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译南京礼部尚书黎淳性情耿直正派，厌恶世俗的奢侈风气。凡是婚丧和宴饮，都有一定的规矩，接受和给予财物从不苟且。有个门生尹华亭把红云布寄给黎淳，黎淳不肯接受，便在封签上写道：“古代做官的，命令百姓拔茶树、种桑树；如今做官的，却命令织布并在布上加花。我不用这种妖艳的服装。” 弘治三年，户部因水灾、旱灾，上奏请求免除直隶等地的夏麦和秋粮。孝宗说：“国家的赋税固然有固定的法令，但年成有丰有歉。遇到歉收之年，按道理应当减少上缴、使百姓得到好处。如果一定要一概收足，仓库虽然充实了，却怎么能顾及百姓的疾苦呢？”奏章中提出的意见全部准许实行。又下令告谕有关官员，使贫苦百姓都确实得到恩惠。弘治年间，山西沁州、潞州等地的屯田遭受水灾，受灾不到三分之一，按惯例不能免除粮税。孝宗认为当地百姓饥饿困苦，正在开仓赈济，不能再征收粮税，特意予以免除。弘治三年十一月初一，适逢冬至节，于望日改为颁发历书。提督会同馆主事这一官职，是弘治五年春天设置的。大概是因为当时会同馆的馆夫有人盗取夷人的财物，所以才设置此官。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濬说：“经书典籍和图书，记载着万年百世的事情。今世依靠它们了解古代，后世也将依靠它们了解今天。太祖在尚未登上皇位以前，就在至正丙午年秋天搜求遗书。一时之间所积蓄的书籍，不少于前代。永乐年间，曾派修撰陈循到南京，把本阁收藏的古今书籍每种取一部运到北京，其余全部封记原样保存；这样，两京都有书籍储藏。如今经过多年，难免有鼠咬虫蛀；经手和经管的人多了，也难免散失。请下令让阁臣委派学士以下的官员，逐一比对校核，查明现存的确数，详细列出后奏报。还请用木刻记明校核年月和负责官员的名衔，作为标记刻在每卷末尾，以便永远保存查考。又请下令南京礼部、翰林院官员查核永乐年间原来留在内府的书籍，究竟有多少、缺少多少，列出数目奏报，酌量运取和保留，分派各处凑齐补足。还请在文渊阁附近另建重楼，不用木材，只用砖石，把历朝实录、御制玉牒以及关系国家大事的文书装入铜柜，收藏在楼的上层。像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以及各内衙门所收藏、可以供日后纂修全史使用的文书，则装入铁柜，收藏在下层。” 每年晒晒书，必须提前奏请，酌量委派翰林院堂上官一人负责晾晒和查点核算，事情办完后封记。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情需要查考这些书籍，必须请旨，不许擅自开柜取用。”孝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旧例规定，漕运船用松木的，每五年建造一次，支付木料和工费六十一两九钱；用楠木的，每七年建造一次，支付七十七两五钱。费用都由军户承担三成、民户承担七成。后来逐渐要求增加费用，已经不再是当时的规定了。弘治五年十二月，命令礼部张榜告谕天下：今后如果有人敢私自净身，本人和为他动手的人都处斩，全家发往边远地区充军。两邻以及留宿他的人家不检举首告的，同罪。里老包庇隐藏的，也治罪不予宽赦。弘治六年闰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说：“讲官的官职不一定要高，贵在真正能够任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应当滥行设置；既然授予了这一职务，就必须尊重这一官职。近来讲官稍有遗漏或错误，便立即遭到纠劾，幸蒙圣恩，时常置之不问。朝廷按照讲授经书的礼节优待他们，有关部门却按照奉行事务的仪制来约束他们，这种情况自从设置经筵以来从未有过。臣恭敬地看到历朝所制定的仪注，只有侍仪官御史二员、给事中二员、序班二员，并没有所谓纠仪官。先帝临朝时极其严肃，御史等官奏对时，不敢有丝毫宽纵；即使大学士陈文、侍讲周良臣等进讲有差错，也没有听说被纠劾，朝廷也不因此责罚负责纠劾的官员。请从今以后，凡是进讲有差错的，不得加以纠劾，以此来体现陛下优礼儒臣的深厚心意。”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弘治年间，命太监李兴等疏浚张秋河道。各位官员刚到时，祭祀河神，天气阴暗昏沉，帛帛无法燃烧，处在像烧着又像没有烧着的地方，竟然清清楚楚地呈现出人脸的样子，耳、目、口、鼻全都具备，众人一起惊骇感叹。副使杨茂元把这件事上奏朝廷。这也实在是非常奇异。弘治八年三月，山东巡抚和巡按上奏，请求罢黜年老、有病以及不谨慎等官员。孝宗告谕吏部说：“到任还不到二年的，暂且留下办理事务。一个人的才干和能力如何，必须任职稍久以后才能看出来。今后如果有这样奏请罢黜的，本部酌情重新上奏。” 大学士徐溥把俸禄和赏赐所得的钱财，用来在原籍宜兴县仿照范仲淹的用意置办了若干亩义田，每年收取租税，用来帮助族人支付婚嫁和丧葬费用。他订立家规，传给子孙。只是担心这些条约不与有关部曹相联系，田亩数目不登记在郡县，人心难以团结而容易离散，义举难以成功而容易失败；将来子孙中有人或许把它看作与己无关的事情，就不能禁止乡邻侵占；或许把它看作自己分内之事，又可能引发族人的诉讼。于是他向朝廷进言，请求敕令户部把所置义田的文册加盖印记，发给所属府县保存查考。等到编造户册时，另以“徐义庄”为名立户，编入本里带管的户籍之内。如果有人侵占或发生争讼，便依官府法律处理。这样，大概可以使家法借助国法长久保存，使百世子孙都蒙受恩惠。此事交给户部议处，认为应当依从他的请求。三品官的妻子旧例没有祭祀礼遇。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的妻子、孺人林氏去世，她的儿子昆陈请求，特准给予祭祀礼遇。四品官的妻子没有祭祀礼遇，大理卿王霁的妻子、恭人曹氏去世，她的儿子泰上疏请求，也特意准许给予。孟子第五十七代孙、博士元请求为他的父母封赠，吏部说，按旧例八品官没有封赠的规定。皇帝下诏特许给予。弘治年间，南京礼部尚书童轩说：“清查军籍这件事虽然说是急务，但所要清查的军户，自洪武、永乐以来，远的已经有一百多年，近的也有几十年，而原来本人还在世的已经很少了。他们的子孙经历年代久远，也多有改名和逃往外地的，不可能很快辨认出来；即使偶尔清查出来，也不过是千百人中的一两个罢了。得到的军户很少，实际扰害的百姓却很多。请敕令兵部转行天下有关部门：凡逃军已经超过三十年的，全部免于清查勾取。凡是愿意抽补入军籍的，经过复核确认没有妨碍，允许在当地衙门登记入籍。这样，百姓受到的骚扰可以消除，军额也容易补足了。”

译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礼监把祭祀三清的乐章交给内阁，命令改写补充后进呈。大学士徐溥说：“我朝合祭天地的礼仪，都是太祖亲自制定的；乐器和乐章，也都是太祖亲自制作的。没有听说有祭祀三清的礼仪，也没有听说采用俗曲的声音。臣等研读儒家书籍，探究圣人之道，对于道家邪妄的学说，从来没有用心研究。至于鄙俗亵慢的词曲，更是从来不学习。况且祖宗设置文渊阁学士，实在是希望他们谋划议论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根本，辅佐和纠正政务中的缺失，并不是希望他们阿谀奉承、顺从圣意，皇帝说什么就没有人违背。因此，凡是奉行皇帝中旨所作的处置，其中合理的，自然应当敬奉圣上的旨意；偶尔遇到关系民情、妨碍治体的事情，也不敢苟且奉命，以免误了陛下。这不只是乐章一件事而已。”奏疏呈上后，孝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弘治九年春，朝觐官员辞别朝廷时，孝宗赐给他们敕书，其中说：“官职高的，所任之事固然重大；官职小的，所负的责任也很专一。凡是你们这些有司官员，没有一项不是上天交付的职责。不要认为一件事情没有办好就没有损害，不要认为一个百姓没有得到保障就不值得忧虑，不要认为一个郡、一个县不安定就不会损害治理。王者的话意义重大，做臣子的人不可不反复思考。” 世间的草木花卉各有自己的种类。弘治年间，四川长宁县有百姓家中的楠树上长出了莲花，李树上结出了豆荚。这也实在是非常奇异。孝宗勤勉于政事，担心各部门题奏和复核拖延，特意告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中有旨意命令立即详细审看后上报的，复奏不得超过二日；命令审看后上报的，不得超过三日；事情涉及其他部门、需要行文查核的，不得超过十日；遇到军机要务和重大事情，放宽五日。彭城卫千户吴能因家贫把女儿满仓儿送出，命张媪把她卖掉。张媪把她卖给乐妇张氏，当初却说是周官人家的人。后来张氏又把她卖给乐工焦义，焦义又把她卖给乐工袁璘，袁璘让她做娼妓。当时吴能已经去世很久，他的母亲聂氏听说后，到歌舞伎馆寻找她。女儿怨恨母亲把自己卖掉，不再认她；聂氏和儿子吴政便抢回女儿。袁璘用十锭金子赎买，聂氏不答应。袁璘把事情告到刑部，郎中丁哲审讯后查明了实情。袁璘不服，丁哲加重笞打，过了几天袁璘死了。女儿判归聂氏。袁璘的妻子到东厂太监杨鹏那里申诉，杨鹏上奏后，皇帝命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同审问，但没有定案。又命府部大臣和科道官员在朝廷审讯，这才吐露实情。都察院认为丁哲应判徒刑，女子应判杖刑。刑部吏徐珪上疏说：“丁哲对女子的判决完全恰当，但杨鹏的侄子曾奸污这个女子，又因为别的事情怨恨丁哲，于是借此事想陷害丁哲。三法司害怕东厂，没有人敢为丁哲申辩澄清。等到在朝堂上审问清楚，竟然只判这个女子杖刑，反而判丁哲徒刑。东厂的势力竟然使群臣畏惧到这种程度。臣在刑部任职三年，看到审讯盗贼时，很多都是东厂镇抚司抓获的。其中有校尉因私人仇怨诬陷人的，有校尉替别人报仇的，有校尉收受首犯赃物，反而把首犯说成从犯、让旁人承担罪责的；他们只是一味用刑罚逼迫犯人作出虚假供词。” 刑官即使洞察了真实情况，也不敢擅自改动一个字。以如今丁哲的事情来看，这一点更加可以相信；许多人的冤屈，难道不会伤害天地间的和气吗？希望革除东厂，杀掉杨鹏叔侄，把镇抚司贬谪到边地。给丁哲升一级官，以补偿他遭受诬陷和侮辱的痛苦。镇抚司审理案件，不必专门使用锦衣卫官员，请推选刑部主事一人，共同负责此事。袁璘赎罪完毕后，应削除其官籍、作为平民；丁哲也应给袁璘支付安葬费用，并革职为民。” 弘治十年三月，经筵结束后，皇帝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到文华殿御榻前，拿出各衙门题奏的奏本说：“和先生们商量。”徐溥等人每看完一本，便议定批语，写在小纸片上进呈。皇帝看完后，亲自在奏本上批示，有时改定两三个字，有时删去一两句，都是随手迅速书写。有一本山西巡抚的奏本，皇帝说：“这是想提问一名副总兵，怎么样？”徐溥等回答：“这件事太轻，恐怕不必提问。只提问都指挥以下的三个人就可以了。”皇帝说：“不过边境情况重大，小官也不能不提问。”又有一本礼部奏本拟了一个“是”字，皇帝说：“天下的事情也很重大，还要看奏本中具体是什么事情。”于是拿起奏本查看，说：“这里就只需要一个‘是’字，已经足够了。”又有一本奏本，刘健上奏说：“这本奏章事情很多，臣等将拿下去仔细看后拟定奏议。”皇帝说：“就在这里商量，难道不好吗？”随后又指着其余奏本说：“这些都是平常事务，不过让有关衙门知道罢了。”命左右赐茶后退下。皇帝宣召大臣咨询政事，和蔼可亲，颇有君臣同堂和谐议政的风气。旧制度规定，六科行文给通政司，都使用呈文。弘治年间，南通政徐说想讨好科臣，开始改用手本；继任的通政参议夏崇文想恢复旧制度，南科官员喧闹着弹劾他，北科官员也出面帮助驳斥。孝宗完全知道其中的实情，最终没有追究这件事。本朝效法古制，设置军队的制度最为周密。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属于五府，这就是古代南军禁卫之兵；其他卫都隶属于五府，这就是古代北军征讨之兵。永乐年间，会同设置亲军指挥使司十二卫，选取天下卫所中年龄和体力强壮精锐的官军，常有数千人，隶属于御马监，轮流上值，由皇帝信任的内外官员统领；他们的盔甲器械，也都不同于其他军队。成化以来，勇士中精壮的人越来越少，人数竟达到九千以上。每逢郊祀、皇帝出行，勇士所穿的盔甲与各营没有差别，禁兵逐渐废弛。此外，虽然有将军围子手，也不过是在早朝时担任侍卫，退朝后便散回家中，皇城之内能够防察奸人的没有几个。负责守卫皇城各门的官军，疲困衰弱尤其严重。弘治十年十月，兵部尚书马文升因此上奏说：“请敕令御马监掌印官与提督勇士，以及四卫营太监，把勇士和四卫操军合在一起，挑选精壮者编排成队，选老成稳重的头目统领，长期分班轮流上值。还请敕令守卫皇城各门的内官，严格约束官军，搜查检验出入人员，真正达到严密禁卫的目的。” 本朝初年，设置预备仓，就是取古代常平仓遗制的意思。大概是用官钞支出钱粮，实行和籴，以备荒年之用。正统以后，准许把囚犯赎罪交纳的米收入仓中，但没有规定数额。成化以后，才有每里积存三百石或五百石的规定，但还没有对达不到数额的人进行处罚。弘治以后，又有达不到数额便罚俸禄以及降职任用的规定。不追问粮米来源，只责成积存数量，怎么能没有弊端呢？”

译本朝历代皇帝都极其重视朝参，无故不得免除。弘治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宁宫发生火灾。孝宗在第二天黎明前，派内官到左顺门召见阁臣，传达旨意说：“昨夜清宁宫失火，朕侍奉圣祖母，一直到天亮都没有睡，现在还不敢离开她身边。想暂时免除朝参，可以吗？”阁臣回答说：“宫中发生重大变故，太皇太后的心情受到震惊，皇上问安、照料饮食，正是尽孝情深的时候，事情应当从宜处置，免除一天朝参就可以了。”于是下令免除朝参。弘治年间，孝宗曾下旨命令光禄寺设置簿册登记：凡是进献到宫中的供物，其中戗金、朱红等器皿，都要附带记载并查验登记；尚膳监和各宫当值的太监按照数目发出使用。如果有损坏或减少，听任提督太监参奏。光禄寺每季度把损失的数目列报上奏。到弘治十七年，卿李鐩说：“本年春季进膳以及修斋等项所用器皿，共有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件尚未发出。”于是命令尚膳监把尚未发出的器皿查明后归还光禄寺。永乐以前，总兵并不是固定设置的官职。遇到事情就任命将领，事情平定后回朝。后来因为边境多事，便留下总兵官镇守当地；如果地方发生小规模警报，就调动本镇兵马前去剿杀，不报告胜利，也不在朝廷宣布胜利。后来有人通过扑杀或突然袭击取胜，俘获或斩获有七八十级，也有四五十级；有时把三四路军队合并说成一路，有时把两三天的战事谎报成一天。全都以捷报上奏，并在朝廷宣布。奏报胜利的人也能升官受赏，于是打开了冒领军功的大门，发展到今天，滥报军功已经极其严重。端门左边有五间直房，是坊局官员等候上朝、公同会集以及收存卷宗箱子的地方。凡东宫官属侍班、讲读，也在这里等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门官奉御王玺等认为这是空房，上奏请求居住，工部据实复奏。得到旨意说：“既然是各衙门公同会集的地方，今后不许再上奏请求。”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意告谕内阁：“今后凡是拟写票拟的文书，你们自行书写、封好后秘密进呈，不许让别人代写。”于是大学士刘健等说：“内阁的职责是辅佐朝廷、裁决政务，其中有些事情确实属于机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询访问和议论商量，有时皇帝亲自到内阁，有时召见到便殿；有时在奉天门，有时在左顺门。皇帝屏退左右，召臣下到近前亲自传谕。宣宗多次亲临内阁，御座所在的地方，直到今天臣等都不敢坐在中间。英宗临朝将结束时，常常当面召见李贤；宪宗也曾召见李贤、陈文、彭时。皇帝有密旨，就用御前之宝封好后下发；臣下有章疏，就用文渊阁印封好进呈，直到御前才拆开。如今除了朝参和讲读以外，不能再见到皇帝的容颜。朝廷有命令，必须传给太监；太监传给主管文书的官员；主管文书的官员再传到臣等这里。内阁有陈述，也必须先交给主管文书的官员；主管文书的官员转达给太监；太监才进呈御前。至于誊写，按例交给制敕房、中书等处办理，那里耳目太多，难免泄露。由于臣等不擅长楷书，字迹笨拙，不能一一亲自书写。除了事情重大、必须亲自书写封好进呈的，其余的请允许中书代为书写。皇上如果有事情需要咨询商议，请依照祖宗旧例，或者召臣等当面传谕，或者亲自写下几个字批示封好发下，使臣等有所遵循。这样大概可以使上下情意畅通，又不会泄露事情。”孝宗赞许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杨纶在陈述时政的奏疏中说：“如今民力日益困乏，府库日益空虚。请下令各部查考近来与弘治初年相比的增额：如吏部增加了多少文职官员，户部增加了多少各类官员以及各王府俸禄，礼部增加了多少供应、祭祀、赏赐等项目，兵部增加了多少军职以及柴薪、皂隶，工部增加了多少工官以及营造材料价格。各部大略列出总数，按次序进呈，皇上亲自加以裁减抑制。”按照这种办法，既可以革除冒滥的弊病，又可以遏止君主任意浪费的念头。弘治年间，群臣陈述边防事务。有人说：“各地僧道中年少而壮健的人，难道没有忠诚勇敢、愿意报效国家的吗？应允许所在地有司给他们口粮，派人陪送到兵部，发给他们器物，允许他们随军立功。事情平定之日，仍给他们官钱，为他们娶妻；有功者一律升迁赏赐。”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方敌虏入侵，京师戒严。兵部说：“京营提督各官任职已久，其中有的衰老多病，有的未能符合众望，应分别决定去留，这样在紧急时才可以任用。”孝宗于是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到平台，拿出各官的奏疏，亲自询问裁决。留下英国公张懋等人，却解除遂安伯陈韶、成山伯王镛、宁晋伯刘福的兵权。到五月，又召三位大臣到平台，拿出兵部推举官员的奏疏，逐一询问姓名，面对面加以裁决。亲自书写手敕，命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提督三千营；命惠安伯张伟提督团营；罢免新宁伯谭祐的团营职务，专门督理神机营。起初，天下各都司、卫所制造完成的军器运到京师后，都储藏在九门城楼中，以便领取。后来内官监太监陈良首先请求改由内库接收，从此便百般留难、索取财物，费用极其巨大，给押送军器的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弘治年间，云南的矿脉细小，各卫都让矿夫包赔，称作“夫丁乾认”。后来因巡抚李士实进言，才免除了这项负担。祖宗时期，法度非常严明。例如弘治年间，郎中顾谧在校余张通家饮酒，命优人装扮成女子作乐。事情败露后，立即命令他戴上冠带闲居。如今却放纵得太过分了。弘治年间，吏部侍郎王鏊上奏论述抵御敌虏的事务，其中说：“古代帝王，没有事情时就深深忧虑，有事情时却并不畏惧。如今敌虏一入侵，朝廷内外便忧惧惶恐，认为祸患不可预料；一旦稍有缓和便安然自得，认为天下无事，这与古代不同了。臣认为，火筛、小王子不足以畏惧；而如今受宠幸的奸邪之人扰乱政事，功劳赏赐不明，委任不能专一，法令不能施行，将领不肯听命，边境空虚，民心离散，这些才是深可畏惧的。”这番话放在当今时代尤其严重。京官按照旧例每十年考察一次。弘治年间，因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说考察制度过于宽泛简略，才开始制定每六年考察一次的规定。南京各官按照旧例张着伞。弘治年间被御史郭▯弹劾后，命令城中只许张油伞，不得使用凉伞。内阁过去没有获赐蟒衣的人。弘治十六年，特意赐给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每人一袭大红蟒衣。赐蟒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译弘治年间，苏州府崇明县百姓顾孟文家中的母鸡孵出了一只猴头人形的东西，长四寸，有毛，能够活动却没有声音，也属于毛孽。孝宗一天坐在暖阁中，召大学士刘健等人来，拿出大同镇巡官的奏本，对他们说：“我的边境墩台，敌人竟敢挖掘；墩军都是我的赤子，他们竟敢杀伤。那些被杀的人，痛苦怎么说得尽？朕应当替他们作主。京军已经选出听候征调的二万人，还必须再选一万人，整顿齐备，确定委任领军的名目，今天就出发。”刘健等回答说：“皇上重视赤子这一点，关系到社稷的福祉。但京军也不适宜轻易调动。”谢迁说：“边防事务固然紧急，京师尤其重要。应当居守重地而驾驭轻地，也必须顾及内部的家当。”孝宗仍然没有释怀。李东阳说：“北方敌虏与朵颜相互交通，潮河川、古北口非常值得忧虑。如果他们声称向西进攻而实际向东进攻，那么我军驻在大同，难免顾此失彼。必须等他们的动向确定后，再慢慢商议进军方向。”孝宗说：“这话确实有道理，如今也不便立即出兵。但必须预先准备妥当，等得到消息后再出发，以免临到期限发生差错。”众人都回答说：“圣上的考虑非常妥当。”于是选京军三万人，命兵部推举并委任领军官员。孝宗留心边防事务就是这样。孝宗曾命工部侍郎李鐩等人筹划经营边关，召他们到暖阁，面对面告诫说：“边关事务重大，你们必须用心整顿；官军不足的地方，立即增补；官员不称职的，奏报上来加以处治。务必要谋求长久，不可虚应故事。”圣意如此恳切，群臣哪里敢有不尽心尽力的？孝宗召大学士刘健等人到暖阁，告诉他们说：“昨天命李荣来讲解日讲，当时讲官说‘陈善闭邪’，把‘陈’字解释为陈说，这还不明白，只作敷陈解释才可以。”刘健等奏答：“昨天李荣又说‘以善道启沃他’，其中‘他’字不对，确实如圣上所说。”孝宗说：“用‘他’字也没有妨碍。昨天只是偶然谈到这件事，意思是认为不如用‘启沃’更好，但不必过分计较。大体说来，讲解经书必须明白透彻，直言不讳。道理都原本存在于书中，并不是另行编造出来的；如果不把它说尽，也就没有什么益处。而且论思、辅导的职责，都是应当进言的事情。可以把这些话传给讲官，不必顾忌。” 孝宗在暖阁召见大学士刘健等人，告诉他们说：“户部复议处置流民的事情，起用侍郎何鉴，为什么不与吏部会商？”刘健等回答：“凡是属于户部承办的事情，从前也偶尔有直接推举的。”孝宗说：“以前这样做的人不对。吏部负责铨选衡量官员，推举人才本来就是它的职责。如果实行会同推举，将来任用的人不称职，也没有留下推诿的借口。”孝宗对国家事务如此熟悉明察。武宗刚即位时，兵部说：“各门的门官太多，占用了科选的军士，请遵照诏旨，一律裁减革除。”于是命令皇城四门仍照旧办理，其余各门从今以后以四名为定额，不许增加。将此载入法令。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敕清查腾骧四卫中冒名领取粮饷的军士，共一万三千九百多人，全部发回原卫以及京营操练。从此以后，内臣所进用的勇士，必须由兵部查验后送交，才能供应粮饷。五年后再登记这些人并核实人数。将此定为成例。正德元年十月，相关部门议定：文职官员升俸而终身带支的，只按照原任官职的品级领取较高俸禄。例如由正七品升俸的，终身只增加到从六品俸禄；以后再次升官，也不得随品级增加俸禄。正德初年，禁止官员及其他人使用玄、黄、紫三种颜色；平民百姓之家不许使用纱、罗、纻、丝。正德初年，命令三品以上的京官使用大扇，四品以下只许使用撒扇遮日。正德初年，凡是违逆刘瑾心意的人，他就动辄交给锦衣卫，使其受到窘辱。有一名指挥叫牟斌，独自留心善待这些人，刘瑾大怒，在宫阙前杖打他，勒令他闲居。刘瑾想要专擅权力，于是在武庙前安排杂技，等武宗观看玩弄时，便大量拿取各司的章奏，请求皇帝省察裁决。武宗说：“我任用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一件件都来烦扰朕？应当赶快离开。”像这样发生了几次。后来事情无论大小，都只按自己的意愿裁决，不再奏报；即使是诏旨，也不让武宗知道。正德三年三月，户部请求把按年发放的银两拨给各边。得到圣旨：“各边既设置了屯田，又有各司、各府每年输送粮草，天顺以前本来没有运送银两的先例。这项先例开始于成化二年，大概是因为警报，或者由于旱灾水灾，事情接连发生，才采取权宜办法予以接济；后来竟成为每年的定额。况且屡次报告缺乏，难道没有盗取浪费的弊病吗？户部应会同官员查究事情的根由，议定长久可行的办法。”

译正德初年，御史周熊查核辽东屯粮，说：“辽东二十五卫，原定屯田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应征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现在田地只剩一万二千七十三顷，应征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另外拨给操练舍余的田地二千三百一十四顷，应征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有地亩、田园之类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应征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这些都是先年创立办法征收、用来补充屯粮的。如今查得新增田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应征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合计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与永乐年间相比，田地多一万八干三百五十顷，而粮食反而少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永乐年间征收屯军的粮，比现在多三分之一。又如今粗粮细粮折算后，应当减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实际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这都是因为由常操军承种逃亡、死亡军人的屯田，按较轻标准征收的缘故。又在永乐年间，常操军有一十九万人，给屯军四万二千多人供给粮食，而接受供给的人还可以自行耕种；边外军队没有月粮，因此边饷足够使用。如今军队只有八万多人，全都依靠仓粮供给。边外的田地，再也没有人敢于耕种，军饷告急匮乏，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读了这份奏疏，一个镇的情况如此，其他各镇也就可以知道了。延续到今天，逐年增加、逐月增多，民间赋税有固定数额，而边饷没有固定数额，国库储蓄怎么能不枯竭？枯竭以后又凭什么应付？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不可不严加核查。王府禄米大多预先支取，等到病故后，往往请求免于归还宫中。正德年间有旨：“今后的禄米一律按季度领取。不到期限而支取的，巡按御史要查问后上报。”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砺丈量公侯伯、指挥等官张懋等人的庄田，共一千八百多顷。得到圣旨：“公侯伯等官既然有固定俸禄，在外的庄田只会使利益归于佃户和家人。如今边储缺乏，各位官员难道没有忧虑国事、充实边防的心吗？查出的土地应照例征收田赋。革除管理庄田的人役；各家愿意自行耕种的听其自便，不愿意的拨给附近空闲舍余耕种，余下的种粮缴还。根据土地肥瘠和收益厚薄制定征收标准。命令各边查出的土地，都按照这道命令施行。” 正德年间，湖广巡抚都御史王纶因为连年缴纳纻，预备仓已经空竭，想要礼貌劝说富民缴纳粮食赈济灾民；有不服从的人，就上疏报告并追究治罪。武宗说：“劝导富户分出财粮，固然是救荒的权宜办法，但近几年逼迫得太过分，民情难以承受。命令镇守、巡抚等官员重新斟酌，必须让富户乐意服从，不可强迫他们。” 正德年间，四川盗贼作乱。当时官兵脆弱无力，调遣永顺、保靖的军队去征讨他们；这些军队所到之处大肆抢掠，比流贼还严重。盗贼曾对居民说：“我来给你们梳头，官兵却要给你们篦头了。” 正德七年，出现黑眚，形状兼有红色和黑色，大的像狗，小的像猫。它们行动像风一样并发出声音，夜间出来伤人，有人因此死亡。起初从河间、顺德开始，逐渐波及京师。人们夜里拿着刁斗互相报警，直到天亮都不敢睡觉，过了一个多月才停止。正德十年，神武右卫副千户王玉因为上报进献银矿的事情不实，被判斩刑，死在狱中。他的儿子、生员铭请求承袭父亲的职务，兵部说：“王玉尚未判决就死了，如果铭能够承袭职务，怎么惩罚恶行？”于是把铭降谪充任本卫军士。内阁藏书很多，但年代久了不免残缺。正德十年冬，大学士上题本请求，命中书舍人胡熙、典籍刘伟与原来管理此事的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由于这个缘故，其中的书籍被李继先等人盗窃，遗失得更多了。正德十年，科道官奉命选取营卫官军。当时领取粮饷的官军共有三十八万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监、局、门、厂等处占用而奏准免选的有十八万一千人，出征的有二万九千十五人，逃亡或死亡的有万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团营中剩下的有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入选的仅有二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人。●卷十七 嘉靖初年，给事中顾济说：“陛下即位之初便开通进言之路，群臣无不借事进献忠言，以帮助成就新政。然而见识高远的人似乎流于迂腐空疏，言辞恳切直率的人有时又过于触犯圣颜。如果因他们触犯圣颜而发怒，那么进言一定无法传入；如果把他们看作迂腐空疏，那么他们的谋划一定无法施行。这样却想要天天听到忠言，是不可能的。” 嘉靖初年，诏令都察院重申历朝禁例。凡是在都城内外假冒皇亲、太监的名义，拦截桥梁道路，私自开设店铺，假称内府名义包揽钱粮的，如今由巡城御史以及厂卫缉捕查究治罪，戴枷示众后发遣。嘉靖初年，给事中顾济说：“陛下即位以来，首先铲除了群凶，天下称道圣明。然而奸党仍然存在，暗中谋划、变幻不定，有的乘机伤害善良之人，有的借助鹰犬来发泄私仇，有的执持邪说来拒绝正论，有的假借进言来撼动朝廷。尚未败露的想着巩固宠信，已经败露的侥幸希望重新保全。这是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不可不畏惧。”考察这份奏疏所说的情况，凡是成为权奸的人都如此，并不只是嘉靖初年才这样。嘉靖初年，光禄少卿孙镗说：“进献给宫中的器皿，很多被留在宫中而不发出使用。”世宗说：“光禄寺供应的器皿，都是用小民的脂膏制作的，实在很可惜。既然已经在宫中，就命令全部发出来。以后每天按照原先进献的数量发给该寺官厨收领。仍命本寺官员用心查考出入；有损失、短少的，要查明事实奏报。” 弘治年间，内府供用库每年征派青盐、白盐十七万五千斤。正德以后增加到三十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嘉靖初年，因御史郑光琬进言，才恢复弘治时期的旧额。嘉靖初年，海西弗提卫进献一只小豹子，朝廷却不接受。同时仍追究辽东都指挥违反规定、滥行收受的罪责。嘉靖初年，巡仓御史刘寓生说：“运粮加耗的弊端，有所谓太监茶果，每石加三厘九毫，每年银一万五千六百两；有经历司、当年仓官、门官门吏、各年仓官、新旧军斗，每石都加一厘，共银一万六千两；有会钱、小荡光银，各每石加一分，共银八万两；有救斛面银，每石加五厘，计算为银二万两。这些全都是百姓的血汗。请严厉革除这些弊端。”世宗命令内外总督粮运等官员严格实行禁革，违犯者从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