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长沙有百姓自行阉割，想求得进身机会。仁宗说：“这是游荡懒惰、不孝敬父母的人，自己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怎么能让他在身边任职？”于是发配他充当士卒，戍守边疆。仁宗即位后，赐给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绳愆纠谬”印章，告谕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的旧臣，又曾在东宫侍奉朕，办事练达、经验老成。如今朕继承帝位，军国事务重大，必须依靠你们同心协力辅佐。凡是政事有缺失，或者群臣已经提出而朕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提出而朕没有听从，都可以使用这枚印章秘密上疏报告，不要因为已经说过一两次就有所顾忌。君臣之间以诚心相待，希望朝廷不缺失政事，百姓不失去安身之所，而朕和你们也都不辜负祖宗托付的重任。” 衍圣公来朝见时，过去都住在民间。仁宗即位后，孔彦缙入朝祝贺。仁宗对侍臣说：“四方来朝贡的使者到京城，都有公馆居住；先圣的子孙却寄宿在百姓家中，这怎么能体现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意思呢？”于是赐给他现在的宅第。嘉河卫指挥阿必察派遣头目咬纳等人来朝，奏请授予咬纳等人本卫指挥的官职。仁宗对侍臣说：“一来朝见就授予指挥官职，第二次来朝见又应当授予什么官职？况且有功劳的人又用什么来奖赏呢？”没有答应。四方上报雨水情况的章疏，过去都储存在通政司。通政司大臣有人想把它们送给给事中收存，仁宗说：“祖宗命令天下上报雨水情况，是想预先知道水灾、旱灾，以便施行体恤百姓的政务，这是良法美意。如今州县关于雨水情况的奏章都堆积在通政司，上面的人怎么能够知道？如今又想送给给事中收存，这是要让上面的人始终不知道。这样一来，何必白白劳烦州县呢？从今以后，四方上奏的雨水情况一到，就立即封装进呈，朕亲自阅看。” 仁宗曾告谕鸿胪寺说：“按照旧例，视朝以后，各司有紧急重要的事务不能当面陈奏的，允许写成题本投入宫门，希望能够迅速上达。如今诉说私事、请求私恩的人也递进题本，掩饰奸诈、欺骗众人，企图侥幸获利，破坏法律、扰乱政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今后只有紧急重要事务确实不能立即当面陈奏的，才允许封装进呈题本；其余大小公事、私事，一律命令在公开朝会上陈奏。违犯的按重罪论处。” 仁宗听说京城军民私自宰牛的很多，于是叹息说：“愚昧的人只图眼前利益，更不顾虑刑罚。”于是命令三法司：从今以后，私自宰牛的人，按当时牛价的十倍追征钞币，同时治私自宰牛之罪。仁宗对户部大臣说：“田地是百姓赖以获得衣食的根本。如今各地州郡上奏请求免除荒田的租税，难道不是百姓苦于征税和徭役，纷纷迁徙了吗？还是因为年成歉收、衣食不足，或者又加上疫病而死亡了呢？从今以后，各种征发、徭役务必节制；仍命主管官员凡是政令有不利于百姓的，逐条列明上报。遭受灾害的地方要及早奏报并赈济抚恤，有拖延违误的，守令处以重罪。” 仁宗因为群臣进言的人很少，颁诏告谕，大意说：“朕凭借浅薄的德行承继大统，君临亿兆百姓；但天下如此广阔，事务如此繁多，难道是一人能够独自治理的吗？也只有依靠文武贤臣，彼此协同德行，共同谋求安定救济。因此朕继位之初，首先诏告朝廷内外，广泛寻求直言，这是真实的心意。然而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进言的人却没有几个。京师是天下首先应该治理好的地方，是四方取法的地方；如今百姓困苦于下而不能上达，弊病积习已久却不知道改革，难道不是法纪不振、言路仍然堵塞吗？你们都受到国家股肱心腹般的托付，不要因为直言而担心日后获罪。君臣同为一体，彼此以至诚相待，必定会有好的谋略和好的建议，帮助朕弥补不足，希望能够符合朕倚重贤人君子的本意。” 仁宗告谕户部大臣说：“农民是百姓衣食的根源，耕种、收获都不能错过时节。从今以后，一切不紧急的劳役，凡是需要使用人力的，都等到农闲时再办。前代就有不体恤农事、用徭役妨碍耕作而招致动乱和灭亡的事情，不可不谨慎。” 仁宗召来大兴、宛平二县的官员，告谕他们说：“朕刚即位时，首先停止不紧急的事务，以舒缓百姓的劳力。你们是京县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员，正应当更加用心安抚，使百姓首先受到朕的恩惠。近来听说京城百姓仍有被徭役困扰的，这都是你们失职造成的。昨天朕命令群臣询问百姓的疾苦，其中固然有知道却不说的，也有想说却不知道的。你们接近百姓，不可能不知道，却也不说，为什么？现在和你们约定三天期限，凡是民间什么事情便利、什么事情不便利，都详细列明来报告，朕替你们处理。如果再坐视不理，一定治罪，决不宽赦。”于是他回头对侍臣叹息说：“朕忧虑怜悯百姓，早晚都不忘记；可是仅仅一座城中，上下之间仍然不通达到了这种地步，何况数千里以外呢？古人之所以告诫不要贪图安逸，正是这个原因。” 仁宗对侍臣说：“守成的君主，动辄以祖宗为法，这样很少会有错误的举动。《尚书》说：‘以先王已经制定的法则为鉴，就可以长久没有过失。’后世继承君位的人，往往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最后终于达到丧败而无法挽救的地步，实在可以作为借鉴和警戒。朕十多岁时侍奉在太祖皇帝身边，亲眼看见他编写《祖训》，多次修改后才成书。他在闲暇时，就召皇太孙和各位世子到面前，分条逐项、详细曲折地开导说明，内容都是修身、齐家直到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无论做天子还是做藩王，如果每件事都能遵守，哪里会有福禄不能长久的呢？”于是命令司礼监刊印，赐给各位世子。内官马骐传达旨意，告谕翰林院，命令书写敕令交给马骐，再去交阯查辨金银、珍珠、香料。翰林院官员复奏此事，仁宗严肃地说：“朕怎么会有这样的旨意？你们没有听说他先前在交阯荼毒军民吗？交阯自从这个人离开后，一方百姓就像解除了倒悬之苦。如今还可以再派他去吗？派他去不只是会使诏书失去信用，还会败坏大事。这个人近来在宫内多方请求，左右近臣替他说再去一次将有利于国家，朕全都没有答应。你们应当明白朕的意思。”于是停止此事。

译仁宗阅看京官的诰词，回头对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你们三人以及蹇尚书、夏尚书，都是先帝亲自任用的旧臣，朕正要依靠你们辅佐自己。凡是朕所施行的政事，你们朝夕都看得见；有不够完善的，都应当全部直言。朕看前代的君主，有人一登上帝位就自尊自大，厌恶听取直言；身边的人虽然一向受到亲信，也畏惧威势、顺从旨意，闭口不言以求容身。有的贤良大臣不肯默默无言，进言一两次却不被听取，也就退下来闭口不言，以求保全自己。君臣之间，都以为可以永远享有富贵，但没有多久全都招致祸败。朕和你们应当深深以此为戒。君臣同为一体，务必始终同心，希望能够共同谋求利益与安定。”于是取来五人的诰词，亲笔增写两句话：“不要认为地位崇高就难以进言，不要因为意见有时被采纳、有时不被采纳就有所懈怠。”他说：“这是朕的真心，你们要努力。” 仁宗在早朝时，看见靖江王府辅国将军赞侃、赞偕排列在朝臣之下，便对鸿胪寺官员说：“赞侃兄弟是宗室亲属，怎么可以排在关系疏远的人之后？应当让他们排列在驸马之后。把这定为法令。” 仁宗曾对杨士奇说：“近来觉得群臣的意见大多很好。我有时趁着一时快意作出处理，事情如果有过分的地方，退朝后想起来才自己后悔，但外间已经把奏章送来了，正合我的心意。”又说：“《尚书》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上寻求正确意见。’我一直存有这种想法，听到群臣所说的话有不合心意的，退朝后一定自己思考；有时我的话有失当之处，也没有不后悔的。” 洪熙年间，礼科给事中黄骥说：“西域使者大多是经商的胡人，借着进贡的名义，依靠有关官府的力量来经营私事。其中又有些贫穷而无所依靠的人，往往投靠他人充当随从；有的借用别人的马匹前来进贡。既然名义上是贡使，就可以得到驿站的供应；所进贡的物品，又劳烦人力运送，从甘肃到京师，每个驿站供给的酒食、草料和豆料费用都不少。到了京师，还要给予赏赐并支付物品的价值，他们所得的利润是成本的数倍。因此，胡人贪图利益，往来道路上，几乎每月都有进贡。沿途负责递送的军民，一里路至少有三四十人伺候在官府，持续数月，妨碍并荒废农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等到使者返回时，把所得的贸易货物全部带走，沿途有关官府出车装运，多的达到一百多辆。男丁不够，就役使妇女；所到之处，势头如同风火，呵斥侮辱驿官，鞭打民夫。官民认为朝廷正在招徕安抚远方来的人，没有人敢与他们较量；他们造成的骚扰，实在说不尽。请敕令陕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顺王以及亦力把里、撒马儿罕等处番王遣使朝贡，允许送到京师外，其他使者来京不得超过一二十人；正、副使给驿马，其余人给驿驴。这样，陕西一路的百姓或许可以稍稍得到休息。” 臣又私下看到，西域所产的东西不过是马以及硇砂、梧桐、碱之类，只有马是国家所需要的，其余都对国家没有益处。请从今以后，凡有进贡马匹的，让他们在甘肃把马交给军士；其他物品一概不接受，听任他们与百姓买卖，以节省官府的费用。”仁宗对礼部尚书吕震说：“黄骥曾奉使西域，所以完全了解西域的事情；他说的意见全都照办。” 仁宗对刑部、都察院说：“我对于刑法，从来不敢因为喜怒而增减刑罚。你们审理案件时，也应当虚心听取和考察，衡量实际情状；有罪的人不可侥幸免罪，无罪的人不可滥加刑罚。执行法律明确而守信，人们就会有所畏惧，不敢犯法。如果不查明实际情状而任凭自己轻重处置，或者迎合我的心意，使人含冤抱恨，这是我所厌恶的，你们要把它作为警戒。你们都是国家大臣，不只是自己应当怀有慎重审理案件的心，即使我一时过分憎恶罪恶，处理刑法失于适中，你们更应坚持正义，不要担心因此违逆我。我并不难于听从正确意见。” 仁宗对吏部、兵部大臣说：“各级官员是否贤能，关系到军民的安宁和忧患。唐太宗把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早晚查看；听说谁有好的政绩，就分别记在姓名下面。所以当时被任用的人，都想着奋发努力，取得治理的成效，米价每斗三钱，外户也不用关闭。先皇也曾把朝廷内外官员的姓名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时观看。如今五府、六部的大臣，我早晚都能接见，可以询问考察他们是否贤能。至于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的官员，我既不能全都认识，也不知道他们的全部姓名，即使有时听说他们贤能或奸邪正直，时间一久也不能不忘记。臣下有善行而皇上忘记了，谁肯自我勉励？有不善之处而皇上忘记了，谁肯自我警戒？这样，国家凭什么希望取得治理成效？你们吏部、兵部把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员的姓名和履历详细列出，张贴在西序，让我有空时观看，以便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并决定黜免或升迁。” 洪熙元年元会，礼部尚书吕震请求按完备的礼仪举行朝贺。仁宗因为山陵之事刚刚办完，不忍心立即改用吉礼，杨士奇等四人也说不宜举行完备礼仪，于是没有奏乐，只行五拜叩头礼。第二天，仁宗下诏给杨士奇等人，说：“做君主的，以能接受直言为贤明；做臣子的，以能直言为贤能。不接受直言，过错就会日益增加；不能直言，忠诚就不能充分尽到。像昨天的朝会，如果按照吕震的请求办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幸亏你们同心协力，于是避免了这个后悔。从今以后，你们遇到我的行为有不恰当的地方，只管直说，不要担心我不听从。” 仁宗在思善门修建弘文阁，制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管阁事，侍讲王进辅佐他。仁宗亲自拿起印章交给杨溥，说：“我把你们任用在身边，不只是为了帮助增长学问，也是想让你们广泛了解民间事务，作为治理之道的辅助。你们如果有建议陈述，就用这个印章封好送进来。” 仁宗因南郊大祀任命分献官，告谕他们说：“侍奉神灵的道理，难道只是到了祭祀之时才表达诚敬吗？关键在于奉天爱民的心，平日里不断积累，已经诚信地通达鬼神，所以祭祀时神灵才接受并降下福佑。我以德行浅薄的身份，在上承继祖宗，主持祭祀神灵和上天；与我共同恭敬办事、承受上天福佑的，就是公卿和各位执事。希望你们体察我的心意，恭敬地办好上天的事务，仁爱体恤百姓，这样或许能够承受天意，使风雨调和，年成丰收，让百姓蒙受福泽，也彰显我们君臣共同办事的美好。” 仁宗对刑部尚书金纯说：“自宫来求取任用的人，只图个人的富贵，连祖宗和父母都断绝而不顾。古人从孝子中寻求忠臣；这样的人连父母都不顾，哪里会有真心侍奉君主？我已经决定不任用这类人，但他们不孝的罪行必须惩治。今后有自宫的人，一定不宽赦。”

译洪熙元年三月，诏令说：“我恭敬地承受大统，成为天下百姓的君主，只有恭敬遵循我皇祖、皇考爱民的仁德而不懈怠，早晚思念百姓，因为人命十分重大，对各种案件都怜悯体恤，始终放在心上。刑罚是用来禁止暴行、制止邪恶、引导百姓向善的，难道只是专门致力于诛杀吗？所以律令的制度，是使善行得到褒扬并长久，使恶行受到惩罚而止息；刑罚的轻重，都适合其中的标准。然而执法官吏不能人人公平，有的虚饰案情，罗织成死罪；有的错误援引比附，尤其严重地冤枉无辜，我对此深为怜悯。五刑的条目中，没有比死刑更重的。施行死刑，使身体和头颅分离，这已经是刑罚的极点了。从今以后，凡法律规定应处死刑而又应凌迟的，依律判决；其余死罪只处斩刑或绞刑。司法部门也不要附会迎合、昧于实情，以致造成冤枉滥刑。如果我一时过分憎恶罪恶，在法律之外使用籍没和凌迟之刑，司法部门要再三坚持上奏；三次奏请仍不准许，就上奏到五次；五次奏请仍不准许，就会同三公和大臣坚持上奏，直到一定得到准许才停止，永远定为制度。文武各部门从今以后也不许任意施行暴虐酷刑，在法律之外使用鞭背等刑罚，伤害人的性命；尤其不许对人施加宫刑，断绝人的后代。有自宫的人，按不孝论罪。” 人做坏事，固然有父子之间互不共谋的情况。虞舜做君主时，处罚不牵连后代；文王在位时，罪人的妻子儿女也不连坐。从今以后，只有犯谋反大逆罪的人，依律实行连坐；其余有犯罪的，只处罚本人，不要一概用连坐之法。古代盛世，常常采纳百姓的意见，用来作为警戒。如今凶险的人往往搜集言语，诬陷为诽谤；执法官吏严酷苛刻，罗织锻造成案件。刑罚失当，百姓就会无所适从。今后只要有人告发诽谤，一概不要治罪。你们朝廷内外的文武群臣，应当端正自己的志向，尽心尽力，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务必崇尚宽容和宽恕，或许可以帮助我治理好把百姓当作父母来爱护的国家。有违背这些要求的，一定严惩不贷。” 仁宗听说淮安、徐州、山东的百姓正在挨饿，而有关官府却正急于征税，于是坐在西角门召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命令他们起草诏书，全部免除今年的夏税，并免除秋粮的一半；官府采购的物料，也一概停止。杨士奇回答说：“这件事可以让户部、工部参与知道。”仁宗说：“救济百姓的困穷，应当像抢救火灾、救援溺水一样，不能迟疑。有关官府担心国家用度不足，一定会坚持不肯决定，你们姑且不要说。”仁宗命宦官准备纸笔，让杨士奇等人在西角楼起草诏书；看完后立即命人盖玺，已经派使者带着诏书出发。仁宗回头对杨士奇说：“现在可以告诉户部、工部，我已经全部免除了。”左右有人说：“地方方圆一千多里，其中未必全都没有收成，也应当有所区别，这样才不至于滥施恩惠。”仁宗说：“体恤百姓，宁可过于厚重；作为天下的君主，难道可以和百姓一点一点地计较吗？” 洪熙年间，大理少卿弋谦因进言政事而被免除朝参，从此以后进言的人就少了。仁宗因为灾异屡次出现，于是下敕告谕群臣说：“我以微薄之身处在亿万百姓之上统治天下，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实在难以独自处理。因此我多次召集并寻求意见，希望纠正自己的不足，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自从即位以来，臣民上奏章的有数百件，我没有不欣然听取采纳的。意见说得对，就立即施行；即使不恰当，也从未因此加以谴责，这一点群臣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因为大理少卿弋谦所说的话过于矫激，多数不是事实，我一时不能全部容纳；而群臣中有迎合我心意的人，纷纷上奏说他以直言沽名求誉，请求把他交付法司治罪。我都拒绝而不听，只令弋谦照常任职，不过免除朝参。但从那以后，进言的人更加少了，难道是认为没有事情可以进言吗？还是心怀保全自身的打算，退缩而默不作声呢？如今从冬天以来没有下雪，春天雨水也少，阴阳失调，必定有其过错，难道就没有可以进言的吗？做臣子的只想着保全自身，凭什么称得上忠诚？我对于弋谦一时不能包容，没有不感到惭愧自责的。你们文武群臣，也各自想想如何以君子的道义勉励自己，施展美好的谋略和主张；凡是国家、军队和百姓的利益有尚未兴办的，弊端有尚未革除的，政令有不恰当的，都要直言，不要因为以前的事情而引以为戒，便有所忌讳，这样或许符合君臣相互共事的道义。” 弋谦照旧参加朝参。旧制度规定，守卫皇城的都是亲军各卫的军士，不得轮换。仁宗怜悯他们长期劳苦，有的人几个月都不能回去见父母妻子，于是命令选取各卫军中精壮的士兵来帮助守卫。兵部尚书吕庆说：“守卫事务重大，普通各卫的军士怎么能全部信任？”仁宗笑着说：“人不能全部信任，也不能全部怀疑。作为君主，关键在于施布恩德、推行仁政，以取得众人的心罢了。”如果确实取得了他们的心，仇敌也可以变成父子；如果失去了他们的心，平素亲信的人也有反目相咬的。古人说‘舟中敌国’，大概过去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了。” 太常寺上奏说，牺牲所现有的羊太少，请发给钞币，派官员到产羊的地方购买。仁宗说：“能够爱护百姓，然后才能侍奉神灵。朝廷侍奉神灵的道理，难道应当吝惜费用吗？近年有关官府不明白大体，购买祭祀用的牺牲，只按洪武年间的价格办理。各种物品的价格随时涨落，哪里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如今民间各种物品的价格，比洪武年间大多增加了几十倍，祭祀神灵的物品却唯独仍按旧价。百姓在下面怨恨，神灵难道会享用这样的祭品吗？从今以后，供应祭祀用的牺牲，全部按京城当时的价格发给钞币，派人购买；如果产地的当时价格不够，就从当地有关官府不属于赃罚的钞币中补足。京畿以内由巡按御史监督，京畿以外由按察司官员监督购买，不要因此扰民。” ●卷九 河南新安县知县陶镕见县中百姓粮食困难，靠采集野物自给，便借用函关驿的粮食赈济他们，并上奏请求等秋收后归还官府。宣宗对户部大臣说：“近年有关官府不体察人情，只要发生饥荒，就必须层层申报，辗转查验属实，因而耽误赈济时机。这个知县急于救济百姓，先发粮食后上报，能够称职任事。你们不要拘泥于文法，责备他擅自处理。” 宣宗刚即位时，有人自宫来求取任用。宣宗对礼部大臣说：“皇考在位时，曾有自宫的人，因为毁坏父母所遗身体，被认为是不孝，都发往交阯戍守。如今这个人还敢这样，就依照旧例发遣，并且进一步申明禁令。” 宣宗刚即位时，都督府的属吏和卫军士兵中有人陈说民间的利弊。宣宗对礼部尚书吕震说：“圣人不抛弃樵夫的话。我以前下诏书，凡是军民的利弊，都允许各人陈述。朝廷只应考察他说得好不好，不必计较那个人身份的贵贱；果真有可以施行的，就立即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