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太祖有一天召试官陈宗顺等到武英门赐食，并告诫他们说：“今天读《列子》中邻人偷铁的故事，因而想到人的信任和怀疑都产生于内心。信任之心通常出于忠厚；怀疑之心必定起于偏私。相信自己所喜欢的人，怀疑自己所厌恶的人，这是人的常情，不可不加以察知。君主对于臣下，喜欢他就信任他，谗言即使传来，也无法进入君主之心；厌恶他就怀疑他，即使没有人来诋毁，毁谤也会自行产生。如果能够以大公至正的心态要求自己、对待别人，就自然不会有只信一人、偏疑一人的私心。如果违背公道，不能正确处理好恶，就没有不流于偏颇的。”于是发给他们纸笔，让各位儒者撰写《信论》。太祖对侍臣说：“我昨天读史书，看到前代帝王喜欢听信谗言的，必定导致失败和动乱。国家中有谗佞之人，就是忠臣贤人的祸害。贤能之人侍奉君主，必定以正道行事，起初似乎疏阔难以相合，最终实际上有益。谗佞之人奸险机巧，善于迎合君主的心意，君主不能察觉，往往被他们迷惑；起初似乎没有危害，最终实际上十分可怕。他们妨害贤能、危害国家，哪里说得尽呢？因此君主谋求治理国家，必须保护贤哲，除去谗佞。” 洪武年间，太平府有百姓兄弟互相告发，刑部请求给他们定罪。太阻说：“兄弟是骨肉至亲，哪里有互相告发的道理？这只是因为一时愚昧，或偏爱妻子儿女，争强好胜、计较长短，彼此因怒气冲突，才到了这个地步。然而人的本心和天理还没有完全泯灭，暂且把他们关在狱中。等他们的愤怒平息，善心重新萌发，一定会自己悔悟。”第二天，两人果然哀求改过。于是释放了他们，兄弟和好如初。洪武二十一年，敕令刑部、都察院：凡是罪犯应当抄没家产的，如谋叛、奸党、制造伪钞之类，就没收其资财、产业和丁口。其余罪犯只没收资财、产业而不连累家属，并把农具和耕牛归还给他们，使之成为谋生的根本。太祖对户部大臣说：“从前山东年成不好，百姓饥饿，大概是平时没有积蓄来防备意外的缘故。今年山东夏麦非常丰收，秋季庄稼也很茂盛，你们户部可以运送钞二百万贯到各府、州、县，预先准备粮食储备。比如一个县，就在境内确定四处，在居民聚集的地方设置粮仓，张榜告知百姓。家中有多余粮食而愿意换取钞的，允许运到粮仓交纳，按照当时的价格偿付粮价。官府储存粮食并锁闭仓门，就命令富民负责看守。如果遇到灾年，就开仓赈济，希望百姓不至于遭受饥饿之患。” 太祖想到军士生活艰苦，而将领却不知道爱护体恤他们，于是叙述军士从开始到结束的处境以及遭遇艰难的原因，又说明安抚、安定和爱护养育他们的办法，使上下的心意相通、彼此的情况相互了解，用直白的言辞写成《护身敕》，颁发给将士们看。太祖对兵部大臣说：“过去因为武臣有违法令、严酷对待军队的人，我曾撰写《大诰》昭告天下，用来训诫他们，遏制他们的邪恶念头，指引他们走向善道。现在想到他们的子孙世袭官职，如果不知道接受教诲，将来承袭官职后，抚慰、统领军士，或许会重蹈覆辙，必定会伤害军队。不加治理，法令就无法实行；加以治理，又不是保全功臣的本意。引导人行善，就像给他指示大路；用善言教诲人，就像用船和桨帮助他渡水。你们兵部应再次告诫他们，使他们都诵读、学习并遵守。” 太祖对五军都督府大臣说：“养活军队而不使农民受到困扰，没有比屯田更好的办法。如今天下安宁，边境没有忧患，如果让士兵只是坐享农民供养，农民必定受到损害，这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应命令天下卫所督促士兵屯田耕种，希望军队和农业合为一体，从而使国家的用度得到宽裕。” 太祖曾同侍臣谈论守成之道，说：“人常常考虑危险，才不会陷入危险；常常考虑祸患，才不会遭遇祸患。车行驶在险峻道路上，却在平地翻倒，是因为在困难处谨慎，却在容易处疏忽。保有天下也像驾车一样，即使天下太平，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洪武年间，有儒士从田野间起身而突然得到破格提拔，有人说这不是爱惜爵位的做法。太祖说：“朝廷设置爵禄，是用来对待士人的；那人有卓越的才能，怎么可以用资历限制他？我只希望得到贤才，爵位并不是我吝惜的东西。如果说从田野间起身就不应当突然任用，那么伊尹在莘野，诸葛孔明在隆中，一旦举荐他们，就把他们置于朝臣之上，最终建立功业，什么时候曾拘泥于官职资历呢？” 太祖曾对吏部侍郎侯庸说：“人成为人才非常困难，若不是圣贤，很少有人没有过错。如果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就是立志向善了，可以登记任用。近年领取俸禄的人以及民间子弟，长期在学校就读，经过教养已经有所成就。有的因为小过错被罢黜，都允许他们自我改过，仍然登记任用。” 太祖曾对兵部尚书沈溍说：“振兴治理国家的办法，应当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沈溍回答说：“君子和小人，仓促之间不容易辨识。”太祖说：“独自操守的士人，不随从世俗；正直的节操，必定不同于平庸常人。比如美玉埋在污泥中，颜色也不会改变；君子混杂在众人之中，德行操守自然不同。有什么难以辨识的呢？” 给事中有人推荐一个适合治理百姓的人，说：“这个人才华高、年纪轻，勇于任事、敢于作为。”太祖说：“才华高的人往往过分自信，勇敢的人却少有遵循义理的；仓促让他治理百姓，看不出有什么可取。平时熟练使用刀的人，才可以让他割东西；善于织造锦缎的人，才可以让他裁剪。平时从未学习，却突然让他参与政务，行吗？年轻人没有经历磨炼，倚仗才能而轻率疏忽，凭借血气之勇行事，很少有不制造事端、扰害百姓的。暂且让他入学，以培养他的德性、改变他的气质，等学业有成后再任用。” 太祖对兵部尚书茹▯常等人说：“我虚心对待各位，你们应当考虑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不应当容许自己沉默。天下的事情，一个人思考不够，众人谋划就有余。假如只是依违逢迎、顺从应承，没有任何建言和创见，对天下并没有好处。” 太祖曾命令各个犯法的人运送粮食到北方边境，以此赎罪。于是对学士刘三吾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用使人活下去的办法树立德政，不用刑罚杀戮来树立威势。” 太祖看见朝阳门外有空地，于是命令种植桐树、棕树和漆树五十余万株。每年收取桐油、棕和漆，用来供应工匠使用，减少民间的供给负担。太祖曾对侍臣说：“我曾命令取出库藏中的十多面古镜，用来照看容貌，却发现大多失真。召来工匠询问，工匠说：‘制作镜子的模范不正，所以镜体偏斜，照人失真。’我听后警惕而有所感悟。镜子只是一件物品，稍微有偏斜就不能照出人的形貌。君主主宰天下，辨别正邪，审察是非，都根源于内心；内心不正，各项事情就会乖谬。端正内心的功夫，怎么可以忽视呢！”

译太祖曾告诫太子和诸王说：“拥有天下的君主，应当效法上天的德性。上天的德性刚健中正，所以运行不息。君主体现上天的德性，勤勉不倦，各项事务就会日益得到治理。如果懒惰放纵，政务就会衰败，教化就会松弛。损害上天的德性，却想长久保有天子之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国家初建时，官员到任大多没有马，有的向别人借用，有的骑驴。太祖告诫兵部说：“礼制没有比区别贵贱、彰明等级威仪更重要的。如今布政司、按察司都是一方的重要大臣，府、州、县的官员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听说他们大多骑驴出入，这很违背治理政务的体制。应命令官府购买马匹：布政司、按察司各二十匹，府减去一半，州、县再减去府的一半。一匹马由十户共同饲养，到年末就更换承担这项差役的人家。” 洪武二十四年，确定文武官员封赠的规定：一品官封赠三代，二品、三品官封赠二代，四品至七品官封赠一代。又依据宋代制度，母亲因儿子的身份而尊贵，命令庶母也依照亲生儿子的品秩封赠。太祖对六部大臣说：“天下的事情，都有最恰当的道理。只是人的见识不同，在作出决断时，各自坚持一端，所以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只有按照道理来衡量，才没有这种弊病。从今以后，凡是制定政令，必须召集有关官员详细商议，等到众人都认为可行后，再施行。要想事情都办得妥善，必须这样做。你们应当各自竭尽心力，不要为了附和而勉强说相同，也不要为了标新立异而故意挑剔说不同，长久坚持中正之道，以符合朕的托付。”后来的集体议政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洪武二十四年下令：“各府、州、县的寺观虽然很多，但只保留其中宽大、能够容纳众人的一所，其余合并到这里居住，不要分散在外，与百姓混杂居住。违犯者按重罪论处。亲属和故旧相互隐瞒的，处流刑；愿意还俗的，听凭本人。” 洪武年间，命令郡县官员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到学校拜谒先圣，然后登堂，师生依次行揖礼。学官陪坐，诸生分立东西两侧，按次序讲说经史。考核完毕后，学官率领诸生送到学校门外，然后退去。洪武年间，确定公服制度后，命令文武官员在早朝奏事、侍班、朝见、辞谢和谢恩时穿公服，遇到雨雪则改穿便服，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太祖对大理卿周志清说：“大理卿的职务，就是古代的廷尉。历代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有汉代的张释之、于定国和唐代的戴胃最为著名，大概是因为他们存心公正，议定法律公平宽恕，使案件没有冤屈，所以流芳后世。现在任命你为大理卿，应当推究实情、确定法律，不要罗织苛细的罪名，务求明白允当，使刑罚一定与罪行相当，这样或许可以比肩古人，不辜负朕的任命。”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令刑部侍郎李似初、都察院佥都御史张构与阁门使、观察使一同侍班，以备皇帝询问。各部门奏事有遗漏的，便根据事情加以规正。太祖对刑部尚书杨靖说：“善与恶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廉洁的人一定不会同贪婪的人一样，公正的人一定不会徇私。然而恶人有时会诬陷善人，事情即使能够查明，善人也难免受到侮辱，因此应当严加禁止。从今以后，犯法的人不许诬陷牵连善良无辜的人。违犯者，即使所诬陷的罪名很轻，也按重罪论处。” 太祖告诫群臣说：“建造大厦，必定要依靠众多工匠；治理天下，必定要依赖各种人才。但是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就像工匠的技艺也有高低。善于砍削木材的人，不能砍削石头；善于制造车轮的人，不能制造船只。如果任用人时衡量其才能而授予官职，那么就没有不能使用的人才了。你们应当替朕广泛寻求贤才，用来充任职务，不必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 太祖对侍臣说：“凡是人有长处，不可以自我夸耀；自我夸耀，长处就会日渐减少。有缺点，也不可以自我宽恕；自我宽恕，恶行就会日渐滋长。” 洪武年间，都御史袁泰说：“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闭口不谈时政。昌龄等不是不能说，而是心怀诡诈，不肯说罢了。假如在位的人都仿效他们不发言，对国政有什么帮助？”太祖说：“臣下向君主进言，必须关系到国家的利弊和百姓的安危，这难道能够轻易做到吗？如果突然因为怀有诡诈之心而给他们定罪，这同以腹诽定罪有什么不同？” 太祖曾告谕五府大臣说：“天下各卫所分派军士屯田耕种，都能获得农作物的利益。命令在屯田的军士，每人栽种桑树、枣树一百株，柿树、栗树、胡桃树之类，也根据当地适宜的情况种植，这也足以用来防备歉收时的不足。” 洪武二十五年，下诏：“从今以后，凡是传达诏制、派遣使者、持节等仪式，都从东阶出入，不得直接经过中道。” 洪武年间，镇南卫士卒制造官船，擅自砍伐百姓树木来建造楼橹，百姓前来申诉。太祖说：“京城之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于是下令斩杀其中为首的一人示众，其余人杖责后，谪戍甘肃。洪武年间，佥都御史凌汉、大理寺丞曹瑾、应天府尹高守礼、府丞冯克昭祭祀先师孔子，迎神之后才进入班列，因此被御史鲁德弹劾。太祖说：“祭祀不恭谨，固然应当治罪；但他们既然参加了祭祀，只是来晚了罢了，姑且记下这件事。” 洪武年间，兖州曹县主簿刘郁因事被逮捕拘禁，乡里的老人杨德等人到朝廷进言，称赞他廉洁勤勉、爱护百姓。太祖高兴地说：“治理政事并不难，难的是得到百姓的心。主簿有惠及百姓的善政，所以百姓爱戴他。”立即命令恢复刘郁的官职，并对朝廷大臣说：“自古以来，君主所忧虑的，只是恩泽不能下达，民情不能上达。如今百姓因为主簿贤能，前来向朕进言，朕宽免了他，仍让他治理百姓，上下的情意就没有阻塞隐蔽了。” 镇国公傅友德请求把怀远等县的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作为田园。太祖说：“你贵为上公，享受数千石俸禄，却还要请求土地，难道没有听说公仪休的事情吗？”傅友德惭愧地退下了。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停止民间每年输送马草的规定。凡是军官的马，命令军官自己割草放牧；各卫军士的马匹，则命令掌管马政的指挥、千户、百户务必选择水草丰茂的地方，率领所属士卒及其妻子屯营牧养。太祖和侍臣讨论治国之道，说：“治理国家有缓有急。治理混乱的百姓不能急躁，急躁反而会使他们更加混乱；安抚治理百姓不能烦扰，烦扰就不能使他们得到安定。所以，烹煮鲜鱼的话虽然浅近，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治理丝绳的说法虽然浅显，也可以用来说明深刻的道理。”

译太祖曾对朝廷大臣说：“四民之中，士人最尊贵，农民最辛劳。士人为什么最尊贵？因为他们读圣贤的书，明白圣贤的道理，出仕后为君主效力，安坐便享受国家俸禄。农民为什么最辛劳？春天时，鸡一叫就起床，赶牛拿着耒耜耕作；秧苗种下以后，又必须除草松土。炎热的天气和烈日之下，身体憔悴不堪；到了秋收时节，缴纳给官府以外，剩下的还能有多少？一旦遇到水灾、旱灾、虫灾或蝗灾，全家便惶惶不安，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如今做官的人，不体念百姓的艰难，甚至剥削苛刻、虐待伤害他们，实在是太没有仁心了。”于是命令户部大臣详细记录文武官员各级官品，及每年所发俸米的数额，再按米粮计算他们所需用的谷物数量；又计算田亩所产谷物的数量，根据劳力投入的多少编成书。书编成后，赐名为《醒贪简要录》，颁行朝廷内外，使享受俸禄的人知道应当怎样体恤百姓。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上奏：大宁左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年屯田所收的谷物和麦子，共有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一个都司所收的军粮尚且如此，为什么如今反而做不到了呢？建国初年，士人因为过错被罢免的，不得再被举荐。安庆府知事周昌为此进言。太祖对吏部大臣说：“高明的工匠雕琢玉石，不会因为有小瑕疵就抛弃它；朝廷任用人才，也必须赦免小过。所以改正错误、趋向善行，圣人是赞许的；舍弃短处、录用长处，是君主应当致力的事。如果因为一件事的过失就抛弃一个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完人了。周昌的话确实有道理。命令有关部门，凡士人因小过被罢免以及被迁谪到远方的，如果其才德确实优秀，也都允许举荐任用。” 洪武二十五年，下诏命令五军都督府告谕各都司：把军马、粮储的数量，以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路远近，全部绘制成图上报。建国初年，京城百福寺中，隐匿的囚徒和逃亡士卒往往改换姓名充当僧人，游走各地混食，无法查验他们的真实身份。于是命令僧录寺编造《周知文册》，把京城以及外地府、州、县寺院的僧人姓名，依次编入册中；每人的出生年月、姓名字号、排行、开始为僧的年月以及所授度牒的字号，都记载在僧名之下。册子编成后，颁发给天下各寺。凡是游方行脚来到的僧人，都用册子查验；有不相符的，准许擒获后送交有关部门，戴上刑具押送京城，按重罪治罪。窝藏隐匿他们的人，所犯罪责也一样。刑部尚书赵靖逮捕了一名武官，准备审讯他。守门士卒搜查他的身体，搜出一颗大珍珠，拿来献上。属官们正惊骇诧异，赵靖慢慢地说：“哪有这么大的珍珠！这是伪造的东西。”命人把它捶碎后，才把这件事上报太祖，太祖称赞并感叹不已。洪武年间，湖广孝感县报告百姓饥荒，请求发放预备仓的粮食借给他们。太祖对户部大臣说：“朕曾经拿出内库的钱财，交给天下的乡里老人买粮储存，正是想在荒年歉收时救济急难的百姓。如果年成荒歉、百姓饥饿，却一定要等候上奏请求，往返道路所需时间很长，饿死的百姓就会很多。你们户部立即告谕天下有关官府，从今以后凡遇到饥荒，就先打开仓廪把粮食借给百姓，然后再上奏报告，并把这规定确定下来。” 洪武二十六年秋，选拔秀才张宗濬等人，让他们跟随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值文华殿，侍奉讲读完毕后，进言讲说民间利弊、田地耕作等事情，间或陈述古今孝、弟、忠、信以及文学、技艺方面的各种故事，作为每天的常规。洪武二十七年，下诏禁止僧人、道士奔走外地上呈奏疏，强行求取财物；在高山深谷中修禅学道的，只允许一两个人，三四个人则不准。仍然不得新建庵堂；有妻妾的，允许众人捶打驱逐，窝藏包庇者治罪。也不许收取百姓的儿童作为僧人，违犯者连同儿童的父母都一并治罪。太祖退朝后，对学士刘三吾说：“朕在位年久而更加恐惧，是担心治理国家的心志松懈。松懈之心一产生，百事都会废弛，百姓的安危祸福也系于此。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怕来不及。像这样治理国家，成效仍然没有达到，治理国家实在太难了。自古以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以爱护百姓为根本；然而如果爱护百姓却没有实际的诚心，百姓就一定得不到他的恩泽。百姓得不到恩泽，众人的心就会在下方离散，怨恨积聚在上方，国家想不危险，也就难了。朕每当想到这些，便感到警惕不安。” 太祖对侍臣说：“君主的聪明才智，不可以被阻塞蒙蔽；一旦受到阻塞蒙蔽，就会耳聋眼瞎，天下的事情全都无法传达上来。”学士刘三吾说：“君主只有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任用贤能，视听才会广阔，聪明才智才不会受到蒙蔽。如果信任奸邪小人，隔绝贤能之人的进身之路，视听就会偏颇，聪明才智也会被蒙蔽。”太祖说：“君主把天下人的耳目当作自己的视听，是非就不会隐藏，贤能与否自然会显现。过去唐玄宗在宫内被声色迷惑，在宫外被权臣奸佞蒙蔽，因而酿成了安史之乱。等到京师失守，仓皇出逃，即使乡野百姓，也都能说出他必然会有今天的原因。唐玄宗虽然恍然醒悟并悔恨，也已经晚了。乡野百姓都知道的事，唐玄宗却不知道，他在聪明才智上受到的蒙蔽实在太深了。假使他能够广泛听取意见、任用贤能，不被邪佞之人迷惑，祸乱又怎么会发生呢？” 太祖曾对侍臣说：“对于毁谤和赞誉的话，不可以不加以辨别。人本来就有卓然自立、不同流俗而遭到毁谤的，也有谄媚亲近、同流合污而得到赞誉的。遭毁谤的人未必真的不贤，受赞誉的人也未必真的贤能，只是所遇到的境况有幸运和不幸罢了。君主如果能知道遭毁谤的人确实贤能，诬陷诽谤的话就可以止息，人也不至于受到压抑；知道受赞誉的人确实不肖，偏袒不公的私情就可以断绝，人也不至于因侥幸而得到进用。向小人询问君子，小人未必能够了解，而君子很少有不被小人毁谤的；向小人询问小人，由于他们结党营私、互相阿附，所赞誉的人必定很多。只有君子存心公正，才能得到正确的毁誉判断。所以选取人才很难，而辨别言论尤其困难。” 太祖曾想到百姓的艰难，担心发生饥荒时没有办法，于是命令工部告谕百姓：凡是有空地，都要种植桑树、枣树和棉花，大体上免除这些土地的赋税，并且每年年终详细统计数量上报。太祖对唐铎说：“帝王治理天下，应当体察天道、顺应人心来施政，这样国家的基业自然能够长久安定。朕思考前代的动乱和灭亡，没有不是由于违背天道、逆反人心造成的。上天爱护百姓，所以为他们树立君主来治理；君主能够使百姓安居，就可以保有上天的眷顾。你和朕共事已久，凡是朕事奉上天、爱护百姓而有做不到的地方，你就立即直言指出，使朕知道应当警戒的地方，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安稳就不放在心上。”

译太祖曾告谕宋国公冯胜说：“朕命令你的儿子出镇西部边境，近来因为家人不愿服役而来向朕诉说，朕察言观色，想来确实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安置。然而这些小民几乎没有怨言，实在值得爱惜。从今以后，凡是服役的人，要使他们能够从容地获得足够的衣食，使他们不至于困窘；这样他们自然会尽力而没有怨言，家道也就兴旺了。” 太祖对侍臣说：“过去楚庄王谋划事情能够妥当，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上朝时却面带忧色；魏武侯谋划事情能够妥当，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上朝时却面有喜色。一喜一忧，得失就由此分明了。由此可见，魏武侯不如楚庄王。喜悦的人夸耀自己的长处，就会志得意满；志得意满就会骄傲；骄傲就会放纵，失败很快就会到来。忧虑自己不足的人，志意就会谦下；志意谦下，必定能够虚心爱护他人，那么谁会不乐意把善道告诉他呢？所以楚庄王最终使诸侯称霸，从而振兴楚国；魏武侯侵扰暴虐邻国，魏国的事业却日益衰落。由此看来，君主应当谦逊虚心以采纳善言，臣下应当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君臣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 洪武年间，日照县百姓江伯儿因母亲生病，割取自己的肋肉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没有痊愈，于是向神祈祷，说如果母亲痊愈，愿意杀死儿子来祭祀。母亲果然痊愈，他便杀死自己三岁的孩子来祭神。有关官府把这件事上报，太祖大怒说：“父子之间是上天规定的伦理，百姓无知，竟然杀死自己的儿子，灭绝伦理。”于是逮捕江伯儿，杖打一百，谪戍海南。又下令：从今以后，割股、卧冰之类的行为，不列入旌表范围。撒马儿罕国有一种杯子，光线能够通透其中，照着它便可以知道世间的事情，号称“照世杯”。太祖制定正定书籍、传记的工作，下诏召来儒臣钱宰等人，打开翰林院的门，命学士刘三吾总管此事。于是对他们说：“朕观察天象，从洪武初年起，奎宿、壁宿之间便有黑气凝聚；奎、壁是文章之府，朕对此非常惊异。今年春末，黑气才开始消散，文运应当兴盛。你们应当考察古代、订正当今，进行著述，以符合朕的心意。”当时太祖对这些儒臣礼遇非常优厚，各自赐给他们绮缯、衣服、被褥等物，又亲自作诗，命他们依照韵脚唱和。朝参时让他们列在侍卫之前，宴饮时让他们在殿中按次序就坐。当时酒楼刚刚建成，又赐给他们钞币，让他们在那里设宴。洪武二十七年，下令天下各卫所屯田的将士，应当按时耕作，不得怠慢此事。每年秋收以后，派人把收获数目报送京师。洪武年间，有些有关部门中刚正有为、廉洁自守而被诬陷逮捕的人，申诉昭雪后，往往赐给衣物、钞币等物，有的赐宴，有的提升品秩。例如沐阳知县周质升任山东参政，衡山主簿纪惟正升任陕西参议，潞州知州刘士源升任陕西参政。类似这样的事，数也数不清。本朝最重视宫门禁卫。洪武年间，太祖亲自制定法令：凡守卫皇城四门，从指挥到士卒，都必须各依所属队伍，整队上值，不得让别人代替。如果一个所缺员数名，就用另一个所的完整队伍替换，不得把人数不足的队伍分散拼凑来补足数额；违犯者处以重刑，告发者有赏。不按原来的队伍而因此放任人员通行的，在卫所任职的指挥以下官员杖打一百，逐级降职并调往边卫；收受贿赂的，治以重罪。军士应当上值，遇有死亡丧事、疾病、婚嫁、生产等事情，可以据实申告。父母生病而家中没有成年男子的，准许侍奉疾病，不限请假月份和日期；妻子生病而家中没有子女的，也照此办理。亲戚有庆贺或吊丧之事，只要不出百里以外，准许给假；故意为难或所报不实的，治罪。如果本人突然患病，不准许仅凭申告免值，因而导致病情加重的，主管官员治罪。若本人力弱，子侄愿意代替的，听凭其便。凡上值时，各自守卫本门，不许从其他门往来；违犯而被捕获的，即使是皇亲国戚，也要上报处理，捕获者有赏。凡朝参时，先放上值日期的都督、将军以及带刀指挥等官员入内，然后文武百官依次进入，不许插队超越。凡内官、内使、火者出门，都必须核对铜符；没有铜符却擅自放行的，守门官军治以重罪。有官府差遣、携带金银和假疋出门的人，凭勘合核验放行，并且要明确附记前往某处办理公务以及所穿衣服的颜色、件数，回来时照此核对；有不相同的，立即上报。工匠等人出门时如果夹带钞币物品，准许捕获并上奏。只有官员、百姓和军人因有事情入朝奏报时，不许阻拦，也不许盘问他们所奏的事情；违犯者治罪。上元典史隋吉说：“农民中有一户只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妇女，到了耕种时节，如果不幸丈夫生病，妻子要为他煎药治病，农事就会荒废，田地也随之荒芜。等到病将痊愈时，农时已经错过了。对上不能供给国家赋税，对下不能养活家庭。请下令让百姓或以二十家、或以四五十家组成一个社，每逢农忙时有人生病，就由全社合力帮助他耕种，这样或许田地不会荒芜，百姓也不会有饥饿困窘之忧。”太祖认为他说得对，便告诉户部大臣说：“古代风俗淳厚，百姓彼此亲近和睦，遇到贫穷患难，亲戚互相救济；遇到婚嫁、婚丧，邻里和保伍互相帮助。近世教化不能施行，风俗败坏，乡邻亲戚之间不再互相周济体恤。更严重的是，强者欺凌弱者，多数人欺压少数人，富人吞并穷人，大大丧失了忠厚的道德。朕现在把百姓每百户编为一里，一里之中有贫有富，凡遇到婚嫁、丧葬、疾病和患难，富人出钱，穷人出力，百姓难道还会有穷苦急迫的忧虑吗？又如春秋两季耕种和收获的时候，一家没有力量，百家就借力帮助他。由此推行下去，百姓哪有不亲近和睦的呢？你们户部应当把这个意思告谕百姓，使他们知道。” 洪武二十八年，因为侵凌残害屯田士卒，东胜卫百户吴信被处死。太祖于是派使者告谕边将说：“从前汉朝赵充国征讨西羌，所用的草料和粮食，从未向朝廷索取供给；由于他能够劝导督课，又有安抚治理的方针，终于建立大功。朕因为中原百姓难以承担供给，所以在边境沿线设置卫所，制定屯田法来代替百姓承担劳力。怎奈将校不能安抚体恤，反而困扰他们，像东胜百户吴信这样，不体恤士卒，侵吞他们的赏赐，贪婪淫纵没有满足。假使守边的人都像吴信这样，田地怎么能够治理，粮食怎么能够充足？现在派人前去告谕，你们一定要谨慎遵守朕的话，不要像吴信一样。”

译洪武二十八年，太祖告诫文武群臣说：“朕自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亲自处理天下各种事务，对人情的善恶、真伪，没有不经历过的。其中奸邪顽劣、刁滑欺诈之徒，罪情深重而且明白无疑的，特许在法律之外加重刑罚，原意是让人知道警戒畏惧，不敢轻易犯法。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用来暂时处置、挫折奸顽，并不是守成之君所应采用的常法。今后继承皇位的君主治理天下，只应遵守律令和《大诰》，不得使用黥、刺、腓、劓、阉割等刑罚。因为继承皇位的君主在宫中长大，不能全面了解人情善恶，恐怕一时施用不当，误伤善良。臣下如果敢奏请使用这些刑罚，文武群臣应立即弹劾，处以重刑。”又说：“自古以来，三公负责论议治道，六卿分别掌管职务。自秦朝开始设置丞相，不久秦朝就灭亡了。汉、唐、宋沿袭这一制度，虽然有贤能的丞相，但其中所任用的，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废除丞相，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别处理天下事务，彼此相互牵制，不敢互相压制，事务都由朝廷总揽，所以稳妥适当。今后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得再设置丞相；臣下如果敢奏请设立丞相，文武群臣应立即弹劾，处以重刑。” 又说：“皇亲国戚有犯罪行为，由继承皇位的君主自行裁决；只有谋反叛逆不可赦免，其余较轻的罪行，由在京亲属共同议处；罪行较重的，由在外诸王和在京亲属共同议处，最后都由皇上裁决。犯罪之家，只许司法部门检举奏报，不许擅自逮捕审问。” 太祖曾经诏告国子生说：“孔子撰作《春秋》，阐明三纲，叙述九法，成为历代帝王的规范。修身和建立政事的道理，都完备地包含在其中；没有舍弃这部书而能处理大事、决断重大疑难的。近来诸生中研习其他经书的很多，至于《春秋》，却很少有人能够通晓。从今以后应当学习诵读，以求掌握圣人的大经大法，将来治理政事，或许就能有所根本。” 洪武年间，有道士进献道书，太祖对侍臣说：“他所进献的，不是存养精神、坚固形体的道术，就是炼丹烧药的说法，朕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朕所采用的是圣贤之道，所需要的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要使天下百姓都达到长寿安乐的境地，难道只是为了自己长生久视吗？如果接受他的进献，那些迂腐荒诞、怪异妄诞的人一定会争相前来。所以朕斥退了他，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 太祖把《祖训条章》颁发给内外各衙门，于是命礼部说：“古代国家建立法制，都在最初受命的君主时期；后世子孙不过是遵守已经制定的法令来安定天下。因为开创基业的君主出身卑微，经历了世事的艰难，全面了解人情的善恶；他担心后世守成的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熟悉世事。那些刚从山林出来的人，自以为有长处；甚至有奸贼之臣为了权势利益而卖弄聪明，君主不能察觉却信任他们，改变祖先的法令，导致国家败乱，给天下留下祸害。因此朕日夜精心思考，制定法令传给后世，使它永远成为不可更改的典法。比如汉高祖杀白马，与群臣盟誓说‘不是刘氏不得封王’，后来诸吕掌权，把他的法令全部改掉，终于导致国家大乱，刘氏几乎灭亡，这件事可以作为深刻的警戒。朕年轻时遭逢乱离，依靠上天眷顾和授命，剪除群雄，统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苦思，制定制度、确立法令，革除胡元的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又编成一部《祖训》，确立为家法，使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你们礼部应当把朕的训诫颁行天下各衙门，使他们知道朕立法传后的用意，永远遵守。后世如果有人敢说要改变祖先法令，立即按奸臣论罪，不予赦免。” 后来把《祖训》改名为《皇明祖训》，只是把《箴戒章》改为首章，篇目仍旧不变。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太祖对户部尚书郁新说：“朕如今子孙众多，原先规定亲王每年的俸禄各为五万石；现在天下官吏、军士也多，俸禄供给更加广泛，应当斟酌古代制度，适当减少各王每年的供给，以资助军国之用。”于是规定：亲王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干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已经封为郡王的，必须等到出阁以后，才发给每年赏赐，数额与亲王之子中已经封为郡王的相同；女儿必须等到出嫁以后，才发给每年赏赐，数额与亲王已经出嫁的女儿相同。郡王的嫡长子承袭郡王爵位的，每年赏赐按初封郡王的数额减半发给。” 洪武年间，入朝参见的官员都由朝廷赐食。太祖驾临奉天门，或华盖殿、武英殿时，公侯和一品官在门内陪坐，二品至四品官以及翰林官在门外就坐，其余五品以下官员在丹墀内就坐，文官在东、武官在西。叩头后就座，光禄寺按次序设置饭食。吃完饭后，仍然叩头退下。到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因为供给困难，才停止了这项制度。太祖听侍臣讲解《无逸》篇，说：“自古以来，凡是拥有国家的，没有不是因为勤劳而兴盛、因为安逸而衰败的。勤劳和安逸，是国家治乱盛衰所系。君主应当经常保持警惕和自我激励，不可有片刻懈怠，以谋求事业的最终成功。周成王时，天下安定，周公辅佐政事，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反复开导君王，从上天命令的精微道理，到百姓从事农作的艰难，以及里巷小民的怨恨诅咒，无不详细记载。周公爱护君主，事先就替他思虑，心意深远啊。朕每次读到这篇文章，一定反复仔细体会，探求古人的用心；还曾命令儒臣把它书写在宫殿墙壁上，早晚省察阅读，作为鉴戒。今天讲解这篇文章，深深合乎朕的心意，听了以后更加警惕。” 太祖曾命令儒臣逐一考察历代旧章，从上至朝廷、下至臣民，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式，以及衣服、房舍、器物的制度，各自都有等级差别，把它们编写成条文。书成后，赐名为《礼制集要》。全书有十三个门目，分别是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颁发给朝廷内外，使各自遵守。

译太祖读《唐书》，读到宦官鱼朝恩依仗功劳而无所顾忌时，对侍臣说：“当时只是不应该让这些人掌握军政，所以他们才肆意放纵、横暴无忌。然而当时李辅国、程元振以及鱼朝恩等人，势力都极为强盛，代宗一旦除掉他们，他们就像孤雏和腐鼠一样无能为力。大体说来，小人窃取权柄，君主如果能够下定决心，除掉他们又有什么困难？只是看能不能果断而已。”又说：“汉朝末年，宦官虽然号称骄横放纵，但还没有兵权，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假借君主的名义来扰乱天下。到了唐代，把兵权交给宦官，逐渐发展到势力强盛，挟持胁迫天子，国家的废立兴亡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大体说来，这些人只应充当使令，怎么可以让他们处在要害地位，掌握政权、操持权力，擅自作威作福？朕深刻鉴戒前代的覆辙，除了让他们在身边服役之外，较重的任用也不过是让他们向四方传达命令罢了。他们既然没有威势和恩福可以用来驱使别人，哪里能够成为祸患？但一旦犯有罪过，必定惩罚，绝不赦免；他们自然不敢骄横放纵。” 太祖认为功臣之家不遵循礼制，往往奢侈放纵，以至于招致覆亡；虽然多次加以告诫，最终却没有人醒悟。于是命令翰林儒臣取用唐、宋旧制以及建国初年以来制定的礼仪，斟酌增减，分类编成一部书。凡是勋旧之家，坟墓、墓碑的长度和高度，房屋的间数和架数，以及享有俸禄之家关于经营财货的禁例，都有确定的制度。太祖命名说：“考察古制而制定的制度，颁发给功臣之家，使他们遵照实行。” 太祖告谕侍读张信、侍讲戴德彝说：“任职翰林，虽然以参与论议和思考为职责，但既然位列近侍，早晚都在朕身边，凡是国家政治的得失、百姓生活的利弊，都应当知道而无不直言。过去唐代陆贽、崔群、李绛等人在翰林任职，都能发表正直的言论和忠谠的议论，对当时有所补益，声名显著于后世。你们应当以古人为期许，不要辜负朕提拔任用你们的本意。” 太祖退朝后，和侍臣谈论民间的事情，说：“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没有比农民更劳苦的了。他们终年辛勤劳作，稍微得到一点休息。遇到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几口人的家庭还可以勉强吃饱；不幸遇到水灾旱灾，年成歉收，就会全家饥饿困苦。朕每吃一顿饭、穿一件衣服，就想到农夫耕作和织妇纺织的辛劳。你们居住有宽敞的房屋，乘坐有肥壮的马匹，穿着有华美的刺绣，吃的是精美的食物，应当想到百姓的劳苦。大体说来，百姓富足以后国家才会富裕，百姓安逸以后国家才会安定；从来没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能够富裕安定的。你们应当思考辅助朕使百姓富足的办法，这样或许领取俸禄时才没有愧疚。” 太祖曾经把守备边境的十件事告谕晋王、燕王，其中一条说：“今年屯田耕种，从东胜到开平，从开平到大宁、广宁，必须在五月报告一次禾苗生长情况，七月再报告一次结实情况，十月又报告一次收获粮食多少。一年报告三次，不仅能使朕知道边地储粮的虚实，屯田军也不会懈怠用力。”考察圣祖如此留心屯田政务，如今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做呢？太祖曾命令楚王、湘王率军征讨古州洞蛮，告诫他们说：“你们尊居王位，安享富贵，宫室、衣服、车马等供奉，都是百姓的力量所供给的；如果不能替百姓抵御灾害、捍卫祸患，鬼神一定会发怒，百姓一定会怨恨，你们的福禄也将减少。如果能够奋发威武，消除百姓的祸患，山川鬼神也将帮助顺应正义，福禄或许可以长久。” 太祖告谕晋王等六王说：“你们受封于北方的土地，作为屏障守卫朝廷，朕现在大略和你们商议。也许今年，也许二三年后，在大军尚未会合时，如果只有本护卫以及都司、行都司的军马，多不过一二万人，假如遇到十几万胡人骑兵侵犯边境，不应当与他们交战。或者退入壁垒，或者凭据山谷险要之处，用步兵从两侧夹击，深深埋伏等待他们。他们见我军不和他们交战，一定会四处劫掠；等到他们骄傲懈怠、分散开来、队伍不再严整时，我军用骑兵和步兵截击他们的必经要道，一定能够击败他们。如果一见到胡人骑兵，就动用三五千人或一二万人轻率地同他们交战，哪里只是不能取胜，必定还会遭到失败。” 太祖告谕群臣说：“凡是人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过错；但应当平心静气地观察，这样才能了解他的过错。如果他的内心本来是公正的，只是所做的事情有错误，这是见识没有达到，因而产生了过失。如果是由于私心而所做的事情乖谬错误，那就是故意这样做。君子和小人的过错，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然而君子的过错，即使很小也一定显露；小人的过错，即使很大也不显形。因为君子按照正道行事，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回避掩饰的；小人善于修饰自己，本来就有很多隐蔽掩盖的地方。君主如果不能察觉其中的细微之处，君子和小人就无法辨别。”又说：“朕观察过去的事情，在朝廷上发表议论而违逆君主心意的，一定是君子；顺从君主心意的，一定是小人。君主因为别人违逆自己而发怒，因为别人顺从自己而高兴，所以小人得到宠幸，而君子被斥退。君主任用人才，权衡取舍掌握在自己手中，应当兼听众人的议论，不能因为一时的喜怒来决定人的升降。” 洪武三十年，太祖敕令户部：天下多年拖欠的赋税，都允许根据土地所在的便利情况，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除百姓转运的劳苦。太祖在奉天门见到散骑舍人穿着极其鲜艳华丽的衣服，问这件衣服制作花费多少，回答说：“五百贯。”太祖责备他说：“农夫冒着严寒耕作、顶着酷暑除草，早起劳作、夜晚休息；养蚕妇女缫丝、绩麻，一缕一缕积累，直到一寸一寸织成，他们的劳苦已经非常严重了。等到粮食入场、布匹下机，公家的和私人的催索一齐到来，最终不能把这些收获留给自己，吃的只有粗劣食物，穿的只有污旧破衣罢了。如今你依靠父兄的庇护，在膏粱纨绮之中长大，对农桑的辛勤艰苦遥远得全无了解。一件衣服制作就花费五百贯，这是农民一家几口一年的生活费用，你却把它花在一件衣服上，骄奢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浪费糟蹋吗？从今以后务必戒除。” 洪武年间，行人高稹巡察陕西私茶事务回来，详细陈述道路上百姓的疾苦。太祖高兴地说：“古代的使者，以观察风俗、询问民情为职责；如今高稹也可以说是能够使国家获利、使百姓富足了。”于是提升他为鸿胪寺丞。太祖认为山东、河南的百姓大多怠惰于农事，以致衣食不能供给，于是派遣人员分别前往各县，督促他们耕种。又命令登记各家成年男子所耕种的田地以及所收获谷物、豆类的数量，报来给朕知道。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太祖祭享太庙完毕，步行走出庙门，徘徊回顾站立，指着桐树、梓树对太常寺大臣说：“往年种下这些树，如今不知不觉已经长成树林，凤阳陵墓的树木，大概也会像这样。”于是心中感伤，流下眼泪。又说：“过去太庙刚建成，迁移神主入室的礼仪完成后，朕退下休息，梦见朕的皇考呼唤说：‘西南有警报。’醒来后立即临朝，果然得到边境的报告。祖先和考妣的神明在上昭然感应，无时无刻不存在。你们掌管祭祀，务必斋戒洁净，以使神灵安宁。” ●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