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景泰初年，给事中李实等上奏说：“近年以来，各地镇守、巡抚等官员，动辄任职三年、五年、七年，有的甚至一二十年，夫妻家室相隔，患病时不能相互照料，子女远离，遇到婚姻之事也不能嫁娶。有子女的人尚且留下这些忧虑，没有子女的人实在值得怜悯。请敕令有关官员议定，允许他们带妻子儿女一同居住，并酌量发给本地官仓的俸米，以供养家属。”英宗同意了。巡抚携带家属居住由此开始。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因雷击塔庙上奏说：“佛教以清净为根本，以慈悲为作用。佛教是否流行，并不取决于世道的轻重，也不取决于僧徒的多少。如今四方有许多流离迁徙的百姓，而边境三镇缺少守战的士卒。度人为僧太多，恐怕违背了事情的本末；一个人做了和尚，就少一个人耕作。僧人的衣食费用虽然不直接由官府供给，也必然出自民间。对于度僧这件事，也请暂且减少办理。” 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原来在大成门下，正统年间移到太学门外。景泰年间，司业赵琬说那里经受风吹雨淋，容易损坏，才开始命令工部建屋遮盖。永乐初年，内阁官员遇到常朝时，站在金台东面，锦衣卫站在西面。后来因为不便利，迁到御道下方，分列东西相对而立。后来遇到下雨，各衙门都到奉天门上奏事务，五府站在西檐柱外，六卿依次站在东檐柱内，内阁于是没有地方站立。景泰二年秋天，根据户部尚书兼学士陈循的奏请，才命令常朝时内阁学士与锦衣卫官员分东西相对而立。举行经筵的日子，协同主持经筵的官员排在尚书、都御史之上。午朝时由翰林院先行奏事。旧制规定，每年派两名御史到长芦、两淮巡查盐务；又派御史分别巡查南、北河道。主管官署供应的费用不足，给事中李瓒把这件事上奏，都察院于是请求停止派遣两名巡河御史，改令巡盐御史兼任巡河事务。景泰年间，给事中李锡上奏说：“京城物价飞涨，四方百姓困苦，光禄寺的钱粮日益减少，请把四月八日以及端阳等节日宴请、赏赐百官酒饭的事情暂时停止。”景皇下诏说：“这是祖宗的旧制度，不能因为花费小就轻易更改。应当遵照执行。” 景泰年间，侍讲邢宽服丧期满后，重新授任南京翰林院署掌院事。大学士陈循等认为侍讲属于属官，担任掌印不合适，于是升任他为侍讲学士。景泰年间，给事中白莹上言政事，其中一项说：“洪武年间，凡是京官本户承担的杂役和泛役都予以优免。如今听说各地把京官的家属编入水马驿站等劳役。请重申旧章，一律予以优免。”英宗同意了。起初，官吏故意审讯拷打平民致死的，论罪处死，不予宽宥。给事中于泰说：“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故意杀人，应当在宽宥之列。”因此，被判定为故意拷打致死的官吏，全都得以免罪。监察御史左鼎等说：“平民无知而犯法，可以根据情节予以宽宥。若官吏凭借学术出身，依法律办事，掌握着威福大权，怎么可以怀有私心、接受贿赂，巧立文辞、深加诬陷，杀害无罪之人？推究他们的实情，同故意杀人有什么区别？先朝屡次施恩宽宥，也都没有涉及这种情况。难道列圣的仁慈明断有所不及吗？实在是因为法律是天下的公法，不能凭私人意愿妄自轻重。”奏章交给刑部后，尚书俞士悦等说：“御史说得对。从今以后，故意拷打致死的，应当论死，不予宽宥。”皇帝听从了。景泰三年秋，罢免两淮、长芦巡盐御史。盐法、河道事务，命抚按官兼管。景泰年间，赦令条款中有关于欺骗诈取财物可以免于追究的规定。于是京城的揽纳户、车户取得他人财物后，都援引这一先例，不按约定办理缴纳和装载。户部认为这是欺骗民财、损害国家财用，请求命法司追缴完毕，以使奸计不能得逞。皇帝听从了。景泰三年，因藩府劳绩，升已经致仕的礼部左侍郎杨翥为本部尚书，赐给诰命，追封赠其祖父母、父母和妻子，仍旧致仕并领取俸禄。景泰三年，命尚书、都御史等官员分赴各郡国，考察方面官以及各有司衙门的官员，并告谕他们说：“朕认为，治理国家以任用官员为根本，任用官员又以得到合适的人为先。任用得当，官府所用之人就都是贤才，政事没有不能治理的；政事治理得当，百姓就都能安居休养，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近来听说各处方面官和有司等衙门的官员中，本来有些人心地公正、操守清白，虽然办事能力各有长短，却不失为君子。这些人中，办事能力强的，应当明确陈述其政绩，可以表彰、提升；办事能力弱的，应当明确陈述其年老或壮健的情况，可以留任或放归。这样是用来对待君子的，使人有所劝勉。也有贪婪淫乱、无耻无德之徒，虽然才能高低、年老年壮各不相同，却仍然不免是小人。这些人不必询问其才能和年龄，应当明确陈述他们的过犯，有明显的证据，可以治罪、罢黜。这样是用来对待小人的，使人有所惩戒。然而识别人很困难，自古以来都把它视为难题。本来就有行为实际贪婪淫乱，却善于结交权贵、博取声誉以巩固自己的人；内心实在残酷暴虐，却善于逢迎取悦、巧于掩饰自己的人，小人本来就是这样。君子有时不能这样，反而被别人憎恨，也有这种情况。想要做到存留或罢黜都公平，过去从来没有做到过。现在特意命令你们分别前往浙江等布政司，考察方面官及文职有司等衙门的官员，务必亲自遍历各处，广泛询问、全面访察。如果确实有前面所说的君子，应当以礼相待，留在原任办理事务；其中可以表彰、提升的，以及年老患病、罢软不能办事，按例应当致仕或革职的，都要把真实情况明白开列，奏报上来，并送交吏部；应当放免的，就在当地放免。如果确实有前面所说的小人，懦弱无能，所作所为太过分，明显成为百姓祸害的，也要把他们的过恶、明显证据和真实事迹明白开列，奏报并送来京城治罪。应当交付审问的，送到按察司和巡按御史处审理，依照法律和成例发落。进退人才不是容易的事，你们必须以廉洁树立立身之本，以明察求取真实情况，以公正端正自己行使权力的尺度，以宽恕处理他人的留任或罢免；不要被恩仇方面的请托所迷惑，不要因亲戚故旧的私情而偏私，不要听从权势显要者的指使，不要因利害关系而习惯于报复，这样才差不多不辜负委任。”

译景泰年间，南京锦衣卫余丁华敏说：“内官有十种祸害：广泛积聚家财，金银珠玉动辄以万计，这些财物从哪里来？不是盗取府库钱粮，就是剥削百姓的脂膏，这是第一害；内官专权倚势，侵占公侯的房屋，大兴土木，役使军队、劳苦百姓，这是第二害；内官的家人、义男和外亲，全都是没有名籍的徒众，却骑肥马、穿轻裘，横行豪强，任意作恶，甚至可以纳粮补官，使贵贱没有区别，这是第三害；修建佛寺，费用无法计算，凭一己私欲，耗尽万家的财产，这是第四害；广泛置办田庄，不缴纳粮草，把户籍寄托在府县，逃避差役，而他们的田地连绵不断，百姓却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这是第五害；家人从事中盐，虚占盐额，转卖给别人，事先取得勘合，成倍支取数万巨额盐货，破坏国家的专卖法，夺取客商的利润，这是第六害；奏请房屋作塌房，招揽接待客商，倚仗势力赊卖货物，混赖不还，商人受到损害，却没有人敢追究，这是第七害；卖掉、放走工匠，名义上说是自己的伴当，实际上让他们缴纳每月的钱，内府各监局因缺少人员而无法制造器物，工役繁重，工匠被鞭打得不能忍受，这是第八害；家人包揽各种物件，官府畏惧他们，征收一分却要取十分，亏损官府、损害百姓，这是第九害；内官监督工役，使用非法酷刑，军士和工匠深受苦难，哀叹怨恨不止，这是第十害。” 景泰年间，户部尚书金濂提出节省粮储的十项措施，其中一条说：“僧人、道士私自居住在京师的，动辄以万计。虽然他们不消耗官府粮食，却使米价大幅上涨，实在是由于他们冗食所致。应当除在京城的寺观以及奉旨留存的以外，其余都命令回到原来的寺观居住。仍命五城兵马司逐一查捕，违犯者一律按照永乐年间的条例，发遣充军。” 景泰年间，尚书俞士悦说：“军政是国家的大事。朝廷在无事时供养军队，正是为了在有事之日使用他们。近来臣巡视各营军伍，从总兵以下，私自放纵、役使和占用军士，动辄以万计。京城之下尚且如此，其他在外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臣过去任御史时，凡是审问私自役使军人的，都按照榜例从重治罪，因此没有人敢犯。请求敕令兵部重申旧榜，严格加以禁止革除。”又说：“从前萧何进入关中，首先收取图籍；曹彬攻下江南，回来时装载图书。后世都称赞他们贤能。治理国家的要务，本来不能没有图籍来供查考。臣看见各营官军，几乎完全没有可以查阅的名册文卷，只凭自己填写的数目。如果有欺骗弊端，怎么能够知道？请求命兵部从今以后把军马数目编造两份册籍，一份送入内府收藏，一份存放在本部备查。”皇帝认为此言正确。景泰年间，大学士商辂说：“各边防守的官军，人数少而弱，处境艰难。人数少而弱就不能作战，处境艰难就不能防守。我确实听说关外田地广阔肥沃，大多被权势显要之家占据耕种，收取利益归自己所有。那些军士不仅没有力量耕种，也没有附近便利的田地可耕；衣食既然得不到供给，壮志和士气就会沮丧，怎么能指望他们守边呢？请求命户部选派能干官员，分别前往大同、宣府、怀来、永宁等处，会同都御史等官，将田地全部拨给军士。命他们分为两班，六日操练守备，六日耕种。收成以后，合力准备防御。这样，运输粮饷的费用可以节省，又哪里有值得忧虑的人员少弱、处境艰难呢！”户部回复说：“请敕令督抚诸臣核实施行，如有敢于阻挠破坏的，奏报后处置。” 景泰三年十二月，礼部奏报：“本部掌管四夷外国以及各处进贡的金银器皿、土产和赏赐等事。旧有直房三间，是吏部、户部、礼部堂上官每日候朝的地方，内部还收贮各处进贡和赏赐的物品。现在瓦剌使臣人数很多，赏赐动辄数以万计，房屋收贮不完，于是使各位官员每日候朝都没有地方可待。查得吏科北廊有房六间，是府军等卫带刀上直官军居住的地方。其中还有空房，请将带刀官军合并居住三间，其余三间拨给本部，用来收贮各处进贡的金银、土产以及赏赐的钞币、彩段等物。”皇帝听从了。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奏报：“整顿查点各营官军。官军不到的，动辄以万计，衣甲完全没有。这大概是由于总兵官及坐营把总等官员苟且因循，约束管理不严。请求酌量加以贬黜惩罚，以警戒将来。”诏令说：“总兵等官员所缺军士在一万以上的，罚俸半年；一万以下的，罚俸三个月。限令半个月内集合齐全，由总督等官负责。每十天查点一次，如果仍像以前那样怠慢疏忽，一定杀掉，绝不赦免。” 景泰四年，听从科臣张轼的建议，重申禁止官员的子侄等人在宦官任所冒用名籍参加科举。景泰年间，御史左鼎奏报：“国家承平日久，但公私方面常常苦于财用不足；到了兴兵之时，更加穷困窘迫，于是便卖官鬻爵。凡是衰世苟且的做法，全都拿出来施行。征敛越来越繁重，国用越来越匮乏。我曾考察汉文帝、唐太宗初年，水灾、旱灾、霜灾、蝗灾连年发生；有时匈奴轻慢侮辱，有时突厥侵犯掠夺，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然而最终却能使钱贯朽坏而无法核数，粮食腐烂而不能食用，米价每斗三四钱，出行的人不必携带粮食，这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不过是亲自实行节俭，减轻徭役和赋税。因此国家在上面富足，百姓在下面安宁。由此看来，要使国用富足，难道一定要靠刻剥百姓、聚敛钱财吗？如果真能痛下决心抑制末业，严格禁止游荡懒惰，把工商、僧道之流裁减淘汰、抑制阻遏，全都驱使他们回归农业；对官吏、将士中没有用处的，罢免斥退、加以甄别，不要让他们白白消耗粮食；扩大屯田，逐渐充实边地粮仓；酌量减少士卒，稍稍缓解边地军饷。至于一切不急需的劳役和没有益处的费用，如寺观营造、供奉佛像、供养僧人等，一概断绝，不去做。专心把务农重视粮食作为根本，尤其亲自实行节俭来作表率；慎重选用守令，制定严格条约加以督促勉励。长久坚持这样做，以至诚之心推行，那么还担心什么户口不能增加、赋税不能扩大、民间财富不能充裕、国家财用不能充足呢！” 景泰年间，御史左鼎等陈述时政，其中一项说：“停止银课以消除百姓的祸患。正统年间，闽、浙两地都采办银课，豪强奸猾之徒贪图利益，彼此杀夺。于是使邓茂七、叶宗留之流乘机作乱，导致朝廷劳师动众进行征讨剿灭，而银课的命令也就停止不再施行。近来又都依照从前重新举行，臣等认为闽、浙受创的百姓刚刚能够安居从业，实在担心求取利益尚未得到，祸害已经随之而来。请求暂时免除采办，以免发生意外忧患。”

译景泰四年，礼部奏报：“近来因为济宁、徐州发生饥荒，朝廷敕令巡抚官酌情临时救济。但临清县儒学增广生员王铭等四人，各自愿意缴纳五百石米，进入国子监读书。虽然说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却败坏了士人的风气。请解除这项命令，使学生们以学业和品行相互勉励。”皇帝听从了。唉！缴纳粮食来赈济灾荒，尚且还不可以；这种做法的开端流传到今天，竟被依仗为理财的重要策略，实在可叹！景泰年间，御史程璥说：“国子监是天下学校的首位，却偏在京城东北角。请求敕令工部在今年秋收以后，将它迁到东长安街以南。重新规划营建基地，革除胡元留下的旧址，增加彩绘粉饰的光彩，建立当代的新规制。”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水旱灾害接连不断，服役营建不合时宜，于是最终没有实行，实在十分可惜。景泰年间，给事中卢祥说：“近来商议宽免抚恤的事宜。谋逆、反叛、人命、强盗等罪，都允许自首免罪。这是确定了不应实行的条例，施行了不应给予的恩典。况且谋逆、强盗、杀人者可以通过自首免罪，那么受到伤害的善良无辜之人，又由谁来为他们洗雪冤屈呢？好恶既然违背人心，又怎么能感通上天的意旨？这样本来想用来消除灾害，反而会招致灾害。如果现在不加以裁正，将来必定留下悔恨。恶逆之人最终造成的祸害，又将用什么来遏止呢？”景皇帝答复说：“赏功罚罪，自有正当的法典。宽免恐怕会使小人无所警戒。让法司筹划议定妥当后奏报。” 起初，会试同考官由礼部推选，翰林院官、京官、教官都可以担任。到景泰年间，礼部尚书胡濙说：“翰林院和春坊以文章才艺为职业，应当专心办理本职事务。京官中通过科举、具有学问品行的人，应当兼取来充任；不许教官充任。请把这规定著为法令。”皇帝听从了。景泰年间，御史倪敬奏报：“布政、按察二司大小官员私衙所用的各种物件，都命府、县办理缴纳，免不了征收一分却要取十分。等到他们离任时，又把原先办理来的物件全部折换成钱财归入自己囊中。接任者到来后，又照样派办，百姓因此受害。今后大小衙门官员私衙所用的物件，都命令共同登记造册；离任时，按数交付。不许像以前那样征办扰民。仍请求发文到各处，一体通行禁止约束。”皇帝听从了。景泰四年，山西乡试录中，考官徐霖批评《中庸》义说：“文章同于人，义理异于人。”都御史李秉说：“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就是沿袭雷同的文章，并且有违背旨意、背离义理的过失。然而这篇文章的文辞并不违背义理，只是徐霖不明白罢了。”诏令治徐霖之罪，没收彩币表里入官。景泰年间，大理寺卿薛瑄说：“现在法司拟定发落罪囚时，大多增添参语奏请，改变扰乱法律本意，使刑罚失当。请敕令从今以后一律依照祖宗的律令，不许擅自增加参语。”皇帝听从了。景泰年间，给事中林聪等因灾异陈述政事，其中一项说：“裁汰僧道以消除游食之人。先儒说过：‘国家没有游荡的百姓，生产的人就会增多。’游食之人，是国家的蠹虫。如今京城内外的僧人、道士、童行，都以请求颁给度牒为名，有的居住寺观，有的寄居人家，动辄以万计。有些人已经取得度牒却不回原处，假托云游来到这里。他们都不耕种却吃饭，不养蚕却穿衣。虽然朝廷不曾给他们粮饷、发给衣布，但他们所穿所吃的，都是军民的衣粮。蚕食京师，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这些人既没有家室，又没有差役；穿着夷狄的服装，怀着禽兽般的心。因此从前散布妖言的赵才兴本来就是僧人，近来制造妖书的净庆也是僧人。又有假装发狂而径直闯入禁庭的，有图谋钱财而杀伤人命的，其他奸盗诈伪之事更是数不胜数。况且景泰二年已经度僧三万有余，如果今年再度僧，恐怕天下百姓将有一半成为僧道。请求命锦衣卫、五城兵马司查究各寺观和人家，凡有云游挂搭、寄居的僧道，一律驱逐出京，各自返回乡里。” 有敢于藏匿他们的，按重罪治罪。这样差不多可以使百姓趋向正当职业，国家也没有供养冗食之人的费用。” 林聪的奏疏中又有一项说：“禁止私自役使军士以振兴军队。祖宗制定的制度是，一名军人也不许私自役使，一名士卒也不许放任闲置，法律有固定的规定。皇上中兴以来，考虑到各官私自役使军士的数量很多，所以从总兵以下，给他们配备若干随从士兵，各有定数。然而也不曾允许他们放闲而不参加操练。如今各营总兵等官员，把配给的随从放出去，让他们缴纳每月的钱，却让在营中操练的人早晚跟随自己。又有占用、卖放军士达到七八十人的，甚至达到二三百人的。近来听说派官员点验时，大多雇人冒名顶替；这不仅使军士受到剥削，而且朝廷还白白耗费粮饷。朝廷养育军士，是为了防备外患；将帅训练军士，是为了使他们精通武艺。如今既然因私役而不参加操练，军士就会懈怠，武艺也不精。突然有警报紧急情况，率领他们去作战，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呢？请求敕令总兵以下等官，如有私自役使军士的，一律退出。原来配给的随从，也要按时操练，这样军士既没有受到剥削的祸害，又能具有勇敢奋发的气概。” 林聪等人的奏疏中又有慎重审理刑狱的一项，说：“近来法司只求严酷深刻，有的任凭个人好恶，有的躲避嫌疑，有的拘执原来的供词，有的拘泥于已经形成的判例，不审查案情和罪行的虚实，只知道迎合圣意。比如圣旨批示法司辩理的，法司就同它辩理，罪犯即使执迷不改，也一定宽宥；批示法司知道的，往往多立案而不办理，案情即使值得怜悯，也没有人替他伸冤。又如应当查勘的，不替他查勘；应当提审对质的，不替他提审对质。狱囚多年被关押，文案多年不能清理，像这样的情况，含冤不平、陈情恳诉的，少的也不下十多次，多的也不下二十多次，最终罪责仍不能逃脱。积累愤懑、含着冤屈，极大地伤害和气。请求敕令法司，今后对于在监的罪囚，务必推究案情、审讯查问，详细审察罪行轻重，不许任意徇私枉法、锻炼成狱。这样，刑罚就能适中，人民也不会受到冤屈压抑。” 旧制度规定，内府使用的油桩、槐木、石磨等物，每年更换一次。计算购买、缴纳完备，每年要耗费银二三百两。景泰五年，根据都给事中林聪的建议，才开始命令五年更换一次。

译景泰年间，刑部郎中陈金、户部郎中陈汝言被御史弹劾。陈金等上疏申辩，景皇帝下诏让有关衙门查究。于是十三道御史纠劾陈金等妄加辩解，请求依法处置。景皇帝说：“进言的人，朝廷本来就不禁止；但如果有人确实蒙受冤屈，难道可以偏听偏信，不替他申辩吗？”后来，吏部复核，认定十三道所弹劾的事情都没有证据，于是下令说：“今后言官弹劾上奏，必须查明事实，不得妄言。” 景泰年间，泰宁等卫都佥事革干帖木儿等上书，愿意依附明朝在边塞居住，并请求赐给大宁废城以及铠甲盾牌。此事交给大臣议论，大臣们说，应当等使者回来后，让译者告诉他们：“你们以围猎为生，靠近边塞恐怕不利于你们的生业，而且现在天气炎热，恐怕你们会染上疾病。你们只能到距边塞二百里以外居住。铠甲盾牌都有，遇到敌人时，奏报上来再发给你们。”这样大概既能满足塞外夷人的请求，也不失安抚和驾驭他们的原则。景泰年间，命都察院张榜告诫各布政司：凡外夷经过的地方，务必严格加以察访。不许官员、军民、铺户和店家私自与他们交易货物，夹带货物返回，也不许与卫所串通，多索取车辆、杠夫和人夫。违犯者全家发往海南卫所充军。至于所需的人夫车辆，按十分计算，军卫承担三分，有司承担七分，永远作为定例。景泰年间，山东阳谷县主簿马彦斌因获罪应当斩首，他的儿子马震上奏，愿意代父去死。司法部门替他请求，朝廷特赦马彦斌，编发马震到边卫充军。应天府过去没有试院，每次开科考试，都借用京卫武学作为考场。武学地方狭窄，每次都要拆毁仪门、墙垣，搭盖席棚作为考舍，考试结束后再修复。到京泰五年冬天，才因应天府尹马谅上言，利用永乐年间锦衣卫指挥纪纲被没收的房屋改建为试院。景泰年间，镇守尚书孙原贞分条陈述时政，其中一项谈到屯田，说：“太宗皇帝设置红牌，制定了军士屯田的固定规章，颁行天下都司、卫所；种植样田来检验收成，计算粮食颗粒来比较多少，实行赏罚来激励勤劳、惩戒懒惰。这确实是良法，也是万世都要依赖的制度。如今屯军因修缮工程、运输供应等差役而被占用、妨碍，耽误屯田的很多。请下令户部，在各卫所官军中选拔精锐负责操练备战，调拨空闲杂役负责屯田。如果增加一万人到屯田，每年可以少支用仓粮十二万石，还能积存余粮六万石。如果天下卫所都按照旧制屯田，那么粮食储备将多得无法计算，军队的粮食哪里会有不足呢？” 景泰年间，内阁书办官任职日久，彼此熟狎玩忽，往往窥探政务机密，出卖恩情、收受贿赂，还冒充署理直文渊阁知制诰的职衔来欺骗外人。大学士王文等发现了这种弊端，上奏请求调任他们。于是把太常寺少卿王谦、礼部仪制司郎中蒋宏等调往南京。景泰年间，云南虚仁驿驿丞上疏谈论时政，其中一项说：“近年以来，佛教盛行，京城到处都是，沿道路相连，横行于郡县，遍布乡村。愚昧的士人百姓被蒙蔽，男女都受到诱导煽惑，廉耻之道丧失，风俗败坏殆尽。唉，国家元气怎么能不受伤害，灾异之气怎么能不发生呢？这大概是由于先前掌管国家礼制的人屈服于王振的权势。今年说要度僧，明年又说要度僧，人数达到百千万亿，日益炽盛。如今虽然说停止度僧、加以裁抑，但没有遇到真正实行的，不过是发布虚文、应付旧例罢了。臣认为，应当把现在所有披发的人都遣令还俗，责令他们归农。这样或许邪术不会兴起，灾异之气也会自行消退。” 旧例，春秋祭祀文庙，两庑共需用猪二头，粟、枣各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铏盐五斤十两，平均分给从祀的一百九位。景泰年间，太常卿许彬认为这些供品太少，于是增加为猪四头，枣、粟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铏盐五十斤。景泰年间，沈王佶淳上奏说：“臣见文武官员都能追封先代，臣的生母沈简王夫人章氏，也请求按照旧例颁赐谥号和妃号。”景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追赠章氏为沈简王次妃。”因为没有颁发册书的旧例，命令章氏自行备办仪式并告知此事。景泰年间，御史叶峦说：“臣私下看到天下僧人过多，败坏风俗，损伤教化。其中有的是因为家中男丁太多，想逃避差役；有的是因为盗窃之事败露，改名换姓；有的是灶丁、灶户拖欠盐课，剃发逃身以求苟免；有的是逃军、逃匠害怕被捕，私自剃发出家。请下令有关部门议处，取来各僧人的度牒加以审验。若年龄、相貌相同，名籍也都真实，仍发给执照，承认为僧；若买用、借用他人的度牒，或者没有度牒，就追究审问，递解发往前述卫所充军。” 景泰年间，有学官被生员诬陷贪赃，戴着刑具押送到京城，在旅店自缢。事情传到朝廷，都察院请求通行天下，禁止这种行为：凡有生员把奉养老师的束修、见面馈赠礼物等诬称为赃物而构词陷害的，官司审讯属实后就应当为学官分辨清楚，不得一概按贪赃论处。至于生员诬陷师长，若真相已经查明，仍然戴刑具押送到京城治罪。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景泰年间，岷王徽煣上奏说：“承蒙皇上册封臣的儿子音▯为长子，臣的弟弟徽▯眉为江川王。每逢节令以及家中行礼时，排列次序无法确定。”于是命令礼部议论：按照宗子法来说，应当以嫡长子为重；按照家人礼来说，应当以尊卑为先。凡遇公礼，应当依照宗子法，以世子为重；家中的私礼，则应当依照家人礼，尊重叔伯。景泰年间，御史钱清酗酒，骑马冲入长安左门。守卫官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景皇帝认为他不谨守礼法，将他调任灵山县知县。景泰年间，贵州左布政使范理上奏评议自己原籍府县官员的贤能与否，想据此进行黜免和升迁，因此被吏科弹劾，交给司法部门治罪。景泰六年夏天，命令礼部发文通告天下：今后僧人、道士必须本户男丁多，本人持身修行洁净，不属于军籍、匠籍、盐籍、灶籍等户籍；由里老作保结，呈报县里复核属实，再具文申报府司，汇总呈送礼部，才允许收录度牒。如果有捏造、欺诈、冒充而不实的，巡按御史、按察司要把本人以及作保、送审、会签的官吏一并治罪。仍然要查核各寺院原定的名额；如果人数不足，就发给度牒；如果人数超过名额，就不予发给。景泰年间，御史苗穟说：“臣见府、州、县、卫所的问刑官，不论罪行轻重，一概把人关押。有的关了一年还不裁决，有的半年还不审理。请通行文书给在外审理刑狱的衙门：今后除真正犯死罪的囚犯应当监禁外，其余无论罪轻罪重，都不许长期关押。按照旧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还不裁决的，准许被关押的人到巡抚、巡按等官员那里申诉。这样囚犯就不会被长期滞留，监狱也会空一些了。”诏令同意实行。

译景泰年间，户部上奏说京城居民为追逐利润而从事末业，屠宰耕牛。景皇帝命御史和兵马司逮捕审问，并把追回的牛交给贫民耕种。景泰六年，永嘉大长公主上奏说：“愿意把购买的无锡县田地一千二百余亩，每年收入租粮七百余石，全部交归有司，用来帮助供应军马。” 景泰年间，掌管詹事府事务的礼部尚书章文说：“《诸司职掌》中规定，东宫官员由本衙门把事迹备文送交吏部考核。景泰三年九月间，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周旋等又奉圣谕说：‘东宫官员都不必考核。’近来本府主簿赵政等人任期届满，吏部又发文给本府，并将他们送交河南道考核。而且《诸司职掌》确实是国家不可变更的常典，万世都不应改变。何况圣上的诏令还在耳边，尚未到两年，吏部却突然反复无常，使人难以遵守。”景皇帝命令依照《诸司职掌》施行。景泰六年冬天，吏科都给事中李瓒说：“南、北直隶的学校，都没有按察司官员负责提督。应当分别派遣两名有学问和品行的御史，专门管理各地学校的政务，以免荒废而使人才无法培养成材。”于是开始命令御史叶峦、张谏提督南、北直隶学校。景泰年间，南京守备平江伯陈豫等上奏说：“永乐年间的规定是：一家遭到盗贼抢劫，四邻十家共同协助擒拿盗贼。立即捕获盗贼的，赏银五十两、文绮四表里，并把盗贼的财产分给各家；如果坐视不管，四邻十家各自平均赔偿被抢的财物，并且戴枷示众，必须捕得盗贼后才释放。”都察院认为处罚太重，上奏后此事便搁置了。陕西过去没有贡院，每次考试士人都在三皇庙中举行。到景泰七年春天，才因布政使许资上奏，创建了现在的试院。景泰七年，景皇帝诏令礼部尚书胡濙等人，告谕说：“近来听说民间自行阉割的人很多。洪熙、宣德年间已经有禁令，你们礼部应当多加张榜告谕。从今以后，凡敢自行阉割以求进身，或者投奔王府以及官员、权势之家的人，都依照旧例以不孝罪判处死刑。所属的旗、甲、里老和邻居，知道而不告发以及窝藏的，也都治罪。” 景泰年间，光禄寺丞王钟上奏说：“东安门外夹道中，每天都有颠沛流离、无依无靠的穷民，扶老携幼跪地呼喊，乞求钱财。一座城之内、四座关门以内，没有地方不存在这种人。如今寒冷将至，必定会有人冻饿而死。请下令户部等衙门查勘审理，每人发给布衣一身、粟米一斛；查明他们的原籍，有亲戚的，等来年春暖，沿途发给口粮，递送回家；没有亲戚的，就在京城用没收的官房安置。还应命令天下有司，遇到穷民时一体加以怜恤。”朝廷命户部议定施行。●卷十三 天顺初年，武清侯石亨上奏说：“我恭敬地看到洪武礼制榜文规定，凡是朝参以及护卫官员、军校进退，都有先后次序；宫禁各门的出入也有常规。近年以来，不分贵贱，彼此混杂拥挤；皇城各门之间，众人来往任意通行，完全没有顾忌，还有人带着货物入内买卖。今后举行常朝时，第三通鼓响起，先打开二门，官军、旗校、将军先进去列队。等钟声响起后，朝官依次进入。应当严令守卫官军，不许放任没有牌面的人穿行朝门出入，也不许带货物进内买卖。这样朝廷纲纪就会整肃，贵贱就有分别，宫门禁令就会严密，奸邪也无从滋生了。”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天顺初年，留守左卫小旗陈福上奏说：“恭惟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创建寺观，设置僧道，已经规定了名额。后来往往有人私自创建庵院，滥收无业之徒充当僧道；也有逃军、逃匠改名换姓，剃发戴冠，使人无法辨认，偷享安闲生活，不耕种却有饭吃，不养蚕却有衣穿，不经商置业却财用有余，所以人们都乐于这样做。近年旱灾、水灾接连不断，百姓难以获得食物。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有的假托僧道身份，游荡各地、靠人供养，因而更加增多。以京城的情况看，寺观动辄达到千百所，僧道多得无法计算。他们沿街求财索食，堵塞道路，张挂天神佛像，擅自宣说祸福，以修建寺观为名，专门谋求肥己；饮酒吃肉，留宿娼妓，没有什么不做的。又有人燃烧手指、焚香，刺伤皮肤、割取大腿肉，惊骇人们的眼目，煽惑人们的心志；这不仅贪食百姓、侵扰百姓，而且还损伤风俗教化。请在京城内命巡城御史、五城兵马司，在京城以外命巡按御史以及有司等官，逮捕审问并分别处置。仍请敕令礼部查明各府、州、县已经建成的寺观以及额设僧道的名数；除已经发给度牒的，暂时命令各寺观登记入册，其余查明没有度牒的，全部发往宁家随住当差。” 遇到额定名额有空缺时，才允许簪发、剃发。假如仍像以前一样私自簪发、剃发，或者假称行者、道童的名目来躲避差役，就把本人和寺观住持一并发往各处充军。其余滥建的寺观全部拆毁。”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天顺初年，礼科给事中何琮说：“设置岁贡制度之初，由有司考察士人的学问品行是否端庄、文章义理是否优长，选取后贡送到京城；翰林院再加以考试，其中合格的送入国子监学习，不合格的，有司和教官都要受到决罚。制度严厉到这种程度。近年以来，府、州、县官员把它看成虚文，不察看品行是否端庄，也不顾文章义理是否通达，只选取那些领取廪粮年头较久的人贡送。只要按资历应该入贡，即使是残疾、衰老、昏聩、鄙陋猥琐的人，也一概起送。等他们到了礼部，执政者只是出容易的题目来顺遂他们的心意，应贡者只背诵旧文章来侥幸取得合格，不能背诵的，便私下互相传递文章，考试官也一概滥行录取。等送入国子监后，往往要十多年才有机会被任用。有的授予郡县官职，但他们的行动举止已经连手脚都不知如何安放，又怎么能够办理政务、革除吏治弊端、养育百姓呢？不过是贪婪剥削，把它作为回乡养老的打算罢了。臣痛切地想到，岁贡是国家求取贤才的途径；学廪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工具；郡县是国家治理百姓的地方。如今却把求才之路变成有司私下卖人情的手段，把育才之具用来养活腐朽无用之人，把治理百姓的职位授给衰老贪婪之徒。” 想到这里，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请下令礼部、都察院严格考选，并且命巡按御史以及布政司、按察司两司官员，把府、州、县的学生员中不通晓文章义理、人物鄙陋猥琐、残疾以及年满五十岁以上的人，全部不许充当贡生。五十岁以下、曾经参加乡试但未中者，必须考试合格，才允许起送。这样不仅上面有所畏惧，能够尽到教养人才的责任，而且士人也知道应当重视什么，能够奋发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