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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皇明典故纪闻十六

卷十五

史藏 · 志存记录 · 已译 · 第 82–87 段

成化时,给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审录,有词称冤,人犯驳回在外衙门再问,多偏执己见,不与辩明。或用非法重刑,锻炼成狱囚。人虑其驳回,必加酷刑,虽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后有问招不明拟罪不当者,俱乞改调相应官员问理,不许锻炼成狱。违者虽无赃,亦依律问罪,送吏部改调。”从之。

成化时,都御史李宾言:“在外官司听断官民词讼,动辄罚人财物。始则暂寄官库以欺人,终则通同库役以入己。又预备稽考告讦,假立文簿,虚作支销。宜行禁革,严治其罪。”从之。

成化七年立春,以星变避殿御奉天门。便服进春,免贺。

成化八年元旦,以星变免庆贺,群臣但具朝服,行八拜礼。

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状元率进士上表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殿试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成化时,广东按察司言:“妇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单衣的决。但其间所犯多缘连累,且索怀廉耻之人,一被刑辱,终身莫雪,甚为可悯。乞自后除奸盗不孝与乐妇的决,余悉纳钞赎罪。遂著为令。

成化时,宣府龙门所火焚官草五十七万余,有司获纵火者以闻,命即斩以徇。籍其家资以抵草数,不足则令经收看守官补之。

成化时,总督漕运都御史张鹏请给僧道度牒,鬻米济荒。宪宗曰:“僧道给度,不宜太滥。且鬻米之数,所得几何?而所损于国者多矣。其在官吏监生,尚不可以为常,况此辈乎?其勿许。”

河东盐池,旧止以巡按巡视。成化九年三月,户部郎中文志贞言:“巡按等官不得以时临视,故人得私贩,官盐阻坏,客商少中,无以济边用之急。请岁遣御史一人,往彼禁治料理。岁满更代,如巡茶之例。”乃始设河东巡盐御史。

旧制,时享太庙,俱于近午时行礼。成化九年四月初一日,时享太庙,是日日食,百官当救护。礼部奏请早行庙享礼。

旧制,廪膳生员考黜者,仍追食过廪米。成化九年,北直隶提学阎禹锡始奏免还官。

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祭无葬。成化九年八月,少詹事柯潜父死,特赐以葬,时以为荣。

  御史杨守随言:“爵赏不可以无律,名器不可以假人。顷因山东灾伤,许办事及寄名吏纳银免考,悉依资格选用。幸门一开,越次授职,荡无纪极,争相黩货以规骤进,其于害政莫此为甚。”宪宗批答曰:“朕患吏道不清,严考试以为进退。今若募胥吏入赀赈饥,免考登仕,是教吏贪也。御史言是,其亟罢此例。”按奸吏舞文以贪贿,挟贿以买官,倚官以剥民。故每遇开例,吏之加纳者半,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多由于此。宪宗此旨,百世所当遵也。

程明道、伊川二先生,祖家保定博野县人,其五世祖端明殿学士羽始迁洛阳。成化间,博野知县裴泰建言请立祀,命有司春秋祭祀。

译成化年间,给事中白昂说:“大理寺审录案件时,有人供词中称冤,案犯被驳回到外衙门重新审问,往往各自固执己见,不与其辩明。有的使用非法重刑,罗织锻造成狱。人们害怕案件被驳回后必定遭受酷刑,即使确有冤枉也不敢再申诉。今后凡是审问、口供不明,或者拟定罪名不当的,都请求改调相应官员重新审理,不许罗织锻造成狱。违犯者即使没有收受赃物,也依律问罪,送交吏部改调。”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成化年间,都御史李宾说:“外地官府审理官民诉讼,动不动就罚取人的财物。开始时暂时寄存在官库中来欺骗别人,最终却与库吏串通,把财物收入自己囊中。又预先准备应付考核和告发的材料,假设账簿,虚构支销。应当下令禁止革除,严厉治罪。”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成化七年立春,因为发生星变,皇帝避居殿外,在奉天门接受朝见。皇帝穿便服迎春,免除庆贺礼。成化八年元旦,因为发生星变,免除庆贺礼,群臣只穿朝服,行八拜礼。旧制度规定,殿试在三月初一日举行,状元率领进士上表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因为悼恭太子发引,殿试改到十五日举行,直到今天仍沿袭这一日期。成化年间,广东按察司说:“妇女犯笞刑、杖刑以及徒刑的,按惯例都穿单衣受刑。可是其中许多人是因为受到牵连,而且对于一向顾惜廉耻的人来说,一旦遭受刑辱,终身都无法洗雪,实在很值得怜悯。请求从今以后,除奸盗、不孝以及乐妇实行笞杖外,其余一律缴纳钞币赎罪。”于是著为法令。成化年间,宣府龙门所失火,烧毁官草五十七万多。有关官员捕获纵火者,上报朝廷,命令立即斩首示众。没收其家产,用来抵偿官草的数目;仍有不足的,就命令经收、看守的官员补足。成化年间,总督漕运都御史张鹏请求发给僧道度牒,出售度牒所得的米来救济灾荒。宪宗说:“僧道授予度牒,不应过于滥发。况且出售度牒所得的米能有多少?而国家所受的损失却很多。即使官吏、监生,也尚且不能把这种做法作为常规,何况这些人呢?不要批准。” 河东盐池旧时只由巡按巡视。成化九年三月,户部郎中文志贞说:“巡按等官不能按时前往察看,因此有人得以私自贩盐,官盐受到阻碍破坏,商人很少纳入官盐,无法救济边疆军需的急迫需要。请每年派一名御史前往那里禁止、整治和管理。任期满后更换,如同巡茶的制度。”于是开始设置河东巡盐御史。旧制度规定,按时祭享太庙,都在接近午时举行礼仪。成化九年四月初一日举行时享太庙礼,这一天发生日食,百官应当救护。礼部上奏请求提前举行太庙祭享礼。旧制度规定,廪膳生员考核黜退后,仍要追缴已经领取过的廪米。成化九年,北直隶提学阎禹锡开始上奏请求免除归还官米。按照旧例,四品官员的父母去世,只举行祭祀而不赐给安葬费用。成化九年八月,少詹事柯潜的父亲去世,朝廷特意赐给安葬费用,当时人认为这是荣耀。御史杨守随说:“爵位和赏赐不可以没有法度,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近来因为山东遭受灾害,允许办事吏和寄名吏缴纳银两来免除考核,全部依照资格选用。侥幸之门一经打开,越级授职便无穷无尽,人们争相贪污财货以谋求突然升进,对政事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宪宗批答说:“朕担忧吏治不清,严格考核来决定进退。如今如果招募胥吏缴纳财物来赈济饥荒,免除考核而登进仕途,这是教导官吏贪婪。御史说得对,应立即废除这一条例。”按语说:奸吏舞弄文法来贪求贿赂,挟持贿赂来买官,再倚仗官位来剥削百姓。因此每当遇到开放这种条例时,官吏中缴纳财物的人就有一半;吏治不清、民生不能得到安定,大多是由此造成的。宪宗这道旨意,是后世百代都应当遵守的。程明道、伊川二位先生,祖籍是保定博野县人,他们的五世祖端明殿学士程羽才开始迁居洛阳。成化年间,博野知县裴泰提出建议,请求为他们建立祠庙,朝廷命令有关官员在春秋两季祭祀。

成化年间,因擒获妖人,追其妖书图本,备录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晓谕愚民。其书有:《番天揭地》、《搜神记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空知贤变愚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锋都天玉镜》、《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通天彻地照仙炉经》、《三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亡返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大保泄漏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煞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天历》、《神工九转》、《玉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滚雪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章紫绶经》、《王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三圣争功聚宝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鉴书》、《照贤金灵镜经》、《朱书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金轮经》、《智锁天关书》、《感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世三阳历》、《玄元宝镜》、《玉伞锦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镜》、《透天关》、《尽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太上玄元宝镜》、《降妖断怪五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番天揭》、《天神图》、《金锋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

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英为父,修武伯沈煜、泰宁侯陈桓、丰润伯曹振、锦衣指挥王珩,皆与交好。琇至各家饮酒,皆设鼓乐,琇每招妓与乱。后其徒因与争寺产,因发其通英妾诸罪。遂并下锦衣卫鞫实,琇杖发辽东充军,煜、桓、振、珩各坐罪停俸有差,仍命都察院出榜晓示。此真可为官员交好奸僧之戒也。

成化时,刑部主事张鼎言:“固原平京乃三边总会之所,虏寇侵犯,累从此入。宜置立总府。”诸臣会议,乃命左都御史王越驻扎固原,总督诸路军马。陕西总制始此。

成化时,以街渠污秽壅塞,为工部所奏。逮兵马指挥并巡城御史、锦衣卫官校于狱。

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宫者五十余人,日赴礼部喧诉求进。尚书邹干以闻,命锦衣卫执之。枷项于礼部前,并各大市街示众。

宁晋伯刘禄,成化十年袭父爵,次年三月卒。宪宗以禄幼,且袭爵未久,惟赐祭,不予葬,且免辍朝。命有司著为令。

成化十一年冬,有自宫聚至四五百人,哄嚷求收用。宪宗云:“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聚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是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移文天下禁约。”

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成化时,锦衣卫奏:“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前后捕获七百余人,其中强盗多系僧人。乞自后僧行道童不给有司文凭私自来京者,缉出俱发边卫,并罪其所主之家。”从之。

成化时,九卿以灾异陈言,内一款:“军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则僭大红织金罗段遍地锦;骑坐则僭描金鞍■〈革占〉减银鞦辔;首饰则僭宝石珠翠。今四方丝贵金少,率皆坐此。宜严加禁约,违者即重罪而没入之。此侈风在今更甚,尤宜禁止。”

成化时,大学士商辂因灾陈言,内一款:“臣闻天下之治乱,系下情之通塞。太祖高皇帝临御之时,自群臣以及民庶,于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陈说,所以广耳目,达下情也。皇上承嗣以来,诏求直言,而人多顾忌,不肯尽言。意者,听言之道未至乎?望明诏在廷群臣,凡致灾之由,弥灾之策,悉陈以闻。

译成化年间,因擒获妖人,追缴他们的妖书和图本,详细记录其名目,张榜告示天下,用来晓谕愚昧的百姓。其书有:《翻天揭地》《搜神记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空知贤变愚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锋都天玉镜》《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通天彻地照仙炉经》《三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亡返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大保泄漏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煞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天历》《神工九转》《玉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滚雪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章紫绶经》《王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三圣争功聚宝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鉴书》《照贤金灵镜经》《朱书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金轮经》《智锁天关书》《感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世三阳历》《玄元宝镜》《玉伞锦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镜》《透天关》《尽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太上玄元宝镜》《降妖断怪五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翻天揭》《天神图》《金锋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僧官常琇认已故南和伯方英为父亲,修武伯沈煜、泰宁侯陈桓、丰润伯曹振和锦衣指挥王珩都与他交好。常琇到各家饮酒时,各家都设置鼓乐;常琇还常常招妓淫乱。后来,他的徒弟因争夺寺产,便揭发他与方英的妾通奸等罪行。于是连同沈煜等人一并交锦衣卫审讯查实:常琇受杖刑后发往辽东充军;沈煜、陈桓、曹振、王珩分别按罪停发俸禄,轻重各有不同;又命都察院张榜公布,晓谕众人。这确实可以作为官员与奸邪僧人交结的警戒。成化年间,刑部主事张鼎说:“固原、平京是三边总会之处,虏寇侵犯时,屡屡从这里进入。应当设置总府。”群臣会议后,便命左都御史王越驻扎固原,总督各路军马。陕西总制由此开始。成化年间,因为街道沟渠污秽堵塞,工部上奏此事。于是把兵马指挥、巡城御史以及锦衣卫官校逮捕入狱。成化十年十二月,有五十多名自宫者,每天到礼部喧闹申诉,要求被收用。尚书邹干把此事上报,宪宗命锦衣卫逮捕他们。给他们戴上枷锁,押在礼部前,并在各大街市示众。宁晋伯刘禄在成化十年承袭父亲的爵位,第二年三月去世。宪宗认为刘禄年幼,而且承袭爵位不久,只赐予祭祀,不给他办理安葬,也免除因丧事停止朝会。并命有关部门把这作为定例。成化十一年冬天,有自宫者聚集到四五百人,喧闹着要求被收用。宪宗说:“这些人违逆天理,悖乱人伦,自行断绝了同类关系,而且还成群聚集喧扰,应该按重罪惩治。但现在正逢赦免,锦衣卫应把他们逮捕起来施杖刑,每人五十杖,押送到户部,按照惯例编入海户服差役。此后如有再犯者,本人处死,全家发往边远地区充军。礼部发文通告天下,予以禁止约束。” 成化十二年二月初一发生日食,十五日发生月食。成化年间,锦衣卫上奏:“京城内外盗贼不断发生,前后捕获七百多人,其中强盗大多是僧人。请求今后僧人、行脚道士和童子没有有司文凭而擅自来京的,一经查获,全部发往边卫充军,并治罪于收留他们的主人家。”皇帝同意了。成化年间,九卿因灾异上陈意见,其中一条说:“军民的服饰和器用,近来多有僭越。服饰方面,僭用大红色织金罗段和遍地锦;骑乘方面,僭用描金鞍、■〈革占〉以及减银鞦辔;首饰方面,僭用宝石、珠翠。如今各地丝绸昂贵、黄金短缺,大都就是因此造成的。应当严格加以禁止约束,违犯者立即按重罪治罪并没收入官。这种奢侈风气如今更加严重,尤其应当禁止。” 成化年间,大学士商辂因灾异上陈意见,其中一条说:“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能够通达。太祖高皇帝临朝时,从群臣到百姓,对于可以进言的事情,都允许直接到御前陈说,这是为了扩大耳目,使下情能够上达。皇上继承皇位以来,虽然下诏征求直言,但人们多有顾忌,不肯把话全部说出来。或许是听取言论的方法还没有做到位吧?希望皇上下诏给在朝群臣,凡是导致灾害的原因、消除灾害的办法,都全部陈述上报。”

成化时,定西侯蒋琬言:“养兵之利,莫善于屯田。今竭东南民力,漕运以实京庾;又劳八府民力,飞挽以供边饷。民兵俱弊,费出无经。屯田之利,则未遍举。且大同、宣府等处,膏腴土田,无虑数十万顷,悉为豪强占种。租税不供,稍遇兵荒,全仰内郡。其八府良田,又多为势要之家妄以抛荒奏乞,日渐侵剥,失业之民,控诉无所。脱使边关有警,内郡何由接济?运河有阻,京师何所仰给?居安思危,不可不虑。乞令户部会议,遣刚正给事中、御史二员,视往年甘肃增粮事例,检勘丈量,定著科额。八府民田,亦乞严立禁条,不许豪夺。庶几兵民足食,内外有备。”

成化间,户部覆甘肃巡抚宋有文奏言:“边储亏折非独甘肃为然,如辽东、大同诸处,往往事觉,盘究未报。大抵粮储乃生民膏血,而边方险远,类难急致。其间侵盗之徒,率多延缓,以觊脱免。今宜定为通例,凡盗粮五十石、草一千束、钱帛直银二十五两者,仍用常典。多者一如近例,监追充军。四倍其数,则无问文武职官吏典斗库部运诸人,虽宥不赦。正犯或有逃故,逮其亲属。如此则粮不重费,人知谨守。”疏上,诏如议。且令正犯逃故,于同爨至亲家属追之。

成化时,礼部覆整饬边备兵部侍郎马文升奏:“光禄寺筵宴夷人酒饭菲薄。”宪宗曰:“宴待诸夷本柔远之道,所以尊隆国体,起其瞻仰。非但饭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齐,品物丰洁始称。今后筵宴并酒饭处,令光禄寺堂上官视之,仍以礼部官一员督察。有不遵者并治以罪。

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师西城,有物夜出伤人。其色黑,踪迹之不可得。上乃于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资,抚盈成之运,顾政事之多缺,致灾异之荐臻。兹者京城内外,有物夜出,残害军民,惊动闾巷。夫变不虚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节,致伤民财欤?或土木烦兴,过劳民力欤?或忠言不闻,下情无由上达欤?或仁政不施,实惠未能下究欤?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赐矜悯,赦过宥罪,转祸为祥,俾妖物潜消,居人安妥。臣当祗谨天戒,循省愆尤,期维新于政令,以图报于大恩,不胜惓惓恳祷之至。”大学士商辂等亦条上时政阙失,请付所司行之。当时君臣尚有遇灾而惧、警惕修省之意。

昭德宫内使汪直得宠于宪庙,自黑眚之后,命出外调察物情。直布衣小帽,乘驴骡往来京城内外,人不之知。直刺得外间隐事,以取信于上。上益委任,遂谤及诸大臣,权宠赫弈。又委官校四外缉事,不拘京官藩臬,动皆拘系西厂。或夜入其家,搜其财物,刑其妻女,朝臣惴惴不自安。于是大学士商辂及万安、刘珝、刘吉上疏极言其害,言:“陛下委听断于汪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王英辈,大张声势,蠹众害人,使大臣不安于位,小臣不安于职,商买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因条列其不法事以上,谓如此不已,国之安危或未可知。”宪庙从其言,为罢西厂。责汪直退还本监,调韦瑛边卫差操,散遣诸校尉。人心快之。然帝意犹未释然,会御史戴缙以九年满不得升,窥知意旨。遂上疏言:“皇上近以灾变,敕令臣工修省,未闻有进贤退不肖革弊厘奸者。独太监汪直缉奸恶,惩贪赃,释冤抑,禁宿弊,皆合公论而服人心。”假建言之名,以颂直功德。疏成,先以草托直所厚锦衣千户吴绶示直,令直先为言于帝而后奏之。疏奏,帝大悦。于是直复开西厂,洞察益苛,破家毁族,人不堪命。缙意望升都御史,乃止得尚宝少卿。

乡试小录前旧有吏典掌行科举及生员誊录对读二条,成化十三年,以少詹事黎淳言始削去之。淳又言:“士子有文理差错、行文有疵、表失平仄、字画差错者,皆宜究治。”礼部覆议:“平仄不顺,字画差错,与文理差缪者不同,宜仍令会试。”从之。

中外军政官,五年一次考选。旧无著令,成化十四年春,因兵部尚书余子俊、英国公张懋奏请始定。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东班官若闻有甲兵声者,因辟易,不复成列。卫士露刃,以备不虞。久之始定。究其事所从起,莫能得,亦异矣。

翰林院官,自永乐、宣德以来,俱不习仪。至成化十四年冬至日,锦衣缉事者奏学士王献等不赴习仪。宪庙命鞫问,二人举相传之例以闻,宥之。仍诏:“自今行大礼仍先期习仪,惟内阁办事者免。”

旧制,颁历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值冬至,礼部预以为请,命改颁历于十月朔日。

成化十五年,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杨鼎乞致仕,特赐敕允之。仍给月米二石,岁夫四名。先是,大臣致仕未有给米拨夫例,有之自鼎始。

成化十六年,以监生虎臣言,始诏:“天下学校,孔子庙庭所在,凡过其门者,皆下马。”

译成化年间,定西侯蒋琬说:“养兵的办法,没有比屯田更好的。如今竭尽东南百姓的财力,用漕运来充实京城粮仓;又劳累八府百姓的财力,用飞挽运输来供应边地军饷。百姓和军队都已经疲敝,费用支出也没有固定来源。屯田的好处,却还没有普遍推行。而且大同、宣府等地肥沃的田地,不下数十万顷,全都被豪强占有耕种,租税却不缴纳;稍微遇到战争和灾荒,就完全依赖内地各郡。八府的良田,又有很多被权势显要之家妄称抛荒,上奏请求占有,日渐侵夺,失去产业的百姓无处申诉。假如边关发生警报,内地各郡凭什么接济?运河一旦阻塞,京师又靠什么供应?居安思危,这些问题不能不考虑。请求命户部会议,派刚正的给事中、御史各二员,参照往年甘肃增加粮赋的事例,勘查丈量,确定并载明征收数额。八府的民田,也请求严格制定禁令,不许豪强强行夺取。这样或许能够使军民粮食充足,内外都有准备。” 成化年间,户部复议甘肃巡抚宋有文的奏言:“边地粮储亏损,并不只是甘肃如此,像辽东、大同等地,也常常在事情败露后,经过盘查追究却没有上报。大体说来,粮储是百姓的血汗,而边地遥远险要,往往难以及时运送到达。其中侵吞盗窃粮物的人,大多故意拖延,希望侥幸逃脱。现在应当制定通行条例:凡盗粮五十石、草一千束、钱帛价值银二十五两的,仍按通常法典办理;超过这一数额的,一律依照近来的条例,监禁追赃并发往边地充军;达到上述数额四倍的,无论文武职官、吏典、斗库、部运等人员,即使遇到宽宥也不赦免。正犯如果逃亡或死亡,就逮捕他的亲属。这样,粮食就不会被重复耗费,人们也会知道谨慎守护。”奏疏上报后,诏令依照所议办理。并且命令正犯逃亡或死亡的,要追究与其同灶居住的至亲家属。成化年间,礼部复议整顿边防、兵部侍郎马文升所奏之事:“光禄寺设宴款待夷人时,酒饭很差。”宪宗说:“设宴款待各夷,是怀柔远方的办法,用来尊重、隆盛国家体统,使他们产生敬仰之心,并不只是给他们饭吃而已;必须器具整齐,食物丰盛洁净,才算合格。今后设宴以及供应酒饭的地方,命光禄寺堂上官亲自查看,并仍由礼部派一名官员监督察看。有不遵守的,一并治罪。” 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师西城有一种东西夜间出来伤人。它的颜色黑色,却无法找到踪迹。宪宗于是就在宫禁之中祭告天地说:“臣凭着浅薄的资质,承受着成就已定的时运,回头看政事有许多缺失,以致灾异接连发生。如今京城内外有东西夜间出来,残害军民,惊扰街巷。变异不会无缘无故产生,一定有其原因;或许是用度没有节制,以致损伤百姓财产吗?或许是土木工程频繁兴起,过度劳累百姓吗?或许是忠言没有被听取,下情没有办法上达吗?或许是仁政没有施行,实际恩惠不能下达到百姓吗?臣早晚都战战兢兢,却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办法。伏望上天垂下慈爱,特别加以怜悯,赦免过错、宽宥罪责,使灾祸转为吉祥,让妖物暗中消失,居民安居稳妥。臣一定谨慎遵奉上天的警戒,反省自己的过失,希望在政令上革新,以报答上天的大恩,恳切祈祷之情实在难以尽述。”大学士商辂等也分条上奏当时政事的缺失,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施行。当时君臣还保有遭遇灾异便恐惧警戒、修身反省的想法。昭德宫内使汪直得到宪宗宠信。自从发生黑眚以后,宪宗命他出宫察访民情。汪直穿布衣、戴小帽,骑着驴骡往来于京城内外,别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汪直刺探到外面的隐秘事情,以此取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更加委任他,于是他便诽谤各位大臣,权势和宠信显赫。皇帝又委派官校到四处侦查案件,不论京官、藩司还是按察司官员,往往都被拘捕关进西厂。有时还在夜间闯入官员家中,搜掠财物,刑讯其妻女,使朝臣惶惶不安。于是大学士商辂以及万安、刘珝、刘吉上疏极力陈说其危害,说:“陛下把听取和裁断政事的权力交给汪直,汪直又把耳目安插在韦瑛、王英等小人之中,大肆张扬声势,残害众人,使大臣不能安居职位,小臣不能安于职守,商人不能安于市场,行旅不能安于道路,士卒不能安于队伍,百姓不能安于产业。于是我们分条列举他的违法事情上奏,认为如果这样还不停止,国家的安危恐怕就难以预料。”宪宗听从了他们的话,下令撤销西厂,责令汪直退回原监,调韦瑛到边卫服役操练,遣散各名校尉。人心对此十分痛快。然而皇帝心里仍未完全释然,适逢御史戴缙因任满九年却没有升迁,便窥探到了皇帝的心意。于是戴缙上疏说:“皇上近来因为灾变,命令群臣修身反省,却没有听说有进用贤能、罢退不肖、革除弊病、整治奸邪的人。唯独太监汪直缉捕奸恶、惩治贪赃、释放受到冤屈压抑的人、禁止长期存在的弊病,这些都符合公众议论,也使人心服。”他借着进言的名义来歌颂汪直的功德。奏疏写成后,先把草稿托给汪直亲近的锦衣千户吴绶,让吴绶给汪直看,使汪直先向皇帝进言,然后戴缙再上奏。奏疏呈上后,皇帝非常高兴。于是汪直又恢复设置西厂,侦察查办更加严苛,弄得人家破族毁,百姓无法忍受。戴缙本想升任都御史,结果只得到尚宝少卿的职位。乡试小录过去原有吏典掌管科举,以及生员誊录、对读两项规定。成化十三年,因少詹事黎淳进言,才删去这些规定。黎淳又说:“士子如果文章文理有错误、行文有瑕疵、表章失去平仄、字形笔画有错误,都应当追究治罪。”礼部复议说:“平仄不顺、字形笔画有错误,与文理错误不同,应当仍然允许参加会试。”皇帝听从了。朝廷内外的军政官员,每五年考选一次。过去没有明确的法令,成化十四年春天,因为兵部尚书余子俊、英国公张懋上奏请求,才开始确定下来。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日早朝,东班官员好像听见有兵器铠甲的声音,因而纷纷躲避退让,队列也无法列成。卫士露出刀刃,以防发生意外。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追查这件事究竟从何而起,却没有人能够查明,也很奇怪。翰林院官员自永乐、宣德以来,都不学习礼仪。到了成化十四年冬至日,锦衣卫缉事者上奏说学士王献等没有参加礼仪演习。宪宗命令审问,二人以历来相传的惯例上报,因而得到宽宥。宪宗仍下诏说:“从今以后举行大礼,仍须提前演习礼仪,只有在内阁办事的人可以免除。” 旧制度规定,在十一月初一颁发历书。成化十五年,这一天正值冬至,礼部事先提出请求,皇帝命令改在十月初一颁发历书。成化十五年,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杨鼎请求退休,皇帝特意赐敕准许。仍供给他每月米二石、每年夫役四名。此前,大臣退休还没有供给米粮、拨给夫役的先例,这一做法从杨鼎开始。成化十六年,根据监生虎臣的进言,开始下诏说:“天下学校凡有孔子庙的地方,所有经过庙门的人,都必须下马。”

官吏折俸布旧于甲字库折支者,每阔白布一疋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以为言,姑改折三十石。然布极细者不过值银二两,而米遇贵,石值银一两,已自悬绝。后又以粗绵布值银三四钱者支与,是粗布一疋准价银三十两矣,从古所未有也。

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请天下文庙皆宜用木主。礼部覆言,庙制已定,而澜欲紊乱旧章,遂黜为云南、广西府经历。后竟用木主,而无人为澜白其事者。

旧制,给事中外升,必方面知府,无府州佐贰者。成化十七年五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铎、兵科给事中萧显因言事忤旨,吏部希意升铎为湖广汉阳府通判、显为贵州镇宁州同知。时镇宁州无同知,特添设以授之。

旧例,指官诈财满贯犯该徒流以上罪者,俱发充军。有大诰及遇恩,例减二等,为首从者止得徒杖之罪。成化十七年五月内,刑部题:“此辈情犯颇重,如复减等,恐奸伪日滋。请今后指称京官并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用为词诓财者,俱计赃。不分首从,悉连家属发边卫充军。原系边卫者,发极边守哨。”从之。

都御史李纲,山东长清县人。居官廉介,为太仆少卿时,曾于冀州遇盗,夺其箧。将启之,问其隶,知为纲。曰:“乃李少卿耶!是无钱。”不启箧而去。

成化十四年,巡抚宁夏都御史贾俊奏边储无措,请开纳银。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供输贡入,不可数计。使能量入为出,用一省百,则边储何患不充,军需何患不足,而为此卖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别为经久常行之策。务使边备不乏,名器不滥,旧章不紊,异议不生。”疏上,宪宗曰:“汉文帝从晁错备边之策,令民纳粟拜爵,后人惜其作俑。迩者有司以乏边储,又议行纳银事例。后世又将谓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罢之勿行。”

成化时,兵部尚书余子俊以京城内外多盗,请差府部属官五十余员会锦衣卫巡城御史查究。内外官民之家有舍匿游民及无籍军匠罪囚者,各听首实,送户工兵三部收役。若经赦死囚遣而复来者,处死。邻居舍匿之家蔽占不举者,亦以其罪坐之。仍令审编火夫坐铺巡警,夜以五十人为率,护盗必追究。舍匿之家概治之,及印子铺赌场俱宜禁治。自今犯者其房舍没官,治以重罪。

成化十七年秋,礼部言:“乌思藏地方在长河西之西,长河西在松潘、越巂之南。三处地界相连,易于混淆,难以辨别。乌思藏大乘法王,阐教、阐化、辅教、赞善番王,旧例三年差人一朝贡,后因道险少来。而长河西番僧往往伪作印信番书,以冒赏赐。乞立为定制,除大乘法王无地土外,阐教等四王人各赐敕一道,勘合二十道,该贡之年,道经四川、陕西,比号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许放入。其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朵千及董卜、韩胡诸宣慰司,亦各给勘合六十道,其入贡道经四川,比号验放一如例。若该贡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后不许补贡。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僧来朝者,边官亦照例验放,不许过多。”从之。

四川巡抚都御史孙仁以松潘贼劫掠,欲发兵剿之。宪宗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松潘贼已赏剿戮,其渠魁亦知警矣。若又纵兵恣杀,彼番寨猬聚,岂能悉灭哉?贪功以起边衅,诚非计宜。令仁等乘兵威方振之余,遣人抚谕,果负固不服,乃用兵剿之未晚也。

成华十八年,山西巡抚都御史何乔新以按察司官延滞词讼,劾佥事尚敬等罪。宪庙言:“刑狱重事也。《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言未得其情者,详审不苟如此。苟既得之,不即结断,桎梏缧绁,拘系其身,往往有瘦死狱中者矣。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乔新劾奏甚当,其即究治其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谨,以副朕钦恤之意。”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通州右卫军余金凤等三百九十一人自宫以求进。都察院言:“中三百十四人,俱年及十五岁,法当收赎;五十九人才十岁以下,乃其父兄教令为之者,当坐教令之人。”因奏:“近例凡自宫者本身处死,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今犯者众,并援例上请。”奉宪宗圣旨:“金凤等百九十八人加项示众,满一月仍杖一百,并年幼者俱如拟皆发原籍原卫收管。”

晋宁河王府自成化十七年以来,每夜有妖见,或为神像,或为王侯,需索酒食。时举火将焚宫。十八年十二月十八夜,果焚府第无遗,冠服器用皆尽,妖亦随灭。其事甚异。

成化十九年三月,内官王钿奏令家人中河东盐二万余引,户部请治其罪。宪庙曰:“祖宗之制,内官不许私置产业,矧敢违例中盐,与民争利?且其服食之需,皆自内给。今钿营利,于外将焉用之?户部其查,例揭榜禁约,后有犯者,必罪不宥。”

译官吏折发俸禄布匹,过去在甲字库折支时,每一匹宽幅白布折合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把这件事上奏,暂且改为折合三十石。然而最细的布不过值银二两,而米价一贵,每石就值银一两,价格已经相差悬殊。后来又拿价值三四钱银子的粗绵布发给官吏,这样一匹粗布竟按银三十两计价,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请求天下文庙都应当使用木主。礼部复议说,庙制已经确定,而祝澜却想扰乱旧有章程,于是把他贬为云南、广西府经历。后来最终还是使用了木主,却没有人为祝澜申明这件事。旧例规定,给事中外调升迁,必须担任一方知府,不能担任府州的佐贰官。成化十七年五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铎、兵科给事中萧显因进言触犯皇帝旨意,吏部迎合皇帝心意,升张铎为湖广汉阳府通判,升萧显为贵州镇宁州同知。当时镇宁州没有同知这一官职,特意增设此职来授予萧显。旧例规定,假称官员名义诈取财物,赃额达到满贯并犯徒刑、流刑以上罪的,都发往边地充军;有《大诰》规定或遇到恩赦时,按例减轻二等,首犯、从犯只处徒刑、杖刑。成化十七年五月,刑部上奏:“这些人的情节罪行相当严重,如果再减等,恐怕奸诈虚伪的行为会日益滋长。请求今后凡是假称京官以及三司以下官员的名义,或以官府使用为借口骗取财物的,一律计算赃额;不分首犯、从犯,全部连同家属发往边卫充军。原本就是边卫军人的,发往极边地区守哨。”皇帝同意了。都御史李纲是山东长清县人。他做官清廉正直,任太仆少卿时,曾在冀州遇到盗贼,盗贼夺走了他的箱子。准备打开箱子时,盗贼询问他的仆从,得知他是李纲,便说:“原来是李少卿啊!他没有钱。”于是没有打开箱子就离去了。成化十四年,巡抚宁夏都御史贾俊上奏说边地粮储没有办法筹措,请求开放纳银制度。十三道御史说:“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供输贡入多得无法计算。假如能够量入为出,以一省的财力供百项使用,边地粮储还怕什么不充足,军需还怕什么不足,却为什么要做这种卖官鬻爵的事情!恳请彻底革除过去的弊病,另行制定可以长久实行的通常办法。务必要使边防储备不匮乏,名位器物不被滥用,旧有章程不紊乱,异议不产生。”奏疏上报后,宪宗说:“汉文帝听从晁错的备边策略,命百姓缴纳粮食来拜受爵位,后人还惋惜这是开创坏例。近来有关部门因为边地粮储不足,又议论实行纳银的条例。后世又将怎样评论此事?御史所说是对的,应当全部停止,不要实行。” 成化年间,兵部尚书余子俊因为京城内外盗贼很多,请求派府、部属官五十多人,会同锦衣卫和巡城御史巡查追究。内外官员、百姓家中如果窝藏游民以及没有户籍的军匠、罪囚,各自听其自首实情,送交户部、工部、兵部收充差役。若已经遇赦被释放的死囚再次回来,处死。邻居窝藏而替其隐瞒占匿、不予举发的,也按同样的罪行治罪。又命令审查编排火夫,分坐铺位巡逻警戒,夜间每五十人为一队;如果包庇盗贼,必须追究。窝藏者家中一律治罪,连同印子铺、赌场也都应禁止查办。从今以后再犯者,房屋没收入官,并按重罪治罪。成化十七年秋,礼部上言:“乌思藏地方在长河西以西,长河西在松潘、越巂以南。三处地界相连,容易混淆,难以辨别。乌思藏大乘法王、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番王,旧例每三年派人来朝贡一次,后来因为道路险阻而很少来。可是长河西的番僧常常伪造印信和番书,冒领赏赐。请求制定固定制度:除大乘法王没有领地外,阐教等四王每人赐给敕书一道、勘合二十道;在应当进贡的年份,道路经过四川、陕西时,所用比号必须相同,并且还要有盖王印的奏本,才准放行入境。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的朵千,以及董卜、韩胡等宣慰司,也各发给勘合六十道;他们入贡经过四川时,按照比号查验放行,一律照此办理。如果应当进贡的年份偶然遇到道路阻塞不通,后来不准补贡。四川松茂州土著番僧来朝,边境官员也照此例查验放行,不许人数过多。”皇帝同意了。四川巡抚都御史孙仁因为松潘的贼人劫掠,想要发兵剿灭他们。宪宗说:“用兵就像火一样,不加制止就会自行烧毁自己。松潘的贼人已经受到赏格征剿,其首领也已经知道警戒了。如果又放纵军队任意杀戮,那些番寨聚集得像刺猬一样,哪里能够全部消灭呢?贪图功劳而挑起边境事端,实在不是合宜的办法。命孙仁等趁着军威正盛之际,派人前去抚慰晓谕;如果他们果真凭险固守、不肯服从,再用兵剿灭也不晚。” 成化十八年,山西巡抚都御史何乔新因为按察司官员拖延词讼,上奏弹劾佥事尚敬等人的罪过。宪宗说:“刑狱是重大事务。《周书》说:‘审理重要囚犯,要反复思考五六天,甚至十天。’这特别说明,在还没有查明实情时,应当这样详细审慎,不可草率。如果已经查明,却不立即结案判决,使囚犯戴着刑具、被绳索拘束,长期关押,往往有人瘦弱而死在狱中。这个人罪不至死却死了,就是刑官杀死他的。因此,法律特意制定了淹禁罪囚的条文。何乔新的弹劾很恰当,应立即追究治办相关人员。仍命天下刑官都知道谨慎办理,以符合朕敬重生命、体恤囚犯的心意。”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通州右卫军余金凤等三百九十一人自行阉割以求进身。都察院上言:“其中三百一十四人,都已年满十五岁,依法应当收赎;五十九人年仅十岁以下,是他们的父兄教唆命令所致,应当治罪教唆命令之人。”于是又奏请:“按照近来的惯例,凡自行阉割者本人处死,全家发往烟瘴地面充军。如今罪犯人数众多,请一并援引此例上请。”奉宪宗圣旨:“金凤等一百九十八人加项示众,满一个月后仍杖打一百,并且年幼者一律照所拟定的办法,发回原籍、原卫收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四人〕 晋宁河王府自成化十七年以来,每夜都有妖异出现,有时变成神像,有时变成王侯,索要酒食。当时正准备举火焚烧王府。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间,王府果然被烧得一无遗存,冠服、器物等全都烧尽,妖异也随之消失。这件事非常奇异。成化十九年三月,内官王钿上奏,命家人中河东盐二万余引,户部请求治他的罪。宪宗说:“祖宗的制度规定,内官不许私自置办产业,何况还敢违反规定中盐,与百姓争利?况且他们衣食所需,都由宫内供给。如今王钿经营牟利,在外面又有什么用处?户部应当查办此事,按照惯例张榜公布禁约;今后再有违犯者,必定治罪,绝不宽赦。”

太监汪直倚恃权势凌轹有司,所过动遭捶挞。尝至定州,知州裴泰预为馔具以待,仆从皆醉饱欣欣,直心识之。至成化十九年六月,以罪调南京御马监,所经有司皆避,直困卧公馆,孤灯荧然。适泰以公事至,直喜,求食。泰以所携设馔,遂尔汝待之。直曰:“吾非复前比矣,明发得车马起程足矣。”泰曰:“诺。”至明,趋骑而去,声势寂然。小人得丧之态,可为世戒。

故事,章奏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自成化时汪直用事,其党千户吴绶以为漏泄机密,请禁之。后之奸人恐不便己私,遂往往禁诸传报者。然卒未有不传,亦可笑矣。

成化二十年,英宗忌辰,宪宗顾左右曰:“今早行礼之际,追念罔极之恩,感伤于怀,泫然泪下,不能自己。永惟先皇,奄弃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业,兢兢栗栗,恒惧弗克负荷,无以慰宗庙神灵。今益当省身修德,任贤图治,使四海无虞,生民乐业,庶几无愧天子之孝云尔。”

庆成大礼,国家以来,不肯轻废。成化二十年正月,御史徐镛、何珖以京师地震,疏请免宴。宪宗谓庆成宴乃祖宗定制,责二人不谙大体,调外任。

成化间,京城内外奸恶之徒行凶害人,荒淫赌博,甚至占人妻女,为人报仇。宪庙因锦衣卫官奏,谓之曰:“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觉察,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升御史汪奎于夔州府、都给事中卢瑀于长沙府,各通判;给事童▯于兴国州、秦昇于广安州,各同知。诸人因灾异言事切直,吏部承密旨升之。亦升迁之变例也。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忽一日申刻太监覃昌传旨,召大学士万安、刘吉赴西角门。刘珝亦欲往,昌止之。安等至,昌出纸一缄,上有御笔朱书一封字。启视则人讦珝贪财好色,与太监某认亲,纳王越贿,谋与复爵诸阴事。安等惊曰:“此即匿名文书,朝廷何不火之?召安等看何为?”昌曰:“圣意不可回,二先生不作计处,明旦行事本发出,则无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珝亲老,俟亲终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其自陈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终之义。”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本进,遂准致仕,加岁夫月米,赐敕而遣之。

每视朝时,天威在上,群臣敬慎之极。语言进退之间,不无小小差误,非敢慢也。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宪庙谕御史等官:“今后通政司、鸿胪寺等官宣读奏词,有差错一二字者免劾。”真圣人之度也。

副都御史屠滽历三品俸二年余,四月升右都御史,又历二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历足前所历,共计三年。请给三品诰命,以封父母。”许之。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诏天下有司,征税毋取余价。

旧例,会试举人以百名为率,南数取五十五名,北数取三十五名,中数取十名。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当会试之前,时内阁万安、礼部尚书周洪谟俱四川人,四川左布政潘稹即希二人意,言额数不均。于是南北各退二名,中卷多增二名。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当祭先师孔子。以初六日命皇太子亲迎,传制遣官,改用次丁。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保定府束鹿县昏刻天地昏黑,空中声如雷,寻有黑气坠地。掘之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鸡卵。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宁王奠培以皇太子婚礼成,遣官表贺,其表文中称大婚。宪庙言:“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况朝廷乎?王不据理遵例,乃遣人奉表来贺。虽云致敬,所谓事之不以礼也。况表中又不审轻重,谬称大婚,可乎?宜降敕谕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长史等官。

成化时,真定知府余瓒言:“陕西、山西、大同、宣府、辽东等处边墙内,地土肥饶,近皆为镇守内外等官私役军士尽力开耕,所获粮草甚富。凡遇官民买纳,加倍取息。以此观之,则各边所出者,皆足各边之用矣。请敕遣科道部属官刚正有为深达大体者数员,往会巡抚巡按镇守内外等官勘视,凡堪种熟地,系军民并千百户以下者,听如旧管业;其在指挥以上者,请定则例,量拨多寡,以资其用。余皆计常操官军若干队分拨,每人宅地二亩,田地二十亩。每队分为两班耕守,以备征操。亦但征取十一,则民可免转输之劳,军可无饥寒之苦矣。”

京城外有军民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刺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愚民竞趋之。所发墓甚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尝买以进者皆遁去。获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党,俱坐斩。

译太监汪直倚仗权势凌辱压制各级官署,他所经过的地方,往往遭到捶打。一次他到定州,知州裴泰预先准备酒食等候他,仆从们全都吃饱喝足,兴高采烈,汪直记住了这件事。到了成化十九年六月,汪直因获罪调任南京御马监,他所经过的地方,各级官员都躲避不见。汪直困倦地躺在公馆里,只有一盏孤灯微弱地照着。恰好裴泰因公事来到这里,汪直很高兴,向他索要食物。裴泰用自己带来的食物设宴,于是像当年汪直以尊卑相待那样侍奉他。汪直说:“我已经不像从前了,明天一早能给我车马,让我启程就可以了。”裴泰说:“好。”到了天亮,汪直催促骑马离去,声势寂然无闻。小人得势和失势时的情态,实在可以作为世人的鉴戒。按照旧例,章奏得到皇帝批示后,各有关官司抄录出来执行,也相互传报,使大家知道朝廷政事。自成化年间汪直掌权后,他的党羽千户吴绶认为这样会泄露机密,请求禁止。后来奸邪之人担心这会妨碍自己的私事,于是往往禁止相互传报。然而最终没有不传开的,也很可笑。成化二十年,英宗忌辰,宪宗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早晨行礼时,追念先帝无边的恩德,心中感伤,眼泪流下,不能自已。永远思念先皇,他突然离弃天下臣民,转眼已经二十年了。朕继承守护大业,始终战战兢兢,常常担心不能承担重任,无法慰藉宗庙神灵。如今更应当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任用贤能、谋求治理,使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或许可以无愧于天子孝道了。” 庆成大礼自国家建立以来,一向不肯轻易废止。成化二十年正月,御史徐镛、何珖因为京城发生地震,上疏请求免除宴会。宪宗认为庆成宴是祖宗制定的制度,责备二人不懂大体,将他们调到外地任职。成化年间,京城内外奸恶之徒行凶害人,荒淫赌博,甚至霸占别人的妻女,替人报仇。宪宗因锦衣卫官员上奏,对他们说:“从前汉代的郭解不过是一个豪侠首领,武帝因公孙弘的话,杀了他以惩罚不守法度的人。论者认为这件事关系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如今一群恶少互相勾结作奸,恐怕将来效仿他们的人会无所不为,应当张榜禁止。仍命保长、甲长等互相察访,知道而不报告的,各自依法治罪。”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升御史汪奎为夔州府通判,升都给事中卢瑀为长沙府通判;给事中童▯为兴国州同知,秦昇为广安州同知。这些人因对灾异发表言论恳切正直,吏部奉密旨将他们升迁。这也是升迁制度中的变例。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忽然有一天申时,太监覃昌传旨,召大学士万安、刘吉到西角门。刘珝也想前往,覃昌制止了他。万安等人到后,覃昌拿出一封纸札,上面有御笔朱书的“缄”字。打开一看,原来是有人揭发刘珝贪财好色、与某太监认亲、收受王越贿赂、谋划恢复爵位等种种隐秘事情。万安等人惊讶地说:“这就是匿名文书,朝廷为什么不把它烧掉?召我们来看它做什么?”覃昌说:“圣意不可违背,两位先生如果不设法处置,明天早晨行事的诏本一发出,就来不及了。”万安等人说:“如果实在不得已,刘珝的父亲年老,等他父亲去世后服丧守制,怎么样?”覃昌说:“不能等待。”他们又说:“不如让他自己陈述请求退休,再厚加恩典,以保全君臣始终的情义。”覃昌说:“皇上的意思正是这样。”第二天刘珝上疏请求,朝廷于是准许他致仕,加给岁夫、月米,赐敕遣送他离职。每逢临朝听政时,天子的威严在上,群臣都极其恭敬谨慎。可是言语和进退之间,难免有一点小小的差错,并不是敢于怠慢。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宪宗告谕御史等官:“今后通政司、鸿胪寺等官员宣读奏词时,如果有一两个字的差错,免予弹劾。”这真是圣人的宽厚气度。副都御史屠滽已经领取三品俸禄两年多,四月升任右都御史,又领取二品俸禄八个月。他上疏请求:“把现在任职所经历的时间和以前任职所经历的时间合计,共有三年。请赐给我三品诰命,用来封赠父母。”朝廷准许了。成化二十二年九月,诏令天下各级官府,征收税款不得收取额外价钱。旧例,会试举人以一百人为标准,南方取五十五名,北方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在会试前,当时内阁大学士万安、礼部尚书周洪谟都是四川人,四川左布政潘稹就迎合二人的意图,说录取名额分配不均。于是南方、北方各减少二名,中卷增加二名。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正逢上丁日,应当祭祀先师孔子。因为初六日命皇太子亲自迎接,所以传下制书派遣官员,改在次一个丁日举行。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保定府束鹿县在黄昏时天地昏暗,空中声音如雷,不久有黑气坠落地面。挖掘后得到两块黑石,一块像碗,一块像鸡蛋。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宁王奠培因为皇太子婚礼完成,派遣官员奉表祝贺,表文中称为“大婚”。宪宗说:“婚礼不应当接受祝贺,这是人伦秩序。如今百姓之家尚且不这样做,何况朝廷呢?宁王不依据道理、遵守惯例,竟派人奉表前来祝贺。虽然说是表示敬意,但这就是所谓行事不合礼法。何况表文中又没有审察轻重,错误地称为‘大婚’,怎么可以呢?应当降敕告谕宁王,使他知道这个道理。”仍命巡按御史逮捕审治长史等官员。成化年间,真定知府余瓒说:“陕西、山西、大同、宣府、辽东等地的边墙以内,土地肥沃富饶,近来都被镇守内外等官员私自役使军士尽力开垦耕种,所收粮草非常多。凡是遇到官府和百姓购买缴纳时,就加倍收取利息。由此看来,各边所产出的粮草,都足以供给各边使用。请下敕派遣科道和部属中刚正有为、深明大体的官员数人,前往会同巡抚、巡按、镇守内外等官员勘察查看。凡是适合种植、已经成熟的土地,属于军民以及千户、百户以下官员的,听任按照旧例继续管业;属于指挥以上官员的,请制定条例,按土地多寡酌量分拨,以供他们使用。其余土地,统计现有操练的官军,分成若干队,每人分给宅地二亩、田地二十亩。每队分成两班,一班耕种,一班守卫,用来准备征调和操练。也只征收十分之一,那么百姓就可以免除转运粮草的劳苦,军队也可以不受饥寒之苦了。” 京城外有军民叶玘、靳鸾等人盗掘坟墓,取出头骨和顶骨,制成葛巴刺碗和数珠,假称是西番所产,趁机牟利,愚民争相购买。他们盗掘的坟墓很多。到这时,缉事人员将此事报告朝廷,曾经购买并进献这些东西的番僧全都逃走了。捕获叶玘等人,送到刑部审讯,查出他们的同党,都判处斩刑。

成化末,贵州总兵吴经、巡抚都御史谢昶奏:“苗贼纠众称王,敌杀官军,声言入犯,其势甚炽。若不调兵剿之,贵州难保无虞。”兵部言:“苗贼果如经等所奏,固当致讨。但详诸臣奏词,不见杀掠实数,宜遣官按视。”于是遣御史邓庠、兵部员外费瑄,赐敕谕以:“上体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烦费之苦,勿据偏词,轻调大兵,以邀功启衅。”庠、瑄至贵州,苗实无称王诸状,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觊升赏,皆主用兵之议,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二人不从。遂招抚苗众,苗知朝廷无剿除之意,各出听抚谕。兵竞不用而还。

●卷十六

国朝品官服色无蟒衣之制,盖蟒蛇属无角无足。乃其后内外官多乞蟒衣,大类龙形。弘治元年,允都御史边镛奏,始禁不许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孝庙有旨谕在京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宪。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写贴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群,状如马,大如羊,其色白。数以万计,首尾相衔,从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闻,朝廷为减银课,汰坑冶官。

抚治郧阳副都御史郑时请给诰命,吏部言:“时先抚陕西,今抚郧阳,前后虽三年余,然中间尝调参政。”孝庙命特与之。

弘治初,礼部覆都御史马文升奏:“请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仍有潜住者,有司执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邻知而不举者连坐。”

陕西、甘凉乃古左贤王之地。汉武始取之,立酒泉、张掖等郡,以断匈奴右臂。然汉、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则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镇守。正统初,虏酋朵儿只伯为患,赖王骥、蒋贵平之。天顺间,孛耒毛里孩为患,败宁夏总兵仇廉,自是入河套为寇掠矣。盖陕西通甘凉者,止兰州浮桥一道。虏若据桥,则运道难通,甘凉难守,关中难保无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旧有学道书院祠言偃者,今废,乞为修建。”孝宗以本朝无书院之制,不许。

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意。后乃止用驾贴,既不合符,真伪莫辩。弘治初,以刑部尚书何乔新言,始命如旧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陈瑶言:“崇文门旧设宣课分司,止收商税。近差御史主事往监其事,以掊克为能,有伤国体。”孝庙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无籍者挟持搅扰,因命御史主事监收。今后止许称盘客货,其余行李车辆,毋得搜检阻遏。”

命各处乡饮酒礼,监生省祭官不得与。

初,正佐首领官每以事相讦,即以同僚不和,不分曲直,概行黜罢。滦州知州潘龄言:“正佐虽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规正,辄起衅端。或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乞更易以别善恶。”都察院以龄言为是。请自今佐贰首领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赃滥不法者,许佐贰官申禀举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从之。

湖广旧无岁进鱼鲊例,成化七年,镇守太监某始进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后,增至二万余斤。用船十二只,皆有司进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办如七年数,船止许二只。仍禁需索科扰为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之曰:“朝廷设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庆成赐宴,科道坐于郎中之上,翰林坐于科道之前。若概以品秩,则诸学士当列于少卿之下,京县知兵马当列于御史给事中之上矣。”孝庙以沂故违成宪,下锦衣卫狱治之。

初,占城国王古来为安南所侵,携家至广东。朝廷命处置优恤之,送还国。且谕安南戒勿侵扰。古来既返国,复移咨两广守臣,谓:“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乐时差官督兵守护。”事下兵部,覆奏言:“永乐时遣将发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为邻境交恶之故。今古耒国土已亡而复存,部落已散而复聚,皆天威所致。古耒亦宜自强修政,抚恤部落,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捐弃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专仰朝廷发兵远戍,代之守国,古无是理。”孝庙从其议,乃以此意宣谕古耒。

旧制,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学士刘吉等言:“时日迫促,阅卷未精。请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为例。

译成化末年,贵州总兵吴经、巡抚都御史谢昶上奏:“苗贼聚集众人自称为王,杀害官军,扬言要入侵,势力非常猖獗。如果不调兵剿灭他们,贵州很难保证没有忧患。”兵部说:“苗贼如果果真如吴经等所奏,当然应当进行征讨。但详细查看诸臣的奏词,看不出杀掠的实际数目,应当派官员前去查察。”于是派御史邓庠、兵部员外费瑄前往,并赐敕告谕他们:“上要体察朝廷爱惜生命的心意,下要考虑百姓负担烦重、费用增加的痛苦,不要只依据片面之词,轻率调动大军,以求邀功而挑起事端。”邓庠、费瑄到达贵州后,发现苗人实际上没有自称为王的各种情状,只是稍微侵占了我们的田地。守边大臣想求升迁和赏赐,都主张用兵,又说出危急的话来胁迫二人,二人没有听从。于是招抚苗众,苗人知道朝廷没有剿灭他们的意图,便各自出来听从抚谕。军队最终没有使用,就返回了。●卷十六 本朝品官的服色制度中原本没有蟒衣的规定,因为蟒蛇属于没有角、没有脚的蛇。可是后来朝廷内外的官员大多请求赐穿蟒衣,其形制大多类似龙形。弘治元年,准许都御史边镛上奏,从此开始禁止再行请求蟒衣。弘治元年二月,孝宗有旨告谕在京各衙门:“朝廷政事,祖宗都有成法。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必遵守,不得互相请托,以致损害公道。如果内外官员敢于写帖子请托,内官连同请托之人一并送交东厂,外官送交锦衣卫,奏报上来治罪。如果包庇隐瞒而不奏报,事情败露后都要以重罪论处。”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成群的异物出现,形状像马,大小像羊,颜色为白色。它们数以万计,首尾相连,从西南面的石牛山凌空而去,从午时一直到申时。事情传到朝廷后,朝廷因此减少银课,裁汰坑冶官。抚治郧阳副都御史郑时请求赐给诰命,吏部说:“郑时先前巡抚陕西,如今巡抚郧阳,前后虽然超过三年,但中间曾经调任参政。”孝宗下令特意赐给他诰命。弘治初年,礼部复议都御史马文升的奏疏:“请命巡城御史以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查访察,只要有扶鸾、祷告神灵、驱雷唤雨、捉鬼、耳报等一切邪术之人,以及来历不明的人,都限在一个月内全部驱逐出京。仍然暗中留居的,由有关官府逮捕,按重罪治处。其主人家和四邻明知而不举报的,连坐治罪。” 陕西、甘州、凉州是古代左贤王的土地。汉武帝开始夺取这些地方,设置酒泉、张掖等郡,以截断匈奴的右臂。然而汉、唐末年都不能守住,宋代则全部丧失。本朝设置行都司,命官员镇守。正统初年,敌酋朵儿只伯为患,依靠王骥、蒋贵才平定了他。天顺年间,孛耒、毛里孩为患,击败宁夏总兵仇廉,从此进入河套地区作乱劫掠。陕西通往甘州、凉州的通道,只有兰州浮桥这一条。敌人如果占据浮桥,运输道路就难以畅通,甘州、凉州难以守卫,关中也很难保证没有忧患。弘治初年,吏部郎中周木说:“常熟过去有学道书院,并设有祭祀言偃的祠堂,如今已经废弃,请求修建。”孝宗认为本朝没有设置书院的制度,不准许。旧制度规定,提拿人员查办案件时,所派之人必须携带精微批文前往所在地官府,等到文书上的比号相符后,才能执行事务。有关官府还要详细说明缘由,回复奏报;如果发现不相符合的,就将来人拘送京师。这是祖宗防微杜渐的用意。后来却只使用驾贴,既不核对符验,真伪也无法辨别。弘治初年,因为刑部尚书何乔新的建议,才开始命令按照旧例办理。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陈瑶说:“崇文门过去设置宣课分司,只收商税。近来派御史、主事前去监督此事,把苛刻搜刮当作能干,损害了国家体面。”孝宗说:“御史说得对。这个分司过去曾被校尉和没有名籍的人挟持搅扰,所以才命御史、主事监督收税。今后只准查验盘点商人的货物,其余行李、车辆,不得搜查、阻拦。” 命令各地举行乡饮酒礼时,监生和省祭官不得参加。起初,正官、佐官和首领官每每因为事情相互告发,朝廷就认为是同僚不和,不分是非曲直,一概罢黜。滦州知州潘龄说:“正官和佐官虽然共同办事,但用心并不相同。稍加规正,往往就挑起事端。有的倚仗粗暴强横,公然欺凌;有的仗恃年老,不顾廉耻。请求改换制度,以区别善恶。”都察院认为潘龄的话是对的。于是请示:今后佐贰官、首领官如果贪暴害民,倚强凌弱,仗老欺压正官,准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如果贪赃违法,准许佐贰官申报举发,各自按照正犯的罪名治罪。如果双方都贪赃,只因愤怒而争斗,才以同僚不和论处。皇帝同意了。湖广过去没有每年进贡鱼鲊的规定,成化七年,镇守太监某人开始进贡二千五百斤。成化十七年以后,增加到二万多斤。使用船只十二艘,都由有关官府进献。弘治二年四月,才命内官按照成化七年的数额办理,船只只准用两艘。仍然禁止索取摊派、骚扰百姓而造成祸害。主事林沂上奏,想按照品级次序坐在御史上首。御史弹劾他说:“朝廷设置官职、区分品级,有的要受品级限制,有的不受品级限制。所以庆成赐宴时,科道官坐在郎中之上,翰林官坐在科道官之前。如果一概按照品级,那么各位学士就应当排在少卿之下,京县知县、兵马应当排在御史、给事中之上了。”孝宗认为林沂故意违背成法,将他交锦衣卫监狱治罪。起初,占城国王古来受到安南侵扰,带着家人来到广东。朝廷命令妥善安置并优待抚恤他,送他返回本国;同时告谕安南,告诫它不要侵扰。古来回国后,又移文给两广守臣,说:“安南仍然肆意侵占,请求像永乐年间那样派遣官员、调发军队保护我。”此事交给兵部,兵部复奏说:“永乐年间派遣将领、调发军队,是为了惩办黎季犛弑逆的罪行,并不是因为邻国之间发生争斗。如今古耒的国土已经丧失而又恢复,部落已经离散而又重新聚集,都是天威所造成的。古耒也应当自强、修明政事,抚恤部落,巩固边疆;仍然应当同安南放弃小的嫌隙,像过去一样加强和睦。如果不能自强,只是一味依赖朝廷调兵远道戍守,代替他守护国家,古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孝宗采纳了这一意见,于是把这个意思宣谕古耒。旧制度规定,殿试结束后的第二天读卷,再过一天公布榜单。弘治三年,大学士刘吉等人说:“时间太紧迫,阅卷不够精细。请再延长一天,到第四天公布榜单。”这一做法沿用至今,成为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