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成祖发动靖难之役，军队到达紫荆时，他所穿的素红绒袍上忽然出现了像雪一样白的花纹，凝结成龙的纹样，鳞片和鬣毛都具备，华美得像刺绣一样。各位将领看见后都惊异，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成祖说：“冰花只是偶然凝结而成，怎么能立即说是吉祥的感应？何况现在正是应当警戒谨慎的时候，不可以因为这件事而高兴并产生懈怠之心。” 成祖在滹沱之战中，亲自率领数百名骑兵冲入敌阵，大声呼喊，奋勇攻击，射到他旗帜上的箭密集得像刺猬的毛。第二天派人把这面旗送回北平，告谕世子谨慎收藏，用来给后世子孙看，使他们知道今天抵御祸患的艰难。成祖即位后，告谕群臣说：“凡是人的才能和见识各不相同，在这方面擅长的，可能在另一方面有所不足。如果事情有过失错误，就应当明白说出来，朕不会责怪你们。如果隐瞒而不说，时间一久事情暴露，情形就等同于欺骗蒙蔽，按照法律便难以容忍了。” 成祖曾对侍臣说：“凡是开创基业的君主，经历的事情多，谋划考虑深，每做一件事，一定筹划斟酌几天才实行，也希望子孙世世代代遵守。所以《诗经》《尚书》记载后代君王的善政时，一定说‘不犯过错，不忘祖训，一切遵循旧章’；警戒后代君王时说‘遵循你祖先所行之道’，又说‘以先王制定的法则为鉴’；这些都是老成持重的言论。后世轻浮谄媚之徒，立心不正，凭借自己的私智和浅见，诱导继承皇位的君主改变祖先的法令。继承皇位的君主不明察，反而以为他们有才能而宠信任用他们。顺从小人的邪恶谋划，以至于国家衰败、百姓反叛而丧失社稷的，也有过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把它作为警戒呢！” 成祖封赏功臣以后，便告谕群臣说：“君臣不能保全彼此，往往开始于互不信任。如果互不信任，即使父子也会形同秦国和越国，何况君臣之间呢！朕对各位功臣，给予丰厚的报答，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常常只看见他们的长处，不去计较他们的短处；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这样既能保全功臣，又能任用人才，可以两全其美。” 成祖担心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导致逃亡的人很多，于是敕令兵部：“从今以后，按逃亡人数定罪处罚：如百户所辖军士逃走一人，减去百户俸禄的一半；逃走十人，全部停发俸禄；达到三十人，降职充任总旗；四十人，降职充任小旗；五十人，发配充军。千户所辖军士逃亡人数达到百户的十倍、指挥所辖军士逃亡人数达到千户的五倍的，都分别减俸并降职一等，全部按照百户的条例执行。” 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俊：“如今天下共有多少匹马？”刘俊回答：“因战争兴起而损耗，现存的只有二万三千七百多匹。”成祖说：“古代掌管军事政务的官叫司马，问国君的财富，便以马匹数目回答，可见马匹对于国家最为重要。我国设置太仆寺，专门管理马政，各军卫都命令繁殖牧养马匹。你们应当严格督促主管部门，希望能收到繁殖增多的成效。” 成祖刚即位时，义乌县教谕高泽说：“自古以来，帝王都必须虚心接受意见。如今臣民有论奏，希望陛下暂且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情况全部说出来。正确的意见就采纳，不正确的就搁置，那么贵臣便不敢蒙蔽上听，下面的情况也能够上达，忠言天天都能听到，天下的事情就不会堵塞不通了。” 成祖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把这番话告诉六部大臣说：“疏远的臣子尚且能够把国事放在心上，在朕身边接受心腹重托的人，更应当想到以正直自勉奋发，用来不辜负委任。” 本朝最重视惩治诬告的法律。永乐初年规定：凡诬告三四人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诬告五六人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所诬告的罪行较重的，按较重的罪论处。诬告十人以上的，凌迟处死，并在其乡里枭首示众，家属迁徙到塞外。永乐二年，礼部尚书李至刚说：“皇上即位以来，广泛开通进言的渠道。凡是有可行之处，没有不听取采纳的。然而无知的小人往往搜罗细小事端，借以钳制各部门；有的心怀私仇，陷害善良；有的妄称上奏申诉，以逃避差役赋役；有的卖弄小聪明，希望得到任用。更有甚者，凭无根据的泛泛言论，烦扰亵渎圣听，虽然声称是在兴利除害，实际上却是假借公事谋求私利，应当以重罪惩治，并张榜告示天下。”成祖下诏同意。永乐初年，成祖派遣御史分别前往各郡国，巡视民间疾苦。他告诫他们说：“父母对于幼儿，总是在孩子感到寒冷之前准备好衣服，在孩子感到饥饿之前准备好食物，使他适合于温暖和饱足的需要，避开潮湿而住到干燥的地方，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君主作为百姓的父母，道理也应当如此。朕住在深宫中，每吃一饮一食，没有不想到军民的。然而下面的情况，朕不能全面知道。你们是朝廷的耳目，这次前去，要用心访察；凡有水灾、旱灾和其他灾害，而主管官员没有上报的，都详细奏报上来。军民之间，哪些利益应当兴办，哪些弊端应当革除，也都全部报告。” 永乐二年，虏寇侵犯三万卫，辽东都指挥同知沈永不能追击袭击，又隐瞒不报。成祖认为他欺骗蒙蔽朝廷，便将他诛杀，并再次张榜告谕天下各都司以及边境附近的卫所：凡有草贼和虏寇的消息，不立即上报的，镇守官以下，无论职务大小，所犯罪责都与沈永相同。成祖因有关部门请求修缮比干祠墓，便告谕侍臣说：“君子为国家而不为自身，所以即使触犯君主的威严也要进谏诤言，死也不躲避；小人为自身而不为国家，专门进谗言、奉承当面阿谀，以求苟且取得富贵。明君喜欢听谏诤，国家因此兴盛；昏君喜欢听谗谀，国家因此灭亡。桀、纣杀死关龙逄、比干，明白的教训都摆在那里；可是后世的君主，如秦朝、隋朝末年的君主，都不鉴戒前车之覆，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朕正要以此为戒。你们应当以君子的道义自我勉励，希望能够共同保全祖宗的宏大基业。” 礼部尚书李至刚的岳父某人因事获罪，被都察院逮捕拘押，按理应当依法处以重刑，李至刚希望得到恩典而求情免罪。成祖问：“法司审讯案件，案情轻重，外人怎么会知道？”李至刚回答：“这是右副都御史黄信告诉我的。”黄信于是因泄露狱情而被处死。祖宗对于刑狱之事的慎重和严厉就是如此。礼部尚书李至刚以孝慈皇后的忌辰为由，请求仿照宋朝制度，在佛殿中举行斋戒诵经。成祖说：“做人子女的对于父母，本来应当无所不用其心；但君主的孝与平民不同。做君主的承受天命成为天下之主，社稷寄托在他身上，百姓依赖于他，只应当谨慎修身、修养德行，深刻体察上天的心意，恭敬地遵循既定法制，筹划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使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宗庙社稷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孝。若不能做到这些，只一味举行斋戒、诵读佛经，那只是末节罢了。” 永乐初年，清凉寺的僧人说：“寺院附近的军民放牧牲畜，践踏寺外的土地，请交给法司治罪。”成祖说：“京师空闲土地很少，居民难以繁殖牧养牲畜；寺外有空闲土地，就应当推让给他们以便利其生活，这正符合佛教济助众生的本心，何必禁止呢？”

译成祖因与侍臣谈论政事，说：“朕即位不久，常常担心百姓失去安身之处。每当宫中手持蜡烛深夜坐着，翻阅州郡的图籍，静心思考、周密筹划：哪个郡刚遭受饥荒，应当给予优厚救济；哪个郡地处边远，应当设置守备。天亮后便出来同群臣商议并施行。近来河南有几处发生蝗灾和旱灾，朕因此心神不安，所以派遣使者前去巡视察看，使者在道路上往来不断。如果能够使这些百姓稍稍安定富足，就是朕的愿望。” 刑部尚书郑赐认为，刑部属吏所书写的公文有许多错误，郎中等官员也不加审阅，都应当治罪。成祖说：“人的精神和精力有限，案牍事务又烦琐劳累，怎么会没有过错和失误？只要没有欺骗作弊，就可以免罪。” 永乐初年，有人在承天门遗留了一块木牌，没有署名，只列举宝钞提举司官吏的几件违法行为。成祖告谕法司说：“投递匿名文书来控告他人罪行，法律已有明文禁止。这大概是小人借公法来报私怨、诬陷忠良，应当赶快把它毁掉。从今以后再有这种事，一律不要追问。” 成祖曾对科臣说：“宦官和寺人的衣食所需，都是朝廷供给的，怎么还能再做私人的经营？近来有人在皇城内饲养鸡等牲畜，浪费粮食。如今各地发生蝗灾、旱灾之后，百姓还在艰难地求食，朕日夜为此忧虑。这些人坐享膏粱厚味，不知道百姓生活艰难，却又任意糟蹋上天的财物而不顾惜。计算他们一天饲养牲畜的费用，足以抵得上饥民一家人的食物，朕已经下令禁止制止了。你们要记住这件事，从今以后谁敢再这样做，必定治罪，绝不宽赦。” 成祖对侍臣说：“我朝的大经大法，都是太祖皇帝制定的，用来传给子孙。昨天有个奸邪小人对朕说，朝廷的法律太宽松，不足以治理国家，朕已经斥责了他。如今朕正处在守成的时期，正是安养百姓、休养生息的时候，若竟然用严刑峻法来治理，难道不是反而会造成伤害吗？孔子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的最大宝物叫作君位，守住君位叫作仁，什么时候说过要严酷用法呢？” 成祖曾命令侍臣把自古以来对太子有益的嘉言善行编成一部书，交给长子，并且说：“朕广泛考察典籍，每当看到前人的言语行为中可以用来警戒反省自己的内容，读起来就舍不得放下；读书之所以对人有益，就是这个道理。但人的资质禀赋有强有弱，如果内容泛泛而不切实，也不会真正有益。因此想让你们编纂这部书来教育他，先确定其中的尺度和权衡，使他的内心有所遵循。” 镇远侯顾成说：“现在最应当安养中原，谨慎巩固边防。”成祖对侍臣说：“汉武帝穷兵黩武，用兵对付夷狄，汉朝全盛时期的力量终于因此衰败耗损。朕如今让天下休养生息，只希望风调雨顺、年成丰收，百姓安宁。至于外夷，只考虑采取办法防备他们，决不肯由我们主动去扰乱他们，使百姓疲惫困敝。近来顾成的话很合朕的心意，大概此人老成持重，不是喜欢追求功名、争强好胜之流。”于是赐给顾成银币以示奖励。永乐初年，西洋各国使臣来朝贡方物，趁便夹带胡椒来同百姓进行交易，有关部门请求征收他们的税。成祖说：“商税，是国家用来抑制追逐末业的百姓的，难道是为了获利吗？如今夷人仰慕义理，远道而来，却想侵夺他们的利益，所得能有多少？而损害、玷辱国家的大体却极其严重。”成祖没有采纳。成祖想了解百姓的疾苦，命令吏部凡是郡县官员考核期满来到京城的，选出其中通晓治国体要、知道体恤百姓的人，到六科办理事务，让他们各自陈说所治理郡县的事情。过了很久仍然没有人进言，于是又召见都给事中朱原贞等人，告谕说：“朕日夜忧虑天下百姓有失去安身之处的，为的是你们不能全面了解情况，所以选取郡县考满官员，借办理事务的名义，让他们在六科跟随你们待在朕身边；朕有什么想了解的，就可以从他们那里知道；他们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上达。可是直到现在，竟没有听到一个人进言。郡县之间难道真的没有一件利害得失可以说吗？如今他们在朕身边尚且默默无言，何况远在千里之外，还肯进言吗？你们退下后，把朕的意思再次告谕他们：他们所治理的地方，哪些利益应当兴办，哪些弊端应当革除，都要直言不讳，不得隐瞒。现在不说，将来如果由别人说出来，你们就不能逃脱罪责了。” 成祖告谕兵部大臣说：“将士跟随朕征讨，其中有在阵中战死或因病死亡的，已经登记了他们的后代。也有妻子儿女孤苦无依，不能自己申报，而亲管官员隐瞒不报，以致他们失去生活依靠的，这不是朝廷酬报功劳的本意。应当迅速下令各卫：征讨官员中应当由年满十五岁子孙承袭职务的，送到兵部承袭职务；十四岁以下的子孙以及寡妇、幼女，送到京师优厚供养。旗军死亡而有幼子的，登记在册并供给粮食；按规定应当升官的，就依例升官。没有儿子、只有寡妇和幼女的，也一律优厚供给。如果有亲属可以依靠、不愿前往京师的，听其自便；他们的俸禄和粮食，按规定在当地发给。” 永乐初年，山东有人进献阵图。成祖说：“自古帝王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驱使人冒着锋利的刀枪，很少有人不受到残伤损折；能够不死已经是幸运了。朕每次亲自面对箭矢和砲石，看见有人死在刀箭之下，没有一次不痛心。如今天下没有战事，只应当让百姓休养生息，修明礼乐，振兴教化，怎么能再谈用兵呢？这些人狂妄，必定是认为朕有喜好武力的意图，所以献上这阵图来求得特殊进用。喜好武力难道是盛德之事吗？把它斥退！” 成祖闲暇时问侍臣：“如今外面的军民是否安定？”侍臣回答：“陛下施行仁政，军民都安定，正是太平的时候。”成祖说：“太平哪里是容易说的？必须风雨调和，年谷丰收，没有战争，军民安乐，朝廷中没有奸邪，然后才可以称为太平无事。”又说：“奸邪之人很难识别，他们的真实情况看似真诚而实际上虚伪，他们的话看似可信而实际上欺诈。如果一旦听信他们，少有不出差错的。” 永乐初年，提拔举人王偁为翰林院检讨。成祖于是问：“检讨以下还有什么官职？”身边的人回答：“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又问：“这些职位已经任命人了吗？”回答：“已经任命了。”又问：“他们的贤能与王偁相比怎么样？”回答：“王偁刚刚任命，还不了解他的为人。至于原来的博士，都是老成的文学之士。”成祖于是叹息说：“古人说任用人才如同堆积柴薪，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国家任用人，应当依据贤能和资历功劳；王偁的贤能还无法知道，功劳也还没有，却让有贤能、有功劳的人位居他之下，凭什么使他们心服？”于是命令吏部，博士以下的官员全部升职，与王偁同等。

译永乐初年，有人进献《道经》。成祖说：“朕用来治理天下的只是《五经》，《道经》有什么用？”便斥退了献经的人。随后又告谕侍臣说：“上面喜好正道，下面的人就不会走邪路；君主的爱好稍有不谨慎，那些心存侥幸的小人就会放纵妄为，迎合君主的喜好。如果落入他们的计谋，将来的流弊和祸害没有穷尽，所以不得不斥退它。” 永乐二年孟春，在太庙举行享祭，户部右侍郎李文郁无故没有陪同祭祀，被礼部弹劾，贬谪戍守三万卫。永乐初年，福建瓯宁县有一名被登记为军丁的江阴，年仅六岁就能背诵《御制大诰》，于是到宫阙前陈述背诵，成祖赐给他衣服和钞，并由驿站送往建宁府儒学读书。成祖召见刑科都给事中杨恭等人，告谕说：“国家发布号令，只要能使小人畏惧而不敢犯法就可以了；即使他们作恶的心未必因此改变，作为上位者使用法律也应当宽缓，而不应当严猛。对待人应当诚实，而不应当虚伪。严猛，百姓就无法承受；虚伪，百姓就不会信任。去年朕命令御史、给事中前往各地安抚军民，禁止奸邪，引导他们行善。临出发时，朕反复告诫他们，务必要使百姓安定。昨天给事中丁琰等人上奏说，到四川后发现没有犯法的人，于是暗中派遣亲信，用银子诱使百姓与之交易，随后果然有人犯法，于是将他们拘捕。丁琰这样做，实在不肖而刻薄。假如百姓畏惧法律，反而把暗中诱使他们犯法的人送交官府，该如何处置呢？古人治理天下，无非遵循公平正大的原则。从前唐太宗拿东西给人看，等那人接受后便加以治罪，幸亏魏徵进谏才停止了此事。朕曾经告诫不要这样做，也一直希望得到魏徵那样的人放在身边。如今这些小人只图邀功，不顾枉法陷害善良，实在辜负了朕对他们的任用。命都察院派人迅速前往，释放被诬陷的百姓，把丁琰等人押送京师治罪。” 成祖在奉天门召见六科给事中，告谕说：“朕君临天下，日夜诚恳忧虑，只希望军民老少都能安定。你们的职务接近朕的身边，近来却没有听到你们说一句有关军民利益和疾苦的话，这是为什么？你们可以退下去思考，把事情分条分析后上报，朕将审慎选择并施行。”又说：“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百姓；君主不体恤百姓，就是不敬畏上天。君主任用臣子，是为了成就治理；臣子不辅佐治理，就是不忠于君主。朕和你们，都不可不勉励自己。” 成祖召见六科都给事中马麟等人，告谕说：“治理国家贵在掌握大体。近来你们对奏牍进行疏驳，一个字的错误也喋喋不休地加以指责，实在太琐碎了。官府治理中的文书事务纷繁琐碎、日积月累，人的精力有时会耗尽，怎么能免得了错误？从今以后，奏章中数字、日月等字有错误的，都让人从旁边改注，并盖上印章，不必再上报。”马麟等人说：“奏章中有不称‘臣’的，这应当治罪。”成祖说：“臣下哪里敢轻慢君上？有时仓促之间漏写了，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必定不是故意违抗。也让人从旁边补写。”成祖又说：“你们在朕身边，凡是天下有什么弊端应当革除，什么利益应当兴办，什么地方军民还不安定，什么奸邪之人还没有除去，都要逐一说出，不得隐瞒。像这种细小过失，可以略过。” 成祖与侍臣谈论用人时说：“君主提拔一个人或罢退一个人，都不能草率，必须使众人的心都信服。如果提拔一个人，而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善处，那么谁还不愿意行善？罢退一个人，而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恶处，那么谁还敢作恶？没有善行却提拔他，是出于个人偏爱；没有恶行却罢退他，是出于个人厌恶。徇私行事，将凭什么使天下人心服？” 进士李衡因为父亲在洪武年间依法被处死，自己说不应违背禁令求取仕进。成祖说：“古代的圣人也有因父亲获罪而任用其儿子的，只是因为儿子能够改变父亲的行为，使自己的名声显著于世，足以称为贤人。如果因为父亲死得不合常法，便终身不做官，也未必符合中正之道。你能够努力学习以求取任用，虽然违背了禁令，但志向值得嘉许。朕不治你的罪，你应当努力。” 成祖曾对学士解缙等人说：“敢于做事的臣子容易找到，敢于进言的臣子却难以得到。敢于做事的人胜过自己，敢于进言的人则胜过君主。所以王导、魏徵那样的风范，世上并不多见。如果让进言的人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让听取意见的人没有什么感到不快的，天下哪还会忧虑不能治理好？朕和你们都要努力。” 成祖告谕吏部大臣说：“你们的职务专门负责铨选官员，辨别邪正，只应当按照道理衡量，不应当任凭个人感情。按照道理衡量，就是以是非决定升降；任凭感情，就是以是否顺从自己决定取舍。要慎重，要慎重！”又说：“任用人的方法，应当各自根据其长处：才能优异的，让他治理事务；德行厚重的，让他治理百姓。大概有才能的人未必都是君子，有德行的人必定不同于小人，这一点不可不察。” 永春侯王宁在右顺门侍奉成祖，从容谈到世人竭尽诚心诵经、供养僧人、奉事佛教，便可以为先祖父母祈求福报的事情。成祖告谕他说：“天子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能够想到天子的地位是父母传下来的，国家大业是父母建立的，天下百姓是父母保全的，并且以恭敬之心奉行天命，以勤勉之心守护基业，以仁爱之心治理百姓，使万物各得其所，四方夷狄都来宾服，使祖宗的光辉显扬，并把基业传给子孙，这就可以称为孝。难道一定要侍奉佛教，才能算是孝吗？” 成祖曾同近侍大臣谈论刑罚和赏赐，侍臣进言说：“古人说，用官职赏人，不如用钱财赏人。”成祖说：“依朕看来，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如果君主一心爱护百姓，那么这两种赏赐都很重要。因为知道钱财出自百姓的力量，就一定不会轻易赏赐；知道官职是用来养育百姓的，也一定不会轻易授予。” 成祖命姚广孝等人前往苏州、湖州赈济百姓，告诫他们说：“君主的一衣一食，都是百姓供给的；百姓穷困到没有衣服和食物，君主难道能不怜恤吗？君主是父亲，百姓是儿子。做儿子的应当孝顺，做父亲的应当慈爱，务必要各自尽到自己的责任。卿等前去，要体会朕的这片心意，不可替国家吝惜钱财。因为散发财物能够得到民心，这是仁者的政治。” 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说：“今年山东各郡县的野蚕结成了茧，已经缫丝进献，请允许率领百官庆贺。”成祖说：“野蚕结茧也是平常的事，不值得庆贺。即使山东境内的野蚕都结了茧，足以覆盖山东一方，却还不能遍及天下，朕的心仍然不能安宁。朕是天下百姓的父母，一饭一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如果天下百姓都能吃饱穿暖，不再遭受饥寒，这才可以为朕庆贺。”于是停止庆贺。饶州鄱阳县百姓朱季友进献奏书，言辞和道理荒谬妄诞，诋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院学士解缙等请求依法处置他。成祖说：“这个愚民如果不惩治，将来邪说会误导后来的学者。”立即派行人押送他回乡，会同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县官员，杖打一百下；并到他家搜查，将他所写的文字全部毁掉，同时不许他自称儒生、教授学生。

译学士解缙等进呈《大学正心章讲义》，成祖看了两遍，告谕说：“人的内心确实不可以有所偏好和贪恋，一旦有了偏好和贪恋，沉溺其中不能回头，欲望就一定会胜过理。假如内心能够宁静空明，事情来了就应对，事情过去就像明镜和止水一样，自然纯粹都是天理。朕每天早朝退后默坐，从来没有不认为约束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又想到，做君主的只要不在宫室、车马、服饰、饮食和玩物上增加什么，天下自然就会没有事情。” 靖远伯王友征讨海寇，上奏说招募的百姓严宝等人杀死贼寇数百人，并夺回了他们抢掠的货物。成祖告谕王友说：“下属取得成功，未必全都出于他们自己的才能，多半是由于主将能够用正确的方略引导他们，激发他们的志气。现在严宝等人有所收获，也是你的功劳；但所缴获的货物，应当全部给他们，你一点也不要插手。因为有人冒险取得成功，如果不把利益推给他们，后来他们就不会再乐意为你效力了。” 永乐二年九月，周王进献驺虞，群臣朝贺完毕，成祖对近侍大臣说：“刚才听到群臣的话，不觉警惕起来。天下这样大，只要有一个人怀有怨恨，怎么能算仁政？一个念头不真诚，怎么能够感动上天？朕正日夜因此感到畏惧，怎么能马上说驺虞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来赐给朕的呢？”又说：“祥瑞的到来，很容易使人骄傲。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遇到祥瑞，都用来警戒自己，从来没有因祥瑞而自我懈怠的。能否警戒懈怠，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驺虞果真是祥瑞，朕更应当加倍谨慎。” 成祖在右顺门召见翰林院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胡俨，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告谕他们说：“朕即位以来，你们七人早晚共同办事，很少离开朕的左右。朕嘉奖你们恭敬谨慎、毫不懈怠，所以在宫中也多次谈到你们。然而人之常情是，保持初始容易，保持到最后困难。朕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你们也应当像开始时一样谨慎地坚持到最后，或许可以保全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解缙等人叩头说：“陛下不因臣等浅陋而过分信任，臣等怎敢不努力图报！”成祖很高兴，全部赐给五品刽艮。又说：“皇后多次说想召见你们七人的妻子命妇，命令她们立即到柔仪殿来见。”这一天，解缙等人的妻子入宫拜见皇后，皇后对她们慰劳备至，全部赐给五品冠服以及钞币、绢帛。成祖对吏部尚书蹇义说：“过去担心各地的守令未必能选得合适的人，所以命令御史分道巡行考察。近来听说御史到了郡县，只是坐在公馆里，召见生员以及被官府差役的平民询问，便动辄把他们的话当作可信，这样怎么能得到实情？如果进入当地，看到田野得到开垦，百姓安定，礼让兴起，风俗淳厚，境内没有盗贼，官吏没有奸诈欺骗，就可以知道守令贤能；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守令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听取言论的弊端不止一种。人的好恶不同，毁誉也就不同；如果只凭在官府中的几个人的话来判定贤与不肖，那么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行贿送礼求取声誉，对某些人加以诋毁、对某些人阿谀奉承的情形就会出现。因此孟子谈论取舍时，必定要向国人征询。从今以后，御史和按察司考察各级官员是否贤能，都要把实际事迹详细上报。” 永乐年间，御马监有索要白象饲料、要求供应谷物的事，户部把这件事上报。成祖说：“这就是所谓驱使野兽来吃人的行为，不要听从。”于是召来御马监官员责备说：“你们这些人坐享膏粱，穿着轻暖的衣服，哪里知道百姓的艰难？计算一头象一天所喂的谷物，足够农夫一家几口人一天的口粮。朕做君主，职责在于养育百姓；你们不让朕知道，却做这样的事，是想让朕失去天下人的心。以后如果再敢这样做，一定诛杀不赦。” 奉天征讨官中有因犯罪被关进监狱的，刑部请求按照功劳议定处理办法。成祖说：“朝廷大公至正的原则是，有功就赏，有过就罚。刑罚和赏赐，是治理天下的大法。不能用功劳掩盖过错，也不能因私情破坏公法。这些人的征讨功劳，既然已经用爵位和赏赐酬报了；如今他们犯法却不治罪，就是放纵罪恶。放纵罪恶，凭什么治理天下？应当依照法律论处。” 通政司说，山西百姓有人声称介休县出产五色石，可以制作器物。成祖说：“这是侥幸贪求的小人，不可听信！几年以来兵乱、战争和灾荒不断，百姓困苦，还没有得到安宁，如今难道又能用这种东西使他们更加困苦吗？官府索求一件物品，百姓就要遭受一种祸害。何况这种石头，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为什么还要劳累百姓？”命令将其驱逐出去。永乐年间，有宦官在应天府私自征用工匠服役。成祖召来府尹向宝，责备他说：“几年来军旅供给繁重，加上权贵豪强横行，百姓生活艰难，京师尤其严重。既然命令你治理百姓，就应当体会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意。为人正直而不阿谀，怜悯救助并保护百姓，这样或许百姓可以得到休息。宦官只是宫禁中传达使令的人，并没有重大权力，你为什么要害怕他们，动不动就听从他们役使百姓，丝毫不加拒绝？你作为京尹，早晚都在朕身边，尚且害怕到这种程度；如果在远方任职的小官，又会害怕到什么地步？譬如替人看守珍宝，擅自打开库藏，任由别人私自取用，必定不能免受惩罚。你擅自拿朕的百姓做人情，难道可以逃脱罪责吗？这次姑且宽赦你；如果再犯以前的错误，一定诛杀。”于是逮捕那个宦官，责备他说：“朕作为天子，尚且不敢轻易役使一个百姓，你是什么人，竟敢擅自役使百姓？百姓家里的童仆奴婢，难道也敢不告诉主人就任意妄为吗？”命令锦衣卫将他拘捕治罪。成祖听说管理屯田的官员中有不劝导和率领军士的人，便回头对近侍大臣说：“朕住在藩邸时，曾多次因打猎经过农家，看到他们吃的东西十分粗劣，知道他们的苦处，常常亲自慰劳询问他们，没有人不感到感动喜悦。现在屯田的军士也是农家出身，如果管辖他们的人能够了解他们的情况，时常慰劳并询问他们的苦处，谁还会不奋发努力呢？”又说：“任用人的方法，也必须先取得他的心，然后才可以谋求成就。如果在无事时供养他们，在他们感恩之后使用他们，没有不能使出力量的人。” 永乐二年十二月，赐给六部尚书、侍郎每人金织文绮衣一套，特意赐给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的衣服，规格与尚书相同。解缙等入宫谢恩。成祖说：“朕对卿等并不是偏爱优待。翰林院是代替皇帝起草诏令的机构，机密事务都寄托在那里，何况卿六人早晚都在朕的身边，勤劳并有所辅益，不在尚书之下。因此赏赐时一定要与所担任的事务和功劳相称，怎么能拘泥于品级呢？”又说：“朕的皇考最初制定翰林长官的品级时，与尚书相同。卿等只管尽心履行职务。孔子说：‘君主任用臣子要合乎礼，臣子侍奉君主要尽忠。’君臣各自尽到自己的责任罢了。”解缙等叩头后退下。

译成祖告谕户部大臣说：“几年来用兵，北京、顺天、永平、保定的供给尤其劳困，如果不休养二三年，不能恢复原状，可以免除三府两年的田租。”又说：“凡是曾经处于劳苦中的人，后来得到安逸，也应当让他们共同享有。我曾见前代君主一旦富贵，就突然忘记过去同他一起经历艰难的人，朕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蒙蔽自己的内心而失去人心，作为平民尚且不可以，何况是君主呢？” 永乐初年，因为山东道御史文郁不熟悉刑名事务，改任工科给事中；随后又将江西道御史汪俊民改任刑科给事中。永乐三年四月，因万寿节，命妇到坤宁宫朝见皇后并接受赐宴。成祖命令礼部：从今以后，命妇即使遇到大朝会，也只限三品以上，其他人全部免除，把这规定写入法令。永乐初年，陕西兴平、凤翔两县进献瑞麦，群臣上表庆贺，认为这是圣德覆盖天下的感应，是天下太平的征兆。成祖对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说：“瑞麦固然是美好的感应，但四方无论远近，如果没有一样东西不得其所，这才可以称为太平。如今天下内外，果真没有一个男子或妇女在下面怀有忧愁怨恨吗？看了这份贺表，只会更加惭愧罢了。君臣贵在彼此以诚相待，阿谀谄媚不是治理天下的风气。” 成祖听说南阳有草寇突然作乱，对兵部大臣说：“这虽然是小股贼寇，不加治理就会壮大。元朝末年汝州、颍州开始发生动乱时，也才几千人。顺帝安然不以为意，诏书送到芦沟桥就改变处理办法返回了，像这样怎么能不灭亡？这就是今天应当借鉴的教训。祸患刚开始萌发时就治理，所需力量容易；等到它壮大后再治理，就会更加费力，所造成的伤害也不少了。”于是命丰城侯李彬、新城侯张辅率兵捕捉他们。成祖对近侍大臣说：“朕昨天闲暇时拿笔随意书写，喜爱它制作精妙，非常合乎人意。于是感叹，工匠的技艺达到如此程度，难道是天生就能做到的吗？也是由长期学习积累而来的。如今的学者不如古人，正是由于自己懒怠的过错。前代的大儒和君子，都是积累勤奋才达到最高境界。现在的人粗疏冒失、厌烦劳苦，用力还没有达到，就说求道困难；譬如耕田却不勤劳，难道能希望有所收获吗？” 成祖在武英殿阅读《存心录》，回头对翰林近侍说：“刚才读到慕容超在郊外祭祀时有异兽出现在坛旁，隋炀帝祭祀圜丘时遇到暴风，礼仪没有完成就退下；这两个人后来都很快灭亡。古人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不具备德行也同样能够感动上天：行善就降下祥瑞，不善就降下灾祸，只是各自以同类相应罢了。”又说：“祭祀时固然应当真诚恭敬，也必须平日积累善行，才可以获得福报。如果平时的行为违背正道和德行，只在临祭时一时表示虔诚恭敬，这难道有获得福报的道理吗？” 成祖在右顺门举行晚朝，百官奏事完毕都快步退出，成祖召来六部尚书和近臣，告谕说：“早朝时四方奏报的事情很多，君臣之间不能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尽。午后事情较少，卿等有什么想说的，可以从容地前来陈述，不要因为将近黄昏，便以为朕疲倦而不愿听取。朕也有想要说的事，希望趁这个时候同卿等商议。”又说：“朕每天凌晨四更就起身，穿戴好衣冠静坐。这时精神清明爽朗，便思考四方的事务以及缓急处置的适宜办法，一定要得到恰当结果，然后交给有关部门执行。早朝退后，从来没有立即回宫，间或取来四方奏牍，一一审阅。其中有边疆军情以及水灾旱灾等事情，就交给有关部门施行。宫中的事务也多要等外朝事务完毕后，才处理安排。闲暇时便取经史阅读，从来不敢自我放纵安逸。实在是想到天下这样大，事务这样繁多，怎么可以片刻懈怠？一懈怠，所有政务都会松弛。卿等应当体会朕的心意，相互勉励，不要厌倦懈怠。从今以后，凡有事情应当商议的，都在晚朝前来，这样或许能够把详情全部说尽。” 成祖在上朝视事的空闲时间，总是到便殿阅读书史，有时召翰林儒臣讲论。他曾问：“文渊阁中经、史、子、集都齐备了吗？”学士解缙回答说：“经、史大体齐备，子、集还缺少很多。”成祖说：“士大夫家里稍有余财，都想积藏书籍，何况朝廷怎么能有所缺少呢？”于是召见礼部尚书郑赐，命令他选择通晓典籍的人分赴各地购买搜求散佚的书籍，并且说：“书籍不能计较价格，只要是卖书人所要求的价钱就给他，这样或许能够得到奇书。”又回头对解缙等人说：“收藏书籍并不难，必须经常阅读才有益处。一般人积聚金玉，是想留给子孙；朕积聚书籍，也是想留给子孙。金玉的利益有限，书籍的利益难道有穷尽吗？” 永乐年间，都御吏陈瑛说御史车舒懒惰，不办理政事。成祖贬谪车舒戍守边疆，并对陈瑛说：“御史应当任用清廉、谨慎、耿介正直的人。清廉就没有私心，谨慎就不会疏忽，耿介正直就敢于进言。不能做到这些的，一律罢黜。” 有锦衣卫校尉告发朝臣诋毁、讥谤时政，成祖说：“这一定是诬告。朝廷从来没有施行过这种政令，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成祖审问他，果然如此。于是叹息说：“君主听取言论时，怎么能不审察？刚才如果不查明，就把他交给法司，那么被诬为诽谤的人必定会死。小人敢于诬陷君子，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依法律论处这个校尉。” 成祖对兵部尚书金忠等人说：“皇考在世时，宦官不敢同外廷官员交往。昨天有一个宦官用自己的钱财寄放在外人那里，这虽然是小事，但这种风气不能逐渐滋长。”随即将那人斥退，又命令各衙门的卫士在人员出入时遵守旧制，严格搜查。防止祸患就像防治疾病，刚开始萌发时治理，用力少而容易见效；等病根积久以后再治，用力多而难以制服。” 成祖宽免都督程达的罪过，命令他跟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赎罪。于是回头对近侍大臣说：“做君主的原则是，犯了极大的恶行就不能宽赦；有一点善行也不能抛弃。人谁能没有过错？如果只论小过而废弃大善，会使行善的人懈怠；但谁又没有才能？如果只寻找一点小才能就免除大恶，会使作恶的人肆意妄为。因此，对于罪恶难以容忍的人，就不必考虑他的才能；对于有可以任用之处的人，才可以略过他的过错。这样，褒奖善行、惩罚恶行就都不会失当。”

译原驸马富阳侯李让的家人有在中盐事务中虚报购买、实际收取的行为，锦衣卫审讯后说告发者所说不实。成祖命六科给事中孙琳等人共同审理，查实是锦衣卫收受了贿赂。成祖说：“富阳侯的儿子是朕的外孙，谁敢诬陷他？朕只是担心锦衣卫故意压制告发者，起初并没有想到他们会收受贿赂，所以命令把案件交给都察院审讯。”于是富阳侯的儿子恳切谢罪，请求免除处罚。成祖说：“法度是同天下共同遵守的，难道能为私亲废弃吗？你们正应当奉行法律来保全恩情，怎么可以倚仗恩亲而扰乱法律！用欺骗怠慢的手段苟求利益，靠行贿来逃避刑罚，即使是你们也不能免罪，何况你们家的家人呢？”于是召来都察院大臣，告谕说：“宽免罪过可以施用于疏远卑贱之人，但显贵亲近者不能侥幸免罪。施行法律必须先从显贵亲近者开始，这样疏远卑贱者才可以受到警戒。富阳侯家的家人，依照法律治罪。” 永乐四年六月初一，按历法应当发生日食，但阴云遮蔽而没有看见。礼部尚书郑赐请求上表庆贺。成祖说：“这是朕恐惧并修身反省的时候，怎么可以庆贺？”又说：“这里只是一个地方被阴云遮蔽而没有看见，天下那么大，其他地方看见日食的很多。况且阴阳家的说法是，发生日食而又没有阴云遮蔽，水灾将要发生。这样说来，可以庆贺吗？”于是停止庆贺。成祖曾对近臣说：“今天早些时候在宫中偶然忘了一件事，询问身边的人，他们也都记不起来；朕沉思了很久才想起来。朕凭一个人的智慧，处理万机之繁多事务，怎么能一一记住而不忘，一一处理而不出差错？拾遗补过，是近侍大臣的职责。从今以后，事务中琐碎繁杂的部分，你们应当全部记下，以备朕询问。朕所实行的事情如果有不合理之处，也应当直言劝谏。朕自从起兵以来，从来没有违背或拒绝直言，你们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回避。” 海外番夷经由广东南雄到南安入贡，因舟船不能通行，他们进献的土产都要靠民力接运。成祖听说后说：“做君主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如今番夷入贡没有固定日期，而农民又很少有闲暇。假如从春天到秋天，番夷入贡的人不断到来，都要役使百姓接运，难道不会妨碍农事吗？从今以后，番夷入贡如果正逢农忙时节，他们的土产全部在南雄收存，等到十一月农闲时，再命令运送到南安。把这作为法令。”又回头对近侍大臣说：“百姓没有失去养生的本业，即使劳役他们，也很少有怨言；百姓失去了赖以养生的本业，即使让他们休息，也不能算有德。” 按照旧有法令，海运粮食运往天津的船只，必须在同一天全部出发。有先后出发的，治罪负责漕运的官员。有三十多艘船违约，过了五天才出发，却也在同一天抵达，并没有造成损失。有人请求追究违约之罪，成祖说：“起初是担心海盗为患，所以命令必须同时出发；如今已经顺利抵达，又没有造成损失，这些功劳可以抵偿过错。凡是任用人的人，记录他的功劳而略去他的过错，那么人们就会奋力建功；如果只计较过错而忽略功劳，那么连挽救过错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去建功呢！” 成祖临朝于奉天门，百官奏事退下后，他又召来侍臣，和他们谈了很久。侍臣请求说：“圣上的身体日夜操劳，请稍微休息一会儿。”成祖说：“我常在宫中思考各种政务，有时一件事没有办理，有时办理得不妥当，就会彻夜不眠直到天亮，必须把它办好后心里才安定。这样的习惯积久了，也就忘记了劳累。只是我常常想到自己的才德有所不及，如果再不专心致志、勤于思考，那么所做的事情凭什么能尽善尽美？百姓的生活又凭什么能够安定？大体说来，勤于思考就能明白事理，勤于做事就能使事情得到治理；勤劳是做事的原则，普通百姓尚且不敢废弃，何况君主呢？” 永乐年间，有人说黄福是建文年间的旧臣，不适合担任重任。成祖告诫他说：“君臣相处，关键在于推心置腹，不能心存疑忌。君上能够对臣下推诚相待，臣下就乐于尽力；如果心存疑忌，人们就只求设法免除责任，谁还肯尽心尽力呢？” 成祖曾对翰林院的臣下说：“做学问不能不知道《易经》。其中‘内君子，外小人’这一句话，君主如果能够实行，功效是不小的。” 翰林院侍读学士武周文退休，入朝辞别时，成祖赐他就座并与他交谈，安慰劝勉了很久，又赐给他酒食和纸钞，并供应驿传送他回去。侍读胡广说：“陛下对待儒臣，在进退之际恩典礼遇都极为周到，儒道的光荣实在太多了。”成祖笑着说：“我用儒道治理天下，怎么能不礼遇儒者？要到达远方，必定重视良马；要获得粮食，必定重视优秀的农民；这也不过是各自借助他们的才能罢了。” 成祖问侍读胡广说：“听说江西人口多而田地少，农家也能供给充足吗？”胡广回答说：“勤劳的人可以自给。”成祖说：“‘勤劳’这一个字，难道只有农夫应当竭尽努力吗？士人、工匠和商人也都应当竭尽努力；至于君主，更不能不竭尽努力。君主应当在内心做到勤勉。我每次退朝后静坐，一定思考今天办理了几件事，某件事在道理上怎么样，在人情上怎么样；如果都合宜，心里就安定了。有不合宜的，即使到了半夜，也一定命令身边的人记下来，等到天亮后改正它。因为一件事处理不当，百姓就会受到它的祸害，所以不得不勤勉。” ●卷七 通政司接收四方的奏疏，凡不是重大事务的，全都不向皇帝报告，直接送往六科。成祖知道后，召来参议贺银等人责问说：“设置通政司，就是为了疏通阻塞、使下情上达。如今四方上奏政事，我不能全部听到，这就等于没有通政司了。我君临天下，希望全面了解民情，即使细小的事情也不敢忽视。因为上下能够沟通就会安泰，不能沟通就会闭塞。自古以来的昏君，大多因为不了解民间事务而导致亡国。你们想让我效法他们吗？从今以后，应当严厉惩治以前的过错。凡是奏疏中涉及百姓安危祸福的，即使是小事也必须上报，我对于听取接受这些事情并不厌倦。” 成祖退朝后，回头对侍臣说：“你们在家闲居无事时，也不停止读书吗？”侍臣回答说：“有空闲时也常常读书自我消遣。”成祖说：“我一向喜爱孔子所说的‘整天吃饱饭，却不用心思考，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这句话。我退朝后，宫中没有事情，也常常读书，深受启发和教益。你们都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可以放纵自己而贪图安逸。大禹尚且珍惜短暂的光阴，我和你们怎么能不努力呢？” 回回人进献玉碗，成祖对礼部大臣说：“我早晚使用的都是中国的瓷器，洁白朴素而晶莹，心里很是适意，不需要这个。况且这种东西如今府库中也有，只是我自己不用罢了。”他又说：“胡虏贪婪而狡诈，我一旦接受他们的进献，就必然要丰厚地赏赐他们。这样一来，将会有比这更奇异的东西接连进献而来，这对国事有什么益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