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译天顺初年，英宗告诉户部大臣说：“京城中贫穷而无依靠的人在市集行乞，实在值得怜悯救济。命顺天府在大兴、宛平两县各设置一所养济院收容他们。眼下暂时在适宜的寺观内安置，由京仓支取米粮煮饭，每天供给两餐。器皿、柴薪、蔬菜等物，由府、县设法筹办。有病的拨给医生调治，病死的发给棺木，务必使鳏、寡、孤、独之人得到实际的恩惠。” 旧制，商人纳盐而能够不按次序领取盐引的，称为“存积”；按照次序等待领取，等上几十年的，称为“常股”。正统问，江西参议夏时建议，按照民间税粮的多少，由官府规定徭役，称为“均徭册”。后来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四川，四川百姓认为不便。于是重庆府百姓上奏说：“政令单一，人民容易遵守；条文繁多，人民就容易迷惑。祖宗几十年间之所以不轻易发布一项政令，是因为担心扰民。臣切实看到四川民间的赋役都有固定制度，徭役临到期限时再量力差遣。近来官府轻率地改变制度，编造均徭册，以民间税粮多少作为差役依据，分为上、中、下三等，预先规定徭役。而且川蜀百姓中有税粮多但丁力、财帛不足的，也有粮少但丁力、财帛有余的。如今只按税粮来规定科差，就会使富商巨贾承担的劳役不足，而农民一年到头都没有休息的日子。臣恐怕几年以后，百姓都会弃农经商，造成的祸患不小。”奏章呈上后，诏令依从百姓的便利办理。里长如果有害民行为，依照法律治罪。天顺元年十月，敕告文武群臣说：“朕恭敬地承受上天的命令，又继承祖宗的大统，早晚忧虑勤劳，希望使天下众生都能各得其所，何况是宗室至亲呢！朕想到建庶人等从小就被前人牵累，被拘禁幽闭至今五十余年。朕怜悯这些遗留下来的孤儿，特意从宽赦免，因此厚加赏赐，派人送到凤阳居住，每月供给廪饩，使他们能够安稳生活。仍听任他们婚配，以延续后代，希望能够符合朕眷顾亲族的心意。” 天顺初年，禁止穿大云、柳黄、江黄、明黄等颜色的服装。京卫指挥等官员李春等人穿着大云、柳黄色的纻丝衣，被锦衣卫捕获，命令每人先追缴纻丝二十匹，然后治罪。天顺初年，匠人钱善等六人在内府铸印时，盗取白银十两并分掉。事情败露后，命令他们全部押到市集斩首。太平侯张軏性情凶暴，于谦、王文、范广之死，张軏确实出过力。他得志以后更加骄横。一天退朝后，他在路上拱手作揖，左右随从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范广超过我了。”于是得病，不能入睡，痛苦了一个多月后死去。《皇明祖训》规定：郡王每年的俸禄为二千石。后来因为边境军粮耗费巨大繁多，只发给干石。英宗复辟后，各位亲王把自己的情况分别陈述上来，朝廷按照情况分别增加俸禄。例如河东王给一千三百石，其中五百五十石折合钞给。英宗复位后，下令从辽东到甘肃一带，边民中有强健精壮、愿意报效国家的，招募为土兵，收编到附近的卫所，发给银两、布匹、鞍马和器械。秋冬两季操练，供给口粮；春夏务农时停止发放口粮，免除其本户五石税粮，并以二丁承担杂差来供给他们。天顺年间，兵部尚书陈汝言迎合宦官的意图，把先前送往两广、福建、云南的达官全部召回。阁臣李贤对英宗说：“达官不是我族之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祸患，把他们迁到远方很是便利。何况他们已经在那里安居，把那里当作乐土，如今再召回，多数人都不愿意回来。”英宗说：“我也后悔了。但如今他们已经在路上，不能中途停止；以后若有人愿意离开，就听从他们。” 天顺年间，内阁李贤对英宗说：“如今天下百姓相当安定，只是还有一件祸害。”英宗说：“是什么祸害？”李贤说：“锦衣卫官校被派出去时，索取财物，扰害百姓。”于是详细说明了其中缘由。英宗怀疑李贤说得超过实际，便暗中查访，果然如此。有一个人竟得到银子三四千两，于是英宗召来主管卫事的指挥门达告诫他。下令以后再有索取财物的，一律从重惩治，绝不宽饶。英宗对阁臣李贤说：“我每次得到章奏，没有不亲自阅看的。身边的人有时认为政务极其繁多，如果件件亲自阅览，未免劳神，恐怕不合养生之道。我告诉他们说：‘自身肩负天下的重任，却图求自己的安逸，可以吗？劳累自己一人而使亿万百姓安定，是我所愿意的。’身边的人于是再也不敢说了。”李贤说：“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没有不修养德行、勤于政务的，所以天下才能长久安定。那些邪佞之徒哪里知道长远的谋虑，陛下不受他们迷惑，足以显示极其明智。还希望陛下守持这颗心，坚定得像金石一样，这样可以逐步达到太平。” 天顺年间，南城县知县陈升上疏谈论时政，其中一条说：“臣因考满来到京城，看见马快等船所装载的官物少而私货多，甚至夹带商旅，以求获取厚利。沿河索取军卫和有司的纤夫，动辄以成百上千计；稍有耽搁迟缓，便加以鞭打侮辱。纤夫来到船上，又遭受各种鞭打。有的抵押他们的衣服鞋子来役使；有的索要他们的钱粮，才放他们离开；还有的忍心看着他们饥寒交迫，直到冻饿而死也不加怜恤。请下令今后每条船规定装载若干官物，制定为固定制度，不许擅自夹带私货和客商等人。还应把船只总数汇总，分定班次；如果轮到前一班的船，就拨用后一班的船，并让编入的军夫一半帮助驾船。沿河也酌情规定每条船配备若干纤夫，除此之外不许额外多索。轮到后一班船时也照此办理。”于是命有关官员会同议定施行。天顺年间，礼部左侍郎邹干等上奏：“永乐年间，翰林院翻译、书写番字，都是在国子监选取监生来学习使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的子弟，投靠教师，私自学习，滥求进用。况且番字文书多涉及边疆事务，教习既然泛滥，难免泄露夷情。请下令翰林院，今后各馆有缺额时，仍依照永乐年间的旧例，选取年幼俊秀的监生送到各馆学习。教师不得擅自留下各家子弟私下学习，也不得徇私举荐保举。”英宗下令，以后胆敢私自教习、泄露夷情的，都处以重罪，不予宽赦。浙江的试场原来与杭州府学相连。天顺年间，因为浙江巡按及三司官员说士子赴考时多次有人作弊，请求把试场改设在城东废弃仓场的空地上，于是建立了现在的试场。

译天顺年间，英宗给天下宗室诸王写信说：“先在正统十三年，因为内外官员等被派往王府，很多人不遵守礼法，索求财物，以致王府筹办供给困难，严重损害了亲爱亲属的道义，已经下令有关部门通行各处三司、巡按御史等官，允许他们察访，具奏后拘捕审问，按重罪治处；并且写信通知各处王府，使这些人不敢触犯。近年以来，被派去的官员把这看作平常之事，几乎没有一点顾忌。比如修武伯沈煜、给事中王俨被派往沈王府主持册封礼，接受王府银两数以百计，其他表里、财物等项也很多。何况王府财物有限，哪里经得起这样的费用？沈煜等人已经依法处置。今后凡是派遣内外人员到王府，除饮食宴馔之外，一丝一毫的财物都不许给他们。如果有无知之徒不顾廉耻，索求财物，事情败露后仍照正统年间的事例办理，正犯处死，全家发往边远地区充军。这样或许能使人知道守法，也不至于使亲族劳费。” 天顺年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说：“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用割裂经文、牵强拼接的办法，举人写文章也很少纯正充实、典雅合体。近来浙江乡试考《春秋》，割取十六段文字配成一道题，头绪太多；至于刊刻的范文，却过于简略，既不纯正也不充实。况且《春秋》是经书，措辞和记事相互配合，变例无穷。考官出题往往舍弃经文而任意依据传文，甚至掺入自己的意思。名义上虽说是拼合题目，实际上却是在猜谜，于是使一向具有实学的人一时认题与考官的意思不合，便被排斥。请下令今后考官出题、举子作文，都只遵守明白的经文；有不改悔的人，就治罪。”英宗认为他说得对，命礼部议定施行。英宗住在南内时，喜欢那里幽静，复位以后，仍多次到那里游幸。于是增建宫殿，正殿名为“龙德”，左右两殿名为“崇仁”“广智”，南门名为“丹凤”，东门名为“苍龙”。正殿后面凿石建桥，桥的南北两端以牌楼作标志，分别名为“飞虹”“戴鳌”；左右有亭，名为“天光”“云影”。后面叠石造山，名为“秀岩”，山顶正中建圆殿，名为“乾运”；东西有亭，名为“凌云”“御风”。后殿名为“永明”，门名为“佳丽”。再往后建一座圆殿，引水环绕，名为“环碧”，其门名为“静芳”“瑞光”。另有馆，名为“嘉乐”“昭融”。有一座阁横跨河上，名为“澄辉”。这些建筑都极其华丽。到这时全部建成，后来又把四方进贡的奇花异木杂植其中。每到春暖花开时，便命中贵陪同内阁儒臣在此赏花宴饮。天顺年间，鸿胪寺说：“旧制度规定，天下朝觐官员到京后，方面官按照品级排列在京官之后，那么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就应当排在布政使之后了。然而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需要面奏应答，班列相隔太远，行走趋进不方便，因此以前方面官的排列常常前后交错而不统一。今后请把方面官依次降一班排列在京官之后。朝廷的次序有了固定规定，班列也不再错杂，既合乎礼制，也便于办事，两方面都没有妨碍。”英宗听从了，定为法令。英宗复位后，更加严格重视祭祀事务。天顺四年，举行南郊大祀，学士吕原、侍郎蒯祥等十九人仍沿用旧例，到了西天小门没有下轿下马，被校尉暗中察看。礼科弹劾他们，英宗命暂且宽容。仍命礼部张榜禁约，今后凡经过西天小门，都必须下轿下马。天顺四年四月，下令各宗室中凡是没有儿子的，才允许请求续娶继室；儿子长到八岁，才允许请求赐名；女儿长到十五岁，才允许请求册封。把这些定为成例。天顺四年，举人万经会试未中，奏告同考官、修撰刘宣因为与他同县，便压制他使他落榜。英宗命礼部和内阁考问万经，他的文章多有疏漏谬误。于是命令把他戴枷示众于礼部之前一个月，罢黜为平民。敌酋阿台朵儿只伯多次成为四边的祸患，英宗特意派兵部尚书王骥前往巡视边境。王骥到达庄浪后，斩杀贻误军机的都指挥安敬以示众，军威大振，敌人听说后逃走了。天顺年间，太监阮忍上奏：“苏杭等处织造供皇上使用的段匹七千已经完成，请求像旧例那样派遣内使督促织造。”英宗认为苏杭等地技艺高超的工匠不多，丝料有限，百姓又困苦，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天顺年间，成山伯王琮、工科给事中郑瑞前往楚王府主持册封，沿途接受军卫和有司供应的米肉，又接受崇阳王府的羊和酒，被科道官弹劾并逮捕入狱。王琮罚俸一年，郑瑞罢官为民。西苑原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莱山，山顶有广寒殿，是金朝所建。西南有小山，也在山上建殿，规制尤其精巧，是元朝所建。英宗下令就在太液池东西两侧建三座行殿：池东向西的一座，名为“凝和”；池西向东、正对蓬莱山的一座，名为“迎翠”；池西南的一座，用草修缮，并以白土涂饰，名为“太素”。各殿的门都以殿名命名。有六座亭，名为“飞香”“拥翠”“澄波”“岁寒”“会景”“映晖”。有一轩，名为“远趣”；有一馆，名为“保和”。英宗有时到这里游幸，召文武大臣游览赏玩。天顺四年冬，英宗在西苑检阅射箭。命内阁学士李贤、彭时、吕原，尚书王翱、马昂随同观看。当时五军、三千、神机三营，从总兵以下，坐营把总和主管操练的官员也有一千数百人，全部召入西苑，与御马监的勇士头目一起骑马试箭，检阅他们的优劣并评定等级。检阅完毕，英宗对李贤等说：“治理国家没有比武备更重要的，练武又没有比骑射更先要的。作为将领，必须都精通骑射，然后才可以训练士卒；否则众人便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今天检阅，精熟的人很多，不及格的人少，暂且保留他们，以激励将来。如果再次考核仍无进步，就要加重罢黜和处罚。”李贤等叩头说：“陛下能留意到这些，国家真是大幸。”

译天顺四年闰十一月十五日，发生月食，月食四分有余，钦天监在推算上出了差错。英宗召见内阁大臣李贤等，说：“月食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大概是因为钦天监推算失误，没有预先奏报，所以来不及举行救护仪式。汤序以礼部侍郎掌管监事，在这件事上没有尽心，失职已经很多了。我听说汤序凡是遇到灾异，多加隐瞒而不说；见到天文有变化，必定曲意解释，或者把不祥的字句删改后进呈。遇到吉兆，却详细记录进呈。他怀有奸心、不忠如此。况且上天降下警戒，其中必有深意，朝廷正想听到灾异来加强修省，而汤序却隐瞒不说，这样的罪过可以容忍吗？”李贤说：“自古圣帝明王都把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作为首要事务。仰观圣意，实在与古代圣人相同，不是后世那些忌讳谈论灾祸的人可比。汤序不明白大体，不能胜任职务，确实应当治罪。”于是逮捕汤序以及监正谷滨、监副倪忠、春官正郭贵等人下狱。汤序降为太常寺少卿，谷滨、倪忠等人分别罚治。天顺五年夏，英宗召见内阁大臣李贤，说：“我自从复位以来，每天五更初便起身，拜天完毕，阅看奏牍，处理完毕后才到太庙行礼，然后临朝听政；退朝后到母后那里，再回宫继续阅看奏牍，完了才进膳。饮食只按本分，从未挑拣；衣服也一切从便，即使穿布衣，难道别人就会认为我不是天子吗？”李贤说：“这样节俭，更能显示盛德。上面节俭，下面的百姓自然就会富足。”英宗说：“《四书》《尚书》，我曾经全部读过，像《二典》《三谟》，真是格言。帝王修身、齐家、敬天、勤民、用人等为政之道，全都在其中了。”李贤说：“确实如此。希望陛下亲自体会并实行，国家就大幸了。”英宗说：“我在宫中，即使极热也不摇扇子，即使严寒也不靠近火。”李贤说：“陛下天生圣明，禀赋坚厚，身体具备中和之气，所以能够这样。我听说宋仁宗也是如此。”英宗说：“我听说景泰帝不与大臣接谈。”李贤说：“自古明君，没有一天不与大臣讨论治理天下的道理，所以天下常常安定。前代儒者说，接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对君主的德行也有好处。” 英宗说：“对。” 英宗曾召见内阁大臣李贤，说：“如今府库中钱粮收入少、支出多，而且军官俸钱一季就要支用银十三万。”李贤说：“自古以来国家最怕冗员冗食。如今在京城，一个卫的官员有二三千人的，可以让兵部把年老、年幼、残疾的官员逐步调到外卫，再用军士补足他们的空缺，这样或许可以节省冗费。”英宗说：“这时候恐怕难以实行。”李贤说：“应当安静地逐步实行，使他们自己没有察觉。安于故土、看重迁徙，是人之常情；如果突然实行，必定纷纷扰乱，只会使他们怨恨朝廷，最终也不能实行。”英宗说：“对。” 天顺年间，各地告发、互相攻讦以及访察事实时，往往派锦衣卫官校登记抄查被告的家产。阁臣李贤说其中有许多冤枉，英宗于是敕令司法部门：“案情严重的，奏请处理；其余全部发交巡按御史和有关部门审问办理。不许冤枉人，违犯者处以重罪，不予宽赦。” 天顺五年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十五日，发生月食。天顺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是万寿圣节，这一天又正逢冬至节。礼部说，两个节日都应由在朝文武群臣举行庆贺礼。但致贺词各不相同，而且万寿节不传制，冬至节要传制。如今请统一致词说：“今逢律应黄钟、太阳运行到达最长的一天，恭敬祝愿皇帝陛下万寿圣节，顺应乾道而承受福佑，奉承上天而永远昌盛。臣某等诚心欢喜，恭敬祝愿陛下万万岁高寿。”然后只用冬至节的制辞，传达答复群臣。又因为各王府及各地在外的文武衙门，两个节日各有庆贺表，如果前后分别宣读，难免重复，请统一宣读表题，又统一宣读表文，表题说：“欣喜地迎逢冬至，恭敬地遇上圣诞。”各地在外的文武衙门，到冬至这天举行告天祝寿礼，宜用祝词说：“今天是冬至，恭敬地遇上圣诞，圣上的寿命更加增长。”英宗听从了。天顺年间，都御史李宾说：“各地的预备仓大多空虚，突然遇到饥荒，拿什么来赈济？应当命有司拿出官库物资买入粮食。并且要多方筹措，杂犯死罪以下的罪犯都缴纳米粮来赎罪，每季度把数目报送上司，由上司不时盘查验核，年终汇总奏报，以便凭此考核。” 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陈翌上奏：“官军缺少马匹，无法征调操练，请张榜告谕天下，尚未度牒的僧道，允许有人捐献一匹马来帮助边防，便发给度牒。”兵部交付讨论后认为，僧道十年一度已有成命，陈翌不明白事体，妄自提出会造成弊端，难以准许他的请求。英宗听从了兵部的意见，下敕责备陈翌。天顺六年初冬，在太庙举行时享祭祀，正值皇太后丧期尚未满二十七日。于是根据阁臣的意见，下令等服丧期过后再行礼，后来便选择初六日举行。天顺年间，光禄寺因为供给使用的龙凤花素瓷器一万多件都已损坏破旧，请求下令工部移文有关部门重新烧造。英宗认为这会劳民，于是停止了此事。天顺年间，皇太后丧礼进香时，有人用其他木料伪造降真香出售，锦衣卫捕获后上报，英宗命令各自追缴真正的降真香二十炷，缴清之日再治罪。天顺年间，阁臣说：“南京马快船装载官物时，一条船可以装下的东西却分作十条船，还搭载客商等人的私货，全都要民夫拖运，动辄需要二三百人；又阻滞粮船，实在很不方便。请命南京守备官，今后凡有物品进京，一条船只装十五扛，其余一切供用的官物，都装满整船。不许像从前那样多拨船只，劳烦百姓拖运。”英宗听从了他的意见，下令南京内外守备官照此办理。天顺年间，礼部郎中俞钦的父亲俞廷献上奏：“臣是田野间的农民，先因儿子显贵，承蒙推恩，封为主事。如今儿子晋升为郎中，臣又按例可以加封。即使粉身碎骨，哪里能够报答补偿？我私下想到臣父俞用祯，年近九十，气息奄奄，早晨还不知道能否活到晚上，没有机会沾受恩典。臣自己却屡次蒙受恩典，心里怎敢安然？伏请皇上施加仁孝的广大恩德，怜悯乌鸟反哺的私情，免于加封臣本人，改为加封臣父，使他能够活着享有冠带之荣。臣父子子孙感激不尽。”奏疏传入后，英宗对吏部大臣说：“这是人子最真挚的感情，赐给他冠带；以后不要作为成例。”

译天顺七年举行春祀。英宗对阁臣李贤说：“大祀的日期到了，我的脚疾还没有痊愈。本想亲自行礼，只是起拜困难。让人搀扶着行礼可以吗？”李贤说：“陛下抱病勉力行礼，足以显示敬天之心真诚，即使有人搀扶也没有妨碍。”于是英宗听从了。天顺七年春天，空中传来声响。英宗想举行祈禳仪式，便询问阁臣李贤。李贤奏道：“臣查考典籍，没有形体却能发出声音的东西，称作鼓。君主昏暴而不体恤百姓，天下怨恨反叛，就会出现这种异象。请实行宽待、抚恤百姓的典制，以消除这场变异。”英宗高兴地说：“这番话正合朕意。” 天顺年间，侍读学士钱溥、给事中王豫出使安南。安南国王分别赠送他们金银和镶嵌的带子，钱溥等坚决推辞不接受。国王命陪臣把礼物送到京城，钱溥等仍不敢接受。英宗说：“既然已经送来了，就让钱溥等接受吧。” 天顺末年，楚府岳阳恭僖王去世，没有子嗣。他的弟弟镇国将军季墀的嫡长子、辅国将军均鍠，请求承袭王爵，以奉祀恭僖王。礼部说：“考察近来的制度，只有亲王没有子嗣时，才有由郡王进封的；郡王没有子嗣时，才有由镇国将军进封的，没有由辅国将军进封郡王的先例。”这件事于是停止了。●卷十四 按照礼制，君主去世后三年不举行祭祀，只祭祀天地和社稷。越过丧服的界限而举行这些事务，是不敢因卑下的丧事而废弃尊贵的公祀，也是不敢因自己的丧事而废弃国家的祭祀。天顺八年正月，英宗去世，宪宗刚即位，礼臣引用这条礼制说：“春季二月祭祀大社、大稷，请皇上按照礼制举行；释奠先师，仍派官员照旧办理，只免去传制。”诏令说：“可以。” 仕途的升降沉浮以及快慢，自有一定的命数，不是可以凭借他人而侥幸得到的。典玺丞王纶在东宫侍奉宪宗，很受宠幸，希望得到日后好处的人便纷纷同他交往。侍读学士钱溥曾在内书馆教过王纶，当时尚宝丞朱奎以幼童身份陪读，也在馆中，二人与王纶很亲近。英宗病重后，钱溥料想王纶一定会掌管机务，便秘密派朱奎去联络王纶；王纶立即带着朱奎到钱溥家中，痛饮一番，极尽欢娱后才离去。英宗去世后，钱溥预先有了入阁的喜事，王纶也因为认为自己将要掌权而十分骄横放纵。后来钱溥被司礼监太监牛玉诬陷，逮捕下狱，发配南京。所有与王纶交往的人也都获罪，钱溥被贬为顺德知县，朱奎被贬为盐课提举。这件事可以作为士大夫妄自交结的警戒。锦衣卫指挥门达机警而有才干，但倚仗才干操弄权势，依恃宠信而逞威。掌管卫事后，他便建议派遣校尉分头出行侦缉访察，搜求隐秘之事，索取财物贿赂。从此，欺诈冒充之人接连出现在道路上，朝廷内外的官僚都战战兢兢地站立，天下骚动不安。大学士李贤、指挥袁彬也几乎被他中伤。天顺七年十二月，锦衣卫的大门忽然被狂风摧毁，众人欢喜传说道：“锦衣卫的门倒了！”仅仅过了两个月，宪宗即位，门达被科道官弹劾，判处斩刑，诏令改为戍守广西南丹卫，后来死在那里。人们认为这是事先的征兆。高皇帝严格防范宫闱之事，《祖训》中明确记载了禁止到寺观烧香、降香、禳告的规定，违犯者以及领送这些人的人都处死。宪宗初年，有番僧入宫诵经，又有左右近臣把银两财物传送给寺观。大学士李贤等以此进言。皇帝下旨说：“你们说得对，《祖训》明明在这里，怎么敢不敬谨遵守！” 起初，巡关御史有两名。成化初年，御史张璿巡察居庸关至龙泉一带，祝祥巡察山海关至古北口一带。英宗在天顺八年正月去世，梓宫还停放在殡宫。四月初一日要祭享太庙，按理应奏请举行祭祀；礼部请求皇上穿黄袍、戴翼善冠，登殿。鸣钟、击鼓、鸣鞭，陈设乐队但不奏乐；百官穿浅淡颜色的衣服入朝参拜。皇帝听从了。匿名张贴帖子，旧时本来就有明令禁止。但那些不得志而又不便于实现私利的人，往往把他人的姓名写在帖子上，张贴于内府以及京城内外，公然加以伤害。宪宗初年，他下令都察院禁止这种行为，允许告发者自首；对张贴和缉拿匿名帖的人都处死，告发者和缉拿者则按照捕获强盗的条例提升和赏赐。成化初年，御史吕洪上疏建议：“镇守、总兵等官一经派遣，便动辄奏请增加在京军官，并带上自己的家人，领取行军粮饷，却在军营中安坐。遇到征战，反而抢夺军士的功劳和首级，冒报功劳以求升迁赏赐。请下令禁止并革除这种弊端。”后来编修丘濬也说：“总兵带去的旗牌以及报效等类人员，在军营中巡哨时就欺凌将士，经过州县时就劫持、控制官吏，面对箭矢和石块时躲在后面，报功次时却争着抢先。这样往往导致将领之间不和，军士离心，可以一概革除，不再使用。即使万不得已，也必须编成队伍，与随征官军按照同一制度派遣。”这种弊端不只是当时如此，在如今更为严重，所以把这两位的言论随手记在这里。前朝对于被贬官员，常常不按通常次序破格提升。例如宪宗初年，升任江浦知县的彭烈为河南府知府，升任嘉定知县的龙晋为徽州府知府，升任束鹿知县的盛颙为邵武府知府，升任博罗知县的邵铜为温州府知府，升任衡山知县的郑冕为衡州府知府，升任襄阳知县的李人仪为荆州府知府。这些人都是因为御史进言而被贬降的。宪宗初年，太监陶荣请求赐给寺院匾额，皇帝敕令礼部说：“京城内外的寺院已经很多，而有权势的人家往往不断增修。有的强行夺取百姓住宅，诡称有古代匾额，假借禳灾之名，实际上却因此制造灾祸。今后不许擅自增修装饰，动辄请求赐给寺额。”没过多久，礼部尚书姚夔因皇太后的诞日举行斋醮，召集百官到坛场焚香，被礼科都给事中张宁等弹劾。他们说：“臣下对于君主，希望他得到福祉，就应当劝他修养德行、行善；希望他长寿，就应当劝他摒弃安逸和欲望。如今不能尽到应尽的职责，却只拿几瓣香、几尺纸，写上姓名，列在木偶前面，带头下拜，天天替朝廷祈福祝寿，实在会被后世耻笑。从前英宗复位时，恰好患有足疾，当时一两位大臣不了解古人祈祷的意义，也曾举行这种仪式，并不是用来扶持名教、完善国家政体的。”皇帝下旨说：“所说有道理，今后举行斋醮，不许百官行香。”