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太祖曾对皇太子和诸王说：“我谨慎持身、谨慎行事，你们都是亲眼见到的。我平日没有亲近狎昵优伶〔原文‘{执目}’字样有疑〕的行为，没有纵情高歌、连夜饮酒的享乐；正宫没有任意放纵的权力，妃嫔也没有宠幸亲昵的偏爱。有时有说浮泛言语的妇人，我察觉她的话不对，就加以诘问责备，所以她们各自修身整饬，没有发生嫉妒。至于朝廷政事，都考察众人的意见，参酌决定可否，只遵从正确的意见。即使在燕居闲暇时，对一个人的话也尤其加以审察。因此，不偏听任何一方，处理政事也不徇私。每天早晨，星星还在就出门，太阳落山才休息；思虑祸患、防备危险，如同走在深渊薄冰之上。若不是生病，不敢懈怠偷惰。这样自我约束，仍然担心做得不够。所以把这些告诉你们，使你们知道持守自身的道理。”},{ 太祖命令群臣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并告诫他们说：“天下从来不缺少贤才。若说皋、夔、稷、契不会再生，方叔、召虎不会再出现，就是轻视天下士人；只是世道有盛衰，所以人才也有高下差等罢了。身居君位的人，能够根据才能任用并识别人才，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士人的进退，关系到国家治理得好还是不好；我凭一个人的智慧，哪里足以把天下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一定要依靠天下贤才，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你们应当体会我的意思。” 太祖曾对侍臣说：“君主不能明察决断，是因为有人想加害他。然而，明察决断也不能把仓促急躁、苛刻审察当作才能；如果看到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极点，反而会损害君主的明察。追究得过分，就会损害君主的器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对户部大臣说：“从前奸臣搜刮聚敛，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祸害，连天下各种细小物品都征税，朕对此深感羞耻。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葬所用的物品，以及舟车、丝布之类，都不要征税。你们户部应当把这道命令张榜告示天下，使百姓普遍知晓。” 洪武年间，御史连楹弹劾应天府尹曾朝佐祭祀历代忠臣时没有准备祭服，违背了典礼。太祖回头询问廷臣，吏部尚书阮畯说：“祭祀前代臣子不准备祭服，这种做法相沿已久。”于是太祖命令翰林院考证后上报。第二天，翰林院奏称，祭祀前代忠臣，穿便服行礼为宜。太祖于是下诏，将此定为常规。”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定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的供应制度：每人每天一升，鱼肉、盐醢之类，也都由官府供给。洪武年间，御史弹劾溧水县祭祀社稷时用牛醢代替鹿醢。礼部说：“已有法令规定，凡是祭品缺少，可以用其他物品代替。”太祖说：“所谓祭品缺少，是指当地土地不出产这种东西；溧水本来就有鹿，怎么能说缺少？这是主管官员对祭祀神灵没有诚心，故意草率从事。各部门之所以能够尽职尽责、治理民事，是因为心中常存敬畏。如今溧水的官员对神灵尚且怠慢忽视，那么对人事又有什么畏惧呢？”于是命令依法论处。太祖与吏部大臣讨论任用官员时说：“种植树木，如果不适合当地土壤就不能茂盛；授予官职，如果不符合一个人的才能，他就不能胜任。任用官员，应当选取正直方正的人，凡是奸邪谄媚的人，都必须去除。然而，多数人厌恶他而一个人喜欢他，他未必就是正直的；多数人喜欢他而一个人厌恶他，他未必就是奸邪的。因为多数人的意见出于公论，一个人的意见常常出于私意。正直的人做事，治理官事时不偏私自己的家族，执行公法时不偏袒自己的亲属；奸邪的人则相反。这一点也可以据此辨别。” 太祖告诫礼部大臣说：“君主掌握赏罚的权柄来治理天下，关键必须在于极其公正。没有善行却给予奖赏，叫作私爱；没有过错却加以惩罚，叫作私恨。这些都不足以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朕看汉高帝斩杀丁公、封赏雍齿，唐太宗贬黜权万纪、李仁发，却奖赏正直的魏徵，这些都极为恰当，足以使人心服。所谓奖赏一个君子，众人都会高兴；惩罚一个小人，众人都会畏惧。朕对于赏罚，从来不敢轻率。如果一时的处分有不恰当之处，你们应当明确地据理争辩。宁可使奖赏厚于惩罚，但不可滥施赏罚，使小人得到侥幸。” 太祖任命助教赵新等人为布政使，并告诫他们说：“如今的布政司，相当于古代的州牧，责任十分重大。它之所以重要，重要在于承接上面的德政并施行教化，通达百姓的情况。如果上面的德政不能下达到底，就会郁结而不能彰显；下面的民情不能上达，就会阻塞而不能通畅。政事一旦郁结阻塞，远近就会相互隔绝，上下就不会亲近，政事的得失没有人听到，美好与丑恶没有人看见。这样一来，弊政就会层出不穷，百姓也无法得到治理。朕任用你们，是希望你们凭借儒术，能够不同于一般人。你们还应当努力。” 洪武年间，近臣有人说应当治理财赋以缓解国家用度，所说的内容很详细。太祖说：“天地生出财物来供养百姓，所以做君主的，应当把养育百姓作为职责。上天节制浮费、减轻赋税，还担心会伤害百姓，何况加重征收赋税，谁能不怨恨叹息呢？”近臣又说，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储备财物而能治理国家的。太祖说：“君主掌管财物和百姓不同。平民为一家打算，就把财物积聚在一家；君主作为天下的主人，应当把财物储藏于天下。怎么可以堵塞百姓养活自己的途径，暗中夺取他们的利益呢？从前汉武帝任用东郭咸阳、孔仅之流作为聚敛之臣，剥削百姓、获取利益，天下都以此为苦；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理财，小人争相进用，天下骚动不安。这些都可以作为警戒。”进言的人惭愧恐惧。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谈论财利。” 洪武十四年七月，制定文职散官制度：凡是初次入仕，在任期内尚未达到初考便迁调、改任或升等的；以及考核平常、根据才能降等但不是贬降的，都可以初授阶并以初考称职论。任期内已经达到初考，后来迁调、改任而品级仍与原来相同的；任期内已经升授但尚未达到再考，后来迁调、改任而品级仍与原来相同的，都可以升授阶。凡是已经达到两考而事迹显著的，都可以加授阶。” 太祖曾对各位行人说：“凡是担任使臣，接受命令出行，都是四方所瞩目的人，不可不谨慎。孔子说：‘行事知道羞耻，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这才可以称为士。’你们应当牢记这句话。如果放纵自己的情欲，借着出使的名义作威作福，虐待伤害下属，就是朝廷的耻辱。从今以后，有时捧持诏书，有时奉命出使，有时催促督办各种事务，都要把所在地方官吏的善恶、军民的安危疾苦，一一访察询问。回来时把情况上报，这样才不至于辜负你们的职责。”

译太祖曾告诫刑部大臣说：“帝王治理百姓，都希望百姓服从教化；至于刑罚，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因此唐虞的法律规定，对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四凶的罪，也不过是流放。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法令也已经确定，有关官员既不能宣扬明确的教化，使百姓不犯法，等到百姓有小过错时，却有的加以苛刻处置，朕对此非常怜悯。上面有好生之德，下面就会有向善之心；改过的人多了，轻生犯法的人就少了。从今以后，只有真正犯下十恶之罪的人，才依法处决；其余罪犯都减免死刑论处。” 太祖曾对四辅官王本等人说：“天道使善人得福、使淫恶者遭祸，不用言语也能显现。君主有德，上天就降下祥瑞来回应；君主无德，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警告。所以，上天对待君主，就像父亲对待儿子一样；儿子不善，父亲就警告他，怎敢不感到恐惧？即使谨慎戒惧、不敢违背上天的意旨，还担心会有意外灾祸。如果放纵任性而不加警戒，哪里能避免本来就应得的祸患？朕和你们都应当对此谨慎。” 给事中有人说：“国初向东宫上奏时，只有东宫官属称臣，朝廷大臣则不称臣。这大概是表示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的意思。”翰林编修吴沈等人议论说：“东宫是国家的根本，是用来继承圣人的身体、承接天位的地方。臣子尊敬的礼节，怎么能在这里有所不同呢？”以后凡是向东宫上奏的人，仍照旧称臣。” 太祖告诫六部、都察院等部门的大臣说：“朕看《尚书》用人的头部比喻君主，用人的四肢比喻臣子。自古以来，君臣本来就是同一个整体；如果君主独自运用权力，臣子的职责就会废弃；臣子不能任事，君主的事务就会劳累。君臣之间，贵在同德同心，共同治理天下。朕之所以诚恳地对你们说这些，是因为六部替朕总理各项事务，都察院是朕的耳目，每天都同朝廷内外各部门的事务相关。你们应当想到竭尽心力辅佐朕，共同成就治理之道，使百姓得到安宁。” 廉州巡检王德亨说：“我的家乡本在阶州，那里与西戎接界，有水银矿和青绿、紫泥矿产。我希望得到军队，攻取那片地方，把它归入朝廷。”太祖对户部大臣说：“竭力追求利益，是商人所做的事；开辟边境、挑起事端，是帝王深以为戒的事。如今珍奇物产，中国难道没有吗？朕都把这些途径彻底禁止了，担心一旦打开这个口子，小人就会图谋牟利，劳民伤财，造成很大的祸害。何况控制边境，贵在安定宁静。如果用兵争夺利益，扰乱不止，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挽回了。这个人只知道追逐利益，不知道其中的祸害，怎么可以听从他呢！” 洪武十五年四月，下诏天下共同祭祀孔子。又赐给学校粮食，增加师生廪膳名额：应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县六百名。师生每月供给廪膳米一石，教官的俸禄照旧。” 工部上奏说，装饰东宫殿宇和公主府所需的青绿颜料，请求下令让百姓采办。太祖说：“姑且按照现有的物资使用，不要劳累百姓。”工部大臣说：“库藏中储存的物资，恐怕不够使用。而且下令采办后按价给钱，也不会伤害百姓。”太祖说：“青绿产在深山穷谷之中，百姓哪里能够自行采集？一定要等商贩买来以后才能得到。你们只知道按价给钱，却不知道有关官吏急于完成采办，难免过分督促责罚；而吏卒又会借机放纵贪污，所得的钱不能抵偿百姓的费用。况且经营货物的人会乘机牟利，抬高价格出售。百姓受到驱迫，急于交办，只好转而借贷。这样的弊端有很多，造成的祸害十分严重，怎么可以因为粉饰宫殿而再次严重扰民呢！” 洪武年间，广平府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出产铁，元代曾在这里设置铁冶，每年收取铁一百多万。请仍旧设置铁冶。”太祖说：“朕听说治理得好的时代，天下不会遗漏贤才，却没有听说不会遗漏利益。况且利益不归官府，就会归于百姓；百姓得到利益，利益的来源就会畅通，也会对官府有益；官府独占利益，利益来源就会堵塞，而且必定损害百姓。如今各处铁冶已经很多，军需并不缺乏，而百姓的生计已经安定，如果再设置这里，必定会严重扰民。”于是将王允道杖责后流放海外。” 太祖曾对翰林学士宋讷说：“朕每次读《尚书》读到‘敬授人时’，常常感叹敬畏上天这件事，后世一般的君主尚且还能知道；至于敬重百姓的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自以为地位崇高，认为百姓都是侍奉自己的，这是名分上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威严一天比一天加重，而恩惠礼遇却日益微薄。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轻视百姓。轻视百姓，就会认为百姓与自己无关；一旦离心离散，也就不难发生了。只有知道君民彼此资助，才一定不会有轻视百姓的弊病。所以说：‘可爱的不是君主，可畏惧的不是君主而是百姓；如果没有百姓，君主凭什么成为元后？君主若失去百姓，就没有人同他守护国家。’古代帝王哪里敢轻视百姓？能够使天下长久安定的原因，不过就是这一点罢了。” 解州学正孙询揭发税使曾必贵是胡惟庸的党羽，又揭发前元参政黎铭曾自称“老豪杰”，讥讽诽谤朝廷。太祖说：“孙询不想用圣贤之道教导别人，却做告发攻讦的事情，这哪里是儒者所应做的？”于是置之不问。” 洪武年间，有些人因犯罪而减免死刑、改为戍守边疆，但大多衣食艰难。太祖听说后怜悯他们，命令他们全部回家取用财物，规定日期再回来。到期时，五十三人提前到达。太祖说：“这些愚民无知，所以触犯法律。如今他们提前回来，是因为畏惧法律；他们的良心没有泯灭，也许能够改过向善了。”于是特意命令赦免他们的罪，给他们路费，放他们回乡务农。” 马皇后听说元朝府库中的货物宝物被运到京师，便问太祖：“从元朝府库中得到了什么东西？”太祖说：“只是宝物财货罢了。”皇后说：“元朝有这样的宝物，为什么不能守住它们，反而失掉了天下？可见货财并不是宝物，帝王自有帝王的宝物。”太祖说：“皇后的意思，朕明白了，只是说得到贤才才是宝物。”皇后说：“我常常看到人家产业丰厚就会生出骄傲，时运顺利就会产生安逸。家庭和国家虽然不同，道理却没有两样。所以世代相传的技巧，是丧国的斧头；珠玉，是使人心荡乱的毒药，这些话确实说得对。只要得到贤才，早晚向他们请教，使他们辅导规正，共同保全天下，这就是最大的宝物。” 黄州府同知安贞因为擅自制造公用房屋和器物，被属吏告发，按察司将此事上报。太祖说：“推究安贞的本意，并不是为自己谋私。房屋和器物，都是公家所需要的；安贞如果调任其他官职而离开，必定不会把这些东西带走。如今反而治他的罪，这是助长奸猾小吏告发攻讦的风气。”于是命令安贞复职，并把戴着刑具的属吏押送到京师治罪。” 洪武年间，有给事中弹劾各地巡按试佥事所上奏章中，有不称臣以及不写月日的，请求将他们逮捕审问。太祖说：“这也只是错误，不要追问。”

译太祖曾对侍臣说：“君主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爱好和偏好，但一定要对此谨慎。喜欢功名，贪图名声的人就会得到进用；喜欢财利，谈论财利的人就会得到进用；喜欢权术，游说清谈的人就会得到进用；喜欢阿谀奉承，巧言谄媚的人就会得到进用。偏重于自己的某种爱好，很少有不因此扰乱内心的。所以喜欢功名不如喜欢德行，喜欢财利不如喜欢廉洁，喜欢权术不如喜欢诚信，喜欢阿谀不如喜欢直言。爱好能够合乎正道，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爱好失去正道，就没有不混乱的。因此不可不谨慎。” 刑部尚书开济议定的法律精巧严密。太祖看了很不高兴，说：“设置刑罚，本来是为了禁止百姓作恶，使他们远离罪过，并不是为了陷害百姓。你制定这样严密苛细的法律，用来网罗无知的百姓，岂不是用心太刻薄了吗？竭泽捕鱼，会连鲲鲕也一并害死；焚烧森林打猎，会连幼兽和雏鸟也遭殃。如此精巧严密的法律，百姓哪里能够幸免？这不是朕对你的期望。”开济非常惭愧。太祖告诫廷臣说：“谗邪之人能够危害国家，就像稂莠能够危害禾苗一样。所以善于种田的人，一定要除去稂莠；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除去谗邪。稂莠刚生长时像真正的禾苗，等到它茂盛起来，禾苗就无法胜过它了；谗邪刚开始说话时像是忠言，等到时间久了，正直的人就无法胜过他们了。谗邪压倒正直之人，不是国家的好事。君主知道这一点，就应当竭力除掉他们。否则根基一天天加深，造成的危害就不小了。” 太祖听大学士吴沈讲解《周书》中的“国家就不会有任用奸邪小人的政事”时，说：“太严重了，国家不能有小人；有了小人，君子必然失败。所以唐尧、虞舜任用禹、稷，就一定除去四凶；鲁国任用仲尼，就一定除去少正卯。国家不幸有了小人，就像人蓄积毒药一样，如果不赶快除掉他们，必定会成为自身的祸患。小人善于讨好上级，却忍心残害下属。君主如果只喜欢他们能够顺从自己的心意，任凭他们做事而不追究，以为怨恨会落在小人身上，那就像犬马伤人，难道人们不会怨恨养犬养马的人吗！”又说：“小人善于逢迎，他们知道君主喜欢做什么，就不顾是否合乎义理，牵强附会地说‘这件事不能不做’；如果知道君主不喜欢做什么，即使这件事对天下国家有益，也一定牵强附会地说‘这件事一定不能做’。这实在是国家的贼害。” 太祖曾对皇太子和诸王说：“纯正善良的臣子，是国家的宝物；残暴的臣子，是国家的蛀虫。自古以来，纯正善良的人为国家造福，残暴的人给国家带来灾祸。什么叫纯良？内心公正忠诚，面对百姓和善，即使才干有所不足，也不至于伤害万物。这就是所谓当天计算似乎不足，按月计算却有余。什么叫残暴？任性暴戾，遇到事情便兴风作浪，罗织刑狱，盘剥百姓、聚敛钱财。虽然好像能让自己一时痛快，但所造成的伤害很多。所以汉武帝任用张汤，政事便衰败；光武帝褒奖卓茂，功业便兴盛。这件事非常明白，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 太祖对吏部大臣说：“近来内外官员中有因轻微罪过被罢免的，其中有许多是通晓经学、老成练达、熟悉政务的人。一旦被废黜，就不能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朕对此非常惋惜。”于是，凡是被罢免而通晓经术、有才干的官员，全部起复并送往京师，提拔担任显要职位。洪武十七年二月，规定各司公文所用纸张的格式。凡是奏本，纸张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门的公文用纸分三等，都高二尺五寸，长五尺为一等，长四尺为一等，长三尺为一等；案验纸分两等，都长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为一等，高二尺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门，公文用纸高二尺、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门，公文用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案验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八品、九品及未入流衙门，公文用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四寸、长一尺八寸。不符合格式的，治罪。太祖曾告诫侍臣说：“天下没有难以治理的事，只要君臣同心同德，各种事务就能得到治理，万民就能安定。唐虞三代时，君臣同德，所以能够达到和乐太平的盛世。后世的治理不如古代，是因为君臣之间彼此猜忌，上下隔绝，感情和心意不能相互信任。君主说是好的，臣下却违背；臣下认为正确，君主却哄骗、压制。像这样还想达到最好的治理，怎么可能呢？朕如今选用贤能之人，来承担天下的政务。希望与诸位达到古代君臣那样同心同德，协力处理政事，以安济这些百姓，诸位要努力。” 太祖对谏议大夫唐铎说：“人有公心和私心，喜好和厌恶也不相同，所以说出的话有邪有正。正直的话是专门规劝谏诤的，邪恶的话是专门诽谤奉承的。诽谤的话往往接近忠言，奉承的话往往接近爱护。只要不被诽谤的话迷惑，德性就会日益明察，进谗言的人自然会离去；不被奉承的话迷乱，智慧就会更加明彻，奸佞之人自然会断绝来往。”又说：“朕每天总理万机，所做的事情是对是错，如果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凭什么知道？所以要广开言路，招来众人的意见。意见有善意的，就奖赏并任用提出者；意见不符合事实，也不因此治罪。只是进谗言、奸佞奉承、当面谄媚的人，绝不能容忍。” 洪武十七年七月，下诏禁止内官干预外廷事务，各司不得同内官监互相往来公文。太祖于是对侍臣说：“处理政务，必须先谨慎防范内外，断绝结党营私，才可能使朝廷清明，法纪振作严肃。前代君主没有以此为鉴，放纵宦官与外臣交往，窥探动静，借机作奸，假借和窃取威权，来扰乱国家；这种危害并不是小事。间或有人奋力想除掉他们，却因形势不能实行，反而遭受他们的祸害，并牵连善良之人。汉、唐的事情，十分值得鉴戒。仁者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就治理，智者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就能看见。朕采取这一措施，就是为了防备尚未发生的祸患。” 太祖曾对待诏朱善等人说：“君主能够把天下人的好恶当作自己的好恶，就是公正；能够把天下人的见识当作自己的见识，就是明察。”又说：“人的常情，大多夸耀自己的才能，喜欢谈论别人的过错。君子却不是这样：宣扬别人的优点，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宽恕别人的过错，却不宽恕自己的过错。”又说：“万事不能只凭耳目观察，只有虚心应对；天下各方不能只凭智力使其服从，只有以诚心对待。”

译太祖对廷臣说：“治理天下，不要耗尽百姓的财力，要使百姓有剩余的财力；不要耗尽百姓的力量，要使百姓有剩余的力量。这两点，人人都知道。至于不要耗尽百姓的感情，要使百姓能够顺遂自己的心愿，这一点有些人还不知道。所谓使百姓能够顺遂自己的心愿，就是不能用自己的欲望妨碍百姓的欲望。如果一味要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所要求的都必须得到，所禁止的都必须实行，这样百姓就会无法忍受。于是，百姓有想求取的却得不到，有被禁止的却无法停止。这样，下面奉承上面的真情就会耗尽，而上面对待下面的真情也会疏薄。上下之间感情乖离，却想使国家得到治理，是不可能的。” 洪武年间，命户部在山东以盐召集商人中纳销售，仍然听任百姓购买食用。尚书郭桓说：“如果听任百姓购买食盐，必定会使课额亏损。”太祖说：“上天产生财物，本来就是用来养活百姓的；国家设置禁令防范，是为了节制人的欲望、平息争夺罢了。如果这样做方便百姓，何必拘泥于细小的利益？只求使官府获利，必定会导致损害百姓。应当听从方便百姓的做法。” 太祖对刑部大臣说：“刑罚，是君主用来防止百姓犯罪的。君主对百姓，就像上天对万物一样。上天的规律是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收敛；谈到上天的德性，就说是生养。君主的原则是用仁爱养育百姓，用义理加以约束；谈到君主的德性，就说是仁。王良善于驾驭马车，难道在于鞭子吗？周公善于治理国家，难道在于刑罚吗？所谓刑罚，只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因此使用它不能不慎重。所以每次都命令三次审讯、五次复核，无非是为了求得保全人的性命罢了。” 太祖对侍臣说：“责难的话，是人们难以接受的，明智的君主接受它就觉得没有什么难处；谄媚奉承的话，是人们容易听从的，昏庸的君主相信它就容易被打动。朕看唐尧、虞舜时期君臣唱和、彼此责难时，气象雍容和谐。后世却以谄媚奉承彼此取悦，像陈后主、江总这些人，使史册蒙受污秽，遗笑千古。这实在值得作为鉴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因为当年春天长期下雨，阴暗昏晦久久不散，间或下雪、冰雹并伴有雷声，时令气候不和，认为这些都是人事造成的。于是告谕朝廷内外各部门，凡是军民的利弊、政事的得失，都分条陈述上报；即使是普通编户百姓和士卒，只要有所见闻，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把意见全部说出来。太祖告诫兵部大臣说：“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都是因为上下之间的情况不能沟通。如果能使君主的德意向下流通，使百姓的情况向上通达，有不便利的地方，就随即更改调整，天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 太祖在华盖殿，听大学士朱善读完《心箴》，对他说：“人心和道心之间有相互依存、彼此消长的机理。仁爱之心产生，忌妒伤害之心就会止息；正直之心存在，邪曲谄谀之心就会消失；羞耻憎恶之心显现，贪婪卑鄙之心就会断绝；忠诚笃实之心萌发，巧诈虚伪之心就会被压伏。所以人如果经常保持这种心，不被情欲遮蔽，就能达到至公无私，自然不会有把自己同外物分别对立的牵累。” 太祖对侍臣说：“朕早早起身临朝，太阳升高才退朝；到了中午又出来，直到傍晚才退朝。白天所裁决的事务，朕常常默坐审慎思考；有处理不恰当的，即使半夜不能入睡，也要筹划思虑妥当，然后才就寝。”侍臣回答说：“陛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只是圣体过于劳累。”太祖说：“我难道喜欢劳累而厌恶安逸吗？只是自古以来，国家没有不是因为勤勉而兴盛、因为懈怠而衰败的。天命是离去还是留下，人心是拥护还是背离，都取决于此。这实在令人畏惧，怎么能有闲暇安逸呢？” 太祖查看天下舆地图，侍臣有人说：“如今天下统一，舆地图的广大，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太祖说：“土地广大，教化就难以周遍；人口众多，抚慰安辑就难以遍及，这正应当戒惧谨慎。天命和人心，只看重德行。纣王拥有天下却灭亡，商汤只有七十里土地却兴起。国家所系在于德，难道在于土地大小吗？” 洪武年间，州县父老有到朝廷上书，说县官施政良好，应当免于调任而留任的，太祖便亲自颁赐敕书加以奖励，恢复其职务，并加赐衣物钱币。太祖对侍臣说：“郡县的治理，从太守、县令开始。朕过去生活在民间时，常见县官出自儒者的多数迂腐而耽误事务，出自吏员的多数奸诈而玩弄法律。败坏政事、虐害百姓的事情，无所不至。于是导致君主的德意不能宣达，政事日益败坏。再加上凶荒灾年，弱者不能勉强活下去，强者离开乡里成为盗贼，这就是因为太守、县令没有选得合适。如今县官能够替朕抚慰安辑百姓，传达朕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得到百姓的欢心，难道不很值得嘉奖吗？况且施政应以取得民心为根本。假如太守、县令都能安抚百姓，天下还担忧什么不能治理呢？奖赏他们来加以劝勉，并不是滥施恩典。” 太祖问身边的近臣：“如今天下百姓是否安定？” 赞善刘三吾回答说：“依靠陛下的威望和德行，四方没有忧患，百姓都安定快乐。” 太祖说：“天下百姓这样多，哪里能够保证他们自然安定？朕作为天下的君主，心中常常挂念百姓，只怕他们失去生存之所，所以每次都加以询问，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刘三吾回答说：“圣上的心意这样恳切，恩德施加于人的程度就深了。”太祖说：“恩德也不是空泛的。医生如史扁，如果不施用药物和针石，疾病不会自行痊愈；工匠如公输，如果不使用绳墨，木材不会自行变直；君主如尧舜，如果不施行纪纲法度，只说恩德，这就是所谓仅有善心还不足以治理政事。” 太祖告诫侍臣说：“保全国家的方法，是把财富藏于百姓之中。百姓富裕就亲附国家，百姓贫困就离心离德；百姓的贫富，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自古以来，昏庸的君主放纵自己的奢侈欲望，使百姓因贫乏困顿，最终导致动乱和灭亡。朕想起自己地位卑微时，正逢兵乱、荒年和饥荒，每天吃藜藿。如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朕却不曾有一天忘记过去。因此宫室和器用一概采用朴素的，饮食和衣服都有固定的供应，只怕过分奢侈耗伤财物、危害百姓。” 太祖和侍臣讨论治国之道，说：“治理百姓就像治理水，治水的人顺应水的本性，治民的人顺应百姓的心情。人的性情没有不喜欢生存、厌恶死亡的，应当减少刑罚、停止战争来保全他们；没有不厌恶贫困、喜欢富裕的，应当重视农时、减轻赋税来使他们富足；没有不喜欢安逸、厌恶劳苦的，应当减少兴建工程、节制徭役来使他们安定。如果让他们做事不合时宜，役使他们不合道理，只用威势压制他们，只用暴力逼迫他们，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却要求他们服从，这就像把水激得越过额头，终究不是顺应水的本性。”

译太祖对户部大臣说：“善于理财的人，不会损害百姓来使官府获利，而一定会创造财富来使百姓富足。前代那些以理财窃取名声的大臣，都完全不懂这个道理，说是创造财富、使国家富裕，实际上只做剥削侵蚀的事，计较细微的利益，制造事端以求功劳。像桑弘羊经商贩运，杨炎实行两税法，都是这样。他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理财的方法，却不知道得到的财物有限，伤害百姓却没有尽头。我朝赋税已有固定制度，节省用度，自然会有余裕。减少徭役，使农民不荒废耕种，女子不荒废纺织；重视农业这个根本、抑制商业末业，使游荡懒惰的人都尽力于田地。这样，生产的人多而消费的人少，自然家家富足、人人有余，积蓄丰盛。你们户部应当专心研究此事，不要以聚敛财物为能，以致损害国家的体统。” 太祖对户部说：“古代先贤明王在位时，百姓有四种身份：士、农、工、商，都专心从事自己的行业，所以国家没有游民，百姓安定，物产丰足，达到了和乐太平的治理境界。朕拥有天下，务必要使农民尽力于田亩，士人专心于仁义，商贾用来沟通有无，工匠技艺专心于各自的行业。之所以这样，是想使每个人都安居乐业。然而农民有的懒于耕作，士人有的毁弃修养，工匠和商人有的流于游荡懒惰，难道是朕不能申明旧有章程而造成的吗？还是受胡俗污染，尚未革除吗？如果这样，百姓的粮食从哪里能够充足，教化从哪里能够兴盛呢？你们户部立即张榜告谕天下，命令士、农、工、商四类人务必各自守住本业。医者、卜者等人，土著居民不得远游；凡是出入和作息情况，乡邻必须互相知悉。对于不从事生产事业而游荡懒惰的人，以及舍藏、隐匿来自其他地方的游民，都要把他们迁往远方。” 吏部选用国子生担任六品以下官员。太祖告诫他们说：“侍奉君主的原则，只在于竭尽忠诚而不欺骗；治理百姓的原则，只在于极其公正而不受蒙蔽。一个郡、一个县的百姓中，一定有因饥寒而不能安居的，有在诉讼中遭受冤屈压抑的，有贤能人才没有被举荐的，有豪强奸猾之人残害百姓的。你们到任之后，如果能够不被私欲遮蔽，不被人言迷惑，那么内心自然明察，各种蒙蔽就会止息。一旦被私欲牵制，又被人言迷惑，就会像坐在暗室中一样昏暗：饥寒的人无法得到救济，受冤屈的人无法得到申理，贤才被堵塞埋没而豪强奸猾之人横行，这就是失职了。古人有话说，人刚开始做官，就像进入暗室；时间久了才逐渐明白，明白之后才能治理。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被人蒙蔽、迷惑。” 丽水有个卜者向富民陈公望求取财物没有成功，便到朝廷诬告陈公望等五十七人聚集民众图谋叛乱。太祖命锦衣千户周原前往逮捕他们。知县倪孟贤查明这是妄言，对属官说：“朝廷任命我倪孟贤治理这个县，只是希望我安抚整合这些百姓，使他们安居在田里。如今却让善良的人蒙受恶逆之名，难道是朝廷任命我倪孟贤的本意吗？”最终，他详细写成奏疏申明陈公望等人的冤屈，并论定诬告者的罪行。洪武年间，下诏举荐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熟悉并通达时务且年龄在七十岁以下的人，由郡县以礼相送至京师。太祖告诫礼部郎中郑居贞说：“古代的老年人，虽然不再任用他们处理政务，但到了咨询谋划时，老年人经历多、见闻广，通达人情，熟悉事物的道理，有可以借鉴的地方。”郑居贞回答说：“人到了六十岁，精力衰退，就不能胜任事务，请不要遣送六十岁以上的人。”太祖说：“正是因为近来有关官府不能体会朕的意思，士人一到年老，就放置不予过问，哪里知道老成之人是古人所看重的呢？周文王任用吕尚而兴盛，秦穆公不听蹇叔而失败，伏生虽然年老，仍然足以传授经书，怎么能一概因为年老而抛弃他们呢？如果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应当安置在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则在六部、布政使司和按察司任用。” 太祖读《宋史》时，看到宋太宗把封桩库改为内藏库，回头对侍臣说：“君主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凭天下的财物供天下使用，哪里有什么公私之分？宋太宗是宋朝的贤君，竟也这样做！至于汉灵帝的西园、唐德宗的琼林大盈库，也不必过分责备。宋朝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算度支所缺少的财物，必定登记数目，向内藏库借贷，等到赋税收入有余时再偿还。凡是有司的用度，本来就是国家经费，为什么还要借贷呢？缺少时允许借贷，借了又再偿还，这就像商人经营买卖，自己还要同家人计算收支。等到内藏库充盈以后，便用牙签区别标记各种名物，查验账簿，晚年还拿出牙签给真宗看，说：‘好好守住这些就够了。’这样替后世安排，哪里值得作为训诫？《尚书》说：‘谨慎对待结局，关键在于慎始。’宋太宗首先开创了私藏财物的端绪。到了后世，困于战争，三司的财帛耗尽，而内藏库积存的财物却积而不用。偶尔拿出几十万缗钱来补助军费，便以为自己能够做成这种难事，这都是因为宋太宗不能慎始的缘故。” 洪武年间，湖广都司请求运送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的军粮。太祖看了奏章，回头对户部大臣说：“崇山、大庸屯田耕种已经多年，怎么会缺粮？这些年来军队没有取得一点功劳，只知道向有司索要粮食，却不体恤百姓供给的困难。只有施州依照他们的请求，五开等卫只命令军士屯田，自己供给粮食。” 洪武初年，天下官员和百姓有犯罪的，都命令交给所属法司办理。其中犯重罪被押送到京城的，有时命令收押在锦衣卫，由他们审问案情和口供，掌权办事的人便借机用非法手段凌虐犯人。太祖听说后大怒，说：“审讯囚犯是法司的职责。凡是犯重罪来到京城的人，有时让锦衣卫审问，是想先取得他们的口供，难道是让他们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吗？竟然非法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命令取出那些刑具，全部烧掉，并把关押的囚犯送到刑部审理。” 洪武二十年春天，郊祀礼仪完成，天气清朗，太祖心情愉悦。侍臣进言说：“这是陛下敬畏上天的诚心所造成的。”太祖说：“所谓敬天，不只是庄严而合乎礼，还必须有实际行动。上天把治理百姓的责任交给君主，做君主的想要事奉上天，就必须先体恤百姓。体恤百姓，就是事奉上天的实际行动。就拿国家任命守令的事情来说，如果不能使百姓得到福祉，就是辜负君主的任命，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敬的呢？”

译洪武年间，有个老校丁成，说河南过去有银矿，开采出来可以供国家使用。太祖对侍臣说：“君子喜好义，小人喜好利。喜好义的人把使百姓得利作为心愿，喜好利的人却把伤害百姓作为要务。所以凡是谈论求利的人，都是伤害百姓的贼人。我曾听说，元朝旧时江西丰城的百姓报告官府开采金矿，起初每年的定额还能够完成，时间一久，民力消耗殆尽，全州百姓最终都受到祸害。这是因为土地所产有一定时限，而穷困百姓每年必须完成固定的课额，征取没有止境。有司贪图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却不把实情上报。朝廷即使有体恤百姓的心，也无法知道这些情况。这件事可以作为警戒，难道还应该仿效吗？” 国家初建时，两浙的富民害怕承担徭役，往往把田产假托给亲戚邻居、佃户和仆人名下，称为“铁脚诡寄”。时间久了，彼此沿袭成风。乡里欺骗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层出不穷，称为“通天诡寄”。太祖一向知道这种弊端，即位后便派国子生到各地，召集里甲耆民，亲自踏查田地，用尺量度。绘制田地的方圆形状，依次编列字号，写明田主姓名以及田地的丈尺和四至，分类编成册籍。因为所绘田图像鱼鳞一样，所以称为鱼鳞图册。太祖曾命儒臣书写《洪范》，悬挂在御座右边，并亲自作注。他对赞善刘三吾说：“我看《洪范》这一篇，是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用来叙明常伦，确立皇极，保全民众，安排四时，使百谷成熟。它以天道为根本，又在人事上得到验证。箕子把这些道理陈述给武王，武王还谦逊地说：‘五帝的治道，我还没有做到。’我每次想到这里都感到警惕。于是疏释它的旨意，早晚都加以省览。” 太祖听侍臣进讲时说到“议论人的善恶会产生感应，但有时得不到公平的结果”，于是对他说：“作恶的人有时逃脱灾祸，但按道理没有可以作的恶事；行善的人有时还没有得到福报，但按道理没有不可以行的善事。人只应修养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至于祸福到来，就听凭上天。那些行善却没有福报、作恶却没有灾祸的人，只是时机还没有到罢了。” 太祖曾对兵部大臣说：“军士每月领取的米粮，仅仅够吃。死后，供给立即停止。有的军士父母年老而无人依靠，有的儿女年幼而无所依赖，他们将靠什么生活？使人困苦却不加体恤，是不仁；让人劳作却不给报偿，是不义。军士都曾经为国家效力，怎么可以忘记他们？你们兵部要全部查阅各军卫，凡军士死亡后留下年老父母、年幼儿女而无人依靠的，都要优加抚恤，不要让他们失去依靠。” 太祖曾对礼部大臣说：“崇尚爵位是用来教人尊敬，侍奉长辈是用来教人顺从。虞、夏、商、周各代，无不以年齿为尊，而奉养老人的礼制从未废弃。因此人们兴起孝悌之行，风俗淳厚，政治昌盛太平。我诏令天下实行养老礼。凡百姓年满八十岁、乡里都称赞其善行、又贫穷没有产业的，每月供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岁以上的，每年再增加帛一匹、绵一斤。如果有田产能够自行供养自己的，只供给酒、肉、绵和帛。” ●卷五 代理太宁都督佥事商皓说：“目前储存的粮食，大宁有三十一万石，松亭关有五十八万石，会州有二十五万石，足够供给边地数年的军需。”太祖对身边的人说：“守卫边疆的办法，以粮食充足为首要。如今商皓说储粮足够使用，边郡百姓可以免除运输粮食的劳苦了。” 太祖对侍臣说：“人怎么能没有喜好呢？只是要喜好应当喜好的事。比如君主喜好贤能之人，在位者中就不会有不肖之人；喜好正直之人，身边就不会有谄媚奸佞之士。这样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假如喜好不应当喜好的事，正直之人就会被疏远，邪佞之人就会得到进用。想使国家不发生动乱，就难了。所以，人的嗜好之间，正是国家治乱产生的根由。” 洪武二十年八月，诏令百姓年满二十岁的，不许削发为僧；二十岁以下请求取得度牒的，都命令在京城各寺院考察服役三年，考核其廉洁而没有过错的，才准许度为僧人。太祖曾因谈论军事政务对诸将说：“国家用兵，就像医生用药。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因为没有病也服药。国家没有安定时，用兵是为了平定祸乱。等到四方太平，只应修治铠甲兵器，训练士卒，使国家常有防备。兵力能够平息祸乱，也能够招致祸乱。如果倚仗富强，喜好功名而制造事端，结下怨恨、挑起冲突，反而足以招致祸乱。这正如医生胡乱把令人昏眩的药强行给没有病的人服用，即使不至于伤残身体、丧失性命，也会损伤元气。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只应经常讲习军务，不可以穷兵黩武。” 本朝的制度是：每卫设置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又设置前、后、中、左、右千户所，分别统领士卒。后来指挥不肯进入官署办理事务，遇到责任和任务，彼此互相推诿逃避。洪武二十年，才开始命令指挥使掌管印信，同知、佥事各自统领一个千户所的士卒。凡是武艺没有训练、器械不坚固锋利的，都要责罚所属的官员。” 太祖曾告诫吏部大臣说：“治理国家，以任用人才为根本。作奸犯科的人，不能因为有一点小才就宽免他；真正贤能的人，也不能因为有一点小过失就弃用他。奸邪之人必须惩处，这样才不至于废弃法令。宽恕过错而加以任用，就不会埋没人才。以前诸城知县陈允恭因为簿书上的过错，被贬谪戍守云南，近来有人说他任知县时能够爱护百姓。凡是治理百姓的人能够爱民，即使有过错，也可以任用。”于是召回他，恢复原官。御史凌汉审理案件公平宽恕，有人感激凌汉，途中遇见他，邀请他饮酒，并用重金酬谢。凌汉告诉他说：“你的罪本来就应当这样判，不是我徇私偏袒你。酒可以喝，但金钱不能接受。”坚决拒绝了他。太祖查知这件事后，提拔凌汉为副都御史。洪武二十年，青州发生旱灾和蝗灾，百姓饥饿。有司没有把灾情上报，有使者把这件事奏报了。太祖对户部大臣说：“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是君主，代替君主养育百姓的是守令。如今使者说青州百姓饥饿，而守臣却不上报，这难道是有爱民之心吗？应赶快派人前往赈济，并逮捕当地官吏治罪。” 洪武年间，严格禁止同外夷交通往来。永嘉有百姓买了暹罗使臣的沉香等物，被乡里人告发，按察官判定应当弃市。太祖说：“永嘉是暹罗使臣经过的地方，趁他们经过时同他们贸易，这是人之常情，不同于私自同外夷交通。”于是释放了他。洪武年间，命令天下都司、卫所轮流赴京考较武艺，箭靶牌高大到与人齐平，箭要射到三百步以外。后来箭靶放在百步以内，靶牌却高到二丈多。嘉靖年间，有人进言说：“箭靶高大到这种程度，天下哪里有二三丈高的敌人呢？”这件事足以引人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