士中的行童到京城请求发给度牒，大多属于额外滥收，而且不通经典的人很多，请按照旧例全部遣送回去。如果属于额定人数以内，也要等满三年，经过考试后再发给度牒。”宣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宣宗因与侍臣讨论刑法，说：“汉文帝废除肉刑，唐太宗观看《明堂针灸图》后禁止鞭打脊背，这些都是后世的仁政。汉文帝培植了汉朝的国脉，唐太宗开创了唐朝的福祚，他们享有国家长久，确实是有原因的。”

译宣宗曾撰写《帝训》二十五篇，分别是《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亲》《仁民》《经国》《勤政》《恭俭》《儆戒》《用贤》《知人》《去疾》《防微》《求言》《祭祀》《重农》《兴学》《赏罚》《黜陟》《恤刑》《文治》《武备》《驭夷》《药饵》，内容质朴而切合实际，都是治国道理的纲要。他亲自为书写序，又在后面题辞，恳切希望后世子孙牢记并奉行这些训诫。如果做人主的，能够时时把一册放在座位旁边，实在很有益处。宣宗曾告诉兵部侍郎王骥说：“近来听说从南京运送各种物品的人，每条船装载的东西都不到一半，而经过的地方还要照例增派军夫接送，白白劳费人力。现在命令襄城伯李隆以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锦衣卫各自委派官员监督，凡有运输，都务必让船装满；如果仍然沿袭以前的弊端，就具奏治罪。” 宣宗曾对各位大臣说：“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什么比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天下这么大，吏治的得失、百姓生活的安乐困苦，如果人们不说，朝廷从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古人说，明主看待天下就像看待一座厅堂；满堂的人正在饮酒，其中一个人面对角落哭泣，那么满座的人都会因此不快乐。假如天下有一个普通男子或女子不能安居乐业，实在就是君德的累赘。凡是有人提出有关民间疾苦的意见，你们不要忌讳；即使言辞有些激烈，也是内心出于忠诚。如果因为言辞激烈就弃置不用，谁还肯进言？你们应当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凡是意见说得好的，就立即把它报告上来，希望能够对治理有所补益。” 宣宗听广东都司说，番禺百姓有人私自开采矿砂，煎炼后可以得到白金、铅、锡，请求官府开设冶场。宣宗命巡按御史会同三司官员开采检验，结果每一百斤矿砂可以炼得白银四钱、铅二十斤。于是他对尚书夏原吉说：“我料想煎炼铅砂所得不多；如果果真有银子的利益，设置冶场煎炼，难道还会等到今天吗？那些百姓有的只是偷取矿砂来求取微小利益，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已经宽恕他们，不再追究。应当命令有关官府把所有坑洞填平。国家的利益不依靠这个，百姓也可以免除追逐末业的弊端。” 宣宗听说山西的饥民流入河南后，被有关官府和军卫捕捉驱逐，便对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说：“百姓因饥荒流徙，难道是他们愿意这样吗？仁人君子所应当怜悯体恤。过去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收容救济流民，饮食、居处、医药，都替他们作了安排；山林河泊的利益，也听任流民取用而不加禁止，所救活的多达五十多万人。如今反而驱逐他们，使他们无处安身，实在太不仁慈了。应立即派官员前往，会同布政司以及府县官员用心安抚，使他们得到安置，打开粮仓供给他们，随他们到达的地方让他们居住；胆敢驱逐捕捉的，治罪。” 宣宗听太医院奏报，尚衣监使用辟虫香二万斤，请求派人到福建等地收买，便说：“这不是急务，不必派人去。况且香药哪里用得了这么多？可以减去十分之七。” 宣德年间，郎官和御史接连因为沉湎酒宴而败坏。宣宗于是作《酒谕》，文中说：“上天生长谷、麦、黍、稷，是用来养育人的；人们把曲蘖投入其中酿成酒。《周官》设置酒正，按照法式供给酿酒的材料，辨别五齐的名称和三酒的种类，用来供应国家之用。《书》中说黑黍酒两尊，是用来举行盛大祭祀的；《诗》中说‘清酤赍我，思成以享’，是用来祭祀神明的。‘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是用来侍奉父母的。‘岂乐饮酒’，是用来宴请臣下的。‘酒醴维醹，酌以大斗’，‘酾酒有衍，笾豆有践’，是用来宴请父兄、朋友和旧交的。这些都是酒的重要用途，酒怎么可以废弃呢？可是后世沉溺嗜好饮酒，严重的忘掉国家、丧失性命，轻微的也败坏德行、耽误事务，那么酒难道可以无节制地拥有吗？自从大禹疏远仪狄、告诫人们不要贪饮美酒，直到成汤、帝乙，都不敢放纵饮酒。文王、武王告诫臣下说‘不要经常饮酒’，说‘德行将因醉酒而丧失’，说‘要刚强地节制饮酒’；孔子说‘不要被酒困扰’。礼制中又有献酒一次而拜谢百次的规定。这样看来，酒怎么会不可以有呢？如果没有酒，就无法成就礼仪；如果没有酒，就无法使人和睦欢乐。只要谨慎遵守圣人的戒诫，并依礼节使用酒，大概就可以了。” 宣宗曾告诫吏部、兵部大臣说：“今后凡是宦官传达旨意、任免官员，不论职务大小、是否有敕书，都必须覆奏说明清楚，然后才能施行。” 宣宗曾问侍臣历代户口的盛衰，侍臣们说：“大禹平定水土，百姓安定了居处；到夏桀时户口开始减少。商汤开始承受天命时，与大禹时期相比已经不及。等到纣王淫虐，周武王取得天下之初，与商汤时期相比又不及。成王、康王时期治理得当，户口于是超过了大禹时期。春秋、战国直到嬴秦，所损耗的尤其多。汉高祖直到文帝、景帝时期，百姓大为增加；汉武帝不断征伐，十几年间，天下人口也减少了一半。昭帝停止战争，致力务农；到成帝初年，户口达到极盛。东汉承接王莽之后，全国百姓十户中只剩二三户；明帝、章帝以后，天下太平，人口逐渐繁殖。三国、六朝疆域分裂，所剩人口已经不多。隋文帝节俭，到了大业初年，户口达到极盛。隋炀帝荒淫，征发百姓以百万计，成年男子不足以供役，甚至征用妇女，于是天下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唐太宗贞观以后直到唐高宗永徽年间，户口日益增加，到开元年间达到极盛。安史之乱后，户口便大为损耗。宋朝承接五代之后，从太祖到神宗，户口日益兴盛；高宗南渡，中原动荡，所剩下的只是东南地区的百姓。这就是历代户口盛衰的大概情况。” 宣宗说：“户口的盛衰，足以看出国家治理得好还是坏。户口兴盛，根本在于休养生息；户口衰减，必定是由于大兴土木和战争。看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留下的基础，隋炀帝继承隋文帝之后，以及开元年间的兴盛后来竟导致安史之乱，难道不是因为倚仗富庶而不知道警戒吗？汉武帝到晚年才知道悔过，隋炀帝终于因此亡国，唐玄宗最后流离播迁，这些都足以成为后世最大的警戒。” 宣宗曾命令守边的各位将领严密巩固防御，说：“不要以为已经安定了；即使安定，也不可忘记危险。防守边境的办法，应当始终像敌寇即将到来一样，那么敌寇就不会到来。昼夜之间、片刻之时都不可懈怠疏忽。凡是敌寇能够给人造成祸患，通常都是窥伺空隙，趁人没有防备。一定要谨慎，谨慎！”

译洪武年间，赐给朝鲜国王九章冕服；其陪臣中第一等的，待遇相当于朝臣第三等，可以戴五梁冠、穿五梁服。宣德初年，朝鲜国王说世子戴五梁冠与朝臣相同，请求制定为固定制度，于是命令世子戴六梁冠。宣宗曾召见学士杨溥，从容地告诉他说：“沧海这样大，都是由于江河的助益。古代君臣互相告诫勉励，所以能够达到太平，号称明君贤臣。如果做君主的不能借助臣下，做臣子的不能辅佐君主，想求得良好的治理，是不可能的。然而近来臣下往往喜欢进献谄媚之词，令人厌恶，你也应当努力在善道上辅佐我。”杨溥回答说：“臣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怎么敢忘记报答？”宣宗说：“只要发现我有错误的举动，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这就是报答。”杨溥叩头说：“自古以来，直言进谏并不难，难的是能够容纳和接受直言。陛下像这样乐于听取忠言，我们怎敢不尽心竭力？” 仪宾庆贺行礼，旧制分为五班次。宣德年间，才因宁王的建议，命令各仪宾按照品级排列在同等官员的左边，于是成为固定制度。宣宗听说浙江所属的府县缺官很多，便告诫吏部说：“各级官员所管理的都是民政，郡县官直接管理百姓的事务，尤其重要，怎么可以长期空缺？从今以后，内外大小职务有缺额，都必须及早任命，不要导致政事废弛。” 宣宗读到通过梦兆和占卜寻求贤人的说法，回头对侍臣说：“君臣相遇，难道是偶然的吗？商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渴望得到贤能的傅说却一直没有找到。傅说在傅岩筑墙，虽然有使君主受益、使百姓蒙泽的志向，却无法自行显达；一旦在梦中得到他，便与他共同讲学论道，功业泽被当时，名声流传后世，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奇遇。由此看来，君主如果真心求贤，本来就没有得不到贤人的道理。周文王因田猎遇到太公，难道不也是诚心相感吗？水流向潮湿处，火趋向干燥处，云跟随龙，风跟随虎，万物都有相互感应的道理，何况一代君臣呢？大概上天要保佑国家，必定会产生贤哲来辅佐它。商高宗思念傅说的诚心，大概已经感动上天了。”又说：“有商高宗那样的诚心，然后才可以因梦得到启示；有傅说那样的贤能，然后才可以任命为相。如果汉文帝因为梦兆得到邓通，光武帝因为谶书任用王梁，难道不是错误吗？” 宣德年间，兵部尚书张本上奏说：“设置驿马，本来是为了迅速传报军机等重大事务。如今在外地，凡是持有符验的官府和镇守官，每每因为普通事务而泛滥使用驿站，都应当禁止。请命令各处在年终分别具报一年中使用驿站的起数、所办事务以及所派人员，造册上奏，以便查核。”宣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德州百姓上奏说，本州道路处在交通要冲，每逢运输军需物资，官船经过，按例供应丁夫；可是督运的人大多不守法，威逼有关官府，索取一份便加索十份，索取十份又加索百份。前一批还没有出发，后一批已经接踵而来。本地丁夫不够，有关官府没有办法，只好抓商贩和行路的贫民来补足人数。督运者在半路上强行夺取他们的财物；没有财物的人，甚至剥下他们的衣服才放走；有的人被逼迫得无法承受，投水而死。船上的军士本来是用来操船的，却袖手坐着；船上装载的私货比官物还多，沿途不断出售，几乎成了惯例。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加以禁止约束。奏章下到行在兵部后，兵部上奏说：“请从今以后，运输物资的船和快船，都命令掌船者每船预先设置一块木牌，大字写明本船军夫的人数和姓名；遇有紧急运输需要增加人员的，上水时不得超过七人。有关部门发给盖有印信的帖子，把增加的人数大字写在牌子上，将木牌竖在船头；经过各处时，有关官府按照牌上增加的人数供应丁夫。下水时不得供应。违反规定的，允许受害者以及有关官府指实上报。仍然派遣内外官员不定期沿途搜查私自装载的货物，查究治罪，希望使小人知道警戒畏惧。”宣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宣宗因有人说近来风宪官多有顾忌，很少有人敢于进言，请求下敕勉励他们、以便广开言路，于是对右都御史顾佐等说：“朝廷制定法律，凡是各司官员以及各种工匠技艺之人，都允许进言，何况风宪官的职务本来就在言路上？朕所倚重信任的人，怎么可以有所顾忌？你们应当把这个道理告知他们。如果应当进言却不进言，就按照失职论处。” 宣宗与儒臣谈论汉、唐诸位君主时说：“汉武帝喜欢大举兴功，耗费天下财力，晚年还能惩戒以前的过错；唐玄宗初期执政时有贞观年间的风气，时间久了便放纵欲望，疏远忠臣、任用奸邪，终于导致祸乱，逃亡而失去国家。汉武帝还算比唐玄宗好一些。”又说：“善心产生，便会明察；欲望产生，便会昏暗。汉武帝认为田千秋贤能，唐玄宗认为李林甫贤能，这就是治乱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 宣宗在文华殿召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特意赐给他们鲥鱼和醇酒，又加赐御制诗，诗中有‘乐有嘉鱼’一句。杨士奇等人喝醉后进献和诗，宣宗嘉许他们说：“朕和你们都应当以成周时代的君臣互相勉励，希望能够不辜负祖宗的托付。” 宣宗因侍臣说治理政事在于用人、了解人最重要，便说：“了解人固然困难，但在遇到事情听取意见的时候，以事理为主，君子和小人还是可以辨别的。天下的事情，即使由尧、舜来处理，也要从众人中选取善策。臣下有爱护君主的心，遇到事情便规劝纠正，以有利于国家，这就是君子；如果不顾念君主的德行，不忧虑国家，迎合君主的心意、曲意顺从，以求得容纳和取悦，这就是小人。” 宣德四年，宣宗告谕六部和都察院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安定，国家才安定。朕君临天下，早晚勤勉不懈，一心想使百姓安定；想到国家用度有不得已而取自百姓的地方，朕仍然对百姓的艰难深为忧虑。近来听说内外奸弊纷纷发生，怨声遍布道路，都是因为你们不能体察朕的心意。凡是朝廷征购一件物品，往往就派几个人催促办理。被派去的人，又各自有十几个无赖充当爪牙，层层加征，达到原数的百倍，百姓受到鞭打，无法承受这种毒害。百分之一归入官府，其余全都进入私人家中。百姓困苦，却没有地方申诉。你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大概实际上是纵容他们这样做。风宪官作为耳目也不是没有听说，却完全不加以纠察举发。这难道是仁人君子的心肠吗？从今以后应当洗心革面、悔过改正，革除以前的弊端。朝廷有紧急重要的事务，要慎重选择廉洁公正的官员催办；不紧急的事务，一律不许派人。假借公事谋求私利、扰害我的良民的，违犯者治罪。”宣宗听说府军后卫有一份题进本在夜间送到北中门，守卫却不肯转交，于是对锦衣卫官员说：“祖宗制定的成法，退朝后外廷有紧急事务要上奏的，不论早晚，立即写成奏本送进；守门者就替他上达，用来沟通紧急警报，杜绝阻塞蒙蔽。” 如今竟敢这样做，不可宽恕，逮捕后交给法司治罪。”

译宣宗曾告谕鸿胪寺大臣，凡遇祖宗的忌日，通政司、礼科、兵马司都免于引囚犯上殿奏事。宣宗因户部上报户口增减的数目，对侍臣说：“隋文帝时期，户口繁衍，财赋充足，自汉代以来，没有哪个时期能够超过它。议论者认为，当时一定有良好的法令；后世因为隋朝享国不长，便认为这些法令本来没有可取之处，这未必正确。法令能否发挥作用在于人，治理财赋是国家的大事；像汉朝、唐朝初年，制定的法令未尝不好。到了他们的子孙，有的倚仗富厚，频繁兴起劳役，费用没有节制，天下不能不日益凋敝。隋文帝如果勤于政事，生活俭朴，足以使国家富庶，难道只是因为他的法令吗？秦朝的法令多不是先王的制度，后世仍有保存沿用的，也未曾计算它享国时间的长短。大体说来，君主恭敬节俭，国家没有战乱，人口就会日益繁多；人口繁多，财赋自然充足。”又说：“天下富庶，是达到良好治理的根本；百姓和物产凋敝，是发生祸乱的征兆。假使隋炀帝不放纵自己的奢侈欲望，能够谨慎守住隋文帝的事业，怎么会很快走到灭亡呢？” 宣德四年七月，宣宗来到文渊阁，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讨论经史，随后询问政务。不久又召集各位学士和史官，告谕他们说：“国史贵在详细真实，你们应当尽心。”于是赐给杨士奇等人以及学士以下官员数量不等的钞币。洪武初年，每逢正旦等节日，京外大小衙门庆贺时，都举行舞蹈、山呼和十四拜礼。后来，只有五品以上衙门进呈表章时举行这种礼仪；到了节日，只在露台设置香案，行九拜礼。到宣德年间，根据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的建议，才规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举行舞蹈、山呼和十四拜礼。宣德四年八月，宣宗告谕礼部尚书胡濙说：“祖宗时期，文武官员家中不得带着妓女饮宴。近来听说大小官员在私宅饮酒，动辄命妓女歌唱，沉醉整日，荒废政事；严重的甚至留宿妓女，败坏礼法和风俗。你们礼部张榜公布，予以禁止约束；再犯的一定治罪。”这是革除官妓的开始。宣德四年十月，宣宗亲临文渊阁视察，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学士杨溥、曾棨、王直、王英、侍读李时勉、钱习礼、侍讲陈循等陪侍。宣宗命典籍官取来经史，亲自翻阅，并与杨士奇等讨论；随后询问时政，从容而秘密地商议了很久。又命宦官拿出尚膳监的酒食赐给杨士奇等人，并赐给编纂修撰实录的官员；杨士奇等人叩头谢恩。宣宗又告谕他们说：“我听说有道的朝廷和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都尊崇礼遇博学的儒臣，讲求治理国家的道理。你们担任我的傅保，和各位学士都处在秘阁之中，我亲自来访求教，是希望能够有所听闻罢了。稍有空闲我还会再来，你们一定要有所陈述和议论。”不久，宣宗亲自作诗赐给杨士奇等人。诗说：‘秘阁宏大地建在巽方，充积其中的全是图书。仙家蓬山大概就是这里，上面与东壁星相互对应。退朝后有空闲，便来这里看一看，文儒环绕在衣冠左右。佩玉铿锵，清脆的声音振响；宝鼎香气浓郁，烟雾袅袅散开。此时太阳刚从扶桑升起，才看见朦胧的晨光映照着华美的窗格。忽然间仿佛灿烂的光芒铺满黄金，从容安坐，翻阅经典谋略。宏大的经书和重要的法则，都是古人所训诫的；讲论这些道理、启发辅佐君主，实在令人欣悦。’ 朝廷的治理教化重视文教，早晚相互切磋，怎么可以没有呢？诸位儒者立志接续汉代董仲舒的事业，难道只是文采超过司马相如吗？朝廷以玉醴盛满黄金壶赐给你们，勉励你们及时相互辅助。辅佐君德应当与夔、龙那样的贤臣同列，希望治理能够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第十卷 宣宗曾与侍臣谈论封建，说：“周朝和秦朝享有国祚的长短，并不只是因为封建制度。周朝从后稷、公刘开始，以农事开创国家；到周文王、周武王积累德行、广施仁义，才拥有天下。后来有成王、康王相继，保养体恤百姓，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秦国从孝公占据崤山、函谷关一带窥伺周王室开始，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袭了先人的基业。到了始皇，吞并东西二周、消灭六国，只凭诈术、武力和刑罚来统治天下。后来由胡亥继承，残忍刻薄。周朝以忠厚取得天下，也以忠厚守住天下，所以国祚长；秦朝以诈术和武力取得天下，也以诈术和武力守住天下，所以国祚短。这并不只是封建制度造成的。” 宣宗曾作《猗兰操》赐给各位大臣，序文说：“过去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隐居在山谷中，看见兰花茂盛，却同众草为伍。他自伤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于是寄托心意创作了这首歌。朕担心民间还有贤能之士没有出来任职，所以也仿照他的意思作了歌词，说：‘兰花生长在幽深的山谷啊，花朵光彩鲜明、芳香四溢；贤人在民间啊，他的道德光辉自会显现。可叹兰花茂盛啊，却同众草为伍；啊，贤人啊，希望你来辅佐我。’又告谕他们说：‘推荐贤能之士为国效力，是大臣的职责。你们应当努力来符合朕的心意。’ 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时被逮捕，他所辖的二司等官员都送了馈赠和路费，有人请求治送路费者的罪。宣宗说：“他被逮捕后还送来馈赠，是人情厚重的表现。如果不是有所求取，就不必追究。” 宣德四年十月，因为皇太子的千秋节，颁下宽赦抚恤的命令，杂犯死罪以下者减免刑罚，免除笞杖和枷镣。广东南海县百姓叶发言称，番禺县径口一带有银矿，百姓大多私自开采熔炼，应当开设冶场、设置官员。宣宗说：“如今各地每年办理银课，往往伤害百姓，正要革除这种弊端，怎么可以再次开设银冶？”没有采纳。宣德年间，有人建议洪武、永乐年间的法制有些应当改动，以便适应实际情况。宣宗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开创基业、传下统绪，必定有成法，用来留给子孙。子孙能够谨慎守护它，就足以保有天下。若自作聪明，或者受小人迷惑而擅自更改，就不免产生祸乱。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度，很接近古制；一变成为▯广骑，再变成为方镇，于是使武夫悍卒得以专擅一方，唐朝最终因此灭亡。宋朝的赋役制度，祖宗时期都有确定的制度；后来信用小人，改变成新法，百姓无法承受其烦扰，从此朝政反复，国事日益败坏，最终招致夷虏之祸。这些都可以作为鉴戒。”侍臣回答说：“子孙只要恭敬节俭，就能够保守成业。”宣宗说：“然而也必须任用老成持重的人。像宋朝任用李沆，哪里会有更改祖宗法令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