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译嘉靖初年，甘肃巡抚陈九畴请求拨用内库银两招募军队，户部说：“根据陈九畴所说，本镇官军原额七万多人，近年逃亡了将近一半。逃军既然很多，剩余的粮食也就很多。应立即把逃军所剩的粮食用作招募军队的月粮及各项费用。”世宗深以为然。如今各边动不动就说没有军队，为什么不仿照这个例子施行呢？嘉靖初年，南京兵部侍郎席书说：“南畿百姓饥荒严重得特别厉害，考察古代救荒政策，能够施行于今日的，只有煮粥这一办法；它不烦劳审查户籍，不需要防备奸伪，最为简便重要，可以实行。但世俗都认为不方便，大概是因为曾经在一座城中施行过，却不知道分散到各县，结果四方饥民听到消息一起聚集，主持的人势必无法供给，以致百姓聚集而死，于是便认为此法难以施行。臣如今总计南畿煮粥的地方，江南、江北可以有四十二州县。大县大约设置煮粥处十六所，中县减少三分之一，小县减少十分之五。各处煮粥地点大约同日开办，凡是因饥荒前来的人，无论本地还是邻近地区，无论军民、男女、老幼、人数多少，都平均供给粥食赈济。从今十一月中旬开始，到麦子成熟时停止，计算所用米不过十六万石、银十六万两，可以救活二十多万人。取用有定数，不至于过度耗费；赈济有等级，不至于白白浪费。这个办法一施行，濒临死亡的人，早晨得到粥，晚上就能起身，效果又显著又迅速，功效非常大。”户部复议说：“这个办法不只适宜南畿，也应通行于天下发生灾荒的地方，一律施行。” 内官监收取白熟粳米时，索取无度，大体上正粮一石，要额外加收二石，才肯发给批单。嘉靖年间，因应天巡抚吴廷举进言，才命令今后内官监收粮全部依照旧例办理：每石加耗一斗，不许额外多收。军余等人如果仍像以前那样巧立名目、索取百姓财物，就依法查究治罪。嘉靖初年，吏部侍郎胡世宁说：“君主的大德，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但三种德行以仁为根本，明和武是用来成就仁德的。譬如天地，仁就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德性，明就是日月照耀万物的光明，二者一天也不能缺少。至于武，就像雷霆，适时震动一次就够了；震动次数太多或过度，就必然伤害许多事物，也会使上天的威严受到亵渎。所以仁有时可以过度，而明却不可过度；明过度就会变成苛察。明尚且可以过度，而武绝不可过度；武过度就会变成残酷。请从今以后，中外群臣有罪的，一律交给司寇审问处理。罪状查明后，无论轻重，处死或贬黜，都依照法律科断，使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裁决，这才是所谓武德。如果在朝廷上用鞭杖侮辱他们，甚至有人偶然死在雷霆之下，就会损害日月般的圣明，大大成为天地生养万物之德的累赘了。” 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廖纪说：“祖宗朝的人才未必像今天这样兴盛，但当时士人的风气淳朴，绝没有虚伪巧诈，努力修治自己的职务，不追求虚名，因此政事得到治理，百姓安宁，国家依赖他们。正德以来，士人多半追求虚名，希求美官，借口恬静退居而把它当作升迁的捷径；有的因为官职不是要地，有的因为没有尽到职守，有的因为办事受到牵制，有的因为地方事务多，便动辄假托养病请求致仕；甚至有人越出职分妄加议论，弃官而去。他们的用意都是借此逃避祸患、掩饰过错，为将来得到提拔作打算，而往往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因此人们懈怠于修治职务，却热衷于巧取名声，彼此效仿，逐渐成为风气，士人的风气大为败坏。”世庙认为他说得对。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假托养病请求致仕的，一律不准。京官年老衰朽，才准许致仕；确实有病的，才准许养病。有不奏请便弃官，以及上奏后不等候命令就离去的，准许有关部、科道官和抚按官检举，罢职后不再录用。嘉靖初年，致仕刑部尚书林俊说：“古代在朝廷上鞭打人，不过是当众羞辱他罢了，并不是一定要把他的身体打得腐烂而导致死亡。成化年间，我还亲眼见过廷杖三五名大臣，他们穿着厚绵底衣，身上垫着厚毡并层层铺垫木杷，但仍然要卧床几个月才能痊愈。正德年间，逆瑾刘瑾掌权，才开始了剥去受刑者衣服的做法，终于酿成正德末年因进谏停止南巡而被杖死的惨事，幸亏遇到新诏书收恤，士气才开始恢复。我又见过成化、弘治年间关于诏狱的各项旨意，只有谋反、妖言、强盗案件才说‘好好打，打到他招供’，以及对喇唬杀人的案件说‘打着审问’；其余通常的犯罪，都送锦衣卫镇抚司审问，再由镇抚司上奏送法司议定罪名。其中情节严重的，才有‘来说’的旨意。如今一概加以拷打审问，不再区别轻重，恐怕会失去旧典，并非祖宗仁厚的本意。” 世庙在处理万机政务的闲暇，留心诗文篇章。嘉靖五年六月，他在御平台召见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入内，各人作诗一首互相勉励。赐给费宏的诗说：“顾念这些忠良之臣，正是我所倚赖的辅佐；你们如同舜时的皋陶，仿佛正在唱和《康哉》之歌。朕继承大位，正处于昌盛的运运之中，上天的恩德不断降临，卿应当承受并承当。希望你们滋润朕的心灵、辅佐朕修德，始终不要懈怠，不让前代贤臣独占美名。”赐给石珤的诗说：“黄阁是古代的政府，辅佐君主需要贤能之才。卿因朝廷荐举而任用，天性资质尤其刚正方直。在树木中如松柏，在玉石中如珪璋。对于可行和不可行的事情，常常进献意见、匡正过失；忠诚真实，内心没有别的打算。”赐给贾咏的诗说：“卿本是中州的俊杰，朕简拔你登上台衡之位。君臣相逢实在难得，最可贵的是德行和功业都能成就。朕本来就明白卿的志向，早晚都怀有忠贞之心。《卷阿》一诗还有遗留下来的声调，终究会听到凤凰的鸣叫。”赐给杨一清的诗说：“近年西部边境受到骚扰，朕起用卿督理边方。卿使朕减轻了西顾边患的忧虑，威名遍及华夏和羌地。朕承继祖宗的基业，志在使祖宗的光辉更加显著。卿施展平生的谋略，辅佐朕张扬并整饬国家纲纪。” 嘉靖年间，都给事中周琅说：“法律所载，凡是逮捕拘禁囚犯，年老和有病的必须分开收押，轻重罪犯按类别分开；枷锁和铺席必须按时整治，凉浆和暖匣必须按时准备。没有家属的，供给衣服和粮食；有疾病的，供给医药。拘禁超过期限有相应的规定，疏理释放也有诏令。这些都是祖宗的良法美意。如今不论罪行轻重，一概幽闭囚禁，动辄拖延年岁。负责审理的人苦于反复审讯复核的烦劳，吏卒害怕长期防守看管，奏章还没有办成，罪犯的尸骨已经腐烂了。恳请严加禁止约束，使酷吏知道警戒，不要使百姓的生命受到冤枉。”世庙认为他说得很对。下令：“今后中外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务必平心静气地推究审讯，不得任意增减出入，以致造成冤屈和滥刑。在外责成监司，在京责成部、院和科道官纠察。只要有使用法律过于严酷而伤害百姓生命的，立即罢黜为民；即使其才干和操守尚可，也不许推荐，务必使用刑恰当，以符合朕敬重并体恤生命的心意。”

译嘉靖年间，侍郎张璁等人说：“祖宗设置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法司，是用来纠正官员邪曲、审理平反狱讼的；设置东厂、锦衣卫，称为诏狱，是用来缉捕盗贼、查问奸邪的。职务废弛，叫作旷官；职掌被夺取，叫作侵官。今后凡是贪官和冤狱，仍责成法司提审查问、辨明事实；如果有隐瞒情节、曲解法律的，听任厂卫察觉后上报。凡是盗贼奸邪，仍责成厂卫缉查访捕。但必须审问清楚，送交法司拟定罪名后上报。这样在事体上才适当。”世庙深以为然。下诏按照他们的建议实行。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这一官职，从桂萼开始设置。正统年间，内阁中有一名学士，专门掌管诰敕，后来很久没有设置。弘治七年恢复设置，后来任用尚书兼学士，如石珤；侍郎兼学士，如贾咏等人，掌管此事。到了嘉靖六年，侍郎温仁和获准回乡省亲，于是根据张璁的建议，开始废除这一职位而不再补任。嘉靖年间，世庙因大学士杨一清上言而说：“八府的田地，大多被各监局以及外戚和权势豪强之家请求占取，有的改作草场，有的改作皇庄，使百姓失去原有的产业。”于是下旨：“八府军民缴纳粮食的田地，大多被奸人投献，权势之家含糊其辞地请求占取，强行收取地租；即使有过勘查裁断，最终仍不清楚明白。百姓失去原有产业，靠什么生活？京畿尚且如此，外地的情况也可以想见。应当命户部推举侍郎和科道官中有风裁的各一人，领敕前往勘查。不论皇亲还是权势要人，凡是滥行请求以及额外侵占民业、曾经有人奏诉的，都查验簿册，勘明后归还；各项草场中有把军民田地混杂占用的，也一并清理。外省命御史巡视查办；各王府和功臣之家，只有祖宗钦赐且有簿籍可凭的才准保留，凡近年请求占取以及多余侵占的，一律归还军民。各地权势要人还有把军民世代产业指作荒地，借打猎而占有的，也都应当处置。事情办完后，把相关簿籍上报；户部务必核实其实际情况，以符合朕体恤百姓、巩固根本的心意。接受委任的官员如果畏惧躲避权势、偏袒私情而掩盖公事，要把情况上报。” 嘉靖年间，礼部尚书方献夫等人说：“尼姑和女道士有伤风化，请把现有的都遣送回去改嫁，以扩大人口繁衍。年老的酌量给予养赡，依附亲属居住。把她们的庵寺拆毁变卖，追缴敕赐的尊经、护敕等物。告诫勋戚之家，不得私自度人为尼道。”世庙认为他们说得对，于是对方献夫说：“昨天霍韬说，僧道兴盛，是玉道衰败的表现。他说得很对。今天天下没有度牒的僧道，命有关官府全部查明革除。从今以后永远不许开度，也不许私自创建寺、观、庵、院；违犯者罪无赦免。” 嘉靖年间，大学士张璁说：“景泰初年，尚书于谦设立十二团营，这是最重要的制度，但日久逐渐废弛。到了正德年间，江彬掌权，把边兵调入京城操练，团营制度更加败坏。如今虏寇侵犯宣府，想调回京军出征，十二万人中选出的还不到二三万人，大概是因为强壮者被权势之家役使占用，瘦弱者则挂名冒充。户部粮册上有十二万军额，一个人也不少，但点选兵册竟只有这么一点。如果发生警报变故，拿什么防备？请下敕给权势要人，把私自占用的军丁清查出来补入军伍，以补足十二万的原数，再酌量精选，作为先锋储备；平时按照法规操练，有事时一奉命令立即出发，那么营伍就会充实，京师也有防备了。”世庙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嘉靖年间，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宁说：“《书经》说：‘言辞要崇尚简约而抓住要旨。’法律说：‘陈述事情和道理，都要直截、简明、平易，不许虚饰繁琐。’弘治以前，臣僚的章奏都删去烦琐而趋于简约，所以君主能够亲自阅览而没有遗漏。到了武宗时期，武宗不亲自处理政事，臣下于是因循懈怠，不再删削，只听任吏胥把往来文书全部具录。有时一件事反复陈说，有时一本奏章就有数页，即使我们这些大臣整天阅读，也有不能完整读过一遍的，却因此劳烦君父。治理政务的体制，哪里应当这样？请重新敕令内外各司，凡是应当奏报的事情，务必依照弘治以前的旧规，删去繁文，务求简明扼要，不许把往来文书全部抄录。部院议覆时，也必须摘取其中的要点，使它没有多余言辞，又不遗漏事情，这样或许稍微便于省览。”世庙深以为然。下令各司的章奏，不许使用烦琐的言辞，只应当写得明白，陈述要旨，使之容易阅览。嘉靖年间，加授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当时正逢郊坛有事，两人请求等到在朝廷谢恩完毕后，才敢接受任命。世庙说：“古代君主接见大臣没有固定时间，上下之间才能相互交往。第二天随从朕到齐宫时，就可以出面谢恩，不必进宫朝见。” 嘉靖七年，提督团营的官员查报，十二营官军原额一十万七千有奇，如今只剩五万四千四百有奇。马匹原额一十五万二百余匹，如今只剩一万九干三百余匹，而且其中患病、疲惫、瘦弱的超过一半。营务废弛，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了。如今太平日子已经很久，这种废弛又不止于此。嘉靖年间，大学士张璁说：“成化以前，诰敕的文体还接近古制，涉及受封本人，不过一百多字；涉及祖父母、父母和妻室，不过六七十字，措辞不浪费，接受封典的人也没有惭愧之色。近来藻饰文情、粉饰虚伪，篇幅从一百字增到一千字。以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屈尊赞誉卑微的匹夫匹妇，实在不合体制。”世庙认为他说得对。下令从今以后诰敕务必崇尚简约真实，不许争相堆饰浮夸言辞，以致亵渎制度体制。嘉靖年间，给事中陆粲核实坝上等处牛马羊房现有牲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头，每年应使用料豆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束。与原数相比，减少料豆一十四万二千余，减少草四百六万一千余。大概自从设有马房以来，浪费侵吞，不知有多少；根基盘结、势力牢固，没有人敢追究。世庙答复说：“各马牛房积存的弊病，不止一个方面。损害国家、祸害百姓，滋长奸邪、助长恶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谁敢再重蹈前弊，科道官和缉事衙门立即据实弹劾上奏，处以重罪。”

译嘉靖年间，詹事霍韬说：“旧例中，一引盐运送边地粮食二斗五升，所以富商大贾都在三边自行出资，招募流民开垦边地，种植豆类和谷物，年年多次丰收，粮食每石价值银二钱。当时有谋求利益的人说，缴纳二斗五升粮食就可以支取一引盐，也就是用银五分得到一引盐。请改变这个办法，缴纳银四钱二分支取一引盐。用银二钱可以买一石粮食，一引盐可以换得二石粮食，这样一引盐的利润就是八引盐的利润。户部认为这确实有利，于是改变了制度。凡商人支取盐引，都改为把粮食缴给户部。于是商人耕种积存的粮食没有用途，便停止经营回去了。边地荒芜，粮食每石价值银五两，都是盐法变得更加弊害的结果。如今想要充足边粮，是否应当恢复过去输送粮食的旧制度呢？”考察霍韬的这一建议，最为正确。嘉靖初年，詹事霍韬说：“洪武初年，全国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现存额数为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丧失额数为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这就是说，天下额定田地现存一半，丧失一半。进一步查考得知，湖广额定田地二百二十万顷，如今现存额数二十三万顷；河南额定田地一百四十四万顷，如今现存额数四十一万顷；广东额定田地二十三万顷，如今现存额数七万顷。这些都是小民被欺骗隐瞒的结果。洪武初年户数一千六十五万有奇，到弘治四年只有九百一十万。洪武初年人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到弘治四年只有五千三百三十八万。开国之初国势应当较弱而人口多，太平日久国势应当强盛而人口却少，为什么会这样？又考察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只有晋府一位藩王，每年支取禄米一万石。如今增加郡王、将军、中尉以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每年支取禄米八十七万有奇，增加了八十七倍；以山西为例，天下的情况也可以推知。又考察天下武职，洪武初年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增加到八万一千余员，增加了四倍。” 锦衣卫官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员，如今一千七百余员，增加了八倍。户口一天天减少，费用一天天增加，难道可以不思考应当怎样处理吗？” 嘉靖年间，兵部侍郎王廷相说：“备荒的政务，没有比古代的义仓更好的。如果把仓设置在州县，那么偏远乡里的百姓赶到仓库，十天之内就会等着饿死。我认为应当把粮食储存在里社，制定固定的规章。一村之间，约二三百家组成一会，每月举行一次；只按上户、中户、下户登记，按各家捐粮多少分别储存入仓，再推举有德行的人做社长，善于办事、能够管理账目的人作副职。如果遭遇灾年，就按户计算发放，先给中户、下户，之后再给上户；上户要负责偿还，中户、下户免于偿还。凡是发放借贷，全听凭百姓自行办理，只令登记在册，以备有关官府稽查考核。这样既没有官府编审的烦劳，也没有奔走道路的苦楚。” 嘉靖年间，工部尚书李鐩通过经营谋求得到谥号，不合乎公论，所赠官职也一并革除。于是下诏：“大臣家中的子弟，有托人求取文章，公开行贿经营，谋求赠谥和荫官的，缉事衙门查访属实后，上奏治罪。” 嘉靖年间，世庙因灾荒敕谕都察院，其中一段说：“朕近来因为百姓贫困，多次下令蠲免和借贷，听说各地官府仍然稍稍减免后又催促征收。官府免除赋税，本意在于使百姓宽裕，却竟然这样做。这样一来，官府和百姓两方面都得不到实际利益，上面徒有虚名，下面却承受更重的困苦，法令全都败坏了。应当议定处理办法并加以查考，凡有欺骗隐瞒以及不遵行的，从重治罪。”按语：这种弊病在今天尤其严重。嘉靖年间，都给事中夏言上奏说：“国家旧制，给事中有缺额，只从三十岁以上的进士中选补。弘治年间，才开始兼选行人、博士；正德年间，才开始兼选推官、知县；正德末年，才完全废除进士考选的惯例。大概是中间的大臣暗中加以阻止，动辄以没有经历世事为理由。古人固然有未曾徒劳于州县任职却本来就具备经国理政才能的，也有做到台辅而功名反而不如治理郡县时的。人的品德、才干和器度，不能一概拘泥。何况朝廷设置言官，应当取其风裁，不应当取其德量；应当取其刚直敢言，不应当取其圆通世故；应当取其具有廊庙重臣如珪璋般的气度，不应当取其处理文书钱粮的能力。司马光说：‘选拔言官，大凡应当把三件事放在首位：第一是不贪恋富贵，其次是看重并珍惜名节，再其次是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臣认为应当把司马光的话作为选人的准则，用臣的意见来求得设置官职的体制。如果只以老成练达为理由，那不过是想得到圆滑逢迎、爱惜自身而固守俸禄的一类人，只是因为他们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罢了。” 兵部尚书王琼曾说：“中原对于夷狄，顺从有利时就抚慰他们，但抚慰过度就会招致轻侮；对方违逆时就拒绝他们，但拒绝过度就会滥用武力。天下的事情只有是与非两个方面；如果确实知道某事是正确的，而且必定可以实行，又考虑到后来成败而不能果断实行，没有不误国害民的。” 云南的羁縻之地，洪武、永乐年间原本没有镇守太监，后来才开始设置，给地方造成了很大的骚扰。嘉靖九年，因云南巡按毛凤韶上言而裁撤。嘉靖年间，御史胡效才因为父亲胡琏任都御史，上奏请求回避。世宗说：“大臣的子弟任科道官，因为回避而改授翰林，这些都是近年以来暗中加厚私情、滋生弊病的做法。准许胡效才改授京城其他衙门相应的职务。以后都依照这个例子办理。” 常朝结束后，阁臣从东阶上殿，侍立在御座东面；锦衣卫官从西阶上殿，侍立在御座西面。翰林院官员每天轮流一人捧着敕书，站在阁臣后面等候承旨。这些制度都从嘉靖九年开始。嘉靖年间，有三百名朝官失期不上朝。世庙下令让法司议处，法司请求酌情加以罚治。世庙恼怒他们曲意袒护，命令凡三次不到朝的，一律送法司逮捕审问。文华殿东室过去设有佛像。世庙厌恶这种不合经义的做法，便撤去了佛像。于是设置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龛，面向南；又设置周公、孔子二龛，东西相向。世宗亲自撰写祭文，举行安神礼。世庙在文华殿西室召见大学士张璁，谕示说：“你可以让萼、銮、时、缙、鼎臣、诰、孔晖、言、潮等人，每人依据经书的大旨讲解一章。尤其要讲那些能够彼此砥砺、切实启发君主，而且确实与自身修养、政事、风俗和民情中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有关的内容。不要互相串通谋划，各人都独自献出诚意，这样或许才不辜负朕的期望。”过了几天，诸臣才各自撰写编排讲章进呈。

译嘉靖初年，已经停止纳银入国子监的事例，但苏州仍把生员方世儒等人起送到户部，户部将此事上奏。得到圣旨说：“纳粟入监属于一时的权宜之计，本来就不是正途。何况如今京官以及方面官的子弟增加银两请求纳粟，这是在引导他们贪求，剥削百姓、危害国家，将没有止境，实在违背政典；此事早已停止，怎么还能违例起送？方世儒等人一律遣返回乡，退还原先所纳的银两。所有承办此事的官吏，都命巡抚官逮捕审问。” 参议顾璘曾因奉养父母而辞官。后来又被起用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但都没有赴任，仍请求在家奉养父母。几年后又被起用为浙江左布政使，仍未赴任；又被推举为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再次请求奉养父母。世宗说：“顾璘原本是因奉养父母而辞官的官员，吏部为什么接连升任他为参政、按察使？既然没有赴任，却又推升为布政使，不久又推举为巡抚，随后再次以父母年老为由请求留居，这不是人臣事奉君主的道理。顾璘仍以原任布政使的职衔辞官。内外大小官员，凡是借故在家奉养父母或养病，安坐家中却获得超升、不再供职的，都是滥受君恩，完全没有臣子的道义。都革去新授的官衔，闲住，不许再起用。” 嘉靖十年，大内东侧起火，火势蔓延，东西两面延烧，十四间连成一排的房屋全都烧毁。世宗谕示大学士张璁说：“宫中地势狭窄而房屋众多，又用贯通的栋梁连接起来，所以常有火灾隐患。听说南京宫中的各道门都用砖砌成，不用木材，可见圣祖的考虑深远。如今毁坏的房屋不必按照旧式重建；尚未毁坏的，要酌情规划，务必使道路开阔，堂舍整齐简朴，不要使房屋彼此靠近。宫门都按照南京的制度建造，这样才可以免除惊扰。” 世庙曾对张孚敬说：“君臣之间本来不可以过于严肃拘谨，这是在朝廷上应当谨慎的地方，其他时候则仍然可以像家礼那样相处。况且汉文帝召见贾谊，因为谈话时间长而让他向前就座，至今仍被称赞。所以君臣如果不相互交往，治理功业怎么能够成就？你早晚都以公事为重，尊敬君主，礼数周全；但昨天见你退让得过分了，恐怕不是辅臣对待君主的道理。什么叫辅导大臣？他们与其他臣子不同，所以说：‘要引导君主、训诫教导，以德义辅佐，保护他的身体。’由此可知，不能完全按照在朝廷上的礼制来相处。今后凡遇会议，或者你有奏议，都不必拘泥时刻，随时进来，与朕当面商量处理，这或许有助于彼此修养。等朕的性情和志向确定之后，才可以广泛接见其他人，也就可以斟酌辨别贤能与否了。” 嘉靖年间，吏部说：“国初设置国子监官员，专门选取学问优长、德行器识老成的人担任，使学生有所仿效，作为培养成材的地方。近来在进士之外选任的官员，动辄请求改任国子监职务，只要熬过年资，就能调入京职。把贤关当作升迁捷径，这不是祖宗设法养士的本意。况且如今进士科如果都是这类人，那么管理百姓和地方事务的责任要交给谁？从今以后应当明定为例：凡是已经补授外官却请求改任国子监职务的人，除非才能力量确实不够，就是学术不正，不得擅自改授京职，以免助长奔走钻营。”世庙十分赞同这番话，命令按照议定的办法禁止革除，并明定为成例。嘉靖乙未年正月下雪，世宗谕示阁臣和礼官说：“今天想与卿等见面，只是承蒙上天赐下了应时的美玉罢了。”礼部尚书夏言于是说：“用‘时玉’来称雪，实在是前所未有的说法，足以作为文章训诫。”于是作《天赐时玉赋》进献。嘉靖十四年秋，世宗谕示礼部尚书夏言：“朕宫殿左右的两座小殿，东殿收藏冕服和冠帽，西殿收藏书籍史册，想为它们悬挂匾额，你可以拟定名称。”夏言拟定左殿为“端凝”，右殿为“懋勤”，进呈给世宗。世宗看后很高兴，说：“你拟定的名称，取自端正冠冕、凝聚冠旒，以及勤奋学习、勤于政事，含义非常好。”于是派中使赐给夏言白金和彩币。禁内过去有大善佛殿，殿中有金银佛像，以及用金银匣子收藏的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想拆毁佛殿，修建皇太后宫，命侯爵郭勋、大学士李时和尚书夏言入内察看地基。夏言请求下令有关官员把佛骨【原文“痊之中野”疑为缺字或OCR讹误】埋在荒野中，以杜绝愚人的迷惑。世宗说：“朕考虑这些东西，聪明人认为它们邪秽，必定不愿观看；愚人却认为它们奇异，必定想加以尊奉。如今即使把它们埋起来，将来难道不会有人盗掘出来吗？”于是把它们在通衢大道上焚烧，毁掉金银佛像共一百六十九座，佛像头部、佛牙和佛骨共一万三千多斤。祭祀启圣祠，过去都由国子监堂上官员主持礼仪。嘉靖十五年秋季祭祀时，祭酒吕楠、司业童承叙都处于服丧期，于是由学士张璧代行。内阁的规制过去十分狭窄。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测量规划，于是与大学士李时等人商议，在文渊阁中间设置一间恭设御座，旁边四间分别隔开，并在南面开门，作为阁臣办公的地方。阁东的诰敕房内，改装成小楼，用来收藏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的空地，增建卷棚三间，以容纳各官的书办人员。这样，内阁的规制就更加完备了。嘉靖年间，御史游居敬请求禁止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和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所著的书，并毁掉他们门人创建的书院；又告诫在学生徒不要远行跟随他们游学，以免妨碍本业。世宗说：“湛若水可以留用；书院没有奉明旨，私自创建，应令有关官员改建或拆毁。从今以后再有私自创建书院的，巡按御史要上奏弹劾。近年来那些表面倡导道学、暗中怀有邪术的人，仍要严加禁止约束，不许沿袭传播，以免败坏士风。” 嘉靖十七年，命令皇亲中指挥以下、千户、百户等官员，都可以陪祀郊庙，不受武官四品的规定限制，并把它确定为法令。嘉靖年间，定远县生员黄淮献上《大明中兴颂》。有诏令：命厂卫和五城禁止各处游民，以及被罢黜后潜居京师、上书进言以求重新任用的人。嘉靖十七年诏书中有一条说：“士大夫的学术不正，邪说虚伪混淆真理，以致人才日益低下。文章和政事日益趋向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能彰明，这关系到治理国家，绝不是小事。朕遍览近代诸儒的学说，只有朱熹的学问醇正，可以作为师法。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理一概以朱子传注为主要依据。近年各地的试录文章，往往诡诞支离，违背经书旨意。这一定是有一类奸诈虚伪的人，借道学之名鼓吹邪说，以迷惑士人的思想，不可不加以禁止。礼部立即行文告知各有关提学官以及学校师生：今后如果有人创立异说，行诡异之道、背弃义理，或非难毁谤朱子，准许科道官指名弹劾。”

译嘉靖年间，都御史王廷相说：“古代的君子，难以出仕而容易退隐，宁可自守以等待时机，也不愿毁弃道义以求进身，所以能够安定、救济世务，劝勉当时的风俗。如今的士风与此完全不同，一踏上仕途，就产生侥幸求进的念头。谄媚、奉承、行贿、送礼，没有什么不做的。遇到一个官职空缺，必定有几个人争相竞争。于是京师流传着关于争抢奔竞的歌谣，廉耻已经荡然无存。安静自守，是君子；奔走竞争，是小人。奔竞之人得以进用，安静自守的人必然退处。这样便由小人引荐小人，朝廷中就没有君子了。这对世道造成的不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嘉靖年间，御史闻人诠说：“如今的时文文体诡异到了极点。请下令告诫天下，大力尊崇古朴文风；其中关键，首先在于责成督学宪臣，其次在于责成考场中的考校等官。”世宗答复说：“今后遇到乡试，礼部一定要详细审阅试录和各生的公居。有仍像过去那样离经叛道、使用诡辞邪说的，就治监临、考校官的罪，并把考中者黜退为民。” 嘉靖年间，建安王宸潚派校尉张益携带奏章到京，又把密札交给他，嘱咐他谋求通过请托关说来办事。张益把奏章藏在其他奏牍中，于是误被一并呈上。世宗阅览后，下诏交法司逮捕审问。于是礼科说：“近来各宗室的奏章繁多而屡次烦扰，多是奸徒从中挑拨安排，谋求差事而上奏，厚送金帛，暗中留住京师，超越常例请求比例之外的待遇，在恩典之外再求恩典，谋划各种办法，务求达到目的。他们往往借口打通关节，侵夺牟利没有限度，欺骗蒙蔽宗室，玷辱朝廷官员，请严定禁令。”世宗于是下诏各王，以后务必自行检点。告诫宗室，要敬慎遵守祖训，一切事务必须符合法令，才允许派人上奏。如果有违犯法令请求恩典，或者屡次上奏烦渎的，有关部门立即弹劾。奉命上奏办事完毕却不返回，拖延超过半个月的，逮捕治罪，概不宽贷。” 嘉靖二十四年下诏说：“有关官员贤能还是不贤，只依据抚按官的举荐和弹劾，政体归于统一。今后总督清军、巡关等官，只负责各自的专职事务，对于所属官员的议论和评定，不许一概混在一起涉及。” 嘉靖年间，都给事中叶镗说：“如今谈论边防事务的人，不外乎修筑边墙和招募军队两件事。然而自从有蒙古入侵以来，负责此事的诸臣建议修筑边墙，耗费国库钱财无数，但蒙古军进入时不能抵御，蒙古军退却时也不能拦截，边墙果真值得依靠吗？沿边卫所的军队有固定名额，都是按军籍人数发给粮饷。军士死亡而名额还在，可以勾补；名额空缺而粮饷尚存，可以招补。如今全都置之不理，只用招募来充数，尤其是错误的策略。请从今以后稍微节省修边的冗余费用，用作养军、赏军的资金；停止将摆边军士另行安置，改用来侦察和守卫堡寨。仍然详细查核各边军队原有名额，淘汰老弱，选取精壮轮换服役。这样就可以不必实行招募，而边防力量自然会充实。” 嘉靖年间，给事中杨允绳说：“古代设置郡县等级，明确铨选次序和品级，是为了使人才与地方相适应。如今应当根据政务繁简、地方处于边地还是腹地、道路是交通要冲还是偏僻之地，分为三等来进行铨选任官。其中有请托和规避的人，要严加裁抑。至于到任以后，若人才与地方不相适合，或者出现铨选拟定时没有料想到的情况，就命抚按官上奏报告，改任调动。这样人才各自适合使用，铨选拟任也会逐渐趋于公平。考察选任的方法，没有比这份奏疏更好的，也没有比如今的掣签更差的了。” 嘉靖年间，户部尚书潘潢因镇守、巡抚官以招募新军为由上疏请求增加军饷，便说：“国初，各边的钱粮取自民屯两项，马料取自采青和牧放，每年都有固定供给，从未告缺。近来民粮拖欠，屯田荒废，却动不动请求支取内帑。抽空腹心来供养四肢，不是完善的办法。请命巡按御史先查核各省起运的钱粮、各卫所屯田的粮食，分别清理积欠，严格限定期限催征。此后核算每年用度，先用尽民屯两项钱粮，再把开中盐引及各项税课等合并通融计算，调剂有余补不足。只有遇到非常的减免，才允许上奏发放国库银两。这样，边臣频繁上奏索取的事，就不必忧虑了。”

译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说：“国初，京营精锐军队不少于七八十万，元戎宿将也常常不乏其人。后来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然逐渐不如最初，但原有军额仍有三十万八千多人。直到如今，太平日久，武备废弛，在营操练的不过五六万人而已。户部支发粮饷却有名册，兵部调遣却没有军队。近来蒙古军深入，守城出战，动辄说没有军队。现有的军士，大多是老弱疲惫、城市中的游荡商贩之徒，衣甲器械都是临时凑办。臣认为，士卒不足，弊端不在逃亡，而在被占用服杂役；训练不精，罪责不在军士，而在将领。如今的提督武臣，多是世代勋贵的纨绔子弟，不熟悉军旅事务。平时便把营军占来服役，却凭空名额支取粮饷；临到操练时，就临时召集市民，呼喊舞动，博人一笑而已。先前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等人曾有意整顿，但将领厌恶这会损害自己，纷纷从中阻挠；军士长期养成骄惰习惯，也动辄散布流言。清理工作还未完成一半，便又从中止。军政凋敝到了极点，皇上亲眼看见了它的危害。” 应当派遣有声望、有才干的科道官，全面查核十二营的人马数目，并以户部粮册作为参考；现有军士一定要淘汰老弱，逃亡的设法勾补，被占用服役的全部征回编入军伍，然后人人发给衣甲器械，加意训练。不要被众人的议论和浮泛流言所动摇，这样或许可以整顿营务。”世宗认为这份奏疏所陈列的积弊都属实，于是革去十二营和两官厅的名目，只设置一名京营总兵官，由仇鸾担任；设置一名协理军务的文臣，以恢复祖制、统一事权。又命兵部会同官员议定办法。兵部议论说：“京营制度，是以训练在京官军为主，起初只是合并大小教场，训练五军将士而已。永乐初年，建立五军营，操练官军，专门用于征伐和戍守；三千营掌管宝纛、令旗，神机营掌管神枪、火器，合称三大营。五军营、神机营都有中军、左右掖、哨；五军营、三千营各自都有五司。至于千二围子手、幼官、殚忠等，也都各有营，附属于五军营之中，并各自设有司。那时营中没有不懂军事的将领，将领手下也没有不受训练的士卒；而且还有御前试验和按月开报的规定，以赏罚来惩戒和勉励。” 因此，军队休息时不会骄惰，使用时也不会疲困。正统末年，尚书于谦看到五军营中精壮与老弱混杂，便从中挑选十二万人，编组训练为十二营，分别以奋武等名称区别番号；总的由提督统领，以加强其权力。十二营内部无不各有三大营。至于老弱，留在大营中，后来成为次一等的调拨力量，这也是应对变化、救济时局的权宜办法。到了正德年间，东西官厅的制度建立起来。其办法是从十二营中挑选精锐，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各边上奏请求调发，等待批复后出发。这样，十二团营又成为旧营，而两官厅又成为团营的所在地。到了今天，两官厅的军队也未必精锐。营分得越多就越弱，军队选得越多弊病反而越重。官员多了，被占用服役的军士就更多，军士疲于奔走；营分散了，稽查就困难，军士也容易隐藏。因此逐条提出兴革六件事。”世宗命令按照议定办法实行，于是革去提督监枪内臣。后来仇鸾又请求把四武营归入五军营，把中军四勇营归入左右哨，把四威营归入左右掖。中军、左右哨、左右掖各设坐营官一人，作为正兵；设参将二人，作为奇兵。正兵负责守城，有警报时则由奇兵出征。世宗同意了这一意见。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聂豹说：“唐臣陆贽说过：中国和夷狄各有所长，不能勉强用自己的短处去对抗对方的长处，而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来利用对方的短处。因此要修整疆界，守卫要害，挖掘沟堑和通道，修筑营垒，谨慎设置禁令防御，明确设置斥候，务农以充实力量，训练士卒以蓄积威势。敌人少量来犯，就阻遏其冲击；大举来犯，就拦截其退路；凭借险要地势乘其疲弱，从多方面设法误导他们，使他们的勇力无处施展，人数无从发挥；掠夺则没有收获，进攻则不能成功；前进有腹背受敌的忧虑，退却有首尾难以救援的祸患。这是万全的策略。” 嘉靖年间，延绥巡抚王输说：“陕西四镇的边储，自嘉靖十年查核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兵马日益损耗，粮饷却日益增加。比如延绥镇，原来编设军士六万六千多人，现在只剩五万多人；马二万九千多匹，现在只剩一万三千多匹。每年耗用五十六万有余，估计浮费不少于一十四万。宁夏镇，原来编设军士四万四千多人，现在只剩二万八千多人；马二万四千多匹，现在只剩一万二千多匹。每年耗用四十一万有余，估计浮费不少于十万。甘肃镇，原来编设军士四万五千多人，现在只剩三万五千多人；马二万七千匹，现在只剩一万八千多匹。每年耗用四十一万有余。固原镇，原来编设军士七万九千多人，现在只剩一万一千多人；马三万五千多匹，现在只剩八千多匹，每年耗用三十四万有余，估计浮费各不少于一十六万。追究增加费用的来源和耗散的弊端，有逃亡、倒失、含混滥支，这是破冒积习造成的弊端；有拖欠、侵吞、借机作奸，这是征解积习造成的弊端。报警时把小事说成大事，出兵时把少数说成多数；地里的远近、日期的先后，有的可以缓一缓再发兵，有的应当抽调却故意留置，这是征调积习造成的弊端。” 使者、车马和宾客旅人，实在人数众多；供给和馈赠又借机冒领储备物资，这是支放积习造成的弊端。额外费用既然日益增加，法外的奸弊也随之日益侵蚀，即使耗尽内地的财力来供给边疆，越增加费用就越显得不足了。”

译嘉靖年间，御史屠仲律说：“各将领抵御敌寇时，用兵不善的弊端有这些：先发出命令后才行动，到了约定日期才开始出兵，前军还没有出发，声势已经被敌人听见了，这是第一弊端；谋划没有预先完成，计策没有事先确定，盲目行动、突然推进，动不动就陷入伏兵之中，这是第二弊端；防守不占据险要，驻军不布置在要害之处，遇到紧急情况才奔走救援，敌人得以逃脱而我军疲劳，这是第三弊端；军队不能专一统属，主兵和客兵混杂在一起，突然遇到狡猾的敌人，敌人变换衣服、改变装束，突然来到面前，便无法辨认，这是第四弊端；军队平时没有统一统领，将领也没有预先安排，一旦发生警报，仓促任命官员，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却总是由未曾相识的将领率领，这是第五弊端；法令姑息，纪律不严，进军时害怕必死，退军时又不担心伏兵和停顿，害怕敌人却不害怕将领，这是第六弊端；不熟悉地形，不辨识险易，趋利不及时，避难不及早，这是第七弊端；粮食没有储备，准备不周，远道出兵劳役，抚恤又没有及时送到，空着肚子等待做饭；困苦忧愁而想要回家，这是第八弊端；士兵不精心选拔，不能辨别勇怯，前面进攻、后面瓦解，谨慎退散，即使是强悍勇士，也会因为没有援助而力竭，有的还会先行逃跑而丧失胆气，这是第九弊端。九种弊端不除，即使让孟贲、夏育手持兵器，也不能挽救局面。” 嘉靖年间，给事中游震得上疏陈述营务，兵部复议说其中有不便之处。皇帝下旨说：“营兵应当照旧办理。以后各位大臣提出的建议，如果有阻碍、难以实行的，部臣不得含糊迁就地题覆，已经实行后又随意更改。” 嘉靖丙辰年，朝廷派官员前往册封，修撰陈谨、给事中徐应和郭立彦都迟到。皇帝下诏交镇抚司逮捕审问，陈谨降为惠州府推官，徐应、郭立彦都降为按察司知事。又让编修吕旻、给事中汤日新和纪公巡代替他们。嘉靖年间，朝廷会同推荐边疆人才，御史罗廷唯说：“我观察到，朝廷近来把边才当作急务，但各位大臣所推荐的人并不全都如此。推荐大臣时，不是说其胸中藏有统率百万军队的才略，就是说其谋划可以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推荐武臣时，不是说其身经百战，就是说其勇猛可以抵挡万人。这样一来，似乎十个刘基、百个徐达同时出现了，这和言官当初议论的标准相差太远。有的人甚至正靠钻营请托行事，这次推荐恰好给了他投机的机会；罪过已经很深，这次推荐反而替他堵住了追究的口子；拖延日久，这次推荐又招引他前来任用。这是借着明诏来打开侥幸之门，有志之士差不多都不愿与他们为伍，陛下又怎么能够任用他们呢？我曾经说过，才智如司马迁，替李陵辩护，可以说是懂得军事了，但居延一战失败，司马迁却受了腐刑；忠诚如诸葛亮，举荐马谡，可以说是懂得军事了，但街亭一战失败，诸葛亮却被罢去相职。古人对军事十分慎重，立法竟然如此严格，所以事情很少出现失败。如今被推荐的人不顾自身才能和短处，推荐别人的人又不再对事情的成败负责，那么谁不会怀有侥幸心理呢？如果说人才难得，姑且试用他们，那么战争是危险的事情，用庸才来尝试危险的事情，造成的损害只会更多，这正是我替国家深感痛惜的原因。” 世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严厉责备各位大臣荐举泛滥以及吏部题覆含糊迁就的罪过，所推荐的人最终都没有任用。祖宗时期，只有调发士兵到各省诛杀盗贼的先例，从没有调边兵进入内地。正德年间，流贼猖獗，才开始调许泰、郁永等人率领边兵剿杀盗贼。后来江彬统领宣大军队护卫武宗南巡，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忧虑。随即发生了大同叛卒之变。康戌年以后，仇鸾上奏派四名御史分别前往各边选兵入京护卫，每年调兵十八枝，由仇鸾亲自统领，防护京城陵寝，但还没有驻守蓟镇。到何栋任总督时，上奏说蓟镇兵马尚未完备，暂时借调二枝防守，等蓟镇军队训练完毕后撤回。到了王忬任职时，却把边兵全部调往蓟镇，分布部署，防守各道边墙，又把辽东全镇的兵马全部调入关内。结果敌人乘虚进入边境，抢掠杀戮一空，调兵的危害就是这样。”},{ 世宗曾因兵部大臣进言，下诏说：“蓟镇练兵，分区防守，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却没有一个士卒得到训练。每逢防秋，不过是多调边兵，这难道是长远之计吗？命兵部详细议处。”议案上报后，世宗又下诏说：“蓟镇不遵照诏旨练兵，却只依赖调兵。幸而敌虏没有到来，便彼此玩忽懈怠。如今各处士兵常年在外戍守，人情实在难以承受，粮饷又大多被耗费，一年接着一年，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蓟镇原来分设各区的人马，兵部可以派一名郎中，会同巡关御史，查阅兵员数量多寡以及是否操练，限一个月内回来奏报。” 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用银三十六万两。世宗认为数目太多，怀疑其中有侵吞损耗，于是告谕内阁说：“如今姑且不论祖宗时期两宫的巨大差别，单说现在省去九嫔，仅有十多人，宫中停止设宴已经二十年了。朕每天所用的膳食都按规定下料，却没有什么值得供御的东西，十坛供品还抵不上一次茶饭。朕若不把这三十多万两银子省下来，又能用在什么地方呢？”内阁大臣回答说：“祖宗时期，光禄寺除米、豆、果品之外，每年征收解送的本色物资定额为二十四万；那时该寺每年用费不过十二三万，历年积有余剩，后来增加到四十万。近年略有削减，仍用三十六万。由此看来，其中的花费和弊端是可以知道的。但冒支浪费的弊端有四项：第一，传令领取钱粮，原来没有印记，只凭手票领取索取，没有人敢追问真伪。第二，内外各衙门开支酒饭，有的一人却支领数份，有的事情已经办完，酒饭仍在支领。第三，门禁不严，下人侵盗的数目无法计算。第四，每年增买的瓷器数量很多。臣查得《会典》中有一条规定：凡是本寺供应使用的物件，每月派一名御史查核登记并具奏；由内府尚膳监刻制带花栏的印票，遇到供应御用物品时，注明某日到光禄寺领取若干物品，加盖印章，按数支领后送入使用。” 光禄寺仍应设置文簿登记，年终进行会计核查。这一规定不知从哪一年起停止了。如果查明并恢复旧规，那么各种弊端就可以革除。”于是世宗严厉责备该寺官员，又增派御史，每月登记该寺的支出，送来供他阅览。嘉靖三十八年，给事中龚清进言：“太仓的财物，每年以千万计，其中请领支取频繁，发放又很泛滥。请下令提督侍郎每月详细列出银库内外收支的数目，务求简明清楚，一看就能知道盈亏。各司自然会有所畏惧而节省开支，这样节省下来的数目将不可估量。”诏令同意了他的建议。太仓银库每月报告出纳数目，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九边旧来没有客兵，只有主兵。每年派民夫运输屯田所产的盐，足以自给。后来因为民运多有拖欠，屯盐逐渐松弛；又因客兵调遣没有定规，于是导致奏请讨取的数目很多，其中耗费尤其严重。世宗有一天告谕户部说：“朕看各边奏请支取内帑，想来起初是因为有紧急需要，后来便拿它作为借口，难道没有侵吞冒领、谋求私利的弊端吗？今后必须慎重估量后再供给。”圣上的洞察就是这样明睿。

译嘉靖年间，蓟辽总督许论上奏说：“密云、昌平二镇每年定额的饷银，都在春季防务中用尽。到了秋季防务，还要使用三十二万多两。”于是户科都给事中郑茂进言说：“各边钱粮虚耗严重，奏请支取之多，没有超过蓟镇的。臣查嘉靖三十六年边饷，密云只有八九万两，如今却有三十四万多两；昌平镇只有三五万两，如今却有十四万多两。前后为什么悬殊到这个地步？春季防务只是小规模警备，费用就如此之多，秋季防务还要怎样增加？各边纷纷效仿，又将怎样应付？许论在镇任职三年，一个士卒也没有训练，粮饷却独独加倍于往昔，难道没有侵吞冒领的弊端吗？应当命大臣和风宪官员到边地共同议处，比较数年中的情况，酌情制定固定规制。这样或许边臣不敢妄自请求，掌管财政的人也有所依据。”世宗认为他说得对。命许论回原籍听候勘问。总理宣大粮饷侍郎霍冀等人奉旨查勘后，上报蓟镇客兵粮饷不足的数目，并说：“蓟镇主兵、客兵的钱粮，从嘉靖二十九年开始由京城发运，到三十九年时，定额数目更加增加。例如蓟州主兵每年定额不过六七万两，如今却有十四五万两；客兵不过十几万两，如今却有三十万两。密云主兵每年定额不过一二万两，如今却有七八万两；客兵不过八九万两，如今却有二十二三万两。这大概是因为过去蓟镇主兵只分为四五路，如今却增加到十区，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等官员也增加了数倍。过去没有客兵，都是调遣主兵，如今却分由山西、陕西、辽东、保定轮番征调。过去在边地只进行秋季防守，如今则戍守没有空缺的月份，也没有空缺的年份。这就是每年定额越来越增加却仍然越来越不足的原因。” 嘉靖年间，朝廷大臣议论上奏理财事务，其中一项说：“建国初年，每年分派的边地储备足以供应当年使用，原本没有请求发放帑银的惯例。后来因为边疆多有警报，有时扩大招募，有时增建营堡，所分派的钱粮不够支用，不得不依赖京城储备。然而考察嘉靖十八年等年份，各边每年发放的银两仅达到五十九万两，如今却增加到二百三十多万两。这大概是近来各边有的无故调遣，有的假借名义进行按伏，因而发生侵吞。费用如此巨大，掌管财政的人将如何应付？应当命各督抚官亲自到各城，按照实际情况拣选士卒，淘汰年老、体弱及冒充充数者，恢复到往年主兵的原有定额。新设的各处营垒，查明不是要害之地的，都应当因地制宜地裁撤合并。”世宗答复说：“近年边饷侵吞冒领的名目很多。各督抚官应端正自己，率领属下，清理革除积弊；有违犯的，听凭部臣和有关科道官员参奏治罪。” 旧例，鸟思藏请求册封，都是派番僧担任正、副使，并由通事监督。嘉靖四十二年，派番僧远丹班麻等人册封阐化等王，他们走到中途，肆意骚扰，不接受通事约束。礼部因此请求说：“今后各藏请求册封，就把诰敕交给来人带回，停止派遣番僧。”册封各藏而不再派京城寺院的番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世宗有一天问内阁大臣说：“如今取户部、兵部、工部的银子四万两，赏赐蓟镇春季防务的官军一次，可以吗？”内阁大臣回答说：“春季防务既然赏赐，秋季防务就会把它作为先例。赏赐了，官军就不认为这是恩典；不赏赐，反而正好因此产生怨恨。不如把粮饷供足，银两赏赐则留待有功者。”世宗深以为然，说：“赏罚不是小事，正因为无知而产生怨恨，才难以处理！如今只有把粮草切实供足，按时发给，才可以实行赏罚。” 早年，夷人入贡，没有派官员陪同护送的制度。嘉靖三十八年，因为驿递人员殴打并伤害入贡夷人，才开始议定派通事和序班陪送。后来负责陪送的序班，往往诱导各夷，百般索取，因而侵吞财物，肆意谋取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贵陪送海西夷人到三河，侵夺欺暴财物特别严重，被驿丞杨▯上奏揭发。于是下诏说：“今后三卫海西各夷入贡，由蓟辽抚臣选派官舍押送。革除由通事、序班陪送的制度，改由兵部听差的指挥、千户、百户中派一员代行。” 旧制度规定，京城各衙门所用食盐，每年派一名负责采办的吏员到盐场收买。吏员倚仗官府势力，往往加倍收取以谋取私利，并沿途私自贩卖，没有人敢于查问捕拿。巡盐御史于是请求命运司把食盐按规定核定斤两，在运司筑包封存，等到领取食盐的役夫到来后，按数发给他们；除此之外，不许再有夹带。各役夫也不许自行到盐场，违犯的依法论处。各役夫既然无利可图，而所有缴纳钞钱、租车搬运等费用又都由他们自己承担，多数人因负担牵累而不能供职，甚至有人弃职逃走。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验封郎中陆光祖向尚书严讷进言，上疏请求革除这一制度。此后各部门便停止领取食盐，只有户部十三道仍照旧每年支取。嘉靖年间，刑科右给事中张岳分条陈述时政，其中一项说：“如今讲学家把富贵功名作为鼓舞人心的手段，而那些听到风声便争相依附的人，先把富贵功名横置在心中；铨选出现空缺，就抬头垂涎；馆局一有职位，就热切追逐，甚至不惜屈身求取。掌管钱粮，就羡慕清贵显要的职任；掌管刑名，就想着兵曹的喧赫；任台谏官，就以卿贰之职的崇高为美，以为不通晓他们的说法、不研究他们的办法，就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实现自己的私利。于是剽窃浮夸的言词，谈论空虚寂寞的道理，彼此以才智装饰，彼此凭势力竞逐，彼此崇尚技艺才能，彼此借声誉邀名，初学之士纷纷随从。刚一进入讲学会，个个都仿佛有圣人的面貌，而且洋洋自得，独自欣喜并夸耀说：‘我已经成为会中的人物了。’臣没有时间议论他们存心立行究竟怎样，只看他们聚会时的言语、脸色和笑容，变化就有很多。有的观察上官的喜怒，借此决定进退的诀窍；有的散布毁誉，利用众口，施展爱憎的机巧；有的间或谈论坚白、异同之类的辩说，各自试探自己的私意，喋喋不休，谁也不肯服输。只要有一个爵位稍高、巧言善辩的人参与其中，众人就都唯唯诺诺，没有人敢发言。” 难道所谓天爵的议论，要等到凭借人爵之后才能确定吗？如今群臣百官各有职掌，既不是向老师弟子行拜见送礼，也不是同朋友结交订约，怎么应当聚集在郡中、处在州里，成群结队来惑乱众人的听闻呢？宋代儒者说得好：‘希望士大夫有这样的工夫，不希望士大夫有这样的门户。’臣认为，要堵塞他们的门、拒绝他们的门户，国家在任用和罢黜官员之间谨慎处理也就够了。”

译嘉靖年间，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进言：“臣下应当恭敬谨慎，这样朝廷的体统才能尊严。近来题奏章疏竞相写得繁缛艳丽，不仅使皇帝难以逐一详细阅览，而且事情的处理反而被文辞掩盖。更严重的，有人把丑陋猥亵、鄙俗污秽的话写在文书中，更不合对君主奏事的体统。请下令礼部转告内外各衙门，今后所有章奏都必须言语简要、事实核实，务必保持大体，不许像从前那样琐碎浮泛、冗长繁杂。如有违犯，听凭有关科道官员参奏治罪。”世宗深以为然，于是下诏说：“以后上奏的章疏，都务求简明、质实；有像从前那样欺饰放肆的，科臣要奏报上来。” 嘉靖四十五年秋，世宗下诏命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到戒坛说法。仍命厂卫和巡城御史全面查访京城内外的寺院；有仍然以受戒为名寄居的僧尼，一律收捕下狱。各地游方僧人，都听凭当地有关官府递解回原籍服役。●第十八卷 嘉靖初年，御用监供用库每年摊派征收黄蜡仅八万五千斤、白蜡四千斤；到嘉靖末年，黄蜡增加到二十多万斤，白蜡不少于十万斤。此外还有临时召商收买和折价征收，和正式定额相比不止增加了三倍。又，御用香品旧来没有征派的先例，嘉靖末年却在广东办理采办，并在顺天召集商人收买，每年办理数十万斤。隆庆初年，因为户部进言说这扰民，才开始裁减。按照嘉靖初年的定额，各项采办一律停止。隆庆初年，内官监太监李芳进言：“本监的官属，内以佥书以下，外以左右监丞以下，各自都有本等俸禄；至于跟办皂隶、冠帽、习仪等项目的银两，都是近年增加摊派的，应该全部裁减。”得到圣旨说：“准许施行，著为定例。” 隆庆初年，礼部尚书高仪等人说：“唐尧、虞舜时代，君臣聚集在一堂，彼此和谐地讨论政事，感情意气毫无隔阂。君上常常引导臣下进言，就说：‘我的意见有违失，你们要辅弼我。’又担心臣下不能畅所欲言，便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所以君臣同心合道，关系融洽，终于成就盛世之治。我朝历代圣君，每次接见辅弼大臣，延请他们咨询政事，有时共同游览吟咏、相互唱和，有时随时设宴召对。太平事业，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皇上临御文华门接受群臣朝见，已经恢复了祖宗的旧制。但在大庭之上，礼仪威严森严，君臣地位悬殊，上面有想法却不能向下询问，下面有意见又不敢向上陈说；各衙门的奏牍和内外事务，哪里能够全都向圣心说明呢？伏望皇上每天退朝后，立即临御文华殿。内阁辅臣每日侍讲读经，本来就应当随朝入殿供职；至于六部、都察院大臣，仍请皇上不时召见。凡是已经阅览的题本奏章，涉及重大的赏罚、黜陟、典礼、刑狱、军机、会计，以及一切应当斟酌详议的重大政令，都请皇上特别降旨询问，允许部院官员陈述事情始末；内阁辅臣随即拟定可否，皇上再以圣明裁断，亲自赐下批答。如果有疑难之处，即使反复商议之后再答复圣旨，也没有什么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派二人，像其他大臣一样随同入殿。陈述不够详尽、拟议不够妥当的，允许共同评议订正。隆庆初年，户部尚书葛守礼说：“根据田地制定赋税，按照户籍编派差役，是国家一贯的制度。现在不论户籍的上中下等，只计算田地的多少，所以百姓都抛弃田地来逃避差役。而且黄河以南以北、山地以东以西，土地贫瘠，年收入很少，连正赋尚且不能缴足，何况再加上差役呢？工匠靠出卖劳力养活自己，因为没有田地而免除差役；富商大贾资财无数，也因为没有田地而免除差役。至于那些衣食不足、手脚长满老茧、终年辛勤劳作的人，反而更加受到困扰，这就是所谓的错乱。请整顿田赋的规章，废止科派差役的办法，使小民不离开田地，那么流离迁徙的人会逐渐回归，农业生产也可以兴盛起来。” 隆庆初年，户部请求制定钱粮文册的格式，颁行天下。从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是应运往京城和边镇的钱粮中已经完纳的、欠纳而应起解追征的数额，以及贫民不能完纳的情况，都要详细记在册中；由州县上报府，由府上报布政司，在第二年入朝观礼之日送交户部核查。如果有隐瞒遗漏、挪移侵吞、欺骗，或不符合格式的，便予以参劾治罪。隆庆初年，下诏停止宝坻县等地采办鲜鱼鲜物。从今以后，进献新鲜物品供奉宫廷，都令光禄寺备办，不得上奏派遣内臣。把这件事确定为法令。隆庆初年，山东布政司参议乔应元是石州人。因为州城陷落，忧愤成疾。由于外任官员没有回乡省亲的先例，他便流泪请求辞官，言辞十分悲切。穆宗怜悯他，特准给假，并不作为常例。隆庆初年，蓟镇巡抚刘应节说边防有五种弊害，其中说：“巡视边境的使者在道路上接连不断，所役使的是边军，所乘的是战马，所耗用的是军饷；既不能带来益处，反而还要因此削弱边防力量，这是接送使者的困难。武官大多贪污，而执掌文法的官吏往往责罚得过重，他们势不得不违背本意曲意迎合，以求获得推荐和提拔；即使厮役、陪从之人，也都过分殷勤款待，他们所需的供给，全都出自军士，这是摊派征敛的困难。”这两项，深刻切中了边防的弊病。隆庆二年春，穆宗到天寿山，对辅臣说：“朕亲自前往祖先陵寝，这才知道边镇离京城竟然这样近。现在蓟州总督来朝见，说说近来敌情如何。如今边防事务长久败坏而无人治理，朕实在想整顿治理。只会逞口舌、玩弄空文，将来难道不会耽误大事吗？你们应当立即把朕的意思传谕给宣府、蓟州二镇的诸位大臣，让他们知道警戒。” 隆庆初年，下诏命内承运库太监崔敏，拿户部银六万两购买黄金一万两进献供用。尚书马森等人说：“皇上刚刚知道太仓储积不足以供应边饷，所以拿内库银购买黄金，这是非常盛大的仁心。只是黄金产于云南，产量有限，每年定额不过二千两，而且还有很多拖欠的；至于商人，更难以责令他们办足。先帝时曾购买黄金二千两，日积月累，仅仅能够凑足数量，却不能保证成色，不久便下诏停止，并把这些黄金储存在太仓。如今想在几天之内凑足一万两，臣等知道这是办不到的。请先取出已经储存在太仓的黄金进用，同时督促云南赶快解送每年的定额。又，祖宗时代的御札，都是由司礼监传给内阁大臣，再转示各部院，从没有由司礼监直接传达的。还希望一切遵循旧章，以表示对皇帝命令的尊重。”得到圣旨说：“银两不必发下，取现有的黄金进用。” 隆庆二年夏，下诏说：“因贪婪残酷而被罢为民的官员，无论是经过考察还是审问革职，都不准给予封赠；因其他事情被罢为民的官员，除非遇到大庆典而普遍施恩，也不许封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